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5篇范文）

第一篇：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香港、内地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也日趋深化。一方面，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担当内地企业走向国际证券市场的窗口与桥梁。据统计，截至2004年2月底，内地企业在香港已筹集超过8,000亿港元的资金，香港1,043家上市公司中，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共有264家，[1]占香港上市公司的四分一，总市值约为17,907亿港元，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29%，在香港上市的十大市值企业中，有4家是内地企业，在交易市场方面，2004年头两个月，内地企业股份的成交额达3,739亿港元，占市场总成交量的45%。

[2]另一方面，香港居民早在1992年就开始投资于内地B股市场，近年来则开始通过QFII途经投资于内地A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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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两地跨境证券融资和投资活动的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内地、香港有关机构和部门开始了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缘起：为内地企业香港上市扫除障碍

1991年6月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成立“中国研究小组”，负责对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探索香港联交所在中国扩大集资功能的潜在角色。1991年12月，香港联交所邀请内地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去探讨内地国企赴港上市的可能性。当时对这种方式的利弊尚无定论，不便于以官方的名义直接谈，就组成了以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牵头的专家组，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客人，于1991年12月20日到28日对香港进行了考察。回来之后，专家组做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境外上市利大于弊，[4]

并将这一结论于1992年4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国务院的决定是：香港上市要慎而又慎，首先要搞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市场。

1992年4月下旬，时任香港联交所主席的李业广率团来到北京。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接见了他们。李业广又提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问题，朱镕基当即表示：选择10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并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项工作。此后不久，经过与港方协商并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由10名成员和两名秘书组成的“证券事务内地香港联合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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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工作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确定每月轮流在内地和香港召开一次例会。

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主要涉及三类问题：一是法律问题，二是会计问题，三是上市方式、交易、托管问题。工作小组相应地成立了三个专家小组进行具体研究。经过工作小组辛苦的工作和内地、香港有关方面的积极而高效的合作与协调，最终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为内地企业香港上市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一）法律方面

在1993年第一批内地企业拟到香港上市之前，我国内地尚未颁布《公司法》，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主要遵循国家体改委1992年5月14日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与香港的《公司条例》之间存在一些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需要弥补这些差距。双方确定，通过内地制定三个规范性文件来弥补这些差距。

（1）《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

1993年5月24日，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规定直接到香港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下简称《规范意见》）和该《补充规定》，按照《规范意见》、该《补充规定》及《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制定或修订公司章程。同时，《补充规定》对《规范意见》中只适合于内地上市而不适合于香港上市的某些条款，加以豁免。例如，《补充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他营利性组织的投资总额可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不受《规范意见》第四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对其他组织投资比例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股份的间隔时间可少于十二个月，不受《规范意见》第三十六条关于股票发行间隔时间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新股份，由公司按其章程规定的程序确定，可不受《规范意见》第三十七条关于增加股份时对新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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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补充规定》还对《规范意见》的某些规定作了扩大解释。例如，《规范意见》中人民币特种股票仅指B股，《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币特种股票除《规范意见》第二十九条所指的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B种股票外，还包括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进行交易，获香港联合交易所批准上市的股票（简称H种股票）。

（2）《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

1993年6月10日，国家体改委给香港联交所发送《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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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对国内法规中一些不易被香港和其它境外投资者理解的条款加以说明，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例如，我国内地《规范意见》中，把股份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等，境外投资者对这种划分是不理解的。因此，在致函中，说明只是按投资主体不同，而作的一种划分，并不影响同股同权的原则。又如，针对境外投资者对《规范意见》中“诚信责任”的质疑，在致函中明确规定，《规范意见》第六十二条所述诚信责任，与香港法律中的诚信责任（fiduciary duty）具有类似的含义，该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所列有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负义务的各项原则。此外，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此香港的专家（包括后来香港证监会）就提出，内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其《补充规定》是个什么性质的文件？如何说明它具有法律效力？在上述致函中对此问题也做了明确的回答：国家体改委1992年5月15日发布的《规范意见》，是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定的具有政府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于1993年5月15日为此专门发了通知。国家体改委1993年5月24日发布的《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是为境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到香港上市交易所作的特别规定，与《规范意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直接到香港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组建和成立后的有关事宜须执行《规范意见》和《补充规定》。

（3）《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国家体改委于1993年6月10日颁发了《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明确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须载明的事项和条款。

通过以上文件，两地法律方面存有差距的约200个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会计方面

众所周知，内地香港的会计制度在编制方式、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成为了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又一重大障碍。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内地方面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1、为了满足股份制试点企业发行的股票在香港上市的需要，1992年11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从外币业务、坏账准备、存货、长期合同工程、非常项目、长期投资、递延税项、借款费用资本化、股东权益、或有事项和资产负债表日以后发生的事项、子公司的会计报表等十一个方面对财政部、国家体改委（92）财会字第27号文发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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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如，关于股东权益方面，为使香港的会计报表阅读者易于理解，在香港公告的财务报告中，应将属于股东权益的各项目分为三个项目：第一为股本；第二为资本公积；第三为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金、集体福利基金及未分配利润三个项目，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应当详细说明上述各项具体内容及增减变动情况。

2、1993年4月2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会计报表有关项目调整意见》，[9]

规定试点企业在编制会计报表时，可以对长期投资、外币折算、短期投资、销货退回、开办费等五项项目按该《调整意见》进行调整。例如，在外币折算项目上，《调整意见》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四款中的规定“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有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转大时，应对上年末外币账户的余额按调整后的折合率进行折算……；该项差额如为汇兑损失，且数额较大或占上年收益的比例大于5％的，则应对上年末会计报表加以调整……”，修改为“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有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较大，而对财务情况有重大实质性的影响时，应将其影响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但不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3、1993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香港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何种会计制度等问题的通知》，规定：（1）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应执行财政部、国家体改委〔92〕财会字第27号文件发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2）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和其他财务资料需经具有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注册会计师和香港会计师公会注册的会计师进行查账验证，出具查账报告。聘请的香港会计师，其工作机构应是在中国设有常驻代表处的会计师事务所。（3）香港上市的试点企业直接委托香港会计师进行查账，查账费用由委托的企业支付。

（三）上市方式、交易、托管方面

关于上市方式问题，1993年4月9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批转证监会<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香港等）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1）境内企业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2）境内企业利用境外设立的公司的名义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3）境内上市的公司到境外的交易所上市交易；（4）境内上市的公司在境外发行存券证（DR）或者股票的其它派生形式。此外，经过内地、香港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同意包括青岛啤酒在内的首批九家内地企业直接到香港发行H股和上市。

关于交易、托管问题，国家体改委发布的《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规定：（1）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票的转让，按其上市地的法律办理。（2）股份有限公司可将香港的H股股东的名册存放于香港并委托代理机构管理，并由受委托的代理机构制作Ｈ股股东的名册的复印件，备置于公司住所。（3）股份有限公司H种股票的受益权拥有人可让其股份依照Ｈ股股东的名册的存放地法律登记在他人名义下。在此情况下，《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十六条第二、三、四款关于股票记名办法的规定可不适用于公司H种股票。（4）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东的名册的更正需作裁定时，由其存放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按存放地的法律裁定。

