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第一篇：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内容提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作了不少修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使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对抗性等进一步得到强化。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这种新要求、新挑战，从而保障和促进反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略陈拙见。

【关键词】调查取证权 反贪 侦查 对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定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较现行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与检察反贪侦查工作关系密切，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正确把握其对反贪工作的积极影响，自觉认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

一、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相关条文的对比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新《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从修改之处来看，《律师法》第35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查取证和自行取证的权利，主要包含：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突破主要是在自行取证权方面，尽管其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刑诉法的配套修改，但笔者认为，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其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增加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职务犯罪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侦查有着很多便利，但是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无疑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侦查部门以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会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二是律师提前介入调查，也可能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复杂化。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大大缩短。

（二）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律师通过这些权

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影响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形成侦查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不对称，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四）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

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五）影响深挖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反贪侦查工作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

信息情报工作是反贪侦查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侦查活动相比，信息情报工作具有成本低、投入少、效益高等特点。反贪侦查部门如果没有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就会失去侦查的基础。只有充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才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营造有利于侦查“氛围”，运用掌握的信息情报去攻破对方心理防线，从而最终实现突破案件的既定目标。

1.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信息情报队伍，开展对贪污贿赂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信息情报途径主要依靠经办人的侦查经验积累、有关单位移送、举报人举报、办案中发现等进行收集。信息情报工作因侦查单位、经办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信息情报工作比较松散和主观随意状态。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应附设在反贪局，其优点是有利于共享侦查、预防资源；有利于信息资源输送的快捷、便利；有利于实行规范管理。如对重点、热点行业或领域的总体状况、发展态势、贪污贿赂可能发生的环节和部位等方面，以及该行业或领域的工作特点、管理流程、监管制度、人员状况等重要情况，就可以利用侦查、预防信息实行动态监控，并建立相应的侦查信息情报数据库，为办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2.拓宽信息情报工作渠道。贿赂犯罪具有“渗透性”、“行业性”、“连接性”的特点，从发案领域来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紧缺，竞争比较激烈、商业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往往容易形成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要把握不同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在信息收集渠道上必须广泛，包括从公民和单位的举报、控告中收集信息，从行业的政务公开及自查自纠工作中收集信息，从新闻媒体及社会反映中收集信息，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收集信息等①。同时，应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信息资料联网②。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对掌握的信息要做好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信息库，对信息材料的进行收集、排查、储存，通过对信息库进行涉案信息分析、情况材料分类及检索，提高信息材料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信息情报动态监控。加强狱侦情报工作，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监狱、看守所在押犯人中物色和建立“线人”、“耳目”，及时掌控在押犯罪嫌疑人拒供、供认及其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同步配合讯问活动，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争取从宽处理。

（二）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1.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2.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犯罪构成研究线索的成案可能、调查取证方法及其对象范围。一旦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就应及时立案侦查。在条件不成熟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可贸然立案，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视机适时启动立案程序。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3.完善初查机制。一是线索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要加强对涉案线索统筹谋划、科学运用，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在决定立案侦查环节，要防止采用单一线索立案，以免造成被动，同时做好对多条线索的分类排队，有计划地逐条展开调查。特别是要加强对律师会见后案情动态的监控，一旦发现案情发生变化致使立案基础发生动摇的，就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房产、电信等相关机关和部门的信息互通、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机制，积极为反贪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三）建立和完善侦诉协作机制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反贪侦查部门取证的深度和广度要有新的提高，否

则，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甚至案件不能被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将可能增加。因而检察机关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侦诉协作，形成侦控合力，全力把好案件的质量关。

1.加强取证情况沟通。反贪侦查部门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在必要时，可邀请公诉部门派员提前介入，对办案取证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公诉部门应当加强配合，进一步促使反贪侦查取证水平和揭露、证实犯罪能力的提高。

2.积极协助补强证据。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诉部门如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反贪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锁链，促进公诉力度和质量的提高。

3.强化犯罪指控意识。反贪侦查部门要积极协助公诉部门做好出庭公诉、指控犯罪工作，如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配合公诉部门分析把握出庭证人的作证意愿、作证动向以及翻证可能。一旦发现有翻证迹象的，要及时弥补作证漏洞，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③。

