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逻辑研究论文

第一篇：科学逻辑研究论文

第一部分逻辑导论

第一章 对于若干基本的考察

一个科学家，不论是家还是实验家，都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一步一步检验它们。说得具体一些，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他们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我想，对这个程序作出逻辑的，也就是说，分析经验科学的，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或者说知识的逻辑的任务。

但是，“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些什么？我们所说的“经验科学”又是什么？

1．归纳问题

按照流行的观点（本书反对这种观点），经验科学的特征是它们运用所谓“归纳方法”。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发现的逻辑等同于归纳逻辑，即这些归纳方法的逻辑分析。

一般把这样一种推理称作“归纳的”，假如它是从单称陈述(有时也称作“特称陈述”），例如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记述，过渡到全称陈述，例如假说或理论。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归纳推理是否证明为正确，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证明为正确，被称作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如何确立根据经验得出的全称陈述真理性的问题，经验科学的假说和理论系统就是这样的全称陈述。因为许多人相信这些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经验得知的”；但是，显然，观察或实验结果的经验的记述，首先只能是单称陈述，不能是全称陈述。因此，人们说从经验得知一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意思常常是这样：我们能用某种方法把这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一些单称陈述的正确性，而这些单称陈述根据经验得知是真的；这就等于说：全称陈述是以归纳推理为基础的。因此，问是否存在已知是真的定律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问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是否证明为正确。

然而，如果我们要设法证明归纳推理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立归纳原理。归纳原理是我们借以能把归纳推理纳入逻辑上可接受的形式中去的陈述。在归纳逻辑拥护者的眼里，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来说是极重要的。Reichenbach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其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 这个归纳原理不可能是如重言式或分析陈述那样的纯逻辑真理。的确，假如有什么纯逻辑的归纳原理的话，就不会有归纳问题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归纳推理就必须被看作纯逻辑的或重言的变形，就和演绎逻辑的推理一样。因此，归纳原理必须是一个综合陈述；就是说，这种陈述的否定并不自相矛盾，而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所以，问题发生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原理呢？我们根据理性的理由如何能证明接受它是正确的呢？ 相信归纳逻辑的人同Reichenbach一起急于指出：“归纳原理是为整个科学无保留地接受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没有人能认真地怀疑这个原理”，然而，即使假设情况是如此（毕竟，整个科学也可能是错的），我仍然认为，归纳原理是多余的，它必定导致逻辑的矛盾。归纳原理易于产生矛盾，这在Hume的著作里，已经说清楚了；那里还说到：即使有可能避免这种矛盾，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归纳原理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全称陈述。假如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而得知，那么，导致引入归纳原理的同一个问题就再一次产生了。为了证明这个原理，我们就必须运用归纳推理；而为了证明这些归纳推理，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更高层次的归纳原理；如此等等。这样，想把归纳原理建基于经验之上的试图就破产了。因为这样做必定导致无穷后退。

Kant试图摆脱这个困难，办法是他把归纳原理（他称作“普遍因果性原理”）看作是“先验地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为综合陈述提供一个先验的证明的这种试图，虽则机敏但并不成功。

我自己的观点是：这里概述的归纳逻辑的各种困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很流行这样一种学说：归纳推理虽然“严格地说”是不“正确的”，但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可靠性”或“概然性”。我认为，在这一种学说里同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按照这种学说，归纳推理是“概然推理”。

Reichenbach说：“我们将归纳原理描述为科学借以判定真理性的手段。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说：它的作用是判定慨然性。因为科学并不能到达真理或谬误……科学陈述只能达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概然性，这种概然性不可达到的上限和下限就是真理和谬误。” 在这个阶段，我可以不考虑归纳逻辑信仰者持有的这种概率观念，我在后面将要把它作为极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论题而加以拒斥（参看下面第80节）。现在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求助于概率甚至并未触及上面已经提及的那些归纳原理所遇到的困难。因为，假如我们对根据归纳推理得来的论述给予一定程度的概率，那么为了证明它就必须援引一条新的经过适当修改的归纳原理。而这条新原理本身也必须被证明，如此等等。而且假如这条归纳原理本身也被说成不是“真的”，只是“概然的”，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简言之，和归纳逻辑的其他任何一种形式一样，概然推理的逻辑，或“概率逻辑”，不是导致无穷后退就是导致先验论的学说“。

在下面展开论述的理论是与所有运用归纳逻辑观念的试图直接对立的。这理论可以称之为检验演绎法理论，或者说就是这样的观点：假说只能以经验来检验，而且只是在这假说被提出以后。

在我详细论述这个观点（可以称为“演绎主义”，以与“归纳主义”相对立）以前，我首先必须将涉及经验事实的知识心和只与逻辑关系相联系的知识逻辑清楚地加以区别。因为对归纳逻辑的信仰多半是由于心理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混淆。顺便说一下，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淆不仅对知识的逻辑而且对知识的心理学同样带来了麻烦。

2．心理学主义的排除

我在上面已说到：科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检验理论。

在最初阶段，设想或创立一个理论，我认为，既不要求逻辑的分析，也不接受逻辑的分析。一个人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思想（不论是一个主题，一个戏剧冲突或者一个科学理论），这个问题对于经验的心理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来说，是无关的。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的问题（Kant的quid facti［事实问题］？）无关，而只与正当或正确的问题（Kant的quid juris［权利问题］？）有关。它的问题是下列这一类的：一个陈述能被证明为正当吗？假如能够，则如何证明？它是可检验的吗？这个陈述在逻辑上是否依赖于某些别的陈述？或者与它们相矛盾？为了能以这种方式对一个陈述进行逻辑的考察，这个陈述必须已经被提到我们面前。必须有人已经表述了它并将它交付逻辑的考察。因此，我要在设想一个新思想的过程与逻辑上考察它的方法和由此得到的结果，这二者之间加以截然的区别。关于知识的逻辑（与认识的心理学相区别）的工作，我假定它仅在于在系统的检验中运用的方法，每一个新思想必须经受这种检验，如果要对它加以认真考虑的话。

有人会反对说，把已导致科学家作出一个发现——找到某一新的真理——的步骤加以“理性重建”看作认识论的事更为合适。但是，问题在于，确切地说，我们要重建什么？假如要重建的是灵感的激起和释放的过程，那么我将不认为它是知识逻辑的工作。这种过程是经验心理学要研究的，而不是逻辑要研究的。假如要我们要理性地重建随后的检验，那就另当别论了；通过这个检验，灵感成为一项发现或变成一项知识。科学家批判地评判、改变或抛弃他自己的灵感，就此而言，他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这里所进行的方法论的分析看作一种相应的思维过程的“理性重建”。但是，这种重建并不能描述这些过程的真实情况，它只能提供一个检验程序的逻辑骨架。不过，有些人谈到我们借以获得知识的途径的“理性重建”，大概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我在这本书里的论证完全不依赖于上面所说的问题。不过，不论其是否正确，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是，并没有什么得出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者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达：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Bergson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Einstein也说过类似的话：“探求高度普遍性的定律……从这些定律出发，用纯粹的演绎就能从这些定律获得世界的图景。达到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基于对经验对象的智力爱好（‘Einfuhlung’）的直觉，才能达到这些定律”。

3.理论的演绎检验

按照这里我要提出的观点，批判地检验理论和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理论的方法，总是按下列路线进行的。借助演绎逻辑，从尝试提出来且尚未经过以任何方式证明的一个新思想——预知、假说、理论系统，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东西——中得出一些结论；然后将这些结论，在它们相互之间，并和其他有关的陈述加以比较，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如等价性、可推导性、相容性、不相容性）。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区别出四条不同的检验理论的路线。第一，在这些结论之间加以逻辑的比较，以此来检验理论系统的内部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目的是确定这理论是否具有经验的或科学的理论的性质，或者它是否是，比如重言的命题。第三，同其他的理论作比较，主要目的是确定，假如这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它是否构成科学上的进展。最后，通过能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的经验来检验理论。这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是要找出理论的新推断（不论它自认为如何新法）耐受实践要求考验的程度。这种实践要求或是由纯科学实验引起的；或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引起的。在这里，检验的程序也是演绎的。我们借助其他过去已被接受的陈述，从理论中演绎出某些单称陈述，我们称作“预见”，特别是那种易检验或易应用的预见。从这些陈述中，选取那些从现行理论中不能推导出的，特别是那些与现行理论相矛盾的。然后我们将它们与实际应用和实验的结果相比较，对这些（以及其他）推导出的陈述作出判决。假如这判决是肯定的，就是说，假如这些单称结论证明是可接受的或被证实，那么，这理论眼下通过了检验，我们没有发现舍弃它的理由。但是，假如这判决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假如这结论被证伪，那么它们之被证构也就证伪了它们从之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来的那个理论。

