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
刑事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由于中国正处于科技经济飞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渐凸显,刑事案件不断增多,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效率和疑难案件的及时办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刑事调解制度在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也越来越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但是由于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范围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有关刑事调解制度的问题依然尚待解决。从我国时下的刑事诉讼调解态势来看,我国的刑事诉讼调解已然呈现出一种强势,“着重调解”再次成为一种司法政策的导向。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发挥刑事调解制度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并使之达到最大化以及人民法院正确有效的定罪量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我国现行刑事调解制度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构想。
[关键词]
诉讼调解
调解模式
现实利益
适用范围
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在轻微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途径。近来,随着刑事调解制度在中国的兴起,刑事诉讼国家追诉主义和实体真实主义等传统理念越来越受到挑战。最初,刑事调解主要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但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逐渐被一些检察机关接受,这种新型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得到逐步的扩大,渐渐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校大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过失犯罪的案件之中,所涉及的刑事案件类型也从最初的轻伤害案件扩展为盗窃、抢劫、重伤、杀人等案件。不仅如此,我国范围内各地方法院对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也普遍得到了积极地效果,同时也获得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普遍认同。有些法院为了激励诉讼调解的运用,还开展了各种竞赛活动,法院内部有审判员之间的比赛,不同地区的法院也形成了追求高调解率的竞赛。当下诉讼调解的强势反弹实在的反映出我国司法和法治进程中的转型特色,反映出了转型时期司法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之处。
一、刑事调解制度的两种模式
刑事调解制度模式的种类区分,考虑到各种刑事调解在启动、主持者、具体参与者以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我们可以初步将其区分为以下两种模式:
(一)、“司法调解模式”,即指在司法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双方的近亲属、所在单位的代表共同参加调解会议,经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说服、劝解和周旋,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即对于那些符合刑事调解条件的案件,司法机关委托专门调解机构按照诉讼外调解的方式,促使加害方赔礼道歉,并满足被害方一定的经济赔偿要求,从而促成双方的和解。
二、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利益基础
近期有关刑事调解制度的各种著述表明,无论是司法工作者还是法学家更愿意从理论的角度去论证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理论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安机关、检察院与法院进行制度探索的的结果。正因为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各方利益的实现已然形成了“瓶颈效应”,最终导致了非通过这种制度调整就不足以摆脱困境。无论我们之后对这项改革试验进行怎样的理论论证,都难以否认各地司法机关进行这项改革的利益基础,而这种各方利益最大化才使得这一制度具有如此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源自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早就为我们树立 黑丁,小楠.被害人家属求情,杀害女友大学生获轻刑[N].检察日报,2006,7(27):1.张卫平.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J].法学,2007,2(5):12-1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6-9.了一个制度成长的样本。然而刑事调解作为刑事程序的一个过程,为了避免成为一种在正当性上出问题的“潜规则”,也必须在其运作中不过分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下面就从加害方—被害方利益的契合、司法机关的收益、社会和谐这三个角度,去分析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原因。
(一)、加害方—被害方利益的契合
根据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就往往面临着要受到定罪判刑的结果。即使被告人没有被判处自由刑或者仅仅被判处缓刑,一个判刑不重的定罪结果也足以使其学籍终止、被开除公职或军职,并以此终身背上“罪犯”的恶名。不仅如此,一个具有“犯罪前科”的人,在服刑之后不仅将在求学、就业、参军、结婚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遭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歧视待遇,而且还会使其家人蒙受耻辱,更甚者有可能因此污点而受到各种连累。因此被告人一旦被法院定罪,就对自己的前途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对被害人也会一直抱有怨恨,因而很难再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表达悔过之情并做出赔礼道歉,在民事赔偿方面也会因此而百般推拖。各地司法实践表明,在仅仅因为民间纠纷而发生的轻伤害案件之中,如果法院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往往会导致利益双方两败俱伤,甚至因此而“老死不相往来”或者“结为世仇”。
而对于被害人来说,司法机关即便成功起诉而将被告人定罪判刑,根据我国“罪责刑相一致”的刑罚原则,最多将其判处轻缓的刑罚而终结此案,如短期自由刑、非自由刑甚至缓刑。尤其对于轻伤害案件来说,法院即便是通过严格使用刑法,也只能对被告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案件一旦进入审判程序,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请求只能够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按照刑事司法实践的基本规律,一旦被告人被定罪量刑,被害人若想获得高额的经济赔偿,也就变得异常困难。正因为这样,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成功率往往很低,所做的民事赔偿判决也通常远远低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标准。即便如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对于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也表现出极其消极的抵触情绪,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要求往往难以满足。在一些地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民事判决的执行率在连续数年的时间里,一直持续为零。这表明,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格局下,法院的有罪判决不能确保被害人获得有效的经济赔偿。
