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

第一篇：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

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

古语有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每一粒种子，从生根到发芽，从生长到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都离不开属于它的那片土地。一旦不顾差异，肆意移植，那么橘子不再香甜，涪陵榨菜不再爽口，就连茅台酒也不再醇美了。食物尚且如此，我们的陪审制度又何尝不是呢？倘若至我国已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于不顾，完全将英美法系的陪审团移植在中国适用，那么它还会依旧欣欣向荣、博得众彩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某些环节进行改造更换，我们的法治变革才能行而有效地开展起来。我认为，陪审团制在中国的确立是大势所趋，但却注定会步履维艰。

纵观当今的西方社会，各国普遍实行的陪审制度根据其形式的不同,可分为陪审团制和参审制两种。其中,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的是参审制。而从实质上来说，我国建立起来的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属于参审制。想要讨论陪审团制在中国确立的可行性，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晰地理解陪审团制与参审制的区别所在。

所谓陪审团制,即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组成陪审团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在审查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做出法律裁决来协助法庭审理。在审理时陪审团单独认定事实,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为法官的量刑提供依据。所谓参审制,即由专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判并共同做出裁决。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共同解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陪审员与专业法官一样具有平等的表决权。

仔细分析上文所述定义，我们不难发现陪审团制与参审制间的巨大差别：首先，从陪审员的人数来看，陪审团制下的陪审员数量要明显多于参审制下的陪审员。其次，从陪审员参加陪审的形式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作为一个整体参加陪审活动,而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员则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以法官为核心的陪审组织中来。最后,从陪审员的职权来看，在陪审团制下,陪审团仅对案件事实拥有独立的认定权;而参审制下陪审员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权力,即与职业法官平等地对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加以适用。

那么二者究竟孰优孰劣呢？从遵循司法规律，实现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看，陪审团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们暂且可以将一个案子的审理分为两个阶段——对事实的认定以及相关法律的筛选适用。就事实的认定而言，我们需要审理者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正常合理的逻辑思维。而谈及法律的适用，那么他们就要符合更高的标准，即严格的法律专业化要求。在参审制中，由于知识结构以及职权范围的限制，陪审员往往会成为职业法官的附庸，任由职业法官依照自己的自由心证进行判断，难以发挥实质的作用，更无法与法官形成相互的制约关系。而陪审团制则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缺陷，陪审团只负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法律的适用则交给法官进行。通过陪审团全部或大多数人根据经验所进行的事实认定，不但可以减轻法官对事实认定的偏差出现的可能性，而且还有效地防止了司法腐败的发生。

从促进司法民主化，保障诉讼公正性的角度看，陪审团制亦明显优于参审制。由于陪审团制中陪审人员人数较多，使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分享国家的司法权，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与此同时，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有独立的权力，一经认定，无罪判决便生效，控方不得另行起诉。陪审团对事实裁决的终局性、决定性，彰显了其权威，进而保证了人民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

然而，从诉讼经济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较之参审制，陪审团制就逊色好多了。在陪审团制中，陪审团组成的程序相当繁琐；当陪审团成员对事实的认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时，陪审团需要重组；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吃住行及生活补助亦花销巨大。而参审制，则明显节约了时间和人力，减少了处理案件的费用，缩短了审判时间。

从对确有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行救济的角度看，诚如上文所述，由于陪审团的权威，它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终局性、概括性：一方面禁止控方对无罪裁决进行上诉；另一方面，碍于

极其严格的程序，被告人上诉的启动几率也很小。因而一旦对事实的认定确有错误，适用陪审团制的国家往往不能给予其应有的救济。与此相反，参审制国家则可以通过普通的上诉、抗诉程序来进行权利的救济。

从对案件的解释、案件的证明难度来看，陪审团制下的律师附有更为艰巨的任务。由于陪审团的组成人员是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中随机抽选的，他（她）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大相径庭，因而律师想要清晰地解释案件事实与相关证据，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参审制中的陪审员往往经过一定的法律培训，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就要轻松很多。

