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例分析1

第一篇：职务犯罪案例分析1

职务犯罪案例分析

（一）——从黄海荣案件谈民政系统职务犯罪预防

一、案情介绍

黄海荣，女，现年44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民政科原工作人员。1993年9月至2011年6月间,她在张家湾镇政府民政科工作,负责经费发放、账目管理和数据统计上报等。2012年6月,黄海荣因涉嫌贪污罪被羁押。

法院查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间,黄海荣在担任张家湾镇政府民政科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负责发放优抚、低保等民政事业费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原通州区民政局优抚科工作人员王乃平,将通州区民政局向张家湾镇政府下拨的在乡复员军人定补金、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各类民政事业费共计21万余元,转入其控制的银行账户中,并将上述钱款予以单独或伙同王乃平（另案处理）共同侵吞；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间,黄海荣伙同原张家湾镇政府民政科科长马占武,将下拨的在乡复员军人定补金、优抚人员过节费等民政事业费共计3万余元,分别转入马占武掌握的两个银行账户,并予以侵吞；2012年5月,黄海荣在得知通州民政系统多名工作人员被查处后,赶紧委托他人匿名捐出4.7万余元给通州区精神病医院。对于其他的钱,黄海荣称一部分钱送给了王乃平,有5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一部分取出放在家里。

经审理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黄海荣有期徒刑7年。黄海荣上诉,认为其捐赠出去的4.7万余元不应计入贪污数额,原判量刑过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海荣将贪污的公款捐给通州区精神病医院的行为不影响贪污数额的认定,维持原判。

二、预防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意义

民政工作担负着为民分忧、为民解困的重任,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各级政府发挥民政优抚救济作用,在保障民生、拥军优属、扶贫济困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民政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渗透到民政领域,出现了个别民政工作人员利用国家优抚救济政策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大肆侵吞各类救济资金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预防和惩治民政系统职务犯罪成为相当迫切的现实问题。

三、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固定且任职时间和作案时间持续较长。从查案的情况看,犯罪的主体绝大多数是民政部门的中层干部、基层民政办主任、会计,他们一般对基层救济对象比较熟悉,一旦救济对象不存在了,他们中的个别人可以轻易地去冒领救济对象的救济款项而不易被人发现。从今年查案的情况看,犯罪的主体多数是乡镇民政系统的民政所长,任期比较长,是在10年以上,他们对基层救济对象比较熟悉,了解民政部门在发放各种社会救济金过程中的漏洞,一旦救济对象不存在或是聋哑人等,他们就实施贪污行为,第一次作案没有被发现,进而无所顾忌地开始下一次的犯罪,作案时间持续较长。黄海荣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采用虚列、冒领、截留等手段,不择手段骗取国家优抚、救灾、救济款。具体手法是:以他人名义书写有关报告上报县级民政部门,达到骗取国家优抚款、救济款及低保金的目的,然后再以他人名义签名冒领或模仿笔迹冒领。作案手段隐蔽。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作案的手段和对象上,大多是利用自己工作的范围和对象的便利,采取多报、瞒报或虚报,然后用假签名、假印章代领的方法,将社会救助金、已故退伍军人和伤残抚恤金、已故退休或代管人员工资等救济款项贪污挪用。按照国家民政有关法律政策,各项优抚款、救济款及一些困难群众低保金的发放都有严格的规定。然而,一些利欲薰心的乡镇民政工作人员却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儿戏、置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顾,肆意侵吞和践踏,不择手段的骗取国家各项优抚、救济资金。

(三)作案次数多,且手段隐蔽。多数作案几十次次。他们冒名的对象大多都是不存在的人或是聋哑人,利用确无其人及优抚对象不熟悉或不知晓国家优抚政策而截留、侵吞、骗取各类优抚金、补助款,作案频繁,手段隐蔽。

