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探究

第一篇：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探究

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探究

摘要：近年来，银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侵占等案件频发，侵占、窃取客户资金的案件也屡禁不止，不仅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损害银行信誉，同时也严重危害到国家金融安全，破坏国家经济金融秩序。预防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策是：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预防体系；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

关键词：职务犯罪；银行；犯罪预防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89-02

职务犯罪也称腐败犯罪，是刑法学理上对与职务有关犯罪的概称，与国外刑事法学理论上的公务员犯罪、白领犯罪等概念相似。[1]职务犯罪是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正常秩序，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是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是银行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在存贷款业务、票据业务中违规操作，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已离不开金融活动，与此同时银行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逐渐显露，职务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2]如何有效打击并预防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新时期银行职务犯罪的特点

我国《刑法》对银行渎职犯罪规制主要有两类：一是背信贪利型犯罪，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涉嫌的具体罪名包括：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犯罪主体是商业银行）、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二是贪污贿赂等贪利型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我国刑法分别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即犯罪主体为国有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应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若犯罪主体为非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当前我国银行业职务犯罪，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

（一）犯罪主体多为单位高层，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发后往往携款潜逃

由于金融行业从业者往往手握大额资金的控制权，因此，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成为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大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公开报道中，银行系统有不少于十五名行长级高管落马，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等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案件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卷款潜逃加拿大，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卷走客户上亿存款逃往国外，涉案人员李东哲及相关人员分别于案发前潜逃境外，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孙峰携上亿巨款举家外逃。

（二）犯罪时间潜伏期限长

银行职务犯罪多为智能型的预谋犯罪，犯罪主体基于对金融业务的熟悉和特殊技能手段的应用，充分利用职务的方便，作案后能够潜伏较长时间。另外，银行职务犯罪在犯罪方法和手段方面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查证难度相对较大，较其它普通犯罪有着较明显的处罚滞后性。如前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从2000年开始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犯罪，骗取东北高速公路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多家单位的数亿元款项，2005年1月该案才案发。鲁家善1990年担任中国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权犯罪，至1997年案发。王雪冰自1993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至2003年案发。

（三）内外勾结作案比较突出

银行工作具有自身的特性，银行工作人员熟悉银行业务和具体的操作程序，能够规避银行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监管。银行工作人员的参与，使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更加隐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另外，银行工作人员容易被外部犯罪分子注意，为了达到骗贷、票据诈骗等目的，外部犯罪分子拉拢腐蚀银行内部人员，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职务便利条件进行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银行内部的职务犯罪与外部金融诈骗等犯罪相互交错，危害十分严重，实践中重大恶性金融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作案的结果。内外勾结作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人具有专业性、职业性，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如重庆农商行职员彭春与他人勾结合谋骗取储户存款，利用银行柜员的职务便利，违规转走储户存款，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银行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执行规章制度不严

有的银行不认真落实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离岗交接登记制度，脱岗和相互替岗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银行存在凭证、印鉴、票据等保管不严，在储蓄、出纳、会计、信贷等部门领用无登记，使用不监督，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随意摆放，不及时清理；有的银行不遵守保密规定对计算机使用进行管理，整个业务流程缺乏严格规范的制约，这一切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3]银行具有管理职权的人员都担负着某项职务，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一般比较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漏洞，甚至有些人集人、财、物权力于一身，并直接左右资金流向，而有的单位领导对一些明显存在的隐患和漏洞视而不见，防范意识淡漠，甚至被一些犯罪分子的假象所蒙蔽，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二）缺乏有效的预防机制，监督约束的滞后性

近几年来，司法机关在银行系统的协助下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活动，对打击银行职务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银行自身预防犯罪机制。同时预防银行职务犯罪需要社会各方面密切配合，然而，实践中缺乏相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对重点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落不到实处，导致现实中银行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职级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情节越发严重。银行监督体系中存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上下级机关间的相互监督等等。监督体系和监督形式相对完备，但是监督约束机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监督难以真正发挥实效作用。往往等到系统或部门发生职务犯罪案件，才会发现内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监督防范功能比较薄弱。

