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收紧对高风险交易的法律钳制
文/林海 2014年11月初,据《路透》报道称,美国当局正针对英国渣打银行展开调查,看其是否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美国当局对英国渣打银行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与一间在杜拜注册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该公司实为伊朗实体;还发现该公司另有一个在渣打银行开立的账户在使用,账户中的活动涉及美元交易,故属于美国禁止与伊朗交易的制裁规定范围内。早在8月19日,英国渣打银行继两年前涉嫌洗钱交出6.67亿美元罚款后,再次面临指控,并与美国纽约金融服务局签订了第二份和解协议。这一次,渣打银行被惩罚的事由是“高风险交易”。根据负责签订和解协议的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透露,这一问题是由于银行监控制度缺陷造成的。这一案例也体现了美国对于高风险交易的法律钳制正在不断收紧。美国为反恐打击高风险交易 据美国纽约金融服务局的调查,渣打银行涉嫌进行高风险交易将被处以高达3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它在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分行可能存在洗钱行为,将被迫中断或停止其部分运营活动。近年来,美国不断出台对高风险交易的打击规则。2012年3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名为“国防资源动员准备令”的总统令。这份总统令被称为“经济版的《爱国者法案》”,因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力。在此基础上,一套制裁组合拳以金融监管的方式打出。先是打击伊朗国有银行,截断伊朗对外进出口的收付款路径;紧接着,扩大总统与联邦政府的权力,使监管机构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和执法权。进入2012年7月,美国开始以“洗钱”、“违规”等条目为由,出台更多政策打击为伊朗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境外银行。其中,中资昆仑银行和伊拉克艾拉法穆斯林银行被控与伊朗银行进行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并为其提供金融服务。2012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公布了一份名为《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中的脆弱点——汇丰案例》的调查报告。这份长达340页的报告直指汇丰银行涉嫌为苏丹毒贩洗钱,并控诉汇丰银行不顾警告,最终导致恐怖、不法分子及毒贩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甚至帮助墨西哥毒贩洗钱、中东恐怖组织融资。紧接着,美国打击的枪口朝向了另一家银行巨头——渣打银行。据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负责人劳斯基向渣打银行提出的指控称,渣打银行在2001~2008年期间,通过“电汇代码消除”技术,在资金转移过程中消除客户代码,使监管部门无法得知电汇各方的真实身份。凭借这一手法,渣打银行共隐瞒了6万笔与伊朗政府有关的交易,共计2500亿美元。而这些让渣打银行赚进数亿美元佣金的生意,很可能“令美国金融体系被恐怖分子、军火商、毒枭和腐败政权所利用”。渣打银行辩称,被指控的2500亿美元业务中的99.9%都符合美国的“掉头交易”规则,不存在蓄意违规。所谓“掉头交易”,是指银行的操作指令由离岸的非伊朗银行或美国银行发出,而伊朗的银行机构根据交易指令透过美方银行向其他银行传送交易数据——这些数据的电汇代码里,看不到任何“伊朗痕迹”,只能看到发出指令的离岸银行。根据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的调查,为伊朗客户设计这种交易方式并承担收发指令工作的正是渣打银行。最终,渣打银行还是在被吊销其在纽约州银行牌照的威胁下选择了妥协,不但支付3.4亿美元的民事赔偿款,还答应了以下监管要求:首先,建立一个监控系统,利用这一系统对纽约州分行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其次,设置直接汇报给纽约州金融局的银行检察官一职,期限不得少于两年;最后,渣打总部需在纽约州分行永久性设置专责监管和审计境外洗钱活动的职位,以监控和审计该行所有涉及离岸洗钱的行为。华尔街精英们导演的货币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打击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好处众多。实际上,以制裁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政策,一直以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早在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美国就一直采用制裁方式进行对德国的经济打击,“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抵抗经济制裁。制裁会最终导致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裁手段成为施行国际干涉的最好办法。而金融监管政策,在今天这个资本、货币、理念和风险全球自由流动的时代,在经济制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制裁构成了美国纽约与英国伦敦争夺国际金融中心之战的重要一步棋。尽管英国伦敦市市长撰文炮轰美国监管机构针对英国银行的做法是妒忌心作祟,眼红英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并称此举“正渐渐地变为保护主义”,然而,英国银行轮番被美国监管机构狙击的事实和英国金融界人士的表态,恰巧说明这场以监管为武器的战役虽然打击的是渣打银行,却已经有效地撼动了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城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金融监管者还会扮演金融中心保护人与攻击手的角色,因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但意味着资金流转将带来巨额收益,而且意味着金融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意味着利用金融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世界秩序的走向。在这样一场腥风血雨的金融战役中,美国华尔街的精英们堪称是美国的一支高素养“特种部队”,令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既恨又羡。在近乎残酷的竞争搏杀中,华尔街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规则体系和分工网络,储备了数以万计的金融管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群资本市场的“职业选手”一旦参加“普通人之间的战争”,只能如同虎入羊群。早在2008年,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之际,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开始热炒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问题,把其信用评级评得极低。