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产妇坠亡,最大的真相是一直被漠视的创痛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产妇坠亡，最大的真相是一
直被漠视的创痛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事政治模拟题、时事政治政策解读、大事记以及时事政治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产妇坠亡，最大的真相是一直被漠视的创痛。
陕西榆林坠亡产妇惨剧，尽管当事双方还在为“真相”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这将成为在捍卫中国孕产妇权益及尊严的领域起到某种里程碑意义的公共事件。
不管有多少纷争，双方都认可的是，这位被产前剧痛折磨了至少8小时的产妇，数次请求剖腹产，且医生也认为具备剖腹产指征，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终至痛不欲生，一跳了之，也带走了尚在腹中的儿子。
本该是迎接新生的一天，却成为一对母子的祭日。痛何如之!值得观察的，是这一事件的舆情指向。
焦点之一，集中于生产的剧痛，以及中国无痛分娩的缺失。
恕我不忍再以“马某”称呼这个可怜的准妈妈。在她的亲生母亲眼里，女儿“有文化，有文凭，性格开朗，不是糊涂娃”，一直在做家教，“从来没见过她生气”。那么，姑且称她为小马老师吧——很多女性因为小马老师之死，纷纷回顾起自己不堪回首的生产经历，“无法忍受的剧痛”，“只想一死了之”„„舞蹈家邓肯早就描述过，“无论人们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对它感到恐惧„„这个看不见的残忍的神灵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无怜悯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头和神经”。呜呼!在并不遥远的从前，中国人的看法是，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西方人也从小就从《圣经》中读到，“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们时常从影视剧中看到生孩子的撕心裂肺、哭天抢地，哪怕是皇家，能保母子平安都是一件奢侈的幸福。现在医学进步了，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人们对优生优育的渴望，生孩子仍然是每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只是母子平安已是常态。建国60 年来，孕产妇死亡率已从解放前的1500 /10万,下降到2013年的23.2 /10万，让人额手称庆。
然而，平安，不意味着没有痛苦，哭天抢地仍是中国生孩子的常态。在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之际，中国孕产妇却没得到相应的待遇。当无痛分娩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英国等国在近70年前就立法强制推行，我们因了小马老师之死才得知，尽管技术上没有问题，我国也应用一二十年了，但无痛分娩率仍不到一成。难以推广的原因是收费低医院没有积极性，且麻醉师也相对缺失„„
天下多少难办的事，咱都做得到。这点困难，真的难以解决?说到底是骨子里对妇女权益以及尊严的漠视。在不少农村地区，女生仍然被看成是生育工具，有谁会去真正关注“工具”的痛苦呢?即便是在城市，甚至在主流人群中，“是个女的就会生孩子，就你娇气?忍一忍就过去了”，类似的论调未必宣诸于口，却也是相当普遍的看法。抱持这种论点的人们，会为无痛分娩之类的“小事”去劳神费力吗? 这次事件后，网上不少女性纷纷要求男性亲身体验生产痛楚——这样的呼吁本身，就隐含着女性的不自信：事关孕产政策领域的话语权、决策权，“她们”似乎无权深度介入，需要求助男性的体验、体谅并出手相助。在几乎一半国民利益攸关的领域，女性视角却极度缺失，亿万妇女只能靠坚强的意志，其中有的还因为体质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忍受被知名产科专家段涛称为“无法忍受的”、“最高级别的疼痛”，去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事实上，中国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很多是“怕痛”的结果而已。
这一切，真的正常吗?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曾经如此谈论女生分娩，“她们是坚忍的、忍让的、苛求的、威严的、反抗的、迟钝的、紧张的”，而男性则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成为许多玩笑的话柄，在她的观察中，“分娩的痛苦对于母性本能的显现是必要的„„事实是，有些男性对女性的负担减轻感到愤怒”。
涉及性别的争议，往往非常敏感，一句漫不经心的“女权主义”的判定，就会让各种眼巴巴的努力灰飞烟灭。小马老师经历了从忍让、紧张到“反抗”的8个小时，她用生命在告知我们的社会，不要再继续漠视孕产妇的痛苦，请从法律、从政策上尊重她们。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再牛的人，也要经过那个幽深的产道，才哭得嘹亮。请携起手来，共同正视并保护产妇的正当权益，让她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有权选择享受无痛分娩„„
第二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贵阳某报经常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没有法律依据。而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执法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并非贵阳市的“专利”。尽管贵阳多个职能部门在处罚当事人、企业后，让他们公开登报检查看似有着“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级指示”的充分理由，但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要知道，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来履行职能，不能突破公权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即对公权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道歉，不能因为有警示意义，就可以扩大处罚权，并以“上级决定”的理由执法违法。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情形。但登报检查不在这7种处罚种类之内。同时，该法还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贵阳多个职能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虽然并不是由职能部门收取600元登报费，但却是由公权驱使，面对新的处罚，受罚者只能被动服从。笔者以为，这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事二罚”。
