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提纲（小编推荐）

第一篇：人口红利提纲（小编推荐）

人口红利的定义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 1978 年到 2011 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 GDP 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前进。人们纷纷研究导致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因素。人口红利因素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

蔡昉和王德文的一项研究（1999）表明，如3.1 表所示，物质资本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人力资本的贡献24%，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对增长贡献了21%，剩余3%未解释。根据上述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具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并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因素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乡村存在大量冗余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的格局被一步步打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逐渐可以自由的流通。农村冗余的劳动力被大大释放，并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人口结构图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相对应的总人口抚养比也呈下降的趋势，并且与国际社会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比例较高和抚养率低，会导致社会储蓄大幅增加，进而拉动社会投资，形成典型的“三高”局面。

另外，人口红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3.2鸟瞰其影响机制。利用好人口红利，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多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中国人口红利现状评估

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教授作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谓广为人知。该理论将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农业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两个部门，在农业经济部门中存在相对于土地和资本来说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甚至负数。而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在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之下,农业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去就业，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元经济。这个体系的存在会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个时刻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恰好超过劳动力的供给的增长,值此之后，继续吸引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评价其人口红利的现状，要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其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在《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一文中分析，如果将 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将城镇就业年增量当做劳动力需求,则可清晰的观察到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格局，如表3.1所示。如果将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数量,即城镇居民就业的人口与农民工就业人口增量之和,将其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进行比较。则可从中看到, 2002 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显然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蔡昉认为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重要证据[40]。

另外，在学术界中，都阳、林毅夫等人皆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但刘怀宇、马忠等人则发表质疑，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假象，中国仍旧会享受人口红利。

本文根据以下信息：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大幅下降，老龄化水平超出国际老龄化社会红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市场需求逐渐超越市场供给；全国各地连续多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基本判断。本文认为，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红利的问题

劳动力数量(罢工潮，个人利益受到严重剥削)和质量（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仅10％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劳动力质低下不仅制约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红利的实现与扩大）不足、老龄化（目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形成后期效应。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期时间结构也随之变化。其中中国人口丰裕期和后红利期都很短。中国快速进入后红利期和负债期）和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大学生失业人口存在是一种浪费，失业人口不仅不创造红利，还要对冲销部分红利，使人口红利对经济促进作用大打折扣）、高资产价格（虚高的房价导致了房地产的畸形发展，直接威胁到实体经济的投入。对实体经济的投入产生明显的挤兑效应。房价急剧攀升，年轻购房者往往以牺牲三代人的储蓄和购买能力为代价，造成了几代人的购买力被透支）、国内红利分配失衡(地区分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各类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都向东部地区流动。这就造成了东部的人口红利效应更加明显。分配体制：职工工资收入与国家收入间比例严重失衡．分配率逐年下降。其次，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3．3：1，行业间差距最高达15倍。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预期分配：只涨利润不涨工资，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如果政府无意减税，完全要求企业让利，则会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导致资本外逃，同样不能充分实现人口红利。)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红利的争夺（留学移民导致高层次劳动供给减少，廉价出口导致人口红利被国际资本瓜分，财富外流导致收获的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凸现或持续。

人口红利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影响

1、“用工荒”导致出口企业无法完成订单

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仅为2481 万人，从人口结构上看，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不到 20 %，农村可供转移的“壮劳力”所剩无几。另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度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下降 8.9%，尤其是珠江三角地区，2009 年该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较 2008 年减少 22.5%。且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 1.04，我国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明显不足。且东部缺工现象较中西部更为明显，东、中、西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 1.07、1、1.01；而东部地区内，闽东南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环渤海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岗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已经超过 1，分别达到1.27、1.09、1.01 和1。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手里有订单，但是劳动力紧缺却不能保证企业保质保量按时交付订单。