与此同时，为促使内地企业早日在香港上市，香港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协调措施。例如，鉴于中国内地发行人的股份可在不同证券巿场买卖的情况，以及并非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中国法律制度与香港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联交所在其《上市规则》增加了第十九A章，该章专门载列了附加规定、修订及豁免，以使中国内地发行人可获准并维持其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巿。

通过上述两地多方面的措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法律、会计、上市方式、交易、登记托管等问题基本得以解决。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首次在港发布招股说明书，7月15日在联交所挂牌。紧随其后，上海石化、广州造船、北人机器在香港成功发行上市。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内地4支H股相继发行、上市，基本行情看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因此，内地、香港方面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合作与协调，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与对策。

（一）当地法律的遵守

青岛啤酒等四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以后，香港证监会检控国内个别在港机构的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公司违反了香港有关证券法例的规定，并对此做出了罚款处分。这一事件影响了中资机构在海外的声誉，进而对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1993年11月9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到海外上市遵守当地法规管理的通知》，[11][10]

《通知》规定，已在海外上市的内地企业应严格遵守上市所在地的有关法规；此外，各地正在准备申请到海外上市的企业，应认真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和掌握拟上市所在地的有关法规，并作为今后审批到海外上市的一个条例，促进上市公司遵守当地的法律。

（二）外汇管理

为了积极促进国内企业通过股权方式利用外资，加强在香港等境外上市的企业外汇资金的管理，保证境外上市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1994年1月13日联合发布了《境外上市企业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1）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其发行股票所筹资金属于资本项目收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在境内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现汇。（2）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应当在外汇资金到位后10天内，将所筹外汇资金全部调入中国境内，存入经批准开立的外汇账户。（3）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派付给境外持股人的股息、红利所需外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户银行可从其外汇中支付并汇出，其他用汇按有关规定办理。（4）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所筹外汇资金总额达到企业净资产总额的25％或以上时，可以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向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部门申请办理中外合资企业有关手续，经批准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的，有关外汇收支事宜，按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三)上市审批程序

1993年底以来，连续有中国律师事务所向香港有关方面出具法律意见书，解释中国法规中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包括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的审批程序，核心问题是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否需要经证券主管机关审批。由于这些解释未能正确反映有关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要旨，因而引起了一些疑问。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2月4日向香港证监会发送了《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审批程序的函》，就有关审批程序作了说明，以便澄清这些法律意见书中的不当之处。该函明确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1992年12月17日）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年4月22日）的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将其股票在境外交易，必须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审批；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请的审核工作，由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负责，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作出并授权中国证监会对外答复。凡境内企业申请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申报材料。

（四）《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的发布

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在发行要求和安排、股票形式、会计制度、信息披露、争端解决等方面对内地企业赴境外发行、上市H股、N股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尤值一提的是，《特别规定》第四条专门规定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或者其监督管理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达成应谅解、协议，对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人募集股份并在境外上市及相关活动进行合作监督管理”。

（五）公司章程的进一步规范

为适应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募集股份和到境外上市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到香港等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在1993年6月10日发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基础上，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根据《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十三条，于1994年8月27日发布了《关于执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到香港等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到境外上市公司”)，应当在其公司章程中载明《必备条款》所要求的内容，并不得擅自修改或者删除《必备条款》的内容。到境外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必备条款》要求载明以外的、适合本公司实际需要的其他内容，也可以在不改变《必备条款》规定含意的前提下，对《必备条款》作文字和条文顺序的变动。《必备条款》中明确规定到香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应当载明的内容，无须载入到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或者国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同时，《通知》还指出，在此之前已经获得批准到香港等境外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不符合《必备条款》规定要求的，有关公司应当在该《通知》发出后的第一次股东年会上，对其公司章程做出相应修改。

与之相对应，1994年11月11日，香港联交所修订了其《上市规则》附录三并在《上市规则》中增加了附录十三D部。附录十三D部详细规定了到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所订公司章程必须包括的附加规定，即除须符合《上市规则》附录三所载的规定外，包括：

(1)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述《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所规定的条款。

(2)除《必备条款》第36条的规定外，还须加进具有以下内容的条款：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名册中，有关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持有人的股东名册正本部分，应当存放于香港。

(3)除《必备条款》第140条的规定外，还须加进具有以下内容的条款：发行人为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持有人委任的收款代理人，应当为依照香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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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托人条例》注册的信托公司。

(4)除《必备条款》第104条的规定外，还须就有关监事会的表决程序加进具有下列内容的条款：

(i)监事会主席的选举或罢免，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ii)监事会的决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5)除《必备条款》第148条的规定外，还须就有关核数师（会计师）的更换、解聘和辞职的程序，增加一些条款。

(6)增加以下条款：

除其它类别股份股东外，内资股股东和境外上市外资股东视为不同类别股东。下列情形不适用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i)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发行人每间隔12个月单独或者同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且拟发行的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各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百分之二十的；或(ii)发行人设立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计划，自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之日起15个月内完成的。

二、《监管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鉴于内地与香港的证券市场之间关系日趋密切，有必要建立和促进两地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保护投资者和维持市场稳健操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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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3年6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各方监管合作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监管合作的具体范围和方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丙乾、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罗德滔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席李业广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显示了内地、香港双方对加强跨境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高度重视。

（一）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基本原则和范围

1、基本原则 [17]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以下简称“各方”）一致承诺通过相互协助和信息交流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和维持公平、有序、高效的证券市场。据此，各方同意确立下述证券监管合作的基本原则：（1）证券交易应以公平、公开、有序、高效的方式进行；（2）投资者应得到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以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对发行人及其发行的金融工具作出判断；（3）上市公司应完整、准确、及时地向其股东和公众披露任何可被合理地认为可能对上市证券的市场行为或价格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4）所有证券持有者均应得到公平的对待；（5）上市公司董事的行为应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6）欺诈投资者、压迫小股东、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均应受到制止及依法制裁；（7）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如有改变，通常应以同等条件向该公司其余所有股东发出全面收购、兼并要约；（8）所有证券商及投资顾问均应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符合适准原则（包括具备相关经验、资格、信誉、道德品质以及在财务上稳健可靠）并以高效、诚实和公平的态度从事其业务。

2、范围

各方同意，通过该备忘录中所确立的机制，促进相互合作和信息交流，以便各方有效地依法行使其各自的职能。根据上述宗旨，确定各方监管合作的范围如下：（1）各方将互相协助、交流信息，确保内地或香港证券市场的证券发行人及要约人、所有上市或申请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公司的专业顾问，遵守所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及其任何补充与修订，[18]

并有义务完整、准确、及时地披露与投资者有关的信息。各方将执行各自的法律、条例、规定，并协助其它各方执行其任务。（2）执行有关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发行、交易、安排、管理和咨询服务的法规。（3）推广证券商和投资顾问的适准原则，确保证券商和投资顾问具有适当的、合乎标准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促进上述人员在其从业活动中遵循高标准的公平交易原则和职业道德准则。（4）监督证券市场及其清算交割和登记过户活动，以及在上述活动中对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

（5）协助调查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其他就证券交易和上市公司的活动中出现的欺诈行为，并对此采取制裁措施；（6）通过定期联络和人员培训和交流，促进互相磋商和合作。（7）各方同意的其它事项。

