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差异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

第一篇：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差异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

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差异引发的法律问题及

其解决

王冶英，张朝洋

 2012-09-20 22:05:0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一、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的差异

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的差异可由一则案例说起：香港的商人林先生于2002年来青岛旅游时结识了旅行团的导游王小姐，两人互生好感，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2003年在青岛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王小姐辞掉工作并随林先生到香港定居，安心做起了家庭主妇。一年之后两人逐渐发现在价值观和性格上存在诸多冲突，感情越来越淡。由于香港没有协议离婚的制度，林先生向香港湾仔家事法庭提起了离婚呈请。但是法院根据香港《婚姻诉讼条例》第十二条(1)规定“ 自结婚当日起计3年期间届满前, 不得向法院提出离婚请。”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于是，林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分居令，之后王小姐便回到了青岛老家。两人分居两年多后，林先生于2006年在香港再一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请求。此时，基于青岛为双方婚姻登记机关所在地，并且为王小姐的经常居住地，她向青岛市××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

青岛市××区法院受理了王小姐的离婚诉讼请求，经法院调解无效，而后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并做出了如下判决：第一，由于两人分居两年以上，可以认定为“感情确已破裂”，准予两人解除婚姻关系；第二，财产分割方面，由于两人之前对此并无明确的约定，因此判定两人婚后财产为共同财产，平等分割；第三，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判决有异议的，可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香港湾仔家事法庭经过审理做出了如下的暂准判令：第一，法院对原告离婚请求事实之证据经审查表示满意，根据两人分居已满两年的证据认定当事人之间“婚姻已破裂至无可挽回”程度，发出临时离婚判决；根据夫妻财产分别制，对婚后财产两人各自保留其财产所有权；第二，考虑到王小姐年龄偏大已不能再从事导游行业，而又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经验，其谋生能力较弱，判决林先生给予王小姐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三，双方当事人如对此暂准判令没有意见，除按察司或法庭在特别情况下可缩短期限外，法院将在三个月之后做出绝对判令。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内地与香港在离婚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1实体制度差异：①离婚条件不同。香港将“婚姻破裂至无可挽救”作为法定理由，以破裂主义为基础，兼顾过错主义与目的主义。内地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必备条件，实行完全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②离婚方式不同。香港实行司法分居制度，内地法律尚未规定司法分居制度；香港承认诉讼离婚，不承认协议离婚。内地实行诉讼离婚和行政登记离婚两种方式。③离婚法律后果不同。由于香港实行夫妻财产分别制，即夫妻双方对其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各自保留其财产所有权，离婚时只要各取其自有财产部分即可，离婚时一般不发生财产分割问题。内地离婚时对于财产分割则是必须妥善处理的主要问题。

2程序制度差异：①离婚管辖权不同：在香港离婚诉讼一般应由地方法院管辖，也可将任何诉讼或法律程序移交最高法院审理。在内地，离婚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②审理方式要求不同。内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属于可申请不公开审理范畴；香港离婚诉讼条例对此问题暂无规定。③判决制度不同。内地采取一次结案制度。香港法院受理离婚案件采取复合判决制度，通过两次判决确定离婚诉求结果。

二、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差异

引发的法律问题 内地与香港离婚实体和程序制度存在上述差异，给区际离婚带来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如平行诉讼问题、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协议离婚”、“司法分居”得不到对方承认问题等等。

（一）平行诉讼（parallel proceedings）一般定义为：“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参见李双元、金彭年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528页。平行诉讼又称一事两诉、诉讼竞合。

1内地和香港关于平行诉讼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19条、第20条规定：“外国法院关于离婚的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我国法院不再受理就此提起的新的诉讼；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表明：内地对于离婚案件可以“一事两诉”。

司法实践中，香港法院对“一事两诉”也并非持否定立场。只要按照《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规定提起的离婚诉讼，香港法院均有义务受理，其通常并不考虑该离婚诉求是否已在其他法域正在审理或是已经审结。

内地与香港在离婚方面之所以都规定可以“一事两诉”，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两地关于离婚案件管辖上存在积极冲突，两地均规定适用法院地婚姻法。同时，按照两地离婚诉讼条件规定，往往会出现同一离婚纠纷在两地均符合起诉和受理的条件。虽然内地与香港的离婚实体制度差异很大，但离婚条件内地规定相对宽松，通常会成为希望解除婚约当事人的首选。二是利益导向作用会使当事人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法院进行诉讼，当事人可能会出于诉讼费用或者诉讼程序的繁简等考虑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法院，因此导致离婚双方在两地分别起诉情形发生。

2平行诉讼的弊端：

（1）“一事两诉”的结果通常是内地和香港分别按各自的离婚法律制度规定做出不同的判决，由于两地法律制度的差异，对当事人的同一诉因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必将降低法律的社会威信，损害国家法制的权威。

（2）“一事两诉”的发生，使得相同的两个当事人就同一离婚纠纷面临两个诉讼，造成诉讼费用双重支出，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对两地的法院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工作量。

（二）离婚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

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与香港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两个独立法域，由于两地关于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适用范围有限，两地法院作出的大量民商事判决要都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与执行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

1内地对香港离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在两地有关协议正式达成之前，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只能依《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在互惠的基础上由内地法院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给予承认和执行，这使得香港离婚判决在内地存在承认与不承认两种可能。

2香港对内地离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

香港《婚姻诉讼条例》第55-61条是有关外地离婚及合法分居在香港承认执行的规定，明确了外地离婚获得承认的理由和条件及香港不予承认的例外。若获得香港承认其效力应符合下列条件：①该离婚程序提起国应是任何一方配偶惯常居住或任何一方配偶是该国国民；法院是基于法律程序中事实作出的裁断。②该离婚判决获得承认须不具有以下损害性：该离婚是凭借与离婚有关法律规则（配偶双方居籍的）而获准，或在其他地方获准而在该国家获承认为有效者。该外国离婚判决在以下情况下不予承认：①按照香港法律（包括国际私法规则）双方之间并无婚姻关系存续；②该项离婚程序存在问题；③承认该项离婚会明显地有违公共政策。

内地与香港若相互不承认对方离婚判决则极易形成跛脚婚姻现象。国际私法上的跛脚婚姻，又叫跛行的婚姻,即指在一个国家有效而在另一个国家无效或者解除的婚姻。由于跛脚婚姻的存在，就可能出现一个人可以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并维持着所谓“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奇怪现象参见李浩培等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比如，婚姻在香港解除后，若男方在香港再婚，但因内地不承认该丈夫先前离婚判决仍认可先前婚姻，则该男方在香港和内地就将各有一个被认可的“合法”配偶。

（三）“协议离婚”、“司法分居”得不到对方承认问题

1关于“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是一种比较自由、合理便捷的离婚方式。目前，协议离婚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纳，成为与判决离婚相并行的离婚制度。但在香港只承认诉讼离婚，不承认协议离婚。香港的《婚姻诉讼条例》明确规定，在香港离婚，不管是双方同意申请还是单方提起呈请均须在法院进行。

鉴于内地的协议离婚是解除夫妻关系的主要方式，在内地与香港的区际婚姻中，采用这一方式解除婚姻的事例也在逐渐增多。如何看待内地“协议离婚”的效力是香港有关部门及民众应当考虑的问题。

2关于司法分居

在香港婚姻制度中，分居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分居制度会引起夫妻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也使子女的抚养产生了新的问题，而且分居一旦被法院批准，便会成为法院确认“婚姻确已破裂至无可挽回”而准予离婚的条件；内地婚姻法在分居制度上没有特殊规定，在内地，分居是婚姻当事人自选的行为，不必通过司法程序。

随着两地区际离婚的增多，如何看待香港的司法分居制度也是内地有关机关和公众应予重视的一个的问题。

三、内地与香港区际离婚

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内地与香港区际离婚出现的法律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两制”下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制度下，内地与香港离婚案件既不同于一般的国内案件，也不同于一般的涉外案件。因此，我们既不能把涉港离婚问题作为国内案件来对待，也不能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来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这种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立足这种法律冲突的历史和现实，谋划一个妥善解决这种法律冲突的模式。