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以低价购进中国银行的股份,从中大捞一笔。2010年前后的欧债危机是华尔街精英们回馈美国政府的另一次“特殊袭击”。具体而言,华尔街精英们策划了一次狙击欧元、攻陷希腊、拖垮欧盟的行动:先是引诱欧洲资金前往美国抄底,将危机传染给欧洲;再通过冰岛危机和迪拜危机转移视线,实现美元指数反弹;然后,启动10年之前由高盛在希腊种下的“特洛伊木马”——2001年,高盛帮助希腊设计10年期的“货币掉期交易”,将希腊政府的10亿欧元债务“变性”为投资,从而使其账面上的负债率和预算赤字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这一手“偷梁换柱”,高盛赚了3亿欧元的佣金。然而,它的目标绝非仅限于“赚小费”,而是看空希腊——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一旦希腊出现债务问题,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价值翻番上涨。购买此项保险的高盛自然将大获其利。当金融危机袭击美国时,华尔街的精英们认为启动这个“木马”的时机已到。高盛和另外两家持有这项“信用违约互换保险”的对冲基金开始疯狂唱衰希腊的支付能力。华尔街掌控的评级机构马上参战,压低希腊的信誉等级,展开立体式进攻。与此同时,原本欢迎融资的华尔街各家银行“翻脸不认人”,拒绝向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借钱。雪上加霜的是,其他持有欧元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轮番大额抛售欧元。在欧元狂跌15%的同时,希腊国债“信用违约互换保险”竟然翻了3倍,高盛狙击希腊的投机绞杀大获成功。更大的受益人其实是美国政府,这一混战既转移了公众对美国债务危机的注意力,又在对欧事务上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华尔街金融家这支西装革履的特种部队再一次用货币战争的手段,既赚得盆满钵满,又保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这也是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为何竭尽全力打击华尔街的竞争对手、保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原因所在。
第二篇:20100401财政部收紧房地产交易契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收紧首套房契税优惠
2010-04-01 04:26:15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跟贴 0 条 手机看股票
调控信号主导下,目前的买房优惠政策被进一步削减。财政部31日在网站上发布《关于首次购买普通住房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再次收紧首次购买普通住房契税优惠政策。
《通知》称,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共同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其中一人或多人已有购房记录的,该套房产的共同购买人均不适用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这意味着,只要共同买房者中有一个已经有多套房产,就无法享受首套房优惠。
可查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2日,楼市一片低迷之时,财政部下发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称,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由于此前财税部门一直没有明确首次购房的概念,一些地区将一方已有房产后再联名首次购房的情况视做首次购房,放宽了这一政策的范围。
早报记者了解到,《通知》此前已下发至地方国税部门,目前上海税收窗口工作人员都已获知新规,并按新规来办,目前还未碰到上述情况。
实际上,上海契税政策从去年起已经收紧。去年12月30日,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调整契税征收规定。调整前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个人,均能享受1%的税率;调整后,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个人,须凭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的首次购房证明,方能享受1%的税率。
在上海版本的《首次购房(查阅)证明告知单》明确,“首套房”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买房人年满18周岁;买的房子是90平方米及以下的普通住房;购房人现在名下没有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购买的住房。
第三篇:对基层高风险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探讨
对基层高风险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探讨
对基层高风险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探讨
高风险医疗器械是指那些植入人体或用于支持、维持生命或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的医疗器械产品,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病人生命安危。在日常监管中,我们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在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管理上还存在不少隐患,为此本文就高风险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一粗浅的探讨,供同道们参考。
一、现状与问题
县现有二级医院2家,乡镇卫生院31家,个体诊所18家。从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频率看,全县各级医疗机构使用
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比较普遍,县级医院开展腹部、骨科手术使用高风险设备、植入性器材、填充材料频率较高。在管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和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医疗机构虽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但制度执行不严格,没有发挥高风险医疗器械质量控制文件在器械采购、使用及质量跟踪等环节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使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质量不能完全处于安全监控状态。
