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00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

第二篇：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分析

〔摘要〕 对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分析可以从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中内含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维度展开。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条件是：供给方面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储蓄率下降，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环保的约束加重，技术创新不足；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国外市场变小，政府的投资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是：供给方面主要包括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率下降趋势会被教育红利的出现抵消一部分，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国家对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能源供应情况有所缓解；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地区差别缩小，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为基调的改革对国内的需求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趋利避害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共同富裕、让劳动人民分享改革的经济增长成果为改革基调。

〔关键词〕 经济增长，条件变化，供给，需求，有利条件，不利条件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3-0005-05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快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比如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在第三个十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降，前两个十年，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第三个十年，在历史上达到了增长速度慢点。反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能否保持，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持续二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接下来情况会怎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处于一种经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主要指的是拉美那些国家，也叫做拉美陷阱。探讨这种拉美陷阱是否也会在中国出现，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分析未来五年、十年，或是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基本条件将会如何变化。许多专家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当前的变化，关心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的季报，研究宏观经济的同志们都是这样。每个季度的季报记录到现在有些波动，在不太好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当然也有些好的消息公布，比如用电量，从三月份开始增加。短期的波动往往造成人们根据趋势外推法对长期趋势所做出的那种简单判断，比如中国已经过了第三个十年，就像韩国、日本那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陷入拉美陷阱。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六千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中等偏上，虽然人均收入排位比较靠下，但我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怎样呢？会不会增长速度也开始缓慢了呢？这是一个关乎国力的问题，所以就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对经济增长条件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分析，第二个可以从需求方面分析。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判断。我们的研究按这个思路展开，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又把它分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比较可靠的方法研究，可能比那些很复杂的模型还要可靠一些。因为不可能像物理学模型来把握像经济这么复杂、这么不确定的一个变化，所以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没有准确预测经济发展的模型。比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做出正确的预测。有人曾问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某位经济学家：“金融危机那么大个事你怎么都没有预测出来？给专家们看这方面的材料了吗？”这个经济学家就马上回去写了一封信给女王报告原因。非主流经济学家也趁机给女王写了一封信，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攻击。读到这个我觉得很惊奇。我们应该用简单的模型，不要单纯地专注那些复杂的数据模型。只要把那些影响因素整理清楚，并具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首先考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在经济增长条件变化方面有哪些不利条件。这一问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谈。

供给方面的不利条件第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量减少。特别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或者是非古典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变量是劳动，另一个是资本，并把技术因素加进去。第一因素是劳动，经济增长受劳动力的控制。我们国家劳动的供给量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者蔡航提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工业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农村的劳动供给量减少，劳动边际产量的变化导致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一点大家都比较熟悉。他说的这些不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在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年轻人占的比例很大，有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我国这种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可以和历史上三次人口高峰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1954年到1957年，搞土地改革，生产恢复了，人口有很大的增长，虽然其中包括一部分战争后的补偿性增长。第二次是1962年到1969年，紧接着是1984年到1987年，三个人口高峰，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前两个高峰，出生率高于30%，后一个高峰出生率是20%。根据联合国的测算，我们的总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十四亿六千二百万。劳动年龄人口（指15岁到65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这个峰值是9.98亿。有人认为1978年到2010年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很高的，以后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目前农民工中，青壮年的比例已经开始下降，而且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2009年60岁以上人口1.67亿，65岁以上人口1.1亿，预测2020年60和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34亿和1.64亿。这就是我们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劳动的人口平均年龄界变化，其中青壮年的比例下降，劳动力的供给不如过去那么充裕。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储蓄率，或者说是资本的供应量下降。第一点，支撑高增长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储蓄率，而储蓄率归根结底跟年龄结构相关。因为劳动的人多了，那么储蓄的人就多了。我国现在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2008年的储蓄率很高，达到了51.4%，比1978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4个百分点。但是相比老龄化的提高，即抚养比，具体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和劳动年龄的人口（15岁到65岁的人口）的比例也提高了。储蓄率因此就相应下降。1982年到2009年，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38.5%下降到2009年的27%，同期储蓄率由33.5%上升至54.1%。抚养比下降的时候，储蓄率上升，但是反过来，抚养比提高的时候，储蓄率下降。第二点，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们对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储蓄也会减少。我们的一部分储蓄是由于过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缺失，这笔钱我们没有花，现在注重民生，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作为投资就要被消费，不会形成储蓄。第三点，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和劳动者所占比重提高，消费比重提高，储蓄率也会下降。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8%，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所以储蓄率就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在这段时间里低于发达国家的65%到80%。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经济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十二五”末储蓄率在2009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15年下降速度加快，由于过去劳动者的所得比例较少，现在GDP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拿走的情况会改变，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以及一系列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很多人的收入标准会提高，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会提高，这样储蓄率就会下降。这是不利的一个变化因素。但就劳动者收入提高这一点，从供给角度来看好像是不利的，但从需求角度来看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即储蓄率对资本的供应。