对于内地和香港离婚法律冲突的解决，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解决模式，例如：统一立法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防止“挑选法院”现象的发生，但它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不具有可行性。又如，单方立法模式。这种模式有很大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但需要双方在充分协商作出具体安排的基础上进行，且立法出台尚需时日。再如，国际私法解决模式。在当前尚无相关区际法律冲突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如果采用这种模式，有利于内地和香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区际法律冲突毕竟发生在统一主权国家内部，“一国两制”中“一国”是前提，且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只限于涉外关系。若采用国际私法解决模式，会使得处理区际法律冲突象解决国际法律冲突一样烦琐，不但会严重影响司法效率，而且还会产生各法域之间冲突法上的冲突，如导致反致、法律规避等现象发生，无法很好发挥一个主权国家的优势，从而使区际法律冲突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最后，司法解决模式。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部门，在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上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两地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协助方式解决法律冲突问题。

我们认为，在以上解决两地离婚法律冲突的各种模式中，综合其利弊分析，比较可行的就是这种司法协助解决模式。

（一）司法协助解决模式的有利条件

1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虽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它和内地同属于单一制国家内部的两个独立法域，隶属于中国主权，这就为司法协助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使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司法协助易于执行。另外，互惠原则来源于保护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的需要，是主权保护的产物，在国家主权统一的情况下，各法域的国家利益是统一的，互惠原则不会成为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障碍，而且应成为两地间开展司法协助的必然要求。

2香港回归以来，两地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为法律文化的协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代法律发展的趋同化为两地法律文化的协调提供了现实依据。香港在解决区际法律问题上具有与内地法域意义平等，具有同等的协商和决策权利。同时，各法域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两地法律文化交流与合作负有同样的义务。因此，法律意识的协调和统一为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加强区际司法协助的提供了有利条件。

3区际司法协议的形式具有自身特点，因其灵活性和包容性比较强，通过此种方式，不需要对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实质修改，既可以就某个急需解决的法律冲突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以应急需；也可以对一些经过实践的法律冲突问题重新签署协议，以利形成较成熟的法律冲突规范和司法协助。

4近几年来，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相互送达诉讼文书及内地与澳门相互送达和调查取证等地区间协议形式为区际司法协助提供了成功经验。

5根据《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这为两地开展离婚领域的司法协助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司法协助解决模式可能遇到的问题

1达成的共同安排199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2006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所涉及领域较窄。当前两地达成共识的领域只有文书送达、仲裁裁决执行和协议管辖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而其他众多领域尚未安排，如域外调查取证、财产保全、其他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等。

2两地间缺乏对民商事司法协助合作的协商和协调机制，往往是双方就某个领域的司法协助问题进行协商，就派专人组织进行，缺乏统一而系统的安排，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和评估，没有建立司法协助具体实施情况的通报、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协调和实施机构的评估。

3司法协助主体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根据复合法域国家区际司法协助的丰富实践和当今世界司法协助理论的最近发展，区际司法协助的内容和范围既有民事、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也有商事仲裁、行政司法等方面的司法协助。所以，区际司法协助主体已不限于不同法域司法机关之间，而是扩展到其他主管机关之间。是否只有内地的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制定相关司法协助“安排”值得探讨。三个《安排》对于内地和香港都属于“新法”范畴，应当由哪个部门行使立法权，即作为《安排》主体较为妥当，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内地与香港离婚领域司法协助的建议

1关于司法协助方式

在离婚司法协助中，仍采取签订区际司法协议的方式，但在协议模式中，首先明确协商的主体，对内地而言，应从立法上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权限；对于香港而言，可考虑通过立法会以法律形式授权律政司或香港高等法院作为协商主体。其次对于实施问题，两地可考虑采取统一方式，赋予“安排”适当的法律地位，直接在域内有效。

2关于管辖权问题

（1）禁止“一事两诉”，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般而言,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及法律的严肃性，一事只能一诉，判决结果也只能有一个。参见刘卫翔等著：《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上公认的一条普遍准则，它是防止“一事两诉”，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同一离婚纠纷，如果内地和香港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进行的情况，则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一方法院行使管辖权；如果同时起诉的，则允许当事人作出选择，未选择的，则应由与案件有合理联系的一方法院受理；如果外国法院已经就同一诉讼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并得到两地任何一方法院的承认和执行的，则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

（2）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确立拒绝管辖制度

不方便法院原则通常是指在涉及两个法域民商事诉讼的冲突中，当原告向某国法院对被告提起诉讼后，被告认为他在该国或该区域应诉得不到公正处理时，可以该国法院不方便为由，拒绝其管辖而中止诉讼。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香港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内地立法中并没有确定不方便法院制度。按照内地和香港各自的诉讼法确立法院管辖权的原则，以最先受理的法院为方便法院，后受案法院为不方便法院，后受案法院要将已受理案件主动移送先受理法院审理，或主动撤销受理，作出不予受理裁定。

3关于离婚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

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是民商事诉讼程序的归宿。参见黄进主编：《中国的区际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两地应尽快达成协议，确立对方判决的当然承认制度，限制公共秩序运用，谨慎设置拒绝承认与执行条件。

（1）内地和香港法院有义务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包括离婚协议书、分居令等。

（2）被请求法院在对判决的审查上，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

（3）在拒绝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问题上，除原判决对案件无管辖权和与公共秩序相冲突外，不得扩大限制规定的范围。

4关于区际离婚文书的送达问题

1998年12月30日，两地达成了《内地与香港关于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的安排》。《文书安排》第1、2条对两地互送民商事司法文书的主管机关作了明确规定：在内地，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主管机关为各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在香港，可以提出委托申请的主管机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凡由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审理的案件或下级法院(主要指香港各区法院)审理的涉及内地的案件需要向内地送达的司法文书，均应通过高等法院向内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委托申请。

关于文书的范围问题，按照《文书安排》第9条的规定，此项“安排”仅涉及司法文书，而司法外文书则不在《文书安排》规定范围。协议离婚书不属于司法文书范畴，不可能通过这一程序到达香港，这也是造成协议离婚在香港地位尴尬的另一原因。应当对该安排予以修正，将文书范围扩大到一切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而不仅仅限于司法文书。

5关于区际离婚调查取证问题

在国际司法协助领域，域外取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所谓直接取证是受诉法院在征得有关国家同意的前提下直接提取有关案件所需的证据。所谓间接取证是指受诉法院国通过司法协助途径采用请求书方式委托有关国家的主管机关进行取证。参见金彭年著：《国际民商事程序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为了更好地实现跨区取证，应该继续以“安排”的形式，达成两地间的司法协助协议，从根本上实现区际取证的制度化。内地与香港在取证方式上，应确定以委托取证为主要方式。委托取证应坚持以下原则：委托取证应以法院间直接联系为原则，委托调查取证应依被请求方的法律及程序进行，但如果请求方提出特殊的方式或程序，只要不与被请求方的强制性法律相抵触，则应予采纳。执行完毕，被请求方法院应将执行请求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提出请求一方，并附执行所获取得的证据材料。但是，当委托取证不属于被请求法院的权限范围，或者被请求的执行显然可能严重损害被请求地的重大社会利益的，则可以拒绝调查取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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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香港文化与内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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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文学、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将通过论述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同内地的比较，阐述香港文化和

内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论点涉及电影事业、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文化产业

 内地文化产业

在电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历史因素，内地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还是没能赶上香港电影的进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内地电影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定军山》应为中国人自主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早期的内地电影多与外国电影公司或导演合作，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型影片，尚处于稚嫩的萌芽时期。

抗战胜利后，内地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电影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虽不是积极向上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打开了思路，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影片接连面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宣传思想相符，但在体裁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间严重限制了内地电影事业的发展，致使内地电影界万马齐喑，停滞不前。政治环境逐渐好转后，电影界也开始复苏，除了红色电影之外，一批青年导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也颇有收获。

时至今日，中国的电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但从特定角度来看也陷入了一个窘境，主流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人对电影的诠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导演们过于注重情节的表现，而忽视了电影的灵魂——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没有核心思想的电影只能是空壳，视觉效果永远比不上思想冲击恒久。想要走出这种尴尬境地，可以参考欧美等国以及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走出禁锢思想的怪圈。

 香港文化产业

东方有个好莱坞，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仅仅收到外来文化、中西文化的影响，还和内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娱乐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电影，流行曲、时装、广告、粤剧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标签，注定与娱乐如影随行。凡有华人处，必有港片迷，香港电影的兴衰是香港文化产业回归十年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块仅仅几百万人的弹丸之地，却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娱乐王国。在亚洲，商业电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标签：香港制造；粤语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处处一呼百应，红馆朝朝爆满；无线剧集成为华人观众最大的娱乐……“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转折点，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香港电影朝着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飞速前进，并随着电视的普及化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当时最具代