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推高企业成本近数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几乎保持同步，该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富士康为例，普通员工的最低薪酬，已经由09年的900元，攀升到2012年的2100元。数据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2011年整体薪酬增长率为 13.18%，仅次于金融、高科技、房地产及医疗行业，一线生产员工的薪资涨幅达到 21.64%。近数年以来，全国各省区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人社部规定，各地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不得低于 13%，2012 年，北京最低工资从 1160元调整为1260元，上海将从1280元调整为1470元，深圳最低工资由1320元上升到1500 元。劳动力价格的持续攀升，大大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占比较大的出口型劳动密集性企业。在全球的产业布局环境之中，因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了劳动力价格飙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渐失去优势。诸多国外企业，纷纷将制造基地转投人力成本依旧廉价的印度、越南、泰国等国家。

人力成本推动原材料价格上升

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以后，伴随着出现了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农民工工资水涨船高，而劳动力价格的压力紧接着就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个社会生态整体工资水平上浮，并带动全国 CPI 巨幅上涨。这和60年代的日本及70 年代的韩国，遭受 “刘易斯拐点” 后的状况如出一辙。均出现高通胀和整体工资螺旋式攀升的情况。一直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浮导致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此次，大众普遍认识到，即使忽略食品与能源价格上涨的因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同样也会推动物价水平提升。总之，在人力成本上升之后，进而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材料的上升。劳动密集性企业面临成本全面提升的压力。劳资纠纷矛盾加剧

“过去的工人相当好管，一日三餐，极少问别的东西，十分能吃苦，特别能忍。”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都有类似认识。但现在，工人开始为自身维权，越来越关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以及人文需求等诸多问题，尤其对繁重且重复性高的工作类型排斥严重。提高工资水平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资合作中一系列变化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变化来自劳资双方在各种权益上的博弈与挪移。遭遇 13 位员工相继跳楼事件后，富士康成为了全国声讨的焦点。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新一代农民工关于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日渐“觉醒”。但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旧认识上有误区，管理上不到位，手段上欠科学，特别是面对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应付能力明显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站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之下，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与东南亚等具有丰富人口资源，且发展较为滞后的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海战术”必将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基于这一重要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向更高的劳动力附加值方向转变，实现自身角色的延伸和迁移。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发展模型

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在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的宏观大背景下遭遇艰难的挑战，其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含量低，不能创造足够的附加值，多属于初级、低级产品，不利于抬高竞争门槛，实现差异化竞争。第二，品牌意识薄弱，自拥品牌率较低，很多企业满足于代工，因此对市场形成严重的依赖。第三，管理粗放，不仅与员工的内部诉求不相符，也与企业的整体的跨越式发展不相符，严重阻碍了企业效率的提升。

第四，没有宏观的战略思维，长期置于产业链的不利地位，任由产业链“链主”摆布，致使自身长期遭受产业链的盘剥。

针对以上阻碍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四大“拦路虎”，本文提出了我国劳动 密集型企业转型发展思维模型：

我们认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特质，从技术、品牌、管理和产业链四个维度进行转型。重塑企业的成本结构，优化企业的价值构造，刷新战略思维，重构战略认知，提升战略格局，前瞻性、颠覆性的实行企业的发展转型升级。技术转型 重塑组织结构 鼓励原创性技术 优化工艺流程

品牌转型 1明确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战略目标，确定企业品牌战略 2设计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相关品牌元素 3正确把握不同时期品牌塑造时机

管理转型 改革人力资源管理 改革生产管理 改革财务管理

产业链转型

研判未来与产业趋势，混业趋势

构建远景，确定核心领域、地位与能力

构建利益和联盟层次

带动和发展产业链

第二篇：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调研报告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调研报告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因为这个直接间接的提高了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上的实力与知名度。长时间廉价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国富局面的形成，也吸引了众多外资，成了“世界工厂”。这种看似稳定的局面，会持续多长时间，中国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吗？