应该注意：肯定的判决只能暂时支持这理论，因为随后的否定判决常会推翻它。只要一个理论经受住详细而严格的检验，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未被另一个理论取代，我们就可以说它已“证明它的品质’，或说“它已得到验证”。

在这里概述的程序中，没有出现任何类似归纳逻辑的东西。我从不认为我们能从单称陈述的真理性论证理论的真理性。我从不认为理论能借“已证实”的结论的力量被确定为“真的”，即使仅仅是“概然的”。在本书中，我想对演绎检验的方法作一更详细的分析。我将试图说明，通常称作“认识论”问题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分析的框架内得到处理。尤其是，由归纳逻辑产生的那些问题能够排除，而不会代之以产生新的问题。

4．划界问题

对这里提出来的观点，大概会有许多反对意见，其中最严重的或许是下面这种意见。反对者说，我由于摈弃了归纳法，就剥夺了经验科学最重要的特性；并且意味着我撤除了分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之间的屏障。我对这个反对意见的回答是：我摈弃归纳逻辑的主要理由，正在于它并不提供理论系统的经验的、非形而上学性质的一个合适的区别标志，或者说，它并不提供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

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科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

Hume知道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它，Kant把它看作知识理论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按照Kant那样把归纳问题称作“Hume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划界问题称作“Kant问题。” 我想，在这两个问题（几乎所有其他知识理论问题的根源）中，划界问题是更基本的。的确，带有经验论倾向的认识论学者所以信赖“归纳法”，其主要理由似乎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归纳法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特别是那些信奉实证主义的经验论者是如此。

老式的实证主义者只愿意承认那些他们所谓“导源于经验”的概念（或观念、思想），才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概念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感性经验要素，如感觉（或感觉资料）、印象、知觉、视觉或听觉、记忆等等，实证主义者更明确地认为，科学不是概念的系统，而是陈述的系统“。因此，他们只愿意承认这样一些陈述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它们可以还原为基本的（或“原子的”）经验陈述——还原为“知觉判断”，或“原子命题”，或“记录语句”，如此等等”。很清楚，隐含着的划界标准就是要求归纳逻辑。

既然我拒斥归纳逻辑，我也就必须拒斥所有这些想解决划界问题的尝试。由于这种拒斥，这个划界问题增加了它在当前研究中的重要性。对于不接受归纳逻辑的任何认识论来说，找到一种可接受的划界标准，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实证主义者通常以一种自由主义方式来解释划界问题，他们把它解释为仿佛它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提出一个合适的约定，他们相信，必须在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发现一种似乎在事物的本性中存在的区别。他们不断地试图证明：形而上学按其本性不过是无意义的蠢话，正如Hume所说：“诡辩和幻想”，我们应该将它们“付之一炬”。

假如想要通过定义用“胡说”或“无意义”等词表达的只是“不属于经验科学”，那么将形而上学表征为无意义的胡说就没有价值；因为形而上学通常被定义为非经验的。但是，当然，实证主义者认为，关于形而上学他们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不只是说它的某些陈述是非经验的。“无意义”或“胡说”这些词表示或意在表示一种贬抑的评价。毫无疑问，实证主义者真正想完成的与其说是成功的划界，不如说是彻底推翻和消灭形而上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发现，每次实证主义者试图把“有意义的”一词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些时，总是导致同一个结果——导致“有意义语句”（区别于“无意义伪语句”）的定义，不过是重申他们归纳逻辑的划界标准。

这一点在Wittgenstein那里“表现”得很清楚。按照他的看法，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必须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或原子）命题。他把基本命题表征为“实在的图画”或描述（顺便说一下，这一表征包括所有有意义的命题）。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Wittgenstein的“有意义”的标准和归纳主义者的划界标准是相符合的，只要我们用“有意义的”代替他们的“科学的”或“合理的”等词。这个想解决划界问题的试图正是在归纳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实证主义者在急于消灭形而上学的同时消灭了自然科学。因为科学定律也不能在逻辑上被还原为基本的经验陈述。Wittgenstein的有意义标准，假如首尾一贯地加以应用，就会把那些自然定律也作为无意义的而加以拒绝；它们决不能作为真正的或合理的陈述而接受。而探索自然定律，正如Einstein所说，是“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试图揭示归纳问题为一个空洞的假问题这一观点，曾被Schick“表达如下：“归纳问题在于要求关于实在的全称陈述的逻辑证明……，我们与Hume一样承认：不存在这种逻辑证明，其所以不可能有，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陈述”。

这表明，归纳主义的划界标准如何不能在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以及为什么必定使二者处于同一地位；因为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教条判定二者都是无意义的假陈述的系统。这样一来，实证主义没有从经验科学中把形而上学根除掉，却使得形而上学侵入了科学的领域。

和这些反对形而上学的策略（就是说，意图反对形而上学）相反，我的工作不是去推翻形而上学，而是表述概括经验科学的合适特征，或对“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概念下一定义，使得我们对于一个给定的陈述系统，能说对它的仔细研究是否属于经验科学的事情。

因此，我的划界标准必须被看作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对于任何一种这样的约定的适宜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而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的讨论，只可能在有着某些共同目的的人们之间进行。当然，这种目的的选择最终是一种决定，超出理性论证的范围“。

因此，任何把绝对确定的不可改变的真的陈述看作科学的目的和目标的人，一定会拒绝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下面这样一种人也会拒绝，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尊贵”，他们认为这种尊贵寓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在的真理性和本质性”中。他们大概不会认为现代理论物理学具有这种尊贵，而我和其他人则认为，现代理论物理学是直到为止我称作“经验科学”的最完全的体现。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的目的是不同的。然而，我并不想把它们说成是科学的真正的、本质的目的，来证明其正确性。这样做只能歪曲这个问题，而且这样做将意味着陷入实证主义的教条主义。就我所知，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合理地论证我的建议，这就是：分析它们的逻辑推断，指出它们的丰富性——它们阐明知识理论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坦率地承认，归根结底，是价值的判断和偏爱指导我达到我的建议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建议会被下面这样一种人接受；这些人不仅重视逻辑的严格性，而且重视摆脱教条主义；他们追求实际应用性，但是更吸引他们的，是科学的探险和科学的发现。这种发现一再使我们面对预料不到的新问题，并迫使我们作出直到现在梦想不到的新解答。

价值判断我的建议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在犯我责备实证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试图用谩骂来消灭形而上学。我甚至并不主张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问题，我想，假如没有对纯思辨的有时甚至相当模糊的思想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这种信仰，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在这个限度内是“形而上学的”。

虽然我发出了这些警告，我仍然认为知识逻辑的第一项任务是提出一个经验科学的概念，这是为了使现在有点不明确的语言学的用法尽可能地明确，也是为了在科学和形而上学观念之间划下一条清楚的界线——即使这些形而上学观念可能在科学的中，曾经促进过科学的进展。

5．作为方法的经验

表述“经验科学”概念的一个可接受的定义的工作，不是没有困难的。某些困难是由于这一事实：必定有许多个理论系统，其逻辑结构和一个在任何特定时候被认为是经验科学的系统很相似。这个情况有时也可以这样说：存在着许多个（可能有无限多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但是，称作“经验科学”的系统是意在只表示一个世界：“实在世界”或“我们的经验世界”。

为了把这个思想说得稍微确切一些，我们可以区别我们的经验理论系统必须满足的三个要求。第一，它必须是综合的，这样它能表示一个不矛盾的可能的世界。第二，它必须满足划界标准（参看第6、21节），就是说，它必须不是形而上学的，而必须表示一个可能的经验世界。第三，作为表示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系统，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和其他这类系统区别开来。那么，这种表示我们经验世界的系统是如何被区别出来的呢？回答是：根据它经历了并且经受住了对它的检验。这就是说，它是应用我要分析、描述的演绎方法区别出来的。

根据这个观点，“经验”就成为分辨各种理论系统的辨别方法。这样，经验科学的特征就不仅在于它的逻辑形式，而且还要加上它的辨别方法（当然这也是归纳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试图以使用归纳方法作为经验科学的特征）。

