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谈版权融资中的法律风险与对策（精选五篇）

第一篇：律师谈版权融资中的法律风险与对策

权属不透明极易产生法律纠纷

“在我国，著作权的登记是非强制性的，版权的权属不透明，再加上版权交易过程也不要求对外公示，版权的权属发生变动其他人难以分辨，非常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项武君律师指出。

据了解，版权也称著作权，包括作者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影视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等，与其他财产权利一样可以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自由流转。版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

刘世杰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我国实行版权自愿登记制度，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可以到国家版权局授权的相关登记中心进行登记备案，但这是自愿的，并不是强制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出质人所出质的版权已经在版权局版权保护中心登记，此登记也仅仅为初步证明，并不能就此认为版权最终为出质人所有。”

项武君律师指出，版权交易的不透明很容易导致混乱。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A拥有某部作品的版权，后来他将版权转让给了B，再后来B又转让给了C，版权的权属已经转了几次手，而这时候局外人D对这个版权很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公示他并不清楚这个流转的过程，他可能以为A仍然是版权的所有者，而出于利益的考虑A又将版权授权给D，这时候纠纷就产生了。

“建立版权公示制度，将版权的流转过程一步步的都公示出来，虽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但对于沟通信息、明晰权属、减少纠纷还是很有帮助的”，项武君律师指出。

版权质押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通常所说的版权质押，实际上是版权即著作权的财产权质押，为表述方便简称版权质押。影视作品版权可以说是影视制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文化创意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债权融资方式为版权质押融资，并主要体现为版权质押贷款。

“各机构对版权作为担保标的融资模式定性的谨慎和制度设计时的侧重点不同，但无论如何，版权都是这种新兴的融资模式的核心。”刘世杰律师介绍说。

而对于质押，《担保法》与《物权法》做出了明确规定，通俗一点讲就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以动产或权利作为其履行债务的担保，如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以质押的动产或权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两部法律中都明确列为可以质押的权利种类。

同时，刘世杰律师也指出，版权质押融资面临着两大法律风险。

第一种情况是，出质人所出质的版权无法确定其是否为真实的版权所有人。具体又分为两种，一是第三人的作品被出质人登记，第三人一旦知晓该种情况将提出异议并在提供足够的、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最终取回版权；二是极为相似的创意、内容分别向版权局版权保护中心登记，并均被登记。

“举个例子，比如郭敬明抄袭庄羽事件中庄羽最终胜诉，假如二者均已登记，则郭敬明获得银行贷款进行文化创意运作过程中因侵权被判决败诉，就意味着银行的权益受到损害。当然，目前进行的版权质押贷款并不是围绕已有版权展开的，而是围绕版权期待权展开的，仍将造成固有的风险，如影视机构获得郭敬明的授权后将其作品改编成剧本拍摄影视剧，以此申请到银行贷款，将造成银行的贷款风险”

刘世杰律师指出，有鉴于此，上述法律风险将是版权质押的最大风险应注意检索，甚至在签订合作或者投资协议时应就此要求权利人对版权的权属作出承诺、确认与担保，并对出现法律风险后的责任承担进行事先约定。

第二种情况是，版权所有人与出质人非为同一人。

“版权所有人(如自然人)与出质人(如该自然人所在的文化创意公司)不是同一人，这将导致质押合同效力待定，若版权所有人追认，则版权质押合同有效，否则无效，而质押合同一旦无效，将导致质押权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应注意审查版权所有人与出质人是否为同一人。”

真正有价值的是版权期待权

“一部影片如果已经在院线上映了，那么这时候拿到它的版权已经价值不大，真正有价值的版权是在上映之前正在形成中的版权，也称为版权期待权”，项武君律师介绍说。

据了解，从制片机构的角度来讲，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作为质押标的融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既有版权融资获得滚动资金来拍摄新的影视作品；另一种就是以版权期待权作为质押标的来获取资金完成本部作品。

然而，目前对传统权利质权，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的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版权期待权可以作为质押的标的。

刘世杰律师也进一步指出，版权期待权在内的新型权利质押以其独特的融资方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当前金融信贷业务的一大亮点，但是银行也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

首先，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虽然规定了“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但没有界定“其他权利”的范围和“其他权利”出质的法律条件。所以，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出质的，按照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处理。”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等对相应的新型权利质押有规定外，其他权利是否能够质押并无明确规定。”

其次，新型质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新型质权的质押失去了合法性。

刘世杰律师进一步分析说，一旦因质押合同纠纷诉至人民法院，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一种可能认为新型质权符合《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关于“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范围，可以出质，从而认定质押合同有效；一种可能认为《担保法》并未对新型质权可以质押作出明确规定，从而认定质押合同无效，而合同无效将导致质押权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同时，新型质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也就不可能规定新型权利质押的登记部门。传统权利质权要么有权利凭证，要么有特定的登记管理部门。而新型质权则难找特定的登记部门。未经登记的新型权利质押合同一旦涉诉，作为质权人的银行，就会因质押合同未经登记而得不到有效的、全方位法律保护。”