在中国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国际大潮流，他利用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工，在成本控制上力压对手，从而。但是从2000年开始，内地的工资却不断上升，开始打击这种薄利多销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压缩成本的效果无人能及，连它都屈服于工资上涨的大趋势，其他在华工厂则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个别事件，民工荒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并日趋严峻，现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中西部推移。原因已不只是季节性(如民工春节回家)或外来因素影响，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中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只能增加工资。

何谓“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很多奇迹，而中国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说功不可没。据数据显示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再看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劳动力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丰富；其次，劳动力从低端行业转移到更高端行业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前两点纯粹是“人口红利”本身在发生作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给以证明。后两点则有所不同，最近更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重复类似的故事。各国政府都注意到教育和投资对提高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会让经济步入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我国人口红利目前的状况是2009年达到最高获利点，2010年到2017年仍是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大约再过10年人口红利将进入关闭期。2009年我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但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预计到2017年峰值时达到10.01亿人。其后呈下降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而且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差不多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正处在“红利”期。以这为依据，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可以保持40年，也就是说，窗口期约在10年后关闭。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在“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中”这个点被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已经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所以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而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肯定会给我国的经济在一成程度上造成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三方面：其一，廉价劳动力减少甚至消失，会使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那么出口将受到很大影响；其二，中青年的减少，会使我国的高储蓄率降低，资本积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其三，社会上的老年人会骤然增多，年轻人的负担加重，对于国家的保障体系也是巨大的挑战。

其实，事情都是有好坏两方面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实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仍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想方设法而不是因为招不到人发愁。实际上，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还有5到6亿，需要转移的劳动力至少还有2亿。老龄化的到来将会加速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现在我们一直再讲产业结构调整，从人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人口红利的消失可以看作是这一转变的动力。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储蓄率将会大幅降低，正好借这个时机大力发展扩大内需工程，因为老年人是社会的第二大消费群体，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再结合我国的农村市场，消费会被拉动上来，很可能替代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这是改革的好时机。最后，老龄化的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把建立一

个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前搬上日程。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那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

我国的人口红利现在还处于充足的阶段，而且我们预测了消失到来的时间，这中间的时间差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做好准备工作。怎样使经济、社会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平稳的过渡。很明显主要就是充分发掘利用现有的劳动力，使他们持续的时间尽可能的长，再就是进行人口结构调整，后续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层，最后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在中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则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这与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低有很大关系。据社科院有关专家估计，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0%左右，农村的这一比重更高达90%以上。劳动力素质低，限制了就业机会的获得和人力资源的利用。由于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技能没有得到有效教育与培训，导致中国隐藏的庞大人口红利无法得以“套现”。这势必带来“国未富，民先老”在未来二十年的出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所承担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所以现在国家在对初等、高等教育大规模投资的时候，应该同时抓起来高职教育这一块，尤其是针对原来受教育很少的中青年的高职教育，经过培训，能够与企业的需求吻合，同时发掘潜在的人口红利，也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一块现在主要是农民工的培训，虽然开展了很多，但还不成规模，中间的操作过程存在严重的不规范，以至于国家投资很多钱，效果不明显，农民工也没受益。当然，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带动教育、培训的发展。

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一家只要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主要原因，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这一政策，确实降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失衡。出生率很低，从整个人口结构看，再过几年会成倒金字塔型，劳动力供给就不足了。改革内容主要针对，是否放开要二孩的政策，有人担心放开会导致人口猛然增长，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考虑现在人生活的压力、对生活的规划以及个人发展的要求还有个人素质的提高等等因素，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是绝大多数人的期望。而且有些农村地区，头胎女孩，可以再生二胎，从那个地方的家庭规模看，四口之家居多，人们不会要4个5个的孩子，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现在已经非常高，生孩子已经不是他们的工作，挣钱养孩子是主要任务。所以可以在某些地区先放开这个政策，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遍及全国。像上海、南京这样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城市，虽然人口很多，但是出生率很低，考

