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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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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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初探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是正常市场经济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刑事、民事法律的双重保护决定了合同相对方(受害人)有权选择民法救济,也可升级寻求刑法保护。因此,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在一起的案件性质的走向、所适用的程序和法律以及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以及人民法院内部庭室(局)之间,对此类案件审理、诉讼程序适用、涉案财产处理及案件执行等方面做法各异,以至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有必要加以探析。

一、各部门的分歧表现

从走访座谈和收集的数据情况看,各部门的分歧主要表现为:

1、在案件审理方面,有的认为应当分开同时审理,约占被访对象30%,有的认为应当先刑事后民事,约占被访对象70%.2、在民事诉讼程序方面,有的认为应当依民事诉讼程序另案处理,约占被访对象45%;有的认为应当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约占被访对象55%.3、在涉案财产方面,有的认为应当通过处理民商事纠纷返还财产,约占被访对象60%;有的则认为是赃物,应依法予以追缴后返还,约占被访对象40%.4、在刑事案件追赃执行方面,目前大多法院没有明确由刑庭还是执行庭(局)负责追缴执行。认为应由执行庭(局)执行约占被访对象75%,由刑庭负责直接追赃约占被访对象25%.5、在受害人司法救济方面,对于受害人应于何时向法院提起返还财产的民事诉讼,法院方予受理的问题,有的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应于刑事判决生效并经追赃后仍不足弥补损失时方能提起民事诉讼,约占被访对象的80%;有的认为如果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法院应于刑事判决生效后方能受理民事案件,约占被访对象90%.二、相关处理程序建议

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无效合同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了以下若干处理程序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合同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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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合同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 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起诉);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误工费,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建议将《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起诉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将《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起诉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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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 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明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3、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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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合同纠纷处理程序

合同违约处理程序

一、引起合同违约的事由

1、合同不规范;

2、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和合同履行的不同理解和看法;

3、突发事件,不可抗力,工程管理出现重大异常;

4、合同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

5、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二、合同违约处理程序

1、安全管理

①、违约情况发生后(无论责任与否),合同当事人应立即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在解决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②、划分安全责任,实施安全罚款,扣减履约保证金。

③、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协商。

2、质量管理

①、违约情况发生后(无论责任与否),合同当事人应立即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在解决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②、划分质量事故责任,实施质量罚款,扣减履约保证金。③、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协商。

3、进度管理

①、下达赶工指示:协作队伍在无任何理由延长工期的情况下,如果工程进度与竣工时间不符时,则可以向协作队伍下达赶工指示,且协作队伍无权对此提出增加费用的要求。

②、调整施工任务:当协作队伍的进度计划已延误,又不采取积极措施时,停止对协作队伍的付款,并调集其他协作队伍,承担由此

而造成的甲方的损失费用。

③、终止合同:如果协作队伍严重违约,包括拖延工期又固执地不采取补救措施,则终止合同,同时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甲方的损失费用。

4、环保及文明施工管理

①、违约情况发生后,合同当事人应立即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在解决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②、实施环保、文明施工违约罚款,扣减履约保证金。

5、计量支付与验收管理

①、尊重合同约定,按照约定结算工程款。

②、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协商。

第三篇:浅谈民刑交叉案件应怎样加强法律监督(范文)

正确处理民刑交叉案件,是—个关系公民权利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由于民刑交叉案件纷繁复杂,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尚不完善,以及受地方保护、利益驱动等因素影响,当前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些公安机关“以刑代民”,插手经济纠纷,将不构成犯罪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或“以刑助民”,滥用侦查

权为民事诉讼收集、调取证据;—些人民法院“以民代刑”,将刑事犯罪作为民商事纠纷处理,不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或者“以民止刑”,故意纵容当事人恶意利用民事诉讼来阻止刑事案件立案,逃避刑事追究等。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侵犯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助长了执法、司法腐败,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需要完善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方式和程序要求;另—方面,必须加强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些违法及不当问题。在监督方面,除强化执法、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进—步强化对相关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诉讼监督权。在立案活动中,对于公安机关接受控告、报案或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在15日内立案。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权,“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其纳入立案监督范围,但根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职责,此时,检察机关仍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撤销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职权,实施的其他“以刑止民”、“以刑助民”等违法活动,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也有权发出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予以纠正。

