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_以湖南省为例.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村的小康建设, 而农村小康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富裕起来。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几个主要因素的相关分析,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相关分析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 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务必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因为这事关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因此必须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全党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差距却进一步的拉大。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只有保持和促进全国各地区农民平均收入的持续并且快速的增长。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关注三农的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陆续颁布一系列的针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本文以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例,对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进而提出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居民收入的一些方法。
一、创建和分析模型
尽管有很多内容构成了农村居民收入,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于是,我们选取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建立数学回归模型,并对其做出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本文选取了1991年到2008年这十几年的相关数据,选取三项作为解释变量,x 1为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湖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 2是湖南农业机械总动力,x 3是湖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因变量,用y 表示建立模型: y=αx 1+βx 2+δx 3+u
其中u 是随机干扰项,为对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为分
析这三个解释变量如何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将这三个变量建立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看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x
1、x
2、x 3之间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常数项的P 值和0.05很接近且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于是我们选择采用对数模型。
其中u 是随机干扰项,α、β、γ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其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0.05的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x
1、x
2、x 3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即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湖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湖南农业机械总动力、湖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并且,已经消除了数据的序列相关问题。实际上,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虽然只采用几个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是仍然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通过对上面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湖南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与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示出正向的相关关系,说明应加大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
2.一个地区农用机械总动力是衡量该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该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农用机械总动力这一变量在回归模型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正向的相关关系,这就表明了农业机械越普及,机械化水平越高,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会相应越高,这也符合实际的经验。
3.在回归模型中,第一产业中的劳动人数在全社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显示出负向的相关关系,因此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下转167页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
陈东俊 张楠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4(上接159页
二、政策建议
(一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并调整投资重心
第一,加大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主力军,保证农村固定投资在绝对数量上进行稳定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投资重心向农村倾斜,逐步提高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第二,优化农村财政支出的结构,在关系到农民收入的节水用水、灌溉、乡村公路建设和电力改造等一系列基础工程方面,应加大投资力度,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聚农业快速发展的力量和加快农村居民增收夯下坚实的基础。第三,规范对农村投放资金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农村投放资金的公示制度、资金项目分配的相关管理制度、项目责任追究制和项目资金使用效果考核制度,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使农业资金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益。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并鼓励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大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这是加快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关键。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后,已经不太可能把增加农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价格作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才是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关键所在。首先,坚持市场化经营,务必做到市场的需求为指向,优化和调整我国农作物种植数量和品种结构,鼓励农产品种类多样化和质量优质化,引导农民种植质优高产、满足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或者是地理优势,创立特色农业品牌,如常德石门的柑橘品种开发、祁阳的苗圃开发等。其次,树立品牌意识,充分发挥品
牌效应。这些年来,湖南省的石门柑橘、唐人神系列产品等品牌在全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各级政府应在政策方针、资金投入等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农业的产业化和创建农产品品牌。再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含量高的种植、加工、养殖等先进技术,创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的农业科技示范园,鼓励研制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质优高产的农产品。最后,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生态绿色农业已成为当今全球农业发展的主流,这是消费者对绿色环保无公害产品的期望,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
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它本身具有自身的特点,如季节性和周期性。据统计,湖南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因此,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增收的关键所在。就当前而言,乡镇企业和城市吸纳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因素明显制约了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乡镇企业存在一些问题,如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权所属不明细、制度缺乏创新等。其次,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弱化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导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减少。第二、第三产业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途径,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乡镇企业扶持力度,完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建立起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关运行机制,加大对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短期资金问题,明晰产权所属,激励企业创新活力;同时,各地也要积极结合自身资源和地理优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相关产业,优化全省产业布局。最后,鼓励和扶持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除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外,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制定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扶持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资金的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玉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J].中国改革论坛,2004,(05.[2]贺友斌.湖南省农民增收存在七大困难与七大制约因素[J].湖南统计信息网,2004-03-25.[3]乔为国、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 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5,(09:1-5.[4]郭新华、伍再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 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6,(07:73-74.创新比较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国银行理财业务把一些原有的业务进行整合包装进行销售,在对客户的个性需要方面没有创新。而银行理财在服务市场时主要要做到的就是个性化服务,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户制定出不同的服务方案,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同类型的人,能够承担的风险程度都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对不同客户在不同时间段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进行评估,对客户进行差别对待,做到因人而异,这样才能使产品创新,才能为我国未来的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起到实际意义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限制,我国的银行在金融业方面还处于分业经营阶段,银行的理财服务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实质意义。因此,我国的银行理财业务在当前来讲还处于理财产品的推销、销售初级阶段,它还没能够按照客户的需求对其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和投资管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财。
三、小结
虽然我国银行的理财业务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其市场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在对银行的业务发展范围、资产结构、客户收益和银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发展个人理财业务有利于扩大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有利于改善银行的资产运营方式,有利于增加客户的收益增长,有利于转变银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在完善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与银行的发展战略是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的,我国银行要注重理财业务的重要性，只有把理财业务当做一项长远的谋略发展的基础了,才能为我国银行的发展开拓更宽、更广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杨飞.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研究与展望[J].金融论坛, 2010,(09.[2]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10,(05.[3]喻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新趋势[J].中国金融,2007,(21.