虑到未来的长远发展，应该是一些有能力养活更多孩子的家庭有权利要更多孩子，既满足自身需要，又符合城市未来发展。现在超生孩子的现象越来越多，是否也是对这个政策开放的一种呼声呢？

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他们人口与我们相比，比较少，而产业结构更优化，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别人的劳动力少的发展经验，再立足我国实际的情况，对产业结构进行改革，朝着技术、资本密集的方向发展，虽然现在没有能力一步到位，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前的这个缓冲期我们好好利用，为以后的发展把握好方向，打好基础。

第三篇：人口管理调研提纲

人口管理调研提纲

流动人口 出租房屋

现存问题

1、底数不清；

2、来去信息变更不及时；

3、大部分民警不掌握出租房屋和用工单位内部人员变动和各种安全隐患；

4、协警力量（治保主任、组长、楼长等）大部分不愿向我们提供各类人员信息；

5、现在所有出租房屋登记和流动人口办证不收费，管理机关和被管理单位、个人为何都是被动应付。

重点人口 监外执行罪犯

现存问题

1、底数不清，各单位掌握的底数（四类）与市局统计的不相符，四类法轮功人员平台仍有未注销的；

2、大部分重点人口的帮教、控制力量只是纸面应付，没有真正掌握他们的活动轨迹。

3、现在已取消311付卷和监外执行罪犯卷宗管理，那么，这些人原来卷宗的“呈批表”、“力量表”、指纹、照片、个人笔记、保证书、思想汇报及各类法律文书等是否都形成一本主卷存档了呢；

4、对四类人员不按时到公安机关报到，“人户分离”、“下落不明”人员，这些人是管理的重点，我们是否真正将其纳入视线呢，通过各类案件和考核了解，其中80%我们不掌握。

5、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是人口管理的重点，对他们的管理必须达到列管率和控制率都达到100%，对他们的管理，我们是有强制措施的。如果由于管理的漏洞，造成他们其中的出国或重新犯罪，是要追究社区民警责任的，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对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罪犯”，马上向市局报送书面材料，绝不姑息，否则，自己要承担责任的。

嫌疑类

现存问题

1、一类人员，现在平台上仍有信息，为了保密，应马上撤销，以后，这些人的信息不要出现在网上，仍需卷宗管理；

2、列管的嫌疑类不准，凡刑释解教满5年的（除交通肇事、职务犯罪）、治安处罚以上的，全部列为嫌疑类，无前科劣迹的列管要慎重，避免造成上访。

3、通过这几年发生的各类案件所涉及的人员看，单亲家庭和经常到网吧的人员犯罪率上升，因此，对这些人员必须彻底排查，纳入视线管理，这类人员的管理要纳入2010年人口管理的重点。

第四篇：挖掘二次人口红利应对劳动力减少论文

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要素投入对经济长期增长机制产生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也渐进放缓，由此导致劳动力长期处于减少趋势。针对劳动力层面的这些变化及其经济影响，我国应该从劳动力作为经济要素的本源逻辑出发，积极努力挖掘“二次人口红利”，力图促使劳动力要素继续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

我国劳动力供给减少至少表征为三个层次的经济现象，这三个经济现象将成为劳动力供给减少背景下我国经济战略调整的逻辑起点。

首先，劳动和非劳动人口比例将发生变化。从人口整体结构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人口中劳动人口数量将出现减少，而非劳动人口数量将逐渐增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从事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而需要抚养的“纯消费人群”正在扩张，这将导致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内部需求结构和外部需求结构将随之出现相应调整。因此，我国长期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的基本需求结构模式将出现调整。

其次，生产要素配置组合出现变化。不论从人口老龄化视角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减缓角度来看，我国通过大量劳动力数量投入减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很难持续，我国资本劳动比将大幅上升，生产要素配置组合将出现阶段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按照现有模式发展，未来我国资本边际报酬将加速递减，从而长期经济潜在增长将会出现实质性下降的趋势。

