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务犯罪罪名及案例(司法解释后)

第一篇：银行职务犯罪罪名及案例(司法解释后)

商业银行职务犯罪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非法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7号）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利用职务之便：是指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

4、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5、数额较大及巨大：根据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

/ 16 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百万元以上的, “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案例1】

陈某曾任河南省罗山县某乡信用社副主任。2009年3月，姜某欲向该信用社贷款20万元，陈某向姜某索要好处费2万元。2009年8月至9月，被告陈某利用姜某提供的身份证，先后给姜辉办理了6笔贷款，共计18000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人陈某向法院退赃20000元。陈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诉至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退还了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2011年3月22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陈某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2】

被告人陈某某,男,1970年10月17日生,原系广东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1年8月阳东农村信用合作113联社改为广东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陈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在阳东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阳东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任副理事长、副主任、理事长、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间多次收受林国钦所送“感谢费”共计人民币27万元。2009年11月,陈某某以其姐夫伍为国的名义到阳江涛景度假村有限公司办理高尔夫会员卡,为感谢陈某某在公司贷款一事上的帮忙,涛景公司以6.8万元的优惠价格为陈某某办理家庭终身会员卡,而同期该卡的市场价为128万元,陈某某从中收受6万元好处。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对被告人陈某某受贿的赃款33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 16 【案例3】

李新民，2000年11月至2009年8月任徐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理事长，2009年8月任保定市市区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李新民在任徐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理事长期间，多次通过帮助他人联系、获取贷款，单独或伙同其妻陈桂芬收受他人现金或财物。其中，李新民受贿人民币108万元、美元9000元，其他财物价值人民币13.09万元。同时，被告人李新民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巨额贷款，致使贷款本金及利息2650余万元不能归还，造成信用社特别重大损失。2010年9月，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罪，判处保定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理事长李新民有期徒刑20年。同时，其妻陈桂芬也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1】

被告人张某，原湖南省辰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2008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张某通过吕某从一陌生男子处以1万元人民币购得5万元假币。回单位后，被告人张某利用其任信用社出纳员的工作便利，在该社资金入库时，将5万元假币中的49300元先后三次混在入库资金中而存入该社现金库房内，套出相同数额的人民币供自己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退清了全部赃款。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其行为构成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 16 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2】

2005年10月19日，广东省电白县沙琅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到曙光分社检查库存款时，发现有74500元假人民币，警方调查后发现，沙琅农信社曙光分社原出纳员刘某发自去年6月份起购买了76000元假币，利用出纳员的身份，先后分多次将假币换取了74500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六合彩赌博并输得精光。广东电白法院以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判处刘某发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款3万元。

三、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案例】

2007年6月份，河南省银监局在对全省银行业机构新旧版金融许可证更换工作过程中，周口银监分局发现西华县邮政局上缴的1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流水号字迹稍粗、年月日阿拉伯数字不一致等疑点后，对西华县邮政储蓄机构所有的金融许可证逐一对照查验，发现有18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伪造嫌疑。河南银监局立即约见省邮政局负责人谈话，周口银监分局迅速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查清了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的事实。

周口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事件，暴露出部分银行业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为有效防范和制止同类事件发生，河南银监局遂对全省银行业金融许可证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西华县邮政局予以警告处分，并暂停对其2个邮政储蓄网点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审批。责成周口市邮政局给予西华县邮政局原局长、原分管副局长免职处分；给予三名直接责任人员开除留用处分；给予周口市邮政局主管证件管理人员行政警告，并扣发三个月奖金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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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从重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案例】

2006年5月中旬，某银行实习职员李某的男朋友小袁自编一个身份证号码，找到李某为其查询与该身份证号对应的信用卡卡号。李某明知银行有为储户保密的规定，却碍于朋友关系，非法向小袁提供了储户张某的银行信用卡号。后来，小袁通过其他手段试出张某银行卡的密码，于同年6月开始，多次通过电话转账，将张某信用卡内的4.73万元盗走。2006年6月30日，李某投案自首，次日，小袁被抓获归案。李某因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违

/ 16 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1】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农村信用联社信贷员李某违反法律规定,在明知申请人不符合信贷条件的情况下,仍违法发放冒名、借名贷款11次,金额共计人民币147.8万元,导致这些款项均未收回。2015年,新邵县人民法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对新邵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案例2】

李某的违规放贷金额达到近4000 万元。2003年9月至12月期间，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原副行长李某在该行与北京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孟某、席某等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3笔，共计人民币1855.5万元，造成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损失1363.8万余元。此外，2003年9月，李某还在与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王某、唐某等人发放 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造成昌平支行损失1006.8万余元。据公诉机关指控，李某在3个月间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被市一中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案例3】

刘某某原系济南市长清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平安信用社客户经理。刘某某自2007年2月至2013年7月，先后任济南农商行长清支行平安信用社新李分社、平安北路分社客户经理，负责信贷投放、贷款管理等工作。2010年4月至2013年6月，被告人刘某某违反国家规定，先后向贾某乙、贾某甲、吴某某、卢某丙、王某某、卢某丁等人9次违法发放贷款共计360万元，收回本金1203081.88元，造成本金损失2396918.12元。2016年 6月，经法院二审终审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且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刘某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案例4】

/ 1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山县支行工作人员罗某历任盖支行信贷部信贷员、信贷部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罗某的下属曾某某也是该支行信贷部工作人员。2011年，罗某为盖支行信贷部主任，营山县骆市镇个体户肖荣通过向罗某行贿等手段拉近与罗某关系，罗某指使曾某为肖荣违法办理贷款，后肖荣通过借用多名他人身份信息，通过小额联贷的方式，在该邮政银行骗取贷款共计近600万元，又通过多次转贷，一直到2016年案发，目前经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罗某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曾某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肖某涉嫌行贿罪移送营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目前估算已造成该银行损失近400万元，具体损失现正会计师事务所鉴定中。

六、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1】

林某，福建福安某银行原行长。1995年1月，林某从北京某房产公司引进资金1000万元。1996年1月，林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引资1000万元，用于归还北京某房产公司的1000万元本金。1997年2月，林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向郑某吸收资金500万元，向李某吸收资金1000万元，向省武警边防总队后勤部吸收资金500万元，将上述2000多万元账外使用。林某取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利息及已经到期的本金。1998年3月，林某以福安某银行名义向福安兴业银行借款430万元用于还债。之后，因无法偿还福安兴业银行的欠款，东窗事发。经审计，林某实际造成该行1879万元资金无法收回。2008年2月26日，福安法院对这起由国家审计署审计、移办的特大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林某有

/ 16 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案例2】

山东省聊城市某县一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吴某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以吕某、高某等32人种植、养殖的名义，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20万元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认定在2010年9月至2014年吴某以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又在本村及周边村庄吸收存款用于个人经营130万余元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认定在2010年11月至2014年9月，吴某采取给储户填写“山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个人业务存款凭证”或打白条的方法，吸收其办理的杨某、王某等60余人的存款人民币290万余元的行为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案例3】

2015年1月4日、6日、9日，河南睢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原主任徐某(另案处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吸收外地客户吴某资金人民币700万元、金某等人资金人民币896万元、丁某资金人民币150万元。上述三客户在该信用社营业厅办理存款业务时，被告人李某受徐某的指使，将这些资金通过信用社综合业务系统转账到洪某、王某二人名下的银行卡里，后将银行卡交给徐某保管，而并没有记入该信用社的账目。之后，被告人李某与徐某向三客户开具了同等数额的假存单。案发前，吴某存入的700万元及金某存入的896万元已返还。案发后，徐某外逃，现仍有丁某的150万元未返还，给客户和该信用合作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016年1月26日，睢县人民法院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七、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数额

/ 16 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4)接受贿赂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案例1】