（二）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方式

1、定期召开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

为促进相互磋商和合作，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建立了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制度，每隔三个月轮流在京、港、沪、深召开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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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互相关注的事宜，并将各自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可能影响任何他方证券高层的政策发展，通知对方、交换意见、提出解决办法等。

监管合作联络工作会议制度的建立，促使内地和香港证监部门，特别是具体负责监管事务的官员与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了解、信任与谅解关系，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双方参与定期会谈的成员保持在技术和行政级别的中高层次上。这样的阵容使得大多数跨境技术层次上的问题可以立即得以解决，即使是需要各方带回去征得更高一级批准得问题，也由于报告、说明层次的减少而使决策过程加快。

2、相互提供信息

相互提供有关证券监管信息是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监管合作备忘录》对相互提供有关证券监管信息的程序、信息的主动提供、保密及信息的使用等做了具体的规定。

（1）索取有关证券监管信息的程序要求

①索取信息的时间与方式

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规定，各方可随时向对方提出索取信息的要求；索取信息或提供其它方面协助的要求均须以中文或英文书面提出，遇到紧急情况时，可用概要的方式提出要求，但应在其后五个工作日内补交正式要求。

②索取信息的书面函件

一方要求索取信息时，应向对方发送由其指定联络人签署的书面函件，该书面函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要求索取的信息内容（如有关人员身份等）；索取信息的目的（详细说明与该要求事项有关的法律或监管规定）；导致作出该索取要求的行为或涉嫌行为；提出要求一方的监管职能与上述法律或监管规定之间的联系；索取的信息与上述法律或监管规定的相关性；如可能有必要向他人披露所取得的信息，该人的身份以及向其披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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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书面回复

收到索取信息书面函件的一方应对每个要求加以斟酌，以决定能否根据《监管备忘录》的条款提供信息。如果一项要求不能被全部接受，收到要求的一方应考虑是否有可能提供任何其他相关信息。但无论如何，收到索取信息书面函件的一方应及时给予对方有关信息提供的书面回复。

④书面函件及回复副本的分送

《监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了关于提出索取信息书面函件要求的规定，但并没有指明上述书面函件及有关回复的副本是否须分送该《备忘录》的签字各方。因此，《备忘录》专门在附件中以备注形式对其做了明确的规定。

（2）主动提供信息

一国（地区）证券监管部门主动将自己发现的有关信息提供给另一国（地区）证券监管部门，对于提高双方合作监管的效率、增加信任具有极大的好处。因此，《监管合作备忘录》规定，如任何一方拥有可协助他方执行其监管职能的信息，则即使没有任何他方提出要求，拥有信息的一方也可主动自愿地提供或安排他人提供该信息。如提供信息方声明该信息系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提供，则《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条款将同样适用。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之间就内地企业在香港“借壳上市”及涉嫌进行内幕交易等数宗案件的成功合作、协调，就是通过互相主动提供信息而达成的。

（3）保密及信息的使用

各方提供信息或协助，其目的只在于协助《监管备忘录》签字各方执行其监管职能。根据该《备忘录》所提供的协助或信息，接受方只能为执行其监管职能的目的而使用，未经提供协助或信息一方的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协助或信息的内容。

3、应要求暂停交易（停牌）或中止审核程序

合作各方能够向对方提供的最重要的实质性协助之一，就是应对方要求暂时中止对发行、上市或注册申请的审核程序，或借要求当事人对特定事项作出解释而延长上述程序。此外，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监管者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干预证券的交易（如停牌），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督职能，则前者可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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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合作备忘录》签订以来，香港方面曾数次应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启用上述程序，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内地一些企业未经批准而径自买壳或借壳去香港上市的势头。其中“裕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9年8月，为了实现股份全流通和设立期权制度，境内民营企业北京裕兴电脑公司进行境外上市前的重组。其创始人祝维沙和公司另外一名控股股东分别购买了南美圣文森岛的护照，成为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华侨。然后，公司股东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裕龙和宝龙两家公司，裕龙和宝龙公司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裕兴（BVI），在百慕大注册成立了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以后者为上市主体。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了裕兴（BVI）的全部股份，并通过裕兴（BVI）收购了北京裕兴电脑公司。之后，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到香港创业板申请上市。但“裕兴电脑”在1999年12月即将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之际，香港联交所接到了中国证监会要求暂时停止裕兴电脑挂牌上市的函件，香港联交所对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给予了积极的配合。2000年1月，在“裕兴电脑”及其上市保荐人认识到逃避中国证监会监管的错误性质并补办了有关手续后，中国证监会最终于2000年1月17日批准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0年1月31日，在“迟到”一个多月以后，“裕兴电脑”终于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

4、协助调查

一方证券监管部门应另一方监管部门的要求给以协助调查方面的合作，是实质性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精义所在，也是打击跨境证券违反犯罪行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内地、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加强了在协助调查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欧亚农业”案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2001年7月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欧亚农业（0932.HK），一直以高科技农业带来高成长的美妙概念吸引投资者。但2002年9月底中国证监会致函香港证监会，指出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营业额虚增：欧亚农业自称在1998年至2001年中总收入达到21亿元人民币，但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调查所得，事实上连同母公司其他未上市资产在内，其总收入不足1亿元人民币。随后，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于2002年10月10日开始调查欧亚农业及其上市时的中介机构工商东亚和安达信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等内地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此次跨境调查取得较圆满结果。2004年5月20日起，停牌近两年的欧亚农业的上市地位被香港联交所取消（即被联交所摘牌），成为近年来香港股市首家被清盘的内地民营企业。

5、发送互谅、解疑信函

除了定期的会谈和磋商外，互谅、解疑信函是以法律形式解决合作各方临时出现的疑难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内地和香港证监机构即是通过书面函件的方式多次协调、相互解释各自的工作程序并沟通处理问题的思路，为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解决跨境监管中的实际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1993年6月10日，国家体改委给香港联交所发送《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对国内法规中一些不易被香港和其它境外投资者理解的条款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又如，1993年底以来，连续有中国律师事务所向香港有关方面出具法律意见书，解释中国法规中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包括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的审批程序，核心问题是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否需要经证券主管机关审批。由于这些解释未能正确反映有关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要旨，因而引起了一些疑问。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2月4日向香港证监会发送了《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审批程序的函》，就有关审批程序作了说明，澄清了这些法律意见书中的不当之处。

6、其它方式

（1）公司信息发布在各市场间的协调

某些信息如预期可能对在内地及香港的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市场活动或价格有实质性的影响，各方将努力确保此类信息迅速、同时向所有内地和香港市场的股东及公众披露。各方将就适当的信息发布机制达成协议，以便协调与发布公司公告、股东通告有关的事宜。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相互之间就此事保持密切的联络。

（2）收购及合并的合作处理

各方将合作处理同时影响内地及香港市场的有关收购及合并的事宜。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采取行动，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管职能，则前者将尽一切可能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3）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

各方将合作监管在内地及香港从事证券业务的证券商、投资顾问和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及评估师等。如一个市场的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根据有关法规干预上述证券商、投资顾问及其他人员的业务，而此举可能涉及另一市场的一方的监管职能，则前者将尽一切可能设法通知该有关一方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4）签署换文