刑事调解制度的出现,使得冲突双方达成调解,不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仅仅以极其轻缓的方式对其进行象征性惩罚。各地方法院司法实践表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在希望法院对其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判处极其轻缓的刑事处罚下,往往会竭尽全力寻求被害人的谅解,并积极主动地为被害人提供经济赔偿。因此,通过刑事调解,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往往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被告方得到较为满意的刑事结果,被害方也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经济赔偿这显然是一种双赢互利的结局。正是这一点,促使刑事调解迅速发展。
(二)、司法机关的收益
在刑事调解过程中,基于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司法机关也会必定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
1、诉讼效率提高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司法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平均地投入到每一个案件中,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显然不切实际。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人口流动性的大幅增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贪污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刑事案件发案率持续上升。各司法机关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案件积压和诉讼拖延的问题,见底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各机关的共同愿望。因此,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处理那些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对于那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普遍使用简易程序。而刑事调解制度的改 陈瑞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与美国辩诉交易之比较[J].政法论坛,2005,3.不详.多年来北京市崇文区法院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为零[N].法制早报,2005,8,22.革,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地公检法机关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需求。
2、疑难案件解决
除了提高诉讼效率外,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也与轻微刑事案件取证困难有关。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公诉方基于其证据在逻辑体系上存在不足,对于在法庭上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从而取得案件的成功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与其将一个胜负难定的案件诉诸司法程序,倒不如通过让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至少这样可以获得有着十足把握的有利结局。
3、和谐社会的达成
刑事调解的采用,使得双方当事人面对面理性的交流,不仅被告人获得了可以承受的刑事处罚,被害人也到的了对方的真诚道歉和较为满意的经济赔偿数额,因此怨气平息。不仅如此,被害人今后提出申诉或上访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小,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由此开始。
三、刑事调解制度的未来
(一)、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各地区法院对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以及其所取得的有效成果来看,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将会慢慢扩展。部分地区已经将刑事调解的适用扩大到在校大学生涉嫌盗窃和伤害的案件之中,不仅如此,山东烟台成功地将“平和司法”的模式从轻伤害案件逐渐向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推行。由此可见,刑事案件的适用慢慢被灵活地用于解决有关在校大学生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二)、刑事调解制度结果的处理方式
刑事调解制度的推行并不必然要按照非刑事化的方式处理。实际上,在很多刑事调解制度的实践中,部分地区的司法机关慢慢开始采用例如免于刑事处分、缓刑、判处较轻刑罚等各种较为轻缓的处理方式来处理部分刑事案件。这显示了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不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还有一定的活力。
四、刑事调解制度适用中建议
尽管目前刑事调解制度还没有被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但其的优越性已然被很多地方司法机关所肯定。但为了有效、和谐的解决刑事纠纷,为确保刑事调解制度在程序上的适用,我们必须对其设有一定的最低标准。例如,司法机关不论是自行调解纠纷双方的矛盾,还是委托专门的调节机构进行调解,都要确保双方有充分的发表各自的意见、倾诉各自的心理需求、充分理解或原谅双方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被害人因所遭受的伤害而因此对社会产生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心理,让其积极主动地回归原有的生活。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积极地认罪悔过,深刻懂得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进行及时的反省,最终重新走出罪恶感,继续自己的平静的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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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刑事诉讼与案例分析》课程论文
《刑事诉讼与案例分析》课程论文
作为当代大学生,从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在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综合情况来看,我们当代大学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在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上,很多人都是有一定了解但理解不深,对于宪法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法律在通过初高中以及的学习,和自己的一些课外拓展有一些认识,而对行政法律、经济方面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等方面则缺乏必要的了解。并且,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了解,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认为对自己所学专业有用,能和自己学习和以后就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法律知识才会去关注一下,而缺乏对生活、经济权益相关方面的了解,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可能一生都不会与法庭、法律有关系,只要我本分就好,就不会触犯法律,法律就与我无关。这就体现出一种虽然已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教育和宣传的原意)导致的意识谈薄的状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到处都应该是有法律的存在(这就是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直观感受),但是却不能区分怎样的行为与什么样的法律知识相关(就只是意识淡薄的一种体现),有一个整体的、模糊的感受,却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微观的理解,所以就会导致生活中许多在不知不觉中违法的现象,和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还茫然不知的事实。