综上所述，陪审团制与参审制的选择适用，实际上是国家对于时间、金钱、人力的耗费与社会正义的实现间做出得价值选择。究竟它们二者哪个更适合我国，就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了。

随着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实行的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首先，陪审员职权不明：尽管法律规定，在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但案件的裁决意见，陪审员往往处于少数，其权威难以保证，无法与法官形成制约。其次，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是否适用陪审员往往由法院自己决定，而法院为了避免麻烦，除非当事人有特殊要求，通常不会使用人民陪审员，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混乱。再次，人民陪审员适用任期制，很多陪审员并不积极地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来，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最后，陪审员的选人方式不当，我国的陪审员是通常是由组织推荐产生的，无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更糟糕的是，我国面临着陪审员日益专业化，成为“编外法官”的挑战，这与实行陪审制度的初衷相去甚远。

既然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适用陪审团制呢？答案是肯定的。也许陪审团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但对于一个真正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往往是其最终的价值追求。但是，将陪审团制完全移植到中国，是否真的可行呢？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从法律文化传统来看，我国并没有适用陪审团制的传统。普通民众对陪审团制很陌生，他（她）们往往会质疑从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普通公民中选举的陪审员的法律以及相关知识的综合素养，对其作出的事实认定不信任。其次，我国民众关注的是实质正义的实现，对于自己参与国家司法活动，行使司法权的公民权利显得漠不关心，不愿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此之上。因而，不得不承认，陪审团制在中国只有很薄弱的群众基础。

其次，从思想上来说，我国司法分支包括绝大多数民众往往相信职业法官根据其专业素养做出的裁判，忽略陪审员的重要性。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经常是配角，法官的附庸，无法享有其应有地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使得很多法律工作者都奉行程序工具主义，忽略被告人人权的保护，而保护被告人权利的陪审团制自然也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

再次，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所用有的财富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我国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使得我国一年处理的案件数目巨大。因而将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陪审团制的建立和保证实施中，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

最后，从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来看，审判长负责制意味着审判长负担更多的职责，那么很容易引发其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专断独裁，合议庭形同虚设；定期审判制度常常会延长案件的审理时间，考虑到工作、家庭等原因，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积极性锐减；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得“陪审员审而不判，审委会判而不审”的现象出现，陪审员的权威大大受损，并无实权。如此一来，想要陪审团制在中国有效地开展起来，变革现有的司法制度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正如我在文章开篇写的那样，陪审团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大势所趋，但却注定

步履维艰。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选出陪审团成员，以此建立起形式上的陪审团制，但是让民众改变业已形成的关注实质正义忽略程序正义的价值观，产生权利意识，积极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行使相应的司法权又谈何容易？我们可以缩小适用陪审团的案件类型、案件范围，以此来节约诉讼成本，但是对现有的审判长负责、定期宣判、审判委员会等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又谈何容易？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刑事诉讼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但我始终坚信，虽然步履维艰，但我们终会到达充满阳光的远方。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我们仍在路上！

第二篇：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换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到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治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同时，安乐死也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取向。因此，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广受社会争议。

目前，世界上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条件是必须满足一定法律标准，其中包括：

（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立法。我国就此问题，在从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和国外大体相同。所以，就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我国的“立法”之路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其中，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另外，在2001年、2010年、2011年也都发生了安乐死事件。

自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虽然目前在我国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二、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三、从救死扶伤、临终关怀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他们认为，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之前上课时在“22度观察”那期电视节目中看到，反对对安乐死立法的学者专家一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痛苦中的临终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但是，病人的痛苦有谁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仅仅用关怀就可以消除的。

四、从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五、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立法和怎样实施是密切相联系的，对其立法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病人亲属买通医生对患者蓄意谋杀。对安乐死立法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一些不法不义之徒滥用。好多人认为，在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公民的基本素质等方面都不具有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这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

