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受挫记

第一篇：面试受挫记

面试受挫记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下午，纠结很久之后决定还是去参加面试，毕竟自己已经答应去的，或许真得不适合自己，他们也不会录取我这样的。在同学的劝说下便动身去浙江大学玉泉区面试了。中途转了两趟车终于赶到了那里，迟了近8分钟。面试我的是一个小女孩，年龄不过26左右。我递给了她简历，她看了看，思考了一会，然后我就跟她简要地自我介绍了一下，接着便谈一些岗位的情况，可是也没谈几句，我早就听出了她的不耐烦，因为她早已对我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必要了。眼看就要结束了会谈，什么也没有谈。而我为了赶过来花了近两小时，就为了这不到5分钟的面试？真有点后悔来了。停顿了许久，她问我在杭州是否有住房？我告诉她我可以租房。她又问我未来五年之内的计划，什么都包括的：如事业，爱情等。我说在五年之内找到今后都能一直从事的职业，并且攒下在杭州买房子首付的钱。她直接就说，以杭州各行业的薪资来看，很难达到。继而就说我们这个职位是要大部分时间都要在电脑前写论文的。问我能否呆得住？因为我早已知道了她的用意，我正好不知道如何结束这种谈话，恰好有了这一问，我就说我呆不住。然后我就结束了。

整个面试时间不到10分钟，一杯水也没喝，赶到那里就直接面试然后10分种之后走人，而且是很确定的不会得到她所说的第二次面试机会。呵呵。。我心里释然。没白来！想不到杭州女孩都这么个想法。不过这也提醒了我，总是在学校呆着，心还没经过社会的洗礼，一切都还那么简单地看问题。同时也提醒我是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毕业后的发展方向了。其实我又何尝停止过思考呢。可是越思考越没有结果。最后就选择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来对待了。

在沈阳时，并没有感到这么大的压力，可是来到了杭州就不一样了，或许是自己年龄不一样了，遇到的选择和思考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了。但凭我这样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家里能够送我上学没有负债我就已经是很满足了。我十分地感谢我的父母。想想杭州的房价，要是按照正常的工作来赚钱的话，估计我买得起房子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孩子都成家的时候了。因此，今后我可不敢去想这方面的东西。

现在的女孩都很现实，我要是女孩，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的。所以这很正常，谁叫自己现在还那么穷呢。我现在唯一不着急的原因是自己还年轻，我比一般的人早一到两年，因此，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同龄的人还在本科毕业。我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而校园里的爱情尽管我知道它很美，但真就是无缘了。我需要的是真心喜欢我的人。而不是玩玩游戏的那种。

我会在我毕业后五年之内买下房子的。这话先放在这，以待日后验证！也真想当我真就实现时，在那个面试我的女孩面前，得意地告诉她这个消息，并且希望她不要太小看人。没有什么不可能。

立脚点

2010-9-22

第二篇：应克复：论文答辩受挫记

应克复：论文答辩受挫记 《炎黄春秋》 2002年第07期

周抗（1915—2002），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等职，兼任上海哲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上海社科联荣誉委员、《辞海》编委、哲学分科主编等社会职务。

我有幸与周抗老相识，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的硕士论文的答辩会上。那是1981年6月3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事情得从我的那篇硕士论文说起。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已是近40岁的人了。那几年，思想解放的激流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亲身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我，焦灼地思考着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之不幸，我试图从国家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因此，将《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作为论文的题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国家形态界定为无产阶级统治（专政）。但是，横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哪个国家是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统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承认，专政不是由这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党代替阶级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我把它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还不能直接掌握与运用国家政权，实行名副其实的阶级统治。但不能认为，以党的名义所实行的无产阶级统治就是马、恩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统治。尤其重要的是，在承认间接统治必要性的同时，对于今天来说，应当正视这种统治方式所存在的弊端。