因此，知识理论的任务是分析经验科学特有的方法或程序，可以说知识理论是经验方法的理论——通常称作“经验”的理论。

6．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

归纳逻辑固有的划界标准——就是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教条－－和下列要求是等价的：所有经验科学的陈述（或所有“有意义的”陈述），必须是能最后判定其真和伪的；我们说：它们必须是“可最后判定的”。这意味着，它们的形式必须是这样：证实它们和证伪它们，二者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因此，Schlick说：“……真实的陈述必须能得到最后的证实；”Waismann说得更清楚：“假如不可能确定一个陈述是否真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的方法。” 我的观点是，不存在什么归纳“。因此，从“为经验所证实的”（不管是什么意思）单称陈述推论出理论，这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所以，理论在经验上是决不可证实的。假如我们想避免实证主义者所犯过的错误，按我们的划界标准，实证主义者排除了自然科学的理论系统，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标准，它允许我们把即使不能证实的陈述也纳入经验科学的范围。

但是，我当然只在一个系统能为经验所检验的条件下，才承认它是经验的或科学的。这些考虑提示：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

（因此，这样的陈述：“明天这里将下雨或不下雨”，不能被看作经验的，就只因为它不可能被反驳；而这样的陈述：“明天这里将下雨”就被看作经验的。）

对于这里提出的划界标准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首先，科学应该给我们肯定性信息，而我的建议却认为，它的特征是能满足例如可反驳性这样的否定性要求，因此这种建议似乎是有些刚愎自用。但是，我将在第31-46节说明，这个反对意见无足轻重，因为一个科学陈述由于它的逻辑特性与可能的单称陈述冲突的可能越大，它所传达的关于世界的肯定性信息量就越大（我们称自然定律为“律”，不是没有道理的。所禁越多，所述越多）。

其次，可以试图把我对归纳主义划界标难的批判转过来反对我自己；因为，对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的反对意见，似乎和我自己反对可证实性的意见相类似。

这个攻击并不能烦扰我。我的建议是以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不对称为根据的。这个不对称来自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因为，这些全称陈述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是能够和单称陈述相矛盾。因此，通过纯粹的演绎推理（借助古典逻辑的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从单称陈述之真论证全称陈述之伪是可能的。这样一种对全称陈述之伪的论证可以说是朝“归纳方向”（就是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进行的惟一严格的演绎推理。

第三种反对意见似乎更为严重。人们可能这样说：即使承认不对称性，由于各种理由，任何理论系统最终地被证伪，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找到某种逃避证伪的方法总是可能的，例如，特设性地引入辅助假说，对一个定义特设性地加以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简单地拒绝承认任何起征伪作用的经验的态度，而并不产生任何逻辑矛盾。无可否认，科学家通常并不这样做，但是，从逻辑上说这样做是可能的。人们会说，这个事实就使得我提出的划界标准的逻辑价值，变得至少是可疑的。

我必须承认，提出这个批评是正当的。但是我不需要因此就撤回我那采取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的建议。因为，我正要提出（在第20节以后），经验方法应被表征为明确地排除那些逃避证伪的方法，这些方法正如我想象中的批评者所正确坚持的，是逻辑上可能的。按照我的建议，经验方法的特征是，它使待检验的系统以一切可设想的方式面临证伪的态度，它的目的不是去拯救那些站不住脚的系统的生命，而是相反，使这些系统面临最剧烈的生存竞争，通过比较来选择其中最适应者。

我建议的划界标准也引导我们到Hume的归纳问题——自然定律正确性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下述二者之间明显的矛盾：可以称作“经验主义的基本命题”的那个命题——只有经验才能判定科学陈述的真伪——和Hume认识到归纳论证不可接受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假定所有经验的科学陈述必须是“可最后判定的”，就是说，假定它们的证实和证伪二者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上述矛盾才会产生。假如我们放弃这个要求，并把那仅在一种意义上可判定的——单方面可判定的，更具体地说，可证伪的——并且可以为证伪它们的系统尝试所检验的那些陈述，也承认是经验的陈述，那么，上述矛盾就消失；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

7．“经验基础”

假如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是可的，那么就必须得到在证伪推理中可作为前提的单称陈述。因此，我们的标准似乎只是变换一下问题——使我们从的经验性质问题退回到单称陈述的经验性质问题。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有所收获。因为在实践中，与理论系统相联系的划界问题有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而至于单称陈述，则很少对它们的经验性质产生怀疑。的确，会发生观察的错误并因而产生假的单称陈述，但是科学家几乎从来没有理由把单称陈述称作非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

因此，经验基础问题——即关于单称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在科学逻辑内所起的作用，和大多数其他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所起的作用有点不同。因为大多数问题和研究的实践有密切的关系，而经验基础的问题几乎只属于知识的理论。然而，我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产生了许多含糊不清之处，特别是在知觉经验和基础陈述之间的关系方面。（我称作“基础陈述”或“基础命题”的是在经验的证伪中能够作为前提的陈述：简言之，个别事实的陈述。）

知觉经验经常被认为为基础陈述提供一种证明。人们认为，这些陈述的“基础”是感性知觉经验；认为通过知觉经验的“检查”，显示出这些陈述的真理性；或者认为知觉经验使它们的真理性成为“明显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显示一种强调基础陈述和知觉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完全正确的倾向。但是，因为陈述只能够根据逻辑由陈述来证明，这也是对的。因此，在知觉和陈述之间的联系依然不清楚，并且这种联系被同样模糊的说法描述，这些说法没有阐明什么东西，而是略过这些困难，或者至多用些比喻暗示这些困难。

假如我们把这问题的心方面同它的逻辑、论方面清楚地区分开来，我想也能找到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区别下列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主观经验或我们的确信感，它们决不能证明任何陈述（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客观的逻辑关系，存在于各种科学陈述系统之间和每个系统内部。

经验基础问题将在第25－30节中作详细的讨论。现在我最好转入科学客观性问题，因为，我刚才用过的术语“客观的”和“主观的”需要加以阐明。

8．科学客观性和主观确信

“客观的”和“主观的”是在上充满着各种矛盾用法和无结论、无休止讨论的术语。

我对“客观的”和“主观的”术语的用法不同于Kant。他用“客观的”这个词来表示科学知识应该是可证明的，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一时想法：一个证明是“客观的”，假如原则上它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和理解的话。他写道；“假如某个事物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是合理的，那么它的基础就是客观的和充分的。” 而我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完全得到证明或证实，然而它们是可检验的。因此我要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

Kant用“主观的”一词表示我们（各种程度的）确信感。考察这些确信感如何产生是心理学的事情。例如，它们可以“根据联想定律”产生。客观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判断的主观原因”，只要我们考虑了这些理由并确信它们有说服力。

Kant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陈述的客观性是和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假说和全称陈述密切相关的。只有当某些事件能按照定律或性重复发生时，像在可重复的实验里的情况那样，我们的观察在原则上才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在我们重复和检验它们之前，我们甚至对自己的观察也不大认真对待，也不承认它们是科学的观察。只有根据这些重复，我们才确信我们处理的并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巧合”，而是原则上可以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事件，因为它们有规律性和可重复性。

每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有些惊人的不可理解的外观“效应”在他的实验室里也许一度可以重复，但是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物理学家会说他已经作出一个科学发现（虽然他可以重新安排他的实验，以求得到可重复的效应）。的确，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能有规则地重复的效应。任何严肃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把这种“神秘效应”（我建议的称呼）作为科学发现去发表——他不能提供如何重复它们的指示。这个“发现”会很快被当作幻想而摈弃，只是因为检验它的尝试都得到否定的结果。（因此，关于是否确有在原则上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事件发生这个问题的争论，科学是不能判定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前一节中提出的我的论点：主观经验或确信感决不能证明科学陈述，除了作为经验的（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外，它在科学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不管确信感是如何强烈，它决不能证明一个陈述。因此，我可以完全深信一个陈述的真理性，确信我的知觉提供的证据，具有一种极强烈的经验，任何怀疑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否为科学提供丝毫理由来接受我的陈述呢？能否因为K．R．p．完全确信它的真理性就证明任何陈述呢？回答是，“不”。任何其他的回答都是和科学客观性的观念不相容的。我正在体验着一种确信感，对我来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甚至这个事实也不能在客观科学的领域里出现，除非以心理学假说的形式出现，这种假说当然要求主体之间的相互检验：心理学家可以从我有这种确信感的猜测中，借心理学的和其他的理论之助，演绎出某些关于我的行为的预见，然后在实验检验的过程中，这些预见可得到确证或者被反驳。但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我的确信感是强还是弱，这是来自一种强烈的甚至不可抗拒的、确定性无可怀疑（或者“不言自明”）的印象，还是只不过来自一个可疑的臆测，这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和科学陈述如何能被证明的问题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这样一些考虑，当然对经验基础问题并未提供一个解答。不过这些考虑至少帮助我们看到它的主要困难。由于要求基础陈述和其他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就丧失了我们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而且我们就不能给予那些描述经验，比如描述我们知觉的那些陈述（有时称作“记录语句”）任何优惠的地位。它们只能作为心理学陈述在科学中出现；而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假说，它的主体间相互检验的标准肯定是不很高的（考虑到心理学的现状）。