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对生命的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病人对生命的选择。对其合法化，虽然会有一系列的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出现，但是纵观对其他问题的立法，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但仍会有人触犯法律红线。所以，安乐死与其他问题一样，只要我们制定严格的法律程序，加大对其的管理监控力度，必然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2011级信计1班

石艺臻 1157135 2012/12/16

第三篇：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肖庆宝

内容提要 所谓司法独立,一般的理解就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领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如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第二部分是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第三部分是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第四部分是司法独立与外部媒体的监督；第五部分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法院院长 法官独立 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最早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后来得到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确认。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哈林顿在其大洋国中声称: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而建立法治共和国,必须实行权力 分立。在这里,哈林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概念,只是没有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而已。英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并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洛克认为司法权只是执行权内容,执行权应对立法权负责,并受议会的监督。尽管他认为法律的执行和司法的保障是关系宪政的生存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系

①统的司法独立地位之理论。上述哈林顿、洛克等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司法独立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57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的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学说对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新贵族的妥协而告终。同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实行一系列限制,同时规定非经法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初步确认了司法的独立。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其中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而使司法独立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一、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第126条再次明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可见，法院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所谓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以自己的良知独立决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也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预。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一）、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二）、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涉，但上级法院和本院领导按照一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指导和监督应当接受。

（三）、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

（四）、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保持中立，并根据自己的法律良知形成内心确信，作出裁判。

（五）、法官应对自己审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承担责任。

法官独立审判与法院独立审判有相似之处，但又是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别：一方面，两者的性质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法院内部的审判制度，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分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两者的内容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由法院内部审理案件的职权界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机构中权力的分配。最后，两者的要求不同。法官独立审判要求提高效率，确保公正，强调职权利一致；法院独立审判是要求维护权力制衡，落实依法治国。可见审理案件的载体应该是法官，而不是法院，法官是法院独立审判的实现者。也就是说，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最终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①

二、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

我国司法独立难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在财政与司法官选任上同地方“断奶”，就很难确保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并容易滋生“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的怪胎。针对司法地方化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特别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将会从制度上杜绝地方行政部门借经费问题干涉法院独立办案，增强了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的“底气”。②

同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体系也是制约法院独立的一大弊病。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就一些拿 不准、不好定性的疑难案件，形成了向上级法院层层请示、汇报的惯例。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答复，下级法院必须遵守。这种做法直接了上 参见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②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①

司法独立在中国

下级法院之间的决策独立权，造成下级法院难独立的事实。因此，从组织法上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割断下级法院在司法决策上与上级法的“脐带”，这也是实现法院独立的必要条件。

在内部体制上，司法独立还意味着在司法机关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剥离，实现“法官独立”。每个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根本的表现。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在我国，无论是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对于司法独立的表述都是法院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明确提出。这导致在法官独立的制度建设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严重。

由于现实的司法机关总要履行与司法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内部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审判工作交叉、混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而成为法官独立的绊脚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院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存在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使得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甚至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例如在法官的选任上，我们通常有两套规则：显性规则是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院长以下除助理审判员外均由院长提名、人大任命；隐性规则是院长、副院长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选拔考察提名，其他法官由院长或者法院组织部门选拔提名，并均由同级人大办理有关手续。无论是哪一种规则，其实质都是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化运作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行政化的选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独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为听令于上级的普通办事员，加上等级森严的晋升奖惩机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在这种行政体制下被层层消解。

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担负的是管理法院日常行政事务、保障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行政辅助及后勤服务。其有别于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具体承担者应属国家公务员序列，应按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司法职业追求的专业化和精英化要求将司法人员从一般的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对其实行有别于行政官的专业化管理。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减少审判和检察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并按照社会单位属性和宪法职能分别将司法机关的诸多功能进行科学整合，建立新的司法管理机制，形成行政管理与司法业务二元体制。这在管理体制上弱化了司法业务领导的行政化成分，有利于建立一种按照司法规律领导司法审判工作的新机制。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法院独立的同时实现法官独立，最终达成司法独立的完整目标。