只要是间接统治，那就必然会存在这样的状况，即直接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甚至控制国家政权的是党，而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同国家政权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分离状况。如果不努力改变这种分离状况，反而把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绝对化、神圣化，那么，很可能名义上是在为无产阶级实现统治，事实上，这种统治或多或少会背离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一分析大致是符合建国以来直至“文革“的历史事实的。因此，政治制度上这种分离状况的存在是使国家发展屡遭挫折，人民和党长期陷入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结束这种不幸的历史，必须改变国家政权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改变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由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

在论文的序言中，我表述了以下的观点：

“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中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开始为间接统治阶段，然后逐步过渡到直接统治阶段。间接统治……是必要的，但仅仅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阶级统治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来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就表现为控制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和实际上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都能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个矛盾，那么就应该经过间接统治而逐渐地到达于直接统治。反之，如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掩盖和歪曲这个矛盾，用错误的路线、途径和方法（如„文革‟）去处理这一矛盾，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就难免会遭受挫折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间接统治存在着权力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又由于这种分离状况所出现的矛盾，因此，权力的某种异化现象的出现又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异化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谁能否认呢！人民的公仆成了人民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为公仆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的命，等等，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人民的权力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因此，个人专断，权力滥用，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人民无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保障。这样，国家权力的异化现象就成为论文所论述的一个重点。这个问题，以后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1983年的报告中也被提及过，反响热烈，但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此后似乎不再有人问津这一禁区了。

关于“直接统治”在序言中作了以下提示：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这是无产阶级统治的高级阶段，那时的国家权力已不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专利与特殊的分工部门……因此，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本质上是同一的。我国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的改革就是为着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

南京大学对我的论文的答辩比较重视，分别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河海大学邀请了三位专家（均避本人函邀），连同校内两位专家，组成了五人答辩委员会。

答辩委员会第一个收到校外专家对论文的评语就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抗教授。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位资格很老，在上海很有声望的哲学家，他对你的论文是肯定的。我对论文的答辩于是有了信心。但不久又传来了另外一种信息：江苏师院那位专家不同意我论文的观点。这样，南大有关方面对我这篇论文的态度也就严肃起来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当时的气候已发生了变化。大家根据经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怕是不行了。因此，有关领导和老师一再劝我推迟答辩，并明确告诉我，如若答辩，否定票占绝大多数。当时我很固执，坚定地要求答辩；即使在答辩中遭到否定。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因说出真话所受到的令人悲忿的不公遭遇我是知道的，我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也确属尖锐、敏感。可是想想这2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不幸，为了国家今后有一个发展的健康之道，个人的损失算得了什么。所以，不论从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都无法放弃我的观点。当然，如果答辩，我将为难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直到答辩前三天，领导还希望我改期答辩。我则回答说：“我考研究生不是为了换取一张硕士学位的文凭，我是为寻求真理而来，我希望能在答辩中听取对论文的批评。”

答辩终于在1981年6月30日上午举行。这次答辩可够隆重的，除了南大马列室、哲学系的一些教师和研究生、江苏师院和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列席外，南大党委书记××在答辩前就在休息室会见了答辩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后又亲临答辩现场，观摩答辩。会场布置得亦颇为庄重。约8时半，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步入会场，这时我才见到身躯清瘦、面容刚毅的周抗前辈。待他们列坐于主考席上后，我就坐于离他们约4公尺远的答辩席上，在这里我将受到审判。会场设了记录，还作了录音。气氛是严肃的，看来这场答辩非同寻常。

答辩开始首先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孙百介绍了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情况及论文的题旨，并强调答辩仅限于在学术上对论文发表意见，不作政治评价。这一保护性的声明防止了把大批判那种“左”的方法带进答辩。