（四）加强反贪侦查理论研究

反贪办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办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做法，需要反贪干警针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和特定对象，灵活采用智慧谋略，应对办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但办案工作也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做法经过总结和提炼，可以形成间接经验，对办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律师法的要求，就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指导。从这种意义讲，在侦查理论方面，应重点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要加强讯问情景研究，按照犯罪心理学、审讯心理学的原理，找出有利于依法审讯破案的规律，增强依法审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在服务办案方面，应突出研究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竞争比较激烈、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热点行业或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规律、侦查对策。

（五）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和专业化的侦查队伍

在当前社会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所以，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低下而消失。因此，检察机关内部要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④。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适应新执法环境下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指挥决策形式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就要求侦查指挥人员必须有更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要适应这一转变，侦查人员必须专业化。

侦查人才实行专业化管理符合侦查工作的长期目标。专业化的侦查人才应具备几个方面

能力：察微析疑、发现犯罪的能力；紧急应变、快速反应能力；善用谋略、运筹帷幄的能力；欲擒故纵、长期经营线索的能力；独当一面、熟练使用侦查器材、设备的能力。在培养方式上，应实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方向上，应根据侦查人员各自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侦查人员对某行业、领域职务犯罪专门调查能力。在提高侦查人员的待遇上，改变侦查人员只能通过行政职务和级别升迁来解决自身待遇的现状，确立侦查人员分级分类享受相当行政职级待遇的管理模式，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活力。

（六）加强反贪侦查管理和动态监控

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加强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研究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等现象，巩固侦查成果。1.加强预审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应当配置专门预审人员，强化审查意识，加强对案件的预审，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2.加强动态监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适时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供述动态，检查是否出现翻供现象。对于已经翻供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控制证人翻证。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适时通知证人谈话，了解证人作证状况，检查是否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要加强动态监控，防止证人因律师干扰而翻证。

（七）建议完善立法，体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1.拓展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办案倚重口供，与侦查手段陈旧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有了录音录像，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律师介入诉讼，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才能使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因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影响，不因律师调查取证权更为有效地行使而受到影响，立法应当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明确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监视（秘密跟踪和守候监视）等应当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定手段。

2.建立作证制度。针对职务犯罪侦查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的特点和证人的重要性，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同时规定证人补偿、保护和豁免制度。证人因作证所造成的误工和其他合理费用支出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优先查处，给施加人所在单位或相应国家管理部门发出处罚检察建议并予落实。与此同时，在法律设置上应予完善，使检察机关对不作证、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或单位有相应的处罚权。对于不配合办案，拖延、推诿、阻扰办案，特别是通风报信的单位和当事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司法或行政处罚。

3.完善相关责任。健全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承担相关责任。基于平等交流原则，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当承当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律师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制度，以防止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增加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困难，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统一。

四、结语

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当积极适应，切实改进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提高侦查破案

水平，增强驾驭反贪侦查全局能力。同时，法律上也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手段拓展予以保障，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注释：

①沈雯：“刑事诉讼模式变革视野内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载《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卷第4期。

②林欢欢：“对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规定的解读与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7期。

③王煜、赵刚：“新律师法实施对刑事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载《法学视野》2008年第3期。

④张军、姜伟、田文昌：《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摘自《法治论坛》第14辑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王慧

第二篇：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王慧

【提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作了不少修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使侦查活动的公开性、对抗性等进一步得到强化。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这种新要求、新挑战，从而保障和促进反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略陈拙见。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定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较现行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与检察反贪侦查工作关系密切，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正确把握其对反贪工作的积极影响，自觉认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贪侦查工作。

一、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相关条文的对比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而新《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从修改之处来看，《律师法》第35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查取证和自行取证的权利，主要包含：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新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突破主要是在自行取证权方面，尽管其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刑诉法的配套修改，但笔者认为，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其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增加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履行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职责的重要权力。职务犯罪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侦查有着很多便利，但是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无疑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侦查部门以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会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二是律师提前介入调查，也可能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复杂化。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大大缩短。

(二)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

分的调查取证权，律师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影响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形成侦查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不对称，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四)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

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五)影响深挖犯罪的可能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反贪侦查工作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策略和措施

(一)树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

信息情报工作是反贪侦查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侦查活动相比，信息情报工作具有成本低、投入少、效益高等特点。反贪侦查部门如果没有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就会失去侦查的基础。只有充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才能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营造有利于侦查“氛围”，运用掌握的信息情报去攻破对方心理防线，从而最终实现突破案件的既定目标。