三、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

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共同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既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又不致损害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解决这一难题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党要改革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为此,党需要通过党规规范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国家也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表明，执政党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对于民主政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和培育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着更为直接的关键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员、组织、协调、培育都需要执政党去领导，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执政党去引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权力的合法性有着深厚的历 ①参见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这种合法性：

1、是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选择和拥戴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2、是来自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这种先进性所蕴涵的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任务的内在合理性，还有根据这种合理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共产党的先进性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是来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通过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所体现出来的广泛民主性及其民意基础;四是来自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合宪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但党的领导方式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实施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司法独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既能处理由于政府和公众在法治框架内活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的保障。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现的纠纷得以调处，使失控的权力得以驾驭，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使紊乱的秩序得以恢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权威和法律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像体育比赛中裁判对竞技双方做出裁决一样：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场，对纠纷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进而依据既定的法律做出公正裁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立与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国家和执政党来说，意味着由公道和正义所维系的民心。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就要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马克思曾经对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①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司法独立也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

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司法机关“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

四、司法独立与外部的监督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是现代各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司法 ①参见信春鹰,李林主编: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严格按宪法和法律规定办事，准确适用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它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意味着公众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对司法领域里的事件、事实或现象等，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言论，让这些事实、事件或活动接受公众的察看和督促，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向媒体公开，接受媒体的监督，是一国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媒体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同时媒体与司法之间也存在着冲突。①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

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

1、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2、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

3、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二）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三）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

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

五、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法院院长在司法机构中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其职能及法院院长拥有的职权对整个司法过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成为主导性因素,如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因此,对法院院长及其职权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在我国法院体系里，院长的职权能够干涉司法审判的合理性、公平性，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法官的合理审判，这样就失去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不受外界干扰的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对独立，互不干涉，独立行使职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司法机关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很大，甚至受行政机关所干涉，我国是一府两院，①参见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政府、法院、检察院，三者相对独立，但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下却不是这样，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互相矛盾，法院的财政与人事安排全部来自政府，受政府所牵制，这也是法院不能够公平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国的立法还需要完善。

法院院长职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案件存在极大不合理、存在冤假错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对案件提出异议，要求法官合议庭重新审理。其次对法院的组织机构的管理也有重大的义务，合理完善法院内部系统的组织机构、文化建制。还有法院内

①部司法行政化其职权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法院院长的职能是法院机构正常运转的必然，其管理职能、协调职能、法院文化建设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

结论

在加强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也需要一个“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可以适当限制司法的独立性，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即使不符合理性，也较容易得以纠正，使之危害较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司法改革方面，尤其是司法独立，理应做得比西方国家要好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今国情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机。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体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下，从理念上确保法治的基本价值是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抛弃古代群体本位的法治的价值系统，同时不使法治从属于任何的口号和运动。只有这样的司法独立才有可能最终的实现。要改善司法独立在特色主义中国的完美体现的前提是一定要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在外部媒体舆论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实施，其次是在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办案的统一性、法院院长在排除外界的干扰下合理行使职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独立，主次结合才能把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体现的淋漓尽致。只有这样，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司法的公正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平稳，理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达到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探索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切记过激；同时还要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我相信，在制度和理论的保障下，中国的司法独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157页 2.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3.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4.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5.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6.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7.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4页

①参见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第四篇：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

首先我的观点是在现在的中国实行高薪养廉是不成熟的。

从古代开始就存在高薪养廉这种思路，历代皇帝都将惩治贪赃，褒奖清廉作为吏治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各类提倡重禄的措施实施后，官吏腐败致罪的比率下降这个事实可以说明高薪是可以起到养廉的效果。

之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不适合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原因有二：