除了法律风险，银行进行期待版权质押还面临着三大经营风险。

一是价值评估风险，新型权利质权没有统一的价值评估依据，变数多，具有不确定性，很难对其实际或潜在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同时，因为评估的不确定性导致实现质权时的变数也较大，使银行承担较大风险。

二是资金监管风险，虽然一般情况下，银行会对出质人的资金进行监管，比如要求出质人在质权人银行设立专户管理出质标的收费收益资金。但是被一些银行视为法宝的帐户管理措施，根本起不到防范银行资金安全的作用。

原因为：第一，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前，银行无权限制出质人用钱，从而无法对该专户的资金进行实际控制；第二，因该质押并非帐户质押，所以，该权利质押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质权人不能拒绝法院的查封、扣划。

三是变现风险，知识产权的变现能力较差。首先，我国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并不成熟，知识产权的交易偏少；其次，知识产权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应用需要与一定的产品，技术人员及其他因素相配合，使知识产权的应用并不像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那样具有普遍应用性。而且，评估和转让程序复杂严格，需要耗费银行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处置成本也相当高。

“虽然法律未明确对其做出规定，但原有的法律体系还是可以包含这种新的情况的，只是由于相关配套法规的衔接上还存在需要疏通的地方”，项武君律师说，“所以在具体操作上，目前还只能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式，但银行对此作为一种担保方式是接受的，并已经付诸实践。”

第二篇：票据融资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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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融资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文/朱林

一、票据融资的发展及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鼓励，我国票据融资业务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2000年，全国票据融资16559亿元，比1999年增长90%。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票据融资业务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票据专营机构成为票据市场的组织者和造市商。继工商银行在全国率先成立票据专营机构后，其他商业银行借鉴工商银行票据业务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起了自己的票据专业化经营机构，依托人民银行当地行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市场主角。二是票据交易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已初步形成。由于票据融资业务具有的低风险和高盈利性，票据市场竞争激烈。从2002年初开始，票据市场贴现利率一路下滑至人民银行规定贴现利率底线2.97%(再贴现利率)，转贴现利率也随之下滑，市场上转贴现利率已远远低于再贴现利率。三是票据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在中央银行的扶植下，我国票据市场的参与者已由原来的票据签发人、国有商业银行发展到票据专营机构、股份制银行、各类财务公司和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境内外资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大型企业使用票据结算更是陡增，票据融资的容量和规模逐年上升。

进入2011年以来，由于各家银行贷款额度愈发紧张，票据贴现利率曾出现疯狂飙升。某票据网站公布的各区域直贴利率显示，自1月26日至2月11日，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票据直贴利率均在8%以上，票据期限最多不超过1年，利率水平明显超过最近一次加息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06%。自江苏宜兴3.7亿元票据诈骗案曝光后，江苏地区票据市场已不再“平静”。受到票据案影响，江苏一带的票据贴现利率从年初的4.5‰已猛涨至约7.8‰（月息），涨幅接近80%；当地企业通过票据贴现融资的财务成本已超过年利息10%。

二、票据融资的法律风险

1、银行对票据业务的真实性审核流于形式。一些商业银行为追求票据业务量的增长，对商品交易的真实性把关不严，甚至漠视有关管理规定，给企业持有的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2、银行主动操作 “贷转票”，造成存贷款虚增。假设企业申请贷款1000万元，银行同意给企业放贷，但是在目前考核体制下，由于存款任务重，银行便以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经常上只上浮10%、不上浮30%为优惠条件，要求企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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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贷款金额作为保证金，存入该行的保证金账户，然后该行给企业开等额承兑汇票。这样，该行存款增加1000万元、贷款增加1000万元。之后，该企业再持票到其他银行贴现，贴现出的资金不管存放在哪个账户，如果忽略贴现率，存款又增加1000万元，整个社会存款虚增。同时，贴现额又计入金融统计的贷款余额，整个社会贷款余额虚增。而这种票据业务扩张带来的存贷款增加，相当部分是游离于真实经济之外的信用膨胀，一旦企业信用破裂，对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3、利用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为企业滚动签发汇票，虚增保证金存款和贷款规模。部分商业银行受利益驱动，为企业开展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利用企业存入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增加银行的保证金存款。而企业在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后全额贴现，将贴现资金再作为保证金存款开票，银行在新增保证金存款的同时，又为企业签发更高额度的银行承兑汇票，存款和信贷规模被成几何级数地虚增放大。

4、贷款转保证金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商业银行为企业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企业通过关联交易，以购货的名义，将贷款转到保证金账户，获取银行承兑汇票，并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利差。

5、票据犯罪。在银行内部风险控制不严、经办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银行内外来人员利用票据在承兑、背书、转让和贴现等环节的漏洞互相勾结，发生金融大案要案。银行票据业务已经成为犯罪分子进行金融犯罪的主要工具之一。

三、票据融资风险的防范

票据融资的风险防范是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止和降低风险。

1、完善票据法制建设。《票据法》制订于1995年，实施于1996年，本身缺陷较多，司法解释又不能起到更明确的作用。单就转贴现这项业务而言，《票据法》的条文明显落后，票据业潜在风险最大的业务恰恰正是转贴现交易过程。有关部门应制定落实好《票据法》实施细则，把票据市场的主要内容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使金融机构办理票据融资业务时能够依法处理。