无论我们对经验基础问题的最后解答是什么，有一件事必定是清楚的：假如我们坚持我们的要求，科学陈述必须是客观的，那么那些属于科学的经验基础的陈述也必须是客观的，即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但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性总是意味着：其他的可检验的陈述能从待检验的陈述中演绎出来。因此，如果基础陈述自身也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那么在科学中就不可能有最终的陈述；在科学中不可能有不能被检验的陈述，因而就不可能有在原则上不能被反驳的陈述，通过证伪可从它们演绎出来的某些结论来检验和反驳这些陈述。

因此，我们就达到下列观点：理论系统被认它们演绎出普遍性水平较低的陈述来检验。因为这些陈述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它们也必定是以同样的方式可检验的——这样以至于无穷。

人们可能想到：这个观点导致无穷的后退，因此它是站不住脚的。在第1节里，当我批判归纳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归纳会导致无穷的后退；现在读者也许会认为，可以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反对我自己提倡的演绎检验程度。然而，这并非如此。检验的演绎法不能确立或证明受检验的陈述；也没有打算要它这样做，因此并不存在无穷后退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我引起注意的境况——无限的可检验性和没有无需检验的最终陈述——的确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显然事实上检验不能无限地进行，迟早我们必须停止。我在这里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想指出：检验不能永远进行下去这个事实和我对每个科学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要求并不矛盾。因为我并不要求每一个科学陈述，在被接受以前必须在事实上已被检验。我只要求每一个这样的陈述必须可能被检验；或者换句话说，我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在科学中存在着我们必须顺从地当作真的陈述来接受的陈述，只是因为由于逻辑上的理由似乎不可能检验它们。

第二篇：禅宗逻辑研究的论文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众所周知，作为逻辑演算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事物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命题之间的关系。禅宗逻辑同布尔逻辑[2][3]相似，也具有明显的类代数的特点。令全类为“1”，空类为“0”。以A和B分别代表两个类，也称之为选取符号。A代表在论域中选取所有A的结果，B代表选取所有B的结果，则

A=B表示两类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分子；

AB表示两类相交，即逻辑相乘，代表既属于A类又属于B类的类；

A+B表示两类相并，即逻辑相加，代表或属于A所标记的事物的类，或属于B所标记的事物的类；

附图表示A的补类，即由论域中除去类A的事物的类。

按照上述的基本约定，在传统的布尔逻辑中，如果A表示类“有”，B表示类“无”，则明显有A+B=1，即类A和类B互为补类，即这意味着同时属于两个互补的类的类是可能存在的，即传统逻辑中的“不矛盾律”在禅宗逻辑中不一定成立。其次，由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可言说的本体的“认识”过程在逻辑上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这正从逻辑上显示了它的不可言说性的根源所在。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4]原来不可言说的禅宗“第一义”是在传统的语言和逻辑之外的存在，现在随着逻辑的扩展，在禅宗逻辑框架内，它便不再是逻辑之外的存在了。逻辑扩展了，世界也随之扩展了。

根据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在零级近似下（对应于在求和公式中只取n=0一项），逻辑求和公式变成：

A+B=1.附图而这正是布尔逻辑，即布尔逻辑是禅宗逻辑的零级近似。可见禅宗逻辑比传统的只研究矛盾对立双方间的关系的二值逻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在逻辑对象上，除了包含互补的、矛盾的两个基本的逻辑类之外，它还同时容纳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余所有可能的独立的类，这就为在逻辑上去研究“非非”之类（传统逻辑之外的、不可言说的）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次，就逻辑自身而言，禅宗逻辑包容了那些不矛盾律不再成立的逻辑，为逻辑自身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与禅宗逻辑

物理学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类。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人们感官经验之内的物质客体，适用于牛顿力学。站在经典物理学的立场上，一个具体的物质客体只能以粒子的方式或波动的方式存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存在方式，即一个物理客体要么以粒子的方式存在，要么以波动的方式存在。以粒子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刻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具体时刻在全空间存在而不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例如水波和声波等。无论是经典的粒子还是经典的波，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借助于牛顿力学理论，人们可以运用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来描述、理解它们，而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一旦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它的客观对象（如原子）就不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体验的了。微观客体的微观运动本身已不再是感官所能直接观测和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及其运动，只有借助于复杂的科学仪器，通过人工安排的科学实验，观测由其引起的在仪器中发生的某种不可逆放大过程所导致的宏观可观察效应。这种通过仪器的读数所“认识”到的对象已不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这又是对微观客体的唯一的一个认识途径，即只能这样来认识微观客体，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认识”。

在通过各种科学实验对微观客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观客体（原子、电子等）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粒子性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表现出波动性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微观粒子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和波的简单综合。这种“波粒二象性”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临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与之（指禅宗）惊人地相似，与禅宗的情况一样，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靠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5]尽管物理学家们无法在逻辑上解决“波粒二象性”佯谬，但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最终在数学上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微观客体一般就表现为一个数学上虚的态函数，它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理论本身并不能给出关于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物理解释，因为数学上的虚数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外在的客观存在相对照的。1927年，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来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玻尔把两种图象——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看作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互补的描述。这两个描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使用粒子概念以及波动概念都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不能避免矛盾。”[6]不难发现玻尔的互补性解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逻辑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逻辑是无法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疑难的，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比传统逻辑包容性更大的新的逻辑。本文所给出的禅宗逻辑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波粒二象性”问题。首先，波和粒子作为两个类在传统逻辑（经典物理学框架内）上是完全互补的两个类，因此可令：A表示粒子，B表示波，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就是：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类，它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上的微观粒子就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客体所遵循的逻辑是禅宗逻辑的一级近似的结论的正确性。

三、总结

禅宗哲学（包括禅宗逻辑）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平行性，早已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玻尔在1937年访华时就曾被中国的对立两极的概念所震惊。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则更是为这种平行性所吸引，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尽管有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物理学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但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根由。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平行性、相通性的根源在于二者所研究和指向的对象都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禅宗逻辑的对象是感官经验之外的，是日常的语言、逻辑所不能言说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禅宗所要证悟的最终本体恰恰都是这种对象。人的思维离不开形象、直观，离不开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和逻辑，而禅宗所要证悟的本体和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却又都是直接经验之外的存在，是无法从形象和直观上把握的。正如玻尔所指出的：“物理学面临的困难来源于我们被迫使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和概念，即使我们是在从事于精炼的观察也如此。我们除用粒子或波就不知道其他描写运动的方式。”[7]因此要想“认识”和“把握”这类对象，就只有超越传统逻辑的束缚，应用全新的包容性更大的逻辑进行思维，才能将其重新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内加以“言说”、“认识”。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01.[2]朱水林.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84.[3]马玉珂.西方逻辑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09-317.[4]［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5]［美］卡普拉F.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6]［德］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7]卢鹤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53.