二是高风险医疗器械采购把关不严。缺乏对首次采购企业和首次采购品种进行质量审核的程序,索取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产品注册证、产品制造认可表和合格证等资料不完整。对于非首次采购的企业,则因老客户关系,没有对生产经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认真的审核,导致超范围经营或采购高风险医疗器械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骨科接骨板等植入器材,尤其是进口骨科植入器材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形式上的统一采购。对一些临床医师经病人或其家属同意后,自行采购并直接投入临床使用的高风险医疗器械的质量,缺乏有效的事前监督和预防。
四是手术医师对植入体内器材、填充材料等名称、规格、供货单位、注册证号、批号等项目记录不完整或者没有记录,使高风险医疗器械难以进行质量跟踪。
五是临床医师忽视术后病人随防,不能确保植入物在人体内正常发挥作用。
二、原因分析
主观原因:一是涉械人员掌握法律法规知识不够,尤其是对高风险医疗器械知识掌握甚少,在采购、验收、入库、出库、使用等各个环节忽视查验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情况,因此往往从采购医疗器械的第一关就没有核查并索要产品注册证和产品制造认可表等相关资料。二是医疗机构存在重制度轻管理的现象。一般来说,医院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确
保高风险医疗器械质量的控制性文件,但对各个环节执行情况缺乏考核或者督查。如术后,病人对植入体内的医疗器械质量与功能恢复程度往往凭自觉判断是否需要复诊,医疗机构缺乏随访,不利于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跟踪监测,使制度流于形式。
客观原因:一是医疗器械涉及学科门类较多,产品、规格分类较细,而医疗机构恰恰缺乏医疗器械或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员,以致管理人员无法有效发挥质量管理职能。如骨科进口钢板等采取“零”库存,临床急用时征求病人意见后采购,因此往往缺乏事先质量监控。二是在术前和术中,临床医师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手术方案制订和手术把关上,对植入医疗器械的品名、规格、生产企业、产品批次等概念模糊,病历记录填写不完整,导致事后不能追溯。
三、监管对策
一是加强医疗器械知识培训与教育。药监与卫生行政部门定期组织对涉
械管理、采购、验收、保管和养护人员的医疗器械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培训,使之掌握法律基本知识和管理基本技能,并持证上岗;对涉及植入性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的手术医师、护理人员,主要指导好植入器材、填充材料以及各种支架等品种项目填写完整,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医疗机构在加强涉械人员医疗器械业务培训的同时,应积极引进医疗器械或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才,整体提高涉械队伍的素质。
二是加强质量控制性文件执行情况督查。医疗机构在医器械使用质量管理上,应把着力点放在涉械制度执行情况上,加强制度检查,及时纠正违规或不作为行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对医疗机构是否落实督查机制作为重点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如质量控制环节,检查建立的高风险医疗器械使用质量控制性文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对高风险医疗器械全程监管的职责和权限是
否明确;采购控制环节,检查对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否实行统一采购、验收,对首次采购企业和首次采购的产品是否实行质量审核程序并索取相应资料;使用控制环节,检查手术医师是否在病历上及时、完整地记录所使用高风险医疗器械的名称、规格、供货单位名称等相关内容,能否从病历中追溯到生产企业及产品的批次,是否定期随访病人等。减少低效重复监管,提高依法行政效能。
三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订相应的高风险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文件,补充完善现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使执法人员在监督管理高风险医疗器械时有法可依,对违法违规的医疗机构或人员进行依法查处,以保证患者用械的安全可靠。
四是建设立使用高风险医疗器械投诉举报制度,鼓励对使用高风险医疗器械患者及其家属在使用后出现不良事件时,及时到食品药品监管或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五是建立健全医疗器械技术监督体系。成立省、市两级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加大对高风险医疗器械监督抽验力度,为医疗器械监督执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六是进一步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每年对乡镇以上涉械医疗卫生单位开展2次以上集中整治行动,监督检查覆盖率要达100%,严励打击涉及高风险医疗器械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人民用械安全。
第四篇:美国收紧对伊朗制裁 拟借反洗钱稳固金融霸权
美国收紧对伊朗制裁 拟借反洗钱稳固金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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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迫使渣打银行缴纳3.4亿美元罚款后,德意志银行与其他3家欧洲银行日前也被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盯上。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邦和纽约州检察机关正在调查德意志银行是否曾利用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帮助伊朗等国家转移资金。同时,美国一再向伊拉克政府提出警告,指责其为伊朗转移资金或走私大开方便之门。
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检察机关正在调查德意志银行是否在2008年之前隐瞒信息,或者在2008年以后仍然替伊朗银行转移资金。德意志银行发言人则强调,银行在2007年就决定,“不再与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机构进行新的商业往来,并将退出同法律不符的业务。”
今年以来,多家欧洲金融机构因涉嫌洗钱遭美国监管部门调查。6月,荷兰国际集团因洗钱案向美国监管部门支付了6.19亿美元罚款。巴克莱集团、瑞士信贷集团、莱斯银行和荷兰银行也涉嫌自2009年开始为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的国家和组织洗钱。
美收紧对伊朗制裁大网
