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单欺诈及对策

第一篇：提单欺诈及对策

随着国际贸易事业和海上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单作为海上运输货物的重要凭证之一，见证了国际贸易从早期的易货贸易到如今的单证交易的历程，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单证，它在国际货物买卖、结算、运输等环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的日益繁荣，提单欺诈亦疯狂的蔓延起来，已经危及到整个提单的正常运作机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提单欺诈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提单的概念入手，对提单欺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通过对提单欺诈相关定义的比较分析，为后续的探讨欺诈的对策作必要的理论铺垫。

一、海运提单的含义和作用

1、海运提单的含义

海运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海商法》第71条）简称B/L，在对外贸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向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须经承运人或船方签字后始能生效。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单证之一。

2、海运提单的三大作用：(1)货物收据。

对于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运输的托运人，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功能。承运人不仅对于已装船货物负有签发提单的义务，而且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即使货物尚未装船，只要货物已在承运人掌管之下，承运人也有签发一种被称为“收货待运提单”的义务。提单作为货物收据，不仅证明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标志、外表状况，而且还证明收到货物的时间，即货物装船的时间。

(2)物权凭证。

对于合法取得提单的持有人，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在目的港以提单相交换来提取货物，而承运人只要出于善意，凭提单发货，即使持有人不是真正货主，承运人也无责任。谁持有提单，谁就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载明的货物。(3)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

是托运人与承运人的运输契约证明。承运人之所以为托运人承运中有关货物，是因为承运人和与托运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提单作为运输七月的凭证。

二、海运提单欺诈的概念及产生的原因：

1、海运欺诈概念：

提单欺诈是海运欺诈的一种，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海洋运输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提单欺诈案件也越来越多，欺诈也严重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

根据《海商法》的规定, 如果提单表面无误, 承运人就必须对提单持有人付货。承运人仅与提单发生关系,而毫无义务对卖方所提供的提单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就使欺诈者有机可乘, 尤其是提单来源于卖方时, 卖方动手伪造提单是很难被买方识破的。

提单欺诈是指利用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进行等海运欺诈行为，这种欺诈行为成为目前海运欺诈最主要的欺诈行为。近年来，提单欺诈案件频频发生，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如何有效打击这种欺诈行为，成为摆在世界各国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问题。

2、提单欺诈产生的原因(1)欺诈者的贪婪

欺诈的主要原因是它比诚实地做买卖能够更快地赚钱, 且省气力。国际贸易是以诚信为基础, 互相信任而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除洽谈和签订合同时, 双方有见面的机会外, 履行合同中, 从备货、装船到付款等许多环节都是靠相互交换单证来进行的, 如一方不顾商业道德, 有意欺诈诚实的对方, 是举手可捞、极易下手得逞的。(2)国际贸易不景气

国际贸易不景气波及航运业并使之萧条, 海上商业活动形势的变化酿成海运欺诈的条件;船舶闲置和拆船的数字上升;超龄船和适航能力差的船,以最低运费承揽业务;航运生意利润低,甚至亏本,促使一些船东和租船人转向诈骗活动;一些长期在海上待卸船只上的船员滋生作案意图, 以求发横财。(3)法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

海运欺诈无不与各国的进出口制度和所采取的防范与打击措施有关。在一些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管理严格的国家和地区 , 发生海运欺诈的案件相对较少,而在一些政权频繁更迭或法制不健全、管理混乱的国家和地区, 海运欺诈活动就较为突出。(4)发展中国家业务知识缺乏、信息闭塞

国际贸易活动中实行契约自由原则, 在此原则下,发达国家有较丰富的经验,能免受或少受欺诈之苦,即使碰上也能尽早发现,并准确掌握信息,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挽回全部或部分损失。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对国际贸易和航运不熟悉,往往被价格、租金、运费或货物成本的表面上讨价还价的现象所缠住, 未注意切实提防。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没有充分的背景资料就给予对方过分的信任。案发后,由于业务人员素质低, 处理问题不及时、不得力,加之信息不灵,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三、海运提单欺诈主要形式：

1、倒签提单ANTI-DATED B/L是指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在货物装船后，提单签发的日期早于实际装船完毕日期的提单。

这样做，承运人是为了是提单上记载的签发日期符合信用证关于装运期的规定，以便结汇，这种做法掩盖了提单签发的真实情况，对买方不利。

2、预借提单ADVANCED B/L因信用证规定装运期和结汇期到期而货物因故未能及时装船，但已在承运人掌握之下或已开始装船，由托运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预借的提单。

简而言之，就是指提单在货物尚未全部装船时，或者货物虽然已经由承运人接管但尚未开始装船的情况下签发。

签发预借提单归责原因，在于船方未能及时派船，导致实际装船日迟于信用证规定装运日期，因此由托运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即船方预借此提单。

四、海运提单欺诈对策：

(1)重视资信调查

掌握和了解客户的资信情况是防止上当受骗的最根本措施。我们的许多教训都是由于轻信熟人朋友的介绍, 或受某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而忽视了对对方进行必要的资信调查, 甚至觉察到疑点也未进一步追查，结果出了打问题，以至破产。所以，做生意时切不可以在此问题上掉以轻心，尤其是不能被运价低、金额高的表面现象所吸引，而忽略了这一重要问题。(2)争取我方派船

纵观我国所发生的海运欺诈案, 研究国际上的案例, 尤其是大案，绝大部分发生在对方派船的情况下。因为这是诈骗犯最好利用、也是他们惯于利用的机会, 一旦发生诈骗很难弥补挽救。所以签订合同时尽量争取我方派船。

在班轮订舱的情况下, 买卖双方应使用信誉好具有现代先进船舶的船公司, 而避免与那些资本小、船舶条件差的船公司打交道。在租船情况下, 买卖双方, 特别是船东, 必须核查租船人或二船东的证件, 如有可疑之处,应拒绝与其进行往来。船东亦可要求预付租金, 要做到这一点, 只需提出以信誉好的银行担保即保证支付所有预付租金的条件来换取租船。这样,倘若租船人或二船东违约,船东可寄希望于银行。

(3)减少中间环节

在一次交易中，尤其是大宗商品的大额交易,尽量争取不要中间商,因为中间商越多,越容易被诈骗犯钻空子,尤其要警惕香港个别不法分子,因为很多苦果是他们酿成的。(4)派人监装监卸

对于对方派船或对方装封的集装箱货或成套设备或批量大或价格昂贵的货物,最好派人监装监卸,或委托装港代理进行监装,有的甚至还需委托当地检验机构进行装船前的货物检验,这对防止海运欺诈极为有效。(5)掌握船舶动态

通过货运代理、船务代理等机构,合理安排运输。随时掌握载货船舶的动态,不断监督船舶位置有助于早日觉察诈骗迹象, 如果船和(或)货过期未到,必须立即报告保险人、警方、承运人代理、卖方(或买方)及他们的律师。时间是最重要的,几小时的延误就可能是完成欺诈行为所需要的一切。(6)杜绝欺诈行为

在业务工作中,应杜绝预借提单,尽量避免倒签提单,或为签发清洁提单而出具 / 接受非善意保函,因为这些已被认为是欺诈行为。只有船长(船东雇用的)或经船长授权的人方可签发提单, 否则会导致在提单上的虚伪声明, 从而加大了船东对收货人的责任。各船公司的空白提单应妥善保管好,以免被诈骗犯利用。此外，只有船长和他的船员才有权处理货物以及在船上核对货物。

第二篇：论提单欺诈问题及解决措施（最终版）

论提单欺诈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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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提单概述„„„„„„„„„„„„„„„„„„1 1.1 提单的法律概念及功能„„„„„„„„„„„„„„„1 1.2 提单的基本功能„„„„„„„„„„„„„„„„„„1 1.3 提单的分类„„„„„„„„„„„„„„„„„„„„2 1.4 提单的基本流程„„„„„„„„„„„„„„„„„„2 1.5 提单欺诈的概念„„„„„„„„„„„„„„„„„„4 第二章 提单欺诈的种类及分析„„„„„„„„„„„„4 2.1 伪造提单„„„„„„„„„„„„„„„„„„„„„4 2.1.1 空单„„„„„„„„„„„„„„„„„„„„„4 2.1.2 空单案例„„„„„„„„„„„„„„„„„„„5 2.1.3 货量差异„„„„„„„„„„„„„„„„„„„8 2.1.4 货量差异案例„„„„„„„„„„„„„„„„„8 2.1.5 伪造提单的责任归属„„„„„„„„„„„„„„12 2.2 倒签提单„„„„„„„„„„„„„„„„„„„„„12 2.2.1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12 2.2.2 倒签提单的案例分析„„„„„„„„„„„„„„13 2.2.2 倒签提单的责任归属„„„„„„„„„„„„„„15 2.3 预借提单„„„„„„„„„„„„„„„„„„„„„16 2.3.1 预借提单的法律性质„„„„„„„„„„„„„„16 2.3.2 预借提单的案例分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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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预借提单的责任归属„„„„„„„„„„„„„„17 2.4 无单放货„„„„„„„„„„„„„„„„„„„„„18 2.4.1 无单放货的法律性质„„„„„„„„„„„„„„19 2.4.2 无单放货的案例分析„„„„„„„„„„„„„„20 2.4.3 无单放货的责任归属„„„„„„„„„„„„„„22 2.5 保函提单„„„„„„„„„„„„„„„„„„„„„23 2.5.1保函提单的特征和风险„„„„„„„„„„„„„23 2.5.2保函提单的案例分析„„„„„„„„„„„„„„25 2.6 其他提单欺诈形式„„„„„„„„„„„„„„„„„26 2.6.1 电放提单„„„„„„„„„„„„„„„„„„„26 2.6.2 三分之二提单„„„„„„„„„„„„„„„„„27 2.6.3 提单遗失„„„„„„„„„„„„„„„„„„„28 2.6.4 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交货„„„„„„„„„„„28 2.6.5 甲板货签发甲板上提单„„„„„„„„„„„„„29 2.6.6 多份提单„„„„„„„„„„„„„„„„„„„29 第三章 提单欺诈的成因分析„„„„„„„„„„„„„.29 3.1 海运提单机制本身的缺陷„„„„„„„„„„„„„.30 3.1.1成套提单的问题„„„„„„„„„„„„„„„„30 3.1.2 清洁提单的问题„„„„„„„„„„„„„„„„31 3.1.3 信用证制度„„„„„„„„„„„„„„„„„„32 3.1.4 提单的物权性„„„„„„„„„„„„„„„„.34 3.2 海运提单法律尚待完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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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国际社会立法不够协调统一„„„„„„„„„„„34 3.2.2 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够完善健全„„„„„„„„„„35 3.2.3 国际间监管不力„„„„„„„„„„„„„„„„35 3.3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36 3.3.1合同价格术语选用的问题„„„„„„„„„„„„36 3.3.2航运界的陋习„„„„„„„„„„„„„„„„„37 3.4 其他原因„„„„„„„„„„„„„„„„„„„„„37 3.4.1 政治经济原因„„„„„„„„„„„„„„„„„38 3.4.2 人员道德和素质问题„„„„„„„„„„„„„„39 第四章 提单欺诈的对策建议„„„„„„„„„„„„„.40 4.1 提单欺诈的法律对策„„„„„„„„„„„„„„„„40 4.1.1 完善我国反提单欺诈立法的建议„„„„„„„„„40 4.1.2 制订防范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42 4.1.3 确立信用证欺诈的例外原则„„„„„„„„„„„42 4.2 针对几种主要提单欺诈方式的对策研究„„„„„„„„43 4.2.1 伪造提单的对策„„„„„„„„„„„„„„„„43 4.2.2 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的对策„„„„„„„„„„„43 4.2.3 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44 4.3 采用提单的有效替代形式„„„„„„„„„„„„„„44 4.3.1 海运单„„„„„„„„„„„„„„„„„„„„45 4.3.2 电子提单„„„„„„„„„„„„„„„„„„„46 4.4 提单欺诈发生后的补救措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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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申请扣押船舶„„„„„„„„„„„„„„„„„.47 4.4.2 及时提起诉讼„„„„„„„„„„„„„„„„„48 4.4.3 申请银行禁令„„„„„„„„„„„„„„„„„48 结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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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提单概述

1.1 提单的法律概念及功能

提单(Bill of Lading,B/L)，是指由船长或船公司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证明已收到特定货物，允诺将货物运至特定的目的地，并交付给收货人的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向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须经承运人或船方签字后始能生效。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单证之一；是国际结算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单据。

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随着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以及各种海上运输法规与国际公约的出现和完善，现在提单的功能，也从原先只用来表示货物已装船的收据，扩大为既用作表示货物已装船和货物已在承运人的掌管之下的收据，也用作代表物权的有价证券，并且还被用作证明运输合同已经存在的单证。

1.2 提单的基本功能

一、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

一旦承运人签发了提单，提单上印就的条款就确定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提单也是法律承认的处理有关货物运输争议的依据，因而常认为提单本身就是运输合同。但是按照严格的法律概念，提单并不具备经济合同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它不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约束承托双方的提单条款是承运人单方拟定的；它履行在前，而提单签发在后，早在签发提单之前，承运人就开始接受托运人托运货物，并操作货物装船的各项工作。与其说提单本身就是运输合同，还不如说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

事实上，从海上货物运输的特点来看，早在托运人提出订舱要求，承运人对此表示承诺的时候，运输合同即已经成立，承托双方就是根据这种约定来安排货物运输的，如果产生争议，当然也应以这种约定作为处理的依据。承运人签发提单只不过是证明这种承托和委托关系的存在而已。如果，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或约定，可将提单条款推定为合同条款，这时提单转化为运输合同。

二、提单是证明承运人已经接管货物和货物已装船的货物收据

不仅对于已装船货物，承运人负有签发提单的义务，而且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即使货物尚未装船，只要货物已在承运人掌管之下，承运人也有签发一种被称为“收货待运提单”的义务。所以，提单一经承运人签发，即表明承运人已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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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船舶或已确认接管。提单作为货物收据，不仅证明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标志、外表状况，而且还证明收到货物的时间，即货物装船的时间。

关于提单作为货物收据的法律效力，我国《海商法》第77条：“除依照本法第75条的规定，做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受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三、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以交付货物和可以转让的物权凭证。

英国《1992 年海上货运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明确规定收货人因其合法持有提单即可享有诉权。提单代表货物，谁持有提单，谁就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凭提单可在目的港向船公司提取货物，也可以在载货船舶到达目的港之前，通过转让提单而转移货物所有权，或凭以向银行办理抵押货款。提单的转让就表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习惯上，人民几乎承认，在合法地取得提单的前提下，提单的持有人就是物权的所有人。

1.3 提单的分类

1．清洁提单与不清洁提单

清洁提单是指承运人收到货物或装载货物时，货物表面没有缺陷或不良情况记载的提单。不清洁提单是指承运人收到货物或装载货物时，发现货物或外包装有不良情况，在提单上给予相应批注。对于不清洁提单，银行将拒绝接受。2．已装船提单和收讫备运提单

前者指的是，提单上记载的货物已经装上提单指明的船只后签发的提单，提单上明确记载装船日期；后者是指托运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因船公司船期关系，或船只尚未到港，暂存仓库，而凭仓库收据签发的提单。3．直达提单和联运提单

前者是指装货船只自装货港直接到达最终目的港，中途不转船的提单。后者是指货物从装运港装船后，中途转换另一条船，或中途改换其他运输方式的提单。4．记名提单、不记名提单和指示提单

记名提单具体填写特定的人或公司。不记名提单不填具体收货人名称，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提单的持有人，谁持有提单，谁就可以提货。指示提单是按记名人指示或不记名人指示而交货的提单。

1.4 提单的基本流程

提单在实务中的基本流转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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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提单的基本流转程序

1、代理公司同意承运后，签发装货单（S/O），并要求托运人将货物送至指定的装船地点；

2、托运人持代理公司签发的装货单和收货单送海关办理出口报关手续。然后，装货单和收货单送交理货公司；

3、代理公司根据 S/O 留底编制装货清单（L/L）送船；

4、船上大副根据 L/L 编制货物配载图（C/P）交代理公司分送理货、装卸公司等按计划装船；

5、托运人将货物送码头仓库，期间商检和海关到港口检验、验关；

6、货物装船后，理货组长将 S/O 和收货单（M/R）交大副核对无误后，留下 S/O，签发收货单；

7、理货组长将大副签发的 M/R 交托运人；

8、托运人持 M/R 到代理公司处支付运费（在预付运费情况下）提取提单（B/L）；

5国际贸易中的提单欺诈问题探析

9、代理公司审核无误后，留下 M/R，签发 B/L 给托运人；

10、托运人持 B/L 到议付银行结汇，议付银行将 B/L 邮寄开证银行。

11、代理公司编制出口载货清单（M/F），向海关办理船舶出口手续，并将M/F 交船随带；

12、代理公司根据 B/L 副本编制出口载货运费清单（F/M），连同 B/L 副本送交船公司，并邮寄或随船交卸货港的代理公司；

13、卸货港的代理公司接到船舶抵港电报后，通知收货人船舶到港日期；

14、收货人到银行付清货款，取回 B/L；

15、卸货港代理公司根据装货港代理公司寄来的货运单证，编制进口载货清单等卸货单据，约定装卸公司，联系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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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做好卸货准备工作；

17、卸货港代理公司办理船舶进口报关手续；

18、收货人向卸货港代理公司付清应付费用后，以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D/O）；

19、收货人持 D/O 送海关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20、收货人持 D/O 到码头仓库提取货物。

1.5 提单欺诈的概念

在国际贸易物流中，海上货物运输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提单是海上运输中最重要的单证，而提单欺诈已经成为目前海事欺诈最主要的形式。一项国际贸易涉及多个当事人——买方、卖方、船长、船员、保险人、银行经纪人等。当其中一人成功地利用不正当或非法手段从表面上对其负有特定贸易运输和融资义务的他人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时，海事欺诈就发生了。这些欺诈常常采用提单欺诈方式，使无辜的买方、卖方或银行上当。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国际贸易的大部分货款都是以银行跟单信用证的方式进行结算的，银行审核的只是单据表面的一致性，这样更容易引发提单欺诈。

国际海事局（IMB）在《海事欺诈防治指南》中将海事欺诈定义为：一项国际贸易涉及多个当事人——买方、卖方、船长、船员、保险人、银行经纪人或代理人，当其中一人成功地利用不正当或非法手段从该人表面上对其负有特定贸易、运输和融资义务的其他人那里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时，海事欺诈就发生了。这些欺诈常常采用提单欺诈方式。

近些年来,提单欺诈的案件时有发生,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有效地打击提单欺诈活动,进一步完善提单制度本身,是摆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二章 提单欺诈的种类及分析

提单欺诈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利用提单方式行骗。主要方式有倒签提单、预借提单、伪造提单、保函发货、无单放货、不实记载货物状况、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交货、等行为。受害人通常是收货人、船东等。

2.1 伪造提单

伪造提单,即货方根本没有将货物装至船上,或货物根本就不存在,或只装了少量货物,却伪造了表面上完全符俐言用证要求的提单来骗取买方的货款.这种提单纯粹成了单据欺诈的工具,其名称被盗用的承运人不受提单约束，但如承运人与卖方串通,为卖方取得空单提供必要条件,则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2.1.1 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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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单即空头单证,指货物极为不符,甚至根本没有装货的提单,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或船长签发的伪造提单的一种。若采广义见解,也包括待运提单。这种提单可能被完全无辜的收货人或其他持有人用来履行下一个货物买卖。空单多发生在CIF条款中。在CIF条件下,卖方提交空单,构成未能履行其义务.在OFB加服务型条款中,卖方取得以其为记名人的提单,就会发生空单情况。有人认为这时卖方也构成违约即违反装货义务.在标准的FOB条款中,买方订舱并取得以其为记名人的提单,不会发生空单的情况。伪造提单是最明目张胆的一种提单欺诈。