第三篇：哲学逻辑特点研究论文

【提要】同其他知识形式的一样，人文的发展也是连续性与间断性、逻辑连贯性与社会制约性的统一。但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逻辑连贯性有自己的强度和特点。在这一上，既要克服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这一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又不能将社会对思想的制约等同于机械的因果决定。对社会分工、群体利益、环境诸因素的作用都应做开放式的具体理解，而不能简单套用的发展模式来说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

【关 键 词】连续性/间断性/传统理性主义/思想资料

【 正 文 】

人文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要受社会实践的制约。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受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也要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但它主要表现为受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受社会制约的方式、程度和条件上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一、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非独立性

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31页。）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

当然，任何理论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间断性要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理论不仅在其形成和发展上，而且在成果上都要受社会状况的高度制约。因此，思想史的就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去寻找根本原因。前苏联学者托尔斯特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把意识看成客观进行的过程，即在自身运动中不是由个别人（乃至天才人物）的主观心理观点，而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普遍机制来调节的过程。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克服以往家认为这个过程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的外观’。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强调的那样，这种外观对以往一切哲学都抱有空想，这不单纯是哲学家们的主观谬误，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哲学（一般地说，也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客观状况在社会分工和劳动与人的异化系统中有意识的表现。”（注：托尔斯特赫等《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88年版，第135～136页。）

唯心主义者把思想史看成理论自我演变的历史，认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只是纯理论、纯逻辑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在克服思想史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理解，打破思想理论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就必须看到理论以外的因素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传统理性主义的研究思想史的，即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看成与人的社会生活无关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应予以抛弃的。这种方法同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一致的，它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两个人用同样的逻辑规则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仍然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实际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只能到思想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

进入以来，特别是随着唯物史观的的逐步扩大，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对思想史领域的理性主义解释感到不满，他们在思想史研究中逐渐把目光投向客观的社会因素。“环境解释学派”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该学派主张在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作用，认为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环境和思想家的生活环境对于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有的人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国家宪法的形成，有的人用社会环境的变迁来说明社会思想主流的演变，有的人则用环境来解释政治家的思想倾向。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走向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没有看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但他们的观点毕竟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这一方面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的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思想本身来解释思想史，把思想史看成思想独立发展的历史，这终究要走入困境。

二、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往人们认为，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种看法在静态地社会结构这个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我们就必须看到社会存在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 页。）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实践活动。因此，用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就是要用物质实践活动去说明社会意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但是生产力并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因此我们

应当从人们的物质活动出发，看到“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18、50、43、78、78、36、602页。）同时要看到物质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看到生产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多种中介因素，这就需要对社会存在作宽泛的理解。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社会因素对它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第一，社会分工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哲学、神学、道德等等首先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结果。“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由此造成了一大批哲学家、家和人文社会理论领域的其他思想家，这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大多数人造成不幸，使之成为终生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即使从事社会精神文化创造的人的活动也成为被分工束缚的终身从事一种职业的活动。这也同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相悖。旧的社会分工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它又将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被历史所消灭。马克思反对把某种工作作为人的终生职业，但并不反对专业化，因为专业化同职业化是两码事，专业化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人的专业化活动即有具体内容的活动是以完整的个性为前提的，因为创造性地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就要有广泛的各种才能。

”（注：见托尔斯特赫《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第二，群体利益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不仅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且引导着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贡献之一就在于看到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对思想的作用。梯叶里认为，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仅仅用信仰来解释，而应当从物质利益出发来解释。基佐则指出了阶级利益和财产关系对于政治制度、思想发展以及风俗习惯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且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文学艺术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思想斗争是思想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思想斗争应从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发来加以说明。

第三，阶级斗争、历史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也是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往往要通过思想理论的斗争为自己开辟道路。

历史环境的变迁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发生变化。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此外，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理解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条件。

三、正确看待人文社会理论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要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是这种影响和制约关系是复杂多样的，而且人文社会理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道路与自然科学相比，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力避简单化，采取合适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不能把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制约作用看成机械的因果决定。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关系是复杂的，正象恩格斯在晚年指出的那样，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把唯物史观理解成经济决定论，而要看到多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作用。因此，在社会制约思想理论这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制约作用的灵活多样性，不应将其等同于僵硬的机械因果决定。

许多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么思想也就再无客观性可言。另一些人则认为思想一旦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人们会产生什么思想都是既定的，这样思想家的活动就再无自由可言。实际上，这些片面的看法都同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有关。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因果决定，它带有以下特征：一是开放性，作为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开放系统，这在近、现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人的需要是不断扩大的，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扩大的，人们的经济交往是不断扩大的。由此决定了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思想，观念也要随之而扩大视野。二是全面性，社会存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两个经济因素，而是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因此，要用全面的观点理解社会存在及其由之决定的思想观念。三是中介性，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要经过一系列中介，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政治生活、思想家的认识图式等在这其中都会起作用。四是动态性，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总之，只有辩证地理解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才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

第二，要看到人文社会有相对独立的道路。社会对思想的制约并不排除史、思想史、伦史、史的存在。因此思想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现象，总要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并在流传中不断地更新发展。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人文社会理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在说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这一事实时指出，这是因为“每一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其他文化因素对于思想发展的是要通过思想资料才能起作用的。这些因素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着思想家对思想资料的选择、舍弃以及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改造的方式和方向。因此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是影响思想资料流传的方式和方向。脱离了思想资料本身，思想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恩格斯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是发生在思想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 页。）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和变化既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人文社会理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应立足于这方面来说明。

第三，不能简单地套用的发展模式来说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近年来，在探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时，理论界存在一种倾向，就是用西方科学哲学所概括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说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就是把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所有理论发展的共同模式。（注：参见卢培琪，商志晓《在思维的制高点上 》第六章第三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作法的有效性是大可怀疑的，首先，人文社会理论有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受社会存在因素制约的强度比起自然科学来要高得多，受制约的直接性要大得多。因此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逻辑连贯性要比自然科学弱得多。其次，即使人文社会理论有其发展模式，也不会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因为人文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存在着多方面重要的差异性，例如自然科学理论直接拒斥评价性认识，而人文社会理论却认可评价性认识；自然科学理论大量使用人工语言，人文社会理论却大量使用自然语言；自然科学理论主要为发展物质生产服务，人工社会理论则主要为处理人际交往关系服务，等等。所有这些差异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理论必定有自己特殊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最后，即使是对自然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解也存

在着分歧和差异。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波普模式、库恩模式、拉卡托斯模式等，彼此都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选定其中一种模式或拼凑一种综合模式来套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难免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文社会理论同自然科学理论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对共同性的认识应当是建立在对它们彼此间差异的了解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武断性。

第四篇：自然辩证法论文之科学发现的逻辑

84号

我对《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 的哲学思考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年11月2013日 摘要：近代以来在科学发现有无逻辑问题上的争论都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和难点，都是与对“科学发现”和“逻辑”两词的理解分不开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研究必须走辩证综合的道路。“科学发现”是科学认识主体根据新的科学事实在思维中重建科学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既有量的准备酝酿阶段又有质的飞跃的综合认识过程。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一定是形式逻辑，还可能是辩证逻辑，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程序或算法，非理性因素是科学发现逻辑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科学发现；思维方法；逻辑；非理性

科学发现的逻辑是指在经验科学得到领域里，科学家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对这个程序做出的逻辑分析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传统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科学理论的发现和证明分开，从而把科学发现看作是一个非逻辑的直觉灵感等的创造性活动，把发现的研究交给心理学，认为夺存在科学牲现的逻辑．科学发现是非理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现并非是超理性的，神秘不可探究的，科学认识过程有其内在的相互联系着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现和证明既有区别，也有一定联系。

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方面是对科学发现和发现逻辑的内涵外延的理解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于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理论发展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对科学发现的理解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一、科学发现的理解

在这一问题卜，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从新经验事实材料中去发现新的基本概念，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这一观点的提出足有其历史渊源的。19世纪的赫歇尔首先将发现和证明分开；惠威尔则进一步否认发现的逻辑的存在来否认发现与证明的关系。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莱欣巴哈则把发现的条件和证明的条件割裂开来，他认为发现条件是非哲学问题，认识论关心的是证明的条件。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卡尔纳普为代表完全沉迷于证明问题，忽视了科学发现问题。波普尔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指出，不存在诸如获得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者作为这个过程的逻辑构造这类东西；每一个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索”或者“卑尔根森头脑中的创造归纳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科学发现只看作是科学活动的前阶段，它不包含对任何思想进行评价、鉴定和批判。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在一定的科学知识背景下，对客观事物及现象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并在这种规律性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原理、规律和理论来指导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完整的科学认识过程，即包括从科学实验出发，经过理论形成，再到理论应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近代的培根、牛顿、笛卡尔都认为从经验事实山发，运用逻辑推理，就可得出新定律，而认识前提既是产生规律的源泉又是判定新规律真理性的根据。这种观氨事实上承认科学发现过程内在地包含了发现和证明。

科学发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充分的背景知识，更需要“长期有准备的头脑”。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发现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发生阶段，这一阶段意昧着新概念、新思想的涌现。第二阶段是反思阶段，即被发现的思想需要科学家付出一定精力与时阅去反思。第三阶段是证明、评价阶段。科学发现只是在这一阶段上才得到证实、认可，在此过程中科学发现本身来看应包含证明。

二、对传统科学发现方法的简单回顾

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对科学发现方法的理解存在两大对立派别：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推崇归纳，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则信奉演绎。然而，这两派的源头却都可以从亚里斯多德那里去寻找。

