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债违约风险陡增

第一篇：信用债违约风险陡增

信用债违约风险陡增

5月以来，债券违约事件频出，在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不断持续的前提下，流动性的持续减少使得融资端出现较大的问题，一些企业通过新的融资“借新还旧”的模式基本被阻断，从而导致违约事件集中爆发，此起彼伏。

近期爆出较多的债券违约事件，不仅包括民营上市公司以及控股股东，还有城投平台的非标信托。不仅如此，部分省市政府已经发出了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根据统计，违约主体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有不少是上市公司。虽然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相对于未上市公司更多，但是仍旧出现违约事件。此外，宏观经济在一季度有转弱的迹象，但是微观企业盈利并没有表现出此前在经济放缓时的大幅波动。一季度，上市公司的ROE基本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再来看融资端，2017年以来，债券市场持续走弱;2018年，随着股权融资增速的持续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资金链紧张企业违约的概率。一季度，社会融资总规模较2017年同期下降 1.33万亿元，其中，委托贷款的净减少是主因，而刚过去的4月，社会融资增速已经跌到10%。因此，违约更多来自于公司融资端。

此外，城投风险事件也开始逐渐增多，这些城投基本均为非标融资。一季度，非标融资的主要渠道委托贷款和信托融资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对于城投债而言，尽管目前尚未有违约事件，但一旦出现风险对信用债市场将形成极大的冲击。不过，相比于债券融资，非标融资的社会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趋势一旦形成则不易改变，目前不排除在三季度左右，会有部分小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违约兑付风险。资产端严监管仍在继续

自2017年以来，针对过去几年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快速扩张及表外业务的迅速膨胀，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旨在规范银行业务进而降低银行业的整体风险。这些整改措施既有对资管、银信合作的监管，又有针对委托贷款、债券业务、同业风险暴露、同业负债、信贷拨备等业务的监管措施，以及4月27日落地的理财产品新规，都将对银行资产端业务产生较大的影响。

具体来看，从上述一系列监管政策可知2018年行业的监管重点是 “影子银行”，其中重点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同业业务等非信贷的社会融资，即银行资产端的监管。因此，预计未来融资需求会明显往表内贷款转移，从而使得社会融资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另外，对行业资产端的监管会导致短期供求关系的失衡，使得贷款利率在短期向上的动力较大，预计这个阶段将持续到2018年二至三季度左右，融资利率有持续走高的态势。而且，从目前在售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来看，2018年以来，理财产品收益率均值在4.87%。

从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数据来看，委托贷款减少3314亿元，同比多减9661亿元;4月，委托贷款又净减少1481亿元，同比多减1433亿元。委托贷款成为表外资产重点的压缩对象。4月，社会融资增速已经跌破10%，预计未来社会融资在这个位置会稳定一段时间，委托贷款负增长可能基本见底。

不过，从长期来看，在降低宏观杠杆率的大背景下，考虑到经济增长以及通胀因素的匹配性等因素，社会融资增速将长期保持在10%以下。预计2017年社融规模在16万亿-17万亿元之间，同比增速在10%左右。从3-4月的债券融资来看，已经回到了每月3000亿-4000亿元的水平。

总体而言，2017年起颁布的一系列监管措施的监管方向是降低金融风险，并促使金融风险充分暴露。不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监管最终引导的结果是打破刚性兑付和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兜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结合目前央行关于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存款上限放开的市场预期，以及理财产品新规对过渡期的安排等因素，目前仍处于金融监管周期的中期，预计未来2-3年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表内外非标资产压降趋势不改

截至2017年年末，26家上市银行在第三方机构发起设立的结构化主体中享有的权益共计7.56万亿元，其中主要是理财产品、资管计划以及信托计划，占表内投资规模的比例达到18%，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为10%，占总资产的比例为5.1%。

在各类银行中，城商行的占比最高，股份制银行次之，最低是国有大行。而在上市银行中，表内非标规模最大的是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为12408亿元、7450亿元、6383亿元、5470亿元和5416亿元。而表内非标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的是杭州银行、江苏银行、贵阳银行、兴业银行和南京银行，分别为29.5%、27.2%、26.4%、19.3%和18.4%。

