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我们的讨论是怎样一次次被带到沟里的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我们的讨论是怎样一次次被
带到沟里的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事政治模拟题、时事政治政策解读、大事记以及时事政治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我们的讨论是怎样一次次被带到沟里的。
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但正如你沮丧地看到的那样,这些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常是以攻击和谩骂收场的。这足以说明,我们虽热衷于讨论,却不善于讨论。那些原本应该心平气和并且有助于我们增长见识的讨论,是如何一次次被带进阴沟里的呢?我认为它们大多与以下两种错误但又十分有杀伤力的论辩方式有关。
动机论,就是古人所说的“诛心之论”
动机论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思维方式,当一些人反驳另一些人的观点时,他们常常不是去说明后者的观点在基本事实、价值导向和逻辑链条等方面有什么问题,而是去猜测和质疑后者“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观点。
不应否认,人的价值、立场、观点很难不受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赖以生存的当下处境的影响。有句俗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关于它的生动概括。但是,“屁股”对“脑袋”究竟有多大的决定作用,它究竟是如何影响“脑袋”的„„这些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并且,社会事务中的许多问题,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说得上有对和错,它们的答案本来就取决于不同人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
动机论者总是近乎无意识地预设,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所怀有的动机都是卑劣的,只有己方一心为全社会谋利。但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注定是社会中的某一特殊群体,没有什么人能够成为“普遍人”。
动机论以机械而又主观的思维看待他人,注定会陷入逻辑上的死胡同——只要对方反唇相讥:那么你持这种观点又代表了什么不可告人的肮脏利益?动机论者常常哑口无言,进而恼羞成怒。
动机论的更大危害在于,它与阴谋论只有一层窗户纸之隔。
如果说动机论多少还是有一些客观根据的话,那么阴谋论就可以无边无际地把想象和猜测发挥到任何地方和程度了。因此,阴谋论者总是可以把任何匪夷所思的奇怪逻辑说圆。
然而,阴谋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没有根据。当一个人把争论问题的根据建立在对对方内心的猜测上时,他可以任意猜测而不需要拿出任何根据,因为对方也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内心没有那样想过。
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阴谋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有多少深刻的真知灼见,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很简单,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头脑很简单。于是,缺乏各方面专业知识工具的他们,不得不一头钻进各种诡谲的阴谋论中,以便在听众面前显得很高明的样子。
资格论
“资格论”不像“动机论”和“阴谋论”那么可恶,但比它们更加有说服力,因为它更符合一般常识。不是有句话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资格论”就一定站得住脚吗? 因为我没当过老师,就不能对教育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我没当过医生,就不能对医疗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我没做过生意,就不能对经济问题发表点看法„„按照这样的逻辑,因为我没当过市长,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对城市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发表意见;因为我没当过总理,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见解„„
“资格论”的第一重谬误在于,它混淆了言论与行动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资格”(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只存在于需要实际行动、特别是需要行使某种特别权力的领域。
比如说,国家要通过某部法律,我不是人大代表,自然没有资格去人民大会堂投票;教育部要修订中小学教材,因为我不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自然没有资格对这事发挥什么影响„„然而,针对这类公共事务发表观点,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资格”问题。是人就有权利说话,至于他说得对还是不对,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而且,恐怕也没有哪个人和哪个机构能够决定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
“资格论”的第二重谬误在于,它将人类知识等同于直接的个体经验知识。但实际上,人类不仅有经验知识,还有演绎知识;即便是经验知识本身,我们从个体的具体生活实践中获得的也是极少数,我们的大量经验知识来自于前人和他人。
是的,我没有当过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但我或许学习和研究过政治、法律等许多相关知识,我还可能通过媒体和其他人了解大量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政府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具备很有见地的观点。
上面的“资格论”主要是针对发言者的“专业资格”,还有另一种“资格论”也非常有市场,它的重点是质疑发言者的“伦理道德资格”。例如,只要我们自己没有参与过大量的慈善救助事业,我们就没有“资格”批评政府在某些救灾事务方面的不足;只要我们自己不是优秀共产党员,就没有“资格”评判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
