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经验
对中国企业可以借鉴韩国企业的哪些经验的分析
近些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加入WTO以及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企 业获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面对这个激烈竞争的局面,他们的国际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为止,在世界发达国家市场很难找到中国企业自身的品牌,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低级的企业活动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案例中对韩国几家大型工业集团国际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中国企业在这个极具竞争的时代应借鉴韩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以缩短我们的成功之路。
1.在目前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方向应该是实现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大份额的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的综合化、本地化。
2.进行外国投资，降低综合成本，获取外国所属机构所具有的质量、设计、工程 技术方面的经验、技术情报和已有的市场。
3.研发投入不能半途而废，要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对品牌的创建。谈到LG的发展，人们总是感觉这个企业似乎在瞬间就崛起了。尤其是研发方面，LG公司似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多的研发专利，也由此在世界的电子产品行业里迅速排到前列。从他们的成功可知，高层方面一定要重视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一定要是持久、长期的，要坚持一段时间，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才算，不要半途而废。
4.在外国投资建厂，雇佣当地工人，就地制造，以抚慰外国政府对我们经济地区日益增长的出口趋势的忧虑。
5.跟外国的本土企业加强合作。韩国企业现在不仅仅将中国乃至欧洲看作是一个市场，而是想真正融入到国外的大市场中去，让它本土化。
6.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网络，提高我们对市场变化的洞察能力。韩国企业不仅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网络，在克服非关税壁垒方面也有很多经验。我们洞察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强，而这种软性的经验正是中国企业所欠缺的。
第二篇：中国企业韩国证券市场上市操作要点
中国企业韩国证券市场上市操作要点
众所周知，我国股市前两年基本处于“休克”状态，这意味着国内企业直接融资因此而面临巨大的障碍。有鉴于此，各个海外证券交易所借机加紧了到中国“招商”的步伐。除了欧美发达国家以及香港等发展成熟的证券市场外，与中国相邻的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下称“韩交所”）有感于中国经济的美好发展前景，也开始向中国企业频抛“橄榄枝”。
就当前来看，韩国证券市场表现优秀，为中国企业赴韩上市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市盈率平均为7.9倍，而美国是16倍，日本是15.9倍，这表明韩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同时，为了吸引中国企业前往韩国上市,以创建“东北亚最佳资本市场”为目标的韩交所甚至会同有关政府部门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外国企业在韩交所通过IPO发行股票并挂牌上市，尤其令中国企业感到兴奋的是，修改后的法律法规还规定外国企业申请在韩上市，标准与韩国本土企业一致。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到韩国上市存在上市门槛低、上市程序简便、上市费用低等优点。
一、中国企业韩国上市的途径
中国企业到韩国上市融资，有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途径。直接上市通常采用IPO（首次公开募集）方式进行。间接上市主要是指造壳上市，即先注册一家海外控股公司(比如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然后用这家海外公司支付巨额现金收购国内企业，成为国内企业的控股母公司,再用这家海外公司在韩国市场买壳上市。
一般来讲，条件成熟的企业会选择直接上市；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企业而言，直接到韩国上市的条件尚不够成熟，且直接上市成本昂贵，上市所需时间通常在一年以上，而上市成功与否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多，风险较大。造壳上市虽然存在可以避开海外直接公开发行中遇到的中国和拟上市地的法律相抵触的问题、缩短上市时间，但是，造壳上市也存在着双重征税，控制和管理壳公司以及在海外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因此，选择何种方式在韩国上市是需要企业决策者慎重考虑的问题。
二、中国企业到韩交所上市的基本条件
韩交所，即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RX）是于2005年1月份，由韩国证券市场合并原来的韩国证券交易所（KSE）、韩国期货交易所和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而形成并更名的。目前，中国企业到韩交所上市分主板上市和创业板上市，以下就外国企业到韩交所主板上市的操作要点简单介绍如下。
（一）中国企业到韩交所上市的基本条件：
1、股权结构要求:至少有1000名少数股东，在韩国内招股量不低于100万股（包括存托凭证），小股东占30%以上;
2、最低资本要求:净资产100亿韩元（8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年限要求:需三年以上经营业绩;
