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成内地与香港交流重要桥梁

第一篇：旅游成内地与香港交流重要桥梁

旅游成内地与香港交流重要桥梁

王兴斌

2012-6-28 9:48:45 来源：《中国旅游报》2012年06月26日

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业界人士纷纷回顾15年来内地和香港旅游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列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数大幅增长、赴港游客在香港的巨额消费，这些对香港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预测，到2019年，香港入境旅游人数有可能再翻一番，这将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个层面的影响。

笔者认为，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的旅游交流是双向的，对两地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双向的。

内地与香港是祖**亲的躯体与手足。但是，百年分离使两地民众疏分了许久。改革开放前，两地同胞的民间交流主要是探亲旅行，最初由中国华侨旅行社负责接待。1978年内地接待港澳同胞总计156万人次，虽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但接待人数依然很少。而同一时期，内地居民去香港的人数更少。

改革开放后，阻隔内地与香港同胞交往的闸门被打开了，香港同胞纷纷到内地探亲访友、观光游览、商务休闲，从1978年至1996年，内地接待港澳同胞共计3600多万人次，其中约八成是香港同胞。在此期间，内地去香港探亲访友不断增加，商务文教交流启动，但是总体上是香港赴内地的旅游为主，内地赴香港主要是商务与文教交流，基本处于单向旅游状态。

1997年7月1日，分离百年的香港回归祖国，随后香港成为内地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目的地。从此内地与香港的旅游迈入双向、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香港赴内地旅游从1997年的3977万人次增长至2011年的7936万人次；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数从1997年的236万人次增长至2011年的2810万人次。据笔者测算，香港回归后的15年间，香港赴内地旅游共计8亿多人次(包括一日往返者)，内地赴香港旅游约计1.7亿人次。2011年，两地双向旅游市场规模超过1亿人次，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双向客源市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历史的轨迹，血缘相通、咫尺之隔的内地与香港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两地民众各自习惯了两种形态的生活，加之种种人为因素的干预，彼此之间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双方的旅游者与目的地民众都是各自的形象代表和相互沟通的信使。通过旅游，双方旅游者耳闻目睹对方的自然风光与社会风貌，游客与目的地民众直面相交，必然会增进了解、加强互信。

以香港同胞赴内地旅游来说，15年间香港赴内地旅游共计8亿多人次，约为香港人口的115倍，平均每年有5000多万人次、年人均约8次到内地旅行旅游，香港游客的足迹遍布内地城乡。

据历年入境香港旅游者的抽样调查综合报告，香港游客对内地旅游资源感兴趣的为山水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文化艺术、饮食烹调和旅游购物，2009年调查的比例依次为山水风光占50.7%、文物古迹占37.9%、民俗风情占36.6%、饮食烹调占34.2%、旅游购物占28.6%、文化艺术占26.5%。

长期生活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民众徜徉于辽阔的神州大地，饱览名山大川，浸染中华文化，目睹旧貌新颜，加深了对内地人文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了解。再加上众多港商在内地的商务活动，香港各界在内地的文教科技活动，使之对内地的社会生态有更深刻的感悟。

15年来香港所经历的多次重大事件表明，内地是香港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香港同胞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在逐步提升，这与众多港胞赴内地旅游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再从内地同胞赴香港旅游来说，1997年以前，内地居民只有有香港亲属、并由亲属付款才能赴港旅行，且有严格的配额限制，1996年内地赴港旅游仅约30万人次。香港回归后，赴港旅游逐步放宽，尤其在2003年实行个人游后，内地居民自费赴港旅游的人数快速增长。2003年至2011年底，内地共有7852万人次通过个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占内地赴港游客的五成以上。15年中内地赴香港旅游约计1.7亿人次，占内地人口的12.5%。每天近万名内地游客穿行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们不仅带回了大包小袋的中意商品，还品尝了香港的美味佳肴，更是带回了对“动感之都”的深刻回忆。

如果说，香港民众赴内地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神山奇水、华夏文明，那么内地民众赴香港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她的中西交融、古今传承、多元一体的独特的社会人文生态。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香港多样文化共通、多种艺术竞放。内地民众在香港个人游的过程中，对香港的社会人文生态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国两制”是中国人民杰出智慧的时代创造。15年的历史表明，“一国两制”对两地的共同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将对香港的长久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内地与香港同胞之间在旅途中面对面地接触、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旅游成为实践“一国两制”的社会大课堂，成为两地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