2、加强对票据市场的监督管理，明确监管主体。2003年以前，票据市场实行的是市场准入制，设立银监会以后，银监会发文将准入制改为备案制。金融机构开展票据业务是先经银监局批准，后到人民银行备案。在法律上明确监管主体，《南京担保》18期 风险管理

解决人民银行和银监局两方管理又监管不到位的境况。对票据市场进行全程监督管理，以减少和防范票据市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

3、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票据融资产生的风险往往数额巨大，给金融业和社会经济的各方面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是开展票据融资业务的基本保障，所有从业人员要认真学习金融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制观念，依法用票、按章审票、循规管票。切实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加强对票据的合规性管理。在对真实贸易背景的审查方面，主动权在银行，银行在开票时要对贸易合同进行检查，事后企业要补备增值税发票，贴现时也要求审查商品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并从贸易合同、增值税发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三者的日期和金额之间的对应关系来控制贸易背景的真实性。

4、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将企业的票据不良信息记录录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建立标准统一的信息系统。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登记、咨询体系和严格的监督、执行体系，对社会行为起到制约和规范的作用。对票据融资行为而言，通过企业征信系统查询，企业能够主动地规避与信用差的单位或个人发生业务关系；同时也敦促自己规范操作，不被列入无信用单位或个人的黑名单内，从而减少风险的发生。最终实行形成稳固的票据信用观念，有效控制票据风险，并充实和完善企业征信系统。同时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大对票据业务信息网络的建设，在一定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联网的票据业务管理系统，以电子数据来替代企业的各种信息，包括企业信用档案、银行信用档案、企业经营及资产负债情况、相关信息披露、查询查复、业务监控等信息，利用高科技手段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减少票据风险之目的。

5、加强票据融资的刑事风险防控。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票据诈骗的手段呈现多样化，如使用“克隆”票据、伪造投递假汇款电报等；诈骗手段已从传统的办法向借助高科技手段转化，如采用计算机高清晰度扫描技术伪造他人签章；部分犯罪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较熟悉银行业务。票据诈骗犯罪性质恶劣，危害极大。各方必须相互配合，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共同防范和打击票据诈骗犯罪。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广泛宣传票据知识，动员全社会力量防范和打击票据诈骗犯罪；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建立票据审核责任制；采用高新技术手段，提高科技含量，加强技术防范；加强案例分析，建立案情报告和通报制度；强化部门协作，坚决打击票据诈骗犯罪。

（作者单位 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

第三篇：律师与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

律师与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

从SEB收购苏泊尔案说起 律师与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

据媒体报道，商务部决定在10月底11月初，针对SEB集团并购苏泊尔一案举行反垄断审查听证会。商务部等六部门颁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规定》于9月8日刚刚实施，如果此次听证会如期举行，SEB收购苏泊尔案将成为商务部在国内针对外资并购，启用反垄断审查听证会的第一个案例。笔者在此事件尘埃落定之前谈谈企业并购的基本法律问题及风险的防范： 一． 企业并购以及并购的法律责任

（一）什么是并购？

所谓并购（M&A），就是兼并(Merger)与收购(Acquisition)的简称。兼并是指两家公司合并，不通过解散清算程序合为一家公司的行为，收购则是指一家公司以现款、债权或股票购买另一家公司股票，对公司取得实际掌控权的行为，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购买企业。

公司并购是一项涉及金融、法律多个层次的综合工程，在法律层面的考量上可分三阶段：

一、并购前的法律风险评估及并购框架的确立。

二、并购程序中的法律审查。

三、并购后的法律问题处理。以下简要分析之：

（二）并购的法律责任

并购行为虽是市场行为，受经济利益驱动，但其行为也必须受法律的调整，在此仅就法律对上市公司并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进行讨论，从有关立法的规定中可看出相应法律责任，主要体现为并购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关监管机关的监管责任及并购中违法行为的责任等三个方面。

首先是并购主体的主要权利义务。从并购行为的收购方角度来讲，法律对收购人的责任规定主要是体现为对其义务的规定，而不在于其权利。其义务主要包括：（1）披露义务，即收购人要如实及时、准确、完整无误导地披露与并购有关的信息；（2）依法采取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不得进行暗箱操作，要平等对待受要约人，不得有歧视行为，及时按约定足额支付对价；并购失效应及时将股票退回。

从并购行为的被收购人角度来讲，法律对被收购人责任的规定体现为对其权利的规定，而不在于其义务。其权利主要体现为平等、不受歧视权，包括获取信息，出售价格及机会平等。

从并购目标公司的角度来讲，并购目标公司在并购行为中有如下权利：优先知情权、收购要约的建议权、采取反并购措施的决策权、提请制裁及请求赔偿权，其义务包括及时通知股东及本公司员工，及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对并购要约提出书面意见，向要约人提供公司股份详情等。

其次，是监管机关的责任，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证券监管机关，其责任主要是对并购行为的各方的行为进行监督以促使其规范运作，防止违规操作行为的出现，并及时纠正或处罚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对有关信息进行汇集并向社会公众提供。