4、审计意见要求:最近及前两年的审计报告中均无保留意见；
5、利润要求:最近会计实现盈利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最近会计的净资产收益率在5%以上，最近3个会计年累计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
2）最近会计的利润额在25亿韩元以上，最近3个会计年累计利润额在50亿韩元以上；
3）净资产在1,000亿韩元以上时，最近会计的净资产收益率为3%以上或利润额为50亿韩元以上。
6、销售收入要求：最近会计达300亿韩元（2.4亿元人民币），最近三年平均销售收入达200亿韩元（1.6亿元人民币）。
另外，根据《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9年）的相关规定，中国企业申请到境外主板市场上市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中国有关境外上市的法律、法规和规则。
2、筹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及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的规定。
3、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于6000万人民币，并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
4、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有较稳定的高级管理层及较高的管理水平。
5、上市后分红派息有可靠的外汇来源，符合中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中国企业到韩交所上市的基本流程
中国企业境外申请韩国IPO上市的，除了需要中国有关证券法规向证监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外，其在韩国的整个上市程序大约需要6-7个月，其中，尽职调查的时间通常为3个月。中国企业在韩国上市需要遵守的上市程序如下：
1、外汇交易法上的程序——向财政经济部部长提交证券发行申请书
1）提交证券发行申请书并附发行计划书
2）向指定外汇银行开设银行账户
3）认缴完毕时向财政经济部部长提交证券发行报告书
2、证券交易法上的程序——金融监督委员会的登记、有价证券申请书的提交、受理
1）向金融监督委员会登记为有价证券发行人
2）提交、受理有价证券申请书
3）有价证券申请书自受理之日起15日后发生效力
4）向金融证券监督委员会提交有价证券发行业绩报告书
5）发行企业应就有价证券的募集、销售、公告等事项在国内指定代理人
3、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
以下仅介绍在有价证券市场上市过程中的上市审查问题
1）事前与证券期货交易所协商的上市程序、时机等
2）上市预备审查
— 上市预备审查申请书
— 最近3个会计的报表以及对该报表的审计报告书
— 章程
— 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复印件
— 公司设立或注册文件
— 已在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明文件（如有）
— 上市代理人选任合同书复印件
— 关于上市申请书和附件内容属实的律师意见书
3）上市申请
— 上市合同书
— 初次上市申请书
— 有价证券申请书复印件
— 有价证券发行业绩报告书复印件
— 外国股票或KDR实际所有人名簿
4）上市及交易开始
三、中国企业到韩交所上市时律师的聘用
（一）律师的聘用结构
在中国企业韩国上市过程中，律师与保荐人一样,几乎是贯穿整个上市过程的。但是不同的律师会从属于不同的中介机构。有时一个上市项目会出现7、8个律师同时服务的情况。新股上市时，为节省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费用支出，可以共同聘用中国及韩国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共同咨询律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发行人所在地律师事务所和证券期货交易所所在地律师事务所各自担任发行人及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咨询律师。
（二）中国律师的主要作用
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韩国上市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1、接受企业与上市有关问题的咨询
2、在各类合同的协商过程中提供咨询意见
3、制作并提交官方要求的法律意见书
4、尽职调查
5、协助企业改制、重组
6、出具法律意见书
7、积极参与和与境内外中介机构的交流沟通、密切配合对于中国的拟上市企业来说，其所聘用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不仅需要熟悉中国国内证券法律法规,具有操作国内上市丰富经营的证券业务团队，还需要能够具备熟练运用韩国语，与韩国各大证券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保持良好沟通联络的业务团队。
第三篇：企业大学如何拯救中国企业？
人才是贯穿企业发展最基本、最具创造力的因素，现在企业大学除了培养企业高素质人才外，还承担起拯救中国企业的历史重任。
拯救，须先绕过“陷阱”
尽管企业大学有很多优势，但也并非“灵丹妙药”，希图借助企业大学来解决所有难题只是异想天开。事实上，国内的企业大学尚处在探索阶段，因而也就存在诸多不足。要想使企业大学真正起到拯救企业的作用，须先绕过企业大学建立过程中的诸多“陷阱”：利用率不高、针对性不强、管理不严格。
国内很多企业大学形同虚设。有一些企业大学采取企业与高校联办的方式，通过与高校合作，企业大学或企业商学院在高校内挂牌成立。可是某种程度上，那也仅仅是联办高校中挂的一块牌匾而已。
很多企业还没有搞明白企业大学与人力资源部的培训或传统高校教育的区别，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企业大学。企业大学与一般高校的不同之处就是“企业”二字，企业大学中的教学、培训都要围绕企业这个核心展开。尽管有些企业大学的课程稍显合理一点，采取高校师资、外聘讲师（管理咨询公司顾问、专业的培训师等）与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三者结合的方式授课。可是这三者之间仍然相对独立，而不是根据企业需要开发的系统化、整体化的课程。