内地与香港之间双向旅游的特殊性在于此，其重大的社会人文意义也在于此。两地的旅游业界不仅肩负促进旅游与经济共同发展的重任，更有沟通与增进“一国两制”下人文交流、社会和谐的重任。

第二篇：2014年1月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情况

2014年1月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情况

一、两地贸易

2014年1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2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8.4%，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7.1%。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为262.9亿美元，同比下降18.3%；自香港进口为9.8亿美元，同比下降21%。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二、吸收港资

2014年1月，内地共批准港商投资项目860个，同比下降7.6%，实际使用港资金74.9亿美元，同比上升41.8%。

截至2014年1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361758个，实际使用港资6731.6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47.8%。

三、对外经济合作

2014年1月，内地在香港承包工程合同数共计12份，金额1.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亿美元，月底在港劳务人数49601人。截至2014年1月底，内地在港累计完成营业额434.9亿美元。

第三篇：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

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文学、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将通过论述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同内地的比较，阐述香港文化和

内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论点涉及电影事业、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文化产业

 内地文化产业

在电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历史因素，内地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还是没能赶上香港电影的进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内地电影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定军山》应为中国人自主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早期的内地电影多与外国电影公司或导演合作，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型影片，尚处于稚嫩的萌芽时期。

抗战胜利后，内地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电影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虽不是积极向上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打开了思路，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影片接连面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宣传思想相符，但在体裁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间严重限制了内地电影事业的发展，致使内地电影界万马齐喑，停滞不前。政治环境逐渐好转后，电影界也开始复苏，除了红色电影之外，一批青年导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也颇有收获。

时至今日，中国的电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但从特定角度来看也陷入了一个窘境，主流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人对电影的诠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导演们过于注重情节的表现，而忽视了电影的灵魂——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没有核心思想的电影只能是空壳，视觉效果永远比不上思想冲击恒久。想要走出这种尴尬境地，可以参考欧美等国以及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走出禁锢思想的怪圈。

 香港文化产业

东方有个好莱坞，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仅仅收到外来文化、中西文化的影响，还和内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娱乐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电影，流行曲、时装、广告、粤剧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标签，注定与娱乐如影随行。凡有华人处，必有港片迷，香港电影的兴衰是香港文化产业回归十年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块仅仅几百万人的弹丸之地，却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娱乐王国。在亚洲，商业电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标签：香港制造；粤语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处处一呼百应，红馆朝朝爆满；无线剧集成为华人观众最大的娱乐……“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转折点，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香港电影朝着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飞速前进，并随着电视的普及化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当时最具代

表性的电影明星莫过于李小龙，《精武门》以及《猛龙过江》将李小龙乃至香港电影带进了国际影坛，一度创造了武打片的神话。但终究这个成功的偶然性太大，随着李小龙的猝死，香港的武打片跌入了一个低谷之中，可喜的是成龙和洪金宝用另一种方式的诠释，将喜剧元素加入武打片中，为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武打片、喜剧片、恐怖片、警匪片都有所涉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期间录制的《警察故事》和《奇迹》则被称为成龙的巅峰之作，成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

香港回归以后，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港片对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香港的年票房大致相当于内地总票房的三分之一，内地市场日益重。

香港本土文化近年来逐渐泛起复兴气象。活跃二十多年的黄耀明为首的人山人海组合以及进念.二十面体等文化社团代表文化精英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从小众品味也发展到兼顾市场，至今仍旧引导流行文化；港澳台于大陆出版联系日益紧密，出现“华文出版市场一体化”，麦麸、麦兜、老夫子等形象在内地已经家喻户晓；粤语音乐的复兴暗流日益滋生，在几大奖台各领风骚；TVB剧集在内地网吧仍旧是最受欢迎的影视节目。

“香港是个天生聪明的城市,但是它没有被教养成一个”有智慧”的孩子”，还是林奕华道出天机。不可否认，人才青黄不接正是香港文化产业内部目前最大的压力，此外争取资本回流，提升产业内在自身实力，发力外埠市场也是香港文化业将来的努力方向。以电影为例，合拍片年代的港片是否能保持香港特色成为近年最大的争议，内地人或惑，港人或忧。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想来自越南的徐克，来自泰国的陈可辛，来自南非刘国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杜可风，或许答案不言自明。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名词，而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成龙更是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影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非常成功。

