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营反思
双汇连锁发展的深刻反思
贺圣华 原创
放眼当今国内肉食品的市场格局，可谓狼烟四起，群雄分争。2005年是商业公司重大变革的一年！商业公司注定要必须走完从否定到认可的轮回，实现从机遇决策向战略管理的转变。面对即将到来的2006年，双汇商业的道路如何曲折向前发展。在此，特再次谈一点个人的观点，不成一家之言。望有之士识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一、组织架构
国外的大企业同样存在体制问题，把问题简单归咎于国有体制无助于问题解决。商业公司需要反思组织结构设计存在缺陷。都无法回避双汇主力产品销售环节与生产环节存在根本性的商业利益冲突。商业公司的确像一只背着金子的海鸟，决定能否飞跃海洋的是飞翔能力，金子恰恰是不能飞跃的原因。
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千禧鹤、汇通、金锣等生鲜竞品不断开发客户，争夺市场。兄弟公司对商业公司支持力度弱，如工厂生鲜产品价格调整频繁，商业公司不能获得更多的促销机会或更优惠的供价；分公司不能及时保证为商业公司提供畅销高低温产品和新品，消费者在非双汇超市却买到双汇畅销新品，供于商业公司的高低温产品价格高于经销商批发价。等情况。
二、通路成本
通路共享降低成本。当前，商业公司通路成本很高。
雨润、金锣在通路建设方面的成败经验足以给商业公司明确，分公司管理的地级分销商体系要优于省级代理体系。商业公司在全国代理和多家省级公司方面的努力并不十分理想。在消费者和经销商越来越成熟的消费理念下，服务好坏成为消费者考虑是否购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行业内部来看，对特约店、挂牌店、专柜等狠抓服务，加强培训和管理指导，不但可套牢老客户，还可借老客户之手引来新客户，那么借助本来就铺设不错的渠道和销售网络，定可以在服务上和渠道上与竞品火拼一场，赢得更多客户的芳心和赞赏。（目前大多数专柜和特约店处于向商业公司缴纳过各项开店费用后已不再管理过问）
另一方面，商业公司的反应速度太慢。前期的盲目扩张进行通路建设，现在经营门店同时不能联盟经销商渠道的通路模式。通路共享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并使商业公司与经销商形成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市场份额提高。
三、促销管理
现在一说起门店促销，就是降价、买赠等。在行业成熟期，企业最愿意采用的竞争手段就是价格战。不断搞特价、买赠；在经销商那里，不断搞折扣、折让。对价格的依赖性太大，其结果是销量大了，利润却少了，既损坏了品牌形象，也使企业丧失了后续发展力；更有甚者，利润损失了，销量却未有太大的提升。对于我们的主力生鲜产品，工厂出什么价格，我们就是什么价格，我们还价的余地少之又少。如果，你的产品实在没有可提升的空间，价格战是无法避免的。但要动点脑筋，不要老搞特价。因为价格本身就是品牌认同，如果你老降价，就意味着你品牌的认同在发生变化。这对品牌建设极其不利。我们一味地降价促销对提升销量和利润都是无益的，而明确终端商品的“原售价”，保持价格弹性对提升销量、保持利润非常重要。（1）控制价格时间，每次降价控制在15—30天，然后恢复原价。（2）避免对一个单品进行长期不间断降价的做法，为终端商品轮流提供特价机会，敏感商品终非一个。
（3）经常检查产品，及时淘汰那些在价格战中衰弱的、缺少价格弹性及竞争力的产品，换为竞争力强的新品，以保持品牌整体的价格弹性的较强的战斗力。
促销不仅要追求销量，也要追求利润。（1）既把促销作为提升销量的机会，又作为宣传与推广品牌的机会，注重促销间的宣传与造势。目前对部分门店观察宣传与造势做的均为不好。
（2）控制促销时间，不要太久。（3）合理安排每个单品的促销时间和促销频率，给每个单品都提供促销机会。不但给销量产品以促销机会，也要给利润产品以促销机会。现在门店的促销要么是五花，要么是加厚无颈前排，品种单一。（4）用多品组合促销对抗竞品的单品低价促销。可以把每期促销安排一个单品的做法，改为每期促销安排一个促销组合（2—3个单品），注意促销品不能相互冲突，兼顾消费习惯和需求，争取共用一个堆头。大家都知道，情人节时的玫瑰花特别贵，男士们咬着牙也得买几朵送给心爱的人。要是把买玫瑰花的钱直接送上，不挨骂才怪呢！钱与玫瑰花的区别在哪里？玫瑰花是动情之物，钱是动心之物。动情不在价高，要用钱让人动心，恐怕数额少不了。我们主力产品的品牌、安全放心，这些都属于让顾客动心的要素，但如何让顾客从我们的产品中找出“动情点”，这就要我们在促销时的商品组合上做大文章。如何做好商品的组合，顾客买排骨会做什么，买里脊肉会做什么，当地顾客的吃法如何？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产品和组合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要打动消费者，一定要有新思维。“动情点”就是在新营销现实下，满足消费者“生活需求”而非“生存需求”的新营销方向。
还有一些企业更聪明，坚持不降价，但提高附加利益来赢得消费者认同。做促销，不要老想着单打独斗，也要考虑如何借势造势。在不违背企业精神和品牌定位的前提下，任何力量都可以借用。销售人员总是被销售追者走的人。听朋友讲一个故事说：一天深夜，猫被门口传
来的敲门声吵醒了，开门一看是老鼠，猫气急败坏地喊道：“你找死啊！”老鼠战战兢兢地哀求道：“大哥，买箱火腿肠吧，任务重，压力大，我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的啊！”省级公司接到总部下发的销售目标后，一般会出现消极心态，如目标恐惧症，产生逆反心理，和主管部门做对；如产生浮躁心理，把目标当游戏，或是产生膨胀心理，凭激情做事，认为有耕必获。什么是月度销售目标？确实有好多的营运人员没有真正深入、系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包括部分主要管理人员，只是把月度销售目标简单地理解成数字游戏。月度销售目标是年度销售目标的组成部分，承载着实现年度整体营销目标的重要使命。月度销售目标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是递增的，如果片面的、静止的就当月说当月，只会被动的局面增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能说明的，必须有认真的分析、论证、有详细可行的操作方案，有四两拨千斤的月度营销策略，目标合理，策略才能正确。不经过“讨价还价”的月度销售目标，往往是没有经过反复论证也没有形成共识的目标。总部对市场和某些区域主观上过于看好，会导致区域月度销售目标过高而脱离市场实际。如果区域管理人员此时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欣然领命”地进行策略制定和工作行动，那么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完成销售胜算首先取决于目标的合理性，只有目标是合理的，策略才可能是正确的，行动的效果才会最大化。
制定目标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只看眼前不看长远，为目标而目标，制定目标而达成目标，都是为了公司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最终胜出，实现公司的生存价值和长远发展。要能够跳出目标看竞争，既要看竞争的现状，还要看竞争的态度。透过竞争确定制定目标销售的多少。有些工作在当月不会对销量有太大的贡献，但是两三个月后将成为销量的主要来源和保障。
五、商品采购
商品采购是商场主要业务活动之一。为了保证企业采购到适销对路的商品，必须认识了解采购过程，做好采购业务决策，加强对商品采购过程的监督，确保采购工作的圆满完成。我们的商品采购机构是正式的采购组织，专人负责商品采购工作，人员专职化。
门店的商品台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门店经营能力适时进行调整。调整中可依据商品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哪些种类的商品销售下降，如果较长时间内无销售记录，可逐渐筛选淘汰。如有些商品销售上升，可适当增加经营品种和采购数量。门店还应经常开展市场调研预测：分析市场需求变化趋势，了解新产品开发情况，根据门店经营条件，增加市场前景好的商品经营。在深入研究市场发展变化，总结自身经营状况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商品台帐，是门店改善经营的重要手段。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新产品不断出现，门店需要
增加新的供货者。选择新的供货者是商品采购的重要业务决策，要从以下方面做比较分析：
(1)货源的可靠程度。主要分析商品供应能力和供货商信誉。包括商品的花色、品种、规格、数量能否按我们便利店的要求按时保证供应，信誉好坏，合同履约率等。(2)商品质量和价格。主要是供货商品质量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特点，质量档次等级是否和我们双汇连锁店形象相符，进货价格是否合理，毛利率高低，预计销售价格消费者能否接受，销售量能达到什么水平，该商品初次购进有无优惠条件、优惠价格等。(3)送货时间。采用何种运输方式，送货时间是否符合门店销售要求，能否保证按时送货。(4)交易条件。供货商能否提供供货服务和质量保证服务，供货商是否同意售后付款结算，是否可以直供配货到门店和提供现场广告促销资料和费用，供货商是否利用本地传播媒介进行商品品牌广告宣传等。为了保证货源质量.超市商品采购必须建立供货商资料档案，并随时增补有关信息，以便通过信息资料的比较对比，确定选择供货商。
采购商品时，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能卖多少，只要感到可以销售，就可决定购进这种商品。如果顺利地实现销售，就会得到赞扬；相反出现偏差就只能怪罪于运气不好，客观上会让人感到商品采购是在碰运气。实际上，正确的观念和判断的尺度应该是预测的正确与否。因此，我们要考察的是采购人员的预测能力。否则每次都让公司负担相应的损失是不允许的，如果这笔账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又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额外的负担。现在的采购人员常常不能进行长期细致的工作，如果采购人员不能努力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就难以提高采购水平。采购不是赌博和猜测，正式的订货肯定要冒某种风险，但它必须有慎重科学的事先调查，大量的实验、分析和测算，并对其季节性、有效性、和真实性等进行确认。