1.从古代那么多高薪养廉成功的例子来看，高薪养廉的前提是“重法”；也就是一个完美的公务员监督法制。我国现在对于公务员的管制就只有《公务员法》，它的出现是弥补了公务员管理上的大部分漏洞，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欠缺，而在一个有欠缺的监管法制下实行各种措施都是不容易成功的。

2.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普通民众的收入涨幅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而在这个时候给本来福利还算不错的公务员来实行高薪养廉这个政策，一定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就算要给这些官员加薪，那么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呢？如果只是加一点就犹如隔靴捎痒，那样还不如不要加。

第五篇：论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论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摘要：配偶权，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在我国，法律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对配偶权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却一直有争议。确立配偶权，有利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本文拟通过对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的分析，建议在我国应当确立配偶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

关键词：配偶；配偶权；身份权利；身份利益

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基本身份权利。我国立法上虽未完全确立配偶权保护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已涉及了配偶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修正案、《民法通则》虽然涉及配偶权的一些内容，但只是做了原则性和保护性的规定，对夫妻之间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保护合法的夫妻关系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明确配偶权的概念、特征以及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这一问题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配偶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我国目前为止始终停留在学理探讨而非法定概念，其各家学者的界定也各有不同。中国法学界提出“配偶权”，其本意在于对婚外情的限制，2001年修订婚姻法，增加一条作为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配偶权的概念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上配偶权指夫妻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配偶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夫妻之间因互为配偶而享有配偶权，其核心是性权利。在我国，关于配偶权的概念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有“身份说”、“陪伴说”、“性权利说”、“法定说”等等，有鉴于此，从配偶权是身份权，具有平等性、支配性等性质来考虑，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在配偶权这个概念的理解上，首先，应明确的是不应仅局限在性权利上。现实生活中的无性婚姻，不能说当事人双方没有配偶权。其次，配偶权不应仅仅是身份权。夫妻双方有独立的使用姓名的权利这一配偶权，是典型的人格权内容。再次，配偶权还应包括财产权内容。最后，配偶权从广义角度还涵盖负担一定的义务。配偶权的实质在于对夫妻之间权利义务分配以及双方共同享有的权利和共同承担的义务及社会责任的确认。因此，应成将配偶权界定为自然人基于合法配偶身份而生的权利和义务。

配偶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首先，权利主体的特定性。配偶权的权利主体是配偶双方，其他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负有不得侵犯配偶权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现代身份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身支配性质的逐渐减弱，权利义务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配偶权就具有权利义务统一体的特性。再次，配偶权的客体属于配偶身份利益，身份权是基于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民事权利。配偶权就是按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建立后，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当夫妻关系终止时，配偶权也随之消失。当然，没有依法定条件和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也不享有此项权利。最后，配偶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支配性。配偶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配偶权的绝对性质，决定了由配偶专属享有，其他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均不能侵害配偶利益，更不能与其成为配偶、夫妻。配偶权也是支配权，配偶共同对配偶身份利益平等支配。

二、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2001年《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部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均未对配偶权作出明文规定，只有体现配偶权的内容。主要是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13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14条：“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第15条：“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第16条：“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20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24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等。配偶权确立的有利方面

配偶权的确立，有利于奠定对受害者立法保护的理论基础；有利于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有益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

(1)配偶权的确立，便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

配偶权作为一项婚姻家庭领域的权利，它是与婚姻制度相伴而生的。婚姻家庭生活所追求的幸福和谐，需要以权利义务的形式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规范，以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出了不少规定，如：“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等等。但没有对配偶权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这些规定在保护夫妻配偶权上苍白无力。如：对生育权的保护性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生育权是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应在第16条增加规定：“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权利和义务。”同时，增加保护性规定，即生育行为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参与。如夫妻一方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或未经配偶同意采用人工生育技术生育子女，未经配偶同意为他人供精或供卵进行人工生育，视为侵犯夫妻共同生育权的行为，对过错方以及第三者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2)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的文化传统对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影响很大。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在屡禁不止的家庭暴力中，施暴主体绝大多数是丈夫，而受暴着是妻子，不少受害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配偶权确立后，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也伴生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新问题。但由于现行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不明确，人们常常只能予以道德谴责。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配偶权加以确认和保护，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也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比单纯的道德防线更能切实有效的保障婚姻关系。