1.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信息情报队伍，开展对贪污贿赂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信息情报途径主要依靠经办人的侦查经验积累、有关单位移送、举报人举报、办案中发现等进行收集。信息情报工作因侦查单位、经办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配置专门人员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信息情报工作比较松散和主观随意状态。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应附设在反贪局，其优点是有利于共享侦查、预防资源;有利于信息资源输送的快捷、便利;有利于实行规范管理。如对重点、热点行业或领域的总体状况、发展态势、贪污贿赂可能发生的环节和部位等方面，以及该行业或领域的工作特点、管理流程、监管制度、人员状况等重要情况，就可以利用侦查、预防信息实行动态监控，并建立相应的侦查信息情报数据库，为办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2.拓宽信息情报工作渠道。贿赂犯罪具有“渗透性”、“行业性”、“连接性”的特点，从发案领域来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紧缺，竞争比较激烈、商业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往往容易形成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要把握不同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在信息收集渠道上必须广泛，包括从公民和单位的举报、控告中收集信息，从行业的政务公开及自查自纠工作中收集信息，从新闻媒体及社会反映中收集信息，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收集信息等①。同时，应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信息资料联网②。信息情报专门机

构对掌握的信息要做好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信息库，对信息材料的进行收集、排查、储存，通过对信息库进行涉案信息分析、情况材料分类及检索，提高信息材料的综合利用率。

3.加强信息情报动态监控。加强狱侦情报工作，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监狱、看守所在押犯人中物色和建立“线人”、“耳目”，及时掌控在押犯罪嫌疑人拒供、供认及其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同步配合讯问活动，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争取从宽处理。(二)加强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旦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侦查人员应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把初查工作做扎实。

1.转变初查思维。在以往的初查思维中，往往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就线索查线索，随意性较大，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进行初查。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上案，将破案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由于信息量少，侦查人员不得不在被调查对象的“合理”解析中无功而返。要改变这种片面、急功近利而导致成案率低的初查方法，必须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即以线索反映的问题为切入口，将具体线索的初查纳入到线索反映出问题的系统或整体中去把握、去思考，结合对系统和总体情况的把握对线索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真正做到察微析疑，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确保初查工作的效果。

2.调整初查方法。准确把握初查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手段，使其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犯罪构成研究线索的成案可能、调查取证方法及其对象范围。一旦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就应及时立案侦查。在条件不成熟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可贸然立案，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视机适时启动立案程序。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3.完善初查机制。一是线索系统管理和运用机制。要加强对涉案线索统筹谋划、科学运用，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在决定立案侦查环节，要防止采用单一线索立案，以免造成被动，同时做好对多条线索的分类排队，有计划地逐条展开调查。特别是要加强对律师会见后案情动态的监控，一旦发现案情发生变化致使立案基础发生动摇的，就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二是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房产、电信等相关机关和部门的信息互通、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机制，积极为反贪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

(三)建立和完善侦诉协作机制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反贪侦查部门取证的深度和广度要有新的提高，否则，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甚至案件不能被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将可能增加。因而检察机关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侦诉协作，形成侦控合力，全力把好案件的质量关。

1.加强取证情况沟通。反贪侦查部门人员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并尽量预见到此类证据会对后面诉讼所造成的影响。做到以证据定性每一笔事实，从公诉角度收集每一笔证据，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在必要时，可邀请公诉部门派员提前介入，对办案取证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公诉部门应当加强配合，进一步促使反贪侦查取证水平和揭露、证实犯罪能力的提高。

2.积极协助补强证据。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诉部门如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反贪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锁链，促进公诉力度和质量的提高。

3.强化犯罪指控意识。反贪侦查部门要积极协助公诉部门做好出庭公诉、指控犯罪工作，如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配合公诉部门分析把握出庭证人的作证意愿、作证动向以及翻证可能。一旦发现有翻证迹象的，要及时弥补作证漏洞，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③。

(四)加强反贪侦查理论研究

反贪办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办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做法，需要反贪干警针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和特定对象，灵活采用智慧谋略，应对办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但办案工作也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的做法经过总结和提炼，可以形成间接经验，对办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律师法的要求，就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指导。从这种意义讲，在侦查理论方面，应重点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要加强讯问情景研究，按照犯罪心理学、审讯心理学的原理，找出有利于依法审讯破案的规律，增强依法审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在服务办案方面，应突出研究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竞争比较激烈、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热点行业或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特点规律、侦查对策。

(五)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和专业化的侦查队伍

在当前社会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所以，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低下而消失。因此，检察机关内部要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④。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适应新执法环境下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指挥决策形式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就要求侦查指挥人员必须有更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要适应这一转变，侦查人员必须专业化。