另一个问题是对廉价的追求。一般来说优惠的价格被认定为重要的采购原则，在连锁店的经营上也是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商品政策的主体，将其作为重要的事项贯彻始终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实现更廉价的商品采购，正如以往提到“利益存在于商品资本之中”，谋求最优惠的采购才是正确的努力方向。可是，实际的廉价采购是需要创造能够进行廉价采购的条件。设想即使现在瞬间内对方同意降价给你，对方以后也会有理由若无其事地要求你负担相应的代价。杀价这种单方面的要求是商务谈判中最低级的策略。除了从卖方那里得到最初的谎价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连续高声地重复同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成技术呢？当然，也谈不上技能，只能是独善其行的幼稚行为而已。本来，主力畅销产品总是源源不断地销售，很容易销售一空。为了保持必要的数量，补充追加货物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可是，从事过一次采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难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这种情况随便打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采购技术本身就包含着追加补充的含义，它不是那种好像能销售就采购，适销对路
是靠运气的方式，而是事先知道能销售的商品，然后专门把它找出来，再集中起来必要的数量进行追补。采购货物缺乏很多的信息渠道是不行的，而且采购人员自身也必须是交际很广的。另外，采购人员必须在商品品质和价格构成上具有丰富的知识，这是做好采购的必要条件。因为采购是靠长期不断积累经验和自我启发，达到熟练程度后才能掌握的一种技术。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六、成本控制
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成本控制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备能力。我们商业公司同样不例外。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的成功就在于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山姆.沃尔顿的立业原则之一：“比竞争对手更节约开支。”这使其公司能长期把商品价格保持在最低水平线上。因此，企业既要追求多创利的目标，增加销售收入，又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节能降耗。当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市场销售收入相差不大时，成本的控制则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商业公司正处于困境时期，促使公司真正在降低成本上使出了看家本领。不仅意味着尽可能地节省企业内部经营的各项费用，还意味着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原因很简单，前两年扩大的产能已经形成，市场却出现了萎缩，更加激烈的竞争阶段已经来临。这时候，一般的降价促销、提升服务等措施都难挽颓势。而迅速从过去的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维持正常的现金流，正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
从门店员工的双班制度改为一班制度。从总部到省级公司到门店的不断裁减人员，合并工作岗位，以致于公司搬迁门店办公，公司人员门店化等压缩费用高招。以致于“不让马吃草，还要让马跑得快”成了下面员工的口头禅。其实，这些都是前功尽弃，杀鸡取卵的做法。同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给公司带来多少的利润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只要给公司带来亏损都是需要个人来弥补的。造成了现在门店人员紧张，实行单班制运做，员工上班时间过长，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加上上下班的准备和收尾工作就会达到十三四个小时，员工休息时间过短。盘亏皆由店内人员分摊；水电费、物耗费超出计划由店长分摊、人员过度压缩等不合理变相压缩费用形式，造成工作流程环节脱钩，人员流失。
七、门店管理
现在的部分双汇连锁店在高潮时段，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加上门口小喇叭的吆喝声，俨然就马路边上的农贸市场。店内人满为患，除去客观原因，门店管理也难逃其责。比如：商品摆放不合理，货架之间的间距太近，占用通道码放堆头等等，使本来就不十分宽敞的购物环境变得拥挤不堪。顾客少时，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赶上节假日、下班时的购物高峰时段，矛盾就会凸现。根本不考虑便利店的承受能力。店内货物摆放杂乱，生熟不分，烂叶子清理不及时，通道太窄，严重影响了顾客的购物欲。
但对于现在一些门店基础管理的诸多问题，从卫生、服务、形象、陈列、设备、鲜度管理、防火防盗等方面，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粗放的管理已严重影响了门店的全面提升。
1、卫生状况。各门店卫生工作都是按惯例或管理者的指令在进行。在卖场、办公室、仓库卫生方面一般做得较好，却常忽视了卖场死角、办公场所卫生。
2、服务。文明服务在各店都难以按所要求的标准施行。
3、形象。忽视POP管理，过期、破损POP随处可见；一张价格POP书写十多个单品价目，POP制作不规范，随意性太大（红纸、白纸或纸箱板等）。让顾客眼花缭乱，不知哪个价格该对应哪个商品；随意张帖书写不规范的广告、警示语；对堆头道具的装饰各出奇招，破损的广告画让人叹为观止；某些门店可见有货无签、有签无货、货签不对应等现象；某些门店吊画、形象POP、广告画等五颜六色在空中挂得热热闹闹而又杂乱不堪，忘记了卖场主要是靠商品说话，最主要是突出商品，过度的装饰反而转移了顾客注意力，也降低了卖场品味。一些门店未按总部要求在卖场提前营造节庆氛围。总之，大部分门店在卖场形象布置方面缺乏全局管理观念，随意性太强。
4、陈列。个别门店布局凌乱，一大片区域居然没一条笔直畅通的通道，各式陈列道具见缝插针摆放；卖场内乱堆乱放，俨然小仓库；一个堆头陈列多个单品的现象较多，看不出主推商品，也使陈列缺乏气势；各店都有陈列不丰满的现象，特别是对边角及下层陈列忽视。
为什么这些看似人人都能管、个个都会做的小事，在各门店的体现却是千差万别呢？我想，一是对门店店长对店长标准化手册不重视，依重的是管理人员的经验、能力和悟性，所以是千差万别而又漏洞百出。二是重业务，轻营运基础管理，认为这都是些看不到利润的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投入过多资金及精力。三是未做到简洁、统一，如卖场色彩、装饰的简洁，通道、价格POP等的统一，在某些方面是绝对不能给予个人过多发挥空间的。双汇不缺制度，缺的是执行，一再说05年是执行年，却未执行到根源。只要是能明确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都要进入标准化工作手册，再辅之以制度的督促、落实，那么就能避免靠个人经验、能力、悟性等去做事、去管事，门店的基础管理也就易于做到位。随着以后门店的不断增多，这项工作越发的迫在眉睫。
一家好便利店不仅应该货源充足、布局合理、服务周到，更应该多为顾客着想，这样顾客肯定会更加信任它。
结语
今天的市场竞争已经分化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产品的竞争，另一个层面是品牌的竞争。双汇连锁店做到今天，虽然市场表现不俗，但仍旧处于竞争的阶段。产品可以很快被竞争者超越，而品牌则可以通过产品的“传宗接代”而长盛不衰，所以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往往来自于强势品牌和产品质量。如果商业公司仍然停留在卖产品的层面，不能树立全面的品牌经营观，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将逃脱不了销声匿迹于市场的命运
如果说国内市场是一块大蛋糕，那么各个区域市场就是一块小蛋糕。只有吃好了每一块小蛋糕，才能分到市场中最大的一块大份额的蛋糕。那么，抢夺蛋糕的刀叉就是渠道。
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我们近有汇通，远有金锣，雨润，千喜鹤等的激烈竞争，我们在新形势如何保持已有的优势和领头地位，开创中国肉类连锁品牌。万总曾说：“提出要继续引进先进的连锁商业和现代物流，还要引进新的先进管理模式和营销模式，改造传统的肉类商业营销模式。”我们年轻的商业连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从产生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很正常，我们双汇商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中国连锁和零售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作为连锁零售业，谁能够最大程度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谁就控制了销售终端，就能扩大市场份额，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我们勇敢去正视和面对，牢牢把握连锁业的根基是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规范严谨的连锁体系是连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不二法宝；我们商业公司的明天会更好。