2007年3月25日，河南省襄城县一信用社主任陈某（2012年6月12日因病死亡）授意下，该信用社代办员张某在没有收到储户狄某现金的情况下，违反规定，为狄某开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活期存单。2007年6月份，在进行业务检查时，张某向陈某询问该如何汇报此事，陈某授意张某向调查人员撒谎说信用社所留存单不慎洗坏，后信用社于2007年6月17日登报申明该存单丢失作废。

2013年10月19日，狄某持该30万元活期存单到信用社，要求支取现金。信用社人员发现该笔存款没有入账、没有原始底账且早已声明作废，遂拒绝兑付。后信用社到公安机关报案，张某被抓获归案，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时信用社尚没有向狄某兑付30万元）。

襄城县检察院遂将案件起诉到襄城县人民法院。法院于2015年1月22日以张某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案例2】

李某某系安徽省定远西城信用社原主任。2006年6月20日，定远一电脑广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远公司)与合肥一航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公司)签订一份电脑产品买卖合同：由合肥公司向定远公司提供总价值为43.2万元的160套电脑，定远公司预付定金3.2万元，余款40万元于当月28日前需提供银行保函。

随后，定远公司找到李某某，要求其帮助出具银行保函。李某某未请示主管部门，也未经本单位研究，于6月28日擅自为定远公司出具了“保证担保函”，并加盖了定远西城信用社公章，明保证为定远公司到期未付货款及违约承担责任。合肥公司按约向定远公司提供了电脑，定远公司逾期未付欠下40万元货款，合肥公

/ 16 司即提起民事诉讼，从李某某所在单位划拨款额39.9万余元为定远公司承担了连带付款责任。案发后，李某某向单位退款1.08万元。

2009年5月，定远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出具保函造成经济损失案，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定远西城信用社原主任李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案例3】

鲍宁系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社女职工。2015年1月23日，鲍宁的好友孙黎春以买树林做担保使用为由，找到鲍宁要求其提供两枚合计30－40万元的存折。鲍宁考虑到孙曾多次为其揽储，在完成存储任务上帮助很大，于是便按孙的要求为其出具了18万元和19.5万元的两份虚假存单。孙持两份存单并未按所说的那样做买树林担保使用，而是用于偿还其诈骗犯罪所造成的欠款使用，后因受害人持存单取款时未能得款至案发。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于1月6日以被告人鲍宁、孙黎春共同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提起公诉，2016年1月30日，巴林左旗人民法院以上述罪名判处被告人鲍宁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判处孙黎春有期徒刑10个月的刑罚。

八、洗钱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16 【案例】

被告人游某，男，28岁，某银行职员。某日，参加毒品犯罪的贾某（另案处理）突然找到被告人游某说：“老兄，这一阵子风声很紧，你也知道，以前我制造、贩卖那玩艺弄了几个钱，深怕有点闪失，枉费了几年的心血，以后也没有了依靠。所以，我想让你给帮个忙，给我那几个钱找个保险的方法，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即使事发坐牢，也没有什么怕的了。”游某由于跟贾某素来以兄弟相称，碍于情面，于是便帮他在银行开立了10万元的帐户。之后不久，案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游某明知贾某的金钱，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为其提供资金帐户掩饰其性质，已构成洗钱罪，按《刑法》第191条规定，判处游某有期徒刑3年，罚金2万元。

九、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公民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案例1】

2014年1月初，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曾某、李某来到位于大邑县的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找到该学院成人高考办副主任代某，说想向学生推销银行卡。

之后，代某未经过学校许可和学生本人同意，通过QQ邮箱将3万余名学生的个人信息发给了曾某、李某。曾某、李某收到学生信息后，向银行申请批量制卡。

随后，曾某、李某将违规制作的35000余张中国银行企业园区金卡送到四川文轩职业学院交给代某，并向代某支付了人民币50000元，要求代某提供学生办卡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等。代某拿了钱并将其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辅导员召集学生填申请表的加班费，以及复印学生办卡申请表、身份证的费用。

2015年2月11日，代某因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大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

/ 16 【案例2】

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31日，单县信用社临时工作人员董某，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查询系统，查询他人征信信息1629条，并将查询结果出售给李某某，先后收取李某某支付的好处费4万元左右。

后经法院判决，董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李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十、职务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追诉标准】根据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案例1】

海南省临高县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原理事长台剑锋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 1997年至2001年，台剑锋多次利用职务便利，挪用金牌信用社的资金归个人使用，并以挪用的资金归还之前挪用款项，共计挪用单位资金4909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同时，台剑锋以金牌信用社的名义向他人吸收、借贷资金351万元，不入金牌信用社账目，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台剑锋于2001年8月3日潜逃，2013年4月21日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2014年11月，海南省第二中级法院以台剑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2】

/ 16 自2013年11月26日起，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启动信用联社不良贷款清收工作。目前，已有多名信贷员因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虚假手续、骗取贷款等，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

其中，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太和县郭庙乡信用社担任信贷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1999年至2005年期间，伪造虚假手续，侵占信用社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

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在担任太和县税镇信用社信贷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自2006年以来，收取40多人归还的贷款，但未入信用社账目，挪作他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挪用资金罪。

目前对清收工作涉及的违法犯罪人员已立刑事案件21起、采取强制措施17起，刑事拘留3人、逮捕1人，取保候审2人，治安处罚10人，同时对13名已立案的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在全县范围内发布并张贴了《悬赏通告》。太和县法院依法对1名拒不执行的欠款人进行了强制拘留。

【案例3】

2007年至2013年3月期间，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信贷员刘斌在竹园信用社工作期间，利用当时既可以当信贷员又可以当业务员的双重身份便利，办理借、冒名贷款，自己就可将办理的贷款现金取出。一种是通过熟人借他人身份证贷款给自己使用;另一种是利用他人在信用社贷过款的身份信息，贷款归自己使用。在贷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一万元以下的，自己填写一份借款借据，就可直接办理贷款;一万元以上的部分填写借款借据后报主任审批后贷款，一部分则以鱼龙混杂的形式未经主任审批就直接办理了贷款。对于老百姓的贷款，收回来后没有在系统里面下账，只是出具了一份手工收款凭证给老百姓。办理借、冒名贷款得来的钱一部分被自己投资煤矿生意亏掉;一部分被自己吃喝开支掉。这些问题一直到被告人刘斌要调动工作时，其余工作人员在去催收贷款时才被发现。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斌在利用自己在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园信用社信贷员的职务便利，冒名贷款归自己使用160笔，涉及金额420余万元，收贷收息不入账36笔，本金及利息8万余元。

2015年9月10日，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该信用社信贷员刘斌有期徒刑

/ 16 11年。

【案例4】

2009年6月，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被告人兰某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兰某某2004年至2007年在担任香格里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三坝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贷款保证金”、“最低生活保障款”、“定期定量补助款”、“暂收款”、“专用账号”等账户将代为保管的存款共计人民币433133.02元非法侵占；将从罗某某等33人收回的贷款1191806.51元非法侵占；冒用俞某某等名字先后46次在三坝信用社自己办理手续贷款人民币2293000元并非法侵占。作案时间长达4年之久，共非法侵占单位资金86笔，共计人民币3917939.53元，数额巨大。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资金达3917939.53元，数额巨大，且至今无法归还，给集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构成职务侵占罪。

十一、挪用资金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2、归个人使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 16(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案例1】

辽宁省丹东市一银行职员为了挪用储户存款，先后８次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将储户存单或国债挂失并取出。尽管事后钱款如数退还，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08年6月还是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汤某曾是丹东一家劳务公司劳务派遣至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工作人员。2005年至2007年，汤某在担任这家银行两个营业部的储蓄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８次采取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签字的方式，将储户的存单或国债挂失。然后，她利用同一手段将储户钱款取出，共计取出储蓄金38.5万元归个人使用。2007年12月，汤某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且数额巨大，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汤某认罪态度好，有自首情节，并已退还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罚，故作出如上判决。