从部分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表内理财规模压降了63%，增配了基金和资产证券化产品。对于资管计划信托计划这类非标资产，2017年仅有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3家分别压降了近3000亿元、2500亿元和2000亿元，降幅约在41%、40%和16%，而其他银行这类非标资产的规模仍有10%-20%的增长。从表内结构化产品的构成来看，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占比仍超过70%。

自2010年6月银监会叫停信合作业务后，银行开始用委托贷款作为通道与券商进行业务合作。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截至2013年年末，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达4.83万亿元，比2012年年末增长186%。如果对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11家银行过去10年委托贷款的比例数据，在2013年和2014年出现了整体快速扩张。截至2013年年末和2014年年末，上述11家银行的委托贷款总额分别达到3.8万亿元和5.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和37%。

根据这11家银行委托贷款增速以及占表内贷款余?~的比例数据，并考虑同期贷款增速，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和南京银行表外委托贷款扩张速度相对较为稳健，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和中信银行的扩张速度较快。2013年之前，这11家银行委托贷款占表内贷款的比例均值均在6.5%，除建设银行和浦发银行明显高于均值水平外，其他银行与均值水平基本持平或低于均值水平。

而2013年之后，这11家银行委托贷款占表内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8.2%，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均超过均值水平5个点以上。考虑到业务发展需求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万联证券对委托贷款中通过银证合作投向了非标业务的规模进行了模拟测算，结果显示，11家上市银行合计委托贷款投向非标资产的总规模达到2.33万亿元，通过整体法测算占总资产的比例在3.6%。

截至2017年年末，理财产品总规模为29.54万亿元，其中，表外非保本理财规模为22.17万亿元，占比75%。国有银行理财存续规模占比34%，股份制银行存续规模占比40%，城商行存续规模占比16%，农村金融机构存续规模占比5%。从理财资金的配置来看，债券配置比例达到42.19%，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占比为16.22%，现金和银行存款占比为13.91%，权益类资产占比为9.47%。

2017年对于同业理财的监管，压降了3.4万亿元的同业理财。在资管新规下，投向非标资产的同业理财将成为未来2-3年重点压降的对象。

根据相关文件，商业银行应当合理控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理财资金投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按照各行公布的理财产品规模，结合上述对理财产品规模的相关规定，并考虑表外占比因素，通过测算，26家上市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达到22.34万亿元，占理财总规模的75.63%;其中，表外非保本理财规模为18.7万亿元，占比84.35%，理财产品中投向非标资产的规模约为4.05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7%。

综上所述，26家上市银行表内非标占总资产的5.1%，表外非标占总资产的6.3%，合计表内外非标占总资产的比重为11.4%，即有约14.7万亿元的规模。

在资管新规下，非标资产的收缩具有不可逆的趋势，目前来看，非标资产未来不是转到表内，就要通过债券市场来消化。

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到2020年年末，上市银行每年需要压缩约5万亿元左右的非标资产。考虑到期以及置换，预计每年有1.5万亿元的资产需要回表，相当于每年新增贷款的10%-15%。2018年，随着对银行资产端的监管以及资产新规的不断推进，严监管将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违约潮背后的根源

中金公司认为，本轮违约潮背后的根源在于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政策产生“融资渠道缺口”。

银行理财及泛资管机构在过去3-5年内快速扩张，本质上就是金融体系加杠杆的过程，其扩容创造了更大的信用空间，给信用债市场带来了两三年的配置牛，也使融资企业享受了很长时间的低利率的信用融资环境。而由于金融严监管其实是上述过程的逆过程，必然会带来信用创造能力的收缩和风险偏好的下降，从而导致部分企业出现融资紧张甚至断裂的状况。

一般企业的融资渠道无非是：股、债、贷、非标、海外。股权融资难度很大，债券融资门槛高且近期风险偏好快速下降，贷款授信要求苛刻且额度吃紧，非标在资管新规落地后快速收缩，海外融资受到外管局和发改委更严格的限制。不难看出，融资渠道收缩非常明显。

由此产生的“融资渠道缺口”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补充，要么企业融资需求快速萎缩、经济下行才能达到平衡，否则显然容易导致违约风险。由此可知，近期信用事件主体多带有明显的外部再融资收紧导致流动性阶段性枯竭的特征。