(四)利用优抚对象不熟悉或不知晓国家优抚政策而截留、侵吞各类优抚金、补助款。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国家不断加大了优抚力度,提高了各项优抚、救济的标准,但由于被优抚救济对象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调查中发现,有不少优抚对象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复退军人,一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且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庄内,相互间交流少,信息闭塞,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民政优抚政策及不断提高的优抚标准很不了解或根本就不知道,基本上是处于“给多少就领多少”的状态。这为某些不法乡镇民政人员侵吞、染指国家财政下拨的优抚救济款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乡镇民政人员利用优抚政策不为群众知晓的机会,将某个时期补发的“优抚救济款”,一次性“整吞”。

(五)共同犯罪。无论复转军人的优待金,还是退休、代管人员工资,均需报请人事部门审核批准、财政部门核拨,仅凭民政部门是无法直接拨付到位的,况且就是民政部门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情况,涉案人员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虚报冒领他人的救济款项或退休工资,往往是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共享利益等原因。如某县检察院查处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刘某为了领取虚假的退休工资,将本镇已死亡的退休人员的工资领取本和私章交给朱某,让朱某领这一笔款,朱某即按刘某的要求,给刘某办理了一个退休工人的工资,并将款拨付到位,刘某领到款项后便给朱某一定的好处。

(六)涉案金额大。由于嫌疑人选择的对象往往救济标准都比较高,一人一年下来就是10000元左右。如河南省襄县民政局社救股长朱某2000年至2005年之间,竟冒领三个已死亡退休人员的工资,涉案金额达8万多元。本案中涉案金额就达到24万元。

四、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感到,民政系统发生的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法律意识淡薄,个人私欲膨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乡镇民政工作人员经不起形形色色诱惑带来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因为法律观念淡薄,诱使各种侵吞、挥霍优抚救济款、物案件多发。优抚救济工作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法律性非常严肃的工作。党和国家对此历来重视,我国《刑法》条文中对贪污、挪用、侵吞各类救灾、救济、优抚款等行为,也有明确的从严处罚的条款规定。但是,在办案中发现,很多民政工作人员都存有政策观念不强、法律法规知识一知半解的情况,对国家下拨的各类优抚款、救济款,没有“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思想意识,因而,造成了各种侵吞、挥霍优抚救济款、物案件的发生。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件来看,行为人明知贪污救灾救济款式触犯法律的,但长期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且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暴露,即使暴露了,自己也可以讲清楚,应该没有问题。继而一些人不择手段疯狂作案,走上犯罪道路。

(二)乡镇民政机构的人员管理体制不完善。民政系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领导,业务垂直而人事不垂直,这就导致基层民政所尤其是所长,上级管不了,乡镇没法管的脱节现象,形成监督空挡。尤其是有些乡镇的民政部门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民政款物的管理、出账、报账都是一人操作,分管民政工作的乡镇领导没有具体过问,往往由他自己说了算,此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会计管理制度,而且为滋生贪污犯罪留下隐患。尤其是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负责人,自诩为“山高皇帝远”,把民政所当成了自家的“小金库”。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聘用临时人员从事民政工作,这些人员的政治观念差、临时观念强、公仆意识淡,对各类优抚救济款物觊觎已久,很容易导致犯罪。

(三)救济资金运行监督制度不健全。在社会救济资金发放过程中,没有一套严格的发放制度,无论任何人,只要拿着优抚、救济对象的救济金领取本和印章,就可以轻易领到钱,没人去审核救济对象是否具有资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群众对优抚、优待、低保对象的条件、享受的救济标准等不清楚,不了解,想监督又无法监督。县民政局寄望与乡镇政府监督,乡镇政府认为应该由民政部门监督,结果很少有人去核实这些款物是否真正发放到民政对象手中,从而形成监督空挡,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管理不到位。社会救济资金按照相关规定应该专款专用,设有专门账户进行严格管理,而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人工作责任心不强,有些环节根本无人管理。就退休工人工资而言,负责申报的是民政部门,审核批准的是劳动人事部门,拨付资金的是财政部门,看起来这是层层把关,实际上是形同虚设。在优抚金、抚恤金、低保金的发放管理上,同样也存在此类问题。