关于空单（伪造提单)的效力,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观点。在德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提单代替货物以为流通,因此,承运人在签发提单后,应担保其记载与所取的货物一致,所以,承认空单的效力。只要提单的受让人是出于善意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而取得的提单,法律就应当保护他们的利益。提单持有人需要通过法律来获得对承运人的诉权而不管前手的权利是否有瑕疵,这是提单流通安全性的要求。

英美国家,由于其航运发达,在国际航运上,常扮演承运人角色,因此，在承运人责任的立法上采行减轻的主张,以利其航运业。英美法认为提单为承运人或船长接受货物且将之装船的表面证据,可用事实推翻。所以,实际上承运人未收受货物而签发提单,承运人并不受提单上文义绝对性约束,举出相当证据即可推翻其责任。即使提单持有凡是善意并无过失,也是如此。提单公约也采取此立场。日本法律一向认为无效，台湾也否定其效力，卖方故意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伪造提单已构成欺诈,提单实践中,即使此权利可以行使,承运人往往不可能找到托运人并在托运人受管辖的法院提起诉讼。

2.1.2 空单案例

案例一：

（一）案情简介

1996 年 3 月 4 日，原告厦门象屿保税区中包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中包公司）与被告香港千金一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千金一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总价值 225 万美元、7500 吨热轧卷板的合同。合同约定起运港黑海港口，目的港中国镇江港，采用分批装运方式履行。

合同签订后，中包公司于 7 月 1 日依约开出受益人为千金一公司、金额为 60 万美元增减 5％、编号为 FIBXM96698-XG 的远期不可撤销信用证，开证费为人民币 8303.03 元。信用证规定货物装运时间不迟于 1996 年 7 月 15 日，付款日期为 1997 年 1 月 14 日。后更改信用证交货地点为中国福州马尾港，改证费用人民币 800 元。

被告千金一公司在议付期内向议付行交付了全套单据。原告于 1996 年 7 月 18 日向开证行福建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保证承兑而取得了全套单据，该行于同月 25 日对外承兑。千金一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后转让给了英国伦敦的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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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中包公司取得的海运提单载明：承运船舶为被告里舍勒公司所属“卡皮坦·坡克福斯基”（KAPITAN POLKOVSKIY）轮，发货人为“ALKOR ADVANCED LTD.”，数量 165 捆，重量 2149.50 吨，价值 644850美元，装运港依利切夫斯克（ILYICHEVSK），目的港中国福州马尾港，装船期 1996 年 6月 26 日，提单签发日期 1996 年 6 月 26 日。该提单表明，被告香港永威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永威公司）代被告里舍勒公司签发提单，但不是里舍勒公司的格式提单，提单抬头名称也不是永威公司。

“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到达福州马尾港后，原告持上述提单前往提货，但该轮并无该票货物。原告中包公司认为被告方提供的装运单据和提单都是虚假的，故起诉至厦门海事法院，请求判令其与千金一公司的购销合同及海运单据无效，并撤销信用证，不予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并由千金一公司和永威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

被告里舍勒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及其代理人未签发本案提单。我公司未将船出租或委托永威公司代理，亦未授权永威公司代为签发提单，因此，对永威公司的行为及其后果，我公司不负法律责任。同时，本公司从未承运本案提单项下货物。提单日期表明，提单是在“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开航后很长时间签发的；我公司也未接受过发货人“ALKOR ADVANCEDLTD”或其他人的委托进行该项业务。请求驳回原告对本公司起诉。

被告千金一公司和永威公司未予答辩。

（二）案件处理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里舍勒公司系在利比里亚登记的航运公司，“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为其所有（该轮在本案诉讼期间因另案被扣押于马尾港）。该公司未委托永威公司为其船舶代理，也未授权永威公司代其签发提单。“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于1996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13 日在依利切夫斯克港装运 24860.627 吨货物，但未装载原告所持提单上的货物。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原告中包公司为购买钢材与被告千金一公司签订购货合同，依约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千金一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货物，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串通永威公司伪造已装船清洁提单，并将提单及其他伪造的单证提交议付行，企图骗取货款，这些行为是千金一公司与永威公司对原告的蓄意欺诈。

据此，中包公司与千金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其相关的提单等单据无效，原告据此开立的以千金一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应当停止支付。千金一公司和永威公司应对由此给中包公司造成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里舍勒公司未参与欺诈，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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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于 1996 年 12 月 21 日判决如下：

1、原告中包公司与被告千金一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无效，被告永威公司 1996 年 6月 26 日签发的 9A 号提单等相关单证无效。中包公司申请开立的以千金一公司为受益人的 FIBXM96698—XG 号信用证项下款项不予支付。

2、千金一公司和永威公司连带赔偿中包公司开立和更改信用证的银行费用人民币9103.03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3、驳回中包公司对里舍勒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案例分析

本案关键是被告千金一公司、永威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及对已承兑的信用证是否可以止付。

本案的提单载明系永威公司代里舍勒公司签发，但没有使用里舍勒公司的格式提单，提单抬头的名称也不是永威公司。提单所载承运船是里舍勒公司所属的“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经查该轮没有承运过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里舍勒公司既未将船舶出租亦未委托永威公司代理，授权其签发提单。因此可以认定本案提单系千金一公司、永威公司串通伪造蓄意欺诈，目的是骗取货款，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伪造提单案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1、该种行为及其派生行为自始无效，其法律后果亦不予承认；

2、在蓄谋欺诈的情况下，法院可要求开证行止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3、即使欺诈的卖方已将汇票转让善意第三人，该第三人不能根据汇票起诉银行，只能起诉欺诈方；

4、鉴于本案欺诈事实清楚，且因欺诈事实的存在导致合同无效，如不及时止付信用证，欺诈方的骗款目的就得以成功。经慎重考虑后，厦门海事法院及时判决止付信用证项下货款。

本案被告千金一公司对原告中包公司有蓄意欺诈行为，各国法律和国际惯例均不承认欺诈行为的效力的，即不允许欺诈人取得利益。在信用证关系上，国际惯例也反对受益人利用信用证关系来实施欺诈行为。

案例二：

山西省五金公司诉马来西亚的得泰船务有限公司，马来西亚的达利公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提单纠纷案。原告与被告达利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一批五金材料，付款方式为即期信用证，后得泰公司签发了符合信用证的提单，提单载明了货物已经装上该公司的“特密斯克”轮，并向我国维伦代理公司查询靠泊我国港口的手续。“特密斯克”达利公司吃提单结汇。后经查，货物根本没有装船，“特密斯克”也没有向我国港口驶来。达利公司用以结汇的提单纯属伪造，是船东和出口方合谋欺诈原告的财产。幸被原告识破，立即向我国的法院起诉，冻结信用证，才没有造成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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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货量差异

提单上所记货量是同等货物确己如数装上船的表面证据。提单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货物收据,经接受方无条件的接受以后,就会是优越的、不受时间影响的上佳证据。就第三人而言,他对想去否定部分或全部内容的接受方就会产生一个质疑,就是收据如果不是事实,你为什么要签?当然接受方可以去反证。但他要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一份无条件接受的收据己经构成了事实的表面证据。提单货量差异,通说认为有效。所以一般情况下,承运人应该向收货人承担货量差异的责任(散装货轻微的短少例外)。

在普通法上,承运人并不被禁止证明提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不正确。承运人可以通过在提单中加入“重量不知”条款保护自己。根据《海牙规则》第3条的规定,承运人对有关货物的内容有合理怀疑或没有合理的方法去查明的时候,可以在提单上注明“重量不知”条款。《汉堡规则》第16条规定,可以在提单上注明重量不知条款,但一定要说明承运人为何要怀疑发货人提供的货物的内容,或是为何没有合理的机会查明。这说明符合货物接受时的事实的不知条款是有效的,否则歪曲货物在装货时的事实的不知条款是无效的“英国法律承认不知条款的有效性,因为在英国法律下,法官或仲裁员只是全面解释一份提单合同,而不会太理会一个条款出现在提单的背景或合理与否”美国法对不知条款持谨慎的态度,美国1916年《提单法》规定,承运人应当理货和确认货量,不能随便在提单上加注不知条款,歪曲货物在装货时的事实不知条款是无效的。

可见承运人插入“重量不知”条款的权利限于他有合理依据相信他被要求记载的数量确实不代表装船数量,或者他没有合理方法进行检查。提单是其记载数量已装船的初步证据,而且举证责任显然要求承运人证明载数量实未装船“这要求非常满意的证据”，而证明货物在运输期间的任何极大可能移动都是不够的。如运输合同依海牙或海牙维斯比规则订立,在提单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后,关于包数或件数、数量或重量的陈述不得于其后予以否定。

当承运人由于短交货而负责时,承运人有权诉求托运人进行补偿。但实践中,即使此权利可以行使,承运人往往不可能找到托运人并在托运人受管辖的法院提起诉讼。

2.1.4 货量差异案例

London Arbitration 17/06(2006)702 LMLN 2 The ship was chartered for the carriage of a cargo of timber.A dispute arose in relation to a claim by the owners for additional freight.Freight had been paid on 2,808.736 cbm of cargo, ie the manifest quantity, but the owners said that measurement at the discharge port by their surve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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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in fact 4,148.222 cbm had been loaded and carried, and sought freight on that quantity.The owners claimed additional freight of £14,734.34 plus £310 being the cost of measuring at the discharge port.There were two principal issues in the arbitration.The first was whether the cargo quantity did in fact differ from the manifest quantity.The second was the basis on which freight was to be calculated and paid.Did the cargo quantity differ from the manifest quantity? The charterers criticised the surveyor for not taking any photographs of the cargo and suggested that he was not independent because he had conducted surveys for the owners in the past.The charterers asserted said that the cargo was “in stick”, and thus the gross volume of the packages was considerably greater than the net volume of their contents, on which the manifest quantity was based.Accordingly, the owners’ surveyor must have measured the external dimensions of packages.The evidence principally relied on by the charterers in support of their submission that the cargo was “in stick” was a statement from a shipping company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cargo was shipped stating that 90% of sawn timber shipped from that country to the country of discharge was shipped in packs on sticks.The charterers asserted, without providing supporting evidence, that the timber shipped would have had a stowage factor of between 850 and 950 kg/cbm and on that basis, if the quantity argued for by the owners had been loaded, the weight of it would have exceeded the ship’s deadweight capacity by a substantial margin.The charterers also supported their case by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shippers and receivers had apparently charged their customers on the basis of the manifest weights.The charterers said that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done if the manifest weights had been incorrect.The owners said that the charterers had been invited to attend the survey but had not taken up the offer.The owners denied that the cargo was “in stick”.They said that their surveyor had measured the cargo volume itself.Held, that although the charterers had denied that the owners had invited them to attend the survey, the charterers had not, unlike the owners, produced any witness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ir case on that point.The tribunal preferred the owners’ evidence on that point.Accordingly, the fact that the charterers did not attend the survey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challenge its findings.Further, it detracted from their criticism that the surveyor did not take photographs of the cargo.It was also legitimate to ask why the charterers chose not to participate.The charterers’ suggestion that the surveyor was not independent would be rejected.The fact that he had conducted surveys for the owners in the past did not make him dependent or raise inferences as to his impartiality.As to the charterers’ assertion that the cargo was “in stick”, and their reliance on the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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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s statement that 90% of sawn timber was shipped “in stick”, the manifest showed that only 599 out of the 2,976 bundles of cargo on the voyage were sawn timber.The remainder were pallet timber, chipboard, poles and furniture sets.The owners’ surveyor, who was plainly very experienced, had asserted in his statement that the cargo was not “in stick”.The ship, which had a box-shaped hold more or less the whole cubic capacity of which could be used, had a bale capacity of 5,380 cbm: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take the volume of cargo which the owners’ surveyor said he found.The surveyor, in what looked like a careful draft survey, found that some 2,821.87 mt of cargo was on board which, on his measured figures, gave a stowage factor of around 700 kg/cbm.That did not seem to the tribunal to be an unlikely factor given the make-up of the cargo.The tribunal also noted that in a schedule of voyages relied upon by the charterers for other purposes a stowage factor of 750 kg/cbm appeared to have been used consistently.The charterers’ argumen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shippers and receivers had apparently charged their customers on the basis of the manifest weights was not without some force, but it had to be acknowledged that that kind of thing occasionally happened in order to deprive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ies and carriers of their full dues, with secret arrangements being made on the side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else was adequately rewarded.It was not for the tribunal to speculate as to whether that happened in the present case.Looking at the totality of the positive evidence, it seemed to the tribunal to support the owners’ case.The tribunal felt that the charterers could, if it was available to support them, have adduced considerably more hard evidence than they did as to the cargo, its make-up, its stowage factor and packing;and they could have attended the survey which the owners organised.Furthermore it was inherently improbable that the crew would have reported suspicions as to the cargo quantity, as they did, or that a surveyor would have found such a huge discrepancy(which could so easily have been corrected if it were erroneous)as complained of in the present case.For all those reasons the balance clearly tipped in favour of the owners.The tribunal would accordingly conclude that the quantity of cargo actually loaded was as the owners alleged.The basis on which freight was to be calculated and paid The owners said that the freight should be calculated on the intaken quantity.The charterers said that it should be calculated on the manifest quantity.The parties had dealt with each other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lthough without drawing up formal charterparties.The present fixture, in the recap, was said to be on the basis of “All other terms as before”, nothing having been said in the specifically agreed terms as to the basi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freight.The owners contended that the basis on which freight was normally calculated in the previous dealings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on intaken quantity.The charterers said that the fixtu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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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on their usual terms and that those provided for freight to be paid on “nett volume of timber loaded”, but they placed particular reliance on a previous fixture for another vessel, where the agreement was for a freight rate “per nett manifest cbmfios”, and said that the freight had always been paid on the manifest quantity.Held, that although the charterers had placed particular reliance on a fixture which referred to freight being calculated on the manifest quantity, there was, subsequent to that fixture, another fixture for another vessel, as well as two further fixtures for yet another vessel where there was no reference to the manifest quantity.Moreover, to say that freight had always previously been paid on the manifest quantity proved nothing about the parties’ agreement.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 indeed, it should be the case – that the manifest quantity in all the other cases was actually the loaded quantity.But whether or not that was so,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struct a case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arties also agreed that the manifest quantity should be finally determinative of the position, or that the owners were estopped from denying that freight was to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anifest weight.The tribunal would reject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wners were in some way estopped from denying the accuracy of the manifest figures.None of the ingredients of estoppel could be shown.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representation by the owners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enforce their legal rights, if any, simply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to show that the owners knew that they had any rights – if indeed they did – in the past or in the present case, at the time the manifest was signed on behalf of the owners.Nor could the charterers show any reliance on any such representation as might have been made So the question was, what was the parties’ agreement in that respect? The starting point had to be a presumption that, in the absence of indicators to the contrary, a shipowner ought ordinarily to be paid freight for what his ship actually carried.That of course was a presumption that could be, and often was, rebutted.But there was no reason to reject it in the present case.Further, there was an authority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the charterers should have had the cargo measured so as to enable the calculation of freight: Merryweather& Co Ltd v W M Pearson & Co [1914] 3 KB 587.The charterers suggested that The Metula [1978] 2 Lloyd’s Rep 5 was in point, but that case was a very particular one on its facts and on its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nd could have no application to the present case.In effect the parties had agreed that freight should be paid on the intaken or loaded quantity.There was nothing in their agreement or by way of estoppel to negate that.On the tribunal’s findings, the manifest did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argo quantity loaded.The charterers should have measured the cargo themselves, or through agents, and paid freight on the quantity so ascertained.Had they done so the owners would have received the freight they now claim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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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ould not have incurred the expense of a survey.Accordingly, the owners’ claim succeeded in full

2.1.5伪造提单的责任归属

对于伪造提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条明确指出：“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伪造提单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欺诈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受损失的买方，并应赔偿对方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受损失的买方，并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承运人和卖方恶意串通，损害买方利益，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返还受害人。

2.2 倒签提单

倒签提单是指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请求将提单签发日期提前到信用证规定的日期，信用证上一般订有期限即货物装船期限，出口商为了结汇，往往在装船期限己过后要求承运人倒签日期，从而使提单构成倒签提单倒签提单可能严重损害进口商的利益。但要追究倒签提单者的法律责任,首先必须明确它的性质,究竟是违约行为还是侵权行为。因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将适用不同的法律。

2.2.1 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

（一）倒签单是违约行为

倒签提单的意图非常明显，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三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卖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货。如果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签发提单是以货物买卖合同为前提的，因倒签提单，货物的装运时间已超过买卖合约所规定的交货时间，卖方未按时交货系违约行为。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按规定, 提单日期应是货物装船完毕的日期。买卖双方一般都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卖方应在买方开出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日期之前或当日完成装运。

第二，在履约过程中，卖方(托运人)履行装运及运输条款时不符合约定条件，违背的是约定义务，侵害的是买方因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关系。

第三，因倒签提单致使买方依据虚假的信息继续履行合同,使买方丧失了拒付及撤销合同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对这些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应属违约行为。

第四，在倒签提单情况下,卖方(托运人)与承运人共同采取欺诈手段, 违背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倒签提单的行为人在提单日期上弄虚作假，直接违背了上述基本义务和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倒签提单应属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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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行为。

（二）倒签提单是侵权行为

第一，倒签提单给买方造成严重后果。具体表现在：(1)倒签提单会对买方撤销合同的权利造成损害；(2)倒签提单可能引起货物跌价；(3)对于应节货品, 因倒签提单可能致使收货人转卖的重大损失。

第二，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有共同侵权。倒签提单是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请求共谋欺骗收货人，以达到掩盖卖方迟延交货的事实，使得单证表面相符、实现银行结汇的目的。行为人存在着主观上的共同故意。

第三，倒签提单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当买方持有倒签提单时，不仅要承受货物迟延运到的差价损失，又要承担内贸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

基于上述，倒签提单既是一种违约行为，也是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对买方的共同侵权行为，在法律责任上，存在着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即卖方(托运人)对买方的违约责任与卖方(托运人)、承运人对买方的共同侵权责任间的竞合，最终提起违约之诉还是提起侵权之诉，买方可以权衡后做出选择。

2.2.2 倒签提单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情介绍

1991 年 8 月 7 日，厦门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厦门中贸）与日本三井签订了进口日本产 310 吨聚丙烯的销售合同。约定价格条件为 CIF 厦门，总价款 24.8 万美元，起运港为日本主要港口，目的港厦门，装船期为 1991 年 9 月。日本三井负责订舱，原告向厦门农行申请开立了以日本三井为受益人、有效期为 1991 年 10 月 15 日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9 月 25 日，日本三井传真原告，要求修改信用证装船期。因厦门中贸已就该批进口货物与华扬公司签订了转售合同，故在征得华扬公司同意后，原告通过厦门农行将信用证装船期修改为不迟于 1991 年 10 月 30 日，信用证有效期相应修改为 1991 年 11 月15 日。

1991 年 10 月 10 日，日本三井传真原告，称已安排“安涛江”轮承运货物，预计该轮于 10 月 27 日或 28 日驶离日本神户，约 11 月 2 日抵达厦门。“安涛江”轮系被告所属往返于厦门与神户的定期班轮。因风浪影响了船期，该轮第 89 航次于 1991 年 10 月 30日始从厦门起航，11 月 6 日抵神户，11 月 7 日装货完毕，转入第 90 航次返回厦门。但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远洋）在日本的代理人 SEINA 船务株式会社签发的证明原告进口货物已装上“安涛江”轮的 CKXM-612 号提单的装船时间，却为 1991 年 10 月 31日。倒填七天的结果使该提单的装船期与信用证的规定在表面上吻合起来。