国内的企业大学采取企业与高校联办的方式，也存在这样一个陷阱：高校为完成企业员工培养的任务而管理不严。一些企业大学只不过是高校学生与企业员工的对接平台，企业的联办大学为了完成定单式培养任务而放松培训人员的考核要求。对于企业来说，除白白承担了一大笔的培训费用却没有获得任何效果外，还滋长了弄虚作假、不劳而获的风气。对企业的隐性损失更大于显性。
绕过这些陷阱后，企业大学的积极“拯救”作用又体现在哪里呢？
拯救企业文化
近年来，人才流动的加剧与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形成鲜明的反差。没有稳定的团队和充足的后备人才，企业大厦的根基开始出现震荡，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遭遇过员工集体出走或员工频繁跳槽的尴尬。由此带来的人力成本的提升、人才的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正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企业，其中也暴露出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的不足。
企业文化的认同是人才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企业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企业文化的建立与发展。通过企业培训将追求企业目标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使员工个人的价值实现与企业的价值体现相一致，激发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使员工视“实现企业目标”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这种建立在伟大愿景上的驱动力和凝聚力远远胜过任何物质的刺激。
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客观的竞争环境和企业内在发展的需要同时向企业提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优化现有人才；培训新进员工。
企业大学通过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培训，能够将现有的各级人员升级，从而达到提升企业整体人员素质的目的。这里有个例子，丝宝企业管理学院以集团中高级管理干部及其梯队人员为培训对象，由联办大学教授、集团职能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社会专业培训师组成其师资队伍。通过开设营销管理初、中、高级班的方式，对现有营销管理人才实现梯级式的升级，有效实现了人才的优化。在管理学院进修后，很多中层管理人员获得了营销管理的硕士学位；不但营销理论基础得以夯实，而且还将企业实践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企业自身的特点及针对企业的营销解决方案，给低迷的企业局面注入了活力；销售业绩也从下滑转为逐步回升。
奥克斯学院以虚拟学院的方式，由用人单位奥克斯方面提出具体的岗位要求，针对这些要求，在联办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中招收相应专业的学生。根据企业岗位的需要由企业、专家、联办院校共同拟订课程，被招收的学生完成学院的规定课程，考核合格后可顺利进入该企业工作。这种方式通过企业大学将学校人才与企业所需人才顺利对接，让新员工最短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也极大地提高了新员工的劳动效率。故通过培训将新员工迅速转化成适应企业需要的人才，或根据需要定制人才，也是企业大学帮助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又一种途径。
给人才战略布局
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必须学会未雨绸缪，为将来的发展实施人才战略布局。据统计，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只有短短数年，而世界级企业很多都是几十年屹立不倒。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一直处于人才短缺的状态，急速扩张所带来的人才缺口越来越大，引发企业的崩溃。中国并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
近几年，国内很多零售企业发展相当快，几天就可以新开一个卖场。可是铺子好开，人难找，于是只好求助于招聘。偏偏刚招来的员工必然要经过与企业的磨合期，因此人员极不稳定，一边开店一边关门的现象时有发生。试想：如果这些企业两年前就着手准备相应的人才，也就不会遭遇如此尴尬，新店的存活率肯定会大大增强。因此今天决定明天的成败，在发展如此完备的世界级对手面前，我们不能再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步看十步。
对此，企业就可充分利用企业大学为其发展战略准备人才，实现人才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同步协调。摩托罗拉大学的“领导人才储备”就是着眼于培养、留住、构建下一代领导者的战略培训计划。通过让受训者掌握新技能、根据业务战略方向提供课程安排、与其他下一代领导人缔结关系、教授如何迅速发展等一系列课程目标的达成，摩托罗拉大学的这项计划成功地建立起了下一代领导人团队。
推进关联企业共同成长
企业的发展除自身的的提高以外，也离不开与之关联企业的成长。美国的很多企业大学已经被证明是建立与供应商、顾客、经销商和批发商之间伙伴关系的自然、有效的场所。利用企业大学框架与所在系统的成员进行合作以寻求改善，可以赋予他们的关系某种重点、能量，并区别出真正的伙伴关系的目的。企业大学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鼓励这种关系，因为它为企业提供了让局外企业参与合作以追求质量改进和持续学习的途径。
国内的很多企业也意识到了这点。拿联想集团来说，它深知自身发展离不开各级经销商的共同成长。这不仅因IT行业知识化、信息化的强度，要求更加专业的经销商；同时，当前IT行业的营销竞争不断升级，也要求联想及其渠道成员都能迅速提高和更新营销、管理等各方面技能。1998年，联想提出建立“以客户、代理、联想三位一体共同成长”、开放型大架构的“大联想”。随后，基于这一构想，联想学院得以诞生。一些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课程让联想的合作伙伴与其长期共同成长，很多当时的小公司在与联想的合作中成长为销售亿元的企业。联想通过长期对关联企业的培训与帮助也建立了自己高质、稳定的渠道体系。