为保障上述监督活动有效实施,在制定和完善我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立法、司法解释时,应明确以下要求:—是在人民法院发现相关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通报给相关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机关掌握情况、实施监督;二是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报案人、控告人或相关人民法院,都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实施立案监督;三是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公民及人民法院均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实施监督、依法纠正。

■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从目前立法及司法实践看,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方式和途径十分有限,主要有二:—是对确有错误的生效民事裁判,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二是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鉴于在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存在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现象,而且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步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除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诉外,针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以民代刑”、应当移送案件而不移送,或纵容当事人恶意滥用诉权、实施“以民止刑”、“诉讼诈骗”等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要求予以纠正。

第四篇:最高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审判意见及公报案例集成

民间借贷行为中涉及刑事犯罪时,法院如何处理?本文分二部分,其一是最高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其二是最高法院判决中的相关司法观点。

第一部分:指导意见篇

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3年4月12日)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

…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最高法院关于我国民间借纠纷案件的审判意见

…关于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们认为,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1辑;《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9期

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理解与适用(作者:罗东川 吴兆祥 陈龙业||最高人民法院)

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些规定对于妥善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洗钱等经济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予严格适用。

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7期

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案例篇

一、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案例: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审被告陈晓富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原审判决陈晓富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克祥、中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王克祥、中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

二、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案例: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康昂东路支行与被上诉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10)民二终字第69号)

裁判要旨:本案属于刑民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涉案银行的上级主管领导存在经济犯罪,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若非贷款银行明知经济犯罪的事实并指令借款人将所贷款项划转给实际用款人的情况,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根据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原理,作为“流动资金”借款,无论借款人将其直接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项目或是转借他人抑或代他人清偿债务,均符合流动资金使用性质,不能当然地构成其免除向贷款人偿还借款之合同义务的事实根据。故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辩事由,借款人华西药业公司依法应当向贷款人农行康昂路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1辑

三、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犯罪,单位有明显过错的,应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1期

四、用人单位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

案例:沈阳市松园实业公司与深圳亨联工贸公司、沈阳圣兰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7)民二提字第2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既要考虑当事人自身对于犯罪行为防范不周所具有的过错,也要考虑对方当事人在交易中是否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及有无过错。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决定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依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全国法院优秀再审裁判文书精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页

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涉嫌合同诈骗的,将该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案例: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一般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黄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然自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是该协议系受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先其欺诈而为,违背了黄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查明该事实,原审法院向侦查刘先其涉嫌犯罪的朝阳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朝阳公安分局根据刘先其的供述以及对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刘先其在为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虚构身份和事实。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关于刘先其以虚假身份采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了黄河公司的信任,签订了协议书,使然自中心从黄河公司获得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并无不当。然自中心上诉主张认为本案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但其并不能提供否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先其作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黄河公司签订民事合同,所获取的款项被然自中心占有。上述事实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除刘先其个人涉嫌诈骗犯罪外,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之间亦因合同被撤销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然自中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刘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机关,而继续审理本案民事纠纷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然自中心以本案与公安机关认为的犯罪嫌疑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黄河公司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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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郭晶*

在检察机关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往往有必要析明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将其作为认定案件刑事责任的前提或参考。在我国传统“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下,一般没有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考虑到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为了使刑事案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预断不过度限制后继民事审判的自由度,检察官如何才能较妥当地考量案件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准确做出刑事定性呢?这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万某某诈骗案,既直观地反映了司法实践就此类问题的普遍处理方式,又表现出了既有诉讼顺序模式的局限,恰是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典型。“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功能,客观上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与判断的可能性,难以避免武断的民事预断对后继民事审判的干扰,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基本案情]万某某,原系北京市J超市H品牌电视机促销员。2009年2月,万某某擅自使用替H公司收取的电视机货款七万二千元在河北省某地为自己购买住房。由于H公司促销员向客户销售电视机时是采取先收款后发货的交易方式,但公司库存管理却允许促销员先提货,后向公司付款的。于是,为避免货款亏空被H公司发现,万某某利用H公司货款收付的时间差,循环使用后一名客户订购电视机的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并每次都采取预提再后一批货物的方式向后一名客户发货。如此持续至2009年4月下旬,万某某收取客户尚某的七万二千元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但因“五一”期间货源紧张,万某某无法预提相应货物及时向尚某交货。为拖延时间以避免事情败露,万某某再次联系另一客户席某,主动向席某推销H品牌电视机,并从席某处收取货款五万元退还给尚某。之后,因货源紧张,万某某迟迟不能从H公司处预提货物按时交给席某,且尚余两万余元货款未退还给尚某,故两客户报案,至此案发。在向两名客户销售电视机过程中, 万某某利用促销员的身份,向客户与H公司隐瞒货款流向,使客户误以为货款已交给H公司,但事实上却由万某某中途截留。此外,案发地点为J超市,H公司与J超市为合作关系,J超市收银台代收款,后期由J超市帐户向H公司帐户转账货款。