【案例2】

2010年2月至9月期间,余某担任湖南省汉寿县信用联社某乡信用社主任。2010年2月3日,当地居民刘某找到余某,以杨某的名义向余某所在信用社申请贷款5万元,余某在未对借款人、担保人还贷能力及贷款用途进行调查、审核的情况下,即违反国家规定向刘某发放了5万元贷款。2011年2月2日贷款到期后,因借款人、担保人无偿还能力,导致该笔贷款逾期无法收回本息。此外,因余某未履行贷前调查、审核职责,违法发放贷款,导致向张某、刘某某、杨某等人发放的3笔共计15万元贷款也逾期无法收回本息。截至2011年12月20日,因余某违法发放贷款,给其所在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40万元。

2010年1月至3月期间,余某采取私自截留借款人归还借款的方式,挪用信用社资金17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

案发后,余某退还了所挪用的单位资金。2014年8月，经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余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挪用资金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 16 【案例3】

罗某于2011年12月至 2012年4月,在担任湖南省南县下柴市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向刘某光、孙某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对贷款人和担保人以及贷款用途、偿还能力等情况不按规定进行调查、核实,伪造贷款审核资料,违法发放贷款15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罗某协助归还贷款110万元。2012年9月,被告人罗某利用其职务之便,未将谭某归还信用社的贷款20万元入账,私自挪用给邓某、蔡某归还贷款,所挪用的资金至今未还。

经法院审理后，以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被南县人民法院判处罗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案例4】

任职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信用联社段家集信用社的会计郭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209万余元。5月5日，庆阳市合水县法院公布该案一审判决，因郭某某案发前尚有44万余元未归还，案发后郭某某家属退还全部赃款，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

【案例5】

38岁的潘新元原系浙江省龙泉市一信用社岩樟分社主任，2001年3月至2009年3月间，私刻107枚私章，冒充84名农民，身份，自己填写借款申请书，冒充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审核人签名，自己按指印、刻私章、自行审批及盗用现主任柜员密码，为自己办理贷款８８笔，共计１８１万元。这些款被其用于购买福利彩票、支付利息和购房，最终无法偿还。2009年8月19日，潘新元被龙泉市法院一审以挪用资金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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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银行职务犯罪罪名解析

商业银行职务犯罪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非法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7号）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利用职务之便：是指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

4、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5、数额较大及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条，索贿或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索贿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

案例1：

原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业务部客户经理曾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贷款客户好处费人民币9万元。2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曾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006年12月，曾某利用担任工商银行某支行业务部客户经理的职务之便，为上海某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并收受该公司委托人陈某给予的好处费9万元。2007年7月，某有限公司违法贷款案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身为金融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贷款人给予的财物，并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鉴于曾某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退还了全部受贿款，法院依法从轻作出以上判决。

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2：

被告人张某，原湖南省辰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2008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张某通过吕某从一陌生男子处以1万元人民币购得5万元假币。回单位后，被告人张某利用其任信用社出纳员的工作便利，在该社资金入库时，将5万元假币中的49300元先后三次混在入库资金中而存入该社现金库房内，套出相同数额的人民币供自己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退清了全部赃款。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其行为构成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案例3：

2007年6月份，河南省银监局在对全省银行业机构新旧版金融许可证更换工作过程中，周口银监分局发现西华县邮政局上缴的1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流水号字迹稍粗、年月日阿拉伯数字不一致等疑点后，对西华县邮政储蓄机构所有的金融许可证逐一对照查验，发现有18张旧版金融许可证存在伪造嫌疑。河南银监局立即约见省邮政局负责人谈话，周口银监分局迅速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查清了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的事实。

周口西华县邮政局金融许可证丢失、伪造事件，暴露出部分银行业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为有效防范和制止同类事件发生，河南银监局遂对全省银行业金融许可证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西华县邮政局予以警告处分，并暂停对其2个邮政储蓄网点开办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审批。责成周口市邮政局给予西华县邮政局原局长、原分管副局长免职处分；给予三名直接责任人员开除留用处分；给予周口市邮政局主管证件管理人员行政警告，并扣发三个月奖金的处分。

四、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从重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三十一条，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一张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案例4：

某银行实习职员李某，因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2006年5月中旬，李某的男朋友小袁自编一个身份证号码，找到李某为其查询与该身份证号对应的信用卡卡号。李某明知银行有为储户保密的规定，却碍于朋友关系，非法向小袁提供了储户张某的银行信用卡号。后来，小袁通过其他手段试出张某银行卡的密码，于同年6月开始，多次通过电话转账，将张某信用卡内的4.73万元盗走。2006年6月30日，李某投案自首，次日，小袁被抓获归案。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5：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原副行长李某，因在3个月间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被市一中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的违规放贷金额达到近4000 万元。2003年9月至12月期间，李某在该行与北京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孟某、席某等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3笔，共计人民币1855.5万元，造成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损失1363.8万余元。此外，2003年9月，李某还在与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王某、唐某等人发放 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造成昌平支行损失1006.8万余元。

六、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案例6：林某，福建福安某银行原行长。1995年1月，林某从北京某房产公司引进资金1000万元。1996年1月，林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引资1000万元，用于归还北京某房产公司的1000万元本金。1997年2月，林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向郑某吸收资金500万元，向李某吸收资金1000万元，向省武警边防总队后勤部吸收资金500万元，将上述2000多万元账外使用。林某取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利息及已经到期的本金。1998年3月，林某以福安某银行名义向福安兴业银行借款430万元用于还债。之后，因无法偿还福安兴业银行的欠款，东窗事发。经审计，林某实际造成该行1879万元资金无法收回。2008年2月26日，福安法院对这起由国家审计署审计、移办的特大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七、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4)接受贿赂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案例7：

1996年7月，被告人郭某利用其担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副主任的职务便利，盗取两张加盖该所印章的空白存单，为广州市海珠区某贸易公司虚开分别为30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交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借款。同年8月，李某以3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为长春市某物资公司向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作抵押担保。同月5日，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派员到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核保时，被告人郭某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荔园储蓄所的名义，在对方提供的《有价证券抵押贷款暂停付款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盖章以确认上述3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存单，致使李某等人从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以存单形式取得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

后因部分借款无法追回，长春市商业银行（原长春市城市信用联社）陕西路支行于2003年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案件二审期间，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一次性支付人民币700万元给长春市商业银行陕西路支行，该款已于2006年5月23日支付完毕，从而造成交通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实际损失人民币700万元。

2008年3月，被告人郭某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八、洗钱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案例9： 被告人游某，男，28岁，某银行职员。某日，参加毒品犯罪的贾某（另案处理）突然找到被告人游某说：“老兄，这一阵子风声很紧，你也知道，以前我制造、贩卖那玩艺弄了几个钱，深怕有点闪失，枉费了几年的心血，以后也没有了依靠。所以，我想让你给帮个忙，给我那几个钱找个保险的方法，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即使事发坐牢，也没有什么怕的了。”游某由于跟贾某素来以兄弟相称，碍于情面，于是便帮他在银行开立了10万元的帐户。之后不久，案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游某明知贾某的金钱，是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而为其提供资金帐户掩饰其性质，已构成洗钱罪，按《刑法》第191条规定，判处游某有期徒刑3年，罚金2万元。

九、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公民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案例9：

某银行员工唐某等3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勾结某调查公司，自2008年7月至10月，将100多条公民个人手机号码、存款信息以每条200元的价格卖给某调查公司，从中获利2万元。2010年6月8日，这起涉及14人的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审理。唐某等人分别被指控犯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

十、职务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追诉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四条，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2、数额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侵占数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案例10：

2009年6月，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被告人兰某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兰某某2004年至2007年在担任香格里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三坝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贷款保证金”、“最低生活保障款”、“定期定量补助款”、“暂收款”、“专用账号”等账户将代为保管的存款共计人民币433133.02元非法侵占；将从罗某某等33人收回的贷款1191806.51元非法侵占；冒用俞某某等名字先后46次在三坝信用社自己办理手续贷款人民币2293000元并非法侵占。作案时间长达4年之久，共非法侵占单位资金86笔，共计人民币3917939.53元，数额巨大。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资金达3917939.53元，数额巨大，且至今无法归还，给集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构成职务侵占罪。