第二篇：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

征地拆迁领域

涉农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区也提出了建设“京北创新中心，国际科教新城”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户我区，由此，我区土地整理的任务十分繁重，旧村改造步入快车道，涉农征地拆迁的压力越来越大。我院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发现，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借当前法律法规不完善、工作机制不健全之机，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实施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不仅造成拆迁改造工程的惠民效果大打折扣，更因资源分配不公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阻碍了拆迁工作的有序进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打击、监督、教育、预防、保护等职能作用，我院对近三年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力图为惩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提出建议，更好的服务我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一、查办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9年以来，我院共受理初查涉农职务犯罪线索38件49人，立案查办了14件22人。其中，涉及农村征地拆迁领域的线索共计16件25人，立案查办8件15人，占我院立案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68%。经法院审理已经做出判决的9名被告人中，2名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名被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

二、案件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涉农职务犯罪线索及立案查办的该类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存在以下几

个突出特点：

一是涉案主体主要是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被举报的25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线索中，5人系村委会主任，6人系党支部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另有6人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占被举报的68%。在立案查办的15人中，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50%。

二是线索以署名举报为主，立案案件多为自行发现。16件涉农征地拆迁职务犯罪线索中，署名举报的有7件，占44%，匿名举报的3件，本院其他部门移送的2件，自行发现的4件。8件立案查办案件中，自行发现的4件线索均成功立案，占50%，署名举报和本院其他部门移送的各2件。三是举报时间集中在农村“两委”班子换届前后。2007年至2009年，我院受理的涉农职务犯罪线索较少，共计9件，基本没有征地拆迁领域的线索。2010，正值农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同时，农村拆迁改造工程相继大规模推开，在此前后反映征地拆迁领域涉农职务犯罪线索的数量激增，接近前三年此类线索的2倍。

四是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窝案串案特征明显。由于征地拆迁工作环节众多，该领域职务犯罪往往是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之间或者与其他人员相互勾结作案，以共同犯罪、涉嫌数罪的形式出现。我院立案查办的8件农村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中，4件为串案，即由一起受贿案件深挖出行贿案件3件3人。窝案2件，共涉及8名犯罪嫌疑人。五是涉案罪名集中在行受贿案件上。在立案查办的8件15人中，贪污案件1件3人，行受贿案件6件10人，挪用公款案件1件2人。可见，在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以行受贿为主。

三、犯罪的四种主要手段

通过剖析近年来查办的涉农征地拆迁环节职务犯罪案件，我院发现此环节职务犯罪在手段上呈现多样化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表现形式：

一是向欲承揽拆除原有房屋业务的施工队收受或索要贿赂。目前，我区征地拆迁工作涉及到多个镇村，拆迁的面积很大，但是，拆迁市场因为专业性不强，准入门槛不高，造成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不少施工队为了拿到拆迁合同，或主动或被动的向握有施工队选择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已成为拆迁市场的“潜规则”。

二是利用发放征地拆迁补偿费的时间差挪用公款。由于拆迁工作涉及不同的被拆迁户，环节多，周期长，进度不一，由此造成拆迁补偿费的滚动下发或暂时滞留，这就给具有拆迁费管理权的人员挪用提供了可能。如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在一年时间内，个人决定将本村村民的拆迁补偿款814万元分10次借给他人进行经营活动，至案发时仍有

180万元尚未归还。三是伪造征地拆迁项目或内容，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一般是被拆迁户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相勾结，以工作存在失误、审查把关不严、领导有交代等为说辞，使被拆迁户的相关手续顺利过关，共同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后分赃。已经发现有下列不法行为：

1、采取伪造的方法，虚假延长被拆迁地块承包合同年限，骗取根据延长的合同年限多给予的预期补偿；

2、冒用已去世村民的名义倒签合同，编造征地拆迁补偿承诺，骗取根据拆迁补偿承诺多给予的补偿款；

3、移花接木在其他地块的他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和纳税证明，多骗取企业停产停业补偿款；

4、事先通过内部渠道获取拆迁信息，在即将纳入拆迁的地块上抢建、抢种，多获取拆迁补偿款。

5、被拆迁户采取多报拆迁面积的虚增方式或者将已分别出租的多块土地“合成”为一“新址”进行虚拟承租的虚

构方式，骗取拆迁补偿款。

四是拆迁中介人员违规帮助被拆迁户多骗取补偿款。在拆迁过程中，为工作方便，政府往往将谈判、评估等事项委托给或一同与拆迁中介机构开展，由于评估过后建筑物在短时间内即被拆除，有些评估人员受利益驱动，采取人为操纵标准等手段，对被拆迁地块的“地上物”的数量、规格等肆意进行高估，使拆迁户获得高额补偿，进而从拆迁户收取好