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企业将企业大学正确定位，规避开建立企业大学初期时的种种误区和陷阱，将企业大学与企业的经营目标与愿景建立直接的联系，使其真正成为培训员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效工具，那时的企业大学自然也就承担起“拯救”中国企业的重任了。
第四篇：浅析韩国金融改革经验
一、韩国政府对危机爆发原因的总结
韩国政府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从表象上看是国际金融投机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但就本质而言，则是本国低效畸变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金融结构失调。例如法人组织过多地借款和投资，金融组织通过国际市场短期借款进行贷款的条款不谨慎，以及对金融和法人组织的核算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第二，体制转换的不谨慎。过去30年来，政府把选择性信用分配和延期利率的管理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划分和控制；介入银行的内部管理严重伤害了其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而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政府并未建立管理及监督的安全网。
到1997年，一系列法人组织的破产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贷款(NpLs)负担。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由1996年的4．1％增长到1997年的6％，再加上低效的管理、低利润和缺乏透明度的地方性问题，使得金融部门在面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风暴时十分脆弱。
危机迫使政府采取了修改法规，指导金融部门结构重组和改良金融体系，增加金融部门安全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
二、韩国的金融改革措施(一)修改法律和制度框架。
为实现改革目标，首先要修改法规和建立制度框架。其主导思想是实行金融结构调整，改善拘谨的规定和加速资本市场的自由化。1997年12月29日，国会通过了一揽子13项金融改革措施。其基本内容包括：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和中立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放松外资拥有韩国证券业的限制。
第一，按新的韩国银行法，央行的独立性加强了。央行(BOK)行长在经国会商讨后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且由央行行长而非经济金融部的部长掌管最具政策制定权力的货币委员会。
第二，1998年4月，对银行行使监督职能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的建立是韩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转折点。从1999年1月开始，由它的执行机构金融监督小组(FSS)负责监督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这4个组织。
第三，加强存款保险的作用。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在金融经济部指导下服务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它的基金用于向遇到困难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和弥补存款损失。
第四，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和出售购买的资产或资产担保的证券。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基金一起，构成了对金融部门结构重组过程所需资金的财政支持。(二)金融部门的结构重组。
1．基本原则。(1)金融结构的重组应该尽快、全面地完成，以更快地恢复金融市场的中介职能；(2)依靠纳税人税金的财政支持必须控制在最低水平。金融组织只有尽力降低成本和吸引国外投资重组资本才能获得资助；(3)为防止在解救遇到困难的银行的过程中引发信任危机，股票持有人、雇主和管理小组应该分担相应的责任；(4)金融结构重组应该遵循透明和客观的标准。
2.结构重组的成绩。1997年底，韩国25家商业银行中的12家因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不得不向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提交自我修复计划。金融监督委员会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不满意”、“基本满意”和“满意”。其中5家银行的修复计划被评为“不满意”，并被政府关闭，其资产和负债以代理形式被转移到5家收购银行；另7家银行将鉴于其如何完成金融监督委员会提出的修正行为被评为“基本满意”。
韩国政府同时也加大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固有的结构问题调整的力度。
截止1999年底，已有199家金融机构被清理，80家被合并，还有68家的经营许可被暂停。
3．对金融结构重组的政府支持。原则上讲，金融结构重组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提供资金，但适度注入政府基金可防止金融体系发生骚乱。同时，银行要裁减人员和分支机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并采取自救措施。由于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必须由股东和管理小组通过减少资产或替换管理人员来承担。
在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首先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金融监督委员会估计，截止1998年6月底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36万亿韩元。其中72．5万亿韩元为拖欠了3-6个月的“预警”性质。因此，问题严重的不良贷款占较小的份额。