但无论如何改变，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还是隐隐若若的浮现着。只要香港人的价值观一天不变质，香港电影就不会变得空洞苍白。

 文学艺术

在中国大陆，年轻人都器宇轩昂，充满大志，让你联想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话。大陆人有信心有热情，对于文学艺术是一种激情，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很多人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写首诗，而且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种信心，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文人没有圈子。至于香港，相比较起来，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冷。香港的作家多数很低调，甚至可以说是自卑。他们不会把自己称为作家，而是说文字工作者，艺术家就自称为艺术工作者。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位置以后，他们会感到安然、舒适。大陆的评论家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字眼，比如某某某的作品达到了怎样的精神高度。

在大陆，作家和艺术家会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交流，但是香港没有。这些人是混迹在三教九流之中的。香港有一些没落的老工业区，比如大角咀，那里有一些茶餐厅，环境很脏、很吵，很市井的样子，里面有人围在电视机前看赌马的节目，有人低头吃一份盖浇饭，有人大声喧哗。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有一些人在写稿或者读书，丝毫不受打扰。香港有很多书店，但是这些书店都开在很高的楼层，因为地面租金很贵。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那就是在一些理发店、小吃店或者KTV之中，有一些跟周围环境看似格格不入的书店。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环境，香港作家很少能写长篇，像骆以军这样写

40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的作家，像金庸、倪匡、古龙、张小娴，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长篇，但是这些长篇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大多是在报纸的专栏上连载，然后集结成书。王安忆、余华这些作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大陆很多作家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来到农村下乡插队，那时正是他们最敏感、最感性的时候，生活要他们去做一个人类学的观察家。而香港文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所谓文学就是用独特的语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你如果在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讲嫁给我吧，她马上就会倒掉。但是如果你跟她讲你是我尚未失去童贞的新娘，她听不懂什么，但是却成功了。在香港，文人们喜欢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展现社会百态，让生活富有色彩。

 城市文化

初到香港，感觉这个城市很沉稳，没有浮躁之气。

弥敦道，重庆大厦，加利佛尼亚咖啡馆，梳士巴利道，中环银行区，维多利亚湾，浅水湾……内地人对于香港地标的熟悉层度令香港人吃惊，而这些大多启蒙于八十年代的港片狂潮；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不同方向的移民潮，则无意间改写了香港文化的诸多历史。

白天的香港，显得气宇轩昂，就象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雅；而夜晚的香港，则显得风情万种，像一位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贵妇，让初来乍到的异地客免不了一阵眼晕。

香港的街景很有意思，无论是招牌，还是店铺，排档。虽然看上去不够亮丽，也不够大气（以俗人标准），但却很和谐。如果在内地用这样的招牌，在繁华地段开这样的小店，会让人笑话的。内地的临街的广告、招牌，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只是这种文化大都已形成爆发户模式：巨大、艳丽、奢侈，粗俗不堪。其实，它已对人们的视觉形成了污染。

如果再与内地城市相比。香港虽有点遗老的气息但依然生机勃勃，内地许多城市就象穿着名牌却满嘴吧粗言秽语的暴发户。

无可否认，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积淀，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魅力。而香港，能跻身世界三大名城之列，则在于它的包容：对不同文化、文明的包容。

 结论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尽管香港和内地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差异，但是依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和内地本一家，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在东方文化中发出璀璨的光芒。

第四篇：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若干问题比较

贪污贿赂犯罪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国家廉政建设的大敌。它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 经济 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环境，阻碍着国家 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而贪污贿赂犯罪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的严重公害之一。内地与香港都积极同贪污行为作斗争。在内地，党和国家的纪律检查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担负着查处贪污行为的任务。但就惩治贪污犯罪而言，则由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机构― 反贪污贿赂局来承担。在香港，专门进行各种反贪污工作的独立机构―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专司其职。内地与香港在反贪污机构成立的 历史 背景、反贪污机构的职能、反贪污贿赂专门人员的培训、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之处。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比较，以求取长补短，更加有效地惩贪肃贿。