处。

四、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

我院在查办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同时，及时对案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我们认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高发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征地拆迁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征地

拆迁补偿工作随意性较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征地拆迁费用专户存储的硬性规定没有落到实处。如在某村集体土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本该由征地单位打入村镇共管账户，由镇级财政进行监管的拆迁款，却直接打入了村集体提供的7家个人或单位账户，导致镇级财政对拆迁补偿工作无从监管，进而为其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是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的审批条件执行不严。根据《昌平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被拆迁人在申请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时，被拆迁房屋应具有合法的批建手续或房屋所有权证，拆迁前被拆迁房屋实际用于生产经营，有工商营业执照，并且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被拆迁房屋，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出具纳税凭证。同时，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前期工作指导意见》，拆迁单位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被拆迁人的房屋权属和使用状况，并应制作详细的入户调查情况登记表。然而，在办案中我们发现，被拆迁人使用注册在同村其他地址经营的企业的营业执照，通过该单位补缴税款的手段获得纳税凭证，且拆迁员并未进行入户调查，导致被拆迁人的违建房获得了四百余万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村、镇工作人员及拆迁员的审查疏失、甚至积极配合，客观上为被拆迁人运用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骗

取国有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发包、出租的决策程序贯彻不力。《昌平区村级事务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暂行规定》对农村集体资产发包及出租的决策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村民代表同意，并报镇政府审批；将发包合同文本等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开”等等，但从我院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某些村集体土地的发包、出租并没有完全经过这些程序，广大村民也并不清楚集体土地发包、出租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在拆迁过程中，某些行为人与农村干部相互勾结，虚构承包合同、虚增承包面积，骗取国家的补偿款。

（二）外部监督不到位导致某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权力过于集中，农村基层组织缺乏民主决策的体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性投资大幅度增加，大量的投资通过资金划拨的形式下发到基层组织，再由基层组织根据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折算成补偿款发放到农民手中。这也就使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具有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在现实中农村基层村干部议事决策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规范制度，设置的“村帐镇管”制度在有的地方仅仅表现为形式上的管理，上级管理部门对于村居资金的分配、使用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监督和制约机制，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我院查办的案件来看，几个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间的监督比较薄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独揽大权，个人意志强，随意性大。当面对物质诱惑时，他们往往利令智昏，利用手中权力实施犯罪活动。例如某村村委会主任张某是出了名的“一言堂”，重大事情都由其一人拍板，其他村委会委员、甚至是村党支部书记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其职务犯罪行为。

（三）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综合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内部监督形同虚设

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在我院近三年立案侦查的15名涉农征地拆迁领域犯罪嫌疑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薄弱的文化基础和自律意识是发生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对农村基层干部遵纪守法的宣传越来越多，教育力度也越来越强，但个别农村干部仍然缺乏学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自觉性，对哪些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自己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缺少正确的认识，有的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村民和制度之上，无视村规民约和各项决策程序、财务制度，集体决策、村务公开无从执行。另外，村财务人员往往和“一把手”存在裙带关系或是利益共同体，其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也令人堪忧，财务人员的监督功能形同虚设。有的村会计受村书记、主任的领导制约，往往出于碍于情面、胆小怕事等多方面原因，很难严格执行相关的会计制度，不能发挥财务监督,有的村会计甚至与村干部同流合污，完全失去了监

督作用。

（四）农村征地拆迁工作的有关政策和要求不尽科学，在执行中难以避免出现偏差 一是拆迁要求与拆迁规律存在矛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关系到每一户村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往往工作流程环节较多，工作周期较长，但受现实情况的种种限制，目前大多数涉农征地拆迁工程必须在特定或限定时间内完成。因此，为了确保进度，按时完成征地拆迁安置任务，往往需要采取非常规方法，一些负责管理或协助征地拆迁工作的人员便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来推进拆迁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进度优先，政府有关部门也无奈的放宽要求，这在客观上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土壤。二是拆迁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存在漏洞。目前的涉农领域征地拆迁工作都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政府主管拆迁的部门是管理者，各类拆迁中介机构受政府委托是具体实施者。但实际上，由于拆迁工作坚持属地负责的原则，镇政府（街道）是拆迁工作的责任主体，我们无法要求镇（街道）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在此项工作中不接触被拆迁人，也就无法避免其中的权钱交易行为。所以，这种拆迁工作机制，虽然从表面上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但实际上也带来了很多深层次、隐蔽性问题。

