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第一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GDP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

总规模的38％左右。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党的宣传工作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上级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层，只要没有配以足额的经费，都会意味着加重农民负担。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的8亿消费人口的消费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经济量，产生不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无法维持庞大的、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

我们以往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学者坐在书斋里去想象出一个要加强什么，但客观现实却是，如果没有同时安排资金，恐怕都会导致这种上层建筑和农村现实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所以，“三农”问题本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最后以上层建筑过度的反作用到经济基础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另外一方面乡村正规组织缺乏开支。而自上而下的号召，基层贯彻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儿就认为是基层不好，甚至说一些乡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要相信他们。其实基层乡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自上而下下达的指示。

老百姓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能不能缝得上乡村社会的复杂问题？取决于乡村正规组织的针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条线下达的任务，如果它的财政资源不够，就意味着针眼不够大，线就穿不进去。

我前两天刚从河北一个农村回来，村里的干部说，我们花了20多万块钱，按照上级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设。部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两侧搞花坛、搞绿化。上级要来检查。这个村刚把两侧的水泥花坛砌起来，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铸铁栏杆围上，刚修到这儿，就连种花种草的钱都没有了。可见，上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变成了成本，把这个村一年的开支几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办呢？上级领导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样。有这么多的“要”，都给钱吗？不给。

请注意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们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已经没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生产过剩。随之，就是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当60-70％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连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改制也不会有正效应。

这就是今天很多宣传部门的同志绕不开的理论误区，但这是现实。

无论上级怎么强调要扩大内需，占人口60-70％的农村地区如此低的消费水平，怎么能够扩大内需呢？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但是这13亿人都是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购买群体吗？当然不是。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能

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到2004年，连续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进出口，靠外需拉动增长，或者叫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40，2004年超过70％。听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要靠

外需拉动经济吗？但国内市场开拓极其困难，企业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正效应都难以产生。

有人说股市低靡。当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开拓市场，下属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股价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内需不足就连带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长期低靡，熊气弥漫。并且，社会投资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费无法扩大，内需无法拉动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低靡，接着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体上的资本过剩。接近20万亿的社会存款，至少有6万亿贷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财政资金都发不出去。往哪儿发？什么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

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做媒体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农民上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过去强调农民负担重，改变为现在强调有限的资源被抢夺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种难以正常运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和怪圈。中国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双重过剩压力之下的恶性循环。以往加强国有经济、加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的偏差，使我们现在正在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我个人高度评价党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高度认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统筹，以及随后于2004年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期2004年2月8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随后，到2005年初，在第二个新世纪的一号文件发出的同时，中央强调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战略，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正在出现重大转变的趋势。

因此，“三农”问题被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简单的。不是因为是农村出了点上访告状，发生大量群体性事件，农民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这些。“三农”问题应该是国家发生重大战略转变的诱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因为农村的上层建筑违背常识地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因为农业GDP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因为农村购买力低下，无法拉动内需；因此整个经济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从长期看，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3月份接受“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政策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说不懂“三农”。他说得对，不懂“三农”，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看来，这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不是农业部的问题，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农村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大家应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说只要为农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需要总体上把中央所说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到每个单位和每个人的行动中间去，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同时带动国民经济转型，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农”问题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是战略问题。

据说，我们是所谓“单一制国家”，那么，中央号令全面小康，号令科学发展观，号令构建和谐社会，党报舆论是跟上了，高级干部的说法也都转了，但行动呢？似乎与“单一制国家”的体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随即搞宏观调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认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上并没有转变。同理，近年来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门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真正跟上中央了呢？事实上出现了“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

众所周知，现在有许多部门的财政资金投放的重点不在农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资，变成了各个高校的大楼，能改变为往农村投吗？农村的义务教育得到多少呢？区区7％。那么，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不是政府的义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奇谈。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义务教育变成农民的义务。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再比如医院，大医院一个个地大量引进现代化的设备，大量地盖楼，财政资金都集中在城里；县以下的医院呢？中西部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普遍破产了。教育如此，医疗如此，其它部门难道不是如此吗？有哪个乡镇的文化站还没私有化？什么是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不要以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了，文化支农的工作就完成了。关键是电台和电视台要策划、制作出真正让农民欢迎、让农村社会能够趋向和谐的节目来。

“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广大的弱势群体或农民的需求。

我近来不断提出，在农村，现在是最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这个权利在20世纪后50年也不断地被任何一代领导人所保障。因此，如果农村作为传统农业社会，阶级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条件，而农民又会有很多自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不使它变为过激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这些都没在城里人的视野之内。农民喜闻乐见的，自己产生的组织是有协调作用的。如老年人协会，不仅使老有所养；老爷们跟媳妇斗气，发生矛盾了，老年人协会过来说和说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诉诸法律。如果拿这种超前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去覆盖传统的落后的经济基础，那不是制造矛盾吗？