资管新规导致非标等融资渠道快速收缩，同时债市需求力量萎缩。尤其是资管新规细则尚未亮相，资管机构都在忙于整改和老产品化解，新产品模式尚未成型，甚至需要备足流动性应对规模波动。这导致非标融资难度大增，同时理财对债市尤其是信用债的需求快速弱化，加剧了短期再融资风险。

诸多企业盈利能力在过去几年没有得到本质改善，而且现金流表现远不如盈利。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过剩产能企业内部分化十分明显，利润向上游、国企等倾斜，而一般制造业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税费高等诸多问题，盈利能力持续未能得到好转。甚至有些民企在主业不佳的背景下，依靠低廉的融资成本在2015-2016年大肆进行多元化突围，严重依赖于外部融资，导致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最近刚刚披露完毕的债券发行人2017年年报和2018年一季报来看，发行人呈现出明显的现金流与盈利走势相背离的特征。盈利整体表现不俗，主要与2015年和2016年低基数以及供给侧改革有关，但现金流表现较差，尤其筹资现金流在2018年一季度恶化比较明显。2018年以来，随着融资环境的不断收紧，一季度发行人合计筹资现金流同比减少4%，筹资对自由现金流缺口的覆盖比例下降到0.7的历史较低水平，货币资金环比下降5.6%。

在2018年金融严监管、打破刚兑的环境下，各类机构对风险进行掩盖和兜底的动力降低，反而规避风险、避免问责的倾向增强。另一方面，2018年的违约风险具有无序性的特征，传统信用分析手段指导性弱，再加上破产法等违约后处置回收制度不健全，投资者规避和分散风险的工具缺失，也无法进行合理的债券定价分析。因此，一旦遇到负面舆情，更倾向于“一刀切”式规避，甚至是不计成本抛售。

而在资管新规之后，理财账户之间的资金和利润腾挪难度加大，在抑制资金池、净值化趋势之下，加上银行理财纳入全行统一授信管理，导致其风险偏好继续下降。而负面情绪的扩散，会导致部分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风险事件的可预测性差，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又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很明显，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关键是如何有序推进，尤其是不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这其中尤其要提防融资渠道收缩过快，如果引爆大面积信用风险容易触发流动性风险和共振。

根据中金公司的分析，从传导路径上看，信用风险向流动性风险演化存在几个路径：首先，一旦信用事件频发，债市恐慌，避险情绪提升。而银行体系天然的风控要求也容易导致“晴天送伞、雨中收伞”，加剧了信用风险的暴露。尤其是目前银行不仅仅自营，银行理财、银行同业部门多数实行统一的授信管理，容易导致一刀切;其次，“融资渠道缺口”过大导致紧信用，冲击实体经济，并从基本面上恶化企业盈利和现金流，从而从基本面途径加大信用风险暴露可能;第三，一旦信用事件大面积出现，可能导致债基和委外赎回等风险，加剧债市甚至股市的抛售，引发股权质押担保品等负反馈;最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容易引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共振、内部和外部的共振，增大处置的难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融资渠道缺口”引发的信用收缩效应对经济的冲击远比2017年资金面紧张更大。目前来看，中金公司在一季度提出“融资渠道荒”，已经成为当前市场公认的焦点。2017年，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政策主要冲击的是同业链条，债市首当其冲，但银行信贷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没有实质影响到实体融资，对经济冲击不大。但如果2018年融资缺口不能得到缓解，容易引发信用收缩，进而冲击实体经济。毕竟对企业而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融资渠道断裂，生产、投资等经营活动?⑹艿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

第二篇：大学生如何规避就业违约风险？

最近有两则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一条是200X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中有一个变化，对于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后的违约金首次作了限定，即不得高于毕业生第一年的月收入；另一条是武汉大学近日规定，因自身原因恶意违约达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毕业生，其违约状况将被记入就业协议中供用人单位参考。由此引发了众多议论－－

1、两条规定用意不同

上海的做法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在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过程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从更好地保护学生利益出发，明令降低了违约的直接经济成本；而武汉大学则是为了杜绝学生的“恶意”违约，干脆把学生违约作为违背“诚信”原则公诸于用人单位，此举若是真的实施，则无异于砸了学生的饭碗，因此笔者认为武汉大学的这一举动可以归入“恐吓”管理一类。