一、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来 本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高速 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贿赂大量发生，并且成为一种公开的交易手段。当时，香港负责反贪污工作的是英国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贪污部。但是由于警务部门正是贪污受贿问题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所以反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令广大香港市民深为不满，也备受社会舆论的抨击。恰在此时，警方办理了一个名叫葛柏的总警司涉嫌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随后又将其保释。不料在保释期间，葛柏竟凭借自己的关系和经验，避开重重关卡，安然逃离香港，回到英国。此事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招来市民的各种抗议活动，要求拘捕葛柏归案。为此，港督麦里浩爵士委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研究案件事实真相，并检讨现行反贪污法则之效用，做出修订之建议。该委员会经过调查以后，在其调查报告之中建议成立一个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已成为严重社会公害的贪污问题。总督采纳了这项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处理贪污问题。1974 年2 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演变 最早在人民检察院中担当反贪任务的是各级检察机关中的经济检察厅（处、科），专门负责调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偷税抗税瑕冒商标等犯罪案件。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检察部门在功能、规格、人力、设备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反贪斗争发展的需要。为此，检察机关审时度势，根据国情，决定把经济检察部门的侦查、预防功能和控告申诉部门中的受理举报功能结合起来，成立了集举报、侦查、预防功能于一身的、权威的反贪机构，即反贪污贿赂局简称反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1989 年8 月18 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宣布成立。随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反贪工作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使内地整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专门化、正规化的轨道，强化了职能，对全国的反贪污贿赂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两者的异同 由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文环境不同，但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构都是在曲折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都是基于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导致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而在原有反贪职能部门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民众压力是内地和香港反贪机构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异下带来的司法体制和法学理念的区别，使得香港和内地反贪机构的成立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独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与其他司法机关并列的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完全独立的和唯一的反贪机构，内地反贪局则是隶属于检察系统、与 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职能部门之一。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历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的职责与权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职责与权力 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政府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肃贪倡廉”是其活动宗旨。根据原《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职责：(l）接受及考虑指控贪污行为之举报，并在其认为可行之范围内，予以调查；(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的罪行；(3）如廉政专员认为某政府雇员的行为与贪污有关者导致贪污，即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向总督报告；(4）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惯例程序，以便揭发贪污行为和设法将认为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进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贪污方法给予指导建议和协助；(6）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配合这些部门或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的情况下，向他们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惯例或程序的建议，以尽量减少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认识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8）宣传和鼓励市民参加和支持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职责非常专一，任务也很明确，一切工作都围绕反贪污这个中心进行。有时廉政公署也对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进行调查工作，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贻赂问题。在香港，人们普遍认为贪污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贪污案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开展反贪污工作，不仅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机构，而且应当赋予这个机构广泛的权力，以保证其能够真正有效地与贪污行为作斗争。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权力：(l）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消费水平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又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廉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审判；(2）在廉政专员的书面授权下，廉署的任何人员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或社会私营机构及人员进行各项查询或调查，有权查阅由政府雇员保存的与政府任何部门工作有关的一切记录手册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法例涉嫌贪污受贿，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者，可无需拘捕令而将其拘捕，必要时可使用武力；(4）搜查、检查及扣押任何认为作为物证的物品；(5）有权检查任何涉嫌贪污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并限制其对财产的处理；(6）在裁判司的书面授权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护照及私人文件；(7）有权进入任何政府楼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与职责有关的内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册或训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书和书面证词，列举其私人财产数额种类、开支、负债数字及调离香港的任何款项和财物；(9）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时，廉署人员有权对该涉嫌者进行搜查等等。另根据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权责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自1997 年6 月开始，获取资料搜查和检取证物、扣留旅行证件以及限制交卖财产等权转交法院。[1] 廉署权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广泛监督。为确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会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一些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由总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等。这些咨询委员会参与廉政公署对一切重大问题所做的决策，监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支持、帮助廉署解决在反贪污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职责与权力 内地反贪污局的建立，是检察机关体制的自我完善。此处着重论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内的反贪总局的职责，以为例证。反贪总局的主要职责是：(l）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对贪污贻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不报、私分国有财产、私分罚没财产等案件的侦查、预审和预防犯罪工作；(2）查办或参办、督办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跨省、市、自治区的重大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3）负责查办中央国家机关厅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4）会同有关部门承办涉外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的个案协查及缉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情况、趋势和对策；(6）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疑难案件和有关工作问题；(7）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8）研究犯罪预防的对策和综合治理工作方针、方案；（9）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两者的异同 作为反贪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反贪局与廉署的职责和权力具有相似点：(l）都是依法办案，行使职权。内地反贪局的职权 法律 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廉署所获得的权力则来源于《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二者须在这些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反贪工作；(2）倘若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或僭越权限范围，则都视为违法行为而予以严惩。由于反贪局和廉署代表社会正义，是公正廉洁的形象代表，为大众所敬仰，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严，不允许出现差错，更不容忍执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贪局在运用职权时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对违法乱纪者决不姑息。廉署是由多个委员会予以监督，反贪局则受检察机关内部监察部门和其他监督部门的制约；(3）廉署和反贪局作为反贪专业机关，都享有完全和独立的侦查权。要对付狡猾的贪污犯罪分子，没有专门手段和专业技术是不行的，所以无论是廉署还是反贪局，当地法律都赋予他们侦查权，包括搜查捡查讯问等内容，以便更好地肃贪倡廉；(4）廉署和反贪局在打击贪污犯罪同时都还担负有一项重要职能，即预防贪污犯罪，通过教育宜传以震慑贪污犯罪倾向者，防止贪污，力争达到消除贪污犯罪的终极目的。