侦查人才实行专业化管理符合侦查工作的长期目标。专业化的侦查人才应具备几个方面能力：察微析疑、发现犯罪的能力;紧急应变、快速反应能力;善用谋略、运筹帷幄的能力;欲擒故纵、长期经营线索的能力;独当一面、熟练使用侦查器材、设备的能力。在培养方式上，应实行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方向上，应根据侦查人员各自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侦查人员对某行业、领域职务犯罪专门调查能力。在提高侦查人员的待遇上，改变侦查人员只能通过行政职务和级别升迁来解决自身待遇的现状，确立侦查人员分级分类享受相当行政职级待遇的管理模式，保持队伍的稳定和活力。

(六)加强反贪侦查管理和动态监控

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加强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研究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等现象，巩固侦查成果。1.加强预审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应当配置专门预审人员，强化审查意识，加强对案件的预审，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2.加强动态监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侦查部门应当适时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供述动态，检查是否出现翻供现象。对于已经翻供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控制证人翻证。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适时通知证人谈话，了解证人作证状况，检查是否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包括污点证人，要加强动态监控，防止证人因律师干扰而翻证。

(七)建议完善立法，体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1.拓展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办案倚重口供，与侦查手段陈旧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有了录音录像，但这也只是记录讯问的过程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在直接获取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变化。律师介入诉讼，过去的侦查方式受到了限制，必须有新的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侦查手段，才能使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因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交流而受到影响，不因律师调查取证权更为有效地行使而受到影响，立法应当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明确特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监视(秘密跟踪和守候监视)等应当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定手段。

2.建立作证制度。针对职务犯罪侦查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的特点和证人的重要性，增设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同时规定证人补偿、保护和豁免制度。证人因作证所造成的误工和其他合理费用支出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优先查处，给施加人所在单位或相应国家管理部门发出处罚检察建议并予落实。与此同时，在法律设置上应予完善，使检察机关对不作证、不配合办案的证人或单位有相应的处罚权。对于不配合办案，拖延、推诿、阻扰办案，特别是通风报信的单位和当事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司法或行政处罚。

3.完善相关责任。健全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承担相关责任。基于平等交流原则，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当承当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律师向检察机关开示证据制度，以防止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增加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困难，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统一。

四、结语

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当积极适应，切实改进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反贪侦查全局能力。同时，法律上也应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手段拓展予以保障，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第三篇：新律师法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上言论豁免权等执业权利有了新的规定，一方面更好地维护了律师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检法的制衡力；另一方面将对反贪侦查部门的侦查取证带来挑战，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三权”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略表浅见：

一、会见权

1、律师会见权的变化。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旧规定相比较，有以下明显变化：

（1）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会见。“讯问”之后少了“后”字，显示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但律师介入的时间点究竟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中还是讯问后，法律没有补充规定。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整个过程，即律师可以在上述过程中介入”。①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一方面，从立法目的看，整部新律师法修改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防止侦查部门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特意将“后”字去掉，亦足以彰显立法者的意图。

（2）会见程序。从程序上看，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并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未作修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也说：“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见，律师法只是修改了律师会见的批准问题，而未修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批准问题。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涉及国家秘密。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检察机关可以事先告知看守所，让其把好律师会见关，当有律师要求会见时，让看守所告知律师：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需经检察机关批准。②同时，侦查机关也不能为了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便将所有的案件秘密都认定为国家秘密，变相剥夺律师的此项权利。

（3）会见的内容。新律师法中会见内容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会见内容变化不大，但关键在于“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已经跨越了法系、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世界形成共识，并且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国际化标准趋势，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刑事司法规则与准则，从我国参与和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规范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相关学者、实务的讨论，其中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人员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可以在场，但应处于“看得见而听不到”的位置，因此，“不被监听”只是对侦查人员在场权行使的方式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与之相冲突。

3、会见权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⑴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具有不稳定性，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并且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玩“１２小时”的对抗游戏，等候律师“营救”，增加讯问破案难度，造成案件零口供；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通水”，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⑵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提高，成案率会大幅下降。窝案、串案的成功办理对打击职务犯罪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也更具社会影响力。而在侦查实务中，窝案、串案的成案线索往往来源于，最初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对弈，迫于证据和法律，交待犯罪事实，争取立功的行为。而律师会见权的提前，处于保密阶段的线索会变得无密可保。线索一旦被泄露，同案犯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这将使侦查取证工作