第二篇：公司的经营的教学反思
《公司的经营》教学反思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所带来的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最主要的亮点。贯穿本轮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是新课程的灵魂和支点。
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全组一起研讨，集体备课，克服了多重困难，经过多次的思维碰撞，经过多个的日夜奋战，经过数次的自我否定后，确定了参评课《公司的经营》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及教学方法，精心选取了格力公司成功发展经营为实例，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把校园的“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连结起来，通过学生活动线、实例线、知识线三条线进行了教学设计。
首先，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中突出了重点，实现了三维目标的统一。新课程倡导恢复学生在知识生成中的合法身份。提出“课程是一种经验，强调体验；课程是一种过程，强调参与生成。”转变单
一、被动的学习方式被看成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和核心任务，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由传授者、权威者向设计者、引导者转变；学生由被动接受者、服从者向主动参与者、求学者转变。本着这样的教学理念，我们设计了本课教学的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亲身体验建企业”、第二环节“透视格力谈经营”、第三环节“兼并破产辩证看”。三个教学环节中，学生活动这一主线贯穿在整节课的始终。其中，在第一环节学生通过课前的自主学习和亲自组建企业的体验，了解了公司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了创办公司的基本技能，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在第二环节学生通过合作探究，懂得了公司经营必须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及承担社会责任，初步掌握了经营公司的基本技能，理解了影响公司经营成功与否的基本因素，增强了诚实守信、科学管理的观念；在第三环节学生则通过回眸令石家庄人痛心的三鹿事件理解了企业兼并与破产的积极意义与作用，学会了正确看待兼并和破产，培养了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在这个自主、合作、探究的体验与学习过程中，不仅学生关注了生活、理解生活、参与生活，不断储备知识，更新观念，提高能力，获到了可喜的发展。而且突出了教学重点，达到了预设地教学效果，真正实现了三维教学目标的统一。
其次，整合教材，深入浅出，突破难点。新课程倡导教师要积极的开发教学 资源，倡导教师可根据教学实践的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度增删、调整和加工，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学生学习。《公司的经营》这一框题涉及企业的含义、地位和分类，公司的含义、形式和组织机构，公司的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兼并、破产等问题，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义、异同，企业的兼并、破产尤其难懂，内容比较多，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而且理论性强，学生缺少经历，学习难度较大。若按常规教学往往需要两个课时完成。用一课时突破这重要框题确实不容易。备课时，我们感到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握和处理教材。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我们重新审视了教材，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大胆整合教材相关内容。比如，对本课第一目“公司的类型”我们通过设计教学环节“亲身体验检建企业”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指导学生课前分四组成立四类企业，并在课堂向师生介绍各自公司情况，在此基础上打破教材顺序，由公司引出企业的相关知识、企业和公司的关系，两类主要公司形式的异同及公司制的优点等知识。这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解决了概念多而枯燥的难题，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目标，达成预设的教学效果。
再次，处理好预设和生成的关系，不失时机利用课堂上生成的新资源引导鼓励学生。新课程要求关注每一位学生。关注的实质是尊重、关心、牵挂，关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本节课教学过程中对每一位学生的回答都给予适时引导，恰当肯定，对教学中转瞬即逝的教育契机的把握驾驭，尤其在谈到公司要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时，我利用这个契机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细节是教师教育理念的一种流露、教育风格的一种表达、教育能力的一种诠释，课堂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学堂，更是人性养育的殿堂。
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经过认真准备，这节课得到了一致好评。这是新课程理念的魅力。但是“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好的教学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反观的这节课，仍有没能更好的贯彻新课改的理念之处：
预设偏多，生成欠缺。新课改理念强调课堂教学在动态中生成。本节课因预先的设计准备充分，而部分学生的课前预习不足，导致公司类型部分的繁杂内容，仅靠上课的时间讨论而不能完全理清思路。使动态生成仍显不够如意。
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积极做新课改的支持者、参与者，把新课改精神贯彻到底是当代一名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
第三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培育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36-06
自2007年中央政府颁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以来，经过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快速发展。这不仅使国家忧虑的因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荒芜化和经营粗放化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而且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获得进一步提高。但此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效果发挥。对此，学界及时予以揭示，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各级政府也适时采纳了部分建议，矫正了相关政策。政府和学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格局，对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笔者近年在安徽省、甘肃省永登县和河南省鄢陵县不同时期的调研显示，部分学者提出的、已被各级政府采纳和正在疾呼采纳的一些观点及建议非常值得商榷。本文以上述调研所获资料为主要依据，就这些观点及建议做一深入分析，辨清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矫正，以供各级政府参考。
一、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
在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学界对工商资本创办的农业企业（下文简称“工商资本农企”）的批评最多，以赵俊臣[1]和马九杰[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建言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他们认为此类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中央政府认可他们的这些观点，以致把对此类农企的培育政策从2007年的“支持”修改为2013年的单独探索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再到2014年的不再提及。地方政府遵从中央政府法令，对相关政策也做了如此修改。