于是,按照上面这种逻辑,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些丑恶现象,我们就只能一语不发,并立刻反求诸己,去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类似缺点并加以改正。
对人,而不是对事
“动机论”和“资格论”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将讨论“事”转变为讨论“人”。如此,则一次次的讨论以不欢而散乃至问候对方母亲告终,自然也就难免了。以前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谆谆教诲是,说话做事要“对事不对人”,就是针对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
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从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现实利益和知识结构出发,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因而也是多元而复杂的,很难说哪一个结论绝对正确。
当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时,我们的正确目标应该是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获得思想上的启发,增进对问题的认识,帮助自身提高。高质量的讨论总是开放的,因为大多数讨论并不需要决策,所以不需要强求“共识”。高质量的讨论总是伴随着大量认真的倾听。
但我现在发现,那些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的大V小咖中,有太多人参与讨论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说服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的是说教,而不是讨论,因此他们根本不懂得“倾听”的价值。
而当他们感觉到用符合常识与逻辑的理性方式不能说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对话者时,如果他们仍想要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时,便会不假思索地祭出“对人不对事”这一撒手锏——如果你成功地贬低了一个人,那么他的观点自然也就变得没有价值。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一举解放了人们被压抑长久的表达欲望,过去那些彼此互不关心的遥不可及的人们,现在相互成为了听众,他们再也用不着担心自己说错一句话而得罪什么人。因为即使得罪了,也产生不了实际的后果。人们从过去说话小心翼翼、拐弯抹角、欲言又止,突然变成了大言不惭、大放厥词、肆无忌惮。但是,却往往“对事”捉襟见肘,“对人”游刃有余。
第二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贵阳某报经常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没有法律依据。而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执法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并非贵阳市的“专利”。尽管贵阳多个职能部门在处罚当事人、企业后,让他们公开登报检查看似有着“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级指示”的充分理由,但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要知道,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来履行职能,不能突破公权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即对公权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道歉,不能因为有警示意义,就可以扩大处罚权,并以“上级决定”的理由执法违法。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情形。但登报检查不在这7种处罚种类之内。同时,该法还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贵阳多个职能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虽然并不是由职能部门收取600元登报费,但却是由公权驱使,面对新的处罚,受罚者只能被动服从。笔者以为,这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事二罚”。
毋庸讳言,在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违法违章的企业和个人还要支付登报的600元费用,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有关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创设这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明显严重违法。
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并以理直气壮的口吻来应对解释,一方面说明公权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的监督机制成为“旁观者”。像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明确,对偷逃通行费车辆采取登报检查和收取登报费用的行为确无法律依据,要求纠正此类违法行为。然而,直到9月7日的当地晚报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公司还在责成偷逃通行费的驾驶员登报道歉。可见,当监督缺席,公权越界的冲动就仍会延续下去。
当然,不仅存在法制部门监督的缺席,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缺席。譬如,《公务员法》中就有公务员不得执行有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但贵阳有关部门和人员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显然是典型的法盲执法,更背离了公务员职业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规定下级可监督上级的软肋。