2、学生违约三大原因

我们不妨来探究应届大学生违约行为产生的根源：

一是“骑驴找马”所造成的违约，即不少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先签下一家单位，然后慢慢地寻找更好的单位，伺机更换。根据这些年笔者在本市各高校进行就业指导时得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的毕业生持有这种想法，违约发生最多的当属此类情况；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违约，即双方由于彼此了解不多或一方夸大了某些信息，导致另一方作出错误判断而签订了就业协议，事后反悔造成的违约，这时学生并没有落实好新的“下家”，而是不愿意履约了；

三是临时情况有变化，如考上研究生、出国签证被批准等等。

3、恶意之名实难承担

笔者认为，后二种都不能被列入“恶意”之类。如果一定要认定“恶意”的话，只能算第一种情形。而上海教委的规定其实是对第一种“恶意”违约实施了保护措施，而这恰恰正是武汉大学“严打”的对象。藉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质疑：在同样的经济背景和教育制度之下，不同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大相径庭的决定？这又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情形都不能视之为“恶意”，学生及其家庭在支付了高昂的教育成本之后，好不容易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其应该有的价值，何错之有？何来“恶意”？无论是上海的举措还是武汉大学的决定笔者都不苟同。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协议本身就只是一种意向书，还没有构成劳动法律关系，学校方也好，教育管理部门也罢，充其量不过是见证部门或者是协调部门，根本无权干涉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行为和求职者在选择用人单位过程中的“违约”行为。

4、违约风险可以规避

高校毕业生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不太了解，笔者建议，作为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应当做好下列几件事：

一是指导毕业生尽快了解劳动法律法规，合理规避就业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同时教会学生如何正确择业和选择用人单位；

或是张贴在布告栏内，如人手不够未经核实，则要在公布有关信息的同时善意提醒毕业生“情况未经核实，请详细了解并核实”，从而防止学生盲目签约导致违约；

三是尽可能安排学生同用人单位接触，通过实习、参观、推介会等形式来弥补信息真空。

第三篇：厦门信用债评级培训总结

厦门信用债评级培训总结

本次厦门举办的信用债评级培训，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展开。姚煜老师主要从建立信用研究的框架/模型和曲线估值的角度，总览了信用评级分析；高世轩老师作为中债登公司的代表，详细介绍了债券估值过程以及隐含评级；丁继平老师则从信用违约风险与信用研究对策及尽职调查的角度，以一个信用市场的老兵详细介绍了他的经验/方法和宝贵经历。接下来，我谈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民营企业往往处于信用评级体系的低端，加之金融机构的国有主体属性，同等资质的债券，仅仅因为所有制不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要高于国有企业。再叠加去杠杆背景和贸易战的大环境下，银行有抽贷/断贷的趋势。加之我国资本管制的特性，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短缺。目前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AAA债券收益率曲线与A+债券收益率曲线处于历史的极端值，恰恰反应了信用扩张尴尬境地。在金融评级的制度体系框架中，天然存在“嫌贫爱富”的缺陷。第一，从外部融资的稳定性角度看，民营企业存在被断贷/抽贷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财务约束和财务费用极端高限制了民企债券的空间；第二，即使民营企业寻找到国企作为担保方，也存在担保方甩包袱的风险。民营企业吸收了30%的金融资源，却创造出70%的GDP，对社会的贡献无容置疑，特别是在财政吃紧和减税呼声高涨的背景下，国家现阶段绝不会也不应该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民营企业往往处于全球经济链条的中下游，贸易战对其冲击十分巨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高利率高税收的国内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预判，第一，国家宽信用宽货币的路径绝不能停，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甚至会随着贸易战的加剧，不排除采取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的措施，实现最终信用的拓张；第二，我认为民营企业债券存在投资的价值，国进民退和高税收政策不可持续，一旦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趋势必然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另一个感悟是，目前的信用分析体系有较强的趋同性效应，特别是采取中债隐含评级后，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强化价格效应。中债登的老师详细介绍了中债隐含评级的建立过程，我认为他很难做到对全市场的债券评级变动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分析，主要还是依靠市场价格的发现机制。而基于债券的中债隐含评级体系进行的信用利差分析会加剧价格因素的扩展效应。以13陕煤化MTN001为例，中债隐含评级根据债券价格的短期波动，下调了该债券的隐含评级，而市场大概率不问青红皂白进一步跟随抛售，进一步带动价格下跌，而该企业在短期经营业绩方面发生的变化，不足以支撑隐含评级的大幅度下调。当然，中债隐含品级可以作为信用分析体系的一个补充，但不能过于迷信，他更多的是反应了个券的相对走势和相对价格，而具体判断一只债券是否有价值，还是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或者是内部评级报告。