1991 年 11 月 10 日，“安涛江”轮抵厦门港，厦门外代随即通知厦门中贸。根据该轮到港时间，厦门中贸初步确认广州远洋倒签了提单，便于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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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6 日两次传真日本三井，指出不能接受倒签的提单，要求其根据市场行情将货物每吨降价 50 美元，以赔偿这一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否则拒收货物。日本三井对原告的要求迟迟不复，却于 1991 年 11 月 14 日向日本东海银行提交了信用证项下的全部单据。由于日方的不答复导致货物长期滞留海关码头，后期市场行情下跌，厦门中贸遭受严重损失。1992 年 4 月 8 日，厦门中贸对广州远洋提起诉讼，请求厦门海事法院判令广州远洋赔偿其货款损失 24.8 万美元及其利息；赔偿原告因此支付的其他费用。

被告认为：被告是在船舶遇恶劣天气耽误船期的情况下，接受日本三井的保函后倒签提单的，并非与之恶意串通。根据提单条款，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原告尚未取得正本提单，也就无货物所有权可言，因此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契约关系，上述倒签提单并未构成对原告的侵权。

（二）案件处理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的民事纠纷系因被告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倒签提单行为所引起。原告（厦门中贸）作为进口货物的买方和提单的被通知人，申请开立了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在日本三井将被告签发的已装船提单空白背书提交议付行之后，原告的法律地位便已确立。原告就被告（广州远洋）倒签提单所造成的损失享有向被告行使诉讼的权利。原告在得知倒签提单后，曾基于买卖关系向日本三井索赔未果，又以国际海上运输的法律关系对被告提起诉讼，这种行为是原告行使索赔权利的选择，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国际惯例。被告不正当履行承运人的义务，在签发提单时，违反国际惯例，倒签装船时间，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厦门海事法院于 1994 年 7 月 25 日判决：

1、被告赔偿原告 CKXM-612 号提单项下的货物销售款损失 23754.66 元及其利息损失135000.37 元；

2、被告赔偿原告因提货而支付的货物堆存费、超期费、移动费损失计 60706.67 元及其利息损失 12823.86 元；

3、被告赔偿原告因报关而支付的海关保证金（滞报金）45085.33 元及其利息损失9630.97 元；

4、被告赔偿原告因仓储 CKXM-612 号提单项下的货物而支付的仓租费损失 3668.75元；

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并已履行完毕。(三)案例分析

本案中被告接受日本三井的保函而倒签提单，帮助日本三井掩盖逾期装船的事实，使其在违约的情况下获取了本不应获取的全部货款，直接侵害了原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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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欺诈行为成立，原告对被告享有诉权，可以对其提起侵权之诉。

根据国际惯例，收货人在得知其进口货物的提单被倒签之后，可以有条件的接受货物，也可以拒收货物，还可以在接受货物后根据损害情况提出索赔。权利如何行使，取决于收货人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利弊。

本案中，原告在确认提单被倒签后，即于 1991 年 11 月 12 日通过传真向日本三井交涉，根据市场行情要求日本三井降价销售，否则拒收货物。由于日本三井对此迟迟不予答复，原告可以理解为日本三井可能收回货物，也可能降价销售，致使该批货物的归属在客观上处于未确定状态，这段时间原告不予提货是正确的。原告是在接到日本三井 1992 年1 月 18 日否认倒签提单、催促付款的电传后开始行使拒收权的，同时继续与日本三井交涉。1992 年 2 月 14 日厦门农行对外付款，日本三井停止了与原告的接触，表明事情已无法协商。此时货物仍滞留在码头，不仅费用不断增加，而且由于已超过报关期限，海关已有权提取变卖。原告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报关提货的。原告在此期间支付的与货物存放时间有关的港口费用、保证金等，完全是被告倒签提单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提货后，鉴于被告在答辩中称此事“与船东无关”，原告又基于与提货同样的动机将货物售出。但由于行情下跌，销售所得未达到原定售于华扬公司的成交额。因此，这一差价损失也是被告倒签提单造成的。至于仓租费，扣除原告原定履行与华扬公司转售合同时须承担的部分，其余多支付的费用也与倒签提单有直接关系。这些都应由被告负赔偿责任。

倒签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合谋欺骗收货人的行为。根据国际惯例，收货人既可要求托运人承担责任，也可要求承运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开始试图用协商方式处理纠纷，因日本三井已得货款，致使协商不成。原告遂决定以承运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提单签发者的责任。这种选择符合法理，也符合国内外的诉讼实践。被告援引提单条款，认为原告无权在承运责任期间终止后就货物运输问题向其索赔，这实质上是把因货损货差引起的运输责任与倒签提单的侵权责任混同起来了。根据法理和国际惯例，倒签提单作为一种欺诈行为，承运人一旦实施，便失去了享受该提单所赋予的责任限制、免责等权利。因为从运输合同的角度讲，可以认定该提单本身就是承运人伪造的单据，故不具法律效力。事实上，被告也并非不知倒签提单的严重性质，否则便不会要求日本三井出具保函。

2.2.3倒签提单的责任归属

托运人未能将货物按照买卖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时间装船付运，首先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托运人就此止步，面对现实，如实让承运人按照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时间签发已装船提单，那么收货人收货后只能追究托运人迟延交货的责任，托运人承担一般性的违约责任。但如果承运人答应了托运人的要求而倒签提单，那么承运人在提单签发日期这个重要问题上采取了欺骗手段，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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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的利益。我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采用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因此，承运人采用欺诈手段签发的提单应属无效。

倒签提单作为一种欺诈行为，承运人一旦实施，便失去了享受该提单所赋予的责任限制、免责等权利。收货人既可以要求托运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责任；收货人可以有条件的接受货物，也可以拒收货物，还可以在接受货物后根据损害情况提出索赔。

关于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英国法允许当事人选择，甚至允许同时以两个理由起诉。《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都已承认据不法行为和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力。依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违约诉讼与侵权诉讼竞合时，允许当时人选择适当的维权方式。

2.3 预借提单

预借提单是指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己到，但货物尚未装船，托运人为能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向银行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出具保函要求船公司或其代理预先借出“己装船提单”，船公司或其代理人依此签发的提单。

2.3.1 预借提单的法律性质

（一）预借提单是违约行为

根据提单的性质，提单是承运人与收货人或其他合法持有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承运人预借提单的行为违反了提单中的默示条款——装船后签发提单的义务。此外，无论是在租船运输还是在班轮运输情况下，都有运输合同在先，承运人预借提单是对合同的不当履行，所以承运人预借提单属违约行为。

（二）预借提单是侵权行为

已装船提单应在货物装船后签发，这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而承运人违反法定义务，其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对提单持有人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结果与承运人主观过错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相同。因此，预借提单当属侵权行为。

（三）预借提单是责任竞合行为

预借提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承托双方合谋，通过在提单上作虚假记载，违反买卖合同关于交货日期的约定。基于此违约事实，作为买方的收货人，有权解除合同拒收提单。但因承托双方在提单上做了虚假记载，使这一违约事实得以掩盖，从而侵害了收货人的合同解除权。故该预借提单行为既有违约特征，又符合侵权的要件，由此形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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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预借提单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1985 年 3 月 29 日，福建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简称宁德公司）签订了进口 3000台空调机买卖合同。合同规定，价格条件为 CFR；卖方应于 6 月 30 日前和 7 月 30 日前各交货 1500 台；付款条件为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付款单据包括清洁已装船提单。第一批货如约履行。

1985 年 7 月 22 日、23 日，“日欧集装箱运输公司”(简称“日欧”)收取了第二批1500 台空调机，25 日签发了 WO 156097 号联运提单。日欧在该提单“PLACE ANDDATE OFISSUE”栏内签署了“日本东京 1985 年 7 月 25 日”，又在“THIS IS SHIPPED ON BOARD B/L WHEN VALI-DATED”栏内签署了“1985 年 7 月 25 日”。1985 年 8 月 20 日，“大仓山”轮在日本横滨大黑码头装载 WO 156097 号提单项下的货物，并于次日由福建省轮船公司在日本的代理人日立物流株式会社签发了海运提单。该轮于 8 月 28 日抵达福州。

1986 年 3 月 17 日，宁德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日欧”赔偿因预借提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海海事法院认定“日欧”预借提单欺诈行为成立，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二)案件的处理

在上诉中，“日欧”称其收货后签发的提单，依照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的惯例及日本国和中国对集装箱收货的习惯做法，是“待运提单”；其在提单栏目签署了日期，并不能说明该提单是“已装船提单”；只有在货物实际装载，“日欧”履行了承运人装船的职责后，该提单才成为“已装船提单”；对于台风、压港等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的原因而造成装运迟延的后果，“日欧”不承担责任。

对于“日欧”的上述理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没有采纳。上诉法院虽因数额认定等方面的原因撤消了原审判决，但亦认定“日欧”预借提单的欺诈行为成立，应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三)案例分析

收货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在货物根本未装船时，承运人就签发了已装船提单，因而构成了欺诈性侵权行为。承运人必须对侵权行为给收货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负完全的法律责任，承运人无权享受免责或限制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令“日欧”赔偿宁德公司的货款及其利息损失、营业利润及其利息损失，并赔偿宁德公司赔付给第三人的违约金等损失。

2.3.3预借提单的责任归属

（一）签发人的责任

承运人对签发提单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侵权责任结果来看，由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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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是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共同侵权行为造成的，因此收货人有权选择起诉对象，以保护其合法利益。假设承运人不预借提单，托运人不能结汇，议付行可拒付货款，收货人可凭此解除合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禁止预借提单的情况下，托运人唯一的救济方式就是请求收货人更改信用证，主动权在收货人手中。收货人有权根据市场行情决定更改信用证或拒收货物。因此，从保护收货人出发，法律禁止签发预借提单，承运人对签发预借提单的行为给收货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托运人的责任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英美等国的法律规定，违反装运期限构成根本违约，此时，法律赋予买方撤销合同的权利。由于预借提单侵害了买方的权利，根据“欺诈解除一切”的原则，货物的交付、风险的转移、提单的流转、贷款的支付、所有权的更迭均归于无效。预借提单的托运人应赔偿因自己的侵权行为而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

这些损失包括：货款及其利息损失、因合同被宣布无效而支付的额外费用、预期利润、货物差价损失、对第三方违约的赔偿等。

2.4无单放货

无单放货是指承运人凭其他单证连同保函放货的做法。按照国际航运惯例，承运人有义务在约定的卸货港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但也有例外情况，主要表现为建立在无单放货基础上的提单欺诈。

无单放货形式和原因：

（1）凭保函放货。这是无单放货的最常见形式，是指承运人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依据提货人提供的保函交付货物；

（2）无担保放货。这种形式多见于收货人与承运人间有长期业务往来的情形下。若收货人在货物到港后仍未收到正本提单，而承运人又希望尽快交付货物，基于二者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和其他利益的权衡，承运人可能会无单放货；（3）承运人与提货人恶意串通，欺诈真正的提单持有人或收货人。

无单放货的现象由来已久，其主要原因是：航运贸易的复杂性和管理制度存 在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无单放货行为客观上满足了提单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实际需要。有些国家在其国内法中进行了相关规定或者其政府部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我国曾签发了《关于海运外贸进口货物凭正本提单交货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在正本提单不能到达时，可持有副本提单保函或其它有效单证等形式提货。

尽管其具体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下列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现代高科技促使海上运输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因提单晚于货物到达目的港或提单遗失被盗，使收货人无法及时凭正本提单提货；收货人无力赎单或拒绝提货；国际航运的不良交易习惯；承运人主观上过于自信、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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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无单放货的法律性质

（1）无单放货的违约性

在托运人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并要求其签发提单之前，承托双方已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换言之，提单的签发需以运输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承运人签发提单是对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或者说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总之，要使提单对运输合同起到证明作用，需要承运人签发提单将运输合同条款包括在提单内或通过并入条款将运输合同引入提单。承运人一旦签发提单，就使托运人依据原运输合同享有的权利物化到提单上，使提单成为原运输合同的证明。此后，托运人需凭提单向承运人主张运输合同的权利，承运人则凭提单履行运输合同的义务。

就提单物权让与而言，提单转让人背书或交付提单行为本身，就是其转让提单权的表示。当提单受让人向承运人出示经背书的提单时，提单转让人转让提单物权的意思表示就通知到了承运人，提单物权的移转至此生效。提单受让人可向承运人主张提单运输合同的权力，并承担相应债务。

综上所述，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产生提单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应依提单记载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承运人无单放货，违反了提单运输合同约定之凭单交货义务，具有明显的违约性质。（2）无单放货的侵权性

在国际贸易中，提单因其具有提货权受到重视，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形成了“交付提单等于交付货物”的国际惯例。例如，德国《商法典》第六百五十条规定：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使抽象的权利表现在具体的提单之上，促成了财产权的迅速转移。占有提单即等于占有货物，转让提单即转让对货物的占有。这里的占有，是指占有人在事实上控制其物，并在法律上排除他人妨害其占有的权利。

提单转让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提单受让人在目的港取得对货物的实际占有。持单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之债，提单项下的货物处于承运人直接占有之下，无论持单人对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所有权还是占有权，其对提单项下的货物都是间接占有需要通过债权请求权来实现对货物的现实占有。因此，承运人凭单交货是持单人得以控制提单项下货物的直接保证。若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第三方，持单人对货物的间接占有就受到侵害。显然，承运人无单放货具有侵权性。（3）无单放货属于违约性侵权行为

违约行为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这即是“违约性侵权行为”。承运人签发提单、转让提单的事实，使提单的法律关系得以产生，而提单持有人进行货物贸易、转让提单的事实，使提单得以体现其货物的占有权。承运人无单放货，违反了运输合同关于凭单交货之约定，具有明显的违约性；同时，无单放货这种违约行为又造成了侵权的后果，它导致持单人对货物的间接占有处于被侵害的状态。因此，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承运人无单放货属于违约性侵权行为。

2.4.2 无单放货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案情简介

2002 年 11 月 8 日，我国甲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与韩国乙株式会社签订出口夹克衫贸易合同，贸易术语为 FOB。合同规定，付款方式为信用证，乙株式会社指定韩国丙综合株式会社承运该批货物，从中国上海运至韩国釜山，丙综合株式会社为此签发了以甲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为托运人的正本提单。托运人为甲国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方为丁股份有限公司，收货人为根据银行指示。由于韩国乙株式会社一直没有付款买单，甲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仍持有上述提单正本。

经调查，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已由前述提单通知人以银行保函形式向丙株式会社提取。即涉案货物已由丙株式会社在目的港无单放货。2003 年 10 月 8 日，甲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我国海事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5.9598 万美元及相关利息损失。

（二）案件的处理

2004 年 6 月 25 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被告双方均引用中国法律支持其各自的诉辩主张，由此可视作选择适用中国法律。此外，本案涉及的运输合同起运地、提单签发地均在我国境内，因此我国与本案争议具有密切联系，根据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中国法律。

本案证据表明提单项下货物已由通知人提供银行保函而未提交正本提单向被告提取，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应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航运惯例，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向甲国贸公司赔偿货款损失5.9598 万美元及利息损失。

这是一起典型的无单放货案，本案被告丙会社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凭银行保函将货物交付给第三方，直接侵害了正本提单持有人依法享有的物权，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二：

案情简介

原告：托运人，即青岛海神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承运人，即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1998 年 6 月初，经三湖物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湖物产）介绍，原告与俄罗斯 WEGA Ltd 达成购销模拟螃蟹的意向，但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199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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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 日，原告根据与俄罗斯 WEGA Ltd 的意向备妥三个集装箱的模拟蟹肉共 65996公斤，并委托国际纺运有限公司青岛办事处作为其货运代理人办理租船订舱等出运手续。6 月 5 日，国际纺运有限公司青岛办事处委托青岛翔通报关行有限公司向青岛海关报关。同日，青岛海关审查后予以盖章放行。该报关单记载：贸易方式为进料加工，结汇方式为信用证结汇，运输工具为 NYK KAI032 航次，提单号分别为 00LU92238600、00LU92238621、00LU92238624，三票货物的总价值是161689.8 美元。同年 6 月 7 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上述货物，被告签发三套正本提单交与海神公司，该三套提单共同记载：承运人为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托运人为青岛海神食品有限公司，记名收货人为 WGEA 公司，船名为 NYKKAI032航次，装港中国青岛，卸港俄罗斯圣彼得堡，货名为冻模拟蟹肉。1998 年 7 月 11日，该三套提单项下货物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1998 年 7 月 17 日，被告在未见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交给了记名提单收货 WGEA 公司。由于 WGEA 公司未将货款付给原告，原告一直未将该三套正本提单交与 WGEA 公司。另外，向WGEA 公司出口的模拟蟹肉系原告用进口的原料加工而成。1998 年 3 月 22 日，三湖物产和原告签订了买卖合同，货物为 100 吨鱼米糜，总价款 199500 美元。1998年 4 月 13 日和 29 日，三湖物产分别开具了两张发票，货物总值为 100 吨，总价款为 199500 美元。1998 年 6 月 2 日，原告向买卖合同指定行汇款 197904 美元。案件的处理

本案终审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经济损失 161，689.80 美元及该款项自 1998 年 7 月 18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逾期付款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三湖物产不承担责任

（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6，135 元，由被告负担。案件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托运人诉承运人无正本提单放货纠纷案，涉及了几个与记名提单无单放货法律规则相关的关键问题：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的责任性质；记名提单下，承运人是否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提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哪些权利。

通过上节关于无单放货行为法律性质及责任的讨论不难发现，我国的海事司法审判实践现在倾向于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首先将其定性为违约行为。在本案中，原告海神公司持有海外公司签发的三套正本提单，非常有利的说明了当事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我国《海商法》第 71 条的规定，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收货人据以提取货物的凭证。该条规定的提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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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记名提单，是对提单共性的提炼与总结，即承运人依据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是提单的共有特征不应有例外。而且从司法审判实践来看，承运人也必须凭记名提单的指示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收货人并收回正本提单。尽管承运人无单放货时有免责例外规定，而且本案的交货对象刚好是真正的买方即收货人 WGEA 公司，买方不付款也有可能是因为其根本不愿付款或者买卖合同中有瑕疵，但毕竟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海神公司依据提单享有的一些权益，如使其丧失了收回货款的保障，也失去了控制处分货物的权利，最终才造成了 WEGA 公司货已到手而迟迟或根本就不会付款的结果。正因为提单发挥“物权凭证”的功用必须依靠承运人履行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来保证，而本案中的被告东方海外公司没有完成该义务，所以应该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赔偿托运人的损失。

2.4.3无单放货的责任归属

一般情况下，合法持有正本提单的人向承运人主张无单放货赔偿的，应定性为违约纠纷，承运人应承担与无单放货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害赔偿责任。（1）承运人应对无单放货承担严格责任

对无单放货承担责任的总的原则是：承运人对无单放货承担全部责任，只要没有免责事由，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论主观上有无过错。这就是所谓严格责任。无单放货的责任归属上，承运人适用严格责任已成为各国普遍适用的惯例。

在英国SzeHai Tong Bank V.Rambler Cycle Co.[1959]2 LLR 114 一案中，法庭认为船东凭上诉人(银行)保函交货时，“法律很明确地表明船东无正本提单交货时将自行负责”。尽管实行严格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对承运人过于严苛，但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提单制度不可能天衣无缝。即使对承运人过于严苛，但倘若归责机制不确定，不仅会导致承运人的机会主义心态，还会降低提单制度的信誉。

（2）承运人可否享受责任限制等条款的保护

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许多案件的判决中都认为：无正本提单放货是根本违约，承运人不得享受提单中免责及责任限制条款的保护。但英国上议院在PhotoProductionLtdV.Securicor transport Ltd[1980]中推翻了无单交货属于根本违约，从而不享受责任限制的原则。Diplock大法官指出：违约方是否可以享受免责和单位责任等条款的保护，取决于对这些条款的解释。自 1980 年以后，英国法院处理无单交货并不绝对剥夺责任限制的保护。总之，一方面肯定承运人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并不排斥当事人的责任减免。我国现行《合同法》吸收了根本违约制度，无单放货可归于此种违约行为，因其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时期望的经济利益，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另一方有权解约并要求赔偿。但违约责任认定应首先看合同免责条款的约定，若不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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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函提单