在我介绍论文基本内容之后，答辩委员会各专家发表意见。问题提得最多的是江苏师院的那位专家。他认为，世界上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直接统治的？都是间接统治的。今天就是要巩固间接统治，加强党的领导……在专家们发表意见之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就在休息的时候，在走廊里我与周抗相遇了。他主动对我说：“我支持你的观点，等会儿你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好了。”我顿时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休息后我直抒自己的见解。

答辩进行到12时，未完成的议程只能推到下午进行。

下午的议程是对我的论文进行表决。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将要进行这一议程时，一向沉默的周抗教授举手了。他对主席说，我是否还能发表一点意见？主席示意后，周抗说，前面仅就应克复同志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还没有对论文作出全面的评价。虽然论文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论文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值得沉思的问题。他说，我对论文写了一份评语，在此想念一下。接着，他站了起来，以平稳、严肃的语调读完了评语（可惜此评语我未有见到）。读完之后，似乎有些激动了。接着说，我一到南京，便问，应克复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结果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外人士，能探索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周系30年代的老党员），我今天向这位非党人士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身作着致礼状。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激动不已，全场亦四座皆惊！我急忙起身还礼，并请他坐下。他接着又说，这篇论文，厚厚的一本（系手稿复印本），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阅读，又核对了引文原文，觉得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引用是正确的。列宁在世时间不长，但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有宝贵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年来被人们遗忘了。应克复同志将这些思想作了整理，比如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不是什么违背党的领导，而是对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论文不是违背党的领导”，这是最关键的评价，也是针对那种视论文为违背党的领导的一种批评。论文是改进党的领导还是违背党的领导，是判定论文生死的两种评价。两种对立的评价，戏剧性地在答辩委员会中交锋了！5位委员在投票中将作何种选择呢？

周抗教授发言后，委员们便都离开了会场，对论文进行无记名投票，并起草对论文的评语。投票结果在委员们未回会场时就先行通知我了，是4：1。那位唯一投了赞成票的自然是周抗了。我虽已有通不过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在周抗教授这一边呢！不过，这个4：1的结果，对我的刺激或者说打击并不大。我觉得，这个结果不能说明我在理论上的失误。我为周抗这无畏的一票感到欣慰和骄傲，又为当今中国学术依然是权力的奴仆而悲哀！

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投票结果之后便宣读了对论文的评语。令人不解的是在投票结果与论文评语之间显然不相吻合：否定性的结果竟产生出肯定性的评语。这又是一桩奇闻。事后我反复琢磨，觉得这一巧妙的处理显示了高明的艺术：有了这份评语可以向历史作交待了，而投票的结果是对现实的权宜应付。出现这种微妙格局，一个重要因素是周抗教授在其中的影响力。

答辩结束了，我走到周抗教授面前，凝视着他的面容，由衷地表示对他的感谢；而他同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住在××号房间。我明白了。晚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那天晚上他同我说了很多、很多。讲到“文革”中的遭遇，讲到如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鸣锣开道……我们之间很快成了忘年之友，彼此间没有一点距离感了。他解释为什么一个上午没有发表一点意见，因为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到车站接周抗教授时就打了招呼：对应克复的论文现在有与你不同的意见，请周抗先听听，在答辩会上不急于发言。于是，周抗整整一个上午洗耳恭听，不发一言；只是在投票之前，不能不表示对论文的态度了。他还说，人家说，应克复是一匹不可驯服的野马，我回答别人说，应克复不是一匹野马，而是一位有思想的诚实的理论工作者。

这场答辩，除了在南京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外，还影响到全国高等学校乃至理论界。因为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上，南大将我的论文及其答辩情况作为一个典型在会上作了汇报。对此，教育部有关方面表示，不能再将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能因此影响应克复同志的毕业分配。这事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就纷纷相传。那段时间，有人一旦见了周抗（不管是否相互认识）就上前热情地与之握手，表示对周抗教授这一正义行动的敬仰与钦佩。周抗说，答辩会上我是孤立的，但是，是光荣的孤立；而且，跳出那个小圈子，我并不孤立。