当然，廉署与反贪局的职责与权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l）侦查权中的内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法律也明确规定它可以在认为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内地反贪局尽管也享有秘密侦查权，但因历史原因，没有自己的秘密侦查手段和力量，还需依赖警方，并经审批方可使用。有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拥有长期为其提供情况的“线人”，反贪局则绝不允许存在这种长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个地区，廉署是唯一的反贪部门，且与其他司法机关地位平等，因而职权范围较广，而内地反贪局只是三大反贪力量（纪检委、监察部、反贪局）之一，且是在检察机关属下，不仅要受外界其它部门牵制，而且检察院内其他部门的制约，譬如举报工作现已不属反贪局管辖，而由控申部门里的举报中心承担，一切贪污案件线索都要汇总于举报中心后再由其决定是否移交反贪局办理；(3）在预防犯罪职能方面，虽然双方都享有这一职权，但廉署较之反贪局更为明确广泛，执行时也更有效力，而反贪局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依靠内部文件开展此项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难以真正达到预防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一）香港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 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工作的法定范围，其中包括：(l）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办事惯例和工作程序，以揭露贪污行为，并设法修正可能引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2）应任何人士的要求，就如何消除贪污的问题给予协助和指导；(3）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不妨碍该机构执行职责的情况下，更改不良工作惯例和工作程序，力求减少可能引致贪污的机会。根据以上的法定范围，廉署防止贪污工作有三类服务对象：(l）政府部门；(2）公共机构，包括公用事业公司、公共运输公司以及行政立法两局、区域议局等各类议会；(3）私人机构。法律规定廉署专员对于前二者，须设法纠正其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对私人机构，则只能应任何人士的要求，给予协助与指导，即廉署开展的防止贪污工作对私人机构与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是有区别的。廉署中具体承担防止贪污工作的是其下辖三大处之一的防止贪污处。该处又将负责审查工作的职员划分为七组，其中有六组是以政府机关为服务对象，余下的一组则处理私人机构方面的事务。为了履行职责，防止贪污处经常与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商讨，并对其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惯例进行审查。在审查以后，就可能给贪污行为提供机会的各种漏洞提出弥补之建议，并对该建议的执行情况、效用进行监督。有关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可以对廉政公署的建议提出不同意见，这时则要由双方进行协商对论，但不能拒不接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廉政公署可以通过总督迫使该政府部门机构接受其建议。为了增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廉政公署还在有关政府部门内设立防止贪污组，负责进行防止贪污的工作。防止贪污处还可以应有关机构的邀请，参与各类工作小组，以便在新的工作程序或制度、工作程序手册及法例草案等方面提供意见。该处曾协助多个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草拟职员通令，指示遇有行贿情形时的适当处理方法。防止贪污处也经常为政府及公共机构管理阶层人员提供有关防止贪污措施的训练，内容包括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职责与权力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如何设立有关的管理制度等。专门负责向私人公司及专业机构提供防止贪污意见的部门是防止贪污处中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成员有16 人，其中12 人是私人机构的高级雇员，他们都是有关行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员，能充分帮助私人公司等在草拟工作守则、纪律守则及其他商业方针时堵塞可致贪污的漏洞。[2]这些人员除了就每份审查报告提供意见以外，还要提出宝贵的建议。审查报告需经咨询委员会审批签发，然后才正式送交委托机构。当然，建议能否被私人机构接受，由其自行决定。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廉署下属的社区关系处也承担着预防贪污的职责。社区关系处的职责按法律规定，是加深市民对贪污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并策动社会人士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社区关系处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及教育机构，宣传肃贪倡廉的信息，鼓励市民与贪污行为作斗争。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内地与香港关系