1.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发规模式：直觉的归纳——演绎法

亚里斯多德认为，科学发现开始于观察，继而要运用直觉归纳法提出一般性程度较高的原理，然后以这些原理为前提，演绎出关于个别事实的命题，并与观察事实相对照。亚氏的科学发规模式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归纳——演绎”，其基本形式是：经验观察一直觉归纳一一般原理一三段论演绎一(对照)经验观察。从形式上看，似乎亚氏对归纳与演绎都注意到了，但事实上，亚里斯多德主要注重的是演绎法，他对演绎的三段论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归纳环节研究得相当薄弱。比如．他简单笼统地认为作为科学发现的前提是通过“直觉”的归纳产生出来的，即人们直觉地认为它是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亚氏的“归纳——演绎”方法，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过分强调演绎的方法，容易使推论建立在不可靠的前提上而导致先验主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许多无聊争论(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就是把亚氏的演绎方法推向极端的结果。

2.培根的科学发现方法：“科学归纳法”

被马克思称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看到了亚氏直觉归纳法的缺陷，他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科学发现方法，即培根自称的“科学归纳法”。培根强调“逐步归纳的严格程序”，认为归纳法是一个逐步地、渐进地上升的过程，其基本程序为：科学实验与经验观察一事物的相互联系—'科学命题—’一般原理。他反复强调：“不能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跳到和飞到遥远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去。”这显然要比亚里斯多德的方法更为严密、准确、审慎一些。而且，培根强调列“三表”(具有表、差异表、程度表)的方法和“排除法”来排除偶然的相关因素，从而找到事物间的必然联系，这使归纳的程序得到了较为具体的说明，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直觉”。

但是，培根的科学发现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他公然排斥科学发现中的演绎、想象和假设，试图把十分艰难复杂、丰富多彩的科学发现过程，简单归结为一种机械地填写表格式的归纳过程，不能不陷于片面。同时，归纳法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在于，从有限推导无限，从过去、现在推测未来，都不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而培根却把归纳方法过于绝对化了。

3.笛卡尔的科学发现方法：演绎主义

与培根的科学发现方法相反，笛卡尔主张科学发现应当借助演绎而不是归纳，而作为演绎推导出发点的第一原理要具有确实性。为了达到这种确实性，他怀疑以前曾认为是“真”的所有判断，认为只有极少部分判断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我思故我在”、“必定存在一个尽善尽美的上帝”等。他要求以这蝗命题作为一切推理的出发点来发现真理。其基本形式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一般原理一科学命题一科学知识体系。演绎主义的科学发现逻辑实际上是把发现的机制理解为公理的洞察和直觉，认为理智的直觉能力和演绎推理是科学发现的重要因素，其它知识都不具有从自明公理演绎推出的结论的那种必然力量。演绎主义的困难在于：公理是怎样产生的?公理是否确定无疑?显然，用直觉来说明公理的产生，就难以确定其逻辑必然性，如“必定存在一个尽善尽美的上帝”就明显是一个假命题。因此，笛卡尔的演绎主义的科学发现法，从“天赋观念”出发，同样带有先验主义的片面性。

尽管归纳法与演绎法因各自存在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而陷于片面，但这两大传统特别是培根的归纳主义传统为整个近代自然科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归纳法与演绎法共同构成近代科学发现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归纳法是其主流。

然而，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为标志，科学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现代科学阶段，理论开始变得越来越抽象，离经验越来越远，它们大多以演绎的系统出现，并且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新旧理论之间更替非常之快，理论的“自由创造”倾向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是否可能的问题的争论。

三、科学发现逻辑的可能性

在科学发现有无逻辑问题上的争论是与对“科学发现”和“逻辑”两词的理解分不开的。

1.科学发现的特点和含义

“发现”的英文和中文含义都使人误解科学中的“发现”。“发现”的英文（Discover）含义是：一种揭开掩盖真相的遮布的行为。在《辞海》中“发现”的解释是：“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这两种解释是相通的，即发现是获得有关事物的新知识。但细究起来，这里的“发现”多指日常生活中的发现，科学发现却有其特点：第一，科学发现者必须找到以前从未被人知晓的新事物，不管它是一种实体、关系或理论。但日常生活的发现者只须找到一个仅仅对发现者未知的新事物。第二，科学发现必须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然而日常生活的发现在原则上是可以不检验的。第三，科学发现的成果最终能被结合进科学知识体中而成为其中新的篇章或补充。

“科学发现”是科学认识主体根据新的科学事实在思维中重建科学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既有量的准备酝酿阶段又有质的飞跃的综合认识过程。没有科学发现就没有科学的生命。氧气、细胞和产褥热病因的发现等科学史上科学发现的案例表明，科学发现很少是可以归之于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的单一事件。其一，任何科学发现都有一个知识准备时期，离不开科学主体的背景知识。中子是查德威克而不是居里夫妇发现的，是因为卢瑟福实验室与居里夫妇镭学研究所的不同研究传统，查德威克已经有了中子可能存在的背景知识，而居里夫人不具备这种背景知识。其二，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发现，这仅仅是科学发现的开始，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透彻和解释清楚的。其三，任何科学发现都是一个思想酝酿和进化的过程，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步积累和纯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取得明确规定的，把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简单理解成直觉、灵感、顿悟、猜想等智慧火花的迸发是不恰当的。其四，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之间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很难从时间上作机械的、绝对的区分。

2.科学发现逻辑的可能性

人们对“逻辑”也有各种各样的误解，逻辑实证主义者说的“逻辑”指形式逻辑，拉卡托斯、图尔明说的“逻辑”指理性或合理性，西蒙说的“逻辑”指算法或推理，劳丹把逻辑理解成满足“一套规则或原则的过程”，阿加西认为“理性、逻辑、算法三位一体”。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必把逻辑限定在形式的可演算性的狭小范围，形式逻辑需要非形式逻辑来补充，逻辑并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程序或算法，逻辑可以扩充到包含所有符号的使用和信息处理。我们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要减少人们对它的神秘感，更好地理解科学发现的本质和过程，就是要探究哪些深藏在整个科学创造过程中、并支配科学发现的原则和规则，总结出科学发现的逻辑规律和一般模式，从而将这些规律和模式应用到相似问题的研究上，加速科学发现的进程，更有效地推动科学的发展。

我们认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是可能的，因为：其一，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一定是形式逻辑，还可能是辩证逻辑。不能把科学发现过程仅仅理解为符合形式逻辑推理原则的过程，因为若这样理解，我们就无法对以原有知识作背景、推出新知识的过程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二，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程序或算法，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这就好像对棋谱的研究，下棋时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但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些致胜的步骤，这就是棋谱，又可以称为下棋的逻辑。它只是一组规范理论，建议人们只要可能，便采取这样的策略，这对实现下棋的目标是有效的，但并不意味着采取这些步骤必然能将死对方。其三，科学发现主要是理性的、逻辑的，非理性因素是科学发现逻辑的一个环节。科学发现是理性的逻辑推理与非理性的思想跳跃交替的过程，二者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假说的提出以及概念、理论的形成，有时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路，即便有必然的逻辑通路，但仅靠逻辑还是不够的，还要凭直觉去体悟或预见事物的本质和总体特征。在科学发现过程中某些新概念的最初产生是依靠直觉，那么它的表述、修正和系统化却不能不依靠逻辑思维；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意志、感情、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但科学毕竟是理性的事业，任何科学发现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必然性。科学发现是潜意识和显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潜意识是显意识成果的积淀。直觉、灵感、顿悟、猜想等非理性方法是发现科学基本定律的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个环节。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起着类似催化剂的作用，但不应夸大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若因科学发现中含有非理性成分，就取消对其进行逻辑研究的可能性，势必会取消科学存在的合法性，科学家也就无异于赌徒了。非理性也是有规律可循，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只能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科学的本质在于根据事实、规律，合乎逻辑地运用非理性因素。其四，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发现的创造性并不矛盾，没有创造性，就做不出科学的发现，没有创造性的逻辑也就不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有规律的，在极严格的条件下是可以重建的，但这和人人都可以做出发现是两码事，因为具体的发现过程是各种相关条件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究竟谁能做出发现，不仅取决于逻辑，还取决于科学工作者个人的个性品质（热爱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好奇心、兴趣和顽强的意志）、背景知识、心理因素、思维方式、社会因素等偶然因素。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品质，就不可能机械地、千篇一律地应用那些合乎逻辑的内容，也就不可能都做出科学发现。