五、预防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提高民政工作人员自我约束能力。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以思想的蜕变为先导的,防止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净化灵魂,规范言行,预防和清除腐朽思想的侵蚀,要经常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加强清政廉洁的自身修养,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世界观的改造,另外,还要经常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一些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犯罪道路,无不和一些地方、单位不重视思想教育有关,无不是个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泽民同志说过:“大量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只有认真抓好落实,富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在每个党员干部思想深处筑起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有效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发生。

预防民政职务犯罪,一要提高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培训,学习民政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学以致用是关键。为此,要根据各科室工作性质的不同、城乡民政工作的差异和工作人员岗位的不同,有针对性地举办职务犯罪预防图片展示、民政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分析、召开专题研讨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分层次、多渠道的学习培训,组织民政干部职工学习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家救灾救济方针政策、《村委会组织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兵役法》、《收养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民政法律法规,增强了对民政工作人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了民政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引导民政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工作,民政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及运用法律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二要正确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算好六笔帐:算政治账,自毁前程;算经济账,倾家荡产;算名誉账,身败名裂;算亲情账,妻离子散;算自由账,我身陷牢笼;算健康账,身心交瘁。要知其害,明其理,常警醒,真正做到预防前移,醒悟在先,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永保政治清醒和为民清廉,给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三要消除消极犯罪心理。犯罪心理是引发犯罪的内在动因,消除消极犯罪心理是预防犯罪重要环节。一是克服“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二是克服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三是克服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四是克服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五是克服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六是克服有恃无恐的狂妄心理；七是克服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

(二)加强民政队伍建设。无庸质疑,由于进人渠道因素,民政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公仆意识、民生理念有待提高。因此,必须建立良好的选优机制,使那些人民称赞、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岗位,代表人民行使管理权利,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待岗、转岗、离岗、分流等能上能下的干部制度。民政工作重心和基础在基层,各项民政政策法规需要基层实施,本着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办事公道正派、有责任心的人员充实到基层。对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培训,择优罚汰。各乡镇的民政部门至少要配备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实行异地任职,时间以三至五年为限,强调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互相监督。

(三)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堵塞腐败漏洞。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走向腐败。要从机制体制改革入手,围绕容易滋生腐败和犯罪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机制和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腐败产生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讲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走向腐败。我们要从机制体制改革入手,围绕容易滋生腐败和犯罪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改革力度,加大监督措施落实,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和制约,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机制制度不健全和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腐败产生的弊端。因此,对民政所人员进行监督,必须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形成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监督体系。民政局要加强对乡镇民政所财务帐目、项目审计的检查和工作督查,对所发放的退伍复员军人定补款等要登记造册,严格审查,对死亡情况及时掌握,层层把关,决不能流于形式,要将业务能力、政治素质好的同志选配到民政所领导岗位上;各乡镇民政所要增加工作透明度,对所涉及的收费项目公布标准,按规章制度办事,凡是民政所干部调配、任免均应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对审计出的问题按管辖权上报,各职能部门应作出及时、公正的处理,并及时向当事人和群众公布处理结果,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同时应定期组织财会人员进行财务业务培训,提高水平。民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要上下联合,建立对民政优抚、救灾、救济等款物发放对象的回访制度,定期对民政优抚、救灾、救济款物发放进行复核,并有专人亲自到实地与群众进行回访,对群众反映受助对象与实际不相符的,要立即调查,及时处理,以确保救济资金真正发放到民政对象的手中

(四)堵漏建制,完善预防措施。要加强制度建设,广开渠道,完善各项预防措施,要引导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上明辨是非,顾全大局,洁身自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他人,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位,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不走样、不变形。建议实行完善以下制度:

一是对基层民政所长的双层考核备案制度。针对乡镇民政所人事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凡乡镇民政所长的任免和变动,要提前征求民政局的意见,并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在体制上为防止管理上的失控打下了良好基础；二是建立档案制度。要求对享受各种救济资金的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对救济对象的有关情况及资金发放、领取的情况进行认真记录,并采取一人一档或一户一档的方法,建立档案；三是建立公示制度。为防止一些人员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要求民政系统人员对享受各个救济项目的条件、范围和列入救助范围人员的情况,在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政务公开栏中予以公示,主动接受监督；四是建立“三金”定期审核制度。对享受优抚金、优待金、低保金的人员,每季度由承办人员会同救济对象所在的乡镇、办事处民政所长,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负责人等联合审查,四方签字后,报主管局长审批,方可作为救助依据；五是建立定点专门专人发放领取制度。对救助资金发放,采取定点定时发放,每次发放需本人签收,并携带个人身份证,防止利用假印章、假签字冒领的现象；六是责任追究制度。对负有社会救济资金申报、审批、拨付、发放等机关职能的部门人员,因工作不负责任、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救济资金流失或利用职权从中贪污、挪用的,将按职责视情节给予党政纪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篇：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介绍：乙系甲公司经理，在聘用期间擅自使用投货单并利用职权加盖公司提货章，将甲公司的一批货物抵押给某典当行丙，获得抵押款后不知去向。丙收到货物后将其又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丁，丁现在将该批货物存放于某仓库戊处。案例分析：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或其他企业职工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侵占公司或企业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犯罪构成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上要有侵占单位财物的目的并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侵占的行为，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其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担任职务的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及其他工作人员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侵占是指以合法持有为前提，即不仅包括业务上先合法持有、后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也包括窃取、骗取、侵吞等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侵占的客体为单位财物，且数额较大。那么在本案中，乙是公司经理，主体身份特殊，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管理公司业务的权利;其次，从乙的行为上看，乙利用了作为经理有权使用公司提货单、公 司提货章的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使用了提货单和提货章，其主观目的就是要盗取公司货物。在成功将货物从仓库调出后，乙将货物抵押给典当行丙，获得巨额抵押款并卷款私逃，达到了侵占公司财物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各项构成要件。甲公司应首先向乙追究责任。

首先，应确定典当行丙是否为善意第三人。

善意第三人是指动产由无权处分的占有人转让给不知情(善意)第三人占有时，第三人一般可依法取得动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这是动产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取得原因。那么在丙与丁的交易中，丁能否作为善意第三人取得货物的财产权，也就是说丙是不是明知乙是利用公司货物抵押而把抵押所获的款项自己私吞。

假设丙不是明知，或者不是依据常理可以看出的话，丙应当视为善意取得抵押权，这那么甲公司在抵押期限满后不还款，则丙可以拥有该抵押物的所有权。但是根据担保法禁止“流质”条款的存在，需要经过一个法定的拍卖、折价的过程。那么在丙把货物转卖给丁的时候，是否是在甲到期不还款的情况下才能转卖，因为

只有此时丙才能将货物的抵押权转变为所有权

如果丙在赎买期届满之前将货物转卖，那么他属于无权处分，甲可以主张出卖无效，此时再确定丙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我们知道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

1、受让人须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取得财产;

2、转让人须为无权处分人;

3、转让出让的标的物须为动产;

4、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须为善意占有;

5、善意受让人取得占有的动产须是依所有人的意思合法脱离所有人的占有的财产。在本案中，丁从丙处卖进货物时是否为善意，则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交易的行为来看，丁是否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向丙购买货物?从主观上看，丁是否明知或可以知晓丙并非合法的享有货物的所有权。如果丁不知道丙的身份而认为丙为货物合法所有人，或者丁在不确定丙的身份，但是他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以一个合理的(非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购买的货物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货物的合法所有人，甲可以要求丙赔偿一定的损失，但是甲还是要还钱给丙;如果不是，则很明显其不能构成“善意”，那么甲可以要求丁返还货物。

如果丙在期限外出卖，则不用分丁善意与否，因为此时丙已经是所有权人了，甲不能要求丙丁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乙利用其作为公司经理的职权擅自使用提货单提货章将货物抵押给典当行丙的行为，各要件均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甲公司可先追究乙的责任，再根据证据分析丙、丁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再向过错方追究责任。