其次,在崇尚法律的同时,实践法律的行动却不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大学生都是对法治社会、队以法治国持有强烈的支持态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对此过程的认识不足或者是思想准备不足,对于很多现象都不能正常的理智的分析和判断,在思想上实践法律、建设法律的意识还有待提高。此外,很多大学生在别人遭遇到违法或者侵权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用法律武器来保证公平正义的思想,而在自身遭遇到发露、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自持,而在遇到侵害合法权益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选择的是抱怨一阵子的态度,会嫌弃很麻烦而不愿意采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样无意识助长了不守法的歪风邪气,更不能保证平等的原则,我们的法制建设不能从自身做起,又如何来看待当今世界上的诸多不公平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呢?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时代“精英”和未来支柱的我们,是法律建设和社会制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用自身来践行法律,这样的行为便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中各种矛盾冲突和生活经济权益的时候便很突出,因为这些方面是做能体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关键部位,是我们从小事守法、懂法、用法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
所以,基于如此重要的法律需求和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有必要加强自身的法律意思和修养,法律毕竟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职业要求,他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技能,就好像我们书写需要纸笔的一样自然。
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时间经历。根据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渴求方面做进一步的教育。大学生对法律的需求除去对基本法的一定了解之外,更多的是与自身相关的法律内容,比如有关经济消费、劳保就业等相关方面的法律。并且,更多的是关注与权利和权益等方面有关的知识。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进行教育和宣传更能达到增强法律意识和加强法律实践的目的。
第一、加强大学生权利、权益意识。要让大学生明白在什么地方享有怎
样的权利,再怎样的环境下可以形式怎样的权利,怎样的行为是损害了自身的权益,再怎样的情况下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哪些相关的法律知识维护自己怎样的权益,这是最能激发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建设法律观念的最直接的刺激手段,不仅仅是限制性的说怎样做违法的,不能做让做,而是要让学生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觉得法律不仅仅是约束自己的运行为,更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学生食堂、小卖部、宿舍管理等学习生活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均有法律涉及的地方,也有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这是我们进行法律建设和宣传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第二、学校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依然作为学生的身份,在学校的环境中依然相对处于一种“弱势”的群体,尤其是面对学校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否合理合法都只有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就容易造成学校对学生的侵权行为和权利的不到保障的现象,所以,作为学校、学生的管理者在协和方面就应当做到合理合法办学,为学生提供一个维权的平台并保证其切实履行职责,祈祷位同学服务的功能也是司法实践和法律实践的重要保证;其次,最为学生权益和维护者,不仅应该在学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以一种“维护者”的身份出现,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授人以渔”,教会学生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以及在别人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这是作为一个成人公民,更是作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的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学校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更重要的培养有利于社会建和发展的人才。这种建设和发展,不仅是物质上更是制度上的、文化上、精神层面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做好司法宣传。可以通过发放法律知识文件、影片、案例等方式
向同学宣传法律知识,当然这些案例、资料也是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同学在校园里就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当然,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司法实践和法庭审判,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更能增强学生的感知。
第四、加强社会宣传。大学生的法律只是构建并非只是大学能独立完成的,它属于社会法律体系建设的一部分,自然需要有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将法律带出课堂,进入社会。比如让我们的学生参与到法律知识的宣讲等,这不一定需要的法学专业的学生才能做,其他的学生一样可以。这既是增进锻炼自身法律素养也是在构建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学习心得自己写,我又没有学过,鬼知道你咋)而本门课程就是在能够在学生心目中竖起一面法律的旗帜而存在,在课堂学习的只能是作为一个兴趣的切入点而不能作为法律知识的全部,只能以此为锲机,对法律知识展开展更加深入的学习和宣传,为构建法治社会做到一名大学生可以做的和应该到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篇:对当前诉前调解工作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对当前诉前调解工作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作者: 马明锋发布时间: 2011-03-30 14:50:
52诉前调解是我国法院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结果,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规定。在该规定中,诉前调解包括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两项内容。其中:协助调解的主体仍是审判人员,从本质上讲属于诉讼活动中的调解范畴,只是在形式上没有进入庭审程序;与之相比,委托调解则是指法院对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或个人进行调解,是一种更为复杂也更为正式的借助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诉前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地作用,实践中也确实有效地化解了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诉前调解的现实意义
一是缓解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基本矛盾。在我国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中,经济活动急速增多。与此同时,由于诚信及社会征信系统的缺失,纠纷也随之大量出现,这些纠纷涌向法院,使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虽然民事案件的数量近年来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从全国各地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来看,由于有些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多,有的地方的法院受理的案件少,各地法院感受到的压力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些改革开放实行得早、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地区的法院,往往也是最深切地感受到案多人少压力的法院。当案件不断增多而审判力量又相对不足的时候,把一部分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或委托给个人进行调解,自然可以收到分流案件、减轻法院压力的效果。
二是促进“案结事了”的实现。诉前调解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法院自己组建调解能力相当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模式。法院的调解员由法院聘请,调解员由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有丰富调解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特长的专家三种类型人员组成。二是委托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进行调解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当事人所在的工会或妇联既熟悉相关的情况,又关心纠纷的解决,所以具有调解纠纷的积极性;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工人或者妇女,出于对工会或妇联的信赖,也比较容易接受调解意见。三是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进行调解的模式。例如,委托交警部门调解因交通肇事引起的纠纷。三是降低诉讼的业务成本和社会成本。虽然诉前调解是法院主动实施的行为,但其正当性显然不仅仅在于有利于分流案件、减轻法院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当事人也应当成为诉前调解具有正当性的更强有力的理由。具体表现为:一是减免诉讼费用。我院规定,诉前调解以为当事人提供“无偿服务”为原则:如果调解成功,当事人不要求法院以调解书的方式确认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无需交纳任何费用;如果当事人要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法院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费用。二是及时有效解决纠纷。如果通过诉前调解解决了纠纷,那么就不必再经过审理程序,纠纷由此迅速得到解决。三是提高审判效率。通过诉前调解,即使不能调解成功,也为审判人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信息,有利于把握庭审的节奏。
四是实践“司法为民”宗旨,促进社会认同。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有多种因素促成,除
了法院案件压力大、社会矛盾多元化等直接因素外,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该制度体现了对“司法为民”宗旨的实践。所谓司法为民,根本要义就是司法活动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把社会正义与个案正义统一起来。诉前调解为两种正义的统一发挥桥梁作用:一是诉前调解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由当事人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实体权利进行自由处分,避免当事人对司法程序的误解;二是诉前调解把法律与社会常理结合起来,有利于群众对司法结论的理解;三是诉前调解主要由当地组织进行,有利于对案件矛盾以及关联矛盾的全面解决;四是诉前调解形式灵活,“现场调解”的模式有助于对当地群众的法制教育。
二、影响当前诉前调解的原因:
一是法官对诉前调解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表现在:首先诉前调解将增加法院办案经费压力,新的诉讼费收费办法使法院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由于诉前调解不收费,考虑这些因素,有些可能诉前调解的案件法官也不愿做更多的努力;其次,内部出现意见分岐,法院把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工作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民商事案件消化在了诉前调解阶段,业务庭认为自己的诉讼调解率可能大大降低,诉前调解没有必要,这也使诉前调解法官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最后,缺少过硬的法律依据。诉前调解只是近年来法院倡导的一项便民利民措施,从目前的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来看,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诉前调解这一程序,因此诉前调解法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加上多办一个案子就多一份责任,吃苦不讨好。二是当事人对诉前调解不太配合。主要表现在:有些当事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就是因为矛盾对立性很强,具有不可调和性。加上有的案件已经个人或有关组织进行了多次调解,均没有调解成功,再进行调解显得有些多余;还有些当事人认为,诉前调解不具有强制性,调解的结果能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个问号,一旦调解不成还需审理判决,造成了诉累,增加了诉讼成本,故而不愿意耽误时间进行诉前调解。三是诉前调解的质量难以保证。有些民商事案件,经诉前调解法官简单的调解,双方当事人很快就达成了调解协议。其实,在这些案件中,有的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伪造重要证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或掩盖非法目等情形,调解法官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真相。事后通过各种渠道发现后,诉前调解法官因此会产生自卑,严重打击了诉前调解的积极性。四是缺少激励保障机制。诉前调解作为立案法官一项新职能,要成功调解一个案件,所要付出的努力也许并不比判决结案少,同样要对案件质量负责,在没有激励机制而只有负担和责任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工作的潜能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三、对策及建议
一是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树立全院一盘棋的大局、全局观念,消除内部分歧意见,工作不管谁做,都是在发挥法院的调解职能,都是在为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贡献。二是加强诉前调解的宣传力度和理性引导,在立案时由立案法官向当事人宣传诉前调解的性质、特点,向当事人作诉讼风险告知、执行风险预测和成本核算,引导其选择诉前调解方式结案。三是加强立案审查,对恶意调解行为,一经发现,严格按照妨碍诉讼行为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最大限度的杜绝恶意调解行为的发生。四是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奖惩制约和经费保障机制,使立案法官能充分行使调解职能,并对有突出贡献者给予奖励,使其“愿意”进行诉前调解;建立目标考核机制。将诉前调解作为立案庭的工作任务之一,从数量和质量上考核该项工作的好坏,并与年终的综合目标考核挂钩,使其“必须”进行诉前调解。