第二篇：一季度影响农村居民增收的因素
一季度影响农村居民增收的因素
一、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
（一）我县农民增收主要集中在农民外出打工。随着用工成本的增加和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长仍将是拉动全县农民现金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力。
（二）各项惠农政策减负增收效果明显。国家先后出台了对农业税减免、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买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得到了更多实惠，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部分乡镇大力发展优质食用菌、优质水果、冬早蔬菜的规模种植，以及畜牧业的规模养殖，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产出率和商品率。促使农民从农、林、牧业获得收入逐渐增多。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
（一）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滞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产业化、合作化程度低，抵御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能力较弱，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农业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务工、农业和畜牧业收入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农民收入的重心依然寄托于此，显露出农民收入的单一性和传统性，农村综合效益低。
（三）农村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服务费用总体上涨。由于化肥、农药、种子、饲料等生产物资价格上扬和机耕、灌溉、雇工等生产服务费用增大，加大了生产成本。
（四）全球经济疲软，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疲软，经济复苏乏力，我县企业订单或多或少的减少, 造成我县部分企业开工率不足,进而影响我县农民增收。
第三篇：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调研——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土地乡为例
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调研——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土地乡
为例
[内容摘要] 调研小组通过在湖南省临武县的多个乡镇深入访谈，并从当地的县农业局得到了近年的农业方面的政策、计划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作为资料，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影响山地丘陵地带农户投资行为的有关方面的因素——即技术、资金和劳动力。该组成员通过案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特殊的地质地形固然是限制山地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缺乏技术指导和培训，没有资金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才真正是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商业迅速发展，但作为国之根本的农业却相对发展缓慢，农业发展与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致使非农业项目也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王朝科用水桶原理来解释中国农业与各行业的关系那样：一只水桶盛水量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三农”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发展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其后，该组成员就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做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 农村 技术 资金 水桶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境遇却有着与整体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发展状况。近年来，大批的优秀人才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计划中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却相对减少，农业技术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农业的发展也相对缓慢，农民增收乏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长期投资严重不足，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生态恶化，土地撂荒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
而农业主要的投入要素可分为四类：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农业的发展就是这些要素的投入、结合以及产出的过程。从土地要素来看，中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只有0．5公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况且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无弹性的，因此，依靠土地要素促进农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小的。从劳动力要素来看，1978—1998年的农业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前期主要取决于数量，当劳动力数量的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主要取决于质量。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农民数量过剩，依靠数量投入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在1995年达到极限；同时，农民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仍然大量存在，依靠质量投入农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样一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就要依托资本和知识这两个要素了。
此外，自1987年以来，我国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开始下降；虽然金融部门为农户提供信贷资金，但农户仍面临着缺少足够流动资金的困境；再加上农户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不足而导致缺乏投资积极性等。近几年，国家为缓解农民压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2006年一月一日在全国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Every coin has two sides”（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虽然一方面这以政策确实减缓了农民的压力，提高了农民投入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当地乡政府失去了资金的来源，也就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的做出反应，制定合适的政策。
不容忽视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创造的一项“人类之最”就是两三亿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有中国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毫无疑问，这个比美国人口的总和还大的数字，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如何保证这些变化都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中国由于其复杂的国情，广阔的幅员，再加上多变的地质地形，很难以世界上任一国家作为模板而一成不变的就借鉴过来使用，中国的路还很长，而且中国的路也只有自己走。