下述两点案件事实需要特别注意:(1)客户席某向万某某交款是在J超市当*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级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100871]

场进行,万某某在席某面前把收到的钱交给J超市收银台的出纳,并对席某说收银台已经收款。但对出纳所述的却是让其帮忙数钱。待席某离开后,万某某立即从收银台将货款取走。(2)万某某给尚某与席某开具的送货单实系J超市已废止使用的旧送货单,从而使两客户误以为自己的货款已经通过J超市交给了H公司。由于万某某出具的是废止的送货单,J超市没有相应记录,导致J超市与H公司长期无法发现万某某私收客户货款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的处理有两个核心问题:(1)客户通过万某某向J超市款台交款,并收取超市提货单的行为是否已致涉案货款的货币财产权向J超市(H公司)转移,如何定性被告人万某某所侵犯涉案财产的实际权属?(2)被害人是H公司还是尚、席两客户的问题,直接影响定性万某某的行为是诈骗行为、职务侵占行为、抑或挪用资金行为。

针对上述问题,主要有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案发于2009年4月,被害人是客户尚某与席某。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虚构电视机交易事实、开具虚假提货单的方式,向客户尚某、席某骗取钱款,应认定为诈骗罪。第二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均认为本案实际案发于2009年2月,被害人是H公司。以此共识为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采取的用新货款填补旧货款亏空的行为,仅是在掩饰之前的犯罪行为。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与客户尚某、席某协商,并在J超市款台佯装收款,且开具了过期J超市提货单,其行事方式已满足民事权利外观的构成要求,且H公司、J超市在人员管理、货款收付管理方面对客户存在过错。因此,应认定客户尚某、席某的货款交付行为具有转移货币财产权的民事效力,H公司与J超市应连带对尚、席两客户承担交付电视机或返还货款的债务。万某某本质上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H公司货款,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第三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利用私收货款方式填补在先货款亏空,仅是以后账补前帐的方式避免其私用公司货款的行为败露。虽有弄虚作假成分,但本质上属于循环挪用货款,其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明显。既未对H公司的账目与相关单据进行涂改,也未在帐面上掩盖其自身退还公司货款的义务,难以构成其对货款的侵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是挪用资金行为而非职务侵占行为。且本案行为实际发生时间为2009年2月,案发时间为2009年4月,未满挪用资金罪犯罪构成中“三个月不归还”的法定要件。因此,万某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作无罪处理。

二、案情分析

本案在事实认定层面并无分歧,分歧产生于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不同定性。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可归纳为三方:甲方万某某,乙方J超市和H公司,丙方客户尚某及席某。甲方在乙方不知情的前提下,代表乙方与丙方洽谈业务,并且超越自身职权收取了丙方的货款。而甲方与丙方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行为,由于甲方的“后账补前帐”操作,亦难以为乙方所觉察。也就是说,万某某同时对乙方与丙方进行了欺诈,并且在欺诈过程中利用了自身作为H公司促销员的身份。

本案在刑事定性上的争议,根源于民事法律问题分歧。即,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进行的交易行为是否成立且具有民事效力?丙方交付货款的行为是否系对该合同的有效履行?乙方是否应当因甲方的缔约及丙方的付款而承担对丙方的合同义务?