表性的电影明星莫过于李小龙，《精武门》以及《猛龙过江》将李小龙乃至香港电影带进了国际影坛，一度创造了武打片的神话。但终究这个成功的偶然性太大，随着李小龙的猝死，香港的武打片跌入了一个低谷之中，可喜的是成龙和洪金宝用另一种方式的诠释，将喜剧元素加入武打片中，为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武打片、喜剧片、恐怖片、警匪片都有所涉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期间录制的《警察故事》和《奇迹》则被称为成龙的巅峰之作，成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

香港回归以后，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港片对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香港的年票房大致相当于内地总票房的三分之一，内地市场日益重。

香港本土文化近年来逐渐泛起复兴气象。活跃二十多年的黄耀明为首的人山人海组合以及进念.二十面体等文化社团代表文化精英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从小众品味也发展到兼顾市场，至今仍旧引导流行文化；港澳台于大陆出版联系日益紧密，出现“华文出版市场一体化”，麦麸、麦兜、老夫子等形象在内地已经家喻户晓；粤语音乐的复兴暗流日益滋生，在几大奖台各领风骚；TVB剧集在内地网吧仍旧是最受欢迎的影视节目。

“香港是个天生聪明的城市,但是它没有被教养成一个”有智慧”的孩子”，还是林奕华道出天机。不可否认，人才青黄不接正是香港文化产业内部目前最大的压力，此外争取资本回流，提升产业内在自身实力，发力外埠市场也是香港文化业将来的努力方向。以电影为例，合拍片年代的港片是否能保持香港特色成为近年最大的争议，内地人或惑，港人或忧。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想来自越南的徐克，来自泰国的陈可辛，来自南非刘国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杜可风，或许答案不言自明。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代名词，而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成龙更是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影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非常成功。

但无论如何改变，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还是隐隐若若的浮现着。只要香港人的价值观一天不变质，香港电影就不会变得空洞苍白。

 文学艺术

在中国大陆，年轻人都器宇轩昂，充满大志，让你联想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话。大陆人有信心有热情，对于文学艺术是一种激情，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很多人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写首诗，而且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种信心，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文人没有圈子。至于香港，相比较起来，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冷。香港的作家多数很低调，甚至可以说是自卑。他们不会把自己称为作家，而是说文字工作者，艺术家就自称为艺术工作者。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位置以后，他们会感到安然、舒适。大陆的评论家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字眼，比如某某某的作品达到了怎样的精神高度。

在大陆，作家和艺术家会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交流，但是香港没有。这些人是混迹在三教九流之中的。香港有一些没落的老工业区，比如大角咀，那里有一些茶餐厅，环境很脏、很吵，很市井的样子，里面有人围在电视机前看赌马的节目，有人低头吃一份盖浇饭，有人大声喧哗。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有一些人在写稿或者读书，丝毫不受打扰。香港有很多书店，但是这些书店都开在很高的楼层，因为地面租金很贵。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那就是在一些理发店、小吃店或者KTV之中，有一些跟周围环境看似格格不入的书店。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环境，香港作家很少能写长篇，像骆以军这样写

40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的作家，像金庸、倪匡、古龙、张小娴，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长篇，但是这些长篇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大多是在报纸的专栏上连载，然后集结成书。王安忆、余华这些作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大陆很多作家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来到农村下乡插队，那时正是他们最敏感、最感性的时候，生活要他们去做一个人类学的观察家。而香港文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所谓文学就是用独特的语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你如果在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讲嫁给我吧，她马上就会倒掉。但是如果你跟她讲你是我尚未失去童贞的新娘，她听不懂什么，但是却成功了。在香港，文人们喜欢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展现社会百态，让生活富有色彩。

 城市文化

初到香港，感觉这个城市很沉稳，没有浮躁之气。

弥敦道，重庆大厦，加利佛尼亚咖啡馆，梳士巴利道，中环银行区，维多利亚湾，浅水湾……内地人对于香港地标的熟悉层度令香港人吃惊，而这些大多启蒙于八十年代的港片狂潮；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不同方向的移民潮，则无意间改写了香港文化的诸多历史。

白天的香港，显得气宇轩昂，就象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雅；而夜晚的香港，则显得风情万种，像一位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贵妇，让初来乍到的异地客免不了一阵眼晕。

香港的街景很有意思，无论是招牌，还是店铺，排档。虽然看上去不够亮丽，也不够大气（以俗人标准），但却很和谐。如果在内地用这样的招牌，在繁华地段开这样的小店，会让人笑话的。内地的临街的广告、招牌，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只是这种文化大都已形成爆发户模式：巨大、艳丽、奢侈，粗俗不堪。其实，它已对人们的视觉形成了污染。

如果再与内地城市相比。香港虽有点遗老的气息但依然生机勃勃，内地许多城市就象穿着名牌却满嘴吧粗言秽语的暴发户。

无可否认，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积淀，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魅力。而香港，能跻身世界三大名城之列，则在于它的包容：对不同文化、文明的包容。

 结论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尽管香港和内地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差异，但是依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和内地本一家，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在东方文化中发出璀璨的光芒。

第三篇：台湾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台湾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目前，大陆与台湾语言差异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由此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而又普遍的不足，这就是主要局限在词汇方面，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而能见到的成果当然也就很少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对当今台湾语言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它的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进而比较其与大陆汉语（普通话）的异同。

当今台湾语言中比较明显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古旧色彩浓厚

现在，台湾社会仍然沿袭1949年以前的社会制度，在文化等方面也与过去一脉相承，所有这些，都对台湾的语言产生了巨大而又多方面的影响，并使之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台湾语言的古旧色彩大致是由对以前的语言形式的继承和沿用而表现出来的，这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古代汉语（也包括近代汉语）中沿袭的形式，二是现代汉语初期（“五四”前后到四十年代）某些形式的沿用，以下我们分别举例来谈。

1）继承古代用法

这一点，在词汇方面最为突出，随手翻开台湾的报刊杂志，就会发现有许多古代的词语仍在使用，而这些词语在大陆的现实语言中，差不多是绝迹了的，例如：

（１）（许载）且比赛不认真被判三个月“球监”，甫于最近获释。（《中央日报》1996．11．26）

（２）其中或褒或贬率皆有之，……而舆论的责难，国军官兵委是戒慎恐惧，有则改之，无则惕厉。（《青年日报》1996．12．2）

（３）近年国剧新书，几个手指头就可以算光了，更遑论其他剧种。（《中国时报》1996．11．28）

（４）还有被逼到拿公卖局房产去抵押，以迎付国库需钱孔急的情形。（《光华》1996．11）

例（１）的“甫”义同“刚刚”，成语有“惊魂甫定”义同；例（２）的“率（shuài)”与“皆”同义，“惕厉”义为“警惕戒惧”；例（３）的“遑论 ”就是“别（不用）说”，“遑”本为“闲暇、空闲”义；例（４）中“孔”义同“很、非常”。

如上引的古词比比皆是，而以下的古语也为数不少：

（５）他鉴于学校这几年来包括升学的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以及社会接连发生宋七力等怪力乱神事件，认为有必要在教育方面多用点心力。（《中国时报》1996．11．28）

（６）（通缉犯）并跳下涵洞抢夺另辆机车逃逸，警方扼腕不已。（同上）

按，《论语》中即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而“扼腕”义为“惋惜”，也是由古而来的。

古代汉语中以单音节词为主，其中许多后来变成了双音节词，而在台湾，却仍时常取其单音节形式，这也反映了古旧的特色，例如：

（７）林老师只好采折衷办法来帮助他。（《中央日报》1996．11．26）

（８）兴建一座具国际水准的观光温泉俱乐部。（同上）

同样的句子中，在大陆就只能用“采取”和“具有”。

以上是词汇，下边我们再来看句子形式。使动用法是古代汉语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词语活用形式，而这样的用法，在当今的台湾语言中也比较多见，例如：

（９）但常吃萋蒿，肯定能涤浊气，荡襟怀，爽精神，轻身体……一个女子若常吃萋蒿，必会吐气如兰，美颜瘦身，改变风韵。（《中央日报》1996．11．26）

（10）况且如果草屋的存在，只满足了可以付出高昂代价的少数人，那也窄化了草屋的运用，薄浅了草屋的精神内含。（《光华》1996．11）

近代汉语中，某些补语经常放在宾语的后边，类似的用例在台湾语言中也时能看到，例如：

（11）……决定提高悬赏缉凶的破案奖金到新台币二千万元。（《中央日报》1996．11．26）

（12）长庚医院……首先应用逆行性脑灌注术于剥离性主动脉手术。（《青年日报》1996．12．2）

2）沿用现代汉语初期用法

1945年台湾光复后，开始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大力推广“国语”。所谓“国语”，就是当时的全国通用语，我们称之为初期现代汉语。“国语”运动的成功，使得初期现代汉语中的许多形式、用法得以存留、沿用下来，并成为今天台湾语言中的常用形式。比如，初期的用法中，数量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经常要加一个结构助词“的”，而这样的形式今天在台湾仍十分普遍，在大陆则只限于某些习惯用法，例如：