但对于上述批评理由，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下[3]，个体小农、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目前也造成了较严重的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如鄢陵县许多个体农民和养殖大户在其承包、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花卉苗木、修建猪鸡舍和餐厅，一些个体农户在其承包耕地上单独建房，有的在其作为股份的承包耕地上合伙共建（小产权）住宅房。在永登县，种养大户和农民合作社在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油葵、食葵、娃娃菜、蚕豆和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地唯一的家庭农场――农杞农场2012年在其租入的230亩种粮水浇地上也并未种粮，种植的全部是枸杞、樟子松和竹柳等。表面上看，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单个的非粮化、非农化农地面积比单个工商资本农企要小很多，但庞大基数加起来的面积就很大，并不少于后者之和。粗略估算，到2013年3月，永登县农地流转面积较大的大同镇、龙泉寺镇和柳树乡3个乡镇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非粮化面积比工商资本农企的非粮化农地面积还要多，前者之和（1624万亩）比后者之和（118万亩）高出05万余亩。可见，农地经营非农化和非粮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种植经济作物和苗木、养殖牲畜及经营非农产业比种植粮食作物、经营农业收益更高，因此所有理性的农地承包者和租入者都愿意选择非粮、非农经营行为，并非仅是发生在工商资本农企身上的特有现象。因此，以非粮化和非农化为理由，在建议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时，还应重视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
二是工商资本农企对所租农地的经营主要是非粮化，但无论是种植蔬菜药材、花卉苗木和青储饲料，还是建筑圈舍养殖畜禽等，无疑都使我国因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大规模农地撂荒和经营不善的状况得到改变，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并为农民提供了农地出让金收入和大量就业岗位。如永登县大同镇许多农户的山旱地，由于雨水缺乏和无法灌溉，长期被废弃，不能创造一点价值；但这些农地后来被东方天润玫瑰种植有限公司、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和介实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租入、复耕，种植玫瑰、药材、蔬菜和葵花等，不仅每亩每年至少为这些农户提供了20～300元不等的地租收入，大幅促进了大同镇农业发展，而且为他们创造了20余个长期工和200余个短期工的就业岗位。这些利好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主流效应。尽管有人批评一些企业为租得农地，与村干部串通，强迫农民出租农地，以致造成了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的现象，但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被不适度挤占的现象却很少发生。因为被大规模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虽然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租入而被大量开发，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对农民的吸纳又造成了大量新的农地被撂荒和经营不善，以致当前仍有大量被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亟待出租，它们足以供工商资本农企和个体农户租入，前者并不需要通过与后者激烈竞争来租入农地。故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非主流效应，所以说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总体效果当前仍是利大于弊。
同时对于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建议，笔者也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一方面，利用工商资本直接创办农业企业，他们的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要被规范、监管，但如果工商资本所有者以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躯壳进入，那么他们的租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是否应受到规范、监管？如果否，许多工商资本就会不再直接创办农业企业，而是借此渠道进入，导致无从监管。如果是，国家需把所有租地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资本来源查探清楚，看其是否为工商资本，否则无法规范、监管。但查探他们资本来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比直接监管他们的非粮化、非农化经营行为为高。另一方面，租地者从金融机构（银行、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及其他工商业者处借贷，进行非粮化和非农化经营，其资本来源的产业属性是否属于工商业呢？如果否，因为这些工商业者提供的借贷资本是非粮化和非农化的租地者维持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租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租地者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就仍会继续乃至会扩大。如果是，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使用，在需付较高借贷利息和土地租金的前提下，租地者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不会以它们来经营利润率较低的粮食种植或农业，而是会停止租地，这样就无法解决我国大规模农地被撂荒问题。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应谨慎接受一些学者提出的“工商资本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的观点以及基于此而提出的“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建议；而应在政策中重新确立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继续把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以培育，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
国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涉及在乡小农者就是对广大农户的规定。在规定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奖励补助、贷款支持、税收优惠、项目倾斜和配套辅助设施用地指标单列等扶持措施时，国家仅在培育政策颁布初期规定对他们实施各种培训，“努力”将其培养为现代农业经营者，此后就不再提及。各级政府在此期间颁布的政策基本与此一致。有些官员说，2007年以后各级政府颁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有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班人的规定是对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定的替代。而这两种规定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在乡农民的农业经营能力，后者是为把未富裕的在乡小农培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者。当前安徽各地农委举办的新型农民培训班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前者而非后者作用对象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家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支持力度很弱。
这一政策使在乡小农的土地经营成本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高。譬如仅就财政奖补来看，2011年永登县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被县政府奖补15万元，平均每亩补贴30元，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经营成本比原来又提高了75%；2013年宿州市按照《宿州市促进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建设市级财政扶持资金实施细则》规定，对连片流转土地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每亩奖补200元，连补三年，相当于此后三年内在乡小农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经营成本又提高了101%。这样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销售非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同质农产品时，有了更多降价空间，在乡小农被迫随之降价，其营农纯收入进一步受到挤压，以至因为不足以支撑其家庭消费支出而经营破产，只能把农地出租给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弱力度的支持也相当于使在乡小农的单位土地纯收益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低。如惠农公司获得的奖补，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纯收益比原来又下降了28%；宿州市家庭农场获得的奖补，相当于三年内其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纯收益直接下降了1265%。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