(3)有利于完善配偶权受到侵犯时的法律救济

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基于主观故意实施了侵害权利人配偶权的行为并使该权利人遭受人身、财产及精神损失或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实生活中，常见

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是第三者与配偶一方通奸、姘居、重婚导致夫妻违反忠实义务而使对方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的行为。在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配偶权时，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考虑到配偶权的特殊性，有时无过错配偶一方可能念及夫妻情分或其他原因而原谅了配偶方，那么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仅请求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有权请求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继续履行等责任，造成无过错配偶方的财产造成损失和精神创伤的，还可以请求判令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当侵权人是配偶时，还可以提起离婚请求。配偶权确立的不利方面

配偶权的确立，有利于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和稳定和谐的婚姻家庭的建立。但上已述及，配偶权是一项私权利，涉及婚姻家庭问题。法律过多干涉私生活领域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1)法律不应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私生活

婚姻家庭问题大多是当事人的私生活问题，法律过多地干涉私生活领域，加大了对道德违法的处罚。婚姻家庭生活是典型的私生活领域，对于私权范畴的纠纷，法律的调整相对来讲较为被动。配偶权的内容大多是精神性或伦理性的，如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等，至少目前应当以伦理道德的调整为主，法律不宜过多的予以干预。用“配偶权”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与人性的本能相违背。现代社会，不少人认为性的满足和家庭的责任是互不冲突的两件事。配偶权中忠实、性生活等内容是基于人的本能而生的，性冲动是人类原始的行为，不应该被所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对爱的忠诚”所限制。配偶权的确立，必然包含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婚外性行为是典型的侵犯配偶权的行为，这不能顺应人类追求性解放的潮流。

(2)法律明确配偶权的部分内容，具体操作上存在障碍

配偶权确立后，为了保护配偶权的实施，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这将有可能不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配偶权属于亲属法中身份权的一种，隐私权则属于人格权法中人格权的一种。二者的冲突往往发生于当事人对其配偶的婚外恋捉奸的过程中。要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就要明确第三者，这就需要受侵害方举证，而第三者对其权利的侵害往往是隐秘的，如果想要获得发生性关系这类关键证据，难免会涉及到第三者的隐私权。这就产生了两种权利的冲突，需要明确两种权利的保护倾向性。

(3)配偶权的确立，不必然能够维护家庭的稳定

配偶权的确立，未必能够维护家庭的稳定，还可能导致婚内强奸合法等恶性结果出现。配偶权确立，明确了侵犯配偶权的法律责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赔偿，从而有可能导致“婚外恋”的侵权人金钱赔偿后继续婚外性行为。而过于明确夫妻双方过的权利义务，两人结合不是情感而是一纸权利义务的合同，缺少了家庭的温情感。我国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仍然要行使做丈夫(或妻子)的权利。这个“权利”其实就是配偶权中的同居权。夫妻同居权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后，所享有的要求对方和自己共同居住于某一场所，进行以性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生活的权利。同居是指合法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包括夫妻共同寝食、相互辅助和进行性生活。这一特殊的人身方面的义务，实际意味着配偶间正常性自由和配偶以外不正当性生活的无自由或禁止。将这种权利在法律明确予以保护，可能会助长某些不良社会风气。

配偶权的确立是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配偶权的确立，便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将相应明确诸多相关权益，扩大法律保护的具体范围。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配偶权加以确认和保护，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也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比单纯的道德防线更能切实有效的保障婚姻关系。有利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至于配偶权确立的不利方面，应在立法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在确立后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