第四篇:对民事诉讼调解问题的几点思考研究与分析
对民事诉讼调解问题的几点思考
贾丽珍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就立足于调解处理民商事纠纷。此后,调解成为我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中重要的结案方式之一。在基层法院大多数民商事纠纷都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而解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人民法院的民商事案件数量快速上升,主要依靠调解方式处理案件难以完成审判任务。面对当前民商事审判的现实状况,笔者试就如何认识完善法院调解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益于审判实践。
一、调解在审判民商事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特点决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调解可以缓解案件急剧增多和法院处理案件的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一直呈快速增加之势,而各级法院的民商事办案人手又相对不足,这就使案件多办案人员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为了缓解上述矛盾,法院必然会偏重调解这一省力、高效的处理案件方式,尤其是通过调解,可以使大部分案件终结于一审,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二审法院面临的压力。
其次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对于法官采用调解方式结案要比采用判决方式结案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因为调解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本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极少发生。所以,对于民商事案件中出现某些待决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调整,即法律未规范到的新类型案件,法官在依法作出
裁判时又必须在文书中充分阐述法律依据及理由的这一类案件的处理时,法官从心理上会倾向于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再次法院调解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达成调解协议。在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原告与被告原本存在着某种比较近的关系,胜诉虽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协作关系会因此而破裂,所以大多数当事人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调解协议达成后,多数当事人均自动履行了协议的内容,这样即达到了诉讼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执行工作的压力。
二、民事调解在新形势下的局限性。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调解审判方式处理民商事诉讼有其存在的主、客观方面的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社会生活、经济条件、政治法律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过程中,人们愈加重视自身权利和利益,同时对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切实保护民事权利和严格执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偏重调解为特征的传统审判方式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其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过于强调调解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型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审判制度应当把保护权利作为其首要任务。而在调解中,当事人的谅解和让步是达成调解协议的先决条件。好多案件的解决,是基于债权人向债务人让步,即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如在追索借款的诉讼中,往往是以债权人少要借款、放弃利息为条件与债务人达成调解协议,而法院对这类案件进行判决的话,债权人的权利本来是可以得到充分保护的,可见调解确实存在着对民事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
其次,过于强调调解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不符合当前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法院对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其目标是探索和建立一种科学、民主、公正、高效的审判方式。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法院针对传统审判方式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
任,实行规范化审判,加强合议庭功能和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等。如果一味强调调解,就必然会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相背离,因为调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灵活地解决纠纷的方式,尽管争议中的一些重要案件事实还不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也尚未明了,有些法官也可以无原则地“和稀泥”,致使有的调解协议明显地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尽快结案,有些法官也照样会反反复复地劝说当事人接受,这样既影响办案的质量,又与当前法院改革所提倡的公正与效率相悖。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将举证规则导入诉讼程序,把不举证或者举证不充分同负担败诉后果直接联系起来,并以此来促使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使原来法官说服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更新为当事人通过举证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他的裁判,这意味着我国的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最终目的应当是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为本位。所以,民商事诉讼调解在今后的民事审判中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过于强调调解不足以有效地遏制民事违法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法律来规范和维持的,而法院正是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驾护航者。法院如果在诉讼中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就会与市场主体的违法形成互动关系,从而放任和鼓励了民事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的增加会使法院面临着重大的诉讼压力。