2.5.1 保函提单的特征和风险

《担保法》第 6 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同时结合笔者对提单保函所下的定义，就不难分析得出提单保函作为海运保函的一种具有下述特征。（1）提单保函是一种信用担保。保函的出具主体可以为债务人自己或第三方，两者比较而言，后者的保证力度通常较小。尤其实力雄厚的银行、保险公司或大型企业等第三者以其自身信用提供担保时，易于被承运人接受。（2）提单保函具有独立性。一方面，提单虽然依据基础的买卖合同开立，但却又独立于该合同，实际上是转移相关当事人责任、具有独立法律效力的文件。另一方面，保函是独立的单方面的承诺。保函一旦开立并没有遭受受益人拒绝时，在承运人依据保函主张相关权利的情况下，保函提供方必须承担保函中约定的相关责任，而不得以委托人没有履行好原始合同项下的义务为由拒绝。（3）依据提单保函索赔时，索赔必须严格符合提单保函相关条款的规定，否则提供方会拒绝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

提单保函作为海运保函的一种，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保函的出具与使用都是紧紧围绕提单而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单保函根源于提单的物权证券性，属于提单收据功能所衍生的问题。尽管提单保函满足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对提单的流通也起到了一定的润滑剂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出具保函的主体为谁，保函给承运人及托运人都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在出具保函的情况下，提单作为拟制性象征交货的凭证，已不能反映货物的真实状况，容易被不法商人所利用，导致提单欺诈。这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提单的可信度，从而严重妨碍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而且在国际贸易实务操作中，因承运人对接受保函所带来的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被卷入提单纠纷的案件时有发生。而且从案件最后判决结果来看，很多案例也都是以承运人赔付货款而告终。提单保函是否有风险、有多大风险，需综合考虑出具保函的背景、经济意义及承运人接受保函时的主客观情况等多种因素。

关于第三人出具的保函，符合保证合同的基本特征：保证担保的当事人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保证人应具有相应的资格条件，并承担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这是典型的民法意义上的保函。这种类型的保函因为其主体比较特殊，一般是银行或实力雄厚而且信誉较好的大公司，尤其以银行保函最为典型，不仅有银行信用作为担保还具有现实的可兑性，承运人比较愿意接受。但银行在出具保函时，也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如被担保人的信用及实力如何、一旦被担保人违约其自身将要承担多大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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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责任等。而且在实践中，银行也会要求被担保人预先支付一定金额的保证金，这无疑增加了被保证人的成本和费用。但无论如何，相比较而言，由第三人尤其银行出具的保函，信用更为可靠，承运人接受此类保函承担的风险较小。下面主要分析托运人及提货人出具保函时，承运人将会面临哪些风险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一是卖方欺诈。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比较多的保函是托运人出具的，其性质实际是一份担保文书。托运人做出承诺，由其自身承担因承运人签发虚假清洁提单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它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达成的、由托运人附条件的在一定范围内向承运人赔偿损失的协议。当货物存在瑕疵甚至根本就是假货时，承运人因专业知识缺乏，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正确识别货物进而判断其质量好坏时，托运人就会出具保函，以该担保骗取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再凭借这一虚假清洁提单去银行顺利结汇，最后逃之夭夭。在此情况下，虽然承运人主观上没有欺诈的故意，甚至自身都是被欺诈的对象，但存在向第三方隐瞒事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其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当收货人提货后发现货物有瑕疵凭借清洁提单向承运人索赔时，承运人应该先行赔付，之后才能向托运人追偿。但如果托运人信誉并不好，或者其提出补偿的理由与保函中所规定的并不一致时，承运人得到补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海运保函的法律效力已在学术界讨论多年，各国在立法上对此也无明确规定。有的认为保函会被投机者当作欺诈的工具，严重违反了国际信用与道德，影响了国际航运，因此根本就不承认保函的效力。有的则认为保函制度由来已久，满足了复杂的国际航运的客观需要，制度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不能以保函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而主张废止保函。有的采取了折中的看法，认为保函其实是一份合约，它在法律下完全可以有效，可以执行。只是非法的保函，如同非法的合约，它本身是为去欺诈，才会无效，不能执行。保函提单本身的效力有争议就引起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承运人接受保函后才没有按照货物的实际情况签发提单，而是违背事实的签发了虚假清洁提单，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商业交易原则，也与民法理念相背离。收货人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极有可能以欺诈为由向承运人提起诉讼，一旦法院的最后判决结果为保函无效，则承运人就会丧失依据运输合同而享有的一些权利，如责任限额、责任限制等，即使托运人完全依据保函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承运人的补偿也只限制在承运人享有的责任限制范围内。最为严重的后果时承运人甚至都不能向托运人追偿其向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先行赔偿的损失。最后，保赔保险协会通常也不受理当事人依据保险索赔的请求。因为托运人出具保函后承运人才签发了清洁提单，说明货物的瑕疵等有可能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依据PICC海运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这些都是除外责任，那么所有损失只有承运人自己承担了。

二是提货欺诈。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诈骗者并非真正的提货人，却能凭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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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单甚至伪造的副本提单加保函提货，承运人基于对保函的信赖放松了警惕，没有严格仔细地审查提货人的资格，结果造成错交货，导致提货人与收货人不相一致，提货人骗走了货物，而真正的正本提单持有人无货可提，就一定会向承运人索赔。在诈骗者根本无法找到的情况下，承运人手中的保函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承运人无法求偿，不能享受责任限制，只有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

2.5.2 保函提单的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原告：承运人，即上海远洋运输公司 被告：上海港宝山港务公司

第三人/承运人的代理人：中国外运湖北公司 卖方/托运人：湖北派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卖方委托承运人办理货运手续。1994 年 6 月 20 日，被告办理装货时，发现货物外包装受损遂拒装。承运人的上海办事处遂向被告出具保函，说明承运人愿意承担因货物包装破损在目的港交货困难造成的损失。被告收下了保函并注明了免责条款，随后将其交给原告。原告接受保函后即签发了已装船清洁提单。6 月27 日，货抵目的港后。经检验发现货损，货物保险人对此作出赔付并于 1995 年 2月 9 日向承运人索赔。原告即向保险公司作出赔付，并于 10 月 11 日将承运人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要求其赔付有关损失。后又拟另案解决纠纷为由撤诉，同时，起诉要求宝山港务承担保函责任。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追加湖北外运为第三人。

原告诉称：自己签发已装船清洁提单是因为被告提供了由第三人担保的保函，被告应该为其行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承运人的代理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也有一定利害关系，故应将其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被告辩称：自己即非承运人又非托运人，而且在保函上也注明了免责条款。案中的保函是承运人与其代理人达成的一项保证赔偿的承诺，代理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人辩称：原告明知货物包装有问题仍然签发已装船清洁提单，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第三人只是托运人的代理人不应对保函负责；保险公司向收货人赔偿损失后再向承运人追偿，其期间已经超过了我国《海商法》第 257 条规定的向第三人追偿的 90 日实效。案件的处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如下判决：

一，第三人赔付原告损失 70000 美元及利息，利息从 1996 年 5 月 16 日原告起诉之日起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利率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付清。逾期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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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利息。

二，被告无需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

三，第三人负担本案受理费共计人民币 10850.38 元。案件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保函纠纷案，其关键点有两个：保函的约束力和诉讼时效。本案中的保函是湖北外运公司而非宝山港务出具的，而提单上记载的货物所有人是湖北派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也就是真正的托运人。湖北外运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出具了保函，事后也未得到托运人予以确认的证据，在承运人没有欺诈并充分履行了自己义务的情况下，理应对其出具保函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义务赔偿承运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湖北外运不能因为自己是托运人的委托人就推卸自己的责任，保函一旦被承运人接受，双方之间的担保关系即成立，而且有效的保函宝山港务非保函的当事人，而且还在保函中有免责批注，不必对因保函所引起的后果承担相关责任。承运人上海远洋接受了保函并签发了已装船清洁提单，货达目的港后，货方发现货损要求赔偿承运人理应予以接受，在履行赔付义务后可以依保函向湖北外运追偿。本案中的纠纷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引起的，而是关于保函的，保函具有担保的性质。所以，关于诉讼时效的确定应该适用《民法通则》而非《海商法》的相关规定，上海远洋的诉讼正是在诉讼时效期间 2 年之内提起的，符合法律规定。

2.6 其他提单欺诈形式 2.6.1 电放提单

电放行为是指船东在得到托运人指示后，在收回其已签发的提单的情况下，用电话或传真等形式指令其在目的港代理人将货物放给提单中所标的收货人的行为。放行为是多年来航运界形成的一种常见的操作习惯。在收货人无法及时凭正本提单提货物，承运人可以应托运人的指示不凭正本提单放货。电放提单产生的基础是缘于买卖双方良好的信誉和合作关系，致使托运人相信货款肯定能够收回。

电放提单避免欺诈的关键在于，辩明真正的托运人。但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辨别谁是货物的真正货主，即托运人。因此，对承运人而言，惟一识别托运人身份的途径就是根据申报订舱的单据中所列明的托运人名称，并且在没有足够的反证情况下，往往以此作为提单的托运人。换言之，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主要是依据出运该票货物的申报人的指示填制船东提单，并依据提单中托运人的书面指示而电放货物。

船东通常认为这是毫无风险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则不尽然。电放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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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还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运用电放提单诈货的手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特点。电放提单的欺诈通常发生于 FOB 价格术语条件下。因为在 FOB 下，买方负责办理运输。对承运人来说，买方就是申报订舱的托运人。如果买方存心诈货，可能会开出信用证骗取卖方的信任。这样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两种情况:银行根据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给买方，而同时买方在目的港已经通过电放提走了货物，买方根本不会到银行付款赎单，银行也就无法得到偿付;如果银行以单据不符为由拒付，卖方得不到银行的付款，更别想通过买卖合同向存心诈货的买方索取货款，买方提走货物后早就消失无踪，这样卖方则无法避免将陷入财货两失的困境。

欺诈者找到了电放行为过程中的漏洞，并利用这样的机会使诈货成为可能。那么，是否应当明令禁止船东使用电放呢?其实，电放行为之所以能运用到现在，也存在着有利的一面，比如加快货物流转，减少不必要开支等等。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应予以避免。首先，买卖合同的卖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必须详实地了解买方的资信情况及财务状

2.6.2 三分之二提单

目的港较近或者运输时间较短的情况下，进口商往往会在申请开立信用证时，要求三分之一提单径寄开证申请人，其余三分二提单提交银行议付。很多进行出口贸易的公司对三分之二提单存在疑问，这种做法是否存在风险。特别是当使用 FOB 价格术语时，出口商在寄单后就不再拥有货物所有权，对方完全可以凭三分之一提单提取货物，出口商将面临财货两失的危险。

三分之二提单在国际贸易中己具有一定普遍性，双方的主张都有一定合理性。一方面，进口商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进口商的银行收到单据时，货物往往早已到目的港，如果不能在货物到达时尽快提取货物，进口商将蒙受目的港因等待单据而产生的额外的仓储费，且可能丧失商机。另一方面，出口商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信用证一般要求以全套正本提单结汇。因为每一份提单具有同等的效力，即任何一份正本提单都可以提取货物，而且凭其中一份正本提单提取货物后，其他两份提单就失去了效力。采用三分之二提单时，进口商往往先于银行收到提单，进口商完全可以凭这三分之一提单至承运人处要求放货。

如果只是进口商诈货，对于出口商来说，只要单据相符，是不必担心收不到货款的。因为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出口商(受益人)获得货款的保证来自开证银行，而是进口商，并且银行在决定付款时仅仅依据单证与信用证是否相符。信用证结算方式以银行信用代替了买卖双方的商业信用，而且一般认为，银行信用是大于商业信用的。只是银行将无法获得偿付，成为欺诈的受害者。

但是如果单据不符，银行拒付，出口商就没有要回货款的可能。因为出口商不能基于信用证向银行主张付款，在基于买卖合同要求进口商付款时，往往也找不到进口商，存心诈货的进口商当然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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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正本提单不仅影响贸易方，对银行也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出口商和进口商采取三分之二提单共谋欺诈银行，银行恐怕也很难发现，不可避免将成为欺诈的受害者。大多数的出口商对于三分之二提单还是采取谨慎的态度。一般说来，经验丰富的银行也不同意三分之一提单径寄开证申请人的做法。但是，针对某些信誉良好，有实力的客户，2.6.3 提单遗失

如果提单遗失,将时刻存在欺骗的风险,包括利用该提单提货或转卖货物。尽管这种风险还很少变为现实,从而似乎可以保险,但这种类型的船东责任保险却不被互保协会接受,因为它涉及到故意利用风险。再者,这种风险是由于货主没能或不愿遵守规则所造成的,如由船东承担风险是不合理的。

提单丢失以后,首先确定是不是遗失了全套3张正本提单,如果还有一张提单在手,背书以后就可以到目的港提货,提货之后另两张提单自动作废。如果全套都丢失了,那么应当在省级以上报纸上登出遗失声明,然后由本公司向船公司提供保函,并且以船公司为受益人在双方商约定的银行存入货款加运费总金额的150%的保证金,保证期为18个月(各个船公司在担保金额和时限上会有不同),此段时间任何一方不得处置此保证金,若出现第三者在客户电放提货以后拿丢失的提单请求提货,船公司有权占有此保证金。并且存入银行的保证金是无息的。

2.6.4 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交货

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交货,是指冒充合法收货人向承运人提货,包括保函提货时冒充合法收货人。然而,奇怪的是有关滥用原始提单的判例却极少见。在美国,有人主张,即使承运人尽了最大注意,并在被告知的地方向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向其交付货物的人交付了货物,他也应负严格责任,这种情况下,欺诈是明显的。不凭提单交付是对运输合同的根本违反。有人主张即使犯有过失,向收货人交付也不是错交;有人主张如可撤销的权利已转移给收货人,承运勺寸发货人不负责任。

在美国,有人主张,即使承运人尽了最大注意,并在被告知的地方向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向其交货的人交付了货物,它也应该负严格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欺诈是明显地,而且不凭提单交付是对运输合同的根本违反。有人认为即使犯有过失,向收货人交付也不是错交。有人主张如货物权利己转移给收货人,承运人对发货人不负责.笔者认为,以虚构名义指示承运人向其交付货物的人也是真正的收货人。承运人没有义务调查收货人是否善意。除非承运人己知欺诈,否则对其提出的合同之诉等都必将失败。此外,即使由于合同因单方身份错误而自始无效,从而发货人仍是货主,也极难主张上述诉讼。因为在承运人不是明知的情况下,如货物己交给收货人,即为其表面的利益运送货物给他,且货物已被虚构的指示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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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难想象如何强加承运人责任。

2.6.5 甲板货签发甲板上提单

货物装载在船只上,可分为置于舱面(即甲板上)与置于舱内(即甲板下)。若在提单中载有on deck,loadedondeck或stwoedondeck等批注,这类提单称为甲板货提单,它表示货物装载于甲板上。一般收货人都不喜欢其货物置于甲板上,因甲板上之货物易遭雨淋水浸,或卷入海中等损失,比甲板下货物有较大的危险性,对买方不利。除非发货人同意,承运人将不属于甲板货的普通货物装载于甲板上,以致发生毁损或灭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提单上载有上述批注,表示该项装载已获托运人同意。根据UCP500第31条,银行将不予接受有这类批注的提单。

由于货物本身的性质,例如具有危险性的货物,或体积过于庞大的货物,如整部重型车辆等,非装载于甲板上不可,或按一般商业习惯可以不必装载于甲板之下者,如原木之类,则信用证应加注”on deck shipment acceptable”或类似字样的特别条款,也就是说必须具有信用证特别授权.但是,根据海运的惯例,即使运输条款没有规定,承运人也有权将货物装载于甲板上,只要他对货物的灭失负责。为了说明他的这种权利,提单条款中往往有承运人有权将货装甲板的内容，这种提单不算是甲板货提单。

2.6.6 多份提单

依海运习惯做法,一般提单签发一套三份。即使在美国,由于对海外贸易中的通讯安全的考虑故允许签发多份提单。然而,发行数份提单不仅增加许多麻烦,而且是欺诈的可能性大增,弊大于利。为防止利用发行多份提单欺诈,美国5统一提单法6都禁止在国内交易中发行多份提单。签发三份提单是为了托运人或收货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承运人或船长的利益。因此,承运人一般规定一份洲于,其余无效,以免对造成此种困难负责。在签发多份提单的情况下,如无相反协议背书任何一份提单都足以转让货物物权,其余任何一份提单的背书在法律上都必须服从第一份提单的背书。然而,在目的港请求交付货物的人仅持有一份提单,承运人或船长不得拒绝交付。承运人或船长对于该持有人拒绝交付或幼级迈交付,以致其他份持有人出现,致使不能取得货载时,应对其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货载一经凭一份提单交付后,承运人责任即行解除.而且,承运人如未注意到第一份提单的交易,而某人向承运人提交第二份提单时,承运人向该人交付货物是正当的。尽管这可解除承运人的责任,但并不影响货物法定所有权,因为支付对价的第一份提单持有人由于对货物享有法定权利而仍享有货物法定所有权。

第三章 提单欺诈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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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运提单机制本身的缺陷

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商法领域所规定的提单制度中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这些矛盾和缺陷在国际贸易，海洋运输的实践操作中，给欺诈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那些企图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不法商人留下了实施欺诈的空间。

3.1.1成套提单的问题

法国旧商法规定提单须发行四份以上，1966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改为二份以上。意大利航行法规定为二份。德国商法则未规定，全依托运人要求而定。英国法对此也无明文，习惯上多为二份或三份。如三份，托运人自留一份，另一份寄交收货人，再一份交船长，则恰足够。日本商法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也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台湾海商法也依德日法例，承认数份提单的发行。我国海商法未规定提单发行份数。但是，依海运实务，提单一般发行一套三份。各国许可发行数份提单，理由不外乎提单遗失或被盗时备用;寄送提单给收货人同时，另交一份给船长收执以便核对;托运人可通过各种方法及途径寄送收货人，使收货人能迅捷收到其中一份，使持以行使收货权。在美国，海外贸易中的通讯安全的考虑仍超过提单被欺诈性地利用，故允许发行多份提单。

但时至今日，由于通讯发达，前述理由己非充分。早在 1882 年，Lord Blackburn就根据当时的通讯速度批评过多份提单的作法。因提单遗失或被盗与往昔相比已大为减少，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但由于通讯发达，也能立即完成补发手续;托运人或船长仅持有提单抄本即可:各国依提单份数课征印花税，为节省支出，发行数份也属浪费;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收货人已不必担心单过于迟延。因此，与其发行数份，不如发行一份，若有需要，则迁发给副本或抄本。对承运人、货主而言，实践中三分提单常带来许多问题:一是在最先向承运人出示复本提单者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取得复本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二是即使最早出示复本提单者是经过正当的手段得到复本的，但如果其他复本持有者在其持有的复本提单上设置了抵押担保，担保债权人的利益该如何维护?必须明确的是，提单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当事人，由此引发的诉讼复杂多变，诉讼周期的漫长、费用高昂以及因此延误的商机都是当事人所难以接受的。所以，这种发行复本而隐含争端的做法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批判。

与我们通常使用的提单不同，海运业务中还存在一种记名提单。记名提单是指在提单上明确记载了收货人身份，在流通中不可以转让的提单。我国海商法规定承运人与收货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提单约束。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它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即记名收货人的法律关系与托运人和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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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转让该凭证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的功能。