（13）日本也向美国采购了二十二套的爱国者防空飞弹。（《青年日报》1996．12．2）

（14）回台湾后，我第一件的工作是……赚钱还债。（《中国时报》1996．11．28）

“五四”后，人称代词前边加修饰语的用法日益多见，今日台湾这样的形式也十分常见，而大陆头几年很少，近几年才多了起来，例如：

（15）（《奥赛美术馆典藏集》）是喜爱艺术欣赏的你不容错过的典藏集。（《中央日报》1996．11．26）

（16）内心充满寂寞和喜悦交加的我，常有深沉的感动在心中沸腾。（《联合报》1996．11．28）

2.语言形式缺乏统一性

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台湾语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用字不统一

这里有繁简字的并存，如“台湾”的“台”，各种书报上就繁简不一；也有同音替代，如“启程”和“起程”；而更多见的，是某些常用虚词的混用。比如，结构助词“的、得、地”，三者的使用在台湾也有大致的区分，且与大陆基本相同，但在使用中却相当混乱，例如；

（17）快，好好的享受一番。（《立报》1996．12．2）

（18）自民国廿四年以来中山堂的古朴典雅，简单流畅，蕴蓄着柔和之美，更是活生生地无言教材。（《中国时报》1996．11．28）

（19）（姚高桥）语带玄机的表示，专案小组已掌握重要线索，相信离破案不远。（《中央日报》1996．11．26）

2）表数不统一

台湾的表数方式比大陆复杂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形式的汉语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等并用，而它们之间又有混杂，且有不同的混杂方式。

分数的表达最为混乱，比如以百分之二十二为例，我们见到的就有以下八种书写（排印）方式：a）百分之二十二；b）百分之廿二； c）２２％； d）二十二％； e）廿二％； f）２２％； g）； h）。其中f）~h）用于竖写（排）。

基数表达的不统一主要是同一篇文章中经常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时报》1996年11月28日第18版有一篇文章，前边有“七千五百万”，后边又有“一０五六位中国人”；《民众日报》1996年12月２日26版有一文，是竖排的，前边出现了横式的“114（毫克）”，隔几行又有“一百四十毫克”，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

3）译名不统一

外来词语的音译，1949年以前出现的，现在海峡两岸大都共同沿用，如“卢梭”、“沙龙”等，1949年以后出现的，则两岸多有不同，如奔驰－宾士、索尼－新力等。大陆的音译通常以新华社的译法为准，大家有所因依，因此比较统一，而台湾的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因而译名不统一的情况时有所见。比如，《中央日报》1996年11日第１版中有“泰国总理班韩”，而到了第２版，则成了“泰国总理挽限”相差太远，至于“乔丹”（美国篮球明星）又作“乔登”之类的就更多了。

4）标点符号不统一

这方面，主要有引号与书名号的混用，句号与逗号的混用，以及某些标点符号用与不用的随意性等，以下仅举两个有关逗号的用例：

（20）为侦办方便检察长指示，专案小组将不定时、不定点随需要随时召开。（《青年日报》1996．12．２）

（21）县警局保安队是于前天，在嘉义县漉草乡查获，名为黄喜美的印尼三十二岁女子。（《中国时报》1996．11．28）按，按一般的用法，前一例中的“方便”后应加一逗号，后一例中的两个逗号则不用。

5）书写（排印）不统一

这方面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横排的，有的从右往左，有的则从左往右；竖排的，虽然大都是从右往左，但也有从左往右的。此外，在竖排时，对于阿拉伯数字、外文形式等，有时竖排，有时又横排，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会前后不一，随意性很强。

3.日语形式的存留

1945年光复前，台湾有长达50年的时间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据时期，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使得台湾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以及结构形式等，而这些在大陆是没有的。在词汇方面，主要是直接取自日语或译自日语的词语的使用，从电视台的“星星物语”（故事、传奇）节目，到报纸上的“浮世绘”（描绘世俗风情的）短文，从手上的“便当”（盒饭）到邻居的“欧巴桑”（大妈），类似的词语虽非触目即是，但确实为数不少。

以下是“日化”的句子：

（22）警方对张某的说词极重视，已经请他全力协助警方指证歹徒中。（《中央日报》1996．11．26）

（23）各种案件包办，欢迎洽询。（同上）

（24）象征“北师情，教育爱”的钟楼（《青年日报》1996．12．２）

按，例（22）的“……中”在台湾用得十分普遍，这是典型的日语翻版，表示正在进行（详后）；后两例中都有述宾倒序，而述后宾前正是日语的一般语序。

4.方言成分的吸收

台湾主要属于闽南方言区，因此台湾语言受闽南话的影响很大，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吸收了不少闽南话的成分。词汇方面的例子如：牵手（配偶）、头路（职业）、三八（女人疯疯颠颠，不太正常）、呷酷（吃醋）等。

语法方面，最典型的是“有”的使用。闽南话中，肯定式的动词前边常带一个“有”字，现在台湾人的口语中，这样的用法十分普遍，如“这三门课程都有成立学会”（某大学教授语），而在书面语中，这样的形式也不乏其例：

（25）警方怀疑对方有涉及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血案。（《中央日报》1996．11．26）

（26）不播有拍到明星住家地址的节目带。（《中国时报》1996．11．28）

闽南话中“无”可以做否定副词，义同普通话中的“没有”，而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也看到了这样的用例：

（27）目前只是广泛的汇证，并无锁定谁。（《青年日报》1996．12．2）

受闽南话的影响，台湾语言中表领属的结构助词“的”可以不用，例如：

（28）已经代民伸张正义的邵子都，和台湾知府（）女儿远走高飞。（《联合报》1996．11．28）

此外，在台湾人的口语中，句尾经常带一个“而已”，如“参观他们的办公室一下而已”（一位出版商语）。“……的样子”、“这样子的”也常说，如“尽管我本人对这个问题有点兴趣这样子的”（一位中学教师语），这都是闽南话影响的产物。

5.其他差异

除前述几个方面外，台湾与大陆语言的差异还有很多，但大都属于某些具体的形式、表达方式以及表达习惯等的不同，由此，也造成大量的在我们看来比较陌生的语句，以下略举几例：

（29）属于天蝎座的李其芳，在外形上完全不符合天蝎座的长相，反而像极了处女座的美女。（《青年日报》1996．12．2）

（30）用“联想法”或“数字编”等各种绝招，硬是将考试重点塞进去学生的脑袋中。（《光华》1996．11）

（31）这样为了自已的小自然，而破坏了大自然，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是相当不环保的。（同上）

（32）热能消耗相等走路６－10公里。（《中国时报》1996．11．28）

（33）整个“时光球”封箱仪式，在上午十时举行，以极为复古的方式展开。（《中央日报》1996．11．26）

（34）对于有人批评这几年的秋斗，以一种嘉年华会的氛围作呈现，似乎可能因为……（《立报》1996．12．2）

（35）他曾经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所以阅读、收听、收看是生活中的最爱。（《青年日报》1996．12．2）

（36）美国上周末的票房一开出，立刻跌破不少人的眼镜。（《中国时报》1996．11．28）

中華民國國語通常簡稱國語，是指中華民國於1912年立國後由政府規定的國家語言，在全國普及通用，以北京話為基礎。1940年代國共內戰爆發，中華民國政府失利而退守台灣地區，使中華民國國語的通行範圍僅至於台灣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的中國大陸則以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取代。由於中華民國國語已經在台灣地區獨立發展了50年以上，而逐漸與在中國大陸所使用的普通話出現差異，有語言學家因此將其稱之為台灣國語（或台灣華語）。

因为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要求使用国语，台湾人讲的是国语，但不是我们所讲的普通话。因为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大部分是一样的。区别如下：