考虑到不良贷款的数量很大，政府采用了以下措施：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按市场价值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向银行购买不良贷款。政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到期以现金形式支付利息。
银行的资本重组也应用了同样的策略。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支付银行的资本费用。政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同意按期用现金支付利息。以上做法增加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
在解决不良贷款和资本重组过程中，现金交易被控制到了最低。同时，财政支持的数量也是最低的。与此相一致，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出售所购的不良贷款，降低政府的最终负担。同样，存款保险公司也计划出售其购买的银行股权，在降低政府最终负担的同时再次实现所购银行的私有化。
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弥补政府基金，例如出售持有的地方银行的股票和发行资产信用公债。
表1 政府基金注入情况概述（截止1999年底）单位：万亿韩元
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总计
购买的不良贷款
存款支付、资本重组和损失弥补
总计 17．
3 27．9
45．2 3．
215．6
18．8 20．
543．5
64．0
(三)改良金融体系以增强金融部门的安全。
1．引进快速修正行为(pCA)体系。1998年4月，引进了以美国为标准的快速修正行为体系。在新引进的体系下，金融监督委员会被赋予权利干涉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比率的银行转变管理、降低资本、合并、业务转移和由第三方获得。
2．强化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1998年7月，政府制定了与国际准则相比更为谨慎的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从1999年底开始，贷款分类体系变得更为谨慎，以致于一些将来有还款希望的也被归类为有问题的资产。为达到国际标准从1998年7月1日开始也严格了准备金制度。
表2 不良贷款的界限划定及准备金制度
分类 1998年7月以前 1998年7月以后
预先示警的标准以下的有疑问的预计损失的拖欠3-6个月
超过6个月安全的 超过6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拖欠1-3个月
超过3个月安全的 超过3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 准备金制度的规定预先示警的标准以下的有疑问的预计损失的有可靠担保的1．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2.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注：1999年6月底，金融监督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更为严格的贷款分类标准，它根据贷款人产生充足的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以他们过去的还款能力为依据划分贷款类别。
资料来源：金融监督委员会。
3．提高会计核算和政府稽核的标准。自1998年6月起，关于银行持有的可出售证券的会计处理变为统一的当前市场评估标准。1999财政开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都需要根据这一统一的会计标准起草金融公告。
4．修改存款保险体系。为防止韩国银行体系在货币危机过程中崩溃，1997年政府调整了至2000年止所有存款的本金和利息政策。同时修改了存款人保险法。新的存款保险体系把存款分为三种类型：受保护的、2000年前暂时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
表3 存款保障
金融机构 永久性保障 2000年前暂时保障 不保障
银行
存款
分期存款
退休基金
被保障的本金
信托财产 海外存款
CDs
发展信托
银行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购买 的再购买协议 以价值为基础的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买的
再购买协议
商业银行 收到的支票
有抵押的支票
CMA 无抵押的支票
再购买协议
保险公司 个人保险合同
公司的退休基金和退休金保险合同 退休金之外的公司保险合同
1998年7月31日前签订的担保保险 1998年8月1日后定立的担保保险
证券公司
存款
期货
可选择存款
货币市场基金 1998年7月24日后购买的再购买协议 税收拖欠账户
共同存款和金融公司 存款
分期存款
已收支票
信贷联盟 信贷联盟支持的投资和存款
注：以资产为基础的债券是一种收益以执行情况为基础的信托工具。
5．对外汇流动和揭示的谨慎原则。1998年7月政府改变了一些规定以加强对短期外币债务的风险管理。运用风险管理技术填补资产和负债揭示之间时间配比的差距。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被要求按各类期限报告到期情况。另一新的规则规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3个月内到期的)的比率至少要达到70％。一项新的广泛的风险管理体系规定，国家以国际信用等级为标准揭示风险。
6．信托资产。从1999年1月1日起，全面揭示信托受益人的新原则生效了。为防止由管理银行担保的各种可能损失，被担保的信托账户为监督和核算目的而采用特殊的资产负债表。为达到资本充足的目的，此账户中的资产为1999年总资产的50％和2000年1月1日以后资产的100％。以上这些限制已被所有的信托账户采用，以保证管理和会计目标的分离。
由于以上措施的实施，韩国的金融部门已恢复稳定。现在几乎所有韩国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都超过了10％，超过了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银行数量由27家减少到17家，雇员的减少超过了1／3。
三、可借鉴的经验