签署换文也是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取得国务院的批准后，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9月21日发布了《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审批与监管指引》。1999 年1 0 月1 4 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就将于创业板上市的内地公司的监管合作事宜签署换文，换文重新确认双方在1993年6月19日签订的《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有关条文，并就创业板制定新的合作安排。当中包括在监督、检查及调查方面互相合作，以进一步执行对创业板的监管。

（5）统一证券词汇

为了便于各方的监管合作与协调，各方同意协力统一证券词汇。为此，香港证监会于1999年出版了《英汉证券期货及财务用语汇编》，并于2003年4月经修订后再版。《英汉证券期货及财务用语汇编》收录了逾13,800个英文业内词汇在大中华地区的常用对照译法，即每一个证券英文词汇分为内地香港共同译法、内地常用译法、香港常用译法、台湾常用译法。该《汇编》的初版广受证券业界的英语及汉语使用者欢迎，极大地促进了两岸三地证券词汇的统一。

（6）人员培训和交流

近年来，内地、香港不断通过人员培训和交流，促进互相磋商和合作。在2003年内，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互相选派3 名职员前往对方工作。同时，为了加深行政人员对中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结构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的监管机构建立联系，香港证监会与多个公共机构〔包含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旅游协会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于1997年合办一项名为“香港公共机构行政人员北京课程”的培训课程。年度内共有6位香港证监会职员参加了该项由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安排的2周培训课程。除了“香港公共机构行政人员北京课程”外，香港证监会亦为初中级专业职级人员在深圳举办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在1997年一年内，共有33位行政人员参加该项培训课程。此外，在1997年里，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联交所共同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人员举办第6届培训计划。该计划由香港证券培训赞助基金赞助，共有12位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人员参加。

三、CEPA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23]

为促进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自2002年1月25日起，经过多轮磋商，于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达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安民副部长代表中央政府，与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梁锦松司长，共同签署了CEPA文本以及有关磋商纪要。

（一）CEPA及其附件等文件中有关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规定

1、CEPA中的规定

CEPA第十三条规定，双方将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在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合作，其中措施之一是双方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这就为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此外，CEPA第十三条第五款还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两地证券监管合作中内地证监机构的任务，即应本着尊重市场规律、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保险企业以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它企业到香港上市。

2、附件4中的规定

2003年9月2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唐英年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六个附件。其中附件4《关于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规定了内地对香港开放证券业的承诺：允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简化香港专业人员

[25]

[24]

在内地申请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相关程序；香港专业人员申请获得内地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只需通过内地法律法规的培训与考试，无需通过专业知识考试。

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中的规定

2004年8月27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2004年10月27日，联合指导委员会高层会议在香港再次召开会议。内地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港澳办等有关部门和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工业贸易署等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安民副部长与唐英年司长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这次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是8月27日

[26]

签署的《CEPA扩大开放磋商纪要》的正式法律文本，它具体描述了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港开放的成果。

根据《CEPA补充协议》,内地将在证券等领域对香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允许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的期货经纪公司，港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含关联方股权），合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和资本额要求等与内资企业相同；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4、《<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中的规定

按照CEPA有关规定,内地与香港特区于2005年6月启动了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磋商。2005年10月18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五次高层会议在香港召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

[27]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是在2003年签署的CEPA和2004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基础上,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港开放的成果。

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内地和香港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也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期货公司到香港经营期货业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各项市场开放措施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二）CEPA框架下内地、香港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具体内容

1、设立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

2003年11月17日下午，香港交易所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为其在京设立的代表处举行了揭牌仪式，国务委员唐家璇出席仪式并为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揭牌。

香港交易所是由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中央结算所于2000年合组而成，为在香港上市企业提供广泛的服务，并在确保香港股票市场公平有序运作、审慎管理风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北京代表处是该所在内地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这是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为密切香港交易所与内地监管部门的联系、合作与协调、便利内地拟在港上市企业与香港交易所之间的沟通发挥积极作用。

[28]

2、允许在内地设立合资期货经纪公司

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内地将从2005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的期货经纪公司,港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含关联方股权),合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和资本额要求等与内资企业相同。允许香港银行内地分行经批准从事代理保险业务。

3、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规定,内地将从2005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香港会计师应取得内地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内地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职称)。香港会计师在申请内地执业资格时,已在香港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4、对证券从业资格的互认及监管合作

为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关于“简化香港专业人员在内地申请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相关程序”的承诺,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经协商,于2003年12月3日就如何落实承诺的具体安排达成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

（1）对证券从业资格的互认

根据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的上述《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香港专业人员只要通过内地相关法规考试,即可获中国证券业协会或中国期货业协会颁发的从业资格。[29]通过该途径取得从业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员,如持有香港负责人员牌照,中国证监会将认可其作为内地高管人员的任职资历要求,如持有香港代表牌照,将等同取得内地一般的从业资格。基于对等原则,内地专业人员也可通过简化途径获得香港行业资格。经此途径取得行业资格的内地专业人员,如拥有内地高管人员任职资格,香港证监会将视其符合香港负责人员的行业资格,如持有内地一般的执业资格,将视其符合香港代表的行业资格。上述香港专业人员,是指持有(包含曾于最近三年内持有)香港证监会发出相关牌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专业人员,是指拥有有效的内地相关执业资格的中国公民。所有准备经上述途径取得资格的人员,应按内地或香港各自的程序提出申请。其所取得的从业或行业资格,仍须受两地资格对照的限制。

2004年3月20日，第一次香港专业人员内地证券法规考试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内地香港互认证券从业资格项目正式启动。

[30]

此后，中国证券业协会根据《香港专业人员申请内地证券从业资格的程序》的规定，对通过上述考试的香港专业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于2004年 5 月 19 日和7 月 28 日分两批公布了获得内地证券从业资格的68人的名单。

（2）监管合作与协调

①互相通报有关情况

两地证监会定期通报经过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名单的变更，以方便双方对有关人员的管理。由于名单并不涉及敏感资料，香港证监会可直接与中国证监会或行业协会进行交换资料。此外，两地证监会定期通报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所涉及的违规个案，如有需要，也可就个别个案即时作出通报。但由于违规个案(特别是正在处理的个案)涉及敏感资料，有关通报只可在两地证监会之间进行。

②定期召开会议

两地证监会目前已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举行定期会议，有关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人员的监管及通报重大违规个案，可加入该会议议程，以便定期检讨有关安排及成效。

③违规及调查与处理

如经上述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的人员出现违规情况，其所在地的证监会可向另一方的证监会要求就调查提供协助。有关协助的请求，可按已签订的《监管合作备忘录》提出。此外，经上述互认途径取得执业资格或牌照的人员如在异地执业时涉及违规行为，当地证监会可就个案采取纪律行动，并应将有关行动通报另一方的证监会。在收到有关资料后，获通报的一方可将有关资料纪录存档，并根据所在地的法律及法规决定是否能够或需要采取相应的纪律行动。如决定采取行动，也须将行动的资料向另一方通报。

第二篇：内地香港基础教育比较

内地香港基础教育比较

王培德

去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３１日，我随“内地—香港基础教育教材展览暨教育研讨会”代表团赴港。在教学交 流研讨和参观访问过程中，对香港的基础教育做了考察。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迫近，香港教育的情况越来 越被教育界人士所瞩目。本文拟对内地、香港教育的不同之处作一下比较。