第三篇：职务犯罪自首典型案例分析

职务犯罪自首典型案例分析

时间：2011-06作者：粘国魁来源：正义网

案情简介：刘某自2006年5月份至2010年11月份任某镇财政所长。2006年9月21日，刘某利用管理该镇银行存款和现金的职务便利，从其保管的单位公款中分三次共挪用20万元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此后一直未归还；2010年 5月30日，又挪用 4万元借给亲戚赵某建个人住房使用。2010年9月，市审计局到该县进行审计，并抽中该镇重点审计。刘某担心挪用公款的事被查出来，遂于同年9月14日、9月16日分布将自己挪用的20万元和赵某归还的4万元存到该镇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户上。后审计局审计相关账目发现了刘某挪用公款的问题，刘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县检察院自首，交代了2010年5月份挪用公款4万元借给赵某建房，并于同年9月16日归还的犯罪事实;在交代挪用20万买个人住房的犯罪事实时，刘某称2006年9月21日挪用该笔公款，并且当天就还上了。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在看守所接受讯问时，刘某承认自己挪用20万元公款后就一直没有归还，直到2010年9月14市审计局审计时，才将该笔公款归还。

争议点：刘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投案时交待的情况中，关于挪用公款20万元的事实能够构成自首？

观点一：能构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2010年12月6日，刘某主动到县检察院，如实供述“挪”、“用”20万元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所挪用的20万元公款已归还的犯罪事实。因此刘某的行为应该构成自首。观点二：不构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该案中，刘某属于自动投案，但是他并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而是避重就轻的交代。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超过三个月未还”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刘某在自首笔录中隐瞒真实情况，属于“未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因此行为不构成自首。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构成自首，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根据《刑法》第67条和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是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很明显，本案中刘某并未如实供述自己挪用公款20万元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犯罪事实。其到检察机关投案时，称挪用公款并于当天还上了。直至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接受讯问时才交代了此后一直没有归还，直到2010年9月份才归还的事实。刘某的行为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不能构成自首。

其次，从刑法的立法本意上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挪用公款罪，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所有的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并对挪用公款的职务犯罪分子予以惩戒。刑法 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公款行为侵犯了国家、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本案来看，刘某于2006年9月21日挪用单位的公款20万元，直到2010年9月14日才归还，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刘某所在的单位都失去了对该笔款项的 1

控制、使用、收益权，很明显，刘某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特征，完全构成挪用公款罪。尽管其在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投案并交代挪用该笔款项的事实，但是他交代的挪用该笔款项后当天即归还，很明显，刘某是担心自己因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构成挪用公款罪而故意向检察机关隐瞒事实，其根本目的在于逃避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刘某的行为属于自首不实、自首不尽，假如给其挪用的20万元认定为自首，就违背了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务中，很多职务犯罪分子也会纷纷效仿，在挪用公款被发现之后，尽管表面上自首，实际上却在归还时间上做文章，玩弄数字游戏，以逃避法律的惩处。

第三，从法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刘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其挪用公款20万元不符合自首的要件。主体上讲，刘某是该镇财政所长，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从主观上讲，刘某有挪用单位公款的犯罪故意；客体上讲，刘某的行为侵犯了该镇对公款的所有权，也就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讲，刘某有挪用了单位的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的行为。刘某挪用公款20万元之后，在自首笔录中未如实交代自己归还该笔款项的时间，而刘某的挪用公款行为能否成罪，关键就在于挪用的时间长短，倘若挪用时间不满三个月，刘某的行为构不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我们对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该从法理解释的角度做一种限制解释，即我们必须把其限制在符合刑法立法本意，不至于放纵犯罪的限度以内，倘若刘某在自首笔录中仅仅如实交代了自己挪用公款的数额却掩饰自己挪用的时间，我们仍然给其认定为自首，那么刘某就可以享受到“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待遇，实际上他的某些犯罪事实被掩盖了，这样的做法最终会使法律惩治犯罪的立法目的被践踏，应受到较重惩罚的职务犯罪分子却得到从轻处理。