其实,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游街示众”、罚款指标、城管打人、土地违法、民生资金成为唐僧肉等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行为,无不是公权监督缺席的产物,同时,公权越界后付出的违法成本极低,几乎为零,成为公权冲动的主要诱因,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监督公权的部门需要反思的。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表哥”工资公开申请被拒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表哥”工资公开申请被拒
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9月1日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邮寄了申请书,要求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工资。20日下午,他收到省财政厅特快专递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9月20日人民网)。
这是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冷笑话。此前,这事做足了噱头,比如,陕西省财政厅打电话给刘艳峰,称回复内容已通过特快专递寄送,但没说具体什么内容,这给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间。如今,回复内容却只是“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这多像马三立先生的相声《祖传秘方》:有人浑身发痒,见路边有人卖止痒秘方,赶紧买了回家。待一层又一层打开,拆了30多层包裹的纸,才露出两个字——“挠挠”。
不公开“表哥”工资,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愤怒,乃至情绪化表达。其实,没有必要失望。公不公开“表哥”工资,“表哥”的工资就在那里。从名表到名贵手镯,从名贵眼镜到腰带,再到高档西装,“表哥”不是早就“公开”了自己的收入吗?即便陕西省财政厅公开了“表哥”的工资又能如何?首先,难以保证真实性,即便公开了也需求证;其次,杨达才此前已透露了其工资,“我工作,我老婆工作,我儿子工作,我(儿)媳妇工作,我这一年光工资收入就十七八万元„„”最后,根据媒体报道,不少官员的工资基本不动,其收入来源绝非工资一项,只公布工资意义并不太大。
“表哥”工资虽未公布,但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大写的公民,看到了公民意识的勃兴。据报道,刘艳峰从高中开始关注公益,也经常看法律法规类的书籍,还买过一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刘艳峰认为,“官员工资取之于民,与每个公民都有着密切利益联系,所以官员工资应当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很显然,刘艳峰是个可爱而可敬的公民,他有想法且勇于行动。尽管未能如愿,但其行动具有示范价值,比如刘艳峰周围的人都很支持他,同寝室的室友常说“在精神上支持你”。而著名维权人士郝劲松认为,“众多网友在网上提出质疑,这是一种舆论监督。刘艳峰提交申请,启动了法律程序。”
当然,陕西省财政厅拒绝公开杨达才工资,值得商榷。前不久,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要细化公开2011年中央部门决算。同时,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要一并公开。这意味着,公务员工资、办公支出等公众关注的费用,今年都将予以公开。既然中央部门的公务员工资可以公开,杨达才的工资就没有必要不公开。
公务员工资属于行政经费支出,而行政经费支出“涉及公民切身利益”,且“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应该向公众公开,而
杨达才工资并不属于国家秘密,其工资归陕西省财政厅造表发放,陕西省财政厅没有理由不公布。不公开“表哥”工资,貌似是保护,其实是败笔,只会引起更多质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刘艳峰虽然未能实现愿望,但跬步笃行的信念令人激赏,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就必能推动社会进步。而此事本身也再次提出一个现实命题,如果官员财产制度建立了,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了,也就无需公民费心申请了。由此可见,社会进步一方面固然需要公民推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篇: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网站
宁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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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网站
时政热点是公职类考试的命题来源之一,不仅笔试会有相关的内容,面试中也会根据一些热门的新闻进行命题,在这里中公教育专家整理了一些近期时政热点相关的资料分享给各位考生,希望对各位的考试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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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实施意见》,对全市政府网站的建设管理作出明确规范。其中,最大的亮点是精简网站数量,北京市目前共有政府网站1042个,整合工作完成后,将只保留80余个,实现“一区一网、一部门一网”。此外,《实施意见》首次指明了政府网站创新发展的方向:要更加注重网站的用户体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建设网上政府,网站是“标配”。多年来,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发展中,政府网站顺应时代潮流,打下较好的基础,总体处于“合格达标”水平。但随着互联网不断迭代升级,公众对电子政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要达到公众心目中“优质高效”的定位,政府网站还有不少提升空间。过去,由于资源分散、缺乏整合、力量不足,许多政府网站存在更新不及时、信息不准确、互动不回应、服务不实用等问题,沦为“僵尸网站”。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对全国政府网站的建设发展作出规范,其中特别提到: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优化技术、资金、人员等要素配置,避免重复建设,直指一些网站建设“人无我有,人有我更多”的心态。此次北京市率先精简网站数量,对网上政务“提质增效”,是检验相关政策成色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宁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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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意义和价值。