第三个是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一方面我国过去的资源消耗很高，另一方面，国内资源勘探和国外资源勘探的困难程度会越来越大。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但是在制造资源消耗的占比中，钢铁46%、煤炭45%、水泥48%、石油天然气10%，主要行业单位产品的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2004年我国制定的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将能源消耗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以内，到2009年这一指标已经突破，达到32亿吨，比2001年的14.5亿吨高一倍多，我们的能源消耗比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更快。2000年至2009年每年新增消费量是1.7亿吨，按照这个标准，到2020年，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按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的话，对中国人民来说，就要怀疑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世界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大量消耗将会把全世界的能源价格抬高，这是不可持续的。我国提出到国外购买资源，这样的案例都是不太成功的，我们不能够指望到国外购买能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因素，这一因素会导致经济难以为继，同时发生能源价格被抬高，成本推动物价上涨，出现滞涨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曾出现过，比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石油危机，就是由石油涨价引起。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资源是一个严峻的因素，其变化趋势是不利的。

第四个是环保的约束加重。我们的环境已经污染到接近于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程度。我国已经在国际上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减少40%到50%，这也限制了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不能再采取高能耗的方式以获取高经济增长率。对我们来说，按照以往的方式发展已经行不通。

第五个是技术创新不足。技术创新不足反映到全国全要素生产力变化方面，原创性制造业的技术发明很少，由过去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比较快也会慢慢下降。2009年以来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79年到1989年是10.8%、1990年到1999年是30.8%、2000年到2007年是23.5%，这些年份相对应的资本贡献率是43.6%、54.8%、60%，其贡献率是越来越高，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率在2009年以来一直下降。投入较多金钱获得较小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原因在于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1990年以来虽然有较快增长，研发强度（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1.54%，这是历史的最高水平，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水平很低。比如制造业，2009年美国的研发强度是3.3%，日本是3.7%，韩国是2.0%。在研发方面，他们的投入都比我国的高。提高我国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储蓄率下降，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环保的约束加重，技术创新不足难以支持我们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这是五个不利条件的供给方面因素。

不利条件的需求方面因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早在2000年，中国社科院就有人提出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家认为这一观点是胡编乱造的，是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但社科院说的是事实。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达到0.5，收入差距太大。不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不同阶层的差距也在拉大。在不同地区方面，1983年，城市的收入是乡村的1.82倍，2009年是3.33倍。在不同社会阶层方面，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6.5倍扩大到7.5倍。1986年之后，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人民没有相应分享经济的劳动成果，他们没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市场经济是一个有买有卖的经济，但是出现了只有卖方没有买方的局面。有些人认为收入不公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这是不成立的。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只有30%，大部分的劳动者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获得收入，所以分配不公怎么会是30%产值的国有企业出问题所造成的呢？有些垄断行业是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比如电力业是自然垄断，这种政府垄断的企业要比私人的好。实际上是我们非公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供应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就业经济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这样一种现象联系在一起所造成的，不应该避讳这种问题。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供应劳动的存在有积极作用，要鼓励并坚持，但是对供应劳动所造成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的这种状况要加以节制，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如注重劳动者的利益，使众多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成果，注重民生，建设好社会保障体系，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局面没有改观，基尼系数仍然比较高，这一因素的存在就会使得我们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为经济要增长就意味着国内市场要扩大，但我国的市场扩大程度和产能的增长速度非常不相适应，将来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增长，这是需求方面的一个不利条件。

需求方面的另外一个不利条件是国外市场变小。这和经济危机有关，国外的经济出现问题，国外市场就会变小。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国内市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不相称。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呢？因为我们靠出口。将国内没有销售出的商品出口，使我国对出口有很大的依赖，出口占GDP的比重很大。在国际关系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对贸易的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我们国家贸易的依存度最高点在2005年达到65.3%，出口依存度最高的是35.9%，也就是说我国三分之一的商品都要靠国外消费。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2007年达到7.6%，2011年贸易依存度48%、出口依存度25%、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2.7%，虽然这些年来数据都有所降低，但是数据都不低。2011年数据之所以降低，是因为西方债务危机，所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下降，顺差减少，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样一种过大的出口依存度，它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庞大的外汇储备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不能为了出口而出口，出口是为了增加中国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增加外国人的福利，但是我国的现状是在增加外国人的福利。我国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不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于是将大量商品销往外国，正好赶上国外产业升级，外国不生产低档次商品，我国正好以低价卖给外国这些商品。同样在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美国的价位却比中国的低。中国让利于美国，增大出口，赚得美国外汇后，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将国债的一部分资金投资中国，又从我国赚走一批利润，再将国债的一部分资金资助本国的海军陆军，在国防上压制我们国家。我国国内不注重收入分配的调节，造成产能过剩，引起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在一定时期，我国外贸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需拉动我国经济，实际上是很糟糕的情况。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很多条件正在改变。外国不生产只消费，导致经济危机，购买力下降，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依靠出口使经济保持高度增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变化是需求方面的两个基本变化趋势。就目前状态，如果做趋势外推法分析，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对经济肯定是不利的。