四、“探索性演绎法”：科学发现方法的一个现代性“范例”

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爱因斯坦曾提出过一种叫做“探索性演绎法”的方法模式。这个模式可表述如下：直接经验￡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者公理，A以8为基础，但A同8只是直觉的(心理的)联系；由A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同￡联系起来(用实验验证)，这一步也是超逻辑的(直觉的)。这一科学发现模式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将假说、演绎、归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具有系统性。每一种发现方法不是独立存在着，而是与其他发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联系不同于机械的相加。这样，假说、演绎、归纳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保证科学发现的正确性。由于在这里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都被看成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使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可能。恩格斯曾经说过：“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联系着的。人们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人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补充。”161爱因斯坦的发现模式非常注意归纳与演绎之间的联系，这可说是与恩格斯的思想无有二致的。

其二，将假说置于首位，突出了现代科学思维的创造性“自由”。爱因斯坦指出：“科学不能仅仪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同这里，“自由地创造概念”的过程实际上是假说提出的过程。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理论与经验的距离己越来越远，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链条被拉得越来越长，试图从经验之中通过简单的归纳完成科学发现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正是由于这样，现代科学的重大理论发现，大多通过“猜想”、“假说”、“尝试”等方式进行。所以，爱因斯坦说，从经验走向理论“不存在什么逻辑的道路，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探索”嘲。爱因斯坦将科学假说放在科学发现的首位，切实地反映了当代科学理论思维的创造性特征。

其三，对经验归纳与演绎推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了科学发现的实在性与严密性。爱因斯坦强调科学理论发现的“自由创造”性，但他并不否认科学理论与经验实在的联系，相反，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以经验实在为基础的。他认为，在思维中创造概念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于作家写小说的自由～。科学思维的自由创造告诉我们，理论必须与经验事实相符合，我们的“一切关于实在的认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于经验”。从爱因斯坦的发现模式可以看出，他不仅重视假说提出的经验基础，而且重视经验归纳对理论的后验证据作用。爱因斯坦对演绎法也给以足够的重视，置于科学发现过程的中段，这样就保证了科学发现理论的严密性。

第四，这一科学发现模式系统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爱因斯坦的发现方法高明的一点还在于，他把自己的科学发现方法叫做“探索性演绎法”，又以假说的提出为之首要。这里无论“探索”还是“假说”，实际上都是把科学发现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待的，而不是企图一劳永逸地发现永恒的真理，这是符合认识本质的。在这一模式中，公理假说可以根据经验的变化及事实的验证结果灵活地加以调整，系统呈现一种开放性与灵活性。

爱因斯坦的“探索性演绎法”模式基本上反映了现代科研思维和科学发现的特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发现的创新思维模式。作为一种“范例”性质的科学发现方法。其中不乏我们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

五、研究科学发现逻辑的意义

研究科学发现逻辑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都能从自己的研究内容出发，从科学发现逻辑这块阵地上吸取对自己富有成效的思想。为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探索提供方法论有助于认识论和科学史研究的深化，为年轻科学工作者培养创新能力，有助于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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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相关推论与强相关逻辑研究论文

何谓推论？

推论（reasoning）是从前提（为结论提供证据的已知事实或预设假说）推导出新结论的过程，是从已知或预设（即前提）到达未知（即新结论）从而获取新知识、扩展已有知识的过程。一个推论过程一般由一系列被称为推断（argument）或者推理（inference）的步骤有序构成。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尤其是抽象知识，并非所有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后从直接的经验总结得出的，而大部分都是根据已知知识通过推论而得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推论这一手段，人类就不可能把知识宝库扩展到今天如此丰富的地步。

举一个用自然语言表达的推论的简单例子。

（1）所有的有理数都可以表达为一对整数之比。

（2）π不能表达为一对整数之比。

所以

（3）π不是一个有理数。

（4）π是一个数。

所以

（5）至少存在一个非有理数（无理数）。

这里，用一步推理先从前提（1）和（2）推出（3）作为结论，又用一步推理从前提（3）和（4）推出（5）作为结论，这样的两步推理构成一个完整的推论，从前提（1），（2）和（4）推出结论（5）。

推论的能力，尤其是抽象推论的能力（一般动物并不具备），无疑是人类智能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因而应该是任何以实现人工人类智能（本文用此名词以区别人工智能所实现的动物智能）为目标的计算智能系统都具备的必不可少的功能。说一个没有具备推论能力的计算智能系统实现了人工人类智能，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尽管推论及其自动化曾经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中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推论的基本性质还有许多未解决问题需要探究，关于推论在计算机上的有效实现也还仍然有许多重要课题需要实践。何谓逻辑学？

在上述有关推论的一般哲学定义中，尽管说推论的前提要为其结论提供证据，但一个具体推论的前提是否实际上真正有效地为其结论提供了证据是独立于一般定义的另一件事，也就是说，确实提供或者实际没有提供都是可能的。因此就需要某种确切标准来区分鉴别正确、有效推论和不正确、非有效推论。逻辑学正是研究推论正确性或有效性学问的学科。逻辑学首先是关于推论（推理）的学问，它探索和研究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正确、有效的推论，探索和研究用于区分鉴别正确、有效的推论和不正确、非有效的推论的一般原理和标准，探索和研究如何进行正确、有效推论而避免不正确、非有效推论的一般方法论。因此，历史上，逻辑学从来就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技艺之技艺”（司各脱，13世纪）、“所有其他科学之基础”（塔斯基，1941）、“先于所有其他科学，以其思想和原理支撑所有科学之科学”（哥德尔，1944）。

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推论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以有多种不同种类的证据关系存在，而对不同的证据关系的认同与否就可以引导出不同的正确有效性标准。任何科学都是基于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一旦其中某个假设或原理被一个新的假设或原理所替换，可能会给予该门科学巨大影响，以至于产生一个全新分支。逻辑学也不例外，关于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的不同哲学动机可以引导出不同的逻辑有效性标准和逻辑系统。作为逻辑学之核心的条件关系

在逻辑学中，一个形式为“如果（若，if）…，那么（则，then）…”的句子通常被称为条件命题（conditional position）或者简单地被称为条件句（conditional）；它用于断定在句子的“如果（若，if）”部分和“那么（则，then）”部分之间存在的某种充分条件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条件句必然涉及由逻辑连接词（connective）“如果…，那么…”，也被称为条件关系（conditional relation），来连接起来的两个部分，它们分别被称之为该条件句的前件（antecedent）和后件（consequent）。一个条件句的真实性不仅取决于其前件和后件的真实性，而在本质上更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必然相关性和充分条件性。条件关系概念在推论中起最基本的作用，因为任何推论形式都必须基于它，所以，条件关系概念一直都是逻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而被认为是逻辑学的核心。

当研究和使用逻辑时，条件关系概念既会出现在对象逻辑（即作为对象，正在研究的逻辑）之中也会出现在元逻辑（即作为工具，正在用于研究对象逻辑的逻辑）之中。在对象逻辑中，通常是在其形式语言中有一个用来表示条件关系概念的连接词；同时，条件关系概念也通常用一个元语言符号表示，在该对象逻辑的证明论和模型论中用于描述逻辑后承（logical consequence）关系。另一方面，在元逻辑中，条件关系概念，通常会以自然语言形式表示，用于定义关于对象逻辑的各种元概念和描述关于对象逻辑的各种元定理。

从对象逻辑的观点来看，有两种类型的条件句，一类是经验的条件句，另一类是逻辑的条件句。对于一个给定的对象逻辑，如果一个条件句的真值，从该逻辑的意义来说，必须取决于其前件和后件的具体内容而不能仅由其抽象形式来确定（亦即，从该逻辑的观点来看，其前件和后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被视为是经验的），则该条件句被称为该逻辑的经验条件句；如果一个条件句的真值，从该逻辑的意义来说，仅取决于其抽象的形式而与其前件和后件的具体内容无关，因而可以被认为是普遍真的或普遍假的（亦即，从该逻辑的观点来看，其前件和后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被视为是逻辑的），则该条件句被称为该逻辑的逻辑条件句；从该逻辑的意义来说，一个普遍真的条件句也被称为该逻辑的一个必然归结（entailment）。事实上，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把什么样的条件句视为、定义为必然归结，正如Diaz所指出的：“现代逻辑中的问题可以最恰当地表述为：我们如何能够给予那些表示了必然归结的条件句一个合理的解释？”相关的推论与推论的经典有效性标准