正因为记名提单没有物权凭证的功能，所以对于记名提单是否应当凭正本提单交货还值得探讨。如果记名提单没有物权凭证的功能，那么承运人的交付义务并不锁定于记名提单上，而是正确核实并交付给记名收货人，也就是说承运人根本没有必要凭正本记名提单交付货物。记名提单是不可转让的提单，因此，收货人不能通过转让提单而将货物交给另外一个人。也不能通过转让而转让对提单项下货物的占有权，因为承运人必须将货物交给指定的收货人而不需要出示提单。海运单同样也不是物权凭证。海运单与记名提单除了抬头不一样外，其性质非常相似，因此英国 1992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已将记名提单归类为海运单的范畴。

实践中，签发记名提单往往是在两个协作公司或者子母公司之间或收货人是卖方的代理等情况下，物权问题往往并不是通过提单的转让而转移。只要承运人交付正确的记名收货人，不可能出现错误交货问题，也就解除承运人交付的义务。这样大大减少货物买卖欺诈行为以及由于单证延迟而无法提货问题。我国《海商法》中的提单既包括记名提单，又包括不记名提单，但对提单的问题没加区别。这导致可转让提单与不可转让提单在法律性质上没有什么分别，可能使提单与海运单在其法律性质等同看待，因此在实践中造成混淆。

3.1.2清洁提单的问题

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从理论上来讲必须是“清洁”提单。清洁提单指没有任何有关货物外表状态不良批注的提单，表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货物的表面状态良好(Ina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所谓外表状态，指承运人凭目力所能观察到的货物状况。因此，外表状态良好，并不排除货物内容存在凭目力不能发现的缺陷。UCP600第 32 条规定:“清洁运输单据是指单据上并未明确宣称货物及/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文或批注的运输单据。”根据《海牙规则》第 3 条第 3 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如实记载货物表面情况，即承运人有批注权。承运人依据自身合理的判断(reasonable inspection)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进行批注，对确定海上货物索赔中承运人所负的责任意义重大。一方面，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或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索赔的依据就是将卸货后的验货单与提单中对货物质量和表面状况的规定、批注相比较，两者所差异之处就是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为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承运人都会对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做如实的批注。另一方面，托运人希望取得无批注的清洁提单作为向银行结汇的凭证。UCP600 第 32 条规定:“除非信用证中明确规定可以接受，银行将不接受不清洁运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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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清洁提单的签发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货物的表面状况和船长的目力所及。货物表面是否有损伤以及损伤的轻重程度这都是客观的，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船长的“目力所及”却是一个主观判断，这与承运人的经验及勤勉程度密切相关。一个经验丰富、勤勉谨慎的船长和一个阅历肤浅、懈怠松懈的船长在此做出的判断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严格按照法律的情节提单，如同白色的无涯，蓝色的月亮或者粉红色的大象一样，几乎没有。所以，实践上清洁提单是否清洁是难以做出定论的。

3.1.3信用证制度

相比较起汇付和托收，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双方当事人更愿意选择以银行信 用为基础的信用证结算方式，而使用最广的是银行凭包括货运单据在内的单据或汇票付款的信用证，即跟单信用证。但信用证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会使银行蒙受欺诈。

信用证制度本身存在理论上的缺陷，独立抽象性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作为信用证交易的两大基本原则，正是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欺诈的根源。依据 UCP600 第4 条的规定，信用证虽然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依据开立，但一经开出，便成为了独立于买卖合同外的一项文件，而银行和卖方之间的信用证合同独立的原则是信用证业务中最重要的原则。开证行、受益人及其它各方参与信用证交易的当事人均受其约束。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开证行就不得援引信用证之外的原因拒付，必须履行第一性的付款责任，而进口商在开证行支付了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后向其主张收款权利时，也同样不能以合同存在纠纷来抗辩。UCP600 第 14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了单据审核标准“按指定行事的指定银行、保兑行（如果有的话）及开证行须审核交单，并仅基于单据本身确定其是否在表面上构成相符交单。”。由此可看出，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独立性原则的延伸，银行只根据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对卖方而言，只要能提交与信用证相一致的单据，符合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要求，哪怕最终买方收取的货物与买卖合同不符，银行也必须付款，而且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真伪、准确性及其法律效力等概不负责。对买方而言，只要在申请开证时，保证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即付款并交纳押金，就可以从银行取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银行审单时，依据“严格相符原则”进行，在单据相符的情况下，哪怕开证声请人支付货款后，最终收到的货物与合同不一致，也只能自己与信用证受益人依据买卖合同交涉。反之，若货物完全符合合同的规定，但单据与信用证不一致，银行则可以拒付。

信用证的上述交易原则运用于具体的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过程中时，银行付款时的地位是独立的，其向受益人付款的行为与基础买卖合同相分离，这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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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给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了其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机率。首先，国际贸易的一些从业人员反欺诈的防范意识较差。不法分子利用提单欺诈时，往往计划周密、安排详细、经验丰富，而部分从事进出口业务或单证工作的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难以轻易识别这些提单欺诈行为。若承运人隐瞒实际情况，签发倒签提单、预借提单时，没有在提单上如实记载货物实际装船日期，提单与信用证就形成了虚假的表面一致，卖方即可凭此去银行顺利结汇。尽管实际上这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合谋的故意，甚至买方收到的货物与合同不符或者卖方延迟交货，买方仍然要依据先前与银行的约定及时将货款偿还给银行。其次，银行缺乏鉴别提单真伪的能力，而且也无此义务。由此可以看出，银行无义务、没能力、也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的信用证进行严格审核。因为从主观上讲，银行工作人员毕竟对外贸工作不是非常熟悉，难以了解商品的真正价值，也不清楚信用证受益人的货源是否充足，亲自核实货物及装船运输情况是否与单证相符。从客观角度看，当今社会印刷技术非常发达，不法商人的造假模仿手段非常高，以致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相关专家都难以辨别单据的真假，这无疑给不法商人利用信用证进行欺诈性交易创造了有力条件。再次，可转让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运用使得欺诈更为容易。国际贸易中的买卖双方分处不同的国家地区，尤其买方对对方的资信状况、货源情况等信息不可能有足够充分的了解，为了交易的安全，他们就通过中间商来进行交易。中间商为了自身利益，就会要求买方开立可转让信用证，提供了银行信用和担保后买方才可以取得货物。这样持票人凭借信用证取得货款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中间商从中赚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人们在夸大可转让性在信用证支付体系中的作用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提单在可流通性上的缺陷。若卖方恶意虚假的从事国际贸易欺诈活动，则会使实际收货人即提单的最终受让方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信用证制度下的独立性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在主客观方面给提单欺诈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构成了提单欺诈的根源。无论提单欺诈者采取哪一种形式，如卖方伪造或变造虚假提单从银行处骗取货款、买卖双方进行虚假交易以联合欺诈银行或第三方进行欺诈等，但伪造、变造信用证项下的商业单据是这些欺诈的共同特征。鉴于信用证欺诈案件频频发生，不法商人屡屡得手，信用证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是否也就可以否认信用证交易的独立性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呢?国际贸易的实践证明，信用证自产生之日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一种提供银行信用担保的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往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首选，而信用证的运用也并非是为了防止欺诈，主要是保障受益人享有的信用证支付方式下的收款权利。但若固守信用证交易的原则，而不加以灵活运用，则与民法等价有偿的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法理要求的，更纵容了商人利用提单进行商业欺诈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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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商业环境下，只要缺乏一定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的自我约束能力，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部分商人肯定会从事一些商业欺诈活动。而国际商会制定的 UCP600 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银行所认可。依据其规定，只要“单单一致、单证一致”，银行就必须付款，显然它坚持了信用证的独立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尽管国际商会仅仅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既然其制定的统一惯例得到了世界上这么多银行的承认，UCP600 肯定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3.1.4提单的物权性

尽管信用证交易原则是提单欺诈的根本原因，信用证制度也构成了提单欺诈的根源。但提单制度自身也有不足，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并不能确保提单持有人最终能提取货物，从这种意义上讲，提单的担保功能也是有限的。

提单往往没有统一的格式，各公司对空白提单的管理也不是非常严格，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其实施欺诈提供了便利。而相关处罚措施的缺乏则又极大地纵容了提单欺诈行为。提单往往由各船公司自己制定，正面记载提单内容，而且关于内容的多少也没有一致标准，一般只要不影响提单的性质和功用即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写在提单反面。

此外，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即在单证交易进行象征性交货过程中，提单是一种商品证券。而商品证券是指代表特定货物或商品所有权的有价证券。可流通转让的提单正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商品证券，占有提单就等同于占有货物。由此进一步推断，则提单持有人即享有货物所有权。所以，不仅法律一般都鼓励单证交易的当事人注意提单而非货物，而且在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过程中，当事人防范提单欺诈的积极性也不高。要充分发挥提单促进交易的功能，承运人有义务应托运人的要求、按照法定程序、适时适地的签发法定格式的提单，并如实记载其接受货物或将货物装船的实际情况。但提单持有人往往不是货物托运人，当承运人与托运人合谋故意实施提单欺诈时，或者承运人违背事实签发提单时，承运人对此并不知情，或者提单欺诈发生后才发现，但往往为时已晚。正是这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提单欺诈的发生更为可能。

3.2 海运提单法律尚待完善 3.2.1 国际社会立法不够协调统一

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各国提单法律又有大差异。提单法律存在冲突，自然就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法律冲突中，解决冲突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法的使用是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之一，但关于如何使用冲突规范意见纷纭，如果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必将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审理会使用不同法律而后果迥异，这将直接危害到提单的可转让性。当然，世界各国也可通过订立统一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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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冲突规范来解决问题.但是，提单法律冲突规则不仅没有国际公约，连国内立法都很少见。

避免法律冲突主要靠统一各国的提单法，或更彻底的制定约束提单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公约来完成。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目前己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专门针对提单来制定的，对提单本身问题规定很少，而且这三个公约的效力还取决于国内法对提单问题的规定，如果提单问题不统一，这三个关于运输合同的公约的自身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 14 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对如何确定提单纠纷的准据法没有专门规定，唯一有关的是第 269 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所以我国要确定提单准据法只能依靠一般国际司法原则和参照票据法等法律进行。因此，现在已到了专门对提单进行统一立法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有我国自己的提单法，另一方面，应该制定一个国际公约，对提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

3.2.2 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够完善健全

英美等世界主要航运发达国家，很早就通过判例甚至有关提单的专门立法来加强对提单的规范，如英国 1855 年制定了《提单法》，1992 年又制定了《海上货物运输法》；美国 1916 年出台了《提单法》，1984 年又对其进行了修改，全面细致地规定了有关提单的签发、流转、提单主体的权利义务等问题。德国的学者们也看到了与海上货物运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海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之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关提单的立法很不完善和健全。

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供货国，但因为工业技术落后、政权更迭频繁、法制不健全、缺乏国际航运及国际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等多种原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单欺诈案频频发生，而且涉及数额大、牵涉面广。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有关提单的单独立法，《海商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又非常少，难以适应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这样，不法商人就会钻法律的空子，进行提单欺诈。

3.2.3 国际间监管不力

首先，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往往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若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因提单欺诈产生纠纷，将会涉及法律适用、国际管辖、调查取证等一系列问题。受欺诈者要想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利益，不仅需要自身克服维权过程漫长、程序复杂、费用较高、取证难度大等一系列难题，还需要得到外国的司法协助与配合。事实上，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与尝试，部分国家在处理提单欺诈案件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因各个国家甚至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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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各不相同而采取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从国际贸易实务角度看，欺诈者所在国考虑到提单欺诈行为未损害本国国家或公民利益，而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提单欺诈者本人往往具有丰富的行骗经验，有一定的反刑事侦查能力，不愿意甚至根本不会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提单欺诈的受害人及其它相关当事人，也会考虑到维权的实际困难，分析到诉讼结果将是人才两空的局面，而拒绝提供相关证据或根本不去追究欺诈者的责任。

另外，各国关于提单欺诈的处罚制裁措施不力，在量刑、判刑上的规定也不一致。因为提单欺诈毕竟不同于暴利犯罪，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加之各国政府对提单欺诈的报道抨击与评论也未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人们对提单欺诈的危害没有足够充分的认识继而加以重视。在贸易实践中，提单欺诈者受到的处罚也不是非常重，如在古巴通过伪造信用证随附的提单而诈骗了900 万美元的案犯，在美国迈阿密州只被判了 2 个月的监禁。而且，国际社会及各国国内均没有专门的配套立法，也没有组织专门机构加强执法等等，这一切与建立统一的反欺诈国际合作机制都相差甚远。

所以，提单欺诈的跨国性、国际社会在处理提单欺诈纠纷案件时缺乏统一协调的步伐和严厉的处罚打击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促进了提单欺诈的发展。

3.3 国际贸易及航运方面的原因 3.3.1合同价格术语选用的问题

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属于伪造提单日期。伪造提单日期的现象在 CIF 或 CFR 合同下很常见。CIF 合同下，卖方必须为准时装运安排运力。虽然，以 CIF 价出售货物有诸多好处，但卖方不可避免地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和风险。他必须租进一条船，这意味着他必须在合适的运费水准上找到一条特定船级、吨位的船舶，而且日期必须合适，这并不容易做到。假如租用的船舶延误到达，以致错过了解约期，卖方面临的难题是必须去找一艘能满足合同装运期的替代船。支付高额的运费倒是一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可能根本无法找到这么一艘替代船。于是，卖方便难以履行在装船义务，极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向承运人提出倒签提单或预借提单的要求。

在无单放货欺诈中，骗子常常使用 FOB 条款并指定境外船公司、货代或无船承运人安排运输，并在信用证结算上设置的客户检验证书等软条款，有些被指定的境外货代或无船承运人存心不良，与买方合谋串通，搞无单放货。也有些客户特意设置境外货代或无船承运人来国内行骗。而一些出口业务人员对出口业务不精通，对航运市场情况不掌握，在没有充分了解国外买家是否合法和资信等级的情况下，为节约成本，较多与外商签订 FOB 出口合同，从而将货物的运输权利、运输方式和选择承运人的权利交给外商。此外，在运输环节由外商掌握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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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中小企业盲目听从境外买家及其代理的指令，将货物交给境外买家（或其代理）在装货港的代理人。

3.3.2航运界的陋习

航运界，文件变通处理的作法比比皆是，诸如:一艘班轮刚刚启航就会有不少的托运人拿着船上大副签发的有批注的大副收据找到班轮代理，要代理在出提单时，删去这些讨厌的批注。代理不愿意得罪客户，就将早已准备好专供托运人签发的保函拿出来，一侯托运人签好该保函，在提单上删去大副批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还使托运人与班轮代理皆大欢喜。这样的变通办法似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有人对此做任何的非议直是自找麻烦。

有时候，托运人(或租船人)不是要求代理删去批注，而是要求代理把托运的日期倒签几日，以便他们能顺利结汇。对此，船舶代理又是举手之劳不会拒人千里不近人情。这样一来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下去，又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一批货刚装上第一程船开往转口港，代理就预先签发了第二程船的己装船提单，此名曰“借单”。同样的、但更普遍的，是在船装完货之后要求船方的代理在签发提单时把装船日期或签发提单的日期倒回若干天，即所谓的“倒签提单”。船方依从托运人或租船人的如此要求的危险暂且不表，这些毫不显眼的陋习恰恰为欺诈案件的滋生和生存创造了环境。严格说，这在法律上也属于欺诈性质，却因很少看到对此类事件的刑事指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己。但必须指出，正是这些陋习麻痹了人们对伪造文件的警觉性，为文件诈骗案大开绿灯。

在亚洲，转换提单的陋习就更普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营运的船东没有不知道存在着这种习惯的。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台湾到大陆或从大陆出口到台湾的货物，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所有的货物都不能直接运往大陆出口。而这样短的航程，要是真的按台湾当局的要求中途转船的话简直就是荒谬，聪明的商人当然就想出更改文件的“掩耳盗铃”的办法。说是掩耳盗铃其实亦不尽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台湾政府其实是默许这种作法的。只要船东肯给面子，谎报装货港并非大陆而是日本某一个连地图上也查不到的小港口，台湾当局每每就会睁一眼闭一眼的放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间接的助长了撒谎、不如实申报的不良之风，这在开始之时，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谎言，贸易双方还都有履行合约之诚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阻滞的话，其中一方产生出歪念，性质就变了。事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在无意识中演变和发展的。由于转换提单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很多法院是不会受理这类纠纷的，这样更多的不轨行为就在没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发生了。现在主张杜绝这种陋习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想提醒那些涉足其间者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是一个更大的欺诈的温床。

3.4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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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政治经济原因

提单欺诈的引发与政治上的不安定有着直接的因素，在一些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管理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提单欺诈的案件相对比较少;而在一些政权频繁更迭、法制不健全、管理混乱的国家和地区，提单欺诈活动就较为突出。譬如，海运欺诈多发区之一的意大利，战后 45 年中更换 48 届政权，这种政局不稳定，为海运欺诈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又如，远东地区国家之间尽管地理位置相邻很近，但有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这些国家缺乏彼此间的合作，就容易被违法分子钻空子，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为犯罪分子的天堂了。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法制不健全是导致全球提单欺诈迅速增加的最根本的原因。从目前情况来看，提单欺诈多发地区为发展中国家，而部分较为富裕的国家对提单欺诈问题则抱着“只扫自家门前雪”的态度，只要欺诈分子逃出本国领海就不再追击，即使在其领海内将罪犯捕捉到，也只按照本国法典作为一般刑事案处理。

在经济方面，目前诈骗比比皆是，和国际贸易经济不景气有关。近几年，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不景气，特别是去年爆发金融海啸造成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 1972 年和 1980年爆发的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使世界经贸遭到沉重打击。经济衰退给各国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使多数经济学家感到惊讶。许多国家出口贸易下降，进口需求减少，继而波及了航运业，造成各级商船吨位远远超出货运需求的状况。其结果是，大批船舶被闲置，以避免蚀本经营。正在高度发展的集装箱化运输，也给航运业的惯例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由于采用集装箱运输，盗窃案件大大减少;而另一方面，集装箱也曾载运过大量不义之财，无形中充当了诈骗犯的帮凶。航运业长期不景气，使船舶过剩，运价跌落，成本上升，经营艰难，船东负债累累，上百家船公司破产、倒闭。

海上商业活动形势的变化酿成提单欺诈的条件，船东为了转嫁债务，不择手段，施展欺诈伎俩，一些租船人也转向欺诈活动，牟取非法利益，导致航运市场空前的萎缩。世界经济危机也使不少缺乏竞争实力、经营不善的企业陷入困境，为了挽救频临破产的命运，一些商人不顾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以伪造、假冒等手段制造骗局，买空卖空，坑害货主和船东。与此同时，专门从事欺诈活动的团伙也应运而生，挂着“皮包公司”的招牌，骗取不义之财，就连海上船员也滋生作案企图，参与欺诈活动，以求发横财。

此外，由于经济政策的原因，导致一些虚假现象的产生。例如，石油危机引起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一些国家相应地调整了其经济政策。一些依赖于某种经济政策因素的犯罪团伙，导演了一起尼加拉瓜石油欺诈事件。尼加拉瓜一商人利用该国的石油销售政策和政治势力网的掩护，声称其获得政府的特别配给和其他渠道，可低价出售石油。渴求石油的贪婪者被其谎言所迷惑，毫不怀疑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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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了预付金，得到的却是伪造得令人信服的、货真价实的提单及全部单据，货到时才发现，5、6 家客户都持有相同的提单。政治经济的**及航运业的萧条，使全球的经济会出现异乎寻常的损失。

3.4.2 人员道德和素质问题

（1）欺诈者的贪婪心理

与其它海运欺诈案一样，提单欺诈源自人类的贪念，因为它比诚实地做买卖能够更快更省气力地赚到大量的钱财。32 而国际贸易是以诚信为基础、互相信任而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用跟单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则是国际贸易形式的一大进步，然而提单诈骗恰是伴随着这种新的支付形式而出现的行骗手法。在国际买卖过程中，双方见面的机会极少，履行合同中，从备货、装船到付款等许多环节都是靠相互交换商业单证来完成的。如果一方有意欺诈诚实的对方，是极易下手得逞的。