三是管理没有及时跟进造成拆迁市场混乱。我区作为首都的城市发展新区，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房价居高不下，拆迁补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就使得拆迁补偿的利益诱惑越来越大。在现有政策出台前，由于对违章建设的认定及补偿标准较为宽松，没有及时制定新的标准，因此在拆迁领域出现了“拆托”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为在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常常在临近拆迁前大肆抢建、乱建违章建筑，以各种不合理的理由骗取拆迁补偿款。还有的甚至为减少获赔“阻力”，上下游说，并承诺将部分补偿款用来回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也

滋生了职务犯罪行为。

（五）涉农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为滋生职

务犯罪留下了空间

征地拆迁中的衍生行为需在法律层面进行界定。根据办案实践，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自身获取的内部消息的便利，在得知土地即将征用拆迁的信息后，采取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向原土地承租人承租地块，待土地征用拆迁时获取暴利。如我院反贪局查办的线索中，发现某村委会主任采用此手段获取拆迁补偿款一千余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土地承租人的利益，在当地产生恶劣影响。

二是拆迁评估人员身份界定问题。拆迁评估人员伙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土地拆迁环节中违法违规操作，收受好处或者贪占补偿款的行为，不至因其身份而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若拆迁评估人员与社会人员勾结，进行虚假的高位评估，进而获取好处，则在犯罪的认定上产生困难。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拆迁评估人员自身身份的界定，需引起高度重视。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拆迁人是指经依法批准征用或者占用集体土地并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用地单位。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十八条之规定，征地拆迁的，被拆迁房屋的重置成新价，由拆迁人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本市房屋评估规定评估确定。在评估机构由拆迁人委托的基础上，对于非国有评估机构人员身份的认定，引发的思考是：评估机构人员贪占补偿款的行为依照刑法第382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予以认定为贪污罪，而此类人员实施受贿行为，目前只能依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上的差异及国家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工程的惠民旨意两方面考虑，依照受贿罪处罚采用虚假评估的手段收取好处的行为，打击和遏制犯罪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三是利用国家税收政策和拆迁改造的惠民政策钻营牟利。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重要作用不言自明。作为纳税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然而，实践中发现，个别纳税人长期不履行纳税义务，待征地拆迁开始后，为获得完税凭证，从而享受停产停业补偿，才进行相关税款的补缴和滞纳金的缴纳。虽然国家税收政策得到了贯彻，但这部分长期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拆迁改造的背景下，相当于以少量滞纳金换取了高额的停产停业补偿，惠民政策在落实中陷于被滥用之虞。不仅如此，“不患寡而患不均”，个别人钻营得利的现象在遵守法律法规的正当纳税群体乃至普通基层群众

中还引发了不稳定因素。

五、预防犯罪的对策建议 根据我区的拆迁工作任务，结合全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发生在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我院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区农村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仍将呈上升趋势。因此，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防范：

（一）坚持打防结合的方针，注重源头治理和预防 一是检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于农村基层村干部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要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分流、及时初查、及时立案、及时提起公诉，对典型的犯罪案件要进行曝光，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查办一案，教育一片，有效地震慑犯罪，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完善预防工作机制，构建社会化的预防网络。检察机关可以在涉农征地拆迁的主管部门、乡（镇）村组建立检察工作联络点和联络员，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的联系工作制度，并会同纪检、监察、审计和土地等有关部门结合查办案件的特点和发案规律，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及时向发案单位和主管部门发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堵塞漏洞，从源头上达到预防目的。三是继续加大对违章建设的治理力度，不断净化和规范拆迁市场秩序。实践表明，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与违章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违章建设的重灾区往往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涉农征地拆迁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区各相关部门要以深入推进“抓党建、治违建、创先争优促发展”主题活动为契机，继续加强对违章违法建设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按照补偿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坚决遏止违法建设诱发的诸多后续问题。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内外部的监督制约 一是配好配强村“两委”干部。在基层农村组织每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之前，镇党委要全面深入掌握在任“两委”班子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各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既要强化村党支部在村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配好配强村“两委”干部。要通过设计科学的审批、决策程序，不断健全“两委”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农村干部中的“一言