再次，是对并购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这方面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对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理，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处理等，其中违法行为包括内幕交易行为，操纵市场行为，虚假陈述行为等，对其处罚形式为行政处罚、民事处罚及刑事处罚。二． 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及律师的作用

对于企业来讲，并购是一种市场法律行为。企业在实施并购行为时，一方面要利用其所具有的缩短投资周期、减小创业风险、迅速扩展规模、弥补结构缺陷、规避行业限制等优点；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存在着一系列的财务、法律风险。并购中法律风险的防范首先在于企业要发现风险所在、判断风险性质、风险程度及对并购的影响和后果。在并购谈判决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法律风险的调查，因为法律风险可能是谈判前已存在的，也可能是谈判、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是明确、肯定、现时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未确定的、未来的。

律师基于对法律的熟悉和执业敏感度，是最易于发现风险并及时进行法律防范的专业人员，律师可以在前述三个阶段提供法律服务。在此仅就并购中的法律风险的调查及防范进行讨论。

（一）并购目标的法律调查

律师需进行法律调查的方面很多，这要根据每一并购行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调查项目和提纲，并根据各案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调查手段。律师的法律调查是企业决策的依据，所以要十分慎重，务求全面、准确，对调查结果的判断务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在此仅从下述几方面讨论一下应调查的、重要的、基本的事项。（1）并购目标的主体资质

并购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这一产权交易的主体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是至关重要的，若交易主体存在着资质上的法律缺陷，轻则影响并购的顺利进行，重则可能造成并购方的重大损失，甚至造成并购失败。

并购目标的主体资质由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组成，其一是其资格，即其是否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其二是其是否具备从事营业执照所确定的经营业务的特定资质，如建筑资质、房地产资质等特定行业或经营项目所需要的资质。在进行正式的并购谈判前，应由律师就并购目标的资质进行法律调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以保证并购目标主体的合法性。（2）并购目标的资产权属的确定

并购行为所指向的具体财产包括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从法律上讲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均应确定其权属。首先，从有形财产上看，应以其所有权人为谁，使用权人为谁，使用期限多长，已使用多长，对所有权人处分该财产有何法律限制，有何合同约束等等进行法律调查、得出法律上的判断和意见。其次，从无形财产上看，应对此无形财产的属性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无形财产的权属证明进行调查，从法律上确定无形资产的现实存在性如何、有效期状况、权利人状况、许可使用状况，并通过上述调查得出法律上的判断和意见。

对并购目标资产权属的确定是并购中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的基础和前提，也事关并购的价格，甚至并购是否成功和并购后的财产陷阱。（3）并购目标重大债权债务性质的掌握

任何一家公司（企业）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债权债务。所以在并购中应特别对此予以关注，应从法律上对并购目标的重大债权债务进行调查，并通过法律调查确定债权债务的法律边界、性质、债权的可实现性，债务的可负担性，通过上述调查、判断应从法律上得出结论性意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

（4）并购策略合法性的判断

并购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在非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中以并购各方的自愿有偿为前提。上市公司并购则以公开性、公示性、公平性、有偿性为原则。为了规范并购行为，国家已制定并将继续制定一系列调整并购行为的法律、法规，其中既有规范具体并购行为的，也有规范并购策略的，既有促进并购行为的，也有限制某些并购行为、策略的。所以在设计并购策略，确定具体的并购操作方案时，必须进行法律调查，为方案的设计提供法律依据。

（二）并购方案的制定及法律分析

无论从并购理论上，还是从并购实践中，对并购方案的设计均有不同理解和认识，也均有一定的归类总结，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并购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擅变性决定了不可能有可以适用于全部并购行为的方案，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方案，即使是套用某一方案，在具体的操作细节上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笔者从不试图找出（也不可能找出）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以在此仅从宏观上就并购方案的法律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从宏观上讲，企业策划并购方案时可以参考为以下几种形式：

1、购买式并购。即收购方出资购买目标公司的资产。这种形式一般是以货币资金为购买条件，将目标公司整体买断。这种购买只计算目标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并将其价值确定为购买价格。购买式的并购使目标公司丧失经济主体资格。并购价格实际上是被并购公司偿还债务以后的出价，因此从法律上讲，并购双方在完成并购之时即已对被并购方的债务进行了清偿。如果并购主体双方不属于同一所有制性质，或者并购方实力雄厚；或者虽资金不足，但通过购买式并购对本身发展确有好处；或者是破产企业在宣告破产后的核定价格低，则采取购买式并购方式较为有利，从法律上讲这种并购方式最为直接简便。

2、承债式并购。即在并购目标企业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净资产为零时），并购方以承担目标企业的债务为条件全面收并购购目标的全部资产。此方式实行的法律后果是并购目标公司的法律主体资格消灭。从法律上讲这种并购形式是并购目标的债务、资产一并接收，以承担并购目标的债务来实现并购。此交易不是以价格为标准，而是以债务和整体产权价值之比而定，通常目标公司具有某种潜在价值、资源或其他潜力。从法律上讲，此种形式的并购必须特别关注债务的阳光性，即“阳光债务”。防止出现债后债、债中债，即“暗债”。