（2）被欺诈人缺乏防范提单欺诈警惕意识

被害人对欺诈行为的发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单欺诈中的大量事实表明，受害者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与发展中国家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信息落后，人员素质低有关。商贸人员的麻痹为提单欺诈提供了温床。他们往往被有关价格、租金、运费或者货物成本的表面上讨价还价地现象所缠住，被害者的从业人员很多情况下就是在没有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材料的情况下，就给与对方过分地信任。

商贸人员往往对经银行结汇得来的文件警觉性很小，以为如同从银行提款不会收到伪钞一样，只有当上当受骗后，才会发现银行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般为他们把关的。34 法律上，不管是否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伪造文件都属于诈骗，是非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伪造文件和伪造外国钞票并无两样。商贸人员麻痹，缺乏防范能力，还表现在欺诈事件发生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损失，相反处理案件中居然还让欺诈者继续得手。

（3）业务素质低下

被害人的被害要因对加害行为的发生在不同程度上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海运欺诈中的大量事实说明，受害者之所以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与发展中国家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信息落后，人员素质低有关。国际贸易活动中实行契约自由原则。然而就在这同样的原则下，发达国家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能使自己免受或少受欺诈之苦，遇到此类案件也能及时发现，并能及时掌握信息，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挽回损失或挽回部分损失。而发展中国家则截然不同，他们大都对国际贸易及其发展掌握的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往往有被有关价格、租金、运费或货物成本的表面上讨价还价的现象所束缚，很多情况下，是在没有充分了解其北京材料的情况下，就给出了对方过分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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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单欺诈的对策建议

4.1 提单欺诈的法律对策

由于提单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对于空白提单被盗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这种欺诈比较容易实施。在跟单信用证制度下，银行遵守的是“单证相符”的原则，只要提单和其他装运单据表面符剖言用证的要求，银行就有义务支付货款，买方不能因为银行接受的是一份假提单而拒付。银行也就没有动力为防止欺骗做出任何努力。而且有的国家(如英国)法院还规定即使发现其中具有伪造的痕迹，只要不能证明是卖方所为，银行仍有义务支付货款。这明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关注提单本身使提单持有人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因为提单的权利毕竟需要最终兑现，如果货物本身已经发生问题，即使规定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不受影响，受益的也只能是提单的中间持有人，提单的最后持有人向承运人提货时必然遇到麻烦。而且重提单不重货物使各环节防止提单欺诈的积极性受挫，在客观上助长了提单欺诈的发生。提单欺诈往往使提单受让人遭受巨人损失，因为欺诈本身难以被证实，即使证实，欺诈者也已逃之夭夭，不能追回损失。

提单制度存在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要解决这个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律非常关键。提单最大的作用是它能代表货物本身进行转让，使它成为“打开浮动仓库的钥匙”，但提单和纸币一样本身没有价值，且存在粉于伪造从中牟利的危险，而且提单的价值是由发行者的信用来保证的，存在最后不被兑现的危险。提单让货物的权利离开物流本身进行流通，这种流通完全有商业信誉保证，中间环节越多，交易安全险越差。提单的这种特性和其他可流通有价证券，特别是票据完全一致。但与票据不同的是提单没有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来适应自身的特点。提单欺诈的最主要原因是提单管理不严密。票据法为了防止伪造票据，规定了票据的要式原则，从票据的用纸到具体的记载事项，签名的位置和方式都有严格要求。为了保护票据的受让人，票据法规定了特殊的抗辩制度，特殊的追索制度。和票据相比，提单是不严格的要式证券，票据的追索制度在提单法上没有体现，特殊的抗辩制度是否也应在提单中采用也一直争论不休。提单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和票据原理州以的一种有价证券，但提单制度远不如票据制度完善，制度本身漏洞为欺诈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成为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关提单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提单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4.1.1 完善我国反提单欺诈立法的建议

（1）完善提单立法的重要性

从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分析，司法机关处理的海运欺诈案件逐年增多，海事法院已受理过诸如预借提单、倒签提单、伪造提单等国际海域欺诈案件。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项专门的法律针对提单欺诈，法律界对提单欺诈也无具体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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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仅仅套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其中我国中级人民法院和海事法院对海运提单欺诈有管辖权，但涉及刑事责任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理，而海事法院只能就有关的经济损失问题进行审理和裁决。上述《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部法律都是宏观性立法，针对面极广，其中定义的“欺诈”与“海运提单欺诈”就其造成的后果有很大的差别，海运欺诈的欺诈者为捞取巨款而进行欺诈活动，一般造成的经济损失极为惊人，因此在处理上应考虑经济上的补偿。而这两部法律主要是针对刑事制裁，对经济惩罚和挽回经济损失无侧重规定，有的案件受害者的损失根本无法挽回，同时在对海运欺诈罪犯刑事量刑方面甚微，这对处理国际海运欺诈、打击欺诈者、为受害者挽回损失都极为不利，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这不能不说，我们立法上的空白，无疑给欺诈分子带来极大的空子可钻。为此指定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惩治海运欺诈罪犯有法可依，成为我们面对的当务之急。

（2）建立一部有关反欺诈的专门法规

在制订这一专门法规条款时，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欺诈，分别作出规定。而鉴于海运提单欺诈的独特性质，须对“国际海运欺诈”加以定义；同时借鉴国外的法律法规，根据海运提单欺诈的方式，例如：伪造提单，预借提单，倒签提单，无单放货，三分之二提单等作出具体规定。

此外，对施诈者和失职者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做出具体规定，其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方面，应按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凡是欺诈行为，不论是否给被欺诈者带来经济损失，均应承担民事责任。造成财产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在行政责任方面，对于某些单位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为欺诈者造成可乘之机并给国家和单位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已发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方面，由于海运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一般涉及金额巨大、而且带有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只需的性质，即带有严重刑事犯罪的性质、已超出一般民事法律、经济法律以及行政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需要有效的利用刑事立法来制裁。我国新近修改的《刑法》，从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角度出发，将经济欺诈犯罪作为一专章，根据经济欺诈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欺诈犯罪对象性质，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并确定了相应的罪名和法定刑，使《刑法》中有关欺诈犯罪的规定进一步得到了完善。但遗憾的是，未对有关海运提单欺诈的罪行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在制订反欺诈的专门法律中加以规定。

（3）主义法律的一致性

严格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一致，例如：海商法、海关法、商检法、海关法、商检法、保险法、银行法、公司法等，并不断完善已成文的法律法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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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欺诈者在立法上无漏洞可钻。

4.1.2 制订防范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

目前尚无一部针对提单欺诈的具有强制性的普遍遵守的国际公约，这与提单已成为具有跨国性质的严重犯罪活动明显不相适应。笔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对付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以求各国达成在反提单欺诈问题上的共识，从法律上谋求对国际贸易和海运秩序的维护。

为防止利用发行多份提单欺诈，美国《统一提单法》、((1916 年提单法》都禁止在国内交易中发行多份提单，然而签发多份提单仍是国际商业社会的习惯。同时在对提单欺诈者的制裁上，国际社会也显得软弱无力，加上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一般会涉及到司法管辖权、引渡、诉讼时效等问题的纠纷，使得大量的提单欺诈分子有机可乘、有空可钻。因此按照提单欺诈的特点制定国际公约显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统一认识，以便早日制定防止提单欺诈的国际公约。

制定这样一项国际公约应包含以下方面的规定:(1)、提单欺诈行为的定义、提单欺诈的罪行、司法管辖与引渡;(2)、使用与提单欺诈行为的刑罚。(3)、初审;(4)、向对付提单欺诈组织提出的遥蛛口;(5)、国际公约的适用。我国近年来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但同时也深受海事欺诈特别是提单欺诈之害.因此应积极推动国际公约的出台，使惩治海事欺诈罪犯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定的统一，使欺诈分子难逃国际法网，为我国贸易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

另外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国际机构来解决提单欺诈纠纷。由于提单欺诈一为绪‘发生在国际贸易、国际海上运输过程中，当事人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国际间建立健全专门机构是落实防范措施、开展反提单欺诈的组织保证.到目前为止，国际的和国内的、官方的和民间的防止提单欺诈组织尚未普遍建立，现有的类似组织很不健全，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因而有必要建立健全这类专门机构，诸如在国际海事组织、贸发会议航运委员会和国际刑警组织中设立防止提单欺诈部门，各地区、各国政府也有必要设立相应的机构，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防止提单欺诈网络，密切配合，形成有机的全球提单欺诈防范体系，使欺诈分子难逃法网。4.1.3 确立信用证欺诈的例外原则

信用证欺诈例外就是指信用证交易存在欺诈时,付款银行可以拒绝付款,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发布禁止令禁止银行付款。这一制度是为了遏制信用证欺诈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信用证的独立交易原则相辅相成，其实质是国家试图通过权威的司法力量来平衡管理所不能制约的“利益冲突”。

事实上，有些国家的法律和判例认为，在承认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同时，也允许有例外，如果受益人确有欺诈行为，买方可以要求法院下令禁止银行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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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付款。如美国早在 1941 年SztejnV.Henry Schroder Banking Corp.案中就确认了信用证欺诈的例外，后来通过法典的方式将其明确化。英国法院在审理部分欺诈案件时也承认了美国相关判例的说服力。

在此，笔者概括了使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一是严格把握这一原则的适用条件，就欺诈的主体而言不仅仅包括欺诈行为的受益者，还可能涉及信用证交易的第三人等；就欺诈的范围而言，不仅仅局限于单据的欺诈还包括因基础合同关系而实施的交易欺诈；就欺诈的程度而言，应该是构成了实质性或严重性的欺诈。二是坚持诚信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承认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看似与民法所倡导的诚实守信原则相背离，将信用证欺诈行为特殊化处理，但其实质是为了保障信用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当然，在适用这一原则时，要充分考虑开证行、受益人、申请人等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找到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点。同时，还要兼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当然，信用证欺诈的例外原则也有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这一原则的适用也不能完全杜绝欺诈行为的发生。

4.2 针对几种主要提单欺诈方式的对策研究 4.2.1 伪造提单

诈骗犯为造价提单、签发空白提单，并以此来提取货物或骗走货款是经常发生的，其具体定义、法律性质和责任归属已在上一章做过详细的研析。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不给诈骗犯以可趁之机，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对客户要。选择恰当，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预防措施。2.要提高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代理的素质，其中包括提高他们防止海运提单欺诈的意识和如何区分真假提单的起码知识。

3.要了解提单的性质与作用，熟悉提单正反两面所需填写的项目及内容。4.要了解提单本身或提单上所填项目有刻意点时，应马上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必要的核查工作，掌握信息，随后请求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即使采取果断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其损失。

5.船公司及其代理对空白提单要有一套完整而规范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提单的印制、编号、登记、保管、派送及销毁等，不仅有具体的规定，还应由诚实可靠、责任心强的专人负责保管并及时销毁空白提单，使用提单要有正常必要的手续。

6.各公司总经理及公司图章应有专人保管，使用中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得罪人。

4.2.2 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

为了防止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类似事情的发生，重要的对策是加强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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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尽量把工作坐在前面，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港口拥挤、船期不准的情况下，我进口公司在签合同、订舱、交货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即使了解船期变化情况；必要时应事先设法取得客户的配合。

2.信用证上的装船期与结汇有效期都定为同一日到期，很不利于我方安全结汇。为此建议，今后凡是国外客户开来信用证，其结汇有效期与装运期定位合同到期日（即“双到期”）的必须修正。一般信用证的结汇有效期应长于装运期的 15 填，最短不得少于 7天，并在合同上丁明“信用证结汇有效期延至装运期后 15 天在中国到期。”

在某些航线船期多变，或装卸港拥挤的情况下，还应在合同上订明：“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按上述装运日期装运时，则信用证的装运期与结汇有效期允许自动延长 10天或 15 天。

3.除了应避免“双到期”外，还应在合同中订明在信用证开到卖方的日期，有的合同定为“当月开证”。“当月 25 日前开到信用证”等条款，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因为信用证至少应于装运日期前 15 天开到卖方（请注意，是开到而不是开出）。

4.有的合同的装运日期仍订“即其装船”、“尽快装船”等类条款，这些装运条款都没有明确具体期限，买卖双方很容易争执。因此，装运日期必须订明及月份，并争取跨月份交货，如 2009 年 5-6 月交货等。船舶少去的偏僻港口，装运日期应适当长一些，以季度为宜，这样有利于我方安排船位。

4.2.3 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

基于保函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是否接纳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船东不能因其普遍流行而掉以轻心，在采用这种变通做法时，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若把货物外表瑕疵隐瞒，将会受到要求索赔的金额大小；受损部分是否会扩大到运输上；保函的可兑现程度；与托运人的交易情况等。

需要提及的是，船方在签加批注的时候，需要小心细致，但当货价下跌时收货人就会借故向船东索赔，所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大，这时，船东就会陷入麻烦之中了。但另一方面，若船东处于过分保护自己，而在收货时乱加批注，夸大损失的严重性，也是行不通的，托运人可以凭此起诉船东。比较理想的办法，同时又是船东保赔协会大力推荐的做法是：聘请公证人做装货前检验。由于公证人的身份及有专业知识，引用他们所作的评审来加注提单更能做到恰到好处。而且为了鼓励船东做装货前的检验，对于刚才装货前的检验所发生的费用，船东互保协会往往是愿意负责的。

4.3 采用提单的有效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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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海运单

海运单源于十七八世纪的陆运，它是随着集装箱的出现在航程较短的运输中应运而生的一种运输单证。海运提单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它不是物权凭证，也无意去让它成为物权凭证，所以一般都写明是“不可流通/转让”的字样；它与装船提单等物权凭证不一样，在卸港交出货物是“认人不认票”，认的是发货人说明的收货人；发货人可去随意指令货物交出给谁，航次半途改变也无妨，这毕竟是他的货物，可以自由处理。海运单和提单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物权凭证，具有不可流通性，不能通过背书转让。这些区别让其在使用中体现了很多优势。海运单的内容可以通过传真通讯方式发送到目的港，承运人就只需凭借身份证和收获通知书提取货物，这样就解决了货比提单先到导致无法快速及时提货的问题；海运单不代表货物的占有权，卖方在买方取得海运单后仍然有权处置货物，如果买方有欺诈行为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卖方可在货物到达目的港之前要求承运人改变运输目的地和收货人等；运用海运单进行交易，程序更为简单，给当事人带来了方便，提高了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提单本身没有价值，不法分子就无法凭借非法取得的海运单提取货物，转让提单也不能变更提单所有权，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利用海运单进行欺诈的可能。海运单做法在海上运输只是较近年兴起，只要不涉及运输途中转卖货物或银行抵押，照说是可以用海运单替代提单。据统计，在跨大西洋的集装箱货运输中，85%以上的都可以通过海运单运输。

现实中使用的海运单从表面看与提单非常类似，例如关于货物的数量、货物的表面状况、货物的装货港及卸货港等在海运单上都有所记载，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不能通过海运单本身去转让货物的占有权或/与所有权，而这也正是海运单的比较优势，正是这一区别很好地解决了卸货港无单放货的问题。当出现装船提单遥遥无踪而收取货物又不能遥遥无期时，对承运人来讲运用海运单比保函更为可靠，减少了风险和额外的工作与麻烦。所以，今天不少班轮公司尤其在欧洲航线比较乐于运用海运单。

联合国贸发会下属的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mmittee 早在 1985 年 10 月写出过报告认为不少货物其实不必去使用装船提单。《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 CFR FAS DES CIF 等贸易术语中均承认海运单，并赋予了海运单与提单同样的法律效力。

海运单的兴起对提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海运单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国际社会及不少国家都纷纷订立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鼓励多使用海运单和保障海运单。如英国 1992 年海上运输法（替代 1855 年提单法）也包括海运单，美国则规定可以依据《1916 年提单法》处理海运单相关问题。最为重要的是，1990 年 6 月，国际海事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第34 界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海运单统一规则》，这一重要法规与惯例更加

第三篇：保险欺诈的成因及对策

保险欺诈的成因及对策

一、保险欺诈的概念

保险欺诈是伴随着保险业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诈骗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保险欺诈的历史几乎同保险业一样悠久。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欺诈现象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保险业的最大威胁之一，保险欺诈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保险欺诈包括投保人方面的欺诈和保险人方面的欺诈，具体表现有投保人利用保险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保险费率过程中欺骗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行为，以及非保险业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行为。狭义的保险欺诈专门针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程度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我们这里所讲的保险欺诈包括两方面： 一是指上述狭义的保险欺诈。二是指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 从而骗取保险金的。

二、保险欺诈的特点

（一）极强的隐蔽性

首先，保险欺诈者作为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或关系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着合法的保险合同关系，保险欺诈行为往往被合法的保险合同所掩盖，难以引起社会公众和保险人的怀疑；其次，保险经营对象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人不可能对每个投保人都进行详细的调查；再次，保险欺诈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时间十分充裕，不仅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限内，而且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和订立时，均可实施欺诈行为。由于欺诈行为都是经过欺诈者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策划，保险人即使发现，也很难收集到有关欺诈的证据。

（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保险欺诈不仅侵犯了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整个社会财产的严重侵害，更主要的是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人身保险中，有的投保人、受益人，为了谋取巨额保险金，不惜铤而走险，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造成了极大社会危害。为此，各国法律除规定保险欺诈的民事责任外，还规定了保险欺诈者的刑事责任。

三、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

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依据保险欺诈的具体情况，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制造假象，将损失“转化”为保险损失，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保险诈骗形式。表现为当未参加保险的财产遭受损失后，欺诈者将其“转化”为保险标的，并提供有关证据向保险人索赔。如某个体户的一台东风牌卡车并未投保，但肇事后，却将其换上另一辆已投保的汽车的牌照，以假乱真移花接木。此外，当保险标的发生的损失是由于除外责任所引起的，被保险人往往提供虚假证据，将其转化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以骗取保险金。如某工厂出口产品时，投保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后来由于自身质量问题而发生霉变损失较大，该厂就制造了运输途中遇雨受潮的证据，以货损属保险责任为由，向保险人索赔。

（二）超额保险，即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金额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主要发生在财产保险之中，因为在人身保险中，人的生命和身体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不存在超额保险的问题。投保人利用超额保险实行诈骗的形式比较简单，主要是夸大保险标的物的实际价值，把别人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财产投保，或者谎称受委托保管有他人的许多贵重物品，并提供一些虚假的证据和证明，以期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保险赔偿。

（三）重复保险，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或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保险法》第41条并未禁止重复保险，但是要求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并且明确规定重复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利用重复保险进行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违背《保险法》的上述规定，进行重复保险是故意将此情况不通知各保险人，再保险事故发生后，又持各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分别索赔，以获取多份保险赔款的行为。由于欺诈者蓄谋已久，保险人对重复保险的情况往往较难发现，欺诈者的成功率较高。应该注意的是有些重复保险并不是因为投保人的故意，而是由于其对保险不甚了解或者为了寻求所谓的“更保险”而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应区别对待。

（四）伪造或夸大损失，伪造损失是指在保险期限内，保险事故并未发生，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却故意编造许多假象，使保险人确保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从而获取保险金的行为。如投保人投保汽车保险后，先偷偷地将车卖掉，然后谎称汽车被盗，要求保险人赔偿；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将财产私下转移，然后制造遭盗窃的假现场等都属此类。夸大损失是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制造伪证，虚报损失，企图获得更多赔款。被保险人制造的伪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有关单位为其出具假证明。如某车主投保机动车辆保险后驾车肇事，造车车辆损坏，再送到修理厂修理时，将本来不需要更换的部件也予以更换，扩大了修理的范围，增加了损失金额；二是有被保险人自己擅自涂改有关单证，提高损失金额。