正是由于中国农业，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而这种情况听之任之，也必将会引起相应的其他社会问题。湖南省一直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其郴州市临武县是湖南改革开放的南大门，通往广东沿海的咽喉地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也被选为调研的对象和地区。
二、相关研究及理论视角
农户投资行为不当，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恶化，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就“三农”问题在我国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一问题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用“水桶理论”“水池理论”和“逃跑理论”来解释我国现实中的农业问题的现状和重要作用。
另外，陈文水、胡继连、马鸿运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农户投资进行了研究。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利用全国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户投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基于相应农业投资背景下的中国农户投资的基本投资模式。林毅夫利用农户调查资料就农户的特征、抑制农户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作了计量分析。中共中央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考察点，庾德昌、吴绍田、陈娆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农户投资做了研究。孔祥智利用三大地带划分法对我国不同类型农户各个要素投入的产业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户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国外学者刘易斯主要是引用“二元结构说”来分析“三农”问题。他认为由于人为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现代化意识的培养，进而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积极性，因而“二元结构”的矛盾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为我们的调研提供大量的背景支持和理论启迪以及可借鉴的研究方法，是宝贵的第二手资料。然而，这些相关研究大多都是从宏观方面出发的，另外，对农民的忽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对于山地丘陵地区，又以其独特的情况而不能与其他地区而不得不与其他地区作一个区分，从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研究过程和方法
本组成员从2010年7月一日起，经过10余天的时间在临武县的几个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考虑到农村的教育水平可能不是太高，而且可能各个地方，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当地状况，笔者选择了就地访谈的形式来获取相应的访谈记录以分析湖南省临武县农业的发展状况、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农民的投资取向，最主要的还是获取影响农户投资因素方面的内容。之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一起去了各乡政府、县农业局等地，获取相关的官方资料，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访谈，以期在官方的视角下来分析相应的三农政策。
四、研究工具
此次调研，我们在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将相关的信息整理至EXCEL表格，并将相应的重要数据设计成柱形图，雷达图，圆饼图等来分析。
五、调查研究结果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
在笔者所在组成员对调查对象进行的访谈中，问村民“在农作时是否会有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帮助你们解答生产过程中的疑惑”，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答案是（如图一所示）。在笔者小组所调查的20个村民中，只有一个回答会有相关的技术指导，而这位回答“有技术指导”的村民目前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的回答是基于6年前他还是一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经验，所以不具有可信性。还有19个村民，占95%的比例回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如下内容（摘自案例一），对雷大爷的访谈：
（图一）
雷大爷是临武县土地乡湾口冲村的种植大户，每年都会有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如西瓜、香瓜以及一些蔬菜。这些作物主要是雷大爷担到县城去卖的。笔者问雷大爷如何种植出这么好的经济作物（注：像雷大爷这样能将瓜果蔬菜种植的这么成功的人在湾口冲村还是第一个，该村的很多村民因为种不出这些作物而只能到雷大爷家来买）时，雷大爷回答说，这跟自己的天赋有关，自己从小就跟着父亲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天灾的话，种植出来的瓜果蔬菜一般都会比别人家的好。雷大爷还自豪的告诉笔者，在这个村很多作物只有他一人能够种植出来。在问及是否会有农业部的技术人员过来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时，雷大爷告诉笔者，现在农民种植都是靠自己摸索，或者是问村民，还没有听说过有技术人员过来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雷大爷所在的乡（离湾口冲村只有一里地）设有农技站，对于农技站村民也有自己的理解（如图二）：由于该乡所在的农技站提供给村民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卖种子，（图二）
所以在笔者访谈的时候，村民中有75%认为农技站的功能就是卖种子，只有1%的告诉笔者应该是提供技术帮助，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到这种待遇的确是一个都没有。还有1%的认为农技站里的工作人员只是吃国粮不干事的人。接受访谈的一名村委告诉笔者实情（摘自案例二）“我们这边的农技站现在已经变成私人经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出售种子，肥料，农药等。没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推广，更不会有相关方面的指导。”在进行调查时，笔者发现该乡的农业技术水平确实不高，该乡熟练掌握扦插、嫁接技术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些人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获得这些信息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去县农业局了解实际情况，以下是对县农业局技术推广部门进行的部分访谈（摘自农业局访谈）：
“我们县各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局直接管辖的。就我们县而言，并不是每个乡、镇都配有农技站，这主要是人才、资金方面的原因。另外农技站工作人员的来源一部分是高校毕业后回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过硬直接从农村提拔出来的。工作人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播工作人员，另一种是插播工作人员。直播工作人员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负责技术的推广。插播工作人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这也就导致了相当部分的农技站变成卖种子、化费、农药的场所。”
通过以上调查笔者发现，对于农技站职能的缺失，村民以及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还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将里面的原因归结于农技站的工作人员也得养家糊口等情感方面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却值得探讨。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实质获得的补助和实质应得的补助是有出入的。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如图三）一头母猪的补助是100元，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一亩玉米地的补助是40元。但实质获得的补助（如图四）却是除了水田补助如实照发的外，其他两项都跟实际应得有所出入。从图中可以看出，村民实质上种植玉米是没有补助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对补助落实的情况不清楚，除了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外，其他还有哪些相关的农业补助竟然。这很令人诧异。后面在采访一位卖猪肉的大叔（见案例三）笔者才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