十一、挪用资金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五条，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2、归个人使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

(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案例11：

辽宁省丹东市一银行职员为了挪用储户存款，先后８次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将储户存单或国债挂失并取出。尽管事后钱款如数退还，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08年6月还是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汤某曾是丹东一家劳务公司劳务派遣至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工作人员。2005年至2007年，汤某在担任这家银行两个营业部的储蓄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８次采取变造储户身份证、模仿储户笔迹签字的方式，将储户的存单或国债挂失。然后，她利用同一手段将储户钱款取出，共计取出储蓄金38.5万元归个人使用。2007年12月，汤某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且数额巨大，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汤某认罪态度好，有自首情节，并已退还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罚，故作出如上判决。

第三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罪名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1、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挪用公款罪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四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第一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贪污罪】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3、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第三百九十五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渎职罪

5、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6、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 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刻骨的教训 深刻的启示

掩卷而思，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给了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刻骨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必须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时刻不忘“执政为民”。位处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拿着村里工资，跑前跑后为老百姓办事，应该是份儿内的事，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否则，就不能摆正个人与国家、集体间的利益关系，势必容易“本末倒置”而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结果必将“误入歧途”。

启示之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必须要学法、知法、懂法，才能做到自觉守法。身为基层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对党的政策、纪律和国家法律的学习和了解，不仅不能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当好村民群众的当家人和贴心人，还会因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无知而“自取其辱，自负其咎”。如果经过上级的批准和村民的同意，公开地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也理所应当。但他们未走此“道”，而是采取挪用、侵占、收受贿赂、入干股合伙经营山林等，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结果被群众所唾弃。

启示之三：身为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在实施违法、违纪行为前“心存侥幸”，其结果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之所以触犯国法和党纪，原因之三是他们为侥幸心理所害。刚要分钱时他们心里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又一想，分的钱是上面拨给的，况且村民又不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不说鬼神难晓。要知道：侥幸——是每一个违法违纪者“作茧自缚”的绳索。常言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在侥幸心理驱使下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人，无异于自我欺骗“掩耳盗铃”，最终得到的必将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启示之四：做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防范工作，预防和减少农村党员干部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第一，强化教育，注重管理，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一是抓好正面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党内法规和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二是抓好警示教育。通过身边典型案件，以案释纪，以案释法，使他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三是抓好疏导教育。农村党员干部处在农村最基层，受各种因素影响，思想稳定性较差，容易产生思想问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疏导，使他们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农村党员干部腐败。一是完善和落实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村账乡管、组帐村代理等，规范各类资金的发放，规范村级开支，建立健全重大开支项目集体研究制度。二是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设立村务公开栏，公布行政事务、经济管理、财务开支等事项，严格把好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时间、公开形式和公开资料规范归档保存等五个关键环节，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定期审计制度。由乡镇纪委牵头，组织财政、农经等部门参加，定期不定期对村级财务的行为进行审计。第三，加大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挪用村财，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案件，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此外，还要注重研究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做好源头治理工作。第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为农村党员干部营造一个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对农村党员干部依法执行公务不满而故意报复陷害的行为，要坚决查办，为农村党员干部撑腰做主，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条件允许和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收入，调动他们干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农村党员干部的诫勉和奖励工作，对得过且过、政绩平庸和群众威信差的农村党员干部，该调整的要调整，该罢免的要罢免，对政绩突出，群众满意度高，遵纪守法的农村党员干部，要予以重奖，切实做到奖罚分明，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第四篇：案例和司法解释

司法考试大讲堂：刑事诉讼重点/难点

判例、案例和司法解释 论述思路

编者按：司法考试试卷四第八题论述题“判例、案例和司法解释”征文启事刊登后，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来稿，许多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个人意见。本版陆续刊登这些稿件，希望这些文章能为广大考生解答论述题提供有益的思考。①

尽管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从法官适用法律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两者存在着相通之处。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为了发挥法律的最佳效应，都必须解决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律的稳定性是通过法官的裁判以及遵循先例原则实现的；而在我国，法律的稳定性则是通过成文法适用来实现的。法律稳定性的增强，有助于巩固既定的法律秩序，使当事人能够对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准确的判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美法系国家和我国法院都在孜孜以求，有时这种努力甚至显得呆板。比如，在英国海商法中，承运人的运费是不允许收货人主张抵销的，即使承运人所交付的货物已经因其过错而严重受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基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英国贵族院却认为，“法律并不因为其有道理而成为法律”。换言之，为了维护法律和交易秩序的稳定，即使法院也认为某项规则不符合情理，但它可能仍要维持。而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比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对于受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是不予支持的，尽管该条规定的合理性受到了猛烈的批评，但最高人民法院仍是通过批复或司法解释予以确认，以保持现有诉讼秩序的稳定。

在英美法系中，法律的灵活性是通过衡平法和法官的区别技巧实现的；而在我国，法律的灵活性则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的：从内部来讲，通过原则性规定避免过于苛刻条款的适用，如诚实信用原则等；从外部来讲，则通过法律的解释来实现。在英美国家中，法官在运用衡平法时差异巨大，以致促成了著名的法谚——“法官裁判的尺度与他的脚趾长度相当”。而在我国，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乃至中级人民法院事实上都在自己的辖区内行使着“立法权”。即使在同一法院的同一审判庭内，不同法官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这种“法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做法一直为人所诟病，但其修正过于僵化的法律条文、实现个案公平的作用却是不容否认的。

法官们时常在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徘徊，为了实现公正而上下求索。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官都在试图从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寻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完美结合，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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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亮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②

判例法是指在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建立“范例”或“法律原则”，在将来出现类似的案件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这种通过判决建立起来的“范例”即是“判例”。由于判例可以作为将来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所以判例即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即先例约束力。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历朝历代的司法改革都是从变法修律开始的，成文法是主要的法律渊源，但这并不代表我国不存在判例制度，秦代的“廷行事”、汉代的“决事比”、宋代的“断例”都是以成例作为判案依据。因此判例在我国古代的司法体制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延续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成文法传统，将制定成文法律、编纂法典作为法治建设的成就，在审判案件时更是将制定法作为审判的唯一依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制定法的滞后性弱点日益凸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司法解释，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这些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指导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每期都载有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案例，要求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加以参考。但是这些案例与英美法中的判例有天壤之别，它只是法院审判过程中的参考，并没有法律约束力，更不能算是我国现代法的渊源之一。

笔者认为我们并不应该排斥判例制度的建立，相反，在我国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该引进判例法。以判例代替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指导审判的状况，解除案例这种非正式法律渊源在实践中被参照适用的现状。但判例制度的适用有其严格的社会条件，即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法院判决在整个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道路依旧漫长、法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形下，要使任何一个判决都达到对下级法院和本院今后判决都形成约束力，尚存在很大难度，因此，目前我国引进判例制度应该缓行。

（张红健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③

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这三个概念背后有着深刻的法学理论基础，并非寥寥千字可以说明的。在此，笔者只就三者的概念进行阐述和比较，进而分析三者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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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是指对以后的审判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院判决，具有造法功能，是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法律渊源。英美法系国家的判决在结构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法官的判决根据，称为“判决理由”，二是法官们陈述的意见，称为“附带意见”，其中只有判决理由可以作为今后遵循的法律规则。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首先要寻找与该案事实相近似的先例，然后运用“区别技术”将法律规则从先例中提炼出来应用到审理的案件上。因此，每一个判决都包含了一定的法律规则，但是具体包含什么样的法律规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法律规则，都由以后的法官来确认和认可，也就是说判例法是在一例例判决中延续和发展的。