对于上述诸问题，目前少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培育和扶持建议。相反，贺雪峰等学者却提出了保卫在乡小农的建议[4]。保卫在乡小农的最可行方法是，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降低他们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提高单位土地的纯收益，使所获农业收入足以维持其持续经营农业和家庭消费之需。但即使不考虑二孩、二胎政策的影响，到本世纪中期我国仍将会有2亿多、以分散经营土地的个体在乡小农为主的农民[5]，国家财政很难负担起如此庞大人数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收益补贴。而且这种措施也会扭曲农产品市场，不利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在乡小农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和集约化经营农业。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不对在乡小农进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培育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建议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的教育培训力度[6]，对集约化经营成绩突出的在乡小农依据单位土地的纯收益高于同类经营者平均状况的程度，优先给予不同程度的生产贷款，同时在贴息、税收优惠及项目倾斜等方面予以支持，并对其租地扩大再生产行为予以一定的土地租金补贴，优先协调配套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道路等，以此推进和引导其向新型农业职业农民转化，使其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主要力量。同时鉴于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后，受土地经营规模较小限制，在乡小农的农业生产经营必定会产生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现象，这时国家应发挥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应，促使其向合作化道路上发展，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收益。
三、消减、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
农民合作社自2006年被国家再次立法发展至今，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明确规定要采取安排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放、允许持有和管护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增加发展资金、补助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建和农产品加工业、贷款贴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广泛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和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等措施，扶持其发展壮大。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如安徽省2010年和2012年颁布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和《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分别制定了“扶持措施”和“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环境”一章；合肥市制定的《200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工作方案》，设置了“加大扶持力度”的内容。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加。如安徽省2007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者为5 379家[7]，发展到2012年底已达 293 万家[8]，平均每年增加约4 784家，年增长率接近89%。
对于上述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高建中[9]、秦红增等[10]、廖克勤[11]和彭春凝[12]等从发展影响因素、内部管理尤其是内部利益分配、产品营销和法律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扶持力度及这些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研究在实证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笔者在2009年以来，多地多次对不同规模农民合作社发展进行了调研（如2009年在安徽省颍上、肥西和青阳3县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2013年对甘肃省永登县多家较大规模农民合作社的实地访谈，2014年在安徽省颍上、利辛、??桥和当涂4县做了小规模问卷调查，2015年对安徽省宿州市1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访谈），未见过一件真正的合作社与社员间因公共财产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各级示范社中很多都是挂名合作社。一些学者实证研究引用的合作社不少都是“皮包”合作社[13]，即社长实名、社员挂名。所以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不够。
探究上述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这些扶持使许多企业带头人、农村种养大户和经纪人、村干部看到了政府扶持的带来的好处。他们为得到各级政府培育政策提供的各项奖补、优惠和项目支持，就积极组建了许多自己任社长、向其出租土地的农民及相熟的农民挂名社员的合作社。这有违国家补贴、扶持农民合作社的初衷。
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削减培育政策中对农民合作社的部分扶持内容，即取消对示范社的奖励、贷款贴息和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和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的补助，对初建社的补助，对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等服务的财政资金安排，压缩皮包合作社投机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空间，避免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同时把增加发展资金、税收和贷款优惠、水电非农土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使用优惠、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费减免等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由农民合作社扩展到个体在乡小农，使前者所获政策优惠等于其社员入社前作为个体小农身份所获这些政策优惠的加总，提高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内聚力，促进其健康发展、壮大。此外，可在培育政策中增加“同等条件下，农村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技推广等国家支持和发展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优先委托和安排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示范社承担”和“积极面向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社员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晋升技术职称培训”内容，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与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