１．学校的建设。内地学校基本都靠政府投资兴办。１９６０年以前香港教育比较落后，６０年代以来香 港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社会集团、企业公司、宗教团体办学，名曰“津贴学校”。这种学校有别于私立学校之 处在于，教师工资和行政费用均由政府承担；有别于官立学校之处在于，建校基建费用政府不负担，教师不算 公务员（官立校教职员均属公务员），即不享受医疗保险和退休金，但８０年代以来实行政府提供公积金，退 休时由政府一次性付给本人。“津贴学校”目前已占香港中小学绝大部分。香港共有中学４１０所，其中津贴 中学为３１２所；共有小学６００所，津贴小学为５００多所。

２．学制。香港小学六年制，初中三年制。自１９７２年起实行小学初中九年的“强迫教育”，相当于内 地的“义务教育”。中学四、五年级之后通过会考，有５科及格便可获得中学毕业证书。中学六、七年级属于 大学预科。中小学上满共１３年。

３．教育管理体制。内地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如教委和教育局直接领导，校长由上级任命。香港教育署除 对少数官立学校直接领导、任命校长外，通过各区教育主任对其余学校发挥协调、指导作用。校长由校董事会 提名，经教育署批准。教育署主要以法律手段监督管理学校。有关教育的法有《教育条例》、《教育则例》、《行政指引》、《资助则例》等。违法者用法律手段经法律程序起诉。校长违法，严重者免职。教师体罚学生 的，经诉讼罚款５千元，监禁１年。

香港学校领导人员比较少，无论多大规模的中小学，最多有一位校长和两位副校长，中层有一位教学主任 和一位后勤主任，还有若干位学科主任（相当于内地的教研组长）。领导层人员虽少但办事效率很高。这也是 我们办学中可以借鉴的。

４．教师。香港教师分为文凭教师和学位教师。教师在社会公开招聘。香港报纸曾刊登这样一条消息：１ ５个人争１个官立学校教师的职位。高中毕业后在教育学院念２－３年可应聘文凭教师；大学毕业获得学位的 可应聘学位教师，毕业５年以上可争取高级学位教师（本人申请，学校申报，由教育署督学来校听课审核批准），任３年以上高级学位教师可提名校长。

香港教师编制的师生比为：小学１∶２３．２，中学１∶２０．１。平均周课时为２８－３０节。

５．教学。香港学校设有政治课，但正酝酿开设“公民课”，除此之外课程及内容与内地大致相似。课堂 教学也基本相同。只是香港更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各校普遍设有美劳教室，除计算机房外，还备有供学 生课余时间操作的计算机活动室。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具和投影的也较内地多。

香港的学校比较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提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令所有儿童都能发挥他们的潜质。香港有 ３所实用中学，专收有劣迹的学生及差生；小学自三年级至六年级每个年级均有两个启导班（调皮或基础差的 学生在家长同意下参加），中文、英文、数学三科分出来单独上课，其余各科均在原班上课。对有天分的学生 办了一所“英才学校”。

６．教师组织。香港的教师组织比较多，如“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教育工作者协会”、“津贴 中学议会”、“津贴小学议会”、“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等等。教师组织在教育界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教 育署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往往要征求这些教师组织领导人的意见。“香港教育资料中心”就是“香港教育 工作者联会”创办和管理的。内地教师组织相比之下就显得少一些。

７．学校家长联系渠道。内地往往是通过“家长会”、举办“家长学校”来沟通学校家长联系渠道及对家 长进行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的教育的。香港学校则是成立家长教师联谊会。教师和每位家长以平等的地位用联 谊的方式增强了解，联络感情，研究对策。这种形式行之有效。

８．教学改革。内地教学改革比较慎重。在全面或较大范围内推广的教改成果，都是经过反复试验，专家 论证，采取的是积极稳妥的办法，做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香港教育署在全港范围内推行“目标为本”的课程 教学改革，在教育界引起了争论，推广时缺乏一定的试验过程和群众基础。香港的学术研讨会在每位与会者发 言之后，都要留出２０分钟左右的时间供大家提问题，然后由发言人逐一答复。这是与内地研讨会的不同之处。

香港教师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不仅在实用中学、职业先修中学，就是在升学预备型 的文法中学都备有学生操作室和车间，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动手操作技能。小学普遍设有“美劳教室”，专 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对我们实施素质教育无疑也是一个启示。不论升学还是就业，必要的劳动技能是必 须要具备的。忽视劳动习惯的形成与劳动技能的培养是应试教育的一大弊端。＊

第三篇：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

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文学、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将通过论述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同内地的比较，阐述香港文化和

内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论点涉及电影事业、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文化产业

 内地文化产业

在电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历史因素，内地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还是没能赶上香港电影的进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内地电影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定军山》应为中国人自主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早期的内地电影多与外国电影公司或导演合作，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型影片，尚处于稚嫩的萌芽时期。

抗战胜利后，内地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电影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虽不是积极向上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打开了思路，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影片接连面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宣传思想相符，但在体裁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间严重限制了内地电影事业的发展，致使内地电影界万马齐喑，停滞不前。政治环境逐渐好转后，电影界也开始复苏，除了红色电影之外，一批青年导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也颇有收获。

时至今日，中国的电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但从特定角度来看也陷入了一个窘境，主流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人对电影的诠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导演们过于注重情节的表现，而忽视了电影的灵魂——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没有核心思想的电影只能是空壳，视觉效果永远比不上思想冲击恒久。想要走出这种尴尬境地，可以参考欧美等国以及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走出禁锢思想的怪圈。

 香港文化产业

东方有个好莱坞，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仅仅收到外来文化、中西文化的影响，还和内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娱乐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电影，流行曲、时装、广告、粤剧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标签，注定与娱乐如影随行。凡有华人处，必有港片迷，香港电影的兴衰是香港文化产业回归十年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块仅仅几百万人的弹丸之地，却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娱乐王国。在亚洲，商业电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标签：香港制造；粤语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处处一呼百应，红馆朝朝爆满；无线剧集成为华人观众最大的娱乐……“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转折点，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香港电影朝着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飞速前进，并随着电视的普及化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当时最具代

表性的电影明星莫过于李小龙，《精武门》以及《猛龙过江》将李小龙乃至香港电影带进了国际影坛，一度创造了武打片的神话。但终究这个成功的偶然性太大，随着李小龙的猝死，香港的武打片跌入了一个低谷之中，可喜的是成龙和洪金宝用另一种方式的诠释，将喜剧元素加入武打片中，为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武打片、喜剧片、恐怖片、警匪片都有所涉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期间录制的《警察故事》和《奇迹》则被称为成龙的巅峰之作，成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

香港回归以后，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港片对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香港的年票房大致相当于内地总票房的三分之一，内地市场日益重。

香港本土文化近年来逐渐泛起复兴气象。活跃二十多年的黄耀明为首的人山人海组合以及进念.二十面体等文化社团代表文化精英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从小众品味也发展到兼顾市场，至今仍旧引导流行文化；港澳台于大陆出版联系日益紧密，出现“华文出版市场一体化”，麦麸、麦兜、老夫子等形象在内地已经家喻户晓；粤语音乐的复兴暗流日益滋生，在几大奖台各领风骚；TVB剧集在内地网吧仍旧是最受欢迎的影视节目。