美国对欧洲银行反洗钱行动的深入,表明其对伊朗等国的金融制裁进一步加剧。《纽约时报》称,美国官员指责伊拉克政府企图帮助伊朗逃避经济制裁。不久前,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伊拉克“伊拉夫伊斯兰银行”,理由是其帮助伊朗洗钱。一些美国情报官员称,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身边有些官员甚至直接参与帮助伊朗转账或走私石油,并从中牟利。报道说,伊朗方面通过中间人至少实际控制了4家伊拉克商业银行,从而获得了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途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大卫·科恩发表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努力,防止伊朗“在伊拉克或其它地方”躲避美国的制裁。
《伊朗外交》网站本月16日发表文章说,伊朗原油产量已降至20多年来低点,基本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的水平,这主要是由欧美制裁造成的。
不过,美国指控渣打、汇丰等欧洲银行绕过欧美制裁与伊朗进行金融往来的事件说明,伊朗依然具有绕开制裁的能力,但国际大银行这条途径能持续多久已成问题。通常来说,这些银行不会因为伊朗金融贸易而牺牲与美国关系。据伊朗商业人士介绍,许多欧洲小银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愿意接受以土耳其、乌克兰、阿塞拜疆、海湾国家及外国公民为中介的伊朗金融贸易,而这是美国官方所难以查到的。具有双重国籍的伊朗人也可以绕过制裁,获得伊朗紧缺的外汇。另据伊朗当地人士分析,只要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0美元的高位,伊朗就具备与西方进行抗争的底气。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自2008年就已开始,美国现在对德意志银行等欧洲银行敲山震虎,收紧制裁大网,想堵住制裁漏洞,使得伊朗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原油无法享受到金融转账等金融服务。目前,一些有可能违规的银行还在受调查,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得这些银行不可能以放弃与美国银行业务往来的代价来照顾伊朗生意,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因违规而作出赔偿。
意欲做空欧元资产缓解美债压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对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追查在欧洲引起反弹。英国政客称美国此举旨在贬低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少欧洲企业则反映,欧洲的银行如今变得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完全中断了和伊朗有关的金融往来,妨碍了它们向伊朗合法出口商品。《泰晤士报》也评论道,纽约对伦敦从其手中夺走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仍耿耿于怀。英国大银行常常受到美国的此类指控和调查。尽管银行否认指控,但因不愿吃官司,最后往往选择赔款和解,赔款金额动辄上亿美元。
曾在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任职的圣母大学法律系教授杰米·古鲁勒日前撰文称,对违法的外国银行仅仅罚款还不够,必须对其高管提起刑事指控。文章称,美国政府对帮助伊朗转移资金的外国银行未提出刑事指控,或许是认为诉讼旷日持久、代价昂贵,而且难以找到确凿证据;也或许是担心目标银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导致股东利益受损,但“同流氓国家的金融交易必须受到严惩,不能姑息”。
英国国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约翰·曼恩近日在媒体上公开批评美国金融部门对本国和他国银行存在双重标准,称其依靠发掘这些银行的美国分行存在所谓的“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丑闻”,来为纽约的银行赢得更多的金融生意。而实际上,美国本土的金融机构为毒品收益洗钱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却无人问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刘明礼认为,从美欧经济关系看,美国有向欧洲转移经济风险的倾向。美欧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虽然战略关系紧密,但是金融领域竞争激烈,美元和欧元竞争更是明显。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每当危机有平息倾向时,就会有美国的评级机构、对空基金等跳出来做空欧洲。这使得欧洲对美国的投机打压非常不满,认为评级机构放大了危机。而美国则通过做空欧元资产,达到缓解美债压力的目的。客观来说,欧债危机使得国际投资者选择有限,这样就相当于帮助美国以较低利率发行债券,向欧洲转移了债务。而最近欧债危机又有平息迹象,从逻辑和规律来看,不排除美国金融机构再次做空欧洲的可能。(记者管克江、丁小希、白阳、彭敏)本文地址:www.xiexiebang.com 青钱柳降糖神茶 青钱柳降糖茶 青钱柳降糖神茶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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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摘 要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告人通过委托辩护律师同检察官之间就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相应的量刑进行私下的协商,从而达成交易的刑事司法制度。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运用于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之中,为高效审理案件,及时完结审判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但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因此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合理地适用。
关键词:辩诉交易;评价;借鉴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同被告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就被告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幅度和范围,经由控辩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交易,最终达成定罪和量刑的一致意见,进而快速审结案件的制度。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辩护律师可以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名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被告人认轻罪的前提下,将其中较重的罪名替换成较轻的罪名。或者就监察官所指控的多项罪名进行协商,就其中指控的某项或者某几项罪名有条件地予以撤销。