除以上几点反映了民事诉讼调解在法院审判中的不足和弊端外,调解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程序法的约束,造成法官行为不规范和审判活动的无序状态。法制社会要求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得到严格地遵守,而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可以说严肃执法是其根本的任务和神圣的职责。而约束法官的方法除了职业道德教育,对违纪行为的惩罚等,最有效的莫过于诉讼程序的约束。细致、严密的程序规范限制了法官对权力的滥用,为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了保障。在调解程序中,当事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迎合法官的调解偏好,因为当事人担心,如果拒绝调解,法官将来作出判决时,可能会使他承担不利的后果。在调解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弱化了。在现今法官素质、社会风气、监督机制均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程序约束弱化必然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造成法官行为失控和案件处理的无序。
调解是被现代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而将调解确定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却是我国民事诉讼所特有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在进行着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体制改革。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如何建立和完善新的诉辩模式下的调解制度,是许多学者和审判工作者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笔者在简述了法院调解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新的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发挥调解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诉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及时化解矛盾,减轻人民法院诉讼案件迅速增长的压力
现行的人民调解是在总结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创造,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国际法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服务于社会的“东方经验”。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的民商事诉讼调解都是我国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共同配合、彼此补充、分工合作,二者解决民商事纠纷的目的都是以调和的方式为当事人排难解纷。由于过去我国针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原则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基层人民法院虽有责任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但实践中,对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人民法院却没开展。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交通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只有了解民情,才能有的放矢开展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是通过群众选举的群众性组织,通过其调解,加强对辖区内的当事人的教育疏导工作更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纷争、促进安定团结。人民法院在制定各项改革方案的同时,特别是在解决困惑已久的调审分立制度问题时,应考虑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这样在解决相邻关系、婚姻、家庭、继承等类型的案件时,必将会大大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也会更好地实现法律教育人、规范人,最终达到平息争执的目的。
(二)建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代替现行的调解制度,以强化法院和法律的权威
从我国法院执法的现状看,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尤其民商事审判中执法不严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法院大量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
一。对于调解,其对事实的要求远不如判决那样严格和全面。如法院在调解中可以了解案件事实的概况,而不必把事实查得十分清楚,甚至只要当事人同意,还可以缩小案件事实的范围,加剧了法官审判行为的不规范。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其判决权和影响力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的现象是存在的,很不利于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权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调解和裁判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规定在同一程序中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如果将调解从民商事诉讼中分离出去,作为与审判相独立的以预防诉讼为目的解决纠纷的制度,并将民商事裁判既成为诉讼程序展开的出发点又成为归宿。
以上是笔者对民事诉讼调解问题的一些粗浅探讨,可以肯定,确立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如何适用调解制度的问题,既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我国宝贵的司法传统经验,也能有力推进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改革进程,使之朝着更科学、合理及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方向健康发展。
第五篇:大调解季度分析材料
XXX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
关于XXXX年第一季度矛盾纠纷调处分析材料
XXX大调解协调中心:
一、一季度矛盾纠纷调处基本情况
全县共排查矛盾纠纷XX起,其中婚姻家庭纠纷XX起,邻里关系XX起,消费纠纷XX起,工程拆迁纠纷XX起,劳动争议纠纷XX起,人身伤害纠纷XX起,交通事故纠纷XX起,其他纠纷XX起,调解成功数XX起,成功率达XX%。
二、矛盾纠纷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
从纠纷发生领域看,一是由于XX开发和XXX扩建工程项目多,存在层层转包现象,造成民工工资不能按时支付,所以造成劳动争议纠纷频发;二是移民安置引发的矛盾纠纷仍然是矛盾重点,医疗纠纷和领里关系纠纷相比去年第一季度有所下降。究其原因,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水电开发点多面广,引发的地质灾害频发,农民的土地及经济林木征收面大,要求赔偿的数额偏高,造成水电业主及群众关系矛盾凸显。
三、领导重视、落实包案制度。
对待上述矛盾纠纷,一是县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领导包案解决,限期解决。党政领导亲自参与调处,各机关认真负责,严格按照 “XXXX”机制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其中水电开发矛盾纠纷牵涉群众较多,影响面积很大,县级领导协调各单位,采取包案包片处理,各相关部门相互协作,深入乡镇、社区、寺庙、牧场、村民家中,现场做说服工作,律师、法律工作者到场宣传、解说相关法律、政策,现场调处矛盾纠纷,努力促成矛盾纠纷的化解。二是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进行认真清理,逐一建立台帐,做到底数清楚。对已调解的矛盾纠纷建立档案,促成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定期回访,做好回访记录。三是对有影响力的矛盾纠纷再次清理,防止矛盾纠纷再次产生。
XX大调解协调中心
XX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