但是，“左”的观念毕竟根深蒂固，在某些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就在周抗来宁参加答辩还未返回上海时，上海社科院的主要领导就已获悉，周抗在南大支持应克复的自由化观点。这是“左”祸年代某些人惯用的手法——“打小报告”，并且，以正确自居，无端地打击别人。周抗回到上海社科院后十分气愤，并将我的论文拿出来请大家审读、鉴定，自由化的观点在哪里？！

那时，社会毕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也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动辄诬陷好人看来已不得人心了。经历此事之后的周抗声誉日隆，追随者更众。

在我的论文答辩过程中，周抗为了坚持真理，顶着逆风前进，在形势不利于他的情况下，投下了对我刻骨铭心的一票，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远见卓识，人格上的高风亮节，以及对后学者的热情支持。这件往事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那样。

时间过得真快，这篇未获通过的论文的答辩一事至今已有22年了。在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发表了《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指出“苏共被他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正因为此，面对苏共垮台人民和党员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对立的营垒中，就不奇怪了。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引自《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这正是僵化了的间接统治的悲剧。历史本身为争执作出了结论。

（责任编辑 吴思）

第三篇：大学生打工受挫

在我看来，大学生打工受挫非但不是怪象，且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受挫才怪了。

打拼在这个社会，有几个人能够保证一帆风顺，别说是稚嫩的大学生，老于世俗的人也难免栽一两个跟头。没有刀疤的人怎么能够坐上黑社会老大宝座？大学生打工，常见的目的是积累经验、增长知识，这里把知识改为见识也许更好，能和经验对称起来，也就和历练联系到一起去了，所谓历练，即经历世事，锻炼自己。既为世事，便有残酷；既为锻炼，必有挫折，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未闻人出生落于襁褓而一生不离，在离地的那一刻，他便开始体验生命之难，几经摔倒才能正常行走，没有学会吃饭也只能是饿死的份。待长大之后，也是无时不刻都经历这各种挫折，于大风大浪中历练，最终成为一个拥有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所以说，大学生打工受挫只是人生历练史上的一小段征程，社会要求我们一生历练，为何在这时候遭冷遇就在那瞪目疑惑？小学生就念叨失败乃成功之母，何则此时却大惊小怪？

大学生打工受挫是人生困难旅途中的劫数，其自私心理也是让这劫数来得频繁，至而有些没有必要的问题也因其为大学生而出现了。一般大学生打工都容易有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工作时间短且间断性强，打工的目的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心中只是念叨着如何提高自己的处世经验，看重的是今天能够获得多少收入，由此导致组织归属感弱，难以从组织的角度去看待这份工作，有着这样的心理，一旦出现所从事的工作无益于自己利益时，怠工，散漫心思就产生了，慢慢地演变为逃避，不再从事这份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狡猾的组织会利用其特点而将其欺骗，先以高工资短时间诱惑其来兼职，然后在结算之时附加各种条件，让大学生愤愤离去，这可看做是“黑吃黑”；而一般性的企业则对大学生不再感冒，不想招一些只考虑自己利益而忽视企业利益的职员。如此一来，大学生所谓的遭冷遇和被欺骗就根本不足为怪了。

人生必经之事难以避免，追问无意；自身所存缺陷后天生成，尚可改变。

第四篇：浅谈幼儿受挫教育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既会有愉快的创造，又会遇到各种挫折，即所谓“碰钉子”。心理学上认

为它是“当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障碍或干扰时所表现的情绪状态”,挫折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生活内容之一。世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成果未成，先尝苦果；壮志未酬，先遭失

败。拒绝挫折，就等于拒绝成功，如果在幼年时期受到积极的挫折教育，就会理顺受挫折的情绪，给自己开拓出可以容纳自己奋进的心境；如果在幼年时期缺乏积极的挫折教育，长大

后一旦遇到高考落榜、招工无名等挫折时，就会爆发“人生危机”