家庭农场是国家2012年底才在中央一号文中提出要培育的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且是被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在一起描述的一句话，即“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但农业部在据此一年多后的2014年2月界定其定义时说，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有此类农业经营主体877万个。这比此时被国家扶持发展多年的农民合作社数量（689万家[14]）还多188万个。在此政策公布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做出界定前，姜波[15]、漆彩凤[16]、王振和李凡[17]等学者就调研发现了大量家庭农场，并提出了政府应出台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支持等建议。然而此期间以家庭农场名义营农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在县域内乃至全国都不是很大。笔者在此政策公布前的多年考察中，也仅见过上文所提的农杞农场一家。因此，这些短期内突然大规模出现的家庭农场绝大多数都不会是新建的，只是对某农业经营主体称呼的改换。
事实确实如此。已出台的各级政府家庭农场判定标准显示，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水产养殖数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被作为主要标准。如安徽省《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规定，种植业需“粮油集中连片规模在200亩以上，设施蔬菜（含瓜果）达到20亩以上，露地蔬菜达到200亩以上”，畜牧业需“生猪年出栏达到1 000头以上，羊年出栏达到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50头以上，家禽年出栏10万羽以上”，水产养殖业需“规模养殖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等。许多学者的观点也都与此相同，只是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需达到的规模（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限上有不同意见。如刘奇认为：“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18]由此可说，当前的家庭农场仅是各级政府和一些学者把既往种养大户中其认为生产经营已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的农户家庭划拨出来，冠之以家庭农场的称呼而已。
如此，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在经营方式定位上就无差异了，都是规模经营，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单独进行政策制定和研究。也许一些学者会坚持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因为前者还侧重集约化经营。其证据就是农业部（农经发〔2014〕1号）界定家庭农场定义时规定，“从事集约化农业生产”是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之一；以及许多地方政府把年产值和人均收入状况列为判定家庭农场的标准之一。但农业部并没有把集约化列为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地方政府制定的年产值和人均收入标准也不能体现出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特性。如安徽省规定一般家庭农场的年收入标准：“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其成员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40%以上”，这些收入的实现单纯依靠规模经营就可以，无需集约化经营；《宿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种植行业粮油生产类小型家庭农场的年产值及收入标准：“年产值20万元以上，纯收入5万元以上”，也即每亩土地的最低年产值为2 000元和最低年纯收入为500元，前者是连在乡小农进行小麦玉米轮作都会达到的产值，后者与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基本相同。同时众多国外研究也表明：“历史上，农场规模和类型似乎不是一个决定技术进步和业绩的关键要素”“在表明一种特定类型的农场（小的或大的，家庭农场或公司农场）在结构上优于其他农场这点上，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19]，那么我们又有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绩效上家庭农场优于种养大户、大家庭农场优于小家庭农场，进而制定政策把家庭农场从种养大户中分离出来并予以重点培育以及把其细分为大小不同类型呢？
但既然现在家庭农场被从种养大户中划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那么国家就有必要在关于其的培育政策中把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加以清晰界定，为各级政府培育其廓清方向[20]。毋庸置疑，当前各级政府和学界普遍承认，家庭农场是比种养大户土地经营面积或养殖规模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据此可说，家庭农场建立初期就具备以下能力：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新技术，通过规模经营获得较高资本积累；而种养大户因为由在乡小农直接转变而来，又因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的扩大把其通过多年小农集约经营而积累起来的资本消耗得所剩无几，无力再购买先进机械设备和农业新技术进行集约经营。故国家应把种养大户定位为通过粗放式规模经营来获利的农户家庭，即单个农户无论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多大，只要其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与农民合作社相差不大就属于种养大户。大力积极培育这些种养大户，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应对今后我国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土地大规模撂荒问题。家庭农场虽然也是农业规模经营者，但国家应借助其在资本、机械和技术上的优势，促使其主要进行集约化经营，把其定位为规模经营下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以解决我国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产出率不高问题，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对家庭农场的定位，各级政府应在坚持其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养殖数、水产养殖面积达到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的前提下，制定其集约化经营指标即其土地或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高出种养大户的比例（至少在05以上），作为判定其的主要标准，以促使其向集约化农业方向发展。此外，他们还应取消对其直接进行财政资金奖补的扶持政策，积极实施同等条件下其优先参与、承担农业高新科技示范项目、高新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工程等高新农业发展项目的间接扶持政策，促使其发展成为通过自我积累、逐步扩大、能力不断提升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政府扶持、自我经营能力很弱的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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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与反思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与反思
彭海红
2012-11-13 09:42:39
来源：《农业经济》2012年第7期
摘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政策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国共产党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各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政策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尊重广大农民的探索和创造，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一、新时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