（五）伪造投保和出险时间，保险人只对在保险期限内因保险事故所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因此，投保的时间和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就显得十分重要，有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了骗取保险金，往往伪造投保和出险的时间。如某汽车司机在其出租车保险期满后的第二天出现，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让交警队在交通事故裁决书中把出险时间提前两天。又如某人并未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因为灾祸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再来补办保险手续等。这种保险欺诈虽然大量发生，但只要保险人严格承包手续，及时进行现场勘查是能够防止的。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还有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四、保险欺诈的危害

（一）保险欺诈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危害

保险欺诈给保险公司主要造成了经济危害：

一是减少保险公司的盈利收益。美国保险业务专家会议曾公开承认: 保险欺诈已被确定为当前对保险业盈利构成威胁的最大部分。根据我国《金融保险业会计规则》规定, 保险企业利润由三部分构成: 营业利润、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支出和提转责任准备金差额。公式中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保费收入等, 营业支出主要包括赔款支出等。保险欺诈导致保险公司赔款支出的增加, 必然导致营业利润的减少。

二是降低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保险赔偿基金与实际支付赔款的差额越大, 保险公司的赔偿能力就越不稳定, 而应付这种偏差需要的偿付准备金就越大,反之, 则越小。如果赔款支出(包括欺诈赔款)得不到有效控制, 必然导致总准备金的减少, 最终影响保险公司的立业根基———偿付能力。

三是影响保险费率的合理制定, 既不利于市场竞争, 也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保险公司在厘定保险费率时, 迫不得已地要将欺诈风险作为一个变数适当将其考虑在内。如果某一保险公司对欺诈风险控制不力,过高地调高保险费率, 将会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指相同保险责任而保费高处于劣势)。同时, 费率的提高最终以保险费(价格负担)的形式转嫁到广大投保人(消费者)身上。

（二）对社会的危害性

保险欺诈不仅对保险企业造成经济侵蚀, 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沦丧, 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商业保险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订立及履行保险合同时最大诚信原则, 与人们奉信的诚实、信用行为准则是一致的。保险欺诈的不当得利示范作用, 使人们的善恶标准发生变异, 从而污化社会风气。也许正因为如此, 美国联邦政府1994 年将保险欺诈列为除毒品之外第二大社会公害。1996 年10月, 我国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 “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 并把“反对假冒伪劣、欺诈行为”作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战略任务来抓。

二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 削弱了保险职能作用。保险欺诈形成了投入(交保费)与产出(索得赔付)隐蔽的另类经济类型, 在一定程度上就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由于经济补偿职能受到保险欺诈的削弱, 保险对稳定社会再生产、安定社会生活的作用也颇受影响。如保险公司为了识别欺诈风险, 不得不延长承保和理赔调查时间, 推迟或减少支付保险赔偿金等。

三是巨大的获利机会, 使人铤而走险, 诱发各种犯罪活动。部分保险受益人面对保单巨额获利机会,施行种种骗术, 甚至不惜杀人、纵火、自残、毁车沉船⋯⋯制造保险责任事故,保险欺诈已成为某些恶性犯罪的诱因, 影响社会安定。

五、保险欺诈的成因

由于保险业自身的特点，可以说保险业的历史有多久，保险欺诈就有多久。保险欺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险欺诈的内在成因

保险业产生的动因是,借助多数人的力量减轻单个个体所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其实现机制是通过收取众多投保人的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以此补偿投保人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损失。由于意外事故是否发生是不确定的,所以对保险人而言,如果约定的保险事故未发生,那么他就白交一笔保险费,而一旦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就要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大笔保险金,被保险人由此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因此,保险活动具有赌博或彩票的性质,人们也将保险合同称为“射幸合同”。从表面上看,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但实际上,在保险活动中,不可能出现双赢的局面。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保险活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较少的投入(保险费)获得奇高的回报。保险活动的这一内在机制是造成保险欺诈的重要现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下列因素是保险欺诈得以产生的内在原因: 1.保险价值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需要将保险标的货币化,即用一定的货币量表示保险标的的价值。在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而且保险标的应当对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然而,如何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保险活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保险人一般是以投保人取得该财产时的价值(多以发票上标明的价值为准)作为保险金额的,并以此作为计算保险费的依据。但是,当该财产经过多年的使用后,财产的实际价值会发生改变,当投保人以这样的财产参加保险时,该财产的保险价值是不易确定的,如果保险人仍然愿意以该财产取得时的价值(即原发票上的价值)作为保险金额,这就为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保险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

2.保险标的价值的可变性。在财产保险中,要求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的部分无效。但是,这一规定只能理解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保险合同签订后,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保险标的的价值也会发生改变。例如,在2000 年4 月份,29 英寸的国产彩电的市场价格是4600 元,34 英寸的彩电是9000 元;而2001 年5 月份却只有1990 元和4000 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这样的财产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就可以通过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故意造成保险财产的毁坏等方法,骗取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在保险欺诈中,有相当多的保险欺诈是这样发生的。

3.保险标的损失程度衡量的人为性。保险事故发生后,需要对保险标的的损失进行估计和测定。但是,要客观、公正、准确地确定财产的实际损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造成财产部分损失的情况下。例如,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被保险车辆的部分毁损,对毁损的零件是修理还是更换? 如何避免被保险人利用保险事故之机对没有发生损坏的旧零件换成新的? 发生火灾后,究竟有多少被保险的财产被烧毁? 在这些情节上,都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

4.保险标的的可移动性。在财产保险中,许多保险标的都是可移动的或可转移的,保险标的的这一特点,使得保险人很难对保险标的进行有效监控,很难确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对保险标的尽了安全防范义务。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被保险人可能故意毁损旧的、无价值的财产,然后再以新的、有价值的财产受到损失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在盗窃险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可能故意将保险标的隐藏起来,然后向保险人谎称保险标的被盗,从而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相反,在不动产的保险中,保险欺诈现象较少发生。因此,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的可移动性是导致保险欺诈发生的原因之一。

5.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险合同涉及多方当事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主要涉及两方当事人,即以保险人为一方,以投保人、被保险人为相对方。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保险人总是希望以较少的保险金支付,获得较高的保险费收入;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总是希望以交纳较少的保险费获得较高的保险金额。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总是希望给付较少的保险金,而被保险人总是希望获得较多的保险赔偿。也就是说,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相对人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被保险人为获得更多的保险利益,难免发生保险欺诈行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要涉及三方当事人,即保险人一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另一方,受益人为第三方。保险人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是对立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也是对立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可能会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保险人的保险金;受益人为获得保险金也可能故意导致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因此,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保险欺诈得以发生的原因之一。

6.保险欺诈行为的非暴力性。虽然严重的保险欺诈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但是,同其他犯罪行为相比,保险欺骗犯罪多数属于非暴力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也较少,其侵害的客体又是财力十分强大的保险公司,正如一个小孩打了大人一下通常不被追究一样,对于非暴力性保险欺诈行为,除了保险公司以外,人们一般是不会介意的,尤其是对国有的保险公司而言,保险欺诈行为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由此可见,保险活动从产生时起,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特点,为保险欺诈的发生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二)保险欺诈的社会原因分析

从整个社会来看,保险欺诈得以发生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原因: 1.公民的道德素质不高。由于保险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极易诱发保险欺诈的道德风险。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最基本的原则。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活动,不仅要求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保险活动中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且要求当事人以最大诚信原则参与保险活动。但是,由于“诚信”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度量的,因此对于那些道德素质不高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来说,他们常常利用保险合同讲究诚信的这一先天缺陷进行保险欺诈。

2、公众对保险及保险公司的误解。因对保险缺乏正确认识而进行欺诈也时有发生，由于不能正确理解保险的性质，有的投保人认为交付保险费后，如果在保险期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得不到赔款，自己就受到了损害，因此必须力争获得保险金，于是就选择了欺诈的手段。还有处于报复保险人，也可能进行保险欺诈，由于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存有成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用保险欺诈来报复保险公司，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3.社会对保险欺诈者的宽恕或怂恿心态。与其他诈骗相比,保险欺诈的受害者是保险公司,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成员。在财产保险中,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导致被保险人的财产遭受损失,人们当然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偿。有时,即使发生了非保险事故,如果造成了被保险人财产的重大损失,人们也希望保险公司予以一定的补偿。例如,在交通事故中,车辆的发动机明明没有受损,但是被保险人趁机将破旧的发动机换成新的,对此修理厂一般也不会反对,这种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宽恕或怂恿心态,刺激了保险欺诈行为的频繁发生。有些人是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保险业, 骗保就像逃税一样是可以谅解的, 骗取保险金只是与所交保费一种“扯平帐务”的方式, 并无损公众利益。美国保险研究委员会在1996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 保险骗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认可。这也许是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代价。

4、司法机关对保险欺诈打击不力。作为民事活动,当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以后,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如果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异议,人民法院将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解释。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造成某一零件轻微损坏,对此是应该进行修理还是进行更换? 如果保险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就可以利用格式合同的特点,将已经旧了的零件换成新的,并通过正常的途径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在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对那些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而对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只能予以较轻的处罚。在通常情况下,被保险人欺骗的保险金额对保险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多数人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发生保险人被欺诈后,保险人多通过调解或民事诉讼的方式,索要不应支付或多支付的保险金,而不是通过刑事诉讼的复杂方式索要保险金。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欺诈案件的定性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一台彩电,发票价格是5000 元,市场价格是2000 元,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获得了5000 元的保险赔偿,对被保险人的行为是认定为不当得利还是正当得利? 是合同纠纷还是保险欺诈? 对此是不容易下结论的。除巨额保险金欺诈或有命案存在的保险欺诈外,司法部门对保险欺诈的案件介入不多,绝大部分涉嫌保险欺诈的人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对保险欺诈行为打击力度不够,也刺激了保险欺诈行为的频繁发生。

(三)保险公司内部的原因

保险公司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做好反保险欺诈工作,以便有效地预防和制止保险欺诈行为。如果保险公司自身管理存在缺陷,就极易促成保险欺诈的蔓延。从实际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存在的下列缺陷容易诱发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 1.保险合同条款的局限性。保险合同条款一般是由保险公司事先拟定的,并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虽然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条款时会尽力避免保险欺诈现象的出现,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使得保险合同条款很难约束所有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很难估计被保险人可能提出的种种索赔要求。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疏漏,容易为保险欺诈提供可乘之机。

2.保险公司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是保险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有效预防和杜绝保险欺诈现象的发生,保险公司不仅要谨慎、周密地制订保险条款,而且要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上下功夫。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保险公司重视保险业务的招揽而忽视保险理赔工作,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时仅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一面之词,就为被保险人办理了索赔手续;有时因为人员不足不进行现场勘验,使保险欺诈顺利得逞。总之,保险公司管理制度上存在的这些缺陷,使保险欺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3.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参与骗赔。俗话说,家贼难防。由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使得保险欺诈的频率和成功率大大提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保险欺骗,不仅使得反欺诈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也使得保险欺诈的行为很难被发现,因此其危害性也十分严重。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保险骗赔,是保险欺诈大量发生的重要原因,许多巨额的保险欺诈都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有关。在最严重的保险欺诈案件中,有80 %的案件涉及到保险公司的雇员。欧洲保险人协会在1994-1995 年对其25个成员国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出现了保险公司从业人员卷入保险欺诈的事件。

4.保险公司过于重视自己的形象。由于保险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保险公司出于树立公司形象的需要,有时会对一些本不应赔付的赔案作出协议处理,从而舍弃了一些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毕竟,过分严格的索赔条件和索赔手续会影响投保人投保的积极性。因此,为赢得保户的信赖和支持,许多保险公司向保户推出优良服务的承诺,其中有些措施就忽视了道德风险识别,降低了保险索赔的条件,为保险欺诈的产生创造了更有利的空间。

5.保险公司的相互竞争。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保险公司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有利于保险公司提高服务质量,为广大保户提供更便捷、更优良的保险服务。但是,由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在开展保险业务时难免出现一些不正常竞争的行为,甚至出现高手续费、高退费、高回扣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保险公司之间互相不通气、不合作,使得犯罪分子往往骗过这家保险公司,又去骗另一家保险公司。当保险公司发现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欺诈行为后,为了避免反保险欺诈对公司业务发展的负面影响,通常是拒赔或追回赔偿了事,不愿意进一步加大对保险欺诈的打击力度,以致对欺诈者姑息养奸。

6、保险公司调查取证难, 给防范和查处增添重重障碍。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尚没有规定保险公司享有何种调查权, 因此许多公安、司法、医疗等行政管理部门对保险公司的调查取证不支持配合。保险同业间出于竞争理由也互相保密客户资料。不少疑案往往因取证核实困难而不得不“通融”赔付, 欺诈成份大量参杂其中在所难免。

总之,保险欺诈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保险欺诈行为屡禁不止,屡见不鲜。

六、反保险欺诈的对策

世界各国为应对保险欺诈进行了许多有效的探索,无论是在反保险欺诈的组织机构的设置方面,还是在反保险欺诈的技术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一)国外反保险欺诈的对策与措施

作为保险业的一块通病,各国保险公司都认识到保险欺诈的严重危害性,都在一致坚持不懈地同保险欺诈行为作斗争。

1953年，欧洲建立欧洲保险人联合会，是由欧洲25个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保险公司所组成的跨国界保险联合体。自1992 年欧共体统一市场形成以来,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保险业也形成了统一大市场。欧洲保险人联合会成为全欧洲保险人的唯一代表机构,并成为欧洲保险反欺诈的枢纽组织。为了应对跨国保险欺诈行动,欧洲保险人联合会明确了机构宗旨:加强各国保险市场的信息沟通和经验交流,促进各国保险业界分享反欺诈的成功经验;当欧洲颁布的某些法律(如个人档案保护法等)不利于保险人的反欺诈行动时,采取措施维护保险人的利益。自1992 年以来,欧洲保险人联合会着手建立起一系列覆盖全欧洲的计算机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于1994年开始组建“理赔与承保交换网”(Claimsand Underwriting Exchange,简称CUE)。该网络最重要的数据库主要涉及承保和理赔两个环节。通过在投保和理赔两个环节进行审查、发现并制止恶意投保、确认诚实保户、建立理赔的历史档案以防范潜在的欺诈者等行动,有效应对保险欺诈。随着网络的全方位运作,保险人还能从数据库中调出过去三年中不良索赔案的全部信息,从而在承保和理赔两个环节进行卓有成效的风险防范。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是较早采取健全和先进的措施用以防范保险欺诈的国家,其具体机关是英国保险人协会。虽然英国反保险欺诈的历史较长,但90 年代以后,英国加强了对保险欺诈的打击力度。1995 年7 月,英国保险人协会在伦敦成立了“防止犯罪和欺诈办公署”(Crime & Fraud Prevention Bu2reau ,简称CFPB),专门为公众、保险公司、警察局和社会安全部提供信息服务。CFPB 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反保险欺诈组织之一。该组织得到了各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其日常性工作主要有:接受咨询;制作录像带和幻灯片等宣传资料;国际合作;开办反保险欺诈的研讨会或专题讨论。世纪80 年代,德国的保险公司对保险欺诈行为予以进一步的关注。1983 年,有的保险公司在向投保人赠送保险公司决算报告书,就附上一本名为“保险欺诈”的手册,该手册对广大保户提出忠告:为了维护多数投保人的利益,更为了维护和提倡健康的保险思想,对于保险欺诈行为的打击光凭刑事制裁等手段还不够,必须仰赖投保大众的理解与相关机构的协助。保险欺诈案件的发生,无疑会增加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保险公司为避免经营风险,在拟定保险费率时,也不得不将保险欺诈的风险考虑进去,使得保险费率上涨,最终损害了众多诚实投保人的利益。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国就成立了一家名为“全国反保险欺诈公署(National Insurance CrimeBureau ,以下简称NICB)。NICB 是一家由保险公司、投保人和政府有关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与各家保险公司、执法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和执法机构的官员提供信息服务;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公众对保险欺诈的警惕和识别;为保险公司的调查者提供培训机会;与联邦和州政府的立法者加强联系,支持政府对保险欺诈的立法制裁。NICB 还对发生在美国的保险欺诈大案、要案进行统计,并予以公布,以警示有潜在欺诈意图的人。自1996 年开始,NICB 努力提高办案速度和效率,扩大了高新技术工具的使用范围,配备了一支由200 名代理人组成的调查队伍,接受公众对保险欺诈的举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保险欺诈案件的发生。美国还于1993年成立了全美保险反欺诈联盟，这是一家由政府机构、保险公司、执法机构、学术机构以及消费者协会等共同成立的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协助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与保险欺诈作斗争,协调全美的保险反欺诈工作,减少因保险欺诈给消费者、保险人、政府与各类商业组织带来的损失。美国大多数州通过立法要求保险公司设立保险欺诈调查机构，州保险欺诈局和全美保险欺诈犯罪署，专门进行保险欺诈调查和起诉工作，为反保险欺诈提供组织保证。美国通过大众传媒等途径提高社会公众的反保险欺诈意识和提高反保险欺诈的能力。重视反保险欺诈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新技术在反保险欺诈中的运用。美国保险界普遍认为,从保险业经营管理的角度考虑,保险公司应当坚持与欺骗分子作斗争。1993 年,美国保险公司挽回保险欺诈损失566 亿美元;1994 年和1995 年分别为584 亿美元和688 亿美元。

南非保险业为避免因保险欺诈频繁发生而造成的保险费率的提高,专门成立了短期业务保险赔款登记处,该处由保险人协会管理。保险人协会将对那些有保险欺诈行为的人进行登记,并通知各保险公司,以免这些人再到保险公司进行欺骗。

(二)我国反保险欺诈的措施与对策

保险欺诈的预防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合作。针对保险欺诈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各种原因,在借助国外反保险欺诈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反保险欺诈的斗争中,可采取下列措施与对策:

1、加强对保险欺诈问题的研究。保险欺诈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公开的资料难以收集，因此对保险欺诈行为产生的损失和影响难以评估，我国目前还缺乏对保险欺诈问题的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决策，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对我国保险欺诈问题的系统研究，建议由中国保监会牵头，联合商业保险公司、社会保险机构、高校和研究机构、执法机构组建课题组开展研究。

2、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 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反保险欺诈组织。目前, 我国保险界对付保险欺诈活动都是各自为战的, 在这方面, 欧美国家同行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成立了许多反保险欺诈的联合组织, 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可资借鉴。联系我国现状, 是否可考虑由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政策引导, 保险同业公会牵头组织, 各保险公司参与, 公安、检察机关配合, 联络各保险中介组织, 共同出资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保险欺诈调查协会”之类的松散型组织, 制定工作章程, 规定各成员的权利义务, 统一行动纲领, 从立体层面开展综合治理。

3、建立专门的保险欺诈调查机构。由于保险欺诈所涉及的领域较多，调查、取证的专业性较强，反保险欺诈的专业性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在各级保险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设立反保险欺诈调查机构，具体运作可仿效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部门的模式，同时在保险公司中也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对可以投保和索赔案进行先期调查。

4.提高人们对保险欺诈危害性的认识。保险欺诈活动对保险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并对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带来很大威胁。据一些国家对保险业务的统计分析,因欺诈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一般估计占保险费收入的10 —30 % ,多的可达50 %;美国保险监督协会(NAIC)估计,美国每年的保险骗赔额超过1000 亿美元。从表面上看,保险公司是保险欺诈的真正受害者,也是唯一的受害者,其实不然。无论是对保险公司还是对普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欺诈的危害性都是十分巨大的。从最终的危害结果来看,广大的保户是保险欺诈的最终受害者。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经济组织。保险公司所经管的资金,除一部分是自有资金外,绝大部分资金是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保险欺诈无疑会增加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保险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保持正常的盈利,会迫不得已提高保险费率。这样,因保险欺诈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最终由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险金费率将此风险转由投保人承担。如,近几年来,美国的保险公司一般将保险费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10 % ,以此来弥补保险人被欺诈所造成的损失。因此,除保险公司外,社会各部门都应加强对保险欺诈危害性的宣传,使社会公众都能充分认识到保险欺诈的危害性,认识到保险欺诈对广大保户利益的侵害,使全社会都认识到反保险欺诈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反保险欺诈的战斗力,才能使保险欺诈者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我们对保险欺诈行为听之任之,采取宽恕、怂恿的态度,就很难有效预防和遏止保险欺诈行为的蔓延。