案例的含义十分广泛，本文只将其界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具有指导审判实践作用的个案判决。我国法院判决的结构主要包括“经审理查明”和“法院认为”两大部分，而法院认为部分的依据是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判决本身只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没有创设出新的法律规则，所以不具有造法功能。虽然案例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同一类案件的审判提供了参考，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同案异判”情况的发生，但是案例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是不同的。它不是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对以后的审判只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也不是判决本身所具有的，而是有权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赋予它的。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有关法律问题所做出的解释，其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规范性解释。司法解释是对法律规范作出的权威、同

一、准确的说明，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没有创设法律，并不是立法活动。然而，司法解释却是法院审判的重要依据，因为它是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是法律的补充形式。

针对我国法律存在的相对滞后性和过于原则性的缺陷，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呼吁我国实施判例法制度或有限判例法制度的呼声，甚至有的地方法院已经开始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暂且不论我国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差异，仅从上述对判例概念的分析来看，我国就不具有实行判例法制度的基础，法官审理案件的思维方式、法律适用技术、判决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判决的效力和功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完全不同，这都决定了我国法院的判决不可能成为以后审理案件的依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不会从先例判决中寻找依据。既然没有判例法制度生存的土壤，那么目前中国实施的司法解释加案例指导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司法解释解决了我国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以具体、感官的形式阐明了如何适用法律，解决了“同案异判”的问题。

（李心阳 李文伟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④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司法解释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功能是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实践中，司法考试大讲堂：刑事诉讼重点/难点

司法解释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作出了重大的积极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同时，我国也逐步重视案例在指导审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1985年创刊到2001年底，共公布368个案例。这些案例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但是，由于案例不是要求必须遵循，因此，其作用也相当有限。

那么，出路何在？笔者认为，出路在于建立判例制度。

判例是指“可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判例的基本原则是遵循先例，即判例所确立的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亦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审理的案件。

拉丁法谚云：“法律必有漏洞。”这是因为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当司法活动中遇到法律漏洞、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时，怎么办？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重要的法源之一，因此，可运用判例来补充法律漏洞。

二十世纪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已不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势。例如，美国先后制定了《证券法》、《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破产改革法案》等。又如，日本《裁判所构成法》规定，下级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法国行政法则将判例作为其重要法源之一。

我国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之后，便纳入了大陆法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制定法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局限，因此，我国有必要顺应世界大势，借鉴英美法系的有益做法，建立判例制度，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解决目前司法解释和案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建立判例制度，第一，应当明确判例的法源地位。这是建立判例制度的根本前提，建议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立法形式加以规定。第二，应当规定判例的制作主体。这是指哪一级法院有权制作和发布判例，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作和发布较为适宜。第三，应当增加判例的数量。由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判例，不能理解为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审理的案例，而应当理解为除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例外，还包括全国各级法院上报的典型案例。第四，应当提高判例的质量。这一方面要求判例的内容要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亦要求判例的说理要具有充分性和规范性，从而，确保判例的法源作用。

（赵文群 广东省东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

⑤

现代法治的精义在于规则之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被认为是民意的体现。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处理案件，使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事实，符合民主

司法考试大讲堂：刑事诉讼重点/难点 的正当性要求，这也是社会对司法的一般认识。然而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变化不羁的，统一僵硬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个别化的事实往往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违背立法本身的意旨，更有甚者，立法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往往还会导致对某些具体社会关系规范的缺失。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不能以法律规则本身的缺陷而回避审判的职责，司法为此要作出何种抉择？

在英美法国家，素有法官造法的传统，因此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缺乏判例援引或者成文法的规范，法官可以创造规则，且这种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能够作为判例为其他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时所援引。而大陆法系国家至少在理念上是排斥法官造法的。中国的宪法也没有赋予法院制定判例法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中国的司法实践越来越重视案例的作用。案例虽无法律约束力，但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遵循，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所作的批复，更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纳入中国广义法的范畴。既然遵循前例作为司法经验的有效传承方式已为司法实践所认同并有利于实现同样事实同样处理的形式正义，那么从实证的角度来说，在中国建立作为成文法补充的判例法制度应有其合理性。但由少数的法官进行事实上的“立法”，是否符合法治社会对司法的正当性要求呢？

法治的基础是民主，其与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似乎格格不入。但事实上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社会，国家的权力都是掌握于少数精英之手的，因为按现代国家的一般规模，所谓的公民直接治理国家都只能是一种理想。法官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属于精英中的精英，由法官制定规则自然具有精英统治的意味。但民主与专制区别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实行精英统治，而在于这种精英统治是否受到了民意的有效制约，因而只要在法官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加以民主的制约，其正当性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就涉及到现代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既然司法能够为社会制定规则，就应当允许利益受此影响的当事人在形成规则的司法程序中充分参与并表达意见，法官在获得全面的相关信息后，依据理性的原则进行利益的衡量并作出受到严格程序制约的判断。因此，司法必须走出神圣的殿堂，去进行阳光下的审判；司法必须在走向职业化、精英化的同时，去贯彻司法民主的原则；司法必须在保护案件当事人的当前利益的同时，去考量其判决的社会价值。一言蔽之，司法必须属于人民，这不仅是理念上的要求，更要成为实践的归依。

（周 斌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⑥

判例法，是普通法系的一项制度，是指某一判决或裁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作为“判例”也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即“遵循先例”原则。判例法的出现从公元12世纪英国出现的普通法算起至今已近千年的历史。虽然现在普通法系国家国会立法得到强化，制定法地位提高，数量大增，但判例法的地位并未因此而降低。判例制度的优点之一是能够克服法律的局限和僵化，因为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的迅速，任何立法都不可能穷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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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通过判例就可以对法律的漏洞进行弥补。更为重要的是判例制度对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遵循先例原则使得相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可比性，避免对同一法律条文作出跨度很大的理解，导致判决结果差异悬殊。但判例法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控制，很容易沦为法官恣意擅断的工具。判例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是以其特殊历史文化条件和哲学传统为思想基础，并配之以一系列的如法官的选任等特殊制度的配套，要求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学修养和高尚的个人品质，以防止法官个人的恣意擅断对公正的践踏。

大陆法系长期以来一直遵循成文法的传统，恪守“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审判”的原则，其主要意义就在于防止法官的恣意擅断。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受大陆法系的传统影响较深，加之由于法律观念、立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判例的实际效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成为我国的法律渊源。为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和僵化的问题，为解决司法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法律的具体适用作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法律空白”、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大量的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具体应用法律时所作的解释，而是在没有具体对象和具体案件时作出的一种解释，即直接对某一法律作系统全面的解释，这实际上也是成文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司法解释如何理解？广大司法工作者也是见仁见智，观点不一，这也是我国虽然有大量的司法解释，但仍然存在案件基本相似而判决结果差异的原因之一。

当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互相趋同、融合，划分界限越来越不明显，这是因为两种法律制度形式各有其利弊，因而相互取长补短。我国也不例外，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以公报形式正式发布案例，开创了案例在新中国司法实践的新时期。通过对权威性经典案例的公布，充分发挥了这些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的重要作用。这是对判例法的合理成分借鉴吸收的有益尝试，但其与英美“判例”有着质的区别，它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且我国法律不承认判例法的遵循先例原则，因为我国法官的素质有待于提高，不具备实行判例法制度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条件。

当前我国正在探索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的完善和改革，我们要继续发挥司法解释机制的作用，并进行积极完善，借鉴但不照搬普通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审判指导制度。

（李 弘 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

⑦

判例制度肇始于英国。判例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与其历史沿革、法制传统、文化意识等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判例法是指某一判决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对于法院往后同类案件的审判具有约束力和说服力。它不是立法者事先制定的一般规则，而是裁判者在具体审判过程中的创造物，是司法者实践经验和法制历史经验积累的产物。典型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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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制度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官在法无明定的情况下作出开创性的判决，即“法官造法”；二是法官对以往同类案件的判决模式及精神予以遵照执行，即遵循先例原则。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技术难度上讲，前者所需要的勇气和水平显然都是远远高于后者的。可问题是当法官面对一个新型案件，根本无前人经验可循时，法官能否依据宪法及法治原则作出某种创造性的举动？

