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塌桥调查罕公布是制度性“烂尾”五篇

第一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塌桥调查罕公布是制度性“烂尾”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塌桥调查罕公布是制度性“烂尾”近年来，我国桥梁垮塌事故频发，但专家组所能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桥梁质量调查报告却很少被公之于世。通常，时间会平息聚焦式的舆论关注，轰动一时的桥梁事故就会被渐渐遗忘。（《法治周末》9月12日）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频发的塌桥事故使得舆论热点迅速转移，这为官方拒绝公布相关的事故调查报告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官方的调查报告迟迟不能出炉，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对真相的追问从此再无下文，既无对责任人员的有力问责，又起不到应有的警示意义，从而为下一次事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就是著名的“海恩法则”。以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每一起桥梁垮塌事故本质上都是安全防范体系的“垮塌”。从充满潜规则的工程转包，到日常护理的不到位；从令人担忧的施工质量，到绵软无力的事故处理和问责，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遍布引发事故发生的“导火索”。如果说桥梁垮塌是一种不幸的话，那么更加不幸的是，这种纯属人为造成的灾难唤不醒有关部门的职能伦理，也换不来多少经验和教训，以至于我们不停地犯着相同的错误，不停地交着“学费”，不停地以生命为代价为整个管理体制的冷漠和麻木埋单。从人的角度看，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是为了逃避问责。好端端的一座大桥突然垮塌，必然会引发民众的猜测和质疑，而这种猜测和质疑一旦坐实，对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将不可避免。然而，只要调查报告不公布，真相就会无限期地施延下去，没有真相就没有问责依据，毕竟舆论问责并不对官员构成真正的压力。

从制度的角度看，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则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公共安全事故的处理流程，还是对官员的问责，都明显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这就造成什么时候公布事故调查报告，乃至公不公布，成了相关部门的“自选动作”，原本刚性的制度问责变成了有弹性的“良心”问责。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桥梁垮塌事故调查报告“罕公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烂尾”。这个缺口需尽快补上，不要老是拿制度的缺陷去考验官员的良知。事实已经证明，在利益面前，良知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弱点。

第二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如何拯救官员“塌方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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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如何拯救官员“塌方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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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日前被提起公诉。现年60岁的倪发科，被当地人评价有两个突出特点：“有能力、有魄力”和“爱玉成痴”。但当能力、权力与欲望挂钩，引发的便是“塌方式腐败”。

近年来，我国防腐败斗阵成绩显著，一些地区和部门更是集中发生了腐败窝案。石油系统、发改委、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萧县等地，均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地方政治生态带来了严重冲击破坏，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影响极其恶劣。官员“塌方式腐败”固然令人痛恨，但是如何拯救官员腐败却是令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塌方式腐败”之所以不断发生原因主要就在于对官员缺乏有效监管。一个部门或者一个系统能够发生涉及数人甚至数十上百人的腐败窝案，通常都源于权利和金钱相互勾结，很多时候都组成了“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甚至相互“掩护”，让组织监管和群众监督难以顺利进行。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尴尬还在各地广泛存在，然而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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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却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只有强化监管，才能在当前法制尚不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的环境下，减少官员腐败的发生。

“塌方式腐败”中的官员往往主动参与，他们遇事不找组织，而是找“关系”、找“兄弟”，找自己的“利益集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前部分地区和单位政治生态不够健康，部分人组成事实上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兄弟”的照顾，从而“平步青云”。今年6月30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日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就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权力滥用，规范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让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不必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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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之急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

之急

近日，“幼托难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曾经享受着福利性托儿服务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幼托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托管孩子成为职场父母的一大难题。(11月20日《解放日报》)所谓“托儿所”，就是保育婴孩的地方，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都有过上“托儿所”的经历。那时候，孩子的出生率比较高，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到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当时几乎每个单位、每个生产队都有“托儿所”。有小孩子的工人上班时或者农民上工时，只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由专人看管和照顾，下班或放工时把小孩接回家就行了。据《人民日报》报道，到1980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再加上农村打破了“大锅饭”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同时由于工业企业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讲究生产效益，追求利润，这种“托儿所”模式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随着幼儿园的不断增加，“托儿所”渐渐地减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现在，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出生婴儿谁来带已成了问题。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有三年的空白期，这三年空白期如何填补确实是个大问题。孩子父母不可能不去上班在家带三年孩子吧，请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带，这些老人也有可能还在工作，而且存在着带孩子理念等不同的问题。如何提高年轻人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如何把一些老年人解放出来，如何让刚生育了孩子的父母不要有过多的负担，能够安心工作，尽快把已经消失多年的“托儿所”恢复起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

一些机关、企业办“托儿所”表面上看可能会增加单位的负担，毕竟办“托儿所”要提供场地和必要的设备，还要有专人负责照料。但这种投入不是太高，就算增加了单位管理成本，但员工安心工作了，就可以为单位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样也使员工感受到单位的人性化，凝聚起员工爱单位爱岗位的热情，这是无法用金钱买回来的。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规定凡单位有多少育龄妇女就必须办“托儿所”，同时在社区等地也应兴办“托儿所”。并对“托儿所”使用场地、设备等要有明确的标准，定期举办“托儿所”保育员培训，建立一