第三，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与劳动和非劳动人口比例变化和生产要素配置组合出现变化相对应，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价格将出现长期持续提升的状况，由此引发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我国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产业竞争优势将逐步削弱。此外，我国长期劳动报酬受到压抑的趋势将发生转变，劳动力报酬增长速度将超过资本报酬增长速度，整体经济的要素分配格局将出现变化，从而对需求结构产生影响。

中国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挖掘“二次人口红利”

因此，必须从顺应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和合理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出发，通过提高素质、优化配置和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挖掘“二次人口红利”，使劳动力继续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

要加快提高劳动力素质。鉴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并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加快提高存量和新增劳动力的素质，不断积累优质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本身素质的提高，改善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必须加快技术创新，特别是加快偏向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以适应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新情况，提高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防止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风险。

要逐步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我国过去赖以生存的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模式很难继续。因此，伴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必须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将提高素质的劳动力配置到那些附加值高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当中，同时加快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转移。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主动调整供给结构，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要积极促进劳动力可持续发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经济发展当中，更多强调劳动力的“生产者”功能，而忽视了其“消费者”功能。事实上，只有同时重视劳动力两种属性的功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和完善社保体系发挥劳动力消费功能对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同时，通过深度城市化提升我国整体消费能力。

根据以上设定的我国应对劳动力供给变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应该采取以下具体战略举措。以培育人力资本为重点推进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调整。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步伐逐步放缓，通过大量投入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

因此，必须要改变传统经济增长的机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和知识水平，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转变为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国家要做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人力资本投资，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需要。

要以加快创新和强化服务为重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将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因此要尽快改变“低成本”竞争的产业发展模式，推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加快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顺应我国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人口结构新特征和与之相应的制造业升级的产业趋势，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的服务产业。促进引进与创新两种方式融合推进。在加快产业技术进步的原则之下，综合利用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种方式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加快形成政策法规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创新服务业建设，创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要加快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要营造良好服务业市场环境，并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开放。

要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促进需求结构调整。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有两个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一是老龄人口(非劳动力人口)趋于不断增长，另一个便是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前者意味着我国消费人群的稳步增加，后者意味着劳动报酬份额将逐步提高。因此，我国要顺应以上经济趋势性特征，加快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以期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主动应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带来的相关影响。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要切实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提高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发挥财政税收制度对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全民共享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快社会保障“扩面”、“提标”，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城乡“接轨”和地区转移接续制度建设。

第五篇：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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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

投资1301

赵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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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圆满结束，伴随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发布，国民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议论热起。人口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人口调整对正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怎样的经济影响，都是引起大家热议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正是由于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人口结构是变化的，近几年里，中国劳动人口的大量减少，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等等方面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都是可见的。此次三中全会带来的涉及各个方面、大力度的政策改革，让社会各层次的人都在热切关注。而涉及经济方面的改革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对于与经济方面密不可分的人口政策改革定然也是热议的话题中心。“单独二胎”政策更是关乎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家庭。而想弄明白人口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从“人口红利”的认识开始。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普通股股东所得到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称为“红利”。而将人口与红利联系在一起则正是因为人口是可以为社会带来经济影响的。而中国这个众人皆知的世界人口大国，人口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人口红利”是一个阶段，而中国这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就正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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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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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长久不变的存在，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得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小，甚至在向负担发展。

“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我国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这次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

针对“人口红利”的正在消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单独二胎”并讨论了“延迟退休”的人口政策。“单独二胎”，也叫做单独二孩。“单独二孩”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这是为了解决现今中国出生率低的国情。延迟退休即延迟退休年龄，指国家结合国外有些国家在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的年龄来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或延迟退休的制度。2013年6月，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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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到2013年11月，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1]明确了顶层设计中，延迟退休政策渐进渐行。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人口政策的调整，优化人口结构的改革，在对中国“人口红利”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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