另一方面,当辩护律师在分析案情后,对于定罪没有协商的空间时,可以与检察官进行量刑上的交易,通过由被告人直接认罪以此来获得较为宽缓的量刑幅度。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1.交易主体的特殊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辩护律师结合检察官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基于其辩护策略,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建议。其实质上是被告人行使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当被告人选择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则会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进行辩诉交易的请求。从而使得案件无需进入繁琐复杂的审判程序,而直接通过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的私下交易来提前协商定罪罪名或者量刑范围,而后向法官提出,并经由法官向被告人说明和确认,最终完成刑事案件的审判。2.交易内容的可选择性
检察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结合特定的案情,提出相应的指控罪名和量刑意见。然而当相关案件对于证据的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使得检察官无法获得确证罪名的确凿证据,难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检察官就可以主张同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在其可以处分的自由裁量权内,进行协商交易。3.交易结果的合法性
辩诉交易的过程不同于庭审审判的过程,其不具有严格的审判流程和具体的审判程序,大部分的辩诉交易是双方通过自由约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尽管缺乏形式的法律外观,但其实质上体现了契约精神对于美国刑事审判的深刻影响。并且通过判例而确立的辩诉交易制度使得双方的私下约定具备了合法的法律效力。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原因
(一)基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兴起
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建构下,法院充分注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对于推进案件进程的作用,并且被告人对于自己的诉讼权利也具有充分的处分权利,被告人可以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承认有罪的供述和放弃审判的权利。因此法庭应当充分尊重被告人的意志,注重形式上的法律正义
(二)注重保障人权的思想观念
美国刑事司法中的米兰达规则、无罪推定等制度,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人权保障思想,而辩诉交易制度也正是通过被告人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从而达到了对于被告人人权的最大尊重。
(三)检察官履行职务上的独立性
美国的检察官在各自的辖区内能够独立地履行职务,其不受上下级体制的束缚,各地区的监察官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管理的机关。由此使得检察官能够握有较大的职务权利,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结合特定的案情,作出适当的让步。
(四)节约诉讼成本的需求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使得面对众多犯罪时,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诉讼模式下,将大大地拖延诉讼进程,造成司法资源分配的严重浪费。而辩诉交易制度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精简审结案件的诉讼流程,从而使得案件能够迅速地审结完毕,最大程度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五)实用主义思想的引导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检察官通过被告人获取其他案件的线索或者言词证据,并且检察官也避免了因为证据不足而承担败诉责任的风险。而对于被告人来说,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免受长期繁琐的刑事审判程序所带来的心灵上的煎熬,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原犯罪行为可能遭受的较重的刑罚。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评价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积极评价
1.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随着案件数量的日渐攀升,面对案多人少的美国法院,对于诉讼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辩诉交易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局面,通过辩诉交易制度使得法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数个案件的审理,避免了由于案件复杂而带来的审结期间的延长,同时也使得一名法官能够应对众多繁杂的案件。根据2010美国NCSC发布的报告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法官的年审结案件量多达3000多件。由此可见,辩诉交易制度在发挥其节约司法资源,高效审结案件,减轻法官的工作压力上有显著的效果。2.注重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辩诉交易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基于自己的意志自愿选择对于其诉讼权利的行使,被告可以基于自主的意志而放弃对于接受审判的权利以及被宣告无罪的权利。并且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免受对于不可预测的审判结果的煎熬,及时进行改造,以便被告人更早地复归社会。3.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
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使得刑事审判能够更为及时高效地打击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由于辩诉交易制度是基于对被告人的意志的充分尊重和保障,因此,对于被告人未曾实施的犯罪行为,被告人有权予以否认并且拒绝接受辩诉交易,而对于案件情况复杂,证据收集困难的案件,当被告人的确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时,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可以避免因证据不足而使得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保证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4.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教化