通过司法判例寻求立法突破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成文法虽不明确但仍有大体框架，比如法院认为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因法律规定不甚明了，这种认定仍属于法律限度内的合理裁量；另一种是成文法不仅未规定而且稍有突破便有“越雷池”之嫌。比如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权就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若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似乎也并未将精神赔偿明确予以否定或排除。那么，有没有哪位法官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某一刑事案件中明确判令被告人应赔偿被害人一定的精神抚慰金？这个问题可以说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被害人遭受严重人身伤害时不可能没有精神损害，但从法律上又找不到现成条文，以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支持，甚至还出现律师将受害幼女之处女膜定价20万元以求物质赔偿的奇事。所以说，这样的“口子”开与不开确实关系重大。我国目前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法律本身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公民往往迫切需要这种充满人文关怀和务实精神的判例法保护制度。法官能不能创造判例乃至创制法律绝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法院实施类似于判例法的案例指导、先例判决制度，或者从相关案例中提炼精粹制定司法解释时，都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及民众的实际司法需求，更要本着审慎而务实的司法改革原则。有人曾主张只有最高法院有权创制或编纂判例，但事实上，真正能由最高法院初审的案子毕竟不多，而若从下级法院选取已审结生效之案例，则等于默认其创制行为。故笔者认为，合理吸收和利用现代司法判例制度的精华，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及时发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判案规则；另一方面，最好能够通过疑案报送研究制度来规范创制判例行为，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以下层级的法院在遇到难以决断的复杂案件时，应当直接报送最高法院研究答复，在此基础上，仍由下级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并对同类案件具有参照效用。目前实践中已在实行这种做法，可以从程序及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判例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的优势，也能避免法官擅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引发的弊端。

关于判例制度的生命力问题，让我们重温英国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中所说的那段名言吧，“如果现有的法律暴露了缺点，法官们不能叉起手来责备起草人，他必须开始完成找出国家意图的建设性任务，„„他必须对法律的文字进行补充，以便给立法机构的意图以力量和生命”。如果遇上了法律皱折，“一个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

（墨 帅 北京市自然律师事务所）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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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曾经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是，某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双倍赔偿。就这一同类案件，同一法院前后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面对如此状况，有人主张我们应该实行判例法。

判例，顾名思义，与案例并没有大的差别。但是作为法律术语的判例，却是和判例法一脉相承的，表示“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往往和判例法表示同一意义，其意义在于根据传统，法院以前的判决，尤其是上级法院以前的判决，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作为一种规范和原则予以遵守。即法院遇到与以前类似的案件时，必须遵循以前判决中适用的原则和规则。判例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了立法的意义，成为普通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

我国没有判例的说法，我们沿用已久的习惯用法，把法院已处理案件叫做案例。不仅名称不同，其效果也截然不同，我们不是实行判例法，而是实行成文法，判例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有人主张我国也要实行判例法，对此笔者并不赞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今天把案件的正确处理叫做依法判决，错误判决叫做于法无据，字里行间反映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处理案件是以成文法为准绳的，而不是判例。

当然不是说我国历史上没有判例。我国封建社会，也有类似于判例法的一种法的渊源叫做“例”。秦简中就记载了“廷行事”，汉代叫“比”，唐代以后则指作为判案依据的判例、事例和成案。明清时期，例律并重，但出现了“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繁琐”的情形，导致了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后果，使得“例”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发挥好的作用，名声不佳。

实践证明，判例法制度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判例法与成文法不仅仅是法律表现形式不同，也表现出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的人民群众与司法人员对判例法的接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就像成文法存在缺陷，不能完全应付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样，判例法也有其自身缺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律还处于日渐完善的过程，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因此法官在理解适用法律时也就出现了各种分歧。为了弥补立法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法的渊源的作用，对审判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然，这并非说案例没有任何意义，有句法律谚语，“经验比知识更重要”。案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贯彻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法律平等原则，提高办案效率。加强案例研究，发挥案例的作用，也的确意义巨大。而且，目前两大法系的差别越来越小，两大法系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是国际上法的渊源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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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判例法和成文法，各具特色，各有优劣。我们既不能因为适用成文法判决案件存在缺陷，而盲目夸大案例的作用，也不能因为自己适用成文法，而贬低否定案例的作用；既不能因为适用成文法存在缺陷，而盲目崇拜判例法，也不能因为自己适用成文法，而贬低敌视判例法。而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重视案例，积极发挥案例的作用，依法公正处理案件。

（刘文基 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⑨

案例是指审判机关对于具体案件作出的判决。

案例不同于判例。作为案例的判决生效后仅对该案件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一种主要的法律渊源。英美法系国家的“遵循先例”原则，要求在某一判决中包含的法律规则，对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

判例法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制定法，其优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鲜活的，是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又将使立法相对滞后，判例法可以有效弥补制定法的上述不足。但是，判例法赋予“法官造法”的权力，极易造成法官个人的恣意擅断对公正的践踏。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法律制度形式各有其利弊，任何一种单一的法律形式都存在践踏公正的痕迹。法律制度是在不断追求公正的进程中完善的。两大法系通过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当今两大法系的特征已经不再明显，呈现了日益靠拢、趋同甚至融合的现象。英美法系国家除了制定许多法规法典外，还颁布了大量的委托立法，制定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在判决中不得引用，但大多数法官实际上都十分尊重先例。

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过程中和检察过程中就适用法律问题有权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和说明。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特色，不仅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而且实行成文法的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没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为统一司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合理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条诚然是重要的，是执法的准绳，但法条只有适用于案件，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实际作用。且审判不仅仅是一项拿事实去适用法律条文的简单智力活动，司法工作者必须能动地运用法律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公正查案、断案。案例是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统一理解法律，我国法院借鉴判例制度，逐步注重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报》所载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指导法官审判的重要工具。然而，因案例的定位不明确，缺乏规范的编选标准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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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程序，诸多媒体所载案例良莠不齐，对法律的解读不一，导致读者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将媒体所载案例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学术研讨性案例，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类为指导性案例，由最高审判机关按照一定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选择具有新颖性、争议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按一定的发布方式在特定媒体上予以公布，实现司法解释向具体化、案例化良性过渡。按照案例指导制度公布的案例，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对于类似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法官都可以参照案例进行裁判。通过案例的示范引导，规范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司法公正。

（卞文斌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

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随着中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如何正确看待判例法与成文法的关系，便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了。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的产物，是法官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通过一系列的区别技术，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纷争的。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通过创设新的判例的形式，来确定一项新的法律原则，即所谓的“法官造法”。这种司法体制是与三权分立的政体相适应的，因为在三权分立的政体下，要求法官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意干预。判例法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因时而变，因此能适应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对社会上新出现的矛盾冲突予以消解，不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产生于社会生活并经由法官总结出的法律原则，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但它对法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使法律因而成为一种奢侈品——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有可能接近。

而成文法则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它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运用所谓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过程解决纠纷的。它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求严格依照既有的规则来定纷止争，法官的创造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使得法律具有了“刚性”，同时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法典而形成合理的预期，使其较判例法更有一种“亲和力”，便于法律的推广和普及。但也因此使其滞后于社会生活，表现出一定的惰性，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不可否认，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判例法与成文法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淀，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很难说孰优孰劣。因此，对两者如何做出选择，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土壤。中国近代清末法制变革的传统以及现在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的成文法制度选择的必然性。因为自沈家本修律百年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以大陆法系为模本的，而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让法官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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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西方判例法的精神，创设判例制度。所谓判例，是指由各地法院定期将其在审判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复杂和新型的案件逐级上报到最高法院，由其定期将这些案件汇编成册，予以公告，在地方法院无充分足够且合理的理由下，对于今后的类似案件有拘束力。这样，一方面使司法得到了统一，符合“类似案件，相同处理”的法治原则，又能适应我国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需求，同时也不违背现行的宪政体制。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定期公告一些案例集，但其效力如何，并未做出明确认定。本人认为，可以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明确规定，对于经过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具有普遍的效力。这样我们即坚持了成文法的制度，又吸收了西方判例法的精神，正所谓“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张 海）

