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纪事: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
中国纪事: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
中国纪事: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中国纪事: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
户籍制度正式建立于1958年
【前言】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它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
中国户籍制度彻底的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在追求“迁徙自由”的梦想之路上,我们要走的路显然很长。
【导读】
户籍制度弊病众多急待改革
户改艰难前行 准入和迁移条件逐渐放宽
成都城乡一元化户改:土地换社保引争议
上海居住证转户籍:每年新增户籍不宜超10万
专家激辩是否应一步取消户籍制度
王小帅办假北京户口 自嘲混了多年没弄清是哪人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斯大林说过,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充分解释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
户口交易,成为30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了户口负载的各种利益分配的真实含金量。
农民工潮: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这一人口迁移的趋势有着客观现实的推动:长期以来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收益低的状况使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达到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转移。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了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当时政府在政策讨论中曾经提出过不再进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观环境变化阻挡了这一改革的进程。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到了2002年,期间户籍政策一直未有实质性松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尽管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当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农民工潮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这一数字到现在达到了2亿,占到总人口的15%,然而这一流动是以无数外来务工人员“两栖身份”的委曲求全为代价的。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这一绝对不能称之为公平的制度,客观上帮助中国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时间高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同时也使城市、农村置身于一种相对固定、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负面效应同样明显,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改革。
“市场经济制度天然要求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是在通过人口登记区分不同的权利: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那个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权利。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变这种人口制度,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第二篇:谈谈城乡户籍制度
谈谈城乡户籍制度
在中国,户籍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份,不同的身份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有时甚至相差甚远。户籍有省份不同,以及城乡等两种情况。由于我国各省的经济状况以及发展层度的不同,导致各省的户口所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样。沿海各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其区域内的居民享受比西部内陆所享受的待遇要高得多。当然目前中国最主要存在的户籍问题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城市居民主要生活在城市区域,所以他们受到社会的关注。城市一直都是经济,政治的聚焦之地,经济发展为城市的待遇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聚居于城市的人一般都是社会精英,他们有高素质,高技能,高收入等,城市居民对于其所享受的需求较高。作为政治经济的区域中心,为区域内的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各种社会资源。政府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也会把相对多的资源分配到城市。在现存制度下,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过多的聚集于城市。导致资源在城乡的分配严重不均。在资源分配不均的条件下,其相对应的区域居民也要享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但是,城市与乡村人口的不均,大量农村人口只能享受到相对较少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城乡资源享受的差距。户籍把中国人口严格地分成了城市和农村两类,也严格限制了享受人群的数量。农村人口只能享受农村资源,而城市除了可以享受城市资源外,还可以占有一部分农村资源。过去一直强调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而且是无条件的,导致农村大量土地资源部以及一些资源流向城市。进入新千年以来,我国开始提出城市反哺农村,要求农经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城市要力所能及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可是目前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员仍然是过去的思维模式,一味强调城市的发展,忽略农村的发展。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城乡差距的扩大,而在二元户口结构下,两种不同的身份人员所享受到的待遇扩大。
要解决现在的困局,必须执行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加以施行。政府层面,需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农村目前现存的一大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技能的匮乏,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农村支出,加大农村财政输人,激活农村资金的活跃度。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的的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目前一部分地区正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试点,但简单来说,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还是比较慢,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要求。缩小农民进城的成本、为农民落户城市提供帮助、降低城市入籍门槛是城乡户籍改革的一大目标。户籍改革是一项配套工程,牵扯到不同的利益主体,管理部门,资源配置等,在进行户籍制度给个的同时也需要对其他配套措施加以完善。在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利益关系,遵循农民的意愿。
第三篇: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
摘 要:城市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快城镇化进程,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文章从分析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城市建设存在问题入手,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思路与方法。确定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明确城市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对城市特色进行准确定位扩大城市规模,调整功能分区,建设新区,打造建筑特色建设绿色城市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 城市特色 城市定位 经营城市 绿色城市