江苏理工学院

形势与政策（论文）

题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浅谈内地与香港关系）

姓名：张丽敏

班级：14商英3

学号：201413431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浅谈内地与香港关系 【引言】占中”事件是一场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一场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不仅给香港造成了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影响了众多市民的生计，也对香港的法治根基、民主发展、社会和谐、国际形象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未来的香港向何处去？香港人有必要深刻反思。

最近，香港“反水货客”的偏激行为甚嚣尘上。偶然之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关于香港“反水货客”青年对一对母女蛮横的行为的视频，其 2

中的母亲已生气地将行李箱打开，并与几个反派的青年对峙。在一旁的小孩子已是惊骇的大哭起来，而在一旁无理取闹的青年仍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过分，依旧不依不饶。看完此短片后，我很是难过。其实说实话，一些水货客的行为确实影响到一些香港民众的生活，对此我也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希望这些青年针对的是真正的水货客，而不是无辜的大陆游客。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这会影响到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本来我们就是一个祖先，为什么又要抱着如此大的敌意生活呢？这让我不禁想到2014年发生的“占中”事件。

“占中”的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表面看来，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学生们是要通过自己的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但背后的煽动和操纵者们要的显然不仅限于此，从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原则规定特首人选必须在“爱国爱港”人士中产生之日起，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要为香港的未来预设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确定性，是在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危险的鼓吹，是拿香港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个人的政治野心做铺垫，英美等西方也不敢公开支持这样的主张。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国两制”不能只讲“两制”，不讲“一国”，更不能只讲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讲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甚至排斥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

其实，或许连学生自己内心深处也知道，对于“占领中环”这场非理性政治抗争行动，他们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颜色革命”，因此他们在昔日繁华的中环“架床铺褥，涮起火锅，打起乒乓球，打起麻将”

来打发“占领”的时光，以偏执的无理争辩来与他人挑起事端，以绑架民众的正常生活来触犯众怒。当他们讪讪地无趣的回家吃饭，留下的一地鸡毛对香港的今天、明天将意味着什么？ 【产生的大致原因】

（1）饱受困扰的政治生活。《基本法》对香港的政改早已有着明确的规范，2017年将要推行的特首普选为每一个香港人展示了公平参政的巨大空间。曾经亲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撒切尔夫人前秘书、现英国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也表示，“香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程度远超当年英方就香港问题与中国开展谈判时的预期”。但在“占中”者们随时可能发起的无休止、无限度的街头政治和非法占据中，政治共识将始终难以达成，过度的政治诉求将从此使香港的政局稳定饱受困扰，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民主、法治成为一句空谈。一个缺乏健康政治生态的香港会否成为新的政治常态？人们对此充满担忧。

（2）人为断裂的社会生态。香港历来以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象示人，然而此次少数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正在导致社会分裂的显现，“占中”者们把多元包容的香港社会推向了支持者、同情者、观望者、反对者的对立格局，尽管他们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披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外衣，但长时间店堂空空荡荡的商场、饭店业者，饱受街道阻塞之苦的出租司机，无法揽到大把大陆游客的导游无一不在抱怨这样罔顾他人、极不负责的行为。香港人早已厌倦无休止的民主争拗，业者需要维持生计的正常营生，父母需要学生有着正常的学业，香港社会需要更加安定有序的发展前景。也许，是他们该站出来为自