综上，刘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该县检察院投案时交待的情况中，挪用公款2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住房并于当天归还不能构成自首。在司法实务中，类似的案子很多，只有从法条解释刑法立法本意、学理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才能在办案过程中尽量做到不枉不纵，切实发挥法律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

第四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1、案件数量及比例。2002-2003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其中，共同犯罪4件，大要案34件。在这41起案件中，贪污案件16起，占立案总数的39%；贿赂案件11起，占立案总数的27%；挪用公款案件9起，占立案总数的22%；渎职侵权案件5起，占立案总数的12%。

2、犯罪嫌疑人素质。从45名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2%；初中文化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20%；高中文化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33%；大专以上文化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44%，高学历在此类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犯罪时的年龄分析，主要集中在30-50岁，有32人，占总人数的71%。其次是50岁以上的有7人，占总人数的16%；20-30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13%。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4、涉嫌犯罪数额。涉嫌贪污罪的贪污数额最高的达180多万元，最低的达2.35万元；涉嫌受贿罪的个人受贿数额最高的达80余万元，最低的达1.56万元；1起涉嫌单位受贿罪的单位受贿数额达204万元；2件涉嫌行贿罪的行贿数额分别是8.5万元和5.1万元；挪用公款数额最高的达15万，最低的10万；涉嫌渎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最高数额达80余万元。

二、特点分析

1、低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占相当比例。2002-2003年，共查办各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犯罪嫌疑人在35岁以下的就有20件20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4%，犯罪年龄明显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首次作案的最低年龄为23岁。干部犯罪的年龄呈下降趋势。

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3、立案数呈平稳态势，大要案增幅较大。2002-2003年，平均每年的立案数维持在20件左右，但大要案比例却大幅“上涨”。2003年立查职务犯罪案件20件，大要案就达19件，占立案总数的95%，比2002年升了20个百分点，贪污公款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挪用公款几十万元的案件已不少见。例如海化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于建军涉嫌贪污受贿104万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6、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单独犯罪较多。通过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出，多数犯罪持续的时间在1年以上，最长的达到8年；贪污、挪用和受贿也是多数多次进行，达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时间里连续作案15起，贪污180余万元人民币。45人中，单独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结伙犯罪的人数。一人即可完成数额巨大的犯罪活动，隐蔽性较大，难以被发现，证据易于销毁，因而成为一种更多采用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对个人权力监督不力导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等因素，使国家工作人员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中国的腐败状况日益严重。据统计，1993年到1996年3月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地厅级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这4年的13倍。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当于过去20年美国根据反腐败法判罪人数总和的1.5倍。从1995年揭露王宝森、陈希同案后，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李真等一个个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泰安胡建学案件、厦门海关案、沈阳慕马案件等一个个特大腐败窝案被曝光。多年、多项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最痛恨、最厌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都是腐败。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的“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反腐败”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第一位；人民网举办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网上调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以31600票遥遥领先。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避免腐败的污染呢？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腐败机会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腐败行为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多寡。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腐败机会。要消除腐败机会，最重要的是发现腐败机会。就目前状况而言，腐败机会主要存在于各项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腐败机会，就落实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上。要通过实行惩罚腐败制度、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与薪金制度相结合的公积金制度、官员引咎辞职等制度，建立严密的监控权力网络，对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当前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与市场经济公开准则相适应的办事公开机制。对掌管人财物的政府部门、实权部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其运作应切实提高透明度，全面实行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尤其是对大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公用专项业务，如工程建设、医药采购等方面，应实行公开招投标，坚决杜绝暗箱操作。（2）建立与市场经济平等准则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要限制一些权力参与市场运作，严格禁止党政军机关办企业，当前，要防止这些企业的假脱钩或明脱实未脱，利益依然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大力预防“官企”回潮。（3）建立与市场经济高效准则相适应的经济监管机制。在反腐败斗争之中，利用经济监管这种有效形式，可以切实促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如“收支两条线”规定，严格收费制度，做到处罚和收费相分离，严格取缔“小金库”。此外还要加强审计工作，通过审计监督经济活动。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第五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二、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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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