“香港是个天生聪明的城市,但是它没有被教养成一个”有智慧”的孩子”，还是林奕华道出天机。不可否认，人才青黄不接正是香港文化产业内部目前最大的压力，此外争取资本回流，提升产业内在自身实力，发力外埠市场也是香港文化业将来的努力方向。以电影为例，合拍片年代的港片是否能保持香港特色成为近年最大的争议，内地人或惑，港人或忧。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想来自越南的徐克，来自泰国的陈可辛，来自南非刘国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杜可风，或许答案不言自明。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名词，而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成龙更是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影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非常成功。

但无论如何改变，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还是隐隐若若的浮现着。只要香港人的价值观一天不变质，香港电影就不会变得空洞苍白。

 文学艺术

在中国大陆，年轻人都器宇轩昂，充满大志，让你联想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话。大陆人有信心有热情，对于文学艺术是一种激情，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很多人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写首诗，而且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种信心，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文人没有圈子。至于香港，相比较起来，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冷。香港的作家多数很低调，甚至可以说是自卑。他们不会把自己称为作家，而是说文字工作者，艺术家就自称为艺术工作者。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位置以后，他们会感到安然、舒适。大陆的评论家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字眼，比如某某某的作品达到了怎样的精神高度。

在大陆，作家和艺术家会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交流，但是香港没有。这些人是混迹在三教九流之中的。香港有一些没落的老工业区，比如大角咀，那里有一些茶餐厅，环境很脏、很吵，很市井的样子，里面有人围在电视机前看赌马的节目，有人低头吃一份盖浇饭，有人大声喧哗。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有一些人在写稿或者读书，丝毫不受打扰。香港有很多书店，但是这些书店都开在很高的楼层，因为地面租金很贵。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那就是在一些理发店、小吃店或者KTV之中，有一些跟周围环境看似格格不入的书店。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环境，香港作家很少能写长篇，像骆以军这样写

40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的作家，像金庸、倪匡、古龙、张小娴，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长篇，但是这些长篇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大多是在报纸的专栏上连载，然后集结成书。王安忆、余华这些作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大陆很多作家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来到农村下乡插队，那时正是他们最敏感、最感性的时候，生活要他们去做一个人类学的观察家。而香港文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所谓文学就是用独特的语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你如果在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讲嫁给我吧，她马上就会倒掉。但是如果你跟她讲你是我尚未失去童贞的新娘，她听不懂什么，但是却成功了。在香港，文人们喜欢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展现社会百态，让生活富有色彩。

 城市文化

初到香港，感觉这个城市很沉稳，没有浮躁之气。

弥敦道，重庆大厦，加利佛尼亚咖啡馆，梳士巴利道，中环银行区，维多利亚湾，浅水湾……内地人对于香港地标的熟悉层度令香港人吃惊，而这些大多启蒙于八十年代的港片狂潮；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不同方向的移民潮，则无意间改写了香港文化的诸多历史。

白天的香港，显得气宇轩昂，就象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雅；而夜晚的香港，则显得风情万种，像一位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贵妇，让初来乍到的异地客免不了一阵眼晕。

香港的街景很有意思，无论是招牌，还是店铺，排档。虽然看上去不够亮丽，也不够大气（以俗人标准），但却很和谐。如果在内地用这样的招牌，在繁华地段开这样的小店，会让人笑话的。内地的临街的广告、招牌，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只是这种文化大都已形成爆发户模式：巨大、艳丽、奢侈，粗俗不堪。其实，它已对人们的视觉形成了污染。

如果再与内地城市相比。香港虽有点遗老的气息但依然生机勃勃，内地许多城市就象穿着名牌却满嘴吧粗言秽语的暴发户。

无可否认，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积淀，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魅力。而香港，能跻身世界三大名城之列，则在于它的包容：对不同文化、文明的包容。

 结论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尽管香港和内地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差异，但是依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和内地本一家，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在东方文化中发出璀璨的光芒。

第四篇：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若干问题比较

贪污贿赂犯罪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国家廉政建设的大敌。它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 经济 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环境，阻碍着国家 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而贪污贿赂犯罪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的严重公害之一。内地与香港都积极同贪污行为作斗争。在内地，党和国家的纪律检查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担负着查处贪污行为的任务。但就惩治贪污犯罪而言，则由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机构― 反贪污贿赂局来承担。在香港，专门进行各种反贪污工作的独立机构―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专司其职。内地与香港在反贪污机构成立的 历史 背景、反贪污机构的职能、反贪污贿赂专门人员的培训、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之处。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比较，以求取长补短，更加有效地惩贪肃贿。