第三个领悟是，从产业传导的角度上理解PPI和CPI的传导关系/企业成本转移以及当前经济环境的问题症结。随着国进民退的历史沿革，影响PPI因素往往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行业垄断地位，而CPI影响因素多为较为充分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小作坊。随着国家去产能和“蓝天保卫战”的供给侧改革，大宗原材料价格有了明显的改善，目前来看，煤炭/钢铁/采掘业等过剩产能的债券在财务状况上逐步企稳，特别有利于龙头企业，相关债券具有投资价值，当然，如果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仍然没有变化，那就真的不行了。而从宏观角度来看问题，上游企业价格上涨具有刚性，带来下游企业成本抬升，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和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并没有抬升，且处于议价空间的掠食地位，因而表现为PPI同比大幅度增加而CPI/零售商品价格却一直疲软的情况，中小企业财务恶化较为明显。市场上姜超的论点之一是，加强基建投资只会使得进一步的国进民退和滞涨的产生，即PPI大幅上涨而CPI保持低位。我通过此次培训，也由此感悟。在目前看来，只有降低税负/减少政府补贴才是正途。

最后，谈到机器学习和统计学对信用评级的借鉴意义和一些看法。目前各种信用评级模型和大数据分析/机械学习对传统信用评级冲击较大，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各种模型只是对人的长期经验的一种归纳和总结，而非是对人的长期经验的否定。信用评级仍然需要大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在中低等级和民营企业的相关分析方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信用评级分析这一领域是我的相对短板，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补齐短板。

第四篇：超日债违约首破债市刚性兑付

超日债违约首破债市刚性兑付

债券市场迎来首例信用债违约。

昨天（3月5日）晚间*ST超日（002506.SZ）公告称，无法在3月7日按时支付2011年公司债券（11超日债）8980万元利息，目前付息资金仅落实400万元。

近年债市不乏风险事件，但最终都通过政府兜底形式化解，违约个案的出现，打破了债市的刚性兑付纪录。“不破不立，风险释放有利于市场出清、结构调整和改革推进”，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微博)表示。

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研究总监周文渊指出，利息违约是第一步，会否出现本金违约还有待观察。“之前市场基本一致预期是无信用违约，如打破，市场将对此预期重新定价，”他说。或存违规发行

“11超日债”于2012年3月发行，规模共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8.98%，存续期5年。2014年3月7日为该期债券的第二个付息日，去年此时，公司完成了8980万元的利息兑付。“11超日债”的发行人超日太阳原以生产光伏太阳能中下游光伏组件为主营业务，上市后主动布局全产业链，还积极投资于海外市场。但随着光伏行业进入不景气周期，终于在2012年底爆发流动性风险。过去两年中，“11超日债”信用连遭评级机构鹏元资信下调，主体及债项评级从发行之初的AA，至2013年5月降至CCC。

市场对本次付息风险应已有预期。*ST超日2月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3年预亏13.31亿元，营收同比预降58.18%接近六成。

国泰君安、中信证券等机构均在近日研报中提示投资者，11超日债3月7日不能偿付利息的风险很大；公司2013年经营状况未获得较大改善，现有的货币资金也不足以支付债券利息；如不借助外力，违约只是时间问题。

在最新一期评级报告中，“11超日债”评级机构鹏元资信称，光伏行业景气度低迷，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超日太阳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极度匮乏，融资环境较差，生产线开工率低，整体经营较为困难。

评级报告还提到，公司存在有息债务逾期和供应商货款拖欠情况，债务程度大幅提升，面临较大的债务困境，主要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资产减值风险较高，流动性困难仍未得到有效缓解；股权重组事项亦被暂停，尚无实质性进展，而主要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不利于公司治理的稳定性。