在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实际，却往往不能见诸于报端和镜头；城里人讨论的好多问题却似乎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忘记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们作为城里人，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时候，特别需要先从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调整过来。如果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第二篇：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有待制度创新（定稿）

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有待制度创新

占我国人口64的农村人口生活于400多万个自然村中，约分散为2亿多小农户。其中，3/4以上是小农户，是“兼业经营”，这个比重自大包干以来的25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要从根本上缓解三农问题，只有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农经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这样认为：

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

记者：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却较为迟缓，何以如此？

温：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最基本的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欠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这种官方金融从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退出”，又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如何体现？

记者：如何促使资金流向农村呢？

温：许多专家都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没有破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为“三农”服务。我们应该按照一号文件要求，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为农村服务。现在各地及相关部门都在摸索尝试，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中国农业大学等在搞小额信贷。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是总的原则，只要有利于缓解三农问题，就都可以搞。应该把各地的经验汇总起来，集思广益，然后在法律、制度的层面加以解决。

构建适合小农经济的管理制度

记者：这些年来，为什么“三农”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呢？

温：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这些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现在，很多政策、法规出自部门。这些政策、法规都代表了部门的利益，由此造成远比过去严重的条块分割。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比如，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属的单位垄断的时候，农民能在农业生产中产生利润吗？再比如，中央禁止乱占耕地，但是，各地的圈地运动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变本加厉。中央决定今年财政支农300个亿，结果，各地的生产资料纷纷涨价，几乎把中央给农民的好处吞没了。

记者：为了缓解“三农”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从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

温：我认为，要把降低制度成本作为政策出发点。为降低行政管理上的制度成本，可以考虑“增省、撤地、强县、弱乡”。四年前，我就提出这样的设想。增省和撤地现在已经有人继续讨论了，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仍然缺乏讨论。现在交通方便了，如果把县切小，然后加强县级政府建设，同时弱乡，把乡变成乡公所，七站八所取消，村直接对县。一个县也就管几百个村，大县也就管一千左右的村。中间环节减少了，必然会减少治理成本。

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的合作制度

记者：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应该投给谁，怎么才能投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温：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两国和我国台湾的模式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些领域，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让农村劳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第三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主讲人简介：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如果关注自己脚下的热土，应该知道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现代不只是强调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为什么90年代简化为农业问题时出现那么多的矛盾？

解构现代化

在农村基层，越是现代化，越是现代法制，农民负担就越重。为什么80年代农村发展得还不错，90年代却不行了呢？因为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规定太多，没法执行了。中国小农经济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而搬来一个现代的上层建筑，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反过来？一般而言，违背规律要受惩罚，而惩罚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负责，变成由基层群众承受。大家习惯说基层乡村干部是土豪劣绅，但打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根本问题在哪里？小农经济是养不起现代化的上层建筑的。

“农民那儿是有真理的”

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与熊德明（温家宝帮忙讨回工资的重庆农妇）聊天时，温铁军问到她为什么不去找法院、劳动局等有关机构，她说“要不得”；回答“那怎么办？”时，她朴实地讲“多养两口猪”。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农民那儿，其实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我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重视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当的。很多学者说，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每当这时，温铁军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中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而现代理论基本来源于另一个文明系列，中国还不能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还缺乏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代西方可能很先进，但也不应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冲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新乡村建设

“我这个80年代开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纪说改不起了，我改良了。”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我们这一代犯了太多错误，太多浪漫主义，80年代犯了太多经济浪漫主义错误，法学家不要再犯法学浪漫主义错误了！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这个另类的知识分子，已经做好了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准备。

第四篇：温铁军北大演讲

温铁军北大演讲：另列改良学者的“梦”

12月10日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教授在北大理科楼作了题为“新农村建设”的演讲，距演讲开始还有半小时，报告厅内已座无虚席。此次演讲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和北大乡土中国学会共同主办，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卓越论坛”的第一讲。

因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温铁军被人称为“温三农”。温铁军教授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在对农村大量的实地调查中建立了对“三农”问题的独特见解。温铁军教授现为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曾被评选为CCTV 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讲座一开始，温铁军教授就强调，多年来自己一直靠调查研究来提出感性认识，可能穷一生精力也无法建立理论框架，他希望能通过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青年人在此领域的发展铺路。他还强调，此行北大是来向北大学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他无法对所有问题提出完美的答案。

温铁军教授首先发问：为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而九十年代以来“三农”成为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温教授从农业三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典型的黄金增长期，由于农业三要素在农村内部转化为工业资产并用于农村的工业建设，连续4－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人口，农民手中可支配的现金流增加拉动了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农业三要素大量流出农村，造成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近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没有落入农民的口袋里。温教授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微观问题，而是宏观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业之外的问题。