（图三）
（图四）
（图五）
“养母猪有补助发放，不过到底该发多少就是个未知数了。第一年发放的时候是去汾市农村储蓄所领，那时是按一头100元来发放的。第二年是乡政府发放，到我们手中的数额就成了60元一头。后面就不知道发了没，我家也没再养母猪了。”
在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时，笔者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在龙头江水井旁对那周围的一大群洗衣服和乘凉的村民访谈时（见案例四）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哪有什么补助，自从第二年发放了60元后（此数字是针对第一年的100元而言的），就再也没听说过有补助发放了”
但在另一个村，笔者访谈一位正在农田务农的村民时得到的情况又是这样的（摘自案例五）：
“有补助发放啊，每头是按一年60元来发放的，在汾市农村储蓄所领。在问及第一年是发放多少时，该村民的答案和卖猪肉大叔的答案一致。”
这说明这些村民说的都是实话，只是由于所在区域以及所属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母猪补助落实的差异。
但在问及玉米是否有补助时，除了土地村的一位村委（该名村委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告诉我们每亩有40元的补助，以及另一村村委告诉笔者曾经听说过每亩有10元钱的补助，但一直没见落实这两位的回答外，其他村民均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玉米补助也是从未领取过。
这些问题说明补助的落实有待深思！
（三）地理环境影响了农业机械化
临武县属于盆地环境，四面被山包围。临武县管辖的村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带，农田的分布是典型的梯田式农田。在此次调查中，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对土地乡的副乡长进行了相关的访谈（摘自访谈副乡长）：
“我们这边也想过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前几年我们还在几个示范点施行了土地平整计划。但因为我们这边的梯田多是建国初期直接在山上挖土，建田。所以很多农田在施行平整的过程中因为要达到跟比他矮些农田的高度，只能是挖去部分土壤，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几块大石头。这也直接导致了土地平整计划的失败，说明我们这边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但小型机器倒是可以投入生产，只是因为这种机器太少，供不应求，所以还是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在被问及政府是否愿意购进一批机器，租赁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时，该副乡长告诉笔者所在小组的成员，我们也愿意，但因为没有钱，所以那只能是一个愿景。”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农民确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摘自案例六）
“本来今年那些人是要开着农机来我们这边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没来的。我猜应该是嫌我们这边太远了，过来不划算。
笔者问这位大叔是否愿意用机器收割时，这位大叔告诉笔者，现在大家都想用机器收割，但因为在我们这边机器的数量有限，所以一般是很早就去预定了，而且你预定上了他也不一定来。”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这些地区还是有一定数额的农田能用小型机器进行生产的，但限于机器数量的供不应求，所以在很多地区对这种小型收割机还只是单纯的期盼当中。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相当部分的村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如图六所示，在被调查中，被问及有钱后你将做什么时，有5位的回答是想承包村里的大型鱼塘，有1位是想种植花木，从事园林，还有5位是想拥有一个大型养猪场，另外2位是想种植大棚蔬菜。在对这些村民的访谈记录仔细观察后，笔者发现，这些村民都是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来回答的。这说明村民都有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心中也有个宏伟的愿景，但因为资金方面的因素，导致村民的愿景也只能是一个愿景。
（图六）
六、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的原因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农技站的职能缺位。在我国，农技站的功能是不定期的对村民进行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调查所负责村落的农业生产状况，解答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疑惑以及灾虫的预防和防治。但在笔者的调查中笔者发现目前农技站的唯一职能是疫情的防范于控制。而导致这种职能实现的真正功臣还是上级农业部，不是农技站。这种职能的产生通常是因为上级部门发布疫情防控文件，强制农技站执行。对于现实生活中，农技站失去了他的服务功能，而变成纯粹的商业机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该乡的副乡长所说的那样，“没办法，谁叫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呢”。固然，市场经济导致农技站职能的异化是一个方面，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这种原因远远超过市场经济产物、资金短缺方面的借口。当然这两点也是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了现在的农业局得自负盈亏，上级可获得性的资金短缺也导致农技站每年不能拿到一定额数的补助，从而很大 程度的挫伤 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工作人员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从而缺乏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方面的推广，更没有时间来更新自己的农业知识水平。但除了这两点原因外，还有更最重要的原因——领导部门观念错位。该县农业局对本县城的农业发展所抱期望值不大，因此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对农技站职能不重视。上级领导部门的忽视也导致了农技站的自暴自弃，最后转向商业发展。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得让农业局重新树立自信。全方位的重视该县的农业工作。引进优秀人才来发展本县城的农业。再者，县农业局的资金短缺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部门，如果资金不到位，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不能进行相关的工作，那么，即使该农业局拥有再宏伟的蓝图，最终也只能是一片幻想中的风景，永远不可能实现。最后就是对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物质支持并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党内部执政人员的素质水平问题，一部分执政人员在获得国家发放的工资的同时还将肮脏的双手伸向惠农政策的补助，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但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国家分派给地方的执行命令过多，而下拨用于执行命令的资金却很有限，这就导致了地方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采取某些不大光明的手段获取资金。在2008年临武县的农业局资料当中，笔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惠农政策确实很多，就比如修缮水泥路，兴修水利工程等，但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是政府拨款的外，还有相当数额的是来自农民自筹资金。下拨资金的不足，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所以，上级部门很有必要在每项政策下发的同时，活动资金也同时到位，而不是让下级去自筹资金。在这种没有多少大型企业的地区，自筹资金只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就是农民自筹资金，或者是利用农民的补助来弥补那份空缺。最终只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地理环境影响机械化的原因