3、吸收股份式并购。即将并购目标的净资产作为股份吸收到收购方，使并购目标的投资者成为收购方的一个参股股东。通常发生于并购目标资大于债的情况下，其中包括资产入股式、股票交换式等。

4、控股式并购。即并购方通过购买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或股份，来达到对并购目标公司的控股，实现并购。其法律后果是并购目标公司的法律主体资格仍存在。并购方作并购目标公司的新的控股的股东，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并购目标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种方式不是以货币资金或债务转移作为必要交易条件，而是以拥有企业股份额为重要特征，以对并购目标企业实现控制，达到控股条件为依据，实现对并购目标公司的产权实际占有。这种并购形式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起及产权交易、资产的可流通性日益加强而越来越成为企业并购的一种重要方式。

上述几种并购方式的存在是有前提的：一是基于并购目标的财产有无净值，及净值多大。换言之，是资大于债，资债相等，还是资不抵债。二是基于并购目标的所有者是否完全放弃并购目标的财产所有权。购买式和承债式并购，实际上是并购方购买了并购目标的资产的产权，成为并购目标的资产所有者及债务承担者，原所有者将原有资产、债权、债务一并转移。当资大于债时，则取得大于债那部分的价值，失去并购目标的财产所有权。吸收股份式通常也发生在并购目标资大于债的情况下。并购目标的所有人将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并购方，成为并购方的一个参股股东，并购目标的所有人不再对入股资产本身享有所有权，但其拥有了一定的股权。与其他股东同股同权同责。

无论是购买式、承债式还是吸收股份式，并购目标均完全丧失市场经济主体资格，其经济实体不复存在。而控股式则并购目标不丧失市场经济主体资格，并购目标通过大量吸收股份而变更股东，原股东成为参股股东，新股东成为控股股东，并由此取得并购目标的经营决策权。

除上述较为规范的并购形式外，在并购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变通的并购形式。第一，先承包经营后并购。第二，先租赁经营后并购。第三，无偿划拨式并购。第四，先破产后兼并。第五，接管式并购。

企业在并购策划、实施中必须有律师协助，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践证明有律师一方与无律师一方在并购策划、谈判、实施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主动性及对全局的把握、判断、对具体事项的取舍及价格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企业发生或拟发生并购行为首先必须与自己的律师进行法律上的沟通，并利用律师的专业技能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意见，企业应十分重视并尊重律师的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并购中存在诸多法律环节，必须依法完成并购，还因为并购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及所涉法律问题的重要性。

第四篇：浅谈律师解析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与防范

浅谈律师解析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与防范

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自身，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对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强。许多房地产企业往往把法律风险与法律纠纷混为一谈，轻视事前及事中的法律风险防范，只重事后法律纠纷解决，而事前防范往往比事后处理更重要。

一、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的主要表现

（一）房地产企业在内部管理中的法律风险

房地产企业内部法律风险，是指由于房地产企业内部管理不当而引发的法律风险。首先，房地产企业管理者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风险。许多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及管理者没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往往要等到发生法律纠纷之后才想到找律师代理诉讼。有的房地产企业即使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但是很大程度上只是把顾问律师当作“花瓶”角色，重大决策及管理过程并不让律师参与，没有让顾问律师产生其管理和防控法律风险应有的效用。其次，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企业公章管理不规范，乱盖公章可能给房地产企业带来麻烦；合同签订与管理不严格，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重要法律文件散落于角落或者没有存档而丢失，发生法律纠纷时无据可查，最终因证据缺失承担败诉风险；人力资源管理上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面临违法用工赔偿的法律风险，还有用人不当导致管理失误的风险等。

（二）房地产企业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签订和履行好各种合同。合同签订中的法律风险较多。首先，合同签订中对方预埋对房地产企业不利的内容的法律风险。合同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意味着潜在的利益或者损失，因此，草拟合同时双方均会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但是由谁草拟合同谁就占据主导地位，律师提醒房地产企业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律师费而简单参照各类格式文本或者简单按照对方的范本订立合同，因为任何一方在草拟合同时均尽可能写清楚自己有利的条款，而尽可能给对方增加不利的条款，有时为了在合同谈判中对自己有利，草拟合同的一方往往还尽可能采取比较隐蔽的表述规范和限制对方的权利，增加其义务。虽然在谈判时可以提出来修改，但是增加谈判的难度，有的内容认为是小问题而忽略；有的内容因为碍于情面羞于启齿；有的内容大而化之麻痹大意；有的内容可能因为疏忽而没有发现风险，又是再精明的高手也很难将对方预埋的地雷完全排除，即使排除也无法掌握主动。