温教授再问：如何才能找到“真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存在着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拘泥于现有的话语框架是无法发现“真问题”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才能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都是制度惹得祸”的观点，温教授认为这是推却个人责任的看法，事实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祸”。他以发展现代农业中的美国模式为例，认为美国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适宜中国的改革。美国约有17万个农场，每个农场都百顷以上，机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国政府依然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而对中国2亿4千万农户进行财政补贴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农业关税壁垒，而美国却坚持农业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他还以北朝鲜和巴西的农业发展为例，说明了不符合国情的过早的农业现代化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两问之后，温教授开始进入主题——新农村建设。他从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谈起，认为这是对以往政策失误的一种调整。针对“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得消灭农民”的观点，温教授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已经居世界首位，在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无法支撑过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水资源稀缺，现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达到40％即为超采）来满足城市水供给，北京的城市人口严重过载，20年之后北京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对宏观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建设“新农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验，通过增强农民的现金支付能力来拉动内需。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推动有规模的中心村发展为城镇，城镇的发展也能改善农民问题。

接着，温教授从财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建设新农村的条件。他从户籍制度谈起，认为“三农”问题“并非都是户口惹得祸”。温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国税收占GDP的份额逐年减少，财政收入低造成了没有条件进行公共投入。而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税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这时国家初步具备了支农的能力。从我国金融状况来看，8万亿元的银行存差和8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证明我国金融资本相对充裕。

但建设新农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以2003年为例，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就在这一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爆发，3千万亩的土地被吃掉；就在这一年，审计出了14.6万件违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国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万余家。建设新农村是一种改革，而改革意味着对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但在过去20年资源转化为资本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很难调整的。不是农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无意愿，但改革意味着艰难的过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剥掉了脏水也倒了孩子，现有的2亿多农户过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过高。此外，温教授还提醒对于农村选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前选举问题”（比如，农民选举之前的积怨借选举爆发）和“后选举问题”（如，农村的财政混乱并非完全是道德问题，由现代的上层建筑带给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村支部的压力不可小视）也应引起重视，不要“泛政治化处理”。

最后，温教授介绍了为建设新农村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些是他作为“另类改良学者的梦”，有些正在实现，有些冀望与将来。温教授在帮助农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内部诚信和民主机制上的农民经济组织，谈到建设合作社的经验他说，一是文化建设收效最高，二是联合购买，风险最小，三是要实现资金互助。温教授在推动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等，他强调社会组织的发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农民回归群体。而且，在对农民全面免税之后，乡镇政府组织将弱化，这时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很容易趁虚而入，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建立能够安定农村社会。温教授在致力于生态农业的建设：推广无农药化肥的有机农业；建造建材可回收的农宅、生态厕所、办公室等；建立养殖、沼气、厕所、渔业、果蔬一体的生态循环系统，构建农村生态建设模型。温教授希望建立城乡的良性互动，这是他还未实现的“梦”。他的基本设计是，在城市建设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入社条件：承诺善待农民，不随意压价；禁止不文明消费，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蛮消费；交纳1000元成为会员（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入会费是100元）。农民合作社可以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价格，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建立起和谐良性的互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温教授深情的说“我的很多梦正在实现，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梦想。”

之后，温教授回答了学生的提问，演讲持续到晚9点20。活动结束之后，许多学生围住温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温教授晚10点离开北大。

第五篇：温铁军著作总结

中国的问题：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

基本命题：1.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

2.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

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五个阶段论根本不适合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独具的亚细亚形态，应进行独立的分析。

一元论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当避免一元论思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时必产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层基础承担。

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导致此后改革的路径依赖。

认识：

1.土地不能简单私有化

极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续减少的耕地，在目前没有能力对9亿农民进行社保的情况下，充当了基本社会保障功能，不能简单私有化靠提高规模来参加国际竞争。

2.中美农业就没有可比性

耕地面积、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农业人口、农业补贴、市场化程度

3.对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包含: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历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国家补贴、城镇化中的企业发展

4.对于全盘西方化的批判

乡镇企业的分散对抗西经（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集中规模效应；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对抗西经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产权明析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乡不同金融结构对抗西经统一金融结构；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权确立后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反例印度、巴西）对抗西经多党轮流执政（现状下的制度成本、大国的混乱）；平均地权（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借鉴）对抗西经中的土地规模经营即适度集中；不能走欧美对外扩张之路，只能走内部完善的道路；现代制度交易费用过高，寻找更好的制度构建对抗西经中的现代欧美完美社会制度。

5.对国际形势的把握

进入国际金融资本扩张阶段；军事扩张成为局部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1.放开仍然有赢利空间被利益集团垄断的各个领域，允许农民进入，包括农村金融、保险、销售、储蓄、生产资料供应等。

2.免除农业税

3.对乡级政府进行改革，乡政府变为乡公所

4.支农资金作为股权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去。

5.国家垄断土地收益定向用于无地农民的保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