这部分原因是硬性的，可改变的因素很少。无法施行土地平整计划，那么就不能推行机械化大生产。临武县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生产大部分只能依靠双手来进行。资金欠缺也导致小型收割机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笔者建议上级部门可制定相关的农机补贴政策，鼓励更多农民自购农机，缓和手工劳作带来的矛盾。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村民一方面得独立自主，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范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并扶助农民的生产。
七、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比较落后，由于多是山地丘陵地区，因此也不适于大型机械的耕种。但是该地区水源还是比较充足，对于发展经济蔬菜，培育果园等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由于缺少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又没有政府的资金保障和支持，因此发展缓慢。而又由于希望子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往往携家妻小一起到城里谋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子辈们有深切感觉到农村的艰苦与落后，也很少有愿意回到农村的，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缺失，人才匮乏，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中国农村状况，其实与日本和英国有些类似，都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年轻一代的人都到城里面去务工经商，一贴家用，只剩下老人在家耕种，或许还有年龄尚小的孩子。但与日本和英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明显人均耕地远不如日本和英国的农民。此外，关于收入方面，日本的农民收入是城市人口的1.18倍，而中国的农民收入则远不足城市人口。而与中国的农业发展缓慢呈对比的就是韩国和加拿大。韩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一个农村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的新兴工业国，但随之的人口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相继产生，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后，改变农村水电供应设施，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使得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只占5%的人口却创造了10%的GDP。加拿大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城市人口大量返乡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政府兴修农村基础设施，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且不考虑复杂的国情，也不说什么地质地形、幅员辽阔，光是那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农村人口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中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到像美国那样的农业补助，也不可能像日本和英国那样使私人占据大量土地，从而出现“农村老板”雇佣“城市工”的戏剧化场景，而落后的农村条件也不能使我们达到韩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健全的农村设施。因此，中国只有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可以借助其特有的优势开发农村旅游经济，培植果园，修建大棚发展经济作物。
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农业比做一个水池，我们发现这个池子中的水长期以来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或者说流出量总是大于流入量，久而久之，水池中的水必然流干，从而失去对其他部门的支持能力，其他部门也将因此而衰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农业部门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干涸的水池，越来越失去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改变制约农村发展的现实条件，切实搞好新农村建设。使农民能够自给自足，试问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那陌生的地方，离开久临的乡友呢？中国农村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必将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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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姓名：周文锋
学号：2011211098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以多元统计分析理论为基础，采取因子分析法，运用SAS软件，来研究2012年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状况，并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因子得分进行排序，发现南北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作出综合评价，进而为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结构 因子分析 综合评价 南北差距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国家在完善城乡流通网络、增进农村消费便利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推动了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2014年公布的“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而历届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多个关于三农问题的议案，可见国家一直特别关注农村问题。而消费结构的变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富裕程度，尤其对农村更能说明其进步的情况。因此，本文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为依据，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进行综合探讨，这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农村居民消费状况作了很多分析，总结来说，大致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这两方面或文字性分析或统计方法研究或计量建模探讨，比如孙艳玲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所做的因子和聚类分析，方国斌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因素所做的回归分析等等。本文先进行我国各地区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因子提取及因子得分排序，以反映这31个地区农村消费质量的特征，将结果与实际结合，来综合评价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二、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考虑到各指标间并不是独立的，此外中国地域辽阔省份较多，因此统计数据繁多且关系复杂，要利用此数据对消费结构进行有效分析，基于消除相关性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是较为理想的方法。而因子分析是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试图用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也就是从一些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经济现象中找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每一个主要因子就代表反映经济变量间相互依赖的一种经济作用，抓住这些主要因子就可以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综上考虑，用因子分析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比较合理，它可以有效地处理31个省市的大量数据，更加清晰深入的说明我国当今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状况。