一、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来 本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高速 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贿赂大量发生，并且成为一种公开的交易手段。当时，香港负责反贪污工作的是英国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贪污部。但是由于警务部门正是贪污受贿问题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所以反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令广大香港市民深为不满，也备受社会舆论的抨击。恰在此时，警方办理了一个名叫葛柏的总警司涉嫌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随后又将其保释。不料在保释期间，葛柏竟凭借自己的关系和经验，避开重重关卡，安然逃离香港，回到英国。此事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招来市民的各种抗议活动，要求拘捕葛柏归案。为此，港督麦里浩爵士委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研究案件事实真相，并检讨现行反贪污法则之效用，做出修订之建议。该委员会经过调查以后，在其调查报告之中建议成立一个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已成为严重社会公害的贪污问题。总督采纳了这项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处理贪污问题。1974 年2 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演变 最早在人民检察院中担当反贪任务的是各级检察机关中的经济检察厅（处、科），专门负责调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偷税抗税瑕冒商标等犯罪案件。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检察部门在功能、规格、人力、设备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反贪斗争发展的需要。为此，检察机关审时度势，根据国情，决定把经济检察部门的侦查、预防功能和控告申诉部门中的受理举报功能结合起来，成立了集举报、侦查、预防功能于一身的、权威的反贪机构，即反贪污贿赂局简称反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1989 年8 月18 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宣布成立。随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反贪工作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使内地整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专门化、正规化的轨道，强化了职能，对全国的反贪污贿赂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两者的异同 由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文环境不同，但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构都是在曲折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都是基于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导致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而在原有反贪职能部门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民众压力是内地和香港反贪机构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异下带来的司法体制和法学理念的区别，使得香港和内地反贪机构的成立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独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与其他司法机关并列的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完全独立的和唯一的反贪机构，内地反贪局则是隶属于检察系统、与 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职能部门之一。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历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的职责与权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职责与权力 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政府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肃贪倡廉”是其活动宗旨。根据原《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职责：(l）接受及考虑指控贪污行为之举报，并在其认为可行之范围内，予以调查；(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的罪行；(3）如廉政专员认为某政府雇员的行为与贪污有关者导致贪污，即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向总督报告；(4）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惯例程序，以便揭发贪污行为和设法将认为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进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贪污方法给予指导建议和协助；(6）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配合这些部门或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的情况下，向他们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惯例或程序的建议，以尽量减少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认识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8）宣传和鼓励市民参加和支持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职责非常专一，任务也很明确，一切工作都围绕反贪污这个中心进行。有时廉政公署也对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进行调查工作，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贻赂问题。在香港，人们普遍认为贪污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贪污案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开展反贪污工作，不仅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机构，而且应当赋予这个机构广泛的权力，以保证其能够真正有效地与贪污行为作斗争。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权力：(l）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消费水平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又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廉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审判；(2）在廉政专员的书面授权下，廉署的任何人员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或社会私营机构及人员进行各项查询或调查，有权查阅由政府雇员保存的与政府任何部门工作有关的一切记录手册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法例涉嫌贪污受贿，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者，可无需拘捕令而将其拘捕，必要时可使用武力；(4）搜查、检查及扣押任何认为作为物证的物品；(5）有权检查任何涉嫌贪污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并限制其对财产的处理；(6）在裁判司的书面授权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护照及私人文件；(7）有权进入任何政府楼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与职责有关的内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册或训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书和书面证词，列举其私人财产数额种类、开支、负债数字及调离香港的任何款项和财物；(9）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时，廉署人员有权对该涉嫌者进行搜查等等。另根据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权责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自1997 年6 月开始，获取资料搜查和检取证物、扣留旅行证件以及限制交卖财产等权转交法院。[1] 廉署权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广泛监督。为确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会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一些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由总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等。这些咨询委员会参与廉政公署对一切重大问题所做的决策，监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支持、帮助廉署解决在反贪污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职责与权力 内地反贪污局的建立，是检察机关体制的自我完善。此处着重论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内的反贪总局的职责，以为例证。反贪总局的主要职责是：(l）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对贪污贻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不报、私分国有财产、私分罚没财产等案件的侦查、预审和预防犯罪工作；(2）查办或参办、督办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跨省、市、自治区的重大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3）负责查办中央国家机关厅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4）会同有关部门承办涉外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的个案协查及缉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情况、趋势和对策；(6）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疑难案件和有关工作问题；(7）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8）研究犯罪预防的对策和综合治理工作方针、方案；（9）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两者的异同 作为反贪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反贪局与廉署的职责和权力具有相似点：(l）都是依法办案，行使职权。内地反贪局的职权 法律 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廉署所获得的权力则来源于《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二者须在这些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反贪工作；(2）倘若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或僭越权限范围，则都视为违法行为而予以严惩。由于反贪局和廉署代表社会正义，是公正廉洁的形象代表，为大众所敬仰，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严，不允许出现差错，更不容忍执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贪局在运用职权时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对违法乱纪者决不姑息。廉署是由多个委员会予以监督，反贪局则受检察机关内部监察部门和其他监督部门的制约；(3）廉署和反贪局作为反贪专业机关，都享有完全和独立的侦查权。要对付狡猾的贪污犯罪分子，没有专门手段和专业技术是不行的，所以无论是廉署还是反贪局，当地法律都赋予他们侦查权，包括搜查捡查讯问等内容，以便更好地肃贪倡廉；(4）廉署和反贪局在打击贪污犯罪同时都还担负有一项重要职能，即预防贪污犯罪，通过教育宜传以震慑贪污犯罪倾向者，防止贪污，力争达到消除贪污犯罪的终极目的。

当然，廉署与反贪局的职责与权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l）侦查权中的内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法律也明确规定它可以在认为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内地反贪局尽管也享有秘密侦查权，但因历史原因，没有自己的秘密侦查手段和力量，还需依赖警方，并经审批方可使用。有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拥有长期为其提供情况的“线人”，反贪局则绝不允许存在这种长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个地区，廉署是唯一的反贪部门，且与其他司法机关地位平等，因而职权范围较广，而内地反贪局只是三大反贪力量（纪检委、监察部、反贪局）之一，且是在检察机关属下，不仅要受外界其它部门牵制，而且检察院内其他部门的制约，譬如举报工作现已不属反贪局管辖，而由控申部门里的举报中心承担，一切贪污案件线索都要汇总于举报中心后再由其决定是否移交反贪局办理；(3）在预防犯罪职能方面，虽然双方都享有这一职权，但廉署较之反贪局更为明确广泛，执行时也更有效力，而反贪局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依靠内部文件开展此项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难以真正达到预防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一）香港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 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工作的法定范围，其中包括：(l）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办事惯例和工作程序，以揭露贪污行为，并设法修正可能引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2）应任何人士的要求，就如何消除贪污的问题给予协助和指导；(3）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不妨碍该机构执行职责的情况下，更改不良工作惯例和工作程序，力求减少可能引致贪污的机会。根据以上的法定范围，廉署防止贪污工作有三类服务对象：(l）政府部门；(2）公共机构，包括公用事业公司、公共运输公司以及行政立法两局、区域议局等各类议会；(3）私人机构。法律规定廉署专员对于前二者，须设法纠正其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对私人机构，则只能应任何人士的要求，给予协助与指导，即廉署开展的防止贪污工作对私人机构与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是有区别的。廉署中具体承担防止贪污工作的是其下辖三大处之一的防止贪污处。该处又将负责审查工作的职员划分为七组，其中有六组是以政府机关为服务对象，余下的一组则处理私人机构方面的事务。为了履行职责，防止贪污处经常与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商讨，并对其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惯例进行审查。在审查以后，就可能给贪污行为提供机会的各种漏洞提出弥补之建议，并对该建议的执行情况、效用进行监督。有关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可以对廉政公署的建议提出不同意见，这时则要由双方进行协商对论，但不能拒不接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廉政公署可以通过总督迫使该政府部门机构接受其建议。为了增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廉政公署还在有关政府部门内设立防止贪污组，负责进行防止贪污的工作。防止贪污处还可以应有关机构的邀请，参与各类工作小组，以便在新的工作程序或制度、工作程序手册及法例草案等方面提供意见。该处曾协助多个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草拟职员通令，指示遇有行贿情形时的适当处理方法。防止贪污处也经常为政府及公共机构管理阶层人员提供有关防止贪污措施的训练，内容包括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职责与权力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如何设立有关的管理制度等。专门负责向私人公司及专业机构提供防止贪污意见的部门是防止贪污处中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成员有16 人，其中12 人是私人机构的高级雇员，他们都是有关行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员，能充分帮助私人公司等在草拟工作守则、纪律守则及其他商业方针时堵塞可致贪污的漏洞。[2]这些人员除了就每份审查报告提供意见以外，还要提出宝贵的建议。审查报告需经咨询委员会审批签发，然后才正式送交委托机构。当然，建议能否被私人机构接受，由其自行决定。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廉署下属的社区关系处也承担着预防贪污的职责。社区关系处的职责按法律规定，是加深市民对贪污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并策动社会人士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社区关系处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及教育机构，宣传肃贪倡廉的信息，鼓励市民与贪污行为作斗争。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内地与香港关系

江苏理工学院

形势与政策（论文）

题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浅谈内地与香港关系）

姓名：张丽敏

班级：14商英3

学号：201413431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浅谈内地与香港关系 【引言】占中”事件是一场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一场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不仅给香港造成了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影响了众多市民的生计，也对香港的法治根基、民主发展、社会和谐、国际形象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未来的香港向何处去？香港人有必要深刻反思。

最近，香港“反水货客”的偏激行为甚嚣尘上。偶然之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关于香港“反水货客”青年对一对母女蛮横的行为的视频，其 2