己的平静生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3）扑朔迷茫的经济愿景。一场“占中”毁掉了“黄金周”数以千亿的市场预期。餐饮、零售和旅游业者成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占中”尚未结束，业界已保守地估计直接损失高达3500亿港元。然而，更加不利的长期效应才初露端倪：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受到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担忧物流受阻的客商不得不重新权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社会和政局的安宁是所有投资者的首要考虑，而“占中”期间已经导致的大批的投资者撤离这一是非之地；风光已久的旅游业在短期内难以吸引游客回归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繁荣稳定著称的香港从此埋下经济动荡的长期隐患。

（4）误入歧途的英式教育。曾经的香港教育以培养高、精、尖人才自居，英式教育下的学生们常常以绅士形象示人。然而当这些素日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冲上街头充当政客们炮灰时，学校当局显现的不作为不禁让人对教育本身感到疑惑。“占中”期间，俊和发展集团致信香港大学等高校，表示暂停对港大等几所高校的奖学金支持，因为高校本应引导学生以合法方式表达理念，但港大等高校不阻止学生“占中”，令学生日后面对刑责。这一举措尚属个例，但无疑是对香港高等教育的理性反省。试想，且不论教育是否应为香港长期享有“文化沙漠”这一难堪的称号承担应有之责，起码近年来那些以赴港就学为荣的内地学子们，还会对继续一个纵容学生非理性行动的教育体系趋之若鹜吗？

（5）美国试图通过香港引爆中国。跟全球众多城市一样，美国首都

也有唐人街。美国在华人土地上——尤其是香港——的存在，或许并不那么显眼，但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却不可小觑，甚至可能引爆动荡。这体现为肩负捍卫民主、人权、自由等“崇高使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华盛顿利用它们，在此地织就了自己的网络，事实上，上述团体身后皆有白宫的翻云覆雨之手。【对此事件的评论】

第一，香港“占中”活动的前提是直接抗衡中央，冲击政权，带有浓厚的“颜色革命”特征，因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也让中共全党认识一致，必须坚持原则不让步，必须遏制西方势力的图谋。这是完全可以清楚看到的。

习近平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于三个坚定不移，如何解读？其中不仅是向香港与国际社会宣示了立场，还向全党喊话，统一了原则。这就让香港“占中”活动在中共体制内无缝可钻。

第二，香港“占中”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政策，这就动摇了香港特区的法制根本，动摇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的依存根本，动摇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这样的政治骚动，不仅影响不了内地，在香港也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惨况。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香港不实行“一国两制”，就必然是实行“一国一制”。中央不会改变“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香港的反派这样闹下去，就是在逼迫香港

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大家都想过没有？香港没有独立的一毫子的本钱，但是要实行内地制度，也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这是现实啊！

第三，香港“占中”活动的过程是以挑拨香港与内地民众的情感为主打的，其不仅仅是反共，更是反中、反内地人民的具有所谓民粹情绪的政治斗争，这已经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反感，同情者寥寥，内地反对者占最大的主流。一个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闹得臭不可闻，这对内地民众来说，是最大的教育。这也是清楚可见的。【反省】

虽然占中引起民怨冲天，但特区政府仍然保持克制，尽量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街头运动。随着街头能量的逐渐削减，两个多月之久的占领运动最终在十二月初以失败落幕。虽然反对派的政治诉求落空，但占中给香港社会留下了一长串需要香港人反思的课题。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王惠贞在面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之后回到香港，她说这也是王光亚需要问香港人的严肃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就这次占中进行一个反思：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为什么却会发生将近八十天的违法占领事件呢？他希望我们能够思考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思考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也思考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纵观回归以后香港走过的路，“自治”有些被放大，而“一国”鲜有人提起。这就造成了反对派势力在回归后一路高歌猛进、步步紧逼，在一些议题上攻城略地、斩获颇丰。占中的失败，是他们第一次领教到“一国”的力量，第一次一无所得。而就像特首梁振英所表达的，占中同

时也提醒了整个香港社会，“高度自治”的底线在哪儿。“我相信经过两个多月的占领行动，大家都会认识到，要在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一定要根据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甚至带有胁迫性的行为，都不能迫使人大常委会作出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决定。相信过去两个月来，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自由与自治，是香港回归以来所享有的、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从来没有享有过的权利。而对自由与自治权利最好的捍卫，就是正确理解什么是成熟的自由，什么是应有的自治。后占中时代，香港有社会裂痕需要弥补，有经济损失需要补偿，但对于自由和自治的正确理解，恐怕还是香港人最需要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