由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关于我国31个地区2012年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8个有较强代表性的指标数据。各支出方面分别如下：X1（食品）、X2（衣着）、X3（居住）、X4（家庭设备及用品）、X5（交通通讯）、X6（文教娱乐）、X7（医疗保健）、X8（其他）。
表一：我国31个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表（单位：元）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x1 x2
x3
x4
x5 1398.8 604.33 625.99 912.25 668.71 699.03 611.34
x6
x7 760.41 543.75 490.25 588.87 548.77 840.52 727.02
x8 228.4 156.77 149.75 157.42 176.23 204.15 167.67 232.74 251.11 144 193.13 105.59 120.21 146.21 169.68 136.56 232.66 108.84 155.2 85.98 101.9 84.3 66.22 90.52 136.37 100.42 121.62 172.21 110.21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944.76 947.97 3019.86 780.72 1817 396.58 1859.98 501.77 2379.76 481.75 2299.99 517.86 2268.76 478.74 2164.94 544.64 4847.59 704.43 3049.11 610.7 3947.31 751.58 2180.8 331.94 3403.46 471.44 2232.83 264.96 2321.46 454.75 1701.75 424.12 2154.01 316.41 2574.81 317.99 3658.66 319.46 2085.63 156.47 2410.07 178.86 2216.15 380.18 2514.16 338.52 1740.58 226.81 2080.61 241.07 1592 1520.1 1648.6 372.62 332.72 303.14
2199.75 773.55 1263.51 451.3 1137.31 349.9 1142.14 298.29 1078.97 268.98 979.77 836.77 754.72
250.52 251.93 229.66
1152.67 1125.25 336.17 358.49 498.02 513.97 556.56 606.26 518.04
1066.27 766.08
1834.07 646.13 1493.21 532.95 1950.08 604.41 1139.78 346.9 1165.78 426.7 1030.18 278.31 1399.9 1060.7
405.75 361.63
1704.83 952.1 1499.95 902.23 516.6 794.98 494.46 937.55 525.11 496.1 481.58 760.07 453.01 435.58 489.31 463.94 371.35 470.19 363.95 503.34 436.03 683.73 620.79 646.42
385.92 565.83 342.7 500.98 343.83 394.63 400.22 466.63 270.24 253.97 394.23 329.29 226.44 289.22 40.86 445.47 327.3 283.28 373.36 261.74
1028.96 253.39 746.05 510.06 380.6 380.45 635.34 468.81 591.87 497.24 446.46 383.95 306.54 482.24 498.29 282.51 362.63 82.67 619.94 398.01 520.06 492.14 444.18
1311.05 1184.18 724.23
1206.16 397.86 1088.23 373.5 1196.1 1200.8 828.62 557.02 787.41 758.37 804.39 251.62 682.3
378.53 274.63 207.47 413.54 333.2 211.36 247 173.31 250.43
1258.06 298.69 1209.74 257.4 1033.17 304.95 1298.54 219.11 1858.62 404.47 1891.37 463.35 1891.1 429.95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
对上述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前两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87.13%，能够充分反应原变量信息，因此选取这两个公共因子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因子载
荷都在0.85以上，第二主因子载荷普遍偏小且有较多负值，这样对公共因子解释意义不明显，所以对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最大方差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图所示：
表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指标 食物（x1）衣着(x2)居住(x3)家庭设备(x4)交通通讯(x5)文教娱乐(x6)医疗保健(x7)其他商品及服务(x8)
第一主因子（Factor1）
0.31002 0.86817 0.51620 0.51853 0.64179 0.75125 0.85310 0.67733 第二主因子(Factor2)
0.90191 0.37088 0.71229 0.77636 0.70290 0.58723 0.38472 0.61184
从表二可以看出，factor1在衣着，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上有大于0.7的正载荷，结合实际该因子可以解释为发展富裕因子；factor2在食物，家庭设备，居住和交通通讯上有大于0.7的正载荷，可以理解为生存基本因子。
2个主因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从整体来看,发展富裕因子成为第一主因子，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的发展方向。由此看出,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升，支出的比重正在向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倾斜，说明农民生活早已满足最基本的吃与住，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向着多元的消费文化迈进。
进一步，由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令公共因子f3.5480183factor13.4223480factor2
6.9703663然后我们计算各地区因子得分并对其排序，结果如下：
表三：因子得分及排序
Ob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group 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 天津 福建 广东 山东 吉林 内蒙古 辽宁 黑龙江 湖北 山西
n 1 9 11 10 2 13 19 15 7 5 6 8 17 4 Factor1 2.53276 0.75513 0.70289 1.22681 1.64547-0.90643-1.35324 0.16319 1.50205 0.47255 0.66407 1.35466-0.24621 0.50691 Factor2 1.53741 2.60414 2.06215 0.86579-0.0766 1.41688 1.80451 0.16193-1.28681-0.39177-0.73043-1.50894 0.05798-0.75526 f
2.04406 1.66296 1.37027 1.04955 0.79996 0.23428 0.19717 0.16257 0.13276 0.04818-0.02061-0.05132-0.09686-0.1128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宁夏 河北 湖南 安徽 陕西 河南 青海 新疆 四川 重庆 江西 广西 海南 甘肃 云南 贵州 西藏 30 3 18 12 27 16 29 31 23 22 14 20 21 28 25 24 26 0.32133 0.14116-0.78756-0.41678 0.38776 0.06968 0.01797-0.15271-0.68941-0.40314-1.04057-1.40832-1.4559-0.36473-1.10994-1.10807-1.02139-0.66918-0.48389 0.41883-0.00541-0.88042-0.59122-0.58884-0.53876-0.05876-0.37134 0.12549 0.35831 0.28714-0.91951-0.22387-0.51887-1.10067-0.165-0.16573-0.19524-0.2148-0.2349-0.25481-0.27997-0.34225-0.37977-0.38752-0.46805-0.54093-0.6001-0.63712-0.67489-0.81878-1.06031