“遵循先例”是英美普通法系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意在维护前例和不反对已经固定的观点，即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确立，便形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法官文化，即一种庞德所称的“普通法的精神”是判例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英美法国家自身的历史背景、民族性格、思维特点和独特的法官职业化道路也为遵循先例提供了充分的土壤。不可否认，判例法有着成文法所没有的优势。首先，遵循先例原则实现了同等事物同等对待的社会正义，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判例法有利于法官机能的发挥。法官们要在庞杂浩瀚的判例的海洋里遵循先例以及适时创造法律，要求他们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有独立、科学、灵活、缜密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再次，判例法要求在判决书中详细论述判决理由，并公之于众，公众在了解先例的同时获得了具体生动的预期，减少了由于司法专业性极强产生的社会隔离感。

如何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是我国应当加以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我国，由于赖以存在的大陆法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强调和注重的是严谨的逻辑结构形式。成文法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先例一般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正式的法律渊源仅指制定法。但是在成文的法典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大量司法解释，并定期公开发布一些典型的案例。这些司法解释和案例在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司法解释的出现正是由于制定法的固有缺陷。制定法本身有着滞后性、僵化性、模糊性等缺陷，并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漏洞。司法解释就是要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具体化的规范标准，因而其一般为文本形式并具有事前性特点。大部分的司法解释可以视作制定法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制定法的固有缺陷，这类自身还需要解释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必然会受到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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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创办发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开始以公报的方式公开发布案例，这些案例都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以传媒的方式发布案例，即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报纸上公布有重大影响的和具有典型意义、有一定指导作用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决文书。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案例对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先例约束力。但是，由于上诉制度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案例创制发布过程的严肃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事实上已被赋予了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同等的司法权威，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了事实上的先例约束力。

成文法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渊源，已构成一套初具规模和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无论是司法解释的制定颁布还是案例的公布都与英美判例法的精神还相去甚远。但我国可以在既有制度的框架内和司法体制基础上引入先例参照制度,确立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格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价值。

（黄 念）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判例，也称先例，是“一项已经判决的案件和法院的判决，它被认为是为一个后来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或类似的法律问题，提供一个范例或权威性的法律依据，法院试图按照在先前的案例中确定的原则进行审判。这些事实或法律原则方面与已在审理的案件相近似的案件称为先例”。

判例来源于案例，但不等同于案例。因为与案例不同，判例强调裁判的内容，重心在于法律对于所处理事件的判断和处理。而且不是所有的案例（判决）都能形成判例，只有那些能弥补立法之不足的或通过判例能宣示新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并为一国法律指定的权威机关宣布的才能成为判例。但任何判例的形成都是从具体的案件出发，所以案例往往构成判例的基础。而判例法则泛指可作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中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本案，而且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这就是所谓的遵循先例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其含义往往指寓于先前的司法判例中的法律原则只要不违反“正义”，以后处理类似的案件都应遵守这些法律原则。然而并非司法判决中所作的每一个陈述，都是一种应当在日后案件中加以遵循的权威性渊源，只有那些在早期判例中被称之为该案件的判决根据的陈述，才能在日后的判决中被认为是有拘束力的。我们可以从多维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关“判决”的实践中也存在非常有趣的对比。从总体上说，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不仅具有参考借鉴作用，而且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它要求所有法院都必须遵守遵循先例原则，否则其所做出的判决将被撤销。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判决对于法院审理案件只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它只能作为指导法官解释成文法律的手段，判决本身并无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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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判决在大陆法系司法实践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大陆法系国家存在大量的案例集或案例汇编。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土耳其等都有官方出版和公布的案例汇编，先前的判决实际上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司法活动。其次，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的特点决定判例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各国的司法实践。这一法系的司法组织因国家不同而区别很大，但有一共同点就是司法组织都设计成等级制形式。第一审案件由分布在全国的基层法院受理，在此之上是为数较少的上诉审法院，法院的级别越高，数量越少，结构的顶端是一个最高法院。既然存在着上诉制度，那么上级法院的判决必然为下级法院所重视；既然最高法院要求一切下级法院的判决一致，那么各法院之间就会互相参考对方的判例或共同的判决。

其次，我们从国外与国内的纬度来看看我国有关“判决”的判例效力问题。自清末修律，西法东渐以来，我国的法律体制一直是倾向于大陆法系的，具有大陆法系的很多特性。在对待“判例法”的问题上，理论上是排斥其存在的。但是，在实践意义上，由于我国司法组织按照大陆法系的模式被设计成等级制形式，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实际上具有审理时的指导意义。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更多的是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协调法律体制滞后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开始放松对判例的排斥态度。

其实，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的司法解释制度，就是一种“判例法”。“两高”的司法解释往往来源于具体的案例，只不过将具体案例中的法律适用上升到了制定法的高度。“两高”的司法解释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两高”的司法解释往往起到了比制定法更广泛的作用。它既保证了制定法的应有严格性，也对法律适用中体现出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从法系的角度看，它也是大陆法系司法等级制度的一种对应结果。

综上，“判例”作为发展法律、克服作为保守学科的法律与现实之间滞后矛盾的手段，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实践的必然性的。“判例”效力问题在根本上反映了法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并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从而给予法律在实践中相对的确定性。而且，“判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司法体制的有效和长久运作。任何一个司法体制，在维护其权威的同时势必要获得民众内心的信仰，这种信仰要建立在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之上，任何司法体制的运行如果没有一定的轨道，是不可能赢得社会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判例”实际上就是给社会一个对法律的预见。

（陈 彬 张 璐）

第五篇：贷款诈骗罪罪名分析及案例

贷款诈骗罪罪名分析及案例

2010-06-25 14:54:24 来源： 浏览次数：720 网友评论 0 条

贷款诈骗罪

一、概念界定

1、定义：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2、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本条的规定，行为人诈骗贷款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l）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证明文件是指担保函、存款证明等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随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

5）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出的“其他方法”是指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贷的；以假货币为抵押骗贷的；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的等情况。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3、立案标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定罪量刑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法院判例