其次，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法律风险。合同当事人主体合格，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作为房地产开发一方要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并办理相关手续，对外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房地产项目应当是经依法批准的合法项目，如果项目不合法可能导致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合同的相对方也应当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比如作为建筑施工企业要具备相应建筑资质及独立法人资格，避免挂靠或借用资质承包施工情况，尤其是一些个人假冒建筑公司，私自雕刻具有资质的建筑公司的公章从事承包活动，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而引起纠纷或者诉讼的法律风险，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认真核实，否则出现工程质量或者施工纠纷时无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再次，合同内容不完整及表述不规范的法律风险。实践中许多房地产企业往往简单使用有关部门制定的或者从网络上下载的格式合同文本，不认真理解和审查合同内容而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风险。这些格式合同无法将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囊括进去的，一般都过于笼统，很难切合实际，不易操作；还有对合同内填写不完整，实践中常出现应填写内容的横线处空白、日期空白等情况，因合同一式几份，空白处很容易自行添加内容，为日后纠纷埋下隐患。对违约条款约定过于笼统，违约金具体数额或者计算方法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一旦发生争议，没有违约赔偿的标准。

（三）房地产企业面临行政上的法律风险

由于房地产法律体系建设不完善、房地产立法相对滞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开发的行政干预较大，从土地价格、银行信贷利率等主要环节都由政府来把控，由此给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运营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有的地方领导的指令常常比政策、法律规定更具效力，而且朝令夕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给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风险。比如对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应在政府部门征为国有土地并已对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安置后才能出让，而且该笔补偿费用依法应由政府支付，但是政府往往会在出让土地时附条件转嫁给房地产开发企业，附着物拆除补偿问题也往往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想办法处理；还有受让土地四至界限不明确或者重叠的风险，虽然法律法规规定国土部门出让土地必须是“净地”，禁止“毛地”出让，但是实践中所出让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无法干干净净的，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尤其是由于土地四至界限是用坐标定位，实际丈量中差距较大，四至界限重叠及面积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产生的纠纷及法律风险较大；还有政府城镇规划变化也可能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法律风险，政府出让土地的时候承诺的土地容积率、周边交通环境、公共设施等可能因领导变化或者领导意志的变化而变化，一旦满足不了房地产事先规划，则直接给房地产开发造成较大影响。还有政府不断升级的楼市调控风险，你不知道政府下一步会出台什么限制性政策，我国房地产行业没有什么市场规律可循，政府的把控力度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势，房地产企业只有提心吊胆的被政府宏观调控牵着走，给房地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四）房地产企业在商品房销售中的法律风险

我国实行严格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随心所欲的销售商品房。近些年，国务院及建设主管部门连续出台商品房销售限制政策与措施，如果违规销售，逾越红线，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违反法律销售，企业可能承担经济处罚责任，负责人甚至面临刑事法律责任的严重后果。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广告宣传时，公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即使为了吸引购房者关注，也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其次，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面临被确认无效的法律风险。实践中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均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为了吸收资金，以收取定金或预订款的名义预售商品房，与买受人签订《认购协议书》，此时收取费用法律风险巨大，房地产开发商及其负责人可能面临行政、经济处罚甚至刑事处罚的危险。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非法预售或变相预售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可以依法进行查处，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要从严查处，直至取消开发企业资质。如果未完善相关手续而预售收取预售款，根据2011年1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中如果未完善相关手续而预售收取预售款，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房地产开发风险无处不在是正常的，关键要正确把握和掌控风险，不出现系统性偏差和原则性风险，这需要必要的风险防范手段和措施。

（一）加强内部管理，自觉守法、诚信经营，强化房地产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树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理念，加强房地产企业风险防范制度流程建设。古人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防风险比处理风险所花代价要小得多。房地产企业管理人员树立法律风险防范理念是企业风险管理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和完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构筑房地产企业内法律风险的内控防火墙。加强对企业员工的房地产法律风险知识培训，教育企业员工自觉学法、模范守法，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熟悉掌握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知识，树立诚信守法、依法经营的观念，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加强规范化开发过程的监管，从土地的取得直至房地产销售、租赁、工程管理、客户服务、物业管理等方面逐一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律风险防范的效用，为企业的盈利避免额外的损失。

（二）高度重视合同的签订与管理，避免房地产企业合同纠纷

房地产开发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要以合同管理为中心，建立合同管理及履约责任制；建立完备的合同签订、交底、履行管理制度，确保合同签约与履行质量。起草合同时要学会从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角度研究合同的每一个条款，对合同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合同是比较严谨的法律文书，应当注意用词严谨，不要在合同中用模棱两可的词句或多义词。完善的合同可以防止或减少争议，从而减少费用，如果在合同中没有严密的表达，很可能给合同履行或者索赔留下隐患。尤其要认真审查和确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商品房销售过程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直接关系到房屋买卖的顺利进行，有的开发商不经过律师审查随意起草合同，或者简单使用主管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或为迅速成交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作为合同条款，还约定一些极易产生歧义的条款，导致开发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极为被动，也为以后产生纠纷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要建立和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对重要法律文件统一归档管理，合同最好多备份，必须由专人负责登记、保管，不要发生合同遗失或者找不着最后上对方牵着走的风险。

（三）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房地产企业品质控制

只有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客户的信赖，从而赢得市场，这是市场的要求。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管理和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规范的管理才能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同时服务意识的提高又有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房地产企业尤其要加强企业品质控制，品质控制是提供优质商品房所必须的优良的规划设计、建筑施工和细致的服务等一系列活动。房地产企业要建立专门的品质控制机构，制订严格统一的系统化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负责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客户服务等各环节的全面质量监督、检查和管理，严肃建筑物验收标准的执行，不断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第五篇：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与风险防范对策