第三个需求方面的因素是政府的投资减少。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政府的投资来拉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如2008年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政策，导致现在通货膨胀，和过大的顺差造成外汇人民币的输入增长因素加在一起，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也不应该出现。所以政府的需求也会慢慢变小。

以上就是在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这两个方面，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利变化。我国在需求和供给方面也有有利的条件在形成，并且将来会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在供给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是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大学毕业生从以前的不足100万人达到突破700万，人数大大增加，当然会产生就业问题，但是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造成经济增长方面的好处，即教育红利。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教育红利将得到发展。由教育红利所带来的好处很难计算，但肯定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有利因素。

第二个因素和第一个因素相联系，储蓄率下降的趋势可能会抵消一部分。因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高，其收入水平也会高，储蓄率就高，这样会抵消一部分由劳动者数量下降所带来的储蓄率下降。具体估算的方法比较复杂。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超4%，教育部将9年义务教育提高至12年，国家对科研单位和研发企业投资和补助加大，我国的创新能力会很快提高。投入的加大是个有利的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我们国家比任何国家都重视新能源的发展。比如我国的新能源电池板出口较多，技术也慢慢成熟，运用在国内能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

总之，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率下降趋势会被教育红利的出现抵消一部分，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国家对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我国的能源供应情况有所缓解。这是供给方面的有利条件。

需求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是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中国还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在未来发展中会大大增加，这存在很大的潜在需求空间，等待我们去开发。如一个家庭移居到城市，居住面积按50平方米计算，一年若至少有10万个家庭移居，那么住房需求会增加多少。中国的城市化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点就可以把我们前面所列的需求变化的不利因素全部抵消。

第二个是地区差别缩小。地区差别缩小以后，社会分配在地区方面的不公就可以有很大改善。2012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的很多数据显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西部其次，东部地区的速度最慢。中部地区的企业恰恰是发展比较落后，在城市化程度很低的地区，劳工供应方面的比较优势很大，发展空间也很大，这一点也可以把需求变化的不利因素抵消很大一部分。

第三个是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为基调的改革对国内的需求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全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等，会产生非常大的需求。同时，由于有基本的保障，人们增加消费，用于储蓄的资金减少，也会增加我们的需求。

因此，不利条件我们应该看到，但有利条件也是存在的，而且有利条件要真正发挥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推动力量，还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共同富裕、让劳动人民分享改革的经济增长成果为改革基调。总体来说，首先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来克服供给条件方面的不利变化，第二个是通过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来缓解需求方面的不利变化，发挥我们有利的因素，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改革的基调不应该再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最激进的主张市场化的人，反对一切政府调节的那部分同志，在参加一些座谈会时会有一些潜台词，如反垄断就是将公有制企业全部私有化，公共的垄断变成私有的垄断。大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也很不一样。改革是应该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作为基调，而不是说再继续发展市场化，西方的市场化就是把公有制全都取消。不应该像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那样的改革，恰恰应该往相反方面发展。比如市场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在生产资料分配本身就不公的情况下，市场化会放大社会分配不公，放大生产成本分配不公，现在应该想办法限制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定不移的促进经济的发展，要调和劳动分配关系，使社会收入分配相对的公平一点，同时也不要太损害企业家的利益。要把度掌握好，一方面保证劳动人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一方面要让企业家明白增加劳动人民收入在长远来说是对自己有利的，能促进产品的销售。所以在教育、医疗这方面的改革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而不是再发展市场化。有人认为我国的金融系统化不强，缺少衍生工具。为什么总是觉得美国的月亮圆呢？为什么总是觉得美国是我们的榜样呢？我们没有美国经济增长快，没有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要有应对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衍生工具。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不应盲目崇拜美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反过来看看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条件，发现经济增长中的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市场化解决不了，就要想想另外的办法，当然这是在不损害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

通过这种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缓解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名列前茅的需求不公所造成的产能和需求之间的巨大偏差，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供给和需求方面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撑条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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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三大支柱改造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三大支柱改造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核心提示： 2015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特别致辞，首次将“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同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进一步明确将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称为改造传统引擎的“三大支柱”。

2015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特别致辞。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演讲中，中国总理首次将“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同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