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李陆军、罗鹏、黎平石、谭影霞犯贷款诈骗罪一案

被告人张首平（化名刘伟），男，高中文化。

被告人梁伟欣（化名胡建锋），男，大专文化。

被告人李陆军（化名刘明），男。

被告人罗鹏，男，初中文化。

被告人黎平石（化名刘伟明），男，初中文化。

被告人谭影霞（化名陈小蕾），女，初中文化。

事实如下：

一、2002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密谋利用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办理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时存在的工作漏洞，以开一间“车行”搞假供车的方法来诈骗银行的贷款并多次密谋诈骗的细节后确定到佛山市禅城区和南海区两地实施诈骗。8月中旬，被告人梁伟欣通过其朋友拿到了在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的名片。之后，张首平化名为“刘伟”、梁伟欣化名为“胡建锋”与周世勋联系并谎称是从事汽车贸易的，探听了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的运作情况。根据周世勋的介绍，两被告人知道，要实施汽车消费贷款诈骗，需要有人假扮“车主”购车和假扮“担保人”提供“贷款保证”，还要提供假“车主”、“担保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收入证明及购车合同、购车首期款收据、发动机和车架号码拓印等相关资料。于是，两被告人就到南海区桂城海三路通过中介公司租了一间房屋，从而拿到了一张屋主名为“邓成”的房产证复印件。张首平据此就伪造了一本房产证。梁伟欣随后找到了叶永强和邓忠强（均另案处理），与张首平共同授意由其二人分别假扮成“车主”邓成和“担保人”黎国荣。张首平还为其二人伪造了相关的资料，又伪造了一张“佛山市新进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查证，此公司不存在，以下简称“新进发公司”）。在做好了上述准备后，张首平、梁伟欣就联系周世勋，声称已经成立了“新进发公司”，有客户要贷款购车，要周世勋做好准备。周世勋遂联系了中国交通银行南海支行（以下简称南海交行）的业务员宋敏源。8月29日晚，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与叶永强、邓忠强携上述伪造的资料，按事前约定从广州市窜到佛山市中发宾馆找到周世勋和宋敏源，提供虚假资料，由叶永强冒充“车主”邓成、邓忠强冒充“担保人”黎国荣，以向“新进发公司”购买一台宝来牌汽车为由与南海交行签订了贷款额为145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相关的保险合同。合同签订后，宋敏源要求张首平和梁伟欣必须在南海交行开设公司账户才能发放贷款。第二天，梁伟欣到南海交行欲开设账户，经银行核实，没有“新进发公司”的企业登记，故未能开设帐户。被告人梁伟欣遂通知周世勋、宋敏源暂时停止相关的“贷款”和“保险”业务。此时，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意识到要注册成立一间“汽车贸易公司”才能顺利实施诈骗。经密谋后，两被告人找到了其二人的朋友朱炎（另案处理），约定由朱炎出资，成立一间“汽车贸易公司”来实施贷款诈骗，诈骗所得的赃款三人平分。同年9月，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伙同朱炎到南海区桂城海七路租了兴隆苑16号铺位，并通过中介人吴凤娇(另作处理)到南海区桂城工商局以吴凤娇为法定代表人申领了南海东明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俊公司）的营业执照，又在南海交行以东明俊公司的名义开设了帐户。之后，张首平、梁伟欣通知周世勋、宋敏源已经注册成立了新的公司（东明俊公司），希望继续以前的汽车消费贷款和保险业务。周世勋和宋敏源由于警惕性不高，轻信了两被告人，遂同意发放贷款。9月25日，南海交行将145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交行的帐户（帐号：2012011418）。贷款到帐后，张首平、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并在扣除诈骗期间所花费用后与朱炎共同分占赃款。

二、同年10月上、中旬，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伙同朱炎密谋再以上述方法实施贷款诈骗。之后由梁伟欣找到被告人谭影霞和林中孚（另案处理），商定由其二人分别冒充“车主”陈小蕾和“担保人”张伟，张首平则伪造了诈骗所需的相关资料。之后，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还到南海黄岐通过中介公司租用了河畔花园的一套商品房伪称车主陈小蕾的住址以防保险公司和银行查询。10月15日，经事前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联系，并再由周世勋联系了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以下简称南海中行）业务员何泳华后，梁伟欣、朱炎、谭影霞、林中孚到南海区桂城蓝月亮西餐厅，提供虚假资料，由谭影霞冒充“车主”陈小蕾、林中孚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南海中行签订了贷款额为158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0月16日，南海中行将158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交行的帐户（帐号：2012011418）。贷款到帐后，张首平、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在支付给谭影霞、林中孚各一万元“报酬”及扣除诈骗期间所花费用后与朱炎一起共同分占赃款。

同年10月中下旬，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再纠合了被告人李陆军、罗鹏参与贷款诈骗，并密谋商定：由张首平负责伪造诈骗中所使用的虚假资料并提供其小汽车作为诈骗时所用的交通工具；梁伟欣负责根据张首平提供的虚假资料填写相关的汽车销售合同、首期款收据、收入证明等，并负责找人来冒充“车主”、“担保人”，接载李陆军和假冒的“车主”、“担保人”到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两地签订合同，贷款到帐后就负责提取款项；罗鹏负责在每次实施诈骗前将张首平、梁伟欣的指示传达给李陆军，将应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费从梁伟欣处拿给李陆军，在每次实施诈骗时在事前租好的房子内冒充是“车主的同事”接听电话以备相关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查询；李陆军就负责在被告人梁伟欣提供的一块已冲压号码的钢板上伪造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的拓印，化名为“刘明”联系相关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带假冒的“车主”、“担保人”去签订合同并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按照上述分工，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李陆军、罗鹏伙同被告人谭影霞、黎平石有分有合再实施了如下贷款诈骗：

三、10月30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和谭影霞、林中孚从广州市窜到南海区桂城，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谭影霞、林中孚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太保公司），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谭影霞冒充“车主”陈小蕾、林中孚冒充“担保人”黎国荣，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禅建支行（以下简称禅建支行,业务员张抽遇）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太保公司（业务员范继明）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0月31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谭影霞、林中孚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四、11月4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叶永强、林中孚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叶永强、林中孚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佛山市城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城区中保公司），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林中孚冒充“车主”黎国荣，叶永强冒充“担保人”邓成，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农业银行佛山市分行华达支行（以下简称华达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6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叶永强、林中孚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五、11月11日上午，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黎平石及林中孚和一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黎平石和该男青年到禅城大酒店二楼，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黎平石冒充“车主”刘伟明，该男青年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华达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3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黎平石、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六、11月11日下午，上述五人又窜到南海区桂城，由被告人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被告人黎平石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到南海太保公司，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黎平石冒充“车主”刘伟明，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冒充“担保人”张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业务员张抽遇）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太保公司（业务员范继明）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2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被告人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黎平石、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被告人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七、11月15日上午，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林中孚和两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由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个人到佛山宾馆四楼，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个人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市分行同济支行（以下简称同济农行，业务员杜伟材）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黄锦厚）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8日，同济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其中的3万元提走，剩余款项由于后来诈骗行为败露而未能提走。

八、11月15日下午，被告人李陆军按被告人梁伟欣的指示再将上述两名由林中孚介绍来的男青年带到佛山市同济西路莱茵阁西餐厅，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业务员黄卫锋）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业务员温雪云）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18日，禅建支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建行的帐户（帐号：440667221－2000006383）。贷款到帐后，梁伟欣将款项全部提走，除支付给林中孚和林中孚介绍来的那两名男青年各一万元外，余款与张首平、李陆军、罗鹏瓜分。

九、11月15日下午，在实施完上述诈骗活动后，被告人梁伟欣又带上述由林中孚介绍来的两名男青年到南海区桂城蓝月亮西餐厅，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黄鹏，另一个冒充“担保人”陈伟，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南海中行（业务员何泳华）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南海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周世勋）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后来由于南海中行的信贷员在查核资料时，发现“黄鹏”的身份证为假证件，没有放款，故诈骗未遂。

十、11月20日，被告人梁伟欣开车接载被告人李陆军及黄文杰和由黄文杰介绍来的两名男青年（均在逃）到佛山市禅城区，由李陆军化名为“刘明”带该两名男青年到南国酒店，出具由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张建军，另一个冒充“担保人”李伟平，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华达农行（业务员谭伟炳）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佛山城区中保公司（业务员张羡梅）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11月22日，华达农行将220000元贷款发放到东明俊公司在南海农行的帐户（帐号：44－50141040002663）。贷款到帐时，由于梁伟欣诈骗行为败露，于当天被抓获，故未能提走贷款。

十一、11月20日下午，被告人李陆军又带上述由黄文杰介绍来的那两名男青年到佛山市金泉酒店咖啡厅，出具由被告人张首平事前伪造好的虚假资料，由该两名男青年一个冒充“车主”张建军、另一个冒充“担保人”李伟平，以向东明俊公司购买一台帕萨特小汽车为由，与禅建支行签订了贷款额为220000元的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及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佛山市中心支公司（业务员温雪云）签订了相关的保险合同。后来由于保险公司核保员在审查资料时，认为“张建军”、“李伟平”的身份证需要查证。张首平、梁伟欣、罗鹏、李陆军经商量后，由李陆军以“车主”怕麻烦，不再供车为由向保险公司要求退回保费，中止了贷款诈骗。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首平、梁伟欣、罗鹏、李陆军、黎平石、谭影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虚构事实、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诈骗银行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贷款诈骗罪。据此，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张首平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二、被告人梁伟欣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

三、被告人李陆军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四、被告人罗鹏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五、被告人黎平石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六、被告人谭影霞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后二审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