*ST超日自2月19日起以重大事项为由申请停牌，市场分析人士推测，公司董事会可能已经在与重组方接洽。而“11超日债”债权纠纷仍在发酵中，部分债权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深交所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违规发行”。

市场或重估债市信用风险

回顾近年债市信用事件，包括滇公路、山东海龙、赛维、新中基等企业所发行的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都曾面临兑付危机，但最终均由地方政府财政、关联国资企业兜底。

对投资者而言，超日债付息违约的一大实际意义，是其可能引发的信用风险重估；如果刚性兑付预期打破，信用债乃至股票等风险资产价格都可能迎来调整。

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认为，债市首单违约事件将对民营高收益债产生系统性冲击；避险情绪升温，则将利好高等级债券等安全资产。

“事件将影响机构投资者行为，意味着银行信贷和投资将更重视安全，令非标资金供给趋降，甚至可能影响社会融资总量、加剧经济下滑，”他表示。

管清友预计，低评级债券将受超日债违约影响，而高信用短久期债券成为避风港，交易所资金紧张。而银行将更加谨慎，流动性或因此收缩；各类债券违约或进入倒计时。

不过，超日太阳违约个案会在市场掀起多大的波澜，仍有待观察。华泰证券策略分析师徐彪强调，民营企业利息违约未必能彻底打破市场刚性兑付的预期。

他认为，信用利差扩大将部分挤出带来的前期资金利率下行带来的发债需求，一季度冲贷款而存款增长乏力，未来银行贷款投放也面临一定压力，但短期宽资金的格局尚未受撼动，对市场仍有支撑。

周文渊指出，信用风险重新定价，首先会造成信用利差扩大；对利率债，违约消息是短期利好，但是否持续利好还是未知数。

如能真正打破信用刚性兑付僵局，利率债将迎来大牛市，资金也会超宽松。但他判断，这在短期可能难见到。

南京律师:http:///nanjing/

第五篇：地方债存在区域性履约风险

地方债存在区域性履约风险

总体规模虽然安全 部分地区偿债存疑

罗 兰

 2013-05-20 06:51:00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05月20日 第 02

版）

随着近期地方投资热潮再度掀起，市场上有关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对此，中央政府近日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仍在安全区内，但各地偿债能力不一，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债务风险。

隐性债务难统计

中国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摆在桌面上的数字有3个。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不同的数字说明地方债统计的难度。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同时，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无从知道，负债规模也就难以统计。正因为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特别是近来地方政府换届完成，新任领导们继续举新债搞建设以拉动GDP增长，这一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债务负担。

各地偿债能力不一

专家指出，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率，目前中国债务水平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人均GDP安全边际之内。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并不是非常危险。这是因为，第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第三，政府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效率特别差的案例。

适当欠债不怕，关键看偿还能力。各地偿债能力虽无近忧，但有远虑。专家分析，从目前看，地方债务还在继续扩大，未来财政收入增长必须赶上债务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化解风险。然而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在减少，未来如何发展充满悬念。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据了解，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风险将集中爆发。

据审计署统计，未来3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届时各地能否都按时还债还不一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指出，各个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并不一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目前来看，债务规模总量仍在安全区，但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的债务风险。

强化地方偿债主体意识

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消化旧债，遏制住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制度，控制新债规模。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将地方债分为显性、隐性、直接以及或有债务，分门别类，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通过研究制定一些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对于消化旧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要理顺市场机制，把当地经济搞活，通过经济效益的改善赢得未来还债的空间。云南省政府明确表态，及时补充偿债准备金，有效应对偿债压力。逐步建立债权债务人对账机制，改进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对本报记者建议说，应设立政府逾期债务清偿风险基金，为未来发生的债务风险做好准备。

对于控制新债规模，专家认为，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抑制投资过热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同时，要严格发债主体资格审查，规范发债程序，强化偿债责任等。

还有观点认为，举新债不能再用以前向银行借钱的老做法，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形成市场约束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让地方政府自己作为债券发行人直接面对市场，使其在发行、管理、偿债等环节上均处于主体地位，在债务管理上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同时要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