A、语音特征

因受方言的影响发音不规范

1、无翘舌音声母，一般都念平舌音声母Z、C、S。

2、鼻音声母N和边音声母L分不大清，一般多念成L声母。

3、把齿唇音声母F发成喉声母H，“农夫”读成了“NONG HU”。

4、如韵母把不圆唇元音发成圆唇元音。“知道”读“ZU DAO”，“吃饭”读“CU HAN”。

5、极少儿化韵。

6、少轻声。

7、声调比较短促（受某些方音的入声影响）。

8、个别字音与普通话不同（有些受古汉语影响）。如连词“和”念“HAN”，学说“我HAN你”

然而，台湾“国语”语音特点固然是很突出的方面，但决定系统对立的因素，主要还是词汇和语法这两方面。这是因为国语的语音规范比较明确，历来的“识字”教育又有“正音”的传统，说话人在语音上的规范意识比较强。而在词汇和语法上，规范模糊，人们的规范意识也比较弱，异变发展在这方面要快一些。

B、词汇特征

在语言变化过程中，词汇是最活跃的部分。两岸由于政治制度，语言环境、社会文化都相差很大，加上长期隔绝不相往为，词汇上表现出很明显的“词语差”。比较两岸词汇现象，显示出台湾“国语”特色的大致有6种情况。

1、可感觉到不是大陆普通话词语，但理解上不形成任何障碍。

如“速食面、录影带、计程车、脚踏车、冷气机、易开罐、人造皮、服务生、存款薄、影评人、店员、邮差等。

2、字面义似乎很清楚，实际不然，往往引起误解。

如：张老师（泛指心理学老师或可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人）、街口（义为BLACK）、机车（摩托车）、公车（公共汽车、非公家车）、本科（学校的主要学科，对选科而言），先进（在”各位先进“一语中指在座的听众）。

3、借助于上下文或词素、词义组合上都难理解的。

如：清汤（指女子直而齐耳的短发，有”清汤挂面“一语）。E型女性（一切都追求Excellent的女性）；K书（用功读书）。天妇罗（一种外头裹有淀粉一类东西的油炸食品）。寡占（垄断），出缺（主管人有事有病不在职），组织人（忠于职守但缺乏主见和创造性的职员）等等。

这部分还可包括一些国语口语中常用来讲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方言调。如：查博人（男人），查某人（女人），才调（本领），三八（神经质、不正经），伴手（礼物），也有借用日语、英语的词。如便当、看护妇，派对，秀等等。

4、台湾和大陆都有、都用的词语，但使用习惯和频率不同。如：a、民众、杯葛、国乐、幼稚园；b、提升、检讨、爱人、高姿态、高工、贩卖、成长、品质。这两组词，在两岸出版的词书里都可以找到。区别在于：第一组在普通话中都有了代替词，现在基本不用了；第二组在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中都是常用词，但词义、使用范围和习惯都有所不同。如：”提升“在台湾“国语”里可以有”知识水平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升“等说法，相当于普通话的”提高“。再如”检讨“台湾指总结经验之义。”爱人“台湾指情人。还有”高姿态“指姿态甚高，颇难与人合作。”高工“台湾多指高级工业学校的简称，不指职称。”贩卖“在台湾“国语”中甚至流行”贩卖……生活“这样的用法。有些只是属于中性词，没有贬义色彩。

5、保留古汉语词较多。

6、吸收大陆普通话、闽南话、上海话、广东话的一些词。词语变化同社会变化紧密联系，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词语也相互渗透。如”泡妞、套牢、老公、爱心、作秀、观光、动作、知名度、连锁店、单身贵族“等已在大陆流行开来。”策划“原是贬义的，现在普通话中也有了中性色彩的用法。而台湾国语也吸收了一批普通话词语。如：抓、摘、反思、水平、对口（台湾“国语”地区只用于”对口相声“）等等。”紧张"一词，除共有义项，普通话还用于货物、商品的供应不足，这个义项台湾“国语”原来没有，现在也见于口语和书面语了。

2，关于拼音，台湾原先一直使用注音符号，2000前后改用通用拼音

注音符号：旧称为“注音字母”，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1913年由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共计39个字母，排列以“ㄍㄎ”开头；1920年改订字母顺序，增加一个字母“ㄜ”共计达40个。注音初期以读音统一会所定字音为标准，故有“万v、兀Ng、广Gn”三个字母，后以北京音为标准，“万、兀、广”只作注方言之用，目前仍使用的有37个(声母21个，韵母16个)。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正式的称呼是国语注音符号第一式。相对于汉语拼音来说，注音符号有时简称注音。

中国1950年代以后，汉语拼音被广泛推广，一般人使用拼音拼读汉字，但是在常用语言工具书中标注汉字读音仍旧拼音和注音同时使用。目前在台湾，小学生在学会汉字书写之前，必须先进行十周左右的注音符号教学，以做为认识汉字字音的工具；在生活实用上，注音符号是标注生字的拼音，也是普遍的汉字输入法。注音符号在台湾推行相当成功，小学生皆被要求熟练使用。

故在台湾闽南语、客家语的教学上，教育部另外增添新符号以能拼读这些“乡土语言”，称之为“台湾方言音符号”，目前这些新符号已收录至Unicode编码中的“Bopomofo Extended”区。在2000年前后，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一套通用拼音规则。尝试以之为台湾国语字音拉丁化译音的标准方案，并取代注音符号第二式(MPS II)，目前除了台北市以外，已经逐渐落实在地名拼写上。

在台湾，把普通话叫做“国语”。细细探究起来，其实“国语”一词早已有之。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吴汝伦前往日本考察，见到日本正在推广“国语”，又称“共同语”。吴汝伦回国之后，提出中国也应该推广国语。他以为，中国的国语以北京话为基准。台湾一直沿用国语一词至今。

现在台湾会说国语的人，将近百分之九十。五十岁以下不会说国语的人很少。

在台湾是怎么学普通话的？台湾中小学都实行“国语教育”，老师用国语讲课，学生要用国语回答问题，所以从小就学习讲国语。

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在台湾会讲国语的人并不多。那时候，台湾人主要讲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此外，那就是日语。

从明朝以来，大批福建人移民台湾。他们讲闽南话。如今，台湾最多的是闽南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闽南话成了台湾最主要的方言，称为“台语”或者“台湾话”。

后来，来自广东（主要是广东梅州一带）的移民也大批移居台湾，他们讲客家话。如今在台湾，客家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台湾的原住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原住民讲南岛语言。

除了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之外，还有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外省人。外省人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大部分都会讲国语。

就语言的“沟通度”（最大指数是1.000）而言，据调查, 在台北，国语的沟通度为0.985, 接近于1.000，差不多是全民共通语；闽南语的沟通度是0.495，近一半，是次要交际语；客家语则为0.001, 仅是纯粹的族群内用语。

在台湾，大部分人既会讲国语，又会讲闽南语。这样的“双语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不过，在我“听”来，这些“双语族”所讲的国语，往往带有明显的“台湾腔”。

也有的只会讲国语，不会讲闽南语（主要是外省人），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之十一。这些人的国语，则带有原省籍的口音。

大约正是因为台湾的国语“沟通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所以我来到台湾，与台湾朋友沟通无语言障碍，讲普通话可以走遍台湾，深感方便。同样，大批台胞来到大陆经商、旅游，也无语言障碍，非常方便。追根溯源，国语在台湾如此普及，要感谢国民党政府当年大力推行的“国语运动”。

在台湾，虽然由于彼此都讲国语，交流无碍，但是毕竟两岸隔阂多年，诸多用语习惯不同，有时要想一下，才明白对方的意思。也有时需要连蒙带猜。还有的时候，蒙也蒙不明白，猜也猜不出来！

大陆普通话与台湾普通话的区别

半个多世纪的隔离,使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产生了不少差异。

1996年,国家旅游协会组团访台。由于我来自两年前发生“千岛湖事件”的浙江省,赴台当日便被台湾记者团团围住,争相提问。我则逐一作了回答。当某电视台记者问到“对‘千岛湖惨案’,大陆方面该如何检讨?”时,我们的何团长忽地站起身来,接过我手中的话筒说道:“这种事件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和地区都不愿见到,但也难以避免的。就总体而言,大陆的治安要比台湾好得多。千岛湖事件发生没几天,3名凶手就全部落网。而台湾桃园县的刘邦友县长,被杀害了那么多天,昨天报上刚说有了点线索,今天又说线索断了,不知你们有何感想?”台湾记者面面相觑,不再提问。

晚宴时,台湾“观光局”的张局长对我说:“可能有点误会了,台湾人讲的‘检讨’是中性词,相当于你们所说的‘探讨’。”