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与风险防范对策

互联网金融较之传统金融，其参与度高、成本低、协作性好、透明度高、操作方便的特性，使互联网金融成为当下发展最快的金融模式之一。巨大的资金交易额和互联网自身安全性低、可控性差等特点相结合，又使互联网金融在高发展背后潜藏着高风险。因此，构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势在必行。

一、我国现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传统金融业搭载上互联网这趟快车融合而成“互联网金融”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中国是人口大国，不论是互联网金融的参与度，影响面还是渗透力都令世界为之刮目相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发展本就有大堤之势，蚁穴则是相关法律的滞后性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伴随存在的危险性和局限性。未雨绸缪，针对互联网金融衍生的风险制订出有效的防范对策已十分紧迫。

(二)我国现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1．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业务。2011年，央行首次为非金融机构支付颁发业务许可证，时至今日，其得到该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以及所涉及的业务总额已十分庞大。2013年《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以下简称《存管办法》)明确规定，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代付货币资金属于客户备付金，客户备付金只能专款专用。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在满足办理日常支付业务需要后，可以单位定期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非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同时，支付机构应当按季从客户备付金利息中计提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客户备付金相关损失。支付宝、财付通等主要专注于线上支付，线下则主要是银行卡收单。随着阿里和腾迅推出应用于移动支付的二维码支付，将线上支付与线下的银行卡收单无缝结合，打破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2014年3月14日，由于二维码支付的安全问题，央行下发暂停线下二维码支付的意见函。此外，《管理办法》指出，支付机构应对转账转入资金只能用于消费和转账转出，不得向银行账户回提。

2．余额宝。余额宝全名为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是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货币基金。截至目前，投资人数超过股民人数，天弘基金也进入世界前十大基金行列。余额宝兼具商品和金融的属性，可实现消费与理财的功能。当网购时，余额为支付宝的负债，当将余额转入余额宝时，开始计算理财收益。因为银行协议存款利率较高，提前支取不罚息，且安全性高，余额宝现约9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其余是购买短期国债和高级别的金融债和信用债等。随着三大行宣布不接受余额宝的协议存款，余额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风险防范。因其90%以上资产配置在银行协议存款，协议存款的波动足以扼住其命脉。不论协议存款收益因流动性宽松或是监管收紧而下滑，余额宝的收益必将随之下滑。一旦这种下滑形成趋势，则余额宝的净流入减少，投资规模及议价能力受到冲击，则会进一步拉低收益率，产品将进入低收益水平的恶循环。此时，机构投资资金集体逃离，加剧赎回潮，使得余额宝的T+0承诺，无法兑现。余额宝采取网上申购与赎回，便捷的同时更容易形成流动性风险。目前，阿里对天弘基金控股51%，为防止流动性风险，余额宝对每日净申购和净赎回都有明确的规定，单日单笔赎回不得超过5万元。与此同时，余额宝的安全性风险也不容忽视。余额宝的惯例是每天早上准时公布收益情况，但在2014年214月12日，收益栏上却显示“暂无收益”。据称是由于余额宝用户快速增长而紧急升级系统，导致收益显示时间出现延后。可见系统性安全风险，也会迅速蔓延恐慌。为余额宝类产品的安全起见，证监会拟对货币基金的风险准备金提出更高、更严要求。

3．P2P网贷。P2P网络贷款指的是通过网络实现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直接借贷。我国最早出现的P2P平台是上海拍拍贷，成立于2007年。其采用了欧美典型的中介形式，平台不提供担保。利用网络便捷优势、P2P网贷门槛较低且公开透明，主要面向借款额度低、大银行不能惠及的小微人群。使得来自富裕地区的资金向较为落后的区域流动，增强了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同时对民间高利贷行为进行了有力驱逐。但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为获取投资人的信任，我国的P2P平台大多采用保本模式。如果出现账款逾期或坏账，先由担保机构向投资人偿还，担保机构再向借款人追偿。正因如此，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大规模倒闭。约有七、八十家平台跑路，引发很多刑事和民事案件。

4．众筹。众筹，指通过互联网个人或小企业向大众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根据众筹的筹集目的和回报方式，可分为商品众筹和股权众筹两大类。

一个众筹项目是由筹资人、平台运营方和投资者完整运作，这三类角色缺一不可。筹资人负责在众筹平台上创建项目介绍自己的产品、创意或需求，设定筹资模式、筹资期限、目标筹资额和预期回报;由平台运营方，负责审核、展示筹资人创建的项目，提供各种支持服务;最后投资者选择投资目标，根据项目设定的投资档位进行投资后，等待预期回报。众筹网站的收入源于对筹资人收费。盈利来源可分为四个部分:交易手续费、增值服务收费、流量导入与营销费用。众筹融资的蓬勃发展在全世界都遇到了共同的问题，即众筹交易的合法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商品众筹多以产品预售形式开展，遇到的法律问题较少。股权众筹的问题主要是不同的国家监管待遇不同，不得不采用各种变通方法来规避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