城市的涵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地域空间的集聚性。现代城市集聚了人口,集聚了科学和文化,集聚了社会活动。加快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以中心城市建设为主的城市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城乡一体休的必要保证。承德市是国家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44个重点风景区之一,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避暑山庄、外八庙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资源,使得承德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开发与文化研究价值,也使城市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行政区划分的不尽合理是首要因素。由于城市区划不尽合理,城市规模过小,对经济拉动不强,造成城市功能不全、经济辐射不够,纵观承德经济发展的历史,之所以经济欠发达,原因很多,其中城市区划不合理、功能不全、规模过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城市区划不合理,限制了城市外延的发展,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致使一些中小城市不应有的城市病过早在承德出现,并且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
2、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作用不强。突出表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很多县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确定,不是根据市总体规划,而是凭小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和长官意识,造成城市建设出现短期行为,甚至存在改变城市建设用地性质的情况。
3、建筑设计思想不活跃,城市建筑形式呆板、色彩不鲜明、风格不突出,缺乏生机和活力。从全市建筑总的格局看,仍没有摆脱直线加方块的模式。
二、城市建设发展方向、目标与措施
(一)对城市特色准确定位
1、城市的个性是一个城市独具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标志和城市的名片,每一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从承德城市形成的历史看,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就是城市之魂,是城市之核心。因此,城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山庄外庙,烘托山庄、外庙,一切影响、破坏山庄、外庙,影院景观的建设活动都必须停止。城市的各类
建筑,应以突出山庄外庙,为出发点,与山庄外庙,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丰富和弘扬山庄外庙的内涵。
2、加快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明确城市建设方向和目标,对城市进行准确定位。根据承德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结合中央、省对承德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城市定位为:建设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的山水园林城市。城市性质定位突出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为核心,是承德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城市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保护、突出、烘托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城市的魂。
3、承德的城市结构为带状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确定以后,在城市建设中,要突出城市的特点,从城市的总体空间布局,到局部地段建筑的群体设计和重要建设的单体设计,不但要科学合理,而且要注意艺术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自然景观资源,详细研究城市历史风貌,突出体现承德特有的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等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心构思城市建设,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
(二)打造承德建筑特色,为后人留下城市建设可循之则
城市建设总体思路和城市建设的目标确定之后,要坚持数年、数代、逐步形成承德的建筑风格与特色。相关专业部门要认真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地域特点、历史沿革,城市个性。城市设计要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为核心,以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以及京津后花园为目标,以清代历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风光为主基调,充分体现清王朝陪都、清代全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特点。表现历史与现实相融合、古典风格与时代风貌、人文和自然相统一的特征。应确定承德各类建筑的主色调,逐步形成独特的城市建设风格。
(三)大打生态牌,建设绿色城市
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之中,承德是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而闻名国内外。避暑山庄独特的造园艺术,市域内众多的生态旅游资源,为我们建设绿色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城市绿化建设投入少、见效快,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一条有效径。目前,我市在绿化建设上,存在很大差距,市区除山庄绿化外,城市绿地较少。空出规划的“龙头”作用,采取多层次、多品种、多形式布局,以城市公共绿地为重点,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化为依托,以街头绿化为点缀,坚持绿化与美化同步,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城市绿化的水平与档次。
三、采取经营城市的原则,拓宽城建融资渠道
积极探索“经营城市”的新路子。在职市经济条件下,城市本身不仅具有价值,而且经营得好还可以增值。我们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观念,深化改革,走“经营城市”新路子。这既是解决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措施,更是不断推动城市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的重要途径。一是政府要对拟开发建设的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经营。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城市规划有效实施,另
一方面也能筹集一笔巨大的建设资金,为城市发展备足后劲。二是政府要统一经营城市地下公用设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多头建设多头建设多头经营而出现的“开膛破肚”现象。三是利用市场机制开展资本经营。比如运用好市场经营权、城市公共广告空间使用权、城市各种设施及地名冠名权。主要应用的方式方法:
(一)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是资金。要将城市新增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归集分类,逐步开放市场,积极采用国际上通用的BTO(建设、交还、经营)、BOT(建设、经营、交还)、BOO(建设、经营、享有)方式动作。
BTO,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交给政府。政府再把设施出租给私营公司经营。私营公司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BOT,项目由私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内享有使用权,通过使用费回收投资。期限一到,则把所有权交还政府。BOO,项目由经营公司投资建设,并根据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样做,私营公司乐于长线投资和追加投资。
(二)坚持公平竞争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不走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只能是企业亏损,财政不堪重负,公用事业发展进入死胡同。要按照“行业管、社会办”的原则,建立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经营许可制度,在管住管网和线路的前提下,即目前除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的管网等大型项目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其余城市市政公用行业项目,都允许或者鼓励社会资本和私营企业投资,使各种经济万分和经济组织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与竞争。
(三)盘活基础设施存量
就城市建设而言,盘活存量就是围绕产业化经营,盘活城市实物资产,使城市基础设施资本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把“死钱”变成“活钱”,实现以资产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一是将项目的特许权出让和转让。二是对附属在基础设施上的廷伸性资源的经营。三是积极推进城市基础有偿使用和有偿服务。
(四)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