两天后,台湾方面提出晚上与大陆访问团搞个“同乐会”。我们不明白“同乐会”是啥名堂,无人回应。经台方一再解释,方明白所谓“同乐会”,就是我们说的“联欢会”!结束访台的前一晚,台湾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宴会。“观光局”张局长的致辞很动情,也很得体。只是他讲到“恳切希望大陆的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能成为台湾游客的保护伞”时,访问团无人鼓掌,因为“保护伞”在大陆完全是个贬义词,听上去很是别扭。回到大陆后,与一位台胞谈及此事,他笑着说,“保护伞”在台湾人的口中,是“护佑神”的意思。

以后我留意了一下,发现两岸用语的差异还真的不少。

譬如“质量”这个词,在大陆是评价商品时用的词汇,而台湾人则用作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假若你在台湾人面前谈论“这件衣服质量太差”,他会满脸错愕:一件衣服怎么会有道德问题呢? 大陆人动辄喜欢用一个“搞”字,搞运动、搞活动、搞卫生、搞对象等等。而在台湾,“搞”完全是个贬义词,只用作“搞女人”、“搞见不得人的事”之类。倘若问台湾人“你搞什么工作”,人家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工作也能“搞”吗? 大陆人讲的“秋裤”,在台湾人的口中成了“卫生裤”。大陆人指的“秋裤”顾名思义就是秋凉时御寒穿的裤子,不知台湾人的“卫生裤”是否有清洁身体的功能? 大陆把已婚妇女称为“女士”,而台湾称作“女生”,即使年过半百,也女生长女生短的,我们听了觉得怪怪的。两岸用语的差异,俯拾即是。大陆称“出租车”,台湾叫“计程车”;大陆称“激光”,台湾叫“镭射”;大陆称“网络”,台湾叫“网路”;大陆把“窝心”作为“非常闹心”的意思,而台湾恰恰相反,认为“窝心”就是“非常舒心”„„

近年来,随着两岸的扩大交往,习惯用语也你吸引我,我渗透你,互相影响。特别是大陆的网络用语,大大拉近了两岸网友的距离。“山寨”、“雷人”、“打酱油”、“躲猫猫”、“俯卧撑”、“土法炼钢”、“人肉搜索”等都很快成了台湾的流行语。连刚被大陆发现的“犀利哥”,台湾人也同步关注,同步讨论,并活学活用。短短个把月,便出现了好几个以“犀利哥”为艺术造型的台湾版活报剧。

同样,台湾的习惯用语鸭霸、便当、达人、宅男、杯葛、造势、诉求、飙涨、民调、票决、脱口秀、追星族、狗仔队、老神在在„„也蜂拥而来,连一些台湾人已经丢弃的,也被人捡起来当成了时髦货。

前几天,与一位台湾朋友喝茶聊天。他说,没想到“哇塞”一词成了不少大陆人的口头禅,特别是在一些综艺节目和娱乐节目里,主持人动不动就大喊“哇塞”,还伴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借以渲染节目的气氛。殊不知,“哇塞”原是流行于台湾的闽南粗话。“哇”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 行为的动词,相当于北京话的“cao”、上海话的“戳”、山东话的“日”。现在台湾懂点自爱的艺人,早就不再使用“哇塞”这种粗俗不堪的用语了。真想向大陆演艺界的朋友提个醒,为了您的自身形象,也为了观众们的耳根清净,别再当众“哇塞”了!

第四篇：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若干问题比较

贪污贿赂犯罪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国家廉政建设的大敌。它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 经济 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环境，阻碍着国家 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而贪污贿赂犯罪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的严重公害之一。内地与香港都积极同贪污行为作斗争。在内地，党和国家的纪律检查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担负着查处贪污行为的任务。但就惩治贪污犯罪而言，则由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机构― 反贪污贿赂局来承担。在香港，专门进行各种反贪污工作的独立机构―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专司其职。内地与香港在反贪污机构成立的 历史 背景、反贪污机构的职能、反贪污贿赂专门人员的培训、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之处。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比较，以求取长补短，更加有效地惩贪肃贿。

一、香港与内地反贪污贿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来 本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高速 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贿赂大量发生，并且成为一种公开的交易手段。当时，香港负责反贪污工作的是英国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贪污部。但是由于警务部门正是贪污受贿问题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所以反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令广大香港市民深为不满，也备受社会舆论的抨击。恰在此时，警方办理了一个名叫葛柏的总警司涉嫌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随后又将其保释。不料在保释期间，葛柏竟凭借自己的关系和经验，避开重重关卡，安然逃离香港，回到英国。此事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招来市民的各种抗议活动，要求拘捕葛柏归案。为此，港督麦里浩爵士委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研究案件事实真相，并检讨现行反贪污法则之效用，做出修订之建议。该委员会经过调查以后，在其调查报告之中建议成立一个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已成为严重社会公害的贪污问题。总督采纳了这项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独立机构来处理贪污问题。1974 年2 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演变 最早在人民检察院中担当反贪任务的是各级检察机关中的经济检察厅（处、科），专门负责调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偷税抗税瑕冒商标等犯罪案件。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检察部门在功能、规格、人力、设备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反贪斗争发展的需要。为此，检察机关审时度势，根据国情，决定把经济检察部门的侦查、预防功能和控告申诉部门中的受理举报功能结合起来，成立了集举报、侦查、预防功能于一身的、权威的反贪机构，即反贪污贿赂局简称反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1989 年8 月18 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宣布成立。随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反贪工作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使内地整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专门化、正规化的轨道，强化了职能，对全国的反贪污贿赂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两者的异同 由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文环境不同，但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构都是在曲折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都是基于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导致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而在原有反贪职能部门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民众压力是内地和香港反贪机构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异下带来的司法体制和法学理念的区别，使得香港和内地反贪机构的成立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独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与其他司法机关并列的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完全独立的和唯一的反贪机构，内地反贪局则是隶属于检察系统、与 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职能部门之一。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历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的职责与权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职责与权力 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政府反贪污的专门机构，“肃贪倡廉”是其活动宗旨。根据原《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职责：(l）接受及考虑指控贪污行为之举报，并在其认为可行之范围内，予以调查；(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的罪行；(3）如廉政专员认为某政府雇员的行为与贪污有关者导致贪污，即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向总督报告；(4）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惯例程序，以便揭发贪污行为和设法将认为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进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贪污方法给予指导建议和协助；(6）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配合这些部门或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的情况下，向他们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惯例或程序的建议，以尽量减少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认识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8）宣传和鼓励市民参加和支持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职责非常专一，任务也很明确，一切工作都围绕反贪污这个中心进行。有时廉政公署也对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进行调查工作，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贻赂问题。在香港，人们普遍认为贪污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贪污案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开展反贪污工作，不仅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机构，而且应当赋予这个机构广泛的权力，以保证其能够真正有效地与贪污行为作斗争。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权力：(l）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消费水平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又不能合理解释来源的，廉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审判；(2）在廉政专员的书面授权下，廉署的任何人员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或社会私营机构及人员进行各项查询或调查，有权查阅由政府雇员保存的与政府任何部门工作有关的一切记录手册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法例涉嫌贪污受贿，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者，可无需拘捕令而将其拘捕，必要时可使用武力；(4）搜查、检查及扣押任何认为作为物证的物品；(5）有权检查任何涉嫌贪污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并限制其对财产的处理；(6）在裁判司的书面授权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护照及私人文件；(7）有权进入任何政府楼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与职责有关的内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册或训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书和书面证词，列举其私人财产数额种类、开支、负债数字及调离香港的任何款项和财物；(9）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时，廉署人员有权对该涉嫌者进行搜查等等。另根据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权责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自1997 年6 月开始，获取资料搜查和检取证物、扣留旅行证件以及限制交卖财产等权转交法院。[1] 廉署权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广泛监督。为确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会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一些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由总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等。这些咨询委员会参与廉政公署对一切重大问题所做的决策，监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支持、帮助廉署解决在反贪污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二）内地反贪污贿赂局的职责与权力 内地反贪污局的建立，是检察机关体制的自我完善。此处着重论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内的反贪总局的职责，以为例证。反贪总局的主要职责是：(l）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对贪污贻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不报、私分国有财产、私分罚没财产等案件的侦查、预审和预防犯罪工作；(2）查办或参办、督办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跨省、市、自治区的重大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3）负责查办中央国家机关厅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4）会同有关部门承办涉外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的个案协查及缉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情况、趋势和对策；(6）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疑难案件和有关工作问题；(7）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8）研究犯罪预防的对策和综合治理工作方针、方案；（9）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两者的异同 作为反贪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反贪局与廉署的职责和权力具有相似点：(l）都是依法办案，行使职权。内地反贪局的职权 法律 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廉署所获得的权力则来源于《廉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二者须在这些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开展反贪工作；(2）倘若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或僭越权限范围，则都视为违法行为而予以严惩。由于反贪局和廉署代表社会正义，是公正廉洁的形象代表，为大众所敬仰，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严，不允许出现差错，更不容忍执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贪局在运用职权时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对违法乱纪者决不姑息。廉署是由多个委员会予以监督，反贪局则受检察机关内部监察部门和其他监督部门的制约；(3）廉署和反贪局作为反贪专业机关，都享有完全和独立的侦查权。要对付狡猾的贪污犯罪分子，没有专门手段和专业技术是不行的，所以无论是廉署还是反贪局，当地法律都赋予他们侦查权，包括搜查捡查讯问等内容，以便更好地肃贪倡廉；(4）廉署和反贪局在打击贪污犯罪同时都还担负有一项重要职能，即预防贪污犯罪，通过教育宜传以震慑贪污犯罪倾向者，防止贪污，力争达到消除贪污犯罪的终极目的。