第四篇：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措施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措施

（浙江和诚震旦律师事务所 315100）

摘 要：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具有取证权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而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其规定的条文也与其它法律条文发生矛盾冲突，导致辩护律师的在侦查阶段很难把握尺度。因此，如果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必须进行取证时，要做出合适的应对措施，本文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取证权；应对措施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颁布之初就存在与其它法律条文相矛盾之处，本文对其中矛盾之处进行讨论研究，建言献策。为争论提出合理有效措施，以便能够更好的为案件侦查进行服务，使法律能够正确顺利运行。

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内容

2012年3月14日，我国出台新《刑事诉讼法》，与原《刑事诉讼法》相差异的地方即是：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始时就是辩护人身份，这就说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调查取证权。而对于准确的规定新法和旧法则保持一致，并未再做其它声明。所以学术界就存在了不同争论，主要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有专家学者认为新法和旧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出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权，所以理应视为没有此项权利；二是有专家学者认为，既然在侦查阶段开始就赋予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就说明辩护律师开始具有调查取证权；三是另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既然新法和旧法中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就表示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视情况而定，在必须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具有此项权利。可见，学术界的争议也如此之大，所以我们要积极寻找原因，找出解决对策。

二、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原因及结果

（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原因

一部法律的在颁布之初，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洞，需要在??施过程中找到问题进行改善。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也是如此，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深度解析。发现了其中的差异之处，从而引发了争议。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条文与原法中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如新《刑事诉讼法》中第41条中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同意可以向与证人有关单位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向上级申请进行调查取证，这就赋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但在第2款规定中却与原法中第37条中叙述一致，这就表明新法只是赋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并没有做出其它规定，而这个身份会让辩护律师拥有更多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也没有进行阐述说明。所以两条法律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其次新《刑事诉讼法》与新《律师法》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中第41条的两款规定是第1款有调查取证权而第2款没有，在新《律师法》中第35条中规定：律师可以自行调查取证，表明辩护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权。两部法律是处在同一法律层级的，那么该如何适用也产生了争议[1]。

（二）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结果

我国目前的法律建设中，如果对于调查取证权视情况而享有，那么在今后的审批中也会层级繁琐，耽误案情进展。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在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

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中给予了辩护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就表明新法不禁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而新《律师法》中也同样规定辩护律师可以进行自由取证，这样不仅减少了法律条文间的冲突也是因为调查取证在侦查阶段尤为重要。辩护律师如果在侦查阶段中不享有取证权会错失许多诉讼证据，而且在侦办过程中，辩护律师会接触到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会为辩护律师提供证据，如果不享有此权利将会使辩护律师的工作难以展开。

另一方面，我国立法对此项权利持不明确态度，也说明在市场经济运行下产生犯罪行为发生。但辩护律师作为法律的阐释者和践行者，有其严格的行业规范标准和相应的违法处罚条例，足以严格规范辩护律师办案的方式方法，所以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也不会影响到案件的侦办。辩护律师在行驶取证调查权时既会取证犯罪嫌疑人的真实犯罪证据也会取证对犯罪嫌疑人的有利证据，因为犯罪嫌疑人也需要法律的帮助，来保证其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突出我国对人权尊重和保障，促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争论的应对措施

首先，既然在两部同法律级别的法律中出现差异的地方，可以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这是最为权威的办法。具体步骤可以让相关部门进行材料收集整理然后提交到国务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裁决请求。

其次，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争论之处进行解释说明。因为，法律是一个国家运行秩序的保证，如果法律存在不明确之处，那么应用到实际中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如果不能明确也会让不法分子钻空子摆脱法律制裁。目前这一争论已引起学术和社会的广泛争论，不时的专家学者进行解释分析，许多观点都是个人的一己之见，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造成了对司法进行乱解释的现象。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尤其是最高检察院可以对这一争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解释请求[2]。最高检察院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当法律出现不明确之处可以向其反应情况。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对法律的解释权，所以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明确的解释，辩护律师到底在侦查阶段有没有调查取证权[3]。

最后，可以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禁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调查取证权，而视为辩护律师享有此项权利。因为，调查取证权对于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并没有禁止只是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而在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中遇到障碍是也会想侦查机关进行申请，侦查机关也会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监督。所以，在不造成影响下选择默示，也是当前法律出现不明确时的常规做法。

结束语：

新的《刑事诉讼法》由于颁布时间较短，运行的不够稳定，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向上级相关部门提出法律解释请求过于草率，因此建议采用第三种方式来面对争议。在法律适用一些时间后，可以采用第一、二中方式来明确此项权利的规定，从而保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余为青.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J].学术论坛，2016，39（12）：130-135.[2]杨晓静，丁延松，常明明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的界域及律师执业规范导引[J].山东社会科学，2014，24（10）：132-139.[3]孙一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17（6）：26-31.