中的母亲已生气地将行李箱打开，并与几个反派的青年对峙。在一旁的小孩子已是惊骇的大哭起来，而在一旁无理取闹的青年仍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过分，依旧不依不饶。看完此短片后，我很是难过。其实说实话，一些水货客的行为确实影响到一些香港民众的生活，对此我也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希望这些青年针对的是真正的水货客，而不是无辜的大陆游客。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这会影响到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本来我们就是一个祖先，为什么又要抱着如此大的敌意生活呢？这让我不禁想到2014年发生的“占中”事件。

“占中”的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表面看来，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学生们是要通过自己的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但背后的煽动和操纵者们要的显然不仅限于此，从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原则规定特首人选必须在“爱国爱港”人士中产生之日起，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要为香港的未来预设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确定性，是在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危险的鼓吹，是拿香港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个人的政治野心做铺垫，英美等西方也不敢公开支持这样的主张。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国两制”不能只讲“两制”，不讲“一国”，更不能只讲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讲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甚至排斥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

其实，或许连学生自己内心深处也知道，对于“占领中环”这场非理性政治抗争行动，他们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颜色革命”，因此他们在昔日繁华的中环“架床铺褥，涮起火锅，打起乒乓球，打起麻将”

来打发“占领”的时光，以偏执的无理争辩来与他人挑起事端，以绑架民众的正常生活来触犯众怒。当他们讪讪地无趣的回家吃饭，留下的一地鸡毛对香港的今天、明天将意味着什么？ 【产生的大致原因】

（1）饱受困扰的政治生活。《基本法》对香港的政改早已有着明确的规范，2017年将要推行的特首普选为每一个香港人展示了公平参政的巨大空间。曾经亲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撒切尔夫人前秘书、现英国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也表示，“香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程度远超当年英方就香港问题与中国开展谈判时的预期”。但在“占中”者们随时可能发起的无休止、无限度的街头政治和非法占据中，政治共识将始终难以达成，过度的政治诉求将从此使香港的政局稳定饱受困扰，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民主、法治成为一句空谈。一个缺乏健康政治生态的香港会否成为新的政治常态？人们对此充满担忧。

（2）人为断裂的社会生态。香港历来以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象示人，然而此次少数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正在导致社会分裂的显现，“占中”者们把多元包容的香港社会推向了支持者、同情者、观望者、反对者的对立格局，尽管他们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披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外衣，但长时间店堂空空荡荡的商场、饭店业者，饱受街道阻塞之苦的出租司机，无法揽到大把大陆游客的导游无一不在抱怨这样罔顾他人、极不负责的行为。香港人早已厌倦无休止的民主争拗，业者需要维持生计的正常营生，父母需要学生有着正常的学业，香港社会需要更加安定有序的发展前景。也许，是他们该站出来为自

己的平静生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3）扑朔迷茫的经济愿景。一场“占中”毁掉了“黄金周”数以千亿的市场预期。餐饮、零售和旅游业者成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占中”尚未结束，业界已保守地估计直接损失高达3500亿港元。然而，更加不利的长期效应才初露端倪：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受到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担忧物流受阻的客商不得不重新权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社会和政局的安宁是所有投资者的首要考虑，而“占中”期间已经导致的大批的投资者撤离这一是非之地；风光已久的旅游业在短期内难以吸引游客回归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繁荣稳定著称的香港从此埋下经济动荡的长期隐患。

（4）误入歧途的英式教育。曾经的香港教育以培养高、精、尖人才自居，英式教育下的学生们常常以绅士形象示人。然而当这些素日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冲上街头充当政客们炮灰时，学校当局显现的不作为不禁让人对教育本身感到疑惑。“占中”期间，俊和发展集团致信香港大学等高校，表示暂停对港大等几所高校的奖学金支持，因为高校本应引导学生以合法方式表达理念，但港大等高校不阻止学生“占中”，令学生日后面对刑责。这一举措尚属个例，但无疑是对香港高等教育的理性反省。试想，且不论教育是否应为香港长期享有“文化沙漠”这一难堪的称号承担应有之责，起码近年来那些以赴港就学为荣的内地学子们，还会对继续一个纵容学生非理性行动的教育体系趋之若鹜吗？

（5）美国试图通过香港引爆中国。跟全球众多城市一样，美国首都

也有唐人街。美国在华人土地上——尤其是香港——的存在，或许并不那么显眼，但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却不可小觑，甚至可能引爆动荡。这体现为肩负捍卫民主、人权、自由等“崇高使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华盛顿利用它们，在此地织就了自己的网络，事实上，上述团体身后皆有白宫的翻云覆雨之手。【对此事件的评论】

第一，香港“占中”活动的前提是直接抗衡中央，冲击政权，带有浓厚的“颜色革命”特征，因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也让中共全党认识一致，必须坚持原则不让步，必须遏制西方势力的图谋。这是完全可以清楚看到的。

习近平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于三个坚定不移，如何解读？其中不仅是向香港与国际社会宣示了立场，还向全党喊话，统一了原则。这就让香港“占中”活动在中共体制内无缝可钻。

第二，香港“占中”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政策，这就动摇了香港特区的法制根本，动摇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的依存根本，动摇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这样的政治骚动，不仅影响不了内地，在香港也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惨况。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香港不实行“一国两制”，就必然是实行“一国一制”。中央不会改变“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香港的反派这样闹下去，就是在逼迫香港

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大家都想过没有？香港没有独立的一毫子的本钱，但是要实行内地制度，也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这是现实啊！

第三，香港“占中”活动的过程是以挑拨香港与内地民众的情感为主打的，其不仅仅是反共，更是反中、反内地人民的具有所谓民粹情绪的政治斗争，这已经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反感，同情者寥寥，内地反对者占最大的主流。一个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闹得臭不可闻，这对内地民众来说，是最大的教育。这也是清楚可见的。【反省】

虽然占中引起民怨冲天，但特区政府仍然保持克制，尽量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街头运动。随着街头能量的逐渐削减，两个多月之久的占领运动最终在十二月初以失败落幕。虽然反对派的政治诉求落空，但占中给香港社会留下了一长串需要香港人反思的课题。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王惠贞在面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之后回到香港，她说这也是王光亚需要问香港人的严肃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就这次占中进行一个反思：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为什么却会发生将近八十天的违法占领事件呢？他希望我们能够思考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思考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也思考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纵观回归以后香港走过的路，“自治”有些被放大，而“一国”鲜有人提起。这就造成了反对派势力在回归后一路高歌猛进、步步紧逼，在一些议题上攻城略地、斩获颇丰。占中的失败，是他们第一次领教到“一国”的力量，第一次一无所得。而就像特首梁振英所表达的，占中同

时也提醒了整个香港社会，“高度自治”的底线在哪儿。“我相信经过两个多月的占领行动，大家都会认识到，要在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一定要根据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甚至带有胁迫性的行为，都不能迫使人大常委会作出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决定。相信过去两个月来，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自由与自治，是香港回归以来所享有的、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从来没有享有过的权利。而对自由与自治权利最好的捍卫，就是正确理解什么是成熟的自由，什么是应有的自治。后占中时代，香港有社会裂痕需要弥补，有经济损失需要补偿，但对于自由和自治的正确理解，恐怕还是香港人最需要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