1．主体资格与经营范围突破现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是银行的专有业务。但从实际业务运行来看，支付中介服务实质上类似于结算业务。此外，在为买方和卖方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同时平台上积聚了大量在途资金，表现出“类银行”业务即吸收存款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储值功能、接受银行卡的资金充值、支付交易)，超出了有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且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监管范围，会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可能为非法转移资金和套现提供便利。

2．在途资金和虚拟账户资金沉淀的风险。在支付过程中，当吸收的资金达到相当规模以后，就可能产生资金安全和支付风险问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中，沉淀下来的在途资金往往放在第三方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这部分在途资金，可能发生的风险有:(1)在途资金的不断增加，使得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信用风险指数加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网上交易双方提供担保，那么谁来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担保?(2)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有大量资金沉淀，如若不能进行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则可能引发支付风险。此外，在内部交易模式下，涉及到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使用。这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无法纳入正规银行体系，不能得到监管的资金流是潜在的危险。

(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1．货币基金的市场风险。虽然货币基金的风险发生可能性最小、发生的风险后果也最小。但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可能一直存在，正在进行着经济结构性转型，加大了货币基金投资的一些投资产品的不确定性，这无疑增加了余额宝的市场风险。即便没有突发的经济事件，在利率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下，货币基金收益也会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波动。

2．余额宝的金融监管风险。互联网企业一般不具有金融行业主体资格。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当与天弘基金结合才能成为基金发售主体。但是在一般支付宝用户投资余额宝的过程中，无从了解天弘基金的角色。所以余额宝在规避监管时打了一记擦边球。除此之外，不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类“宝宝”产品存在着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为招徕客户，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开出并保证高收益率。证监会曾发文禁止这一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余额宝的安全漏洞风险。余额宝里的资金被盗用、被恶意转账的新闻随处可见。黑客可以通过余额宝、支付宝应用设计的缺陷，获得余额宝、支付宝账户密码，窃取用户余额。因余额宝本身的功能强大，成为了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诸多安全漏洞的存在，使得投资者的资金始终出入不安全的境地，对于余额宝的自身发展也形成了束缚。

(三)P2P网络贷款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1．信誉风险。由于缺少必要的信誉监管，许多网络信贷公司都会在资金充裕或资金链断裂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跑路，由于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大且影响恶劣。截至目前，国内已发生数十多起网络信贷公司“跑路”事件。2．法律及政策风险。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主要有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但在网络借贷平台的实际操作中，如果监管不当很有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一些P2P网贷公司也正是通过参与资金的运作从而打破了网贷的法律界线，使得公司性质转化为吸储和放款的金融机构。使得P2P网贷公司沦为犯罪的工具。

3．征信系统与信息共享机制缺失。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都没有跟网络借贷行业的信贷信息共享。很容易造成借款者信贷信息的巨大差异，从而打开了同一借款者多处借贷、多处违约的便利之门，出借者对风险识别和控制会受到交易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影响，更有甚者会阻碍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在实际运营中，不但没有来自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信息，也缺乏对借款者有效的违约制约。但在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旗下的上海资信推出了全国首个用于收集P2P网贷业务中产生的贷款和偿还等信用交易信息，并向P2P机构提供查询服务的互联网专业化信息系统。

(四)众筹平台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是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有网贷平台为其母公司融资，网贷平台自身当天借当天还这种形式。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有:(1)没有依法吸收资金的资格;(2)通过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宣传融资项目;(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付回报;(4)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此外还涉及集资诈骗的风险。这种诈骗主要体现在一些P2P网贷领域，比如创下史上最快“跑路史”的元一创投上线一天即卷款30万跑路。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防范对策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势在必行。

(一)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范围。系统化梳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对应制定管理办法，从而进行监管。为防范虚拟平台交易风险向实体经济蔓延应加强金融监管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并定期监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详细可行的自律规范，加强金融交易信息的披露，从而更好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自律组织的会员合法权益。构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二)修订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以立法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其准入条件、业务模式、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范。尤其需要尽快将网络信贷、众筹融资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纳入监管范围。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安全等互联网金融配套法律体系，对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涉及的框架性、原则性内容进行细化立法，系统构建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制定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运营商、出资方、借款方等参与者进行规范引导。

(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侵害。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权益保护办法，要求互联网机构加强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对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分配和责任承担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局面已经显现，所以更应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协调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在维权渠道方面，可以成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设立赔偿机制和诉讼机制。利用社交网络，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警示信息的扩散，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综上，互联网金融早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它的便捷优势无异成为金融界炙手可热的新兴宠儿。在不久的将来，如若互联网金融能够在法律及行政部门的有效监管之下，兼顾了效率与安全，那势必将会发挥它更大的优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添注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姚国章．赵刚．互联网金融及其风险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5(35)． ［2］熊欢彦．刘剑桥．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防范研究［J］．金融视线，2014(11)． ［3］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上)［N］．人民法院报，2014－04－03． ［4］李真．互联网金融:内生性风险与法律监管逻辑［J］．海南金融，2014(4)． ［5］陶震．关于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的探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6)．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