有外媒评论：从强调传统的“三驾马车”到提出“双引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论有了微妙而适时的变化。

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安排与“改造传统引擎”密切相关的议题：

2015年2月25日，决定进一步强化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5月13日，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6月17日，部署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多重作用。

及至上月28日的第100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我们老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增速下降是因为内需不足，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缺口依然巨大。”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常务会上郑重提醒道。

李克强提醒参会各部门的负责人，要认真研究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什么“欠账”，有哪些需要补上的“短板”，要把这些需求挖掘出来，通过供给引导需求潜力的释放。

既是支撑投资的新增长点，也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针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李克强总理曾列举过这样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造传统引擎”这一概念时，中国经济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正呈现出典型的换档期特征——2015年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8，跌破荣枯线(50)的数据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意味着总理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对策已然成型。”一篇文章分析道，“过去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在相继失效，但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GDP增速，并以此确保就业和发展，并为更多改革举措推进创造物质和财政条件，而改造传统引擎便是李克强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进一步明确将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称为改造传统引擎的“三大支柱”。

总理并称的这三大支柱，有一个共同特点：既是支撑投资的新增长点，同时也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事实上，这种“一箭双雕”的思路始终贯穿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议题中。

2014年4月2日的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李克强在会上说，铁路建设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2014年5月21日的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理明确指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夯实农业基础，是保障我国粮食、水利安全的重大举措，对于当前稳增长也有重要意义。

2015年6月17日的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李克强表示，推进棚户区改造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千百万住房困难家庭生活改善，是惠民生、稳增长相互促进的重大举措。

有媒体报道：“若„改造传统引擎‟切实得以很好实施，不仅对于当前稳增长是重大利好，也是关乎长远的利国利民之举。”

从确定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到深化投融资体制，总理稳增长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 2015年2月14日，李克强来到贵阳轻轨1号线施工现场，考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理戴上安全帽走进隧道，询问工程进度。多数施工者来自农村，李克强称赞他们是城市功臣。他叮嘱省领导，等这条轻轨修通后，你们一定要请回这些一线建设者，乘坐首班列车。

李克强总理对改造传统引擎赋予了新的思路——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不能仅靠政府“包打天下”。

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事实上，“PPP”是相关议题讨论中的一个高频词。2015年5月13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投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是不可持续的”，推广PPP模式，是当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效手段。

“有效运用社会资本，这本身也是一种改革。”总理说。最新的第100次常务会议上，讨论到城市地下管廊建设时，李克强总理问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开展PPP模式，有没有成熟经验证明这一模式有回报率？”得到的是肯定回答。

随着“传统引擎”的不断改造升级，当前中国经济正呈渐趋稳步向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月回升；固定资产投资5-6月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这说明，这台传统引擎的动力正在到得显著增强。”有报道这样分析，“从确定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到深化投融资改革，总理稳增长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风险可控--OECD报告

2013年 3月 22日 星期五 17:00 BJT路透北京3月22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周五称，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应会增长8.5%，2014年增长还将加快。近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胀与出口需求。若按当前投资与改革速度计算，这个10年平均经济年增速料为8%。

OECD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使之成为对该国看法最乐观的主要国际机构之一。这份关于中国经济的长达161页的调查，是OECD自2010年来出具的首份这类报告。报告尤其对中国投资支出前景乐观。

报告指出，与其他处在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容量存在巨额缺口，低于标准的房地产部门也是如此，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多获利空间。

“从回报率来看民间部门的投资比较合理，而且我们仍认为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大量需求，”OECD中国专家Richard Herd表示。

“我们对投资的看法正面，因为我们发现回报率仍非常高，”他补充道。

许多民间分析师认为，在本个10年的末端，中国经济成长率更接近5%，而不是过去30年的均值10%。

中国2013年的官方经济成长率目标是7.5%，且在2015年止的五年规划中，目标是平均增长率为7%。

2012年中国经济成长率降至13年低位7.8%，欧盟和美国这两大中国出口客户对其构成很大拖累。

“近期的OECD模拟情况显示中国在当前这个10年，可以维持逐步走低但仍在高位的经济成长，人均GDP增速可以达到8%。”该报告还称到2016年，以物价差异调整后计算，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OECD称，出口需求不振是其2013年经济增长预估中最大的潜在外部风险，而中国要维持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组合，面临的最大国内风险是通胀上升。

第五篇：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12-03-19浏览次数： 1586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今天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由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前30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趋势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

刘鹤分析指出：“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会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调整，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鹤说。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城市化比重从1978年19%左右上升为2011年的50.5%，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鹤认为，未来中国会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收支走向基本平衡，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投资大国转化，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公平方向发展。”

刘鹤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仍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全球对中国经济都极为关注。”刘鹤说。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很多风险、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巨大需求潜力和庞大市场空间，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