表三的排序方式是根据综合因子的得分情况来排序的（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程序语句，便可得出按照第一主因子和第二主因子的得分的排序情况）。下表是各因子排名的前几名省份。
表四：因子排名的前几名省份 第一主因子
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山东、河北、河南、青海等
上海、浙江、广东、北京、福建、江苏、湖南、广西、海南、山东、江西、湖北、安徽、四川、天津、云南、重庆等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福建、广东、山东、吉林、内蒙古、辽宁等 第二主因子
综合因子
下面是第一主因子和第二主因子的得分图：
三、综合评价及政策建议
表三因子得分结果和表五影响因素相关分析表明：
（1）从综合因子排名来看，前十与第一第二因子排名省份大部分相同，而这些省份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是由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所决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在8个方面的消费普遍较高，其优良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条件为农村居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但区别来看，第一主因子得分较高的大部分为北方省份，比如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青海以及东三省等地，说明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居民在衣着、医疗保险、文教娱乐等方面支出比重大一些，生活向着发展富裕方向迈进，消费结构向着多元化均衡发展。而第二主因子得分较高的大部分为南方省份，说明南方一些省份相比北方来说在基本的生存支出方面还有很大的比重，在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险等方面支出稍低，消费水平有待提高。
（2）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消费由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决定。国民收入增加时，短期内消费也增加。因此，就收入的角度分析，为提高南方省份的消费水平，政府可结合当地多山多水的自然因素，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果园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可加大乡镇企业的投资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来增加农民收入。
（3)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它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显著。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民迁移城市的情况，乡村人口逐渐减少。但因为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所以仍对农村的消费存在制约作用。因此，在农村应当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农民少生优生，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
（4）除了上述可量化因素以外，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交通因素也影响着南北方农村消费水平，南方山区丘陵多，这成了制约南方农村经济的条件，因此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基础交通设施的资金投入，加快道路建设，进而加快物品流通，刺激农村消费，促进农民消费
水平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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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摘 要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使着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的政府人员，在群众眼中，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他们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民族基层地区和工作效率这两个点，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调查分析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建议。关键词
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
工作效率
1.前言
民族地区即是指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国家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近年来，民族地区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在总体上有明显成效，素质不断提高，人才专业构成趋于齐全，尤其是1998年机构改革后表现更为突出，一支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正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位于偏远地区，条件比较艰苦，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所以要想西部开发战略得到具体的落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保证和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
2.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2.1 基层政府人力资源建设不够完善
(1)人才培养模式较传统，培养干部着眼点片面
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政权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民族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着眼点往往以培养行政干部为主。这种重行政轻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使得民族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党政型人才多，而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型干部比较短缺。[1]政府中精通法律、审计、市场营销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专业化的公务员十分短缺。(2)干部择优机制未能跟上发达地区的发展
由于干部择优机制的落后，评价机制的不科学，干部的选任没有发挥出竞争动力和压力，干部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制度化，加之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淡化，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仍然禁锢着其思想，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3)青年人才断层，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公务员编制设置多年没有经过大调整，人事不匹配问题突出，不少地区在编人员出现年龄老化、结构失衡现象。随机对60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调研中，年龄45岁以上达60%，35岁至44岁占13.1%，35岁以下仅占26.9%。过高的年龄分布导致基层政府缺少活力，观念保守，他们保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思路，缺乏创新，不易接受时代的先进产物。调研发现，基层工作虽较繁杂，但大部分工作可以通过信息化办公提高效率，如部分乡镇试行的OA办公软件和视频会议，能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能突破时空限制、方便快捷的联系通道和工作平台，极大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据调查了解，90%以上的基层政府年均信息化培训低于2次，加上对信息化办公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足，他们甚至觉得参加各种计算机和软件培训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产生“越全能，越多做”逃避责任心理。