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加强政府监管，建立有弹性、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是保证国民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结构合理的基础条件。韩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导向清晰：金融机构市场化方向要坚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加强，目标不宜多，但责任必须明确。政府不宜直接介入银行内部管理，但应建立有权威和运转有效的金融监管机构。韩国金融监督小组(FSS)正因为其高度独立的地位充分发挥了金融监管的作用。
政府监管的重点是采取保证金融正常运转的系列措施，如建立社会安全网、支持结构重组。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贷款。按此重点，政府从原则界定、法律修正、机构建设、政策调整等方面进行努力。如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我国已建立)和存款保险公司等，对剥离不良资产，提高金融机构信用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都是有益的。
政府监管要制度化、透明化、经常化、防患于未然，及时调整。政府对金融监管应是全方位的。监管制度要系统、严密、及时。如监管部门对各金融机构应有独立的等级评定制度(我国目前对各机构只有贷款评级制度)，以反映机构的基本经营状况，应建立各金融机构经常化信息报告制度。
坚持市场竞争机制，在清算后坚决关闭无生存能力的机构。在韩国，“银行不会倒闭”这一长期形成的错误观点通过银行的清算已告终结。通过无生存能力银行破产这一新原则的引入，银行开始在以盈利为目的、自负盈亏、安全和负责的管理形式下运行。商业银行的这一新的管理形式已大大加强了韩国金融业的整体安全和透明度。解决经济危机时，政府对金融结构快速重组的作用至关重要。信用危机最严重时，市场信心极易破碎，因而，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是不可行的。政府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担当领导作用。因而，危机中，韩国动用了相当于GDp15％的64万亿韩元的政府资金被认为是快速恢复金融体系的费用最低和解决危机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动用政府财政支持必须充分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避免政府风险失控加剧金融风险，从而导致危机加剧.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国际经验-韩国经验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国际经验
国外在农村立法、管理、政府扶持、培养开放意识、加强道德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的国情、农情、人文、习俗与我国相通，许多经验适合为我所用。韩国是亚洲除日本、我国台湾省以外，农村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的一个国家。韩国的农村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了“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的重点在于“精神启发”，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单刀：《中国财经报》2005年12月15日）
解决“三农”问题要多关注上一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政策与需求依据、精神实质、社会特征、运行机制、综合效益与评价，而不是去死扣几个数字、字眼，如“运动”一词在韩国意味着福祉活动、社会行为和体育运动等，没有消极、负面印象，而在我国因长期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有时一听“运动”二字让人胆战心惊，也的确需要防范，所以韩国的“新村运动”应理解为新农村、新社区建设活动。（李水山：《光明观察》2006年3月24日）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
吴敬学在《农业经济导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基础建设阶
段（1971-1973年）：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扩展阶段（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上，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此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
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06年第2期《农业经济导刊》刊登了赴韩国“新村运动”联合考察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四点启示，分别为：
（一）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做到同步推进。韩国的经验证明，只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过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的比例，1970年为75%，1980年为95.8%，1990年为97.4%，2000年为83.6%。同期，韩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5.3%、71.6%、84.4%、90.2%；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成员的比重分别为49.5%、32.4%、17.1%、10.2%，2003年已降为8.5%。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0年将进一步下降。农民收入水平上不去，将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难点。