辩诉交易制度体现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态度,自愿认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认识以及主动改造犯罪的积极性,相比于经过刑事审判而被动接受判决的罪名,将跟有利于被告人的教化和惩戒作用。5.体现了对契约精神的信守
辩诉交易制度通过被告人和检察官的约定,对于定罪或者量刑作出协商,并经由双方认可接受,最终提供给法官进行判决确认。这一过程,是双方对于交易结果认可的信守,是诚信原则的体现。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消极评价
1.不利于发挥刑法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代表公权力的检察官与被告人所作出的关于定罪或者量刑上的妥协,检察官所作出的指控并不是基于被告人实际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出现定罪与事实相背离的情形。因此便不能有效地达到对于被告人的惩戒和震慑作用。被告人通过辩诉交易所达成的轻罪判决结果,不利于发挥刑法的特殊预防的作用,从而有可能引发被告人继续犯罪。2.交易过程缺乏公开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并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同检察官进行协商和谈判,由于辩诉交易的进行缺乏第三方的有效监督,由此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通常伴随着更多利益的交易。而法官也不参与到辩诉交易的过程中,仅仅在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向被告人进行真实性,自愿性的确认。然而,实际上当蒙冤的被告人面对诸多不利的证据,即便实际上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但迫于检察官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对于经过审判可能判处严重罪刑的恐惧,其也可能接受辩诉交易,从而使得无罪的人遭受刑罚。3.过分扩张检察官的权利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检察官拥有对被告人提出指控的权力,而为了在辩诉交易上获得更多的优势和谈判的筹码,有可能导致检察官在提出指控时,不当地增加被告人的罪名和提高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导致了其权利的滥用。4.违背了公平原则
在辩诉交易制度中,对于那些经常触犯刑法的被告人而言,其本身拥有更多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信息和筹码,然而对于那些初犯和偶犯而言,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从而获得轻罪的指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辩诉交易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更何况辩诉交易涉及到对于被告人实体权利的处分,更需要严格地予以规制,使得其公平地适用于每个被告人。
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
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并不能充分地运用于我国的刑事审判之中,并且辩诉交易制度明显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行相适应原则,使得其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适用价值。但是基于当前刑事领域的轻刑化趋势以及诉讼结构上对于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借鉴,使得我们可以适当地参考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以符合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借鉴。
(一)注重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给予了被告人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充分尊重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而我国曾长期处于“严打”的刑事政策下,仅仅注重对于犯罪分子的惩罚而忽略了保障人权,仅仅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由此而一度使得被告人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
(二)注重公平兼顾效率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护交易制度能够及时高效地使得有罪的人得到相应的追诉。即惩罚了犯罪,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在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相应的借鉴,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之上,高效地完结对于相关案件的审理。
(三)注重刑罚的谦抑性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分子,维护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也不能不加限制地予以适用。而辩诉交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轻刑化趋势,更加注重对于犯罪分子的改造,而不是一味地予以惩戒。
结 论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案件的审理得以高效地进行,在美国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结构和注重保障人权的思想的指引下,辩诉交易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笔者通过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展开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应当注重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注重公平兼顾效率、注重刑法的谦抑性三个方面,对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予以相应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周伟.解读美国辩诉交易制度[J],政法论坛,2002,20(6):29-33.[2] 刘磊.浅析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借鉴[J],公安大学学报,2001,93(5):59-63.[3] 唐青利.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5(5):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