真正得到实施。

文/胡建兵

套“托儿所”规范管理制度。只有尽快让“托儿所”恢复起来，才能助推“全面二孩政策”

第四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贵阳某报经常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没有法律依据。而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执法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并非贵阳市的“专利”。尽管贵阳多个职能部门在处罚当事人、企业后，让他们公开登报检查看似有着“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级指示”的充分理由，但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要知道，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来履行职能，不能突破公权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即对公权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道歉，不能因为有警示意义，就可以扩大处罚权，并以“上级决定”的理由执法违法。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情形。但登报检查不在这7种处罚种类之内。同时，该法还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贵阳多个职能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虽然并不是由职能部门收取600元登报费，但却是由公权驱使，面对新的处罚，受罚者只能被动服从。笔者以为，这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事二罚”。

毋庸讳言，在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违法违章的企业和个人还要支付登报的600元费用，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有关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创设这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明显严重违法。

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并以理直气壮的口吻来应对解释，一方面说明公权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的监督机制成为“旁观者”。像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明确，对偷逃通行费车辆采取登报检查和收取登报费用的行为确无法律依据，要求纠正此类违法行为。然而，直到9月7日的当地晚报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公司还在责成偷逃通行费的驾驶员登报道歉。可见，当监督缺席，公权越界的冲动就仍会延续下去。

当然，不仅存在法制部门监督的缺席，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缺席。譬如，《公务员法》中就有公务员不得执行有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但贵阳有关部门和人员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显然是典型的法盲执法，更背离了公务员职业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规定下级可监督上级的软肋。

其实，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游街示众”、罚款指标、城管打人、土地违法、民生资金成为唐僧肉等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行为，无不是公权监督缺席的产物，同时，公权越界后付出的违法成本极低，几乎为零，成为公权冲动的主要诱因，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监督公权的部门需要反思的。

第五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80岁的桥坚强,是工匠精神的丰碑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80岁的桥坚强，是工匠精

神的丰碑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事政治模拟题、时事政治政策解读、大事记以及时事政治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80岁的桥坚强，是工匠精神的丰碑。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8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一部《纪念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80周年》的纪录片，正在滚动播出。从钱塘江到纽约曼哈顿，毫不夸张地说，钱塘江大桥就是一座国运之桥，代表了中华民族实干兴邦，努力奋进，在绝望中产生希望的心路历程。

这是一座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一座桥。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结束了中国大地上“非洋人不能造铁桥”的惯例，开创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主持建造现代大型桥梁的历史，也培养了包括日后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主持建造工作的茅以升被称为中国桥梁之父，实至名归。钱塘江大桥，也被称为中国现代桥梁的摇篮。

遗憾的是，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日军全面侵华的风雨飘零之中，侵略者正步步逼近，要抢夺这一重要战略设施。人们还来不及庆祝和回味这一喜悦，又要匆匆忙忙将其炸毁。茅以升在日记中悲痛地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母亲要亲手掐死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短暂的89天里，钱塘江大桥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转移了60万军队和上百万民众以及大量的物资，为长期抗战保存了实力。

当日军逼近北岸桥头的时候，茅老亲自下令炸桥，他立下誓言，“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共和国成立后，茅老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重新修复了大桥，从此，一桥飞架南北，钱塘江大桥作为浙赣铁路的枢纽，就一直发挥着交通运输大动脉的功能。在维护保养团队的精心工作下，原本设计寿命50年的大桥，在80岁的耄耋之年，依然发挥着主要的交通功能，每天通行超过150列火车和数以万计的汽车，令人肃然起敬。

超期服役的钱塘江大桥提醒我们，建筑是百年大计，必须精益求精，从细节出发，以报效国家和造福人民的精神，孜孜以求建筑质量。遗憾的是，这些年，因建筑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屡屡见诸报端，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极大伤害，也严重影响到中国建筑的声誉。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达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茅以升所处的时代，却依然阻止不了问题建筑的出现，部分原因恐怕在于，有关人员和机构，缺少了茅老那样的爱国奉献精神和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凭空而来。在茅老那个时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极其薄弱，不要说缺乏配套齐全的工业体系，就连一根火柴都要从国外进口。茅老正是凭着实业报国的决心，以“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铁桥”的决心和信念，以及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精心组织勘察，不崇洋只崇实，以更加合理的设计，推倒了原本由美国人华德尔所作的设计，这才有了今天这座上下双层，美观大气，桥基坚固的铁桥，造价还比美国人的设计省了200多万银元。

今天，中国的超级工程、尤其是超级桥梁已经令世人瞩目。世界上最长的桥、跨度最大的桥、最高的桥、最大的跨海大桥„„这些伟大的桥梁，代表了从钱塘江铁桥开始的中国桥梁工程的最新成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我们取得今天成就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更不要忘记，只有秉持工匠精神，才会有品质的发展。应当把工匠精神，渗透到我们各行各业的血脉之中。我想，这才是纪念钱塘江大桥通车80周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