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及随后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用不同的政策语言对包干到户的生产经营责任制作过描述。1986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提出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为了适应农户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单位的事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改为“家庭承包经营”，并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长期坚持。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2008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由开始的“大包干”，到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党中央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表述的嬗变，表明了不同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重点的不同，也反映了农村改革30多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自身不断稳定和完善的过程。
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回顾30年的农村改革，围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党中央一直致力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以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措施，以保障农户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中获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及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放宽农村政策，允许社员承包土地，实行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广大农民仍然担心党的政策变化，担心承包的土地被收回。为了使广大农民看到政策的稳定性，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措施，比如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坚持土地调整的“大稳定，小调整”原则。此后，中共中央致力于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措施和方法。
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为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改革思路，并且要求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广大农民确实拥有了长久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再担心土地承包关系的变动。
（二）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集体统一经营层
农村改革以来，基于对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作为两个经营层次的结合点，把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从加强制度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了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的改革思路。要求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要求。2010年中央1号文件更是对家庭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方向提出要求，强调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三）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尽管1982年中央1号文件禁止农民的承包地流转，但是试图通过承包土地尽可能连片并保持稳定以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土地承包关系基本确定之后，随着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些地方产生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中已有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内容。不过这时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仅限于转包一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中央正式提出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改革思路和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也由转包一种形式扩展到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多种形式。此后，更加注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和细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取得一定威效。到2008年底，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1.09亿亩，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8.9%。
三、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几点反思
（一）当前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遗留着小农经济的残余
当前，处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户，已经脱离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度下的成员；从其所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来看，已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所需，农户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从农业劳动的时间来看，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户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还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广大农户依靠劳动所得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还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因此，当前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定义的小农经济。但是，从经营方式上看，尤其是当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该“统”的不“统”、该“统”的没“统”情况下，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确实呈现出一些小农经济的特征。这种小农经济的遗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而且阻碍了农民与集体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原本组织起来的农民重新呈现出分散的状态。最近出现的“算你狠”到“蒜你贱”的大蒜价格“过山车”以及“姜你军”、山东菜农自杀、内蒙土豆滞销、海安大白菜滞销等种种“菜贱伤农”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弊端。在保证农民生产自主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不断加强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显得尤为必要。
（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加强集体统一经营层
农村改革30年来，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措施，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地位，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通过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来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但是根据统计资料，2006年有集体经营收益的村仅占汇总村数的43.1%，也就是说，有近60%的农村是谈不上集体统一经营的。另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集体收入低于5万元的村占到近一半，低于10万元的村占到近60%，高于50万元的村占22.6%，高于100万元的村占到16%；被调查村庄的集体平均负债水平为176.23万元；村集体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的出租或开发收入，特别是高度依赖土地出租收益，只有很少的村有投资入股分红收益和直接的生产经营性收益。1