（二）我们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韩国在其国情和体制背景下能够动员全社会，对农民和国民进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教育，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办成一些大事，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做到并做得更好。一是我们现在已基本统一思想，提出了“统筹城乡”、“重中之重”、“两个趋向”、“多予少取”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针和方略；二是我们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比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的综合实力要强；三是我们的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比较发达，这对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四是我们有传统的政治优势，只要不搞包办代替，我们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调动资源、办成大事的能力更强。
（三）要形成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体制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要把在政府的支持下，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发展，同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
（四）统一规划、突出重点、以城带乡、提高实效。要像组织农村电网改造工程那样，近期重点抓好解决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乡村道路、沼气、卫生间改造、垃圾和污水处理、标准节能住宅、信息网络等工程。通过国家给予一定的建材和技术支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要整合各个渠道的财政支农资金，使之发挥更大乡村效益。同时通过发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债、彩券，完善农村金融体
系等方式，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韩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地价升值，不少农民从出售土地中获得高额收入，带资进城落户。我国土地批租的收入绝大部分为各级地方政府所有，改革以来，在土地出让中约有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所以，我们更应当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带动作用，较大幅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各项政策向农村倾斜，下大力气遏制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
李水山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三农中国》中谈了学习韩国经验的六点体会：
1.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新村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农民由衷发出：干！就能行，这是新村运动的真实写照。
2.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但要在几年内逐步淡出，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发、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又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
3.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积极支持，但不能抑制和抵消农民自发、自助、协同的创造性，如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组织、策划、设计、实施、改进、维护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能成为行业部门垄断的自留地。在策划时，专家、学者必须参与制定、监督和评价。
4.新农村建设要遵循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特点、规律，以及自身发展需求和过程，并与世界农业发展衔接，如发展农村民主、农民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技术推广、农业贸易、文化建设、城乡交流、农村旅游、有机农业等。否则我们还会重蹈覆辙，计划经济时代的弊端又恢复得淋漓尽致。韩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搞政治运动，却引用了政府主导而计划色彩浓厚的农
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防止弊端叠加效应，不然将变成劣势互补。
5.新农村运动实际上克服了韩国在引进美国文明时的盲目西化倾向，很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树起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立了国家伦理和道德。
6.加强研究。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的第一条就是：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代价。我们不妨在开启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究，我们的科研因制度原因，受各种制约，总在照葫芦画瓢，缺乏创意。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诚实的实践，而不是开大会号召、做报告，颁发很多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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