堂”。

二是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口指导。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加强村级民主决策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发挥好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生活会等民主决策制度的作用。对于在经济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及农村政策、在集体重大经济事务决策和管理中违反程序，独断专行，在村务公开中弄虚作假、侵犯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干部，应提出批评并要求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涉嫌职务犯罪的，要及时移送相关机关。三是加强经常性的廉政教育。镇党委、政府应把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短期专门培训或轮训的方法，抓好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增强其自我约束，抵制诱惑的能力；引导他们合理使用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并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将集体资金用于投资保值增值的项目、农民入股分红，使村干部真正为村民办实事、谋福利，缓和干群矛盾。四是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各镇（街道）纪委、农村会计服务所等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征地补偿费管理的监督力度，确保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领导小组依照相关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的发包、出租申请进行认真审核，并对其后续的发包、出租工作进行跟踪和监督；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对农村集体土地对外发包事项进行审批时，要注意其决策程序是否符合《昌平区村级事务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暂行规定》的具体要求，并加强对村务公

开工作的监督。

（三）注重研究解决拆迁领域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主要包括对征地拆迁中衍生行为的界定、引导及规范等问题。如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自身获取的内部消息的便利，在得知土地即将征用拆迁的信息后，采取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向原土地承租人承租地块，待土地征用拆迁时获取暴利；在农村拆迁过程中，由于公房拆迁补偿费用比私房拆迁补偿费用低，有的村委会为使村集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采取将村集体所有的公房以个人名义（通常是村民委员会成员）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虽然这些行为在目前看来，并不构成职务犯罪，但如果不加以规范和引导，不进行相应的处理，将会引发群众的不满，不利于农村的和

谐稳定。

（四）强化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司法建议

结合一线办案情况搜集、整理征地拆迁领域涉农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法律适用和完善层面，着重对犯罪主体身份认定和管辖分工方面存在的难点进行研究，积极提出相关的法律适用及司法建议，避免因认识分歧产生的“两不管”案件；对相关环节及人员的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倾向性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村基层和谐稳定大局。

二、新形势下拆迁环节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及特点

一是“拖”。行使职权者不给拆迁户讲明拆迁政策，不签定协议，让拆迁户心存疑虑。虽签订好协议，但不及时计算、通知领取补偿款，等把被拆迁人“拖”急了，等待被拆迁人上门“纳贡”。

二是“给”。拆迁过程中好多是熟人关系，犯罪嫌疑人自然要给予照顾，拆迁中补偿标准就高不就低，熟人也心知肚明、知恩图报，人情关系演变成权钱交易。

三是“钓”。犯罪嫌疑人“放长线钓大鱼”，谈拆迁条件时，先给被拆迁户按最低标准谈，最后再按最高的标准进行赔付，使被拆迁户产生一种自己占便宜的感觉，“自愿”给犯罪嫌疑人送上好处。

四是“套”。涉案人员应动迁企业主或委托人的要求，随意虚构事实、增加动迁项目进行补偿，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从中捞取好处。

三、如何预防拆迁环节职务犯罪的相关建议

（一）把握四个环节。

1、对拆迁施工单位的审查：一是对拆迁单位的资质审查，看是否符合资质要求；二是对拆迁单位的信誉审查，看是否有在竞标时行贿的记录，是否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记录。

2、对拆迁房屋面积的测算审查：一是防止虚假测算，夸大房屋面积；二是防止虚设户头，将根本不存在的住户编入测算拆迁补偿安置之中。

3、对拆迁补偿安置的审查：一是防止虚假户口的进入和利用时间差安置户口；二是防止利用租赁协议套取拆迁补偿安置；三是防止工作人员放宽补偿标准或超标安置住房面积，从中收受贿赂；四是防止以劣等房源套取优等房源。

4、对拆迁资金的使用审查：主要是防止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和挪用拆迁资金。

（二）采取四项措施

1、细化相关制度和工作纪律。在一般情况下，拆迁工程除要建立工作人员廉政承诺制、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审批制以外，还应建立补偿安置复查制、资金安排分析制、拆迁信访接待制和文书档案管理制。