2.2 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少数民族所在地多为深山地区，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2]，如都安瑶族自治县以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乡镇地区普遍较贫困，每一年都会评上贫困县。此外，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亦是极其简陋，几张桌子与椅子拼凑起来的办公桌以及仅有的一两台旧电脑和打印机。基层政府的办公硬件设施仍未得到进一步完善。
按照六部委的要求，全国各地要执行统一的工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层科员的工资收入不足两千元，仅能解决一家温饱，由此导致一些民族基层公务员违规从事一些副业，一心两用，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到政府工作上。2.3 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相较于汉族地区而言普遍相对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造成了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流失。所以，在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来进行公务员队伍建设，往往会使民族地区公务员素质在总体上偏低。此外，由于地域、历史、文化、教育等原因，使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先进和后进的差别，形成了公务员素质高低的差异。2.4民族语言多样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是精湛而耐人寻味的，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日常交流中仍使用方言，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语、瑶语、壮语等，甚至有些基层公务员来到融安后听不懂而强加的蔑称——“土拐”，这导致一些官民的矛盾冲突，给非本地户籍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下乡时，不熟识多样化的民族语言，难免会遇到交流上的隔阂，即使有翻译也很大程度上拉远了与群众的距离。
3.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对策
3.1鼓励少数民族人才回到基层工作
少数民族基层政府工作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交流障碍、工作环境陌生和风俗不习惯等方面，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则有利于基层工作的展开。目前，众多省份的高校每年安排一部分指标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实行定向招录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来所在地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由此民族地区省部级政府可以参照这个模式，借助大学生村官选任机制的天然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高校毕业生积极参与基层工作，不断丰富基层经验。同时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抓住机遇，报经省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采取核定过渡编制的形式先调入，待单位自然减员时，采取过渡编制，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则给予高度的鼓励和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家乡工作，避免少数民族人才流失。3.2促进基层公务员结构比例合理化
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中少数民族公务员人数少，汉族公务员人数多。少数民族的公务员能够清除语言交流的障碍，更是清楚各种民俗，有利于各种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政府应该有所侧重的增加少数民族公务员的人数比例。民族基层政府中，青壮年公务员所占的比例较少，中老年公务员所占比例较大，中老年人一般反应迟缓，工作效率不高。因此，针对新编入轻公务员、选调生因为工作环境不熟悉、群众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基层政府除了增加本地高校毕业生的选聘之外，应该建立一种小组合作机制，老少搭配，互相学习，既不会消磨年轻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又使老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得到传承。3.3增加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
中央政府在关注民族地区群众贫富问题时，也应关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及公务员的贫富状况，增加经济支持，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工作环境。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应该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硬件和软件建设，实现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企业规模群，进而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自食其力，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如融水瑶族自治县的毛竹资源，可以适当发展编织产业。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做到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3.4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在基层公务员“进出口”准入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公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制定一套适合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工作培训计划，有目的提高公务员职业技能。根据调查了解，目前诸多乡镇政府每年的集体培训次数每年仅仅为2~3次，平均每次仅为20人/次，而且培训内容多数局限于思想修养，而类似于计算机技能、公文写作技能等专题培训少之又少，所以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应该在技能培训上加强力度，适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和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提高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充实，提升自己的素养，培养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历练自己，才有可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4.结语
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事业的关键，也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研究希望提出的参考建议能为促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有效提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朴今海.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教育.《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2]孔令成.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对策研究.《长江大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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