当然，廉署与反贪局的职责与权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l）侦查权中的内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法律也明确规定它可以在认为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内地反贪局尽管也享有秘密侦查权，但因历史原因，没有自己的秘密侦查手段和力量，还需依赖警方，并经审批方可使用。有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拥有长期为其提供情况的“线人”，反贪局则绝不允许存在这种长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个地区，廉署是唯一的反贪部门，且与其他司法机关地位平等，因而职权范围较广，而内地反贪局只是三大反贪力量（纪检委、监察部、反贪局）之一，且是在检察机关属下，不仅要受外界其它部门牵制，而且检察院内其他部门的制约，譬如举报工作现已不属反贪局管辖，而由控申部门里的举报中心承担，一切贪污案件线索都要汇总于举报中心后再由其决定是否移交反贪局办理；(3）在预防犯罪职能方面，虽然双方都享有这一职权，但廉署较之反贪局更为明确广泛，执行时也更有效力，而反贪局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依靠内部文件开展此项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难以真正达到预防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与内地反贪机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一）香港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 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工作的法定范围，其中包括：(l）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办事惯例和工作程序，以揭露贪污行为，并设法修正可能引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2）应任何人士的要求，就如何消除贪污的问题给予协助和指导；(3）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首长建议，在不妨碍该机构执行职责的情况下，更改不良工作惯例和工作程序，力求减少可能引致贪污的机会。根据以上的法定范围，廉署防止贪污工作有三类服务对象：(l）政府部门；(2）公共机构，包括公用事业公司、公共运输公司以及行政立法两局、区域议局等各类议会；(3）私人机构。法律规定廉署专员对于前二者，须设法纠正其可能导致贪污行为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对私人机构，则只能应任何人士的要求，给予协助与指导，即廉署开展的防止贪污工作对私人机构与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是有区别的。廉署中具体承担防止贪污工作的是其下辖三大处之一的防止贪污处。该处又将负责审查工作的职员划分为七组，其中有六组是以政府机关为服务对象，余下的一组则处理私人机构方面的事务。为了履行职责，防止贪污处经常与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商讨，并对其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惯例进行审查。在审查以后，就可能给贪污行为提供机会的各种漏洞提出弥补之建议，并对该建议的执行情况、效用进行监督。有关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可以对廉政公署的建议提出不同意见，这时则要由双方进行协商对论，但不能拒不接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廉政公署可以通过总督迫使该政府部门机构接受其建议。为了增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廉政公署还在有关政府部门内设立防止贪污组，负责进行防止贪污的工作。防止贪污处还可以应有关机构的邀请，参与各类工作小组，以便在新的工作程序或制度、工作程序手册及法例草案等方面提供意见。该处曾协助多个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草拟职员通令，指示遇有行贿情形时的适当处理方法。防止贪污处也经常为政府及公共机构管理阶层人员提供有关防止贪污措施的训练，内容包括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职责与权力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如何设立有关的管理制度等。专门负责向私人公司及专业机构提供防止贪污意见的部门是防止贪污处中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成员有16 人，其中12 人是私人机构的高级雇员，他们都是有关行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员，能充分帮助私人公司等在草拟工作守则、纪律守则及其他商业方针时堵塞可致贪污的漏洞。[2]这些人员除了就每份审查报告提供意见以外，还要提出宝贵的建议。审查报告需经咨询委员会审批签发，然后才正式送交委托机构。当然，建议能否被私人机构接受，由其自行决定。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廉署下属的社区关系处也承担着预防贪污的职责。社区关系处的职责按法律规定，是加深市民对贪污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并策动社会人士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社区关系处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及教育机构，宣传肃贪倡廉的信息，鼓励市民与贪污行为作斗争。

第五篇：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差异

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差异

摘要：电影片名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过程，而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外来影片的译名往往不尽相同。本文以实例分析比较两岸三地电影译名的差异，旨在促进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字：电影片名翻译；内地；香港；台湾；比较差异

在当今这个发达的信息爆炸时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而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媒，一种介绍异域文化简洁直观的手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量外国电影被引入我国大陆以及港台地区，电影的翻译也随之日益突显其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就是电影片名的翻译。精彩的译名可为影片锦上添花，促进国际间跨文化艺术交流，还能和电影一起世代流传，而失败的译名却极有可能埋没一部精彩的电影。

如何译好电影片名早已成为翻译界长时间讨论的话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想法、经验和知识不同，甚至是地域文化差异，都会导致影片译名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历史沉淀以及语言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即使对于电影片名的翻译都有着普遍认可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在同名英文电影引进之后，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不同的片名翻译版本，内容形式大相径庭，导致目前两岸三地对于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本文从实例出发，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对于电影片名翻译方法的不同运用进行比较，分析各自特色，指出其优点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导致差异的原因，从而促进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

一、大陆地区片名翻译

1.1翻译方法和特点

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大陆的译者有着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良好译风，在翻译电影片名时大都采取忠实原文、审慎小心的态度而加以直译。影片译名较为传统、保守，但又不失严谨、慎重，基本上保持了片名的原汁原味。如The Perfect World《美好世界》，Million Dollar Baby《百万美元宝贝》，A Beautiful Mind《美丽心灵》等。

对于一些抽象或引发歧义的电影名称，大陆译者也会选用直译意译结合，或音译意译结合的方式。如Waterloo Bridge被译为《魂断蓝桥》而非直译为《滑铁卢桥》，至今仍为电影片名翻译史上有口皆碑的佳译。Forrest Gump译为《阿甘正传》而未音译成《福雷斯特·甘普》，既点出了电影主角的名字，又借用了观众熟悉的《阿Q正传》的格式。还有经典恐怖影片the Shining，译名为《闪灵》，也可谓是音意结合的经典译作。当译名过于抽象，译者预测观众在理解时可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有时也会采用完全的意译。例如Kate and Leopold翻译成《隔世情缘》而非《凯特与莱尔波得》，Cast Away翻译成《荒岛余生》而非《漂流者》。有些电影片名的中译也受到中国传统习语、诗歌、小说、戏剧中四字、五字短语的影响，译名往往由四个字或五个字组成，读来琅琅上口。如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西线无战事》等。

1.2优点及存在的问题

大陆比较推崇的直译法简单明了，既能很好地传达原名信息，又保留了电影的异国情调，为观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例如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大陆)与《仙乐飘飘何处寻》（港）相比更平实传神，反而香港的译名显得有点过于矫揉造作。但是生搬硬套的呆译、死译，缺乏灵活性，有可能使观众无法领略到电影的艺术特色和吸引力。如好莱坞经典爱情片Pretty Woman在大陆被直译为《漂亮女人》，跟香港的版本《风月俏佳人》相比就逊色很多，“风月”暗示了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人公的职业，而“俏佳人”既是对女主的赞美，更是对那段爱情故事的歌颂。另外一部经典电影Ghost，跟香港译的《仍鬼情未了》相比，大陆版的《幽灵》硬生生将一部爱情片译作了恐怖片。