在对推论、逻辑学、条件关系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做了清晰的介绍之后，进入本文的主题。

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1）“如果雪是白的，那么1+1=2”，（2）“如果雪是黑的，那么1+1=2”，（3）“如果雪是白的，那么1+1=3”，（4）“如果雪是黑的，那么1+1=3”，这4个以自然语言形式表达的经验的条件句陈述了4个简单的推理（推论）。按照常识和经验，大概谁也不会认为这4个推理是正确的，因为在这4个推理当中，无论前提与结论正确与否，从常识和经验来看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亦即，没有任何相关关系。这样的例子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应有尽有，它们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条件句（推理、推论）的前件（前提）和后件（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相关性，由这样的条件句陈述的推理（推论），不应该被视为是正确的。基于这个事实，暂且把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相关性的推论称为“相关的推论”，而把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具有相关性的推论称为“不相关的推论”。

接下来，来看一看经典数理逻辑和相关的推论之间的关系。经典数理逻辑（classical mathematical logic）是为了给数学家们的工作提供形式化语言来描述数学证明结构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对数学证明给予严格的描述（请注意，“经典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现代化”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在各种各样的形式逻辑系统中，经典数理逻辑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经典数理逻辑基于几个基本假设，其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采用经典有效性（the classical account of validity）（亦即，一个推论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其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不为假）作为推论（证明）的逻辑有效性标准；在经典数理逻辑的理论框架范围内，人们必须以此标准来确定一个推论（推理）的结论是否实际上依据于其前提。

然而，因为经典有效性不要求推论（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必须存在相关关系，所以一个经典有效的推论（推理）之结论未必一定与其前提相关，甚至可以毫不相关。在人们的常识和经验看来，不正确的推论却有可能在经典数理逻辑的范围内是有效的，换言之，经典有效性这个逻辑标准并非与人们常识和经验中推论的正确性判断标准完全一致。

那么，是否有某种逻辑系统，其逻辑有效性标准考虑了推论之前提与结论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有某种逻辑系统，其逻辑有效性标准与人们常识中推论的正确性判断标准完全一致？这是2个尽管陈述起来简单但是在本质上、在哲学上、在逻辑学上相当难的问题。“实质蕴含悖论”问题

作为采用经典有效性的一个必然结果，经典数理逻辑用一个外延的真值函数连接词“ 实质蕴含（material implication）”（即一个蕴含命题为假，当且仅当其前提为真且结论为假）来表示条件关系概念。经典数理逻辑中的外延的真值函数“实质蕴含”没有准确地表达条件关系概念。这就引出了所谓“蕴含悖论”的问题，即如果把经典数理逻辑中的“实质蕴含”视为（注意是“视为”）是条件关系，而把经典数理逻辑中的逻辑定理都视为有效的推理式或者必然归结，那么从推论（推理）正确性的角度来看，经典数理逻辑的许多逻辑定理都表现出悖论特性从而被称作“实质蕴含悖论（paradoxes of material implication）”。

对于经典数理逻辑的各种经典保存扩张（classical conservative extension）或者非经典替代（nonclassical alternative）的逻辑系统，只要经典有效性被采用为推论（证明）的逻辑有效性标准并且条件关系被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示为实质蕴含，那么上述事实都仍然成立。

那么，不考虑前后件之间相关关系的逻辑真“实质蕴涵”条件句在应用上会带来什么问题？

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系统内“实质蕴涵悖论”的存在，经典数理逻辑是担负不起“科学之科学，技艺之技艺”、“所有其他科学之基础”、“先于所有其他科学，以其思想和原理支撑所有科学之科学”之重任的。基于强相关逻辑的相关推论

尽管传统相关逻辑已经排斥了那些传统的蕴涵悖论，但是在它们的逻辑定理集合当中也还仍然存在着一些逻辑定理，从我们通常使用条件关系的意义来看是不自然的。如果将传统相关逻辑中的相关蕴含视为是条件关系，而把相关逻辑中的逻辑定理都视为有效的推理式或者必然归结，那么从正确推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相关逻辑的许多逻辑定理仍然表现出类似于“实质蕴含悖论”的特性。这一情形，与把经典数理逻辑中的“实质蕴含”视为是条件关系，而把经典数理逻辑中的逻辑定理都视为有效的推理式或者必然归结时所产生的“实质蕴含悖论”问题完全类似。

尽管“相关蕴涵”比“实质蕴涵”更恰当地表达了条件关系概念，但是类似于“实质蕴涵”的情形，“相关蕴涵”也还没有完全准确地表达条件关系概念。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命名这些相关逻辑的逻辑定理为“合取蕴涵悖论（conjunction—implicational paradox）”和“析取蕴涵悖论（disjunction—implicational paradox）”，因为在一个合取蕴涵悖论条件句的前件中包含有不必要的、不需要的合取项，或者在一个析取蕴涵悖论条件句的后件中包含有不必要的、不需要的析取项，或者两者皆而有之。尽管相关性原理及变量共享保证了条件句中前件与后件的相关性，从而使得一个基于传统相关逻辑的有效推论之结论必然与其前提相关，但是，前提和结论之间必须共享至少一个命题变量仅是一种较弱的相关性（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只要相关了就行”），而并未要求前提和结论之间必须共享所有的命题变量。所以，在任何传统相关逻辑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即便一个推论（推理）是相关有效的，它既无法保证其结论在条件关系意义下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在条件关系意义下的相关性。这种情况与在经典数理逻辑里“实质蕴含悖论”的情况完全相似。从把推论视为人类获取新知识之手段的角度来看，作为规定推论正确性有效性标准的基础逻辑系统应该满足的最基本要求：该逻辑必须保证有效的推论是在条件关系意义下是相关的（relevant）和保真的（truth preserving），亦即，对一个基于该逻辑的有效推论来说，在条件关系意义下，其前提和结论之间必然是相关的并且当其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也必然为真。基于强相关逻辑的相关推论在发现和预测中的关键作用

发现是寻找或者揭示某个前所未知事物的过程。预测是预先猜测某个未来事件的发生，因此，它是一个必定伴随有某个时间参照点的概念。对于任何发现或者预测，被发现的事物或者被预测的事件必然是在发现过程和预测行为完成之前预先未知的，否则，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发现已知的事物或者预测已知的事件了。由于推论是从给定前提获得预先未知的新结论之唯一途径，因此，不存在有完全不祈求于推论的发现过程和预测行为。

因为对于任何发现或预测来讲，在发现过程或预测行为之前都没有一个完全明确定义清楚了的目标（注意，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目标，那么那将是一个证明而不是一个推论），并且被发现的事物或被预测的事件及其真实性在发现过程或预测行为完成之前都是未知的，所以发现或预测时所进行的推论必须是相关的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这个要求，对于科学发现或预测来说，在哲学意义上是本质重要的；这是因为，为了评估被发现的事物或被预测的事件，科学家们必须遵循最一般的、独立于正在实践内容的正确性标准，它可以给出被发现的事物或被预测的事件的健全性保证。那么，最一般的标准是什么？在哪里可以找到最一般的标准？正是逻辑学，作为“科学之科学，技艺之技艺”、“所有其他科学之基础”、“先于所有其他科学，以其思想和原理支撑所有科学之科学”，可以提供这样的标准；正是强相关逻辑，可以圆满地支持相关推论，使得科学家们能够以非循环的、非同义反复的方式来评估所发现的事物或所预测的事件。

基于强相关逻辑的相关推论在发现和预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某个应用需要寻找独立于具体领域的、一般的推论有效性标准，使得只要保证了前提的正确性之后，对依据该推论有效性标准推出的结论无需再评价就可以直接接受为正确的，那么目前世界上符合此要求的只有强相关逻辑而无其他。结论

相关逻辑现已成为哲学逻辑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逻辑是以探究推论中相关的有效性为己任的唯一的一族逻辑系统。作为知识表达和推论的工具，相关逻辑所具有的许多有用特性是经典数理逻辑及其各种经典保守扩展或非经典替代都没有的。

在条件关系意义下的强相关性对于任何发现和预测中的有效推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人们希冀通过推论来发现新的事物或预测未来事件，那么应该求助于相关推论；事实上，当发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或者预测了一些未来事件的时候，人们正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了相关推论；基于强相关逻辑的相关推论，对于以发现或预测为其重要功能的各种计算智能系统来说，必然起到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基于强相关逻辑的相关推论在知识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科学中可以发挥许多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不求助于某种方式的相关推论，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不能被完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