毋庸讳言，在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违法违章的企业和个人还要支付登报的600元费用，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有关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创设这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明显严重违法。
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并以理直气壮的口吻来应对解释，一方面说明公权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的监督机制成为“旁观者”。像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明确，对偷逃通行费车辆采取登报检查和收取登报费用的行为确无法律依据，要求纠正此类违法行为。然而，直到9月7日的当地晚报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公司还在责成偷逃通行费的驾驶员登报道歉。可见，当监督缺席，公权越界的冲动就仍会延续下去。
当然，不仅存在法制部门监督的缺席，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缺席。譬如，《公务员法》中就有公务员不得执行有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但贵阳有关部门和人员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显然是典型的法盲执法，更背离了公务员职业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规定下级可监督上级的软肋。
其实，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游街示众”、罚款指标、城管打人、土地违法、民生资金成为唐僧肉等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行为，无不是公权监督缺席的产物，同时，公权越界后付出的违法成本极低，几乎为零，成为公权冲动的主要诱因，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监督公权的部门需要反思的。
第三篇：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扶贫干部闪婚贫困户的真相是什么？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扶贫干部闪婚贫困户的真相是什么？
人民网
背景：近日，“扶贫女干部闪婚32岁贫困户”的爆料吸引不少眼球。“女干部”和“贫困户”的身份落差无疑是焦点。网帖说，贫困户是个大学生，月薪3000多元，在“女干部”扶贫一个多月后，贫困户只花7500元就得到一套安置房，工资也涨到每月5000多元。
新京报发表敬一山的观点：随着媒体调查深入，有些疑惑已经解开。这个叫张志川的年轻人，并非通常理解的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是大专辍学，工资不稳定，还要赡养父母，而且母亲得了慢性疾病，家里住着危房。这样的家庭整体列入贫困户不算太违背常理。而事件的女主人公严宝玉也不是网友想象的有什么官员身份，而是当地县林业局下属单位的一名合同制员工。两人的结合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为了爱情走到了一起，不必太大惊小怪。而那套扶贫安置房，则是政府提供的三种扶贫方案中的一种，与张志川同一批选择住进安置房的还有数百户贫困居民。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与最初发布新闻的自媒体平台的误导有很大关系。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变成了对“精准扶贫”的高级黑。回到事实本身，虽然充满巧合，但也合情合理。自从中央实行“精准扶贫”以来，确实让很多人摆脱了贫困，改变了命运。在这个事件当中，只要贫困户张志川所获得的帮扶都是根据政策依法获得的，就无可厚非。他与“扶贫女干部”闪婚，只是个人选择，无关公共政策，也无关公共利益。舆论切莫把这两个事，混为一谈。
小蒋随想：有选择性地爆出所谓“内幕”，对一些重要事实有意隐瞒，再加上某些添油加醋，人为制造“离奇事件”吸引眼球，是某些网上段子手与自媒体的惯用伎俩。之所以要搞这种东西，是因为某些自媒体要靠阅读量10万+吃饭，有吸睛力才有钞票，才能忽悠人拉广告。至于半真半假的“新闻”会给主人公带来何种困扰，将给受众造成哪些误导，甚至影响惠民政策的口碑，根本不在制造“新闻”的人的考虑范围内。一些自媒体缺乏自律与把关，钻进钱眼儿的丑陋，值得警惕。就本例而言，就算张志川有一定收入，但按照许多地方的规定，在核算贫困或低保时，成年子女可与父母分户计算。也就是说，如果张志川的父母没有收入，张志川的个人收入又不高，其父母被归入贫困户很正常。张志川父母获得扶贫安置房，张志川住父母家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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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最大的“转折点”是，张志川和一个女孩恋爱结婚，这个女孩是对口扶贫他家的没有编制的“干部”。如果把上述细节一一呈现在大众面前，还有离奇效果吗?生活往往是平淡的，在苦涩中有一点甜，这才是许多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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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表哥”工资公开申请被拒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表哥”工资公开申请被拒
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9月1日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邮寄了申请书，要求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工资。20日下午，他收到省财政厅特快专递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9月20日人民网）。
这是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冷笑话。此前，这事做足了噱头，比如，陕西省财政厅打电话给刘艳峰，称回复内容已通过特快专递寄送，但没说具体什么内容，这给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间。如今，回复内容却只是“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这多像马三立先生的相声《祖传秘方》：有人浑身发痒，见路边有人卖止痒秘方，赶紧买了回家。待一层又一层打开，拆了30多层包裹的纸，才露出两个字——“挠挠”。