(1)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不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仅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甲方行为不会导致乙方因被丙方主张相应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即,无法认定涉案钱款的权属已经转移给乙方,本案纯系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的诈骗行为。

(2)反之,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将导致乙方与丙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即可认定丙方交予甲方的货款,其权属实际已转移于乙方。本案系甲方对乙方所实施的职务侵占行为或者挪用资金行为,丙方则为甲方与乙方之外的第三方,无论甲方与乙方的纠纷最终如何解决,乙方都应当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

三、处理意见

本案初看系因民事争议而导致的刑事定性分歧,但审慎观之,此疑难的根源在于如何协调案件的民事处理和刑事处理,实质上是刑民交叉问题表层下的诉讼裁处问题。如要妥当处理该案,必须贯通刑事定性、民事考量以及诉讼裁处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在刑事定性层面,第三种意见认为万某某是挪用行为且不构成犯罪的主张不成立,可首先予以排除。

如前文分析,万某某所采取的行事方式,系采取虚开提货单的手段向乙方隐瞒其与丙方达成交易并收取货款的事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已使乙方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而获知万某某截留货款行为的可能性。即使事后万某某私人占有货款而不再交付公司,如无丙方举报,乙方也不会主动向万某某追索货款。由此可见,万某某对涉案货款的非法占有目的已非常明显,即使乙与丙之间交易行为的民事效力能够获得认可,也不可认定万某某是挪用行为,更不能据“三个月不归还”的要件而认定万某某无罪。因此,第三种意见不应采纳。

(二)就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之间的分歧,初看似存在于刑事定性层面,但其争议仅有深入到民事考量层面才能获得解决。

必须确定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形成的民事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借以判断丙方缴款行为是否为完备的合同履行行为,进一步才能辨明涉案钱款的货币财产权应归属于乙方或是丙方。针对该问题的民事评价,须考量一系列复杂因素,主要包括:

1、乙方的过错程度。乙方疏于对失效的提货单据进行销毁,导致甲方继续利用失效单据与丙方缔约。且在丙方交款过程中,乙方出纳的收款行为支持了甲方代表乙方缔约的权利外观,使丙方产生了合理信赖,促成了诈欺行为的成功;

2、万某某对乙方的隶属关系和乙方的内部情况。万某某隶属于H公司,H公司与J超市是合作关系。丙方信赖甲方而与甲方进行缔约,其缔约对象却是与甲方没有隶属关系的J超市。为此,需审慎分析H公司与J超市之间的合作关系,借以明悉双方的责任范围划分;

3、丙方的过错程度。甲方作为促销员,本没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丙方对于超市出货交易流程及促销员的职权范围没有最基本的了解,又或是为图折扣而降低对交易安全的防范意识,其既未与甲方签订正规的合同,也未审慎甄别甲方的缔约行为,而仅是据个人信赖就向甲方交钱,使自身陷入风险;

4、丙方两客户之间的交易情况不同,影响其民事评价。席某的货款是直接交付给J超市出纳人员的,并且出纳也当面“收款”了,因而席某的过错程度显然要比尚某轻。在民事考量层面,可能仅有席某的交易关系能获认可。在刑事定性层面则需考虑,针对席某的5万货款,万某某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针对未曾退还尚某的2万2千元货款,万某某则可能构成诈骗罪。

(三)在诉讼裁处层面,刑事诉讼受制于其功能上的局限,无法承担准确认定

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繁重任务。

1、刑事诉讼在诉讼规则、功能及结构上的限制,使其无法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以检察官与法官为诉讼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虽有权进行民事

[1]事实的认定,但因其既缺乏本案中丙方或乙方(民事诉讼中原告)的积极作用,又无法统和关注本案中的三方关系,故无法运作民事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举证规则,无法承担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认定任务;

2、在刑事定性层面的考量中,缺乏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或者参考。受制于我国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先刑后民”顺序模式,民事诉讼如遇相关刑事诉讼的同时进行,需要中止,等待刑事判决先行做出,或者在刑事判决审理过程中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2];

3、如果依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存诉讼顺序模式过于高估刑事诉讼认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故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可提起范围划定得极为狭小,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如本案情况,纯粹的侵财型犯罪,且涉案财产系现金,被害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能依靠后继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端。

(四)刑事判决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一方面使刑事案件的办理处处掣肘;另一方面,也难以消除对刑事判决后继民事审判的不当干扰。但若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作为支持,却又存在诉讼操作上的多重障碍。

刑事诉讼的功能局限使其无法准确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刑事判决的民事预断却对后继民事审判存在既判力约束。在后继的民事诉讼中,即使存在与在先刑事判决不同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意见,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角度