农户家庭经营所展现的活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集体统一经营与之相比则呈现明显的弱势。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本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在改革中似乎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非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2甚至“去集体化”3的改革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缺乏经验，不少地方片面强调“分”的一面，致使多年积累下来的集体财产被分掉，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
没有切实地发挥集体统一经营优越性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半”4的改革，是不完善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落实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三）重新思考和认识社区集体经济的职能和作用
在农村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很多地方更多地是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界定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仅仅把它看作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层次和内容，而忽视了其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所有者的村（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不再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活动，但它一方面要对土地发包、承包以及该组织的经济活动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对重大问题作出统一决策，以维护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要为其成员即农户提供必要的协调、管理、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及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资产积累、资源开发等功能。集体经济组织在通过收取承包费体现所有者权益的同时，还需要明确对集体资产的处置权、管理权。这样，才能真正把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统一起来。如果仅仅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层次，仅仅强调其服务功能而忽视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决策、管理、协调、资产积累等重要职能，就很难形成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也就无从谈起。
（四）发挥家庭承包经营活力的同时，积极引导适度规模经营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农户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已阐明，并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也已经证明，单个弱小的农户无力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它要么发展成为大农业，要么被大农业所消灭。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的广种薄收、高投入低收益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没有出路。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有学者认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下，土地整改是利用规模经济的一个层次，此外，还有一种叫高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即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联系中客观存在的规模经济。5
我们国家大，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生产经营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也不能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办法，不能“一刀切”。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二是在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在二三产业发达的农村，也应尊重当地农民意愿，允许土地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允许他们探索适合当地条件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形式。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一些地方产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更详细的政策和规定而备受关注。面对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理论界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争论。
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的前提下，它确实是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一部分农民群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求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掌控不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确实存在导致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
总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到底是成为有力地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神剑”，还是成为敲开土地私有化大门的“魔剑”，关键是要看剑的主人即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把握和运用。在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它向着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就能更好地避免土地私有化的倾向；单纯追求土地的规模经营，而置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于不顾，就很容易迷入土地私有化的歧途。
注释：
1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2（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3页；Kate Zhou，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Colorado and Oxford：Westvie Press，Inc，1996．P4-5．
3（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4牛若峰：《论只完成了一半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5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4页。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3]（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Kate Zhou，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Colorado and Oxford：Westvie Press，Inc，1996
[7]牛若峰：《论只完成了一半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09CKS0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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