英文片名中的习语、典故负载了大量文化信息，若从字面意义理解而轻率直译，可能会错误百出，贻笑大方。例如美国影片American Beauty在内地上映时被译为《美国蔷薇》，而其实American beauty特指美国四季开花的红蔷薇，蔷薇花美丽、圣洁，象征崇高神圣的爱情，也是暗示片中男女主角的爱情。相比之下，熟悉花语的台湾将其翻译成《美国心·玫瑰情》才是名符其实，以中国玫瑰代替美国蔷薇，揭示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涵。

1.3原因分析

在中国大陆，电影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被看作是影响国民价值取向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电影片名的翻译除了考虑其商业价值外，更注重的是实现其信息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兼顾审美价值。因此在翻译英文片名时，大陆的译者总是充分考虑到国情和意识形态，往往影片译名比较中性、稳妥，符合大陆观众的欣赏心理。而且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养成了保守稳重的性格，加之内地对于影片的审查制度较为严格，因此电影片名翻译才会相对比较谨慎认真。

二、香港地区片名翻译

2.1翻译方法及特点

香港地区翻译方法灵活，和大陆有很大的区别。直译依然是基本的方法，而较之大陆，意译法和改译法在香港比较盛行。译者凭借较强的创新性，对原作进行必要的再加工和再创作，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总体上讲，香港译本侧重于影片名的音韵功能和商业价值。为了赢得票房，译者千方百计地取悦公众．刺激好奇。常常使用一些诸如“雷霆”、“魔鬼”、“战警”、“情陷”、“致命”、“激情”等吸引人眼球的字眼，如Courage Under Fire《生死豪情》、Save The Last Dance《舞动激情》、Striking Distance《致命距离》等。

另外，香港的译名往往采用同化的处理方式，为了迎合本土观众口味，大量使用香港本地方言俗语，例如Scary Movie《搞乜鬼夺命杂作》，The Cable Guy《线鬼衰人》，About Schmidt译为《薯麦先生》。

2.2优点及存在的问题

香港影片译名比较轻松活泼，或直译、或意译、或直意相溶，跟大陆的翻译相比灵活多变，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和猎奇心态。如惊险片The Rock讲的是主角们进入一个孤岛，击败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武器威胁美国政府的故事，大陆意译为《勇闯夺命岛》，而香港译大胆地改译为《石破天惊》，令人从片名就感到一股紧张逼人的气势。

然而翻译过分自由又导致胡译、滥译。由于香港注重影片的商业价值，过分考虑票房，译名中往往出现大量名不符实的刺激和煽情的文字，有时略显血腥暴力。“大”字滥用、“血”字飞溅、“魔鬼”出没、“情”意外露。如A Knights Tale《狂野武士》，Cyborg Cop《魔鬼生化战警》，Fatal Attraction《孽恋》，A Night To Remember《勾魂摄魄》。而且在片名翻译过程中故弄玄虚、煽情过分，导致译名与原名信息价值的不等值，误导观众，引起其对影片错误的心理预期。如Mr.＆Mrs.Smith被译成《史密夫决战史密妻》，完全就是家庭喜剧片的感觉。甚至把根据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样升起》改编的同名电影片名译为《妾似朝阳又照君》，简直就是哗众取宠，胡编乱译。此外，港译片名喜欢使用本地方言俗语，导致出现了许多在香港以外的观众看来是文理不通甚至是不知所云的译名。如1997年奥斯卡获奖影片As Good As It Gets，大陆译成《渐人佳境》或《尽善尽美》，而港译则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猫屎先生》（“猫屎”在粤语中指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的人，正好与片中男主人公的性格相吻合），使不懂粤语的观众百思不得其解。还有香港将The Runaway Bride译《走佬俏佳人》（(“走佬”在粤语中意为“逃跑”），在香港颇受欢迎，但是大陆观众就很费解，所以大陆的译者把这部片子译为《落跑新娘》。

2.3原因分析

作为英属殖民地一百多年的香港，如今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都市，其文化有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特点。在香港，电影业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娱乐产业，绝大多数观众看电影就是为了娱乐消遣、追求刺激，而非接受教育或提高品位。因此，香港电影片名的翻译总是从娱乐化、商业化角度考虑，以消费为中心，以增加票房收入为务实。同时，一直以来香港武侠片、警匪片以及无厘头电影的流行泛滥也是造成其片名翻译过分刺激、煽情、暴力的原因。加上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在语言使用上比较特殊，粤语是其官方语之一，也是当地民众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带有方言色彩的电影译名。

三、台湾地区片名翻译

3.1翻译方法及特点

台湾译者并不严格遵循片名的原有形式和表面意义，在这点上他们与香港译者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其一，与大陆和香港相比而言，台湾基本上采用意译法，其中也有少部分改译法。例如Multiple Licity《复制丈夫》(大陆)、《3个茶煲一个佬》(港)、《丈夫一箩筐》(台)，Pretty Woman《漂亮女人》(大陆)、《风月悄佳人》(港)、《麻雀变凤凰》(台)、A Beautiful Mind《美丽心灵》(大陆)、《有你终生美丽》(港)、《美丽境界》（台）。

其二，电影译名往往形式简单，内容紧凑。许多译名要么采用中国的四字成语，要么借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象。如：The Affair To Remember《金玉盟》，Roman Holiday·Shall We Dance《随我婆娑》。另外，台湾地区的片名翻译往往比较偏纯情，充满浪漫梦幻色彩，如1997年奥斯卡获奖影片《As Good as It Gets》，大陆译成《渐入佳境》或《尽善尽美》，台湾则套用邓丽君的一首老歌《爱在心里口难开》，还有Love Affair《爱你想你恋你》，Much A do About Nothing《都是男人惹的祸》。

其三，近年来其商业味逐渐增强，一些香港译名中暴力刺激的特点也影响到了台湾的译名，比如：Total Recall《魔鬼总动员》，Mississippi Burning《烈血大风暴》，Soldier《血爆群龙》。

3.2优点及存在的问题

台湾的电影名翻译确实充满了吸引力，大多形式优美，审美功能得以充分实现，语言的优雅和风格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大陆和香港的译名相比，显得更缠绵悱恻，让观众赏心悦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台湾的译名喜欢使用固定词汇，硬套公式，显得比较程式化。比如说，文艺爱情片偏爱“真情”、“真爱”、“夜未眠”、“生死恋”等，喜剧片多以“当家”命名，神话冒险片多以“神鬼”冠之，而“豪情”、“火线”、“悍将”、“奇兵”成了英雄系列的代名词，“致命”、“绝命”、“死亡线”则成了动作片和惊悚片的招牌。

其次，明星与影片译名也形成了固定的套用模式，译名缺乏新意，使观众难以区分。例如，只要是动作明星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就会译名前冠上“魔鬼”二字，比如Total Recall《魔鬼总动员》，The 6th Day《魔鬼复制人》，The Terminator译为《魔鬼终结者》，End of Days译为《魔鬼末日》，就连他的一部喜剧片Kindergarten Cop也被译为《魔鬼孩子王》。而只要布鲁斯·威利一出马，片名大多挂有“终极”两字，如Last Man Standing《终极悍将》。大凡史蒂芬·锡格主演的影片几乎都要冠以“潜龙”二字，例如Under Siege《潜龙轰天》，Half Past Dead《不死潜龙》等。

3.3原因分析

台湾地区电影片名的翻译与香港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同是处于高消费地区，同是受到商业浪潮的猛烈冲击，再加上台湾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达五十年，西方和日本文化对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消费文化，因此许多译本都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二显得过分煽情、华而不实。然而台湾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不及香港，因此翻译风格是介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其译名“中国味”十足，符合中国传统的语言风格，是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中国大陆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传统中国文化自然会影响到台湾，台湾人民不仅看重中国传统的语言，而且还看重中国传统的文化。不过，内地和台湾虽然都是说普通话，可是说话方式、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也略有差异，所以对于影片的翻译还是不尽相同。另外，台湾不仅开启了中国青春偶像剧的先河，而且其电影电视都以青春、爱情等题材为主，再加之邓丽君、琼瑶等代表性人物对其文化、电影、娱乐界的影响，就造成了台湾电影名翻译充满浪漫梦幻色彩的局面。

四、结语

综上所诉，纵观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电影名翻译，由于存在着历史文化、价值取向、和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了电影译名在翻译标准、策略和风格上都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电影片名翻译应与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片名的翻译都是以当地的观众为目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要符合各地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需求期望，就是合格的翻译。此外，近几年来，随着三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对于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有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趋势，希望通过对两岸三地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比较研究，促使两岸三地译者彼此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译出一流的英文片名，从而提高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的整体水平，促进中西方电影文化事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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