市政公用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革,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公开、科学管理。城市供水、燃气等单位享受的政府补贴可实行定额补贴,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年递减。逐步理顺市政公用事业价格机制,适当调整水价,适时调整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
第四篇:我国城乡二元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改革现状及其问题
“要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着力加强对现代农业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民增收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村建设的支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胡锦涛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交通系统、邮电通信、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城乡之间资源分配不对等;而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等。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主要有: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增收困难,进而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
2.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众多的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通,阻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并使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受到制约。3.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落后也影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消费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发展。
4.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带来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城乡之间众多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而就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5.城乡之间的二元化不仅阻碍了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贫富之间、干群之间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包括许多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其核心差异大致表现为: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劳动力资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实现优化组合。
2.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不平衡。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保障。目前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只要存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补贴”的落差,就会有门槛,将户籍这个大门槛取消了,其他部门仍会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门槛来。有专家指出:“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仍过低,保障能力较为脆弱。其次,农村社保具体制度设计中存在较多主要问题,如新农合的制度设计实行自愿参加,以收定支的原则,而在现实实践中,贫困的农民或者对政府不信任的农民无能力或者不愿加入农村合作医疗,导致这部分农民无法受益。而且,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统筹次基本限制为县(市)一级,统筹层次过低,而税费改革后,原本就处于“吃饭财政”状态的县乡两级财政实力进一步削弱,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情况更为严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对象,因财政下拨资金有限而被挡在五保门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
3.农村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发展仍较为薄弱,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和高水平、高质量提高;农村教育的投入仍然过少,高中段教育普及困难;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帮扶工作开展缓慢,发展不平衡现象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税费改革之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与发展现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适应,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标准不统一,来源不稳定;农民工就业培训没能很好的落实开展等。
4.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限制了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没有很好地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的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而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多数地方农村土地流转处于自发、分散、无序状态。二是有些地方在乡村集体组织的流转中,忽视承包农户土地流转收益主体地位,截留、挪用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与民争利,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是有些地方存在着借农村土地流转,绕过国家有关法规,大量占用耕地,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包括:未批先用、少批多占、以租代征;强行征地、补偿偏低、拖欠补偿等)。综上所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危害重重,如果不能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我国全面发展、全面小康都是空谈。然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个长期的艰巨任务。改革中必然会遇到众多阻力和困难,甚至会出现曲折、反复。就我个人看法,总的来说,改革的问题终归是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这一基础性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真正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我国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直接举措是提高粮食收购价,适当上涨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此举不仅可以最直接地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达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目标;而且充分体现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让农民通过扩大种养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来获得更多收益。当然,这种措施不能一直使用,一样会出现问题。所以探索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五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城乡结合经济意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
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
定义
农村与城市生产和生活之间的不对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
目录 基本简介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农村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经济,同时,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居民的观念亟待更新。战略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城乡结合 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用科学管理模式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城市事务中大量的问题是与农业社会共生的问题,对此,政府管理存在着“控制盲区”。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协调和处理“非正式组织”中的矛盾,理顺转型期城市内部的利益结构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