[4]出发,也很难在民事诉讼判决中进行更改。因为如若推翻刑事诉讼判决的基础

事实认定,将会造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矛盾,质疑既有刑事判决的权威性。就此问题,能否暂时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做出呢?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事由包括“本案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5]但是类似规定并不见于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刑事诉讼中止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中止侦查[6]、审查起诉阶段的中止审查[7]和法庭审理阶段的中止审理[8]三种情形。但是,刑事诉讼中止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不在案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为适用前提,无法针对本案情况中止诉讼。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比较粗糙,刑事诉讼中止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应当如何变更,中止事由消失后应依据何种程序恢复审理,都缺乏相应规定。如果对案件贸然实施中止,亦有可能存在超期羁押的风险。

上述就案件刑事定性、民事考量和诉讼裁处三个层面的四方面分析,已揭示出检察机关在本案办理中所遭遇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既存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作为参考,也无法中止诉讼而等待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先行厘定。因此,审查起诉阶段无论倾向于第一种意见、还是第二种意见,即使事后被刑事判决肯认了,其所附随的民事权利义务预断也均具有武断性,难言公正。然而,受“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之制约,无论该种预断存在多大程度的不准确性,此民事预断所衍生出的刑事定性如获判决之认可,那么该预断在后继民事诉讼中一般均将获得遵

[9]行。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检察官受制于公诉人地位,其起诉意见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寻求审判机关的支持。若认定乙、丙两方成立合同关系而追诉甲方职务侵占罪的话,如上所述,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缺乏既存民事裁判的支持,审判机关受制于刑事诉讼功能上的局限也难以对较为复杂的民事诉讼关系做出认定[10],故而检察机关的该种意见将面临巨大的证明困难与诉讼风险。受制于现

状,检察机关不得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需要借助民事诉讼功能才能查清的问题一概摒除。就基础民事关系做出最为简单明了的认定结论,并据此选择适用罪名,以期最大程度规避诉讼风险。因此,在该种情况下,选择不认定乙、丙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支持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更具可行性。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先刑后民”顺序模式,试图借助刑事诉讼以实现民事诉讼效果,本质上是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功能。但这种理想化的预期,在司法实务中却是无法实现的。其所引发的诉讼裁处疑难,致使本案在民事考量和刑事定性层面的争议均难获解决。为规避刑事诉讼的功能缺失,检察机关不得不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做出消极的简单化评价,被迫采纳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

四、后继情况

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被告人万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初步审理,初始意见倾向于万某某构成挪用资金行为。经进一步审理以及对检察机关起诉意见的审慎探讨,法院最终采纳起诉意见,判决被告人万某某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万某某未提起上诉。刑事判决做出后,因万某某唯一可执行财产系位于河北省的住房,跨省执行难度较大,被害人经济损失难以获得追缴。后被害人席某提起民事诉讼,状告J超市,诉请J超市履行合同义务。J超市提出万某某系H公司员工,其私人行为J超市不负责任。且案件刑事判决的财产追缴部分执行不力,相关民事主体财产责任范围亦难以确定。民事诉讼审理因之陷入胶着状态,后被害人席某撤诉,经济损失未能获偿。

五、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评价

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简单化评价并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的处理方式,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和判断的可能性,系受制于“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而做出的次优选择。该种处理方式的合法性虽无可争议,但因其考量取向并不是实现刑民法律定性的衔接与协调,而是追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诉讼风险。故而,该种处理意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值得商榷。

第一、在法律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意见限制了后继民事审理的自由度,使民事法庭陷入要么放弃进一步举证而遵从该种民事预断,要么颠覆在先民事预断的两难境地。如果倾向于后一种方式而对刑事判决预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动摇在先刑事判决的基础事实关系认定,导致在先刑事判决陷入“事实认定不清”的窘境。

第二、在社会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方式使各方当事人失去了积极举证以厘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机会,尤其是使被害人丧失了一个获得充分救济的途径。如上所述,万某某是经济实力单薄的个人,而无论H公司还是J超市都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与J超市合同关系成立的话,被害人得以直接向企业主张合同义务,这将比依靠刑事追缴而向万某某追讨损失更有保障。

注释:

[1]参见《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知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钾被告人的财产”。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

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2]参见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3条和第54条(即1979年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则为第77条、第78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

[6]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41条。

[7]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3条。

[8]参见《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1条。

[9]后审法院要冒着丧失司法统一性的风险,才会做出与刑事认定完全不同的事实认定,而这是极其少见的。

[10]否则有可能无法获得后继民事裁判的一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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