现在，不少独生子女的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衣、食、住等，而忽视了孩子的独立生

活能力、吃苦耐劳和向困难挑战精神，而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正是适应社会高速发展，培

养跨世纪人才所必须的，也是孩子心理发展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要重视挫折教育。

（一）、真实感知细致引导,锻炼孩子耐挫的个性

1.孩子对挫折正确的认知和理解是挫折教育的关键，是我们进行挫折教育的第一步。幼儿年

龄小，对事物的认识是具体形象的。我们对幼儿进行挫折教育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经历

挫折而后成功的影视作品，或者是家长、教师的亲身经历，甚至包括身边的小朋友经过失败

而成功的小故事，幼儿通过这些真实可感的事实直观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真实感知挫折，认识到生活有顺有逆、有苦有乐，从而对挫折有初步的认识，只有让幼儿在克服困难中充分

感受挫折，正确理解挫折，才能培养他们不怕挫折、勇于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主动接受新事物，承认并敢于面对挫折的信心。

2.幼儿挫折教育其次要破除幼儿的依赖性。作为教育者应该给孩子面对现实的机会，让他

们意识到成功是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有一次，班里要玩球结果不够，我请了一向

比较胆小的妞妞去其它班借借看，她当时就显得有些胆怯但还是去了。我用双眼余光瞥着小

家伙只见她径直往隔壁班走去，快走到门口时，妞妞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搜寻我。眼看着她

几乎就要退缩了，我故意别过头去，假装没有看见。徐老师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妞妞，她犹豫

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说了要借皮球。当拿着自己借来的皮球给我时，她呵呵呵地笑了，没

想到平时与人说话都不敢今天还帮老师做了事。我轻轻拍拍妞妞的头，随后又向她竖起大拇

指，将她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无论是快乐、失望，还是痛苦，都要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去经

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会做错事、说错话，那不要紧，我们要告诉他们，人在小时候总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那些有名的科学家小时候也常犯错误，他们也会遭遇失败、挫

折，如爱迪生、爱因斯坦……重要的是在遇到困难、失败的时候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样才

能使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未来各种各样的挑战，去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的变迁。

（二）、创设情景提供机会，利用一些困难情境训练幼儿。

幼儿的活动范围有限，许多挫折是现实生活中不常遇到的。教育者在利用自然情景进行挫

折教育的同时，还要注意有意识地创设一些情景和机会，让幼儿得到各方面的锻炼。为了提

高幼儿对挫折承受能力，我们可设置难度不等的情境，让幼儿逐步经受磨练，有目的地去培养幼儿的耐挫力。比如说远足、劳动、竞赛、批评、延迟满足等活动和手段，可以锻炼幼儿的意志，增强他们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待失败、打击的能力。

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最喜欢的活动，在游戏活动中容易让幼儿接受和掌握战胜挫折的方法。在游戏时可设置一些人为的障碍，让幼儿自己解决……如让幼儿到暗房子里去取东西；和小朋友闹矛盾怎么办；户外游戏时引导幼儿走“独木桥”爬障碍物，在角色游戏中可安排幼儿分别扮演人际关系冲突中排斥和被排斥的角色，让他们体会不同的心理感受，引导他们分析产生冲突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创设一些挫折情境，如：把幼儿喜爱的玩具藏起来，鼓励他们自己去寻找等等；

（三）、树立榜样增强信心，树立孩子必胜的信念

幼儿的思维具有直观性，生动活泼的形象往往更容易打动幼儿。因此，要善于利用生活中那些活的事例来教育孩子，树立榜样。如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幼儿摔伤，擦伤等情况。这时，作为教师应尽可能平静地对幼儿说：“没关系，老师和你一起到保健室包一下好了，下次注意一点就行了。”或者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老师这样的行为给幼儿很好的暗示，使幼儿自然而然地学会怎样坦然地对待挫折，怎样勇敢地面对未来。