不公开“表哥”工资，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愤怒，乃至情绪化表达。其实，没有必要失望。公不公开“表哥”工资，“表哥”的工资就在那里。从名表到名贵手镯，从名贵眼镜到腰带，再到高档西装，“表哥”不是早就“公开”了自己的收入吗？即便陕西省财政厅公开了“表哥”的工资又能如何？首先，难以保证真实性，即便公开了也需求证；其次，杨达才此前已透露了其工资，“我工作，我老婆工作，我儿子工作，我（儿）媳妇工作，我这一年光工资收入就十七八万元„„”最后，根据媒体报道，不少官员的工资基本不动，其收入来源绝非工资一项，只公布工资意义并不太大。
“表哥”工资虽未公布，但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大写的公民，看到了公民意识的勃兴。据报道，刘艳峰从高中开始关注公益，也经常看法律法规类的书籍，还买过一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刘艳峰认为，“官员工资取之于民，与每个公民都有着密切利益联系，所以官员工资应当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很显然，刘艳峰是个可爱而可敬的公民，他有想法且勇于行动。尽管未能如愿，但其行动具有示范价值，比如刘艳峰周围的人都很支持他，同寝室的室友常说“在精神上支持你”。而著名维权人士郝劲松认为，“众多网友在网上提出质疑，这是一种舆论监督。刘艳峰提交申请，启动了法律程序。”
当然，陕西省财政厅拒绝公开杨达才工资，值得商榷。前不久，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要细化公开2011年中央部门决算。同时，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要一并公开。这意味着，公务员工资、办公支出等公众关注的费用，今年都将予以公开。既然中央部门的公务员工资可以公开，杨达才的工资就没有必要不公开。
公务员工资属于行政经费支出，而行政经费支出“涉及公民切身利益”，且“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应该向公众公开，而
杨达才工资并不属于国家秘密，其工资归陕西省财政厅造表发放，陕西省财政厅没有理由不公布。不公开“表哥”工资，貌似是保护，其实是败笔，只会引起更多质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刘艳峰虽然未能实现愿望，但跬步笃行的信念令人激赏，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就必能推动社会进步。而此事本身也再次提出一个现实命题，如果官员财产制度建立了，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了，也就无需公民费心申请了。由此可见，社会进步一方面固然需要公民推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不断向前推进。
第五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公交车坠江事故 规则意识需要共同遵守
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公交车坠江事故 规则意识需要共同遵守
近几日，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在11月2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认定为乘客刘某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坐过站，要求停车但遭到拒绝，因此与正在驾车行驶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发生争吵互殴，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坠江。两人互殴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涉嫌犯罪。
消息公布之后，互联网上呈现密集讨论，集中于悲剧发生的原因、责任以及如何避免再现等话题。有人给出建议，应当强制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安装隔离设施，对可能诱发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当事人给予严惩，以儆效尤;也有人说，这一事件告诫所有人，绝不要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念头，行一小善说不定会拯救自己的生命……当然，不论措施是否可行，或者观点是否恰当，都反映出了当前社会对于加强培育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的强烈吁求，这不仅是构建一个良善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个个体提升自我生活境遇的必要条件。
法治社会，已经是当前的全民共识。但法治不能停留于纸面，更需内化为对法规、规则、秩序的普遍信仰与遵守。从此次坠江事故的起因以及今年舆论场上反复热炒的高铁占座等事件来看，规则意识的淡漠是最基本肇因，相关当事人的行为未能体现出足够的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而一时理智的丧失，付出的代价也是沉痛的。
我们同样应该观照当前的现实实践，相关纠纷的法治解决渠道是否通畅。以公交车一事为例，公车上乘客与驾驶员因为坐过站而互殴，中间争执细节尚有待核实，但是，既然已经产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为何公交车未选择停车解决纠纷?公交公司是否对这类行为进行预案准备并对驾驶员进行培训?搜索以往新闻，类似事件全国多个地方均有发生，其实理当在此之前引发警惕，并作出相关的机制安排，本次坠江事故更应当成为对类似行为进行梳理并规制的契机。
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力度预防突发事件，同时也要明确，法律法规是人造物，它不同于自然法则的不可违背性，既可以遵守，也可以违反，这也意味着真正有效力的法律法规，既依靠强制力，也根植于其中的道德律令对人心的影响力。有观点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社会成员的过界行为，极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攻击公交车驾驶员明显就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这件事对公众来说也当是一次安全教育，在公共场合，切不可放任戾气，对规则、对自己以及他者的权益需要充足敬畏。
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纠纷和一些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更需要明确相关社会机制和规则，需要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根植遵守安全底线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出更有安全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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