5、加大对保险欺诈的打击力度。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保险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保险业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但是,直到1997 年,新修订的《刑法》中才明确规定了保险欺诈的刑事责任。在这之前,对于从刑事上打击保险欺诈行为的法律依据是1995 年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尽管刑法上明确规定了保险欺诈所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涉嫌人员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涉及较小金额的保险欺诈,往往都是不了了之。对保险欺诈打击不力,不仅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助长了其他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犯罪欲望。加大对保险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能有效预防和制止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一方面,通过对保险欺诈犯罪分子予以刑事制裁,剥夺、限制其自由或其他权利,使其遭受一定的痛苦,受到一定的损失,从而体现对他们的惩罚。对大多数犯罪分子是能够通过刑事惩罚使他们成为守法的公民,从而达到预防和制止犯罪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保险欺诈犯罪分子的刑事制裁,对那些试图以身试法的犯罪分子也能起到警戒作用,预防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此外,通过对保险欺诈分子的刑事惩罚,也能够增强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教育人们自觉地同犯罪分子做斗争,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因此,加大对保险欺诈分子的打击力度,是预防和遏止保险欺诈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6、除上述从刑事上加大保险欺诈（即所谓的“硬欺诈”）的打击力度外，为了从根本上逆转保险欺诈蔓延的态势，通过立法应对大量涌现的“软欺诈”（比如像夸大或虚报损失索赔的情况等）是当务之急，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改时完善对“软欺诈”的处罚规定，等时机成熟时再制定反保险欺诈法。

7、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医政部门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合作, 发挥各自特长。在目前条件下, 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层合作, 也包括基层单位间的相互合作;可以是个案合作, 也可以成立相应联络机构。合作内容可包括编辑保险欺诈案例、交流和传授保险欺诈侦破方法、发现保险欺诈时应采取的措施、防止保险欺诈的方法和案件的协同侦破工作, 及时沟通保险欺诈动向等。由于涉外货运险业务具有国际贸易性质, 因此要加强与各国海事调查组织的合作与信息交流, 共同打击跨国保险欺诈活动。

8.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保险公司是保险欺诈的直接受害者,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是有效预防和制止保险欺诈的重要环节。为此,保险公司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保险公司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员工反保险欺诈的素质,不给保险欺诈分子以可乘之机。保险公司要提高反保险欺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投入,为反保险欺诈工作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备,从制度上规范理赔工作的程序,对保险欺诈行为要一抓到底,决不姑息迁就,构成犯罪的一定要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配合司法机关对保险欺诈犯罪的查处,使一切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

其次,保险公司应杜绝内外勾结骗赔事件的发生。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进行保险欺诈,不仅降低了保险欺诈的犯罪成本,而且也大大降低了犯罪风险。因此,如何杜绝保险公司内部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或伙同外部人员共同实施保险欺诈,是保险公司预防和减少保险欺诈的重要一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办理保险理赔时,应当实行回避原则,避免“关系赔”、“人情赔”;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理赔程序,建立核赔制度,实行理赔监督,把好理赔关,有效预防和杜绝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保险欺诈。

第三,保险公司要把好各个险种的设计关,承保关。把好保单的设计关、承保关也是预防和减少保险欺诈的重要环节。保险公司在设计保单时,要慎重考虑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所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要尽量具体、明确地规定保险责任的承保范围和责任免除条款,防止有人利用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定进行保险欺诈活动,尽可能减少保险欺诈产生的机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时,要根据有关规定,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标的等进行认真审查,使投保人、被保险人充分认识到他们应尽的义务,明确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和责任免除条款,争取他们对保险公司工作的支持、理解和合作,避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

第四、保险公司应做好出险现场的勘验工作。做好出险现场的勘验工作是确保理赔工作准确无误的基本保证。无论是在财产保险还是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公司接到出险通知后,都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保险事故现场的勘验工作,遵循主动、迅速、正确、合理的原则,作出科学正确的勘验结论,为保险理赔工作获得第一手的资料,避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经验证明,许多保险欺诈案件都是因为勘验人员没有对出险事故、出险损失进行认真审查造成的。如果勘验人员对每一保险事故进行认真审查,就会大大降低保险欺诈的成功率,就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保险欺诈案件的发生。

9、加强对代理人等中介人的管理。在我国,许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源于保险代理。现实问题是代理机构良莠不齐, 代理业务员素质普遍不高。代理人往往为了得到保费收入提成佣金,与保户串通, 隐瞒标的真相, 骗取保费或赔偿金。整治的重点是保险监督委员会和保险人都要严格执行《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 具体做到“四个掌握”。即:掌握代理机构的经济有限责任和合法经营资格情况,掌握代理机构从业人员的来源和展业情况, 掌握承保和给付的真实来路、去向和掌握单证发放、回收、保费划转、印章使用情况。另外, 要依法加强对保险评估中介人的监管。

10、探索引入公估制度，保证财产损失鉴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与保险公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对一些损失较大、疑难案件或有异议的案件协助调查和评估，逐步走向公估代理的路子，避免客户对保险公司“运动员兼裁判”身份的质疑，处于中间人身份的公估公司也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鉴定损失情况。在建立评估机构代理业务的条件尚未成熟之前，通过考评，聘任一些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常年技术顾问，对重大损失进行技术鉴定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11、加强信息收集与交流。各保险公司要联合起来,共同与保险欺诈行为作斗争。各保险公司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行业合作,停止并禁止恶性竞争,共同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通过保险业协会或其他形式,加强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收集与沟通,共同研究和探讨各保险公司在反保险欺诈中的有效措施和技术,交流各自在反保险欺诈方面的经验和资料,共同维护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七、我国现行法对保险欺诈法律责任的规定

1、《中华人们共和国保险法》中关于保险欺诈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第一百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3、《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中关于保险欺诈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 保险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被依法追纠刑事责任者，终身不得再从事保险工作、保险代理工作或保险经纪工作。

第四篇：合同欺诈的成因与对策

合同欺诈的成因与对策

王 克

南阳市委党校河南南阳473056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合同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合同欺诈便是其中一种。本文对合同欺诈的概念和种类进行了详细阐述。重点对合同欺诈的种类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合同欺诈的防范也提出了独到见解。

关键词：合同欺诈成因 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任何经济交往离不开合同，合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交换最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连接的纽带，小到家庭主妇上街买菜，大到政府部门代表国家采购国外商品；小到几块钱的买卖，大到国家每年几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合同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下，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根据需求自由的在市场中流动。合同的特征正是平等蕾体之间自由意志的体现，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所以合同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以信用为基础的合同在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负面问题——合同欺诈。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信用状况有所好转，但信用依然不足，尤其是合同欺诈等现象较为严重，它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法则，与我们目前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合同欺诈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动摇社会的信用价值体系，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是我们搞好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大敌，危害如此严重，怎样才能化解和避免合同欺诈行为的发生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合同欺诈有个全面了解，才能对症下药，本文试图通过对合同欺诈的概念、种类、方式以及成因的伞面分析，找到解决的方法。

1．合同欺诈的概念和种类

1．1合同欺诈的概念和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蓄意骗取公私财物占为已有为目的的不法行为。合同欺诈的关系中，合同欺诈者和被骗者对合同的了解是不同的，合同欺诈者正是利用了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故意编造事实，或者隐瞒某项事实，来实施欺诈。被骗者基于错误认识，自愿的履行合同。合同欺诈的种类和方式多种多样，但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方主观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由于一方的欺诈行为，诱使对方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被欺诈方由于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1．2合同欺诈的种类

合同欺诈按照划分标准的的不同，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消费性合同欺诈和生产性合同欺诈。消费性合同欺诈的主体一方应当是消费者，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欺诈；生产性合同欺诈的一方主 体应当是生产者，是生产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欺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消费时，所遇到的欺诈属于消费性欺诈，应当说消费性欺诈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多一些，感受更深一些。生产性的合同欺诈，因为一方的主体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以普通的消费者对此接触可能少一些，但是它的危害性同样大，因为合同的顺利签订和履行，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企业财富相当部分体现在合同中，如果在合同环节出现问题，出现欺诈，对企业的营利，甚至是生存，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2)根据合同欺诈所承担的责任之不同，可以把合同欺诈分

为合同民事欺诈和合同刑事欺诈洽同诈骗)。在现实生活中，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刑事犯罪)很容易混淆，但是对他们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从事合同民事欺诈者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被

处罚的：E要是财产权，而合同刑事欺诈承担的是刑事责任，被剥夺的将是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别：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具体行为。利用合同犯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无履行合同的诚意，其只是利用合同这一方式骗取对方财物，属于诈骗犯罪的一种类型。诈骗者考虑的是怎样积极创造条件将对方合同定金、预付款、押金、货款或货物骗到手，其根本不去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属于空手套白狼；而合同民事欺骗中的行为人也具有夸大履行能力的言行，那是为了增强对方的信任感，促使合同签订，这种情况下，合同本身是真实的，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

(2)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利用合同犯罪行为人在诈骗行为得逞，财物到手后，一般不会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而是找准机会逃之天天，合同民事欺诈者虽然夸大了履约能力，但是在签署合同后，一般会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义务，即使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履行约定有困难，也会千方百计创造履行条件，以避免承担违约责任。

(3)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处分财物的行为。合同刑事诈骗者在获得对方支付货物、款项后，常常会进行消费，娱乐，据为己有。不会考虑自己的合同义务。而合同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在 获得货物后为按时履行合同，支付货款，并将签订合同取得的资金用于生产或经营支出上；如果是加工合同，会把从对方当事人那里取得的货物进行加工、生产以履行合同的义务。

(4)从主观角度看两者的区别在于，合同民事欺诈者还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履行意愿，只是在履行的质量等方面，存在欺诈；而合同刑事欺诈中。欺诈者自始至终都 没有履约意愿，合同仅仅是其非法获得财物的手段。合同民事欺诈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合同刑事欺诈，所以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合同刑事欺诈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其承担的是刑事责任。刑法第266条规定．欺诈公私财务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以j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

2．合同欺诈的手段和新特点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法分子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由过去的一般纯欺骗型向高智能欺骗型转化。欺诈花样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识别。合同欺诈的基本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方式可算得上是五花AI'-J，无奇不有，欺诈者为了让被骗者上钩，无所不用其极，想方设法使对方信以为真，要识破合同欺诈的骗局，必须对这些五花AI"I的手段有所了解，才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透过华丽的外表，看到真相，力求避免欺诈者得手。

2．1放长线吊大鱼

先履行几个小合同，求得对方的信任，然后再进行大额诈骗．被骗者往往因为以前几次交易形成的信任，而认为对方信誉良好，轻易就范。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方法又有了许多的改进，一般的欺诈延续时间不长，因为时间长了，骗子们就会露马脚，但是现在的骗子反其道而行之，一个骗局往往会隐藏一年半载。最近发生的金佛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案件发生在2007年，刘女士是外籍华人，三年前结识了深圳的一个张姓朋友，几年来双方一直都有电话来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女士渐渐把对方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2005年的一天。刘女士接到这个朋友的电话，说有一批金佛想出手，价值百万，但是国内黄金管制，不能兑换成人民币，想卖给她，到了2006年，刘女士正好到大陆办事，便和对方联系上，等把金佛买到手后，才发现是假的。原来刘女士所谓的朋友其实是诈骗团伙的成员，为了博得刘女士的信任，几年前就以各种理由，和她套近乎，骗局早已埋下。这个诈骗集团，专门收集社会上名流富豪的名片，然后以朋友或客户的名义和对方联系，寻找诈骗对象，慢慢求得对方的信任，再进行行骗。

2．2伪造身份，假冒主体

诈骗者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演技高超的演员，为了让被骗者相信自己的身份实力，费尽心思，编造各种各样的情节；为抬高自己身份不惜血本，包装自己，以求得对方信任，从而骗取巨资。其中2006年发牛的一起诈骗案件中，骗子竟然骗过了在商场上摸爬滚打20多年的商人，事情是这样的：李先生是京城一家房地产老板，他有一个地产项目虽然前景很好，但是缺乏资金，一直无法实施，于是李先生想寻找合作伙伴，这时候—个姓张的经理和他联系上了，此人仪表不凡，谈吐文雅，自称是美国投资集团驻中国的负责人，看中了这个项目，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李先生是经验丰富的商人，开始调查这个公司的实力，通过调查发现，：J二商局确实有该公司备案，而且还在北京一个高级写字楼租有办公室，月租金四万元，公司的保安非常正规，李先生还亲眼看到了刘经理出示的公司在一银行的帐户，显示几百亿美元。所有这些细节让李先生相信刘经理所说非虚，所以当对方提出由他支付200万元作为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手续费时候，李先生满口答应。得到资金后对方逃之天天，李先生这才发现上当．后悔莫及，原来李先生所注意的细节都是骗子挖空心思制造的骗局。Z．3狠狈为奸

这是由双方或多方欺诈人共同实施的一种欺诈手法。这种欺诈手法由数人分工合作，而不是一般的单枪匹马，先由一拨欺诈人假扮买方，高价在被欺诈者面前购买某项商品，让人误以为此种商品供不应求，利润奇高，然后由另一拨欺诈人再出现，假扮卖方，低价销售某种商品，让人误以为有利可图，被欺诈人因此上当。在这种欺诈中，骗子利用的就是人们的盲目从众心理。此种欺诈多出现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人们常常称之为演双簧。

2．4传真诈骗

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诈骗者在提货后溜之大吉，失主追悔莫及。

2．5移花接木

关于移花接木。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案例，李经理是某废品回收站的经理，一日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企业的负责人，称新引进了一批进口机床，需要淘汰一批旧机床，作为废旧金属低价卖掉，李经理将信将疑，于是提出看货，对方于是领着李经理来到仓库。仓库壁确实有成堆的废机床，仓库的看守还和负责人打招呼，眼见为实，李经理相信了一切，为防止别人抢到生意．凑足了lo万定金，交给工厂负责人。第二天，当李经理兴高采烈的来到仓库的提货时候，却遭到拒绝，并且仓库空空，这才发现中了圈套：仓库厂房都是租别人的，货物已经被他们连夜运走，骗子也没了踪影。

2．6设王语言陷阱

欺诈方设置语言陷阱，让对方受骗后也有口难辩，在合同条款的语言表达上，故意留下歧义。在签约时作一种解释，在履约时又作另一种解释，让对方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自认倒霉。如分期供货合同中“货到全付款”是货全到了才付款，还是货一到就付全部款，就有多种解释。

2．7俏货引诱法

利用市场上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或者一些人或者单位急需一些紧俏商品的心理，投其所好，谎称能低价提供钢材、水泥、煤炭、名酒等畅销商品，使对方贪图小利，放松警惕，急于签约，从而骗取定金或者预付款。

3．合同欺诈产生的原因

合同欺诈产生的原因很多，从个人的因素来说，和人的心理、性格、情绪、智商密切相关；从社会角度来说，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关系；从制度制定的角度来看，管理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以下从人的因素、社会角度、企业管理角度对合同欺诈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

3．1个人心理因素

社会是由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各色人等组成的，要完成一件工作、或者一项事业，离不开人们的相互信赖，通力协作，这种信任来源于相互的接触了解。对于交往次数很少，相互了解不多的人与人之间，存在防范和猜疑心理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因为彼此并不了解，对于合同签订者来说，和陌生人订立合同，如果丧失必要的防范、警惕心理，被表象迷惑，轻信他人，很容易让诈骗者得逞，所以轻信和麻痹心理是合同欺诈产生的重

要原因。

虚荣心理也是产生合同欺诈的重要原因，最近发生的合同诈骗案件很多，但是真正向警方报案的受害者并不多，这主要是虚荣心理在作怪，很多当事人担心向外界透露后，会引起周围人的嘲笑，会影响自己在单位或者公司的形象和前程。结果是诈骗者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从而放纵了犯罪分子，无形中纵容了合同诈骗的发生。

3．2社会因素

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着资源配置，公司、企业、个人在市场中依靠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社会中却流传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神话。一些人不是想着怎样脚踏实地的创造财富，而是幻想一夜暴富，电视、网络、报纸经常竭力宣扬一夜暴富的故事，比如某人买彩票中了数亿元，某人淘宝花几块钱买到几百万的珍贵古董，人们信以为真，这些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钱至上，不劳而获的社会风气影响了一部分人，骗子们正是利用了某些人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一次次的实施着诈骗。

其次，有关市场主体资格的规章制度建立不完善。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很多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具体的实施也不充分，一些职能部门执法不严、查处不力。对合同欺诈案件，司法部门执法不力、处理较轻，破案率低。作为合同行政管理机关的工商部门，对根本不具有开业条件，没有履约能力的皮包公司不加认真审查就核准登记，发放营业执照，使合法营业执照成为欺诈分子用以证明自身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的一张王牌，造成了市场的准入门槛过低。

3．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很多公司、企业，建立时间短，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得不够完善，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的日常事务，缺乏有效监管，对合同公章、文书缺乏必要管理。再加上一些管理人员有章不循，管理疏漏，马虎麻痹，给行骗者以可乘之机。有关的领导和其他管理人员水平低下。有些单位的合同的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水平低下，对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经验不足、武断行事、麻痹大意；甚至贪图享受，唯利是图，中饱私囊，不惜损害所在单位利益。据报道，2004年，印度同意以8亿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购买前苏联时代航母“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这一价格包括修复费用。然而施工开始后，俄罗斯人以工作量增加为由多次要求加价，费用迅速飙升至29亿美元。现在，通过调查发现，当时参与购买航母谈判的印度方面关键人物辛格准将显然中了俄方的“美人计”，把印度的谈判价格底线，提前私下透漏给了俄国方面，给国家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4．如何防范合同欺诈

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相互的经济交往中，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只要做交易，就需要签合同。签合同就有可能出现合同欺诈，但并不能因此就不进行经济活动，更不能因此也以欺诈手段对付欺诈行为，应该有—个正确防范方法。防范合同欺诈可以从两个大方面人手，第一，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合同欺诈的原因在于，全社会对诚信的重视不够，合同欺诈正是社会诚信度不够的集中表现，要避免合同欺诈就应当从根本人手，提高社会诚信度，形

成诚信风尚。第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亡羊补牢，被欺诈者自身要有所防备，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以下几点，可以有效防止合同欺诈：

1)保持冷静的头脑，放弃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心态。通过劳动赚取合理利润，如果签订某一合同能赚取不合理的超额利润，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判断，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因为利润越 大，风险越大。

2)合同签订过程中防止欺诈的注意事项

(1)签订合同时，应严格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不轻信对方，不和来历不明或未加证实的一方订立合同。(2)在签订合同时，严格审查合同内容。(3)企业签订合同时，应严格考查对方的履约能力。

3)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又严密的切实可行的合同管理制度。

4)建立诚信档案

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整合工商、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司法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防范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时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合同法是保护市场主体之间正常交往的实体法。因此，各市场主体应该学习，研究和执行经济合同法。在此基础上也应该了解合同欺诈的含义，种 类、手段，以及防范方法，以达到未雨绸缪，增强自身免疫力，免受合同欺诈危害之目的。参考文献：

【ll洪斌，李少壁主编．常用合同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M】．暨南

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IM】．中国法制出版社．

[3】王利明，姚欢庆，张俊彦编著．合同法教程[M】．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出版社．

第五篇：提单领取担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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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名/航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S/O NO.或B/L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卸货港/目的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定舱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作为定舱人,代表发货人领取贵公司签发的上述资料的提单共_____套,并保证如期支付所领取提单项下的所有费用,如发生冒领而至使贵公司蒙受任何损害或支付任何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及诉讼费用)时,本公司愿意无条件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此致

领 单 人: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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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及负责人章)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