另外，教师和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教育孩子勇于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游戏走“独木桥”时丁丁会说：“老师我怕，我不走”。这时我说“别怕，你可以的，你看能走过去，你也一样能做好。”或者说“我相信你会跟张鑫一样勇敢的。”这样在榜样的力量下，孩子会变得的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勇敢，增添了战胜困难的自信。这时，我的一句“你真行”就会变成孩子的“我真行”。

（四）、为幼儿创设与同伴交往的机会

与同伴交往可以使幼儿发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从而更好地认识他人和自己，克服自我中心。在同伴群体中，幼儿往往会经历一些挫折，如观点不一致，屈从于被领导的地位等，这样他必然要在不断的磨练中学会如何友好相处，如何合作，从而更好地在同伴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磨练有助于提高幼儿的耐挫力。另外，同伴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指导，也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总之，教会幼儿面对挫折，战胜挫折，并非一朝一夕可得，也并非刻意追求能成，关键是顺其自然，顺应幼儿的发展规律。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幼儿能独立完成的一定使其独立完成，使其持之以恒。任何放纵和迁就的行为都会造成幼儿的依赖思想，要让幼儿在体验中认识挫折学会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本领。

（五）、把握适度，挫折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孩子在遇到困难和失败时，往往会产生消极情绪，表现出畏缩、退却、逃避等行为，因此，作为我们就应该在平时有意识的设计一些有一定难度的，跳一跳就够得到的任务，让孩子去完成。在孩子遇到困难退却、逃避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批评，以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不是因为不忍心、舍不得孩子受委屈，就不愿意对孩子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当然，在孩子承受挫折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给孩子适当的鼓励，给他们面对挫折的勇气。

幼儿个体素质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人为地设置陷阱，使孩子在压力面前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如果孩子经常遭受这样的挫折，孩子就会产生“无能”的感觉，感到事事失败而丧失自信心。在实施挫折教育时，一定要把握好“度”，注意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挫折不行，挫折过多过大也不行。教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孩子正视挫折，在遭受挫折时保持心理平衡，想办法战胜挫折，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第五篇：面试屡屡受挫 只因还是单身

“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这是上海市张小姐最近求职时碰到的面试问题。在短短半年的求职过程中，年龄和婚姻问题竟导致张小姐屡次遭拒。

32岁单身求职多被拒

前天，张小姐向记者叙述了自己的求职经历。今年32岁的张小姐原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文秘，工作颇为出色。去年6月，张小姐搬入在浦东三林购置的新居内，一下子感觉上班路途远了许多，自信的她辞去了原先的工作，开始另寻职位。

张小姐第一次面试的单位是家私营企业，由人事主管亲自与她谈话。当得知张小姐还未结婚时，便问是否有男朋友，张小姐摇头。“30多岁的人了，没有结婚、没有男友，是否有什么心理障碍……”人事主管的话一下子就让张小姐品出了拒绝的理由。

接下来的几次情况类似，好多单位拒绝她的理由就是因为“年龄大且没有结婚”。张小姐激动地说：“就因为我没有结婚他们就不要我，这太让人气愤。结不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与工作没有必然的联系。”

单位：大龄未婚就有缺陷

记者致电张小姐曾去面试过的一家单位，面试负责人坦率地告诉记者，张小姐的确是个人才。但是“这样大的年龄还没有结婚，难免会有些性格缺陷”，而且以后再结婚、生孩子，又怎么能投入工作呢？

当记者问凭什么说大龄未婚就有性格缺陷时，这位面试官似乎胸有成竹，说自己见得多了，性格完美的女孩早被人娶回家了。

上海市妇联权益部蔡部长表示，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反复询问其私生活，这是不尊重别人隐私的行为；因为求职者大龄未婚而拒绝录用，也是一种歧视。其实，为了事业选择三四十岁结婚的大有人在，用人单位不能“一棒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