第五篇：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时间：2012-07-16作者：姜涛 王伟

来源：正义网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就,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既有助于加大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和惩治贪污腐败的职能,同时还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有利于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办案风险。刑诉法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补强。

(二)明确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和侦查水平大大提升。技术侦查权是目前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巨大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亦不断呈现出智能化、复杂性和隐蔽化特点,在现阶段缺乏有效技术侦查手段的境况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将受到一定阻碍。如当前社会网上银行的普遍运用,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把涉案款转移或者隐藏,甚至通过网上银行的转账和支付就可完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检察机关通过查询银行传票的老办法去查询涉案款项,就很难获取案件线索并取得相应证据。在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情况下,办案部门自然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相关调查取证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技术侦查权的赋予,既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又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明确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相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况的出现,又有利于保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还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风险。职务犯罪案件讯问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出现被讯问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工作及侦查人员陷入极大的被动,而讯问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真实记录并还原审讯全过程,进而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办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同时也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合法办案过程的有效监督,对防止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纪情况,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预防作用。同时,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言辞证据的固定,有利于确定犯罪事实,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情况的出现和非法证据的排出。

二、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而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新问题。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这样很可能会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工作的难度。当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律师能够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律师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给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讯问,甚至不惜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犯罪证据,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律师的关系,怎样使律师介入后对案件的办理趋利避害,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临的崭新问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更加严格复杂。当前有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习惯于先掌握少量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在获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获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证落实。这种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自侦办案工作要求,必将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在侦查阶段侦查部门具有调查取证权,律师也有调查取证权,双方所调查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存在差别,并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都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对有关程序性的违反,不仅会造成侦查工作的失败,还有可能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三)技术侦查权的赋予以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准确合理运用和对案件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具备先进的科技侦查技能和录音录像设备的运用能力。这无疑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具备固有的侦查能力和素质,还要掌握先进的科技装备知识,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相接轨。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也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传统侦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诉法的重大考验。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迈出了新的步伐,理念进一步更新,有许多新的程序、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的重视保护人权。作为一部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过程序正义限制公权,强化人权保障,凸显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都指向了这一明确的立法目的。刑诉法既有秩序维持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我国现阶段正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应看到绝大多数犯罪是非暴力的较轻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少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视了刑诉法的秩序维持的功能,而偏离了正确的修改目的与方向,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位犯罪侦查人员,尤其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理念。

(二)要坚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办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权和案件顺利办理的重要保障。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二是要大胆、灵活、合法的运用强制措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灭失的犯罪证据要及时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证据。三是要敢于、善于运用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手段,对于发现侦查对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胆的及时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视初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程序的严格及侦查期限的限制,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在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立案,将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侦查观念,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对相关案件线索的策略性处置。要避免对线索的过于急躁的处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态,避免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经营,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四)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是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以确保侦查机关能够有效应对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职位犯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是要认真用心学习先进科技侦查手段,不断更新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要积极加强与相关技术领域技术部门的沟通联系,切实加强技术侦查技能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侦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侦查技能,使技术侦查权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并逐步将技术侦查手段作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普遍运用的有效途径;二是要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权运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规范。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确保依靠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在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收集证据上,要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调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合法,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确保相关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全力确保通过技术侦查权获取的证据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三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电子证据,做到对电子证据等新证据形式全面掌握、准确运用,进而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五)要正确对待并积极应对律师介入。律师辩护制度是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针对新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应对律师对案件的介入,确保侦查工作质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与律师关系的处理。要将律师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方向去引导。在律师介入后,尽可能的积极听取律师对于案件办理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律师提交的相关案件证据要认真对待、全面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与不足;二是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对于律师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于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要坚决向律师主管部门反应;三是要切实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有可能会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无论侦查人员如何做说服教育工作,都无济于事,但是律师与侦查人员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虑,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部门的对抗或者认罪态度差,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但却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对量刑有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律师会见,通过律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诉求的正面引导,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好转,并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