政府网站建设首先要有“集约共享”思维。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触网,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单位都建立了门户网站,这本是提高透明度的好事,但由于很多网站没有考虑实际需要,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导致网站数量泛滥,“有网站而无服务”;另一方面,各部门都开设网站,导致了“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信息碎片化现象,比如被公众诟病的“奇葩证明”,就是因为政务信息不能共享,户籍、就业、生育、婚姻等信息分散,只能通过各种循环重复证明来验证真伪。面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将数量“集约化”,规定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只开设一个网站,所属部门、单位通过上级单位网站开展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政务宣传等;此外,还要将信息“共享化”,要构建共享共用的全平台统一信息资源库,按照“先入库,后使用”原则,对信息统一管理,实现统一分类、统一调用、统一监管。
政府网站建设还要着眼于群众“获得感”,在服务质量的提高上下功夫。说到底,政府网站是为了方便群众办事,但从国务院办公厅对政府网站的几次抽查情况来看,很多都只录入官方资讯,大众关心的政策信息和实用信息少之又少;还有网站没有专人运营和维护,办事界面和入口难找,互动不及时,且没有受过培训,对群众留言的回复也不到位。这就需要提高责任意识,从“学网、懂网、用网”的高度出发,致力于将其“给领导看”转变为“给群众用”,如搭建统一的互动交流平台,实现留言评论、在线访谈、征集调查、咨询投诉和即时通信等功能;另一方面,应该实现专人运营和维护,对电子政务平台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定期整理网友的咨询并答复内容,对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按程序转送业务部门研究办理;还要引入民意监督机制和第三方评价机制,实现政务网站的持续提升。宁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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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当前,除了政府网站,政务APP、微信公号等电子政务的发展也一片繁荣,但无论渠道和形式怎样扩张,电子政务的目标都应该是建成百姓喜闻乐见的沟通和办事渠道。就政府网站而言,在数量形式上瘦身,在服务品质上升级,才更符合大家对网上办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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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之急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
之急
近日,“幼托难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曾经享受着福利性托儿服务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幼托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托管孩子成为职场父母的一大难题。(11月20日《解放日报》)所谓“托儿所”,就是保育婴孩的地方,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都有过上“托儿所”的经历。那时候,孩子的出生率比较高,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到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当时几乎每个单位、每个生产队都有“托儿所”。有小孩子的工人上班时或者农民上工时,只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由专人看管和照顾,下班或放工时把小孩接回家就行了。据《人民日报》报道,到1980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再加上农村打破了“大锅饭”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同时由于工业企业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讲究生产效益,追求利润,这种“托儿所”模式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随着幼儿园的不断增加,“托儿所”渐渐地减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现在,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出生婴儿谁来带已成了问题。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有三年的空白期,这三年空白期如何填补确实是个大问题。孩子父母不可能不去上班在家带三年孩子吧,请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带,这些老人也有可能还在工作,而且存在着带孩子理念等不同的问题。如何提高年轻人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如何把一些老年人解放出来,如何让刚生育了孩子的父母不要有过多的负担,能够安心工作,尽快把已经消失多年的“托儿所”恢复起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
一些机关、企业办“托儿所”表面上看可能会增加单位的负担,毕竟办“托儿所”要提供场地和必要的设备,还要有专人负责照料。但这种投入不是太高,就算增加了单位管理成本,但员工安心工作了,就可以为单位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样也使员工感受到单位的人性化,凝聚起员工爱单位爱岗位的热情,这是无法用金钱买回来的。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规定凡单位有多少育龄妇女就必须办“托儿所”,同时在社区等地也应兴办“托儿所”。并对“托儿所”使用场地、设备等要有明确的标准,定期举办“托儿所”保育员培训,建立一
真正得到实施。
文/胡建兵
套“托儿所”规范管理制度。只有尽快让“托儿所”恢复起来,才能助推“全面二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