2、实行拆迁信息公开制度，做到“阳光”操作。为增强拆迁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规范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在拆迁过程中应对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拆迁安置程序、拆迁单位及工作人员身份、拆迁对象的自然状况、投诉和复议渠道等进行公开。

3、实行复审制。在拆迁测算工作结束和户口冻结以后，要组织拆迁工作人员对测算结果、户口状况进行复审，并吸收所在街道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小组人员以及拆迁居民代表参与监督。如果因工作量太大，时间来不及，可以实行抽审或对重点、疑点进行复审，但为了保证复审监督的力度，复审率一般不能少于２０％。

4、加强财务审计。拆迁工程结束后，审计部门对该项工程的财务审计结果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公开反馈：一是向建设单位的上级部门反馈；二是向纪检监察部门反馈；三是向投资方反馈。如果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要向案件管辖的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移送相关材料。

完善拆迁工作机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拆迁工作制度、流程，实施办法。推行征迁公示制度，对被拆迁人的拆除面积、安置人口、拆迁补偿评估报告等全部在拆迁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完善拆迁款财务结算、支付制度，禁止拆迁工作人员将拆迁款直接交与被拆迁人。可建立拆迁信息网络系统，拆迁房屋影像资料、评估报告、安置人口、补偿协议全部录入该系统并由建设部门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第三篇：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由于其过程往往涉及政府多家单位和多个管理部门，资金投入量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有的甚至日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行业性“潜规则”。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了很多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但是，由于建设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工程建设领域涉及面广，这一领域仍然时时受贿犯罪的重灾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几年查办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情况，抓住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成因以及预防对策等几方面方面进行探讨。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现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史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两年间，商业贿赂犯罪立案查办的９３７４件１００４３人，其中受贿７２５０件，占查办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立案数的７７．３％；行贿１８７９件，占２０％。此外，还有单位受贿６１件，对单位行贿２２件，单位行贿９２件，介绍贿赂７０件。

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单位所属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领域。据统计，发生在这几个领域的案件７

９９０件，占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的８５．２４％。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２９９９件，单位所属工程建设２８８１件，土地出让１１１０件，房地产开发１０００件。

另外，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类违纪违法案件158件166人，其中厅级干部3件3人，县处级干部34件3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18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干部28人；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再结合近两年来新闻曝光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具体个案，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已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的重点领域。从各种统计数据看，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仍呈高发态势，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而且案件涉及的犯罪金额也比较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群众利益。

二、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1、涉案人员行政级别高，多为建设单位领导及管理人员。工程建设领域涵盖众多部门和人员，一旦发生权钱交易行为，手握实权的“一把手”领导及评标、评审专家、工程师、工程交易中心人员等均可能涉案。据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2、犯罪手段多样。主要有：直接权钱交易，利用各种名义直接送钱送物，拉拢收买相关人员；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串标围标；变

更设计、虚设施工项目增加工程量，提高工程造价，骗取建设单位工程款等各种犯罪方式贯穿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

3、窝案、串案现象明显，涉及范围广泛。工程建设涉及招投标、工程增减、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多个环节，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涉及管理部门众多，且部分职能交叉，程序复杂，手续繁琐，为使每个环节畅通无阻，承建方往往不择手段行贿所涉环节的关键人员，从而形成窝案、串案，相关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

4、重要环节的频发性。工程建设覆盖面宽，涉及的部门、环节较多，资金周转数额及伸缩空间大，客观上为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贪污、受贿主要在招投标、资金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工程预算变更四大环节。

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原因

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本应是技术、质量、信誉的竞争，却变成了贿赂的竞争，造成了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盛行，成为人人皆知的“潜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当前城市化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工程建设市场供过于求。各建筑企业、工程队为求发展生存，争夺工程建设项目，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抢占市场。这导致了一些利欲熏心，抵不住诱惑的领导趁着自己手中有权，充分利用工程建设项目攫取钱财，创造“灰色”收入。

2、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早已出台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

律法规，但现行法规体系仍存在不配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尤其是在具体落实的各个环节上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不能有效防止人为因素。按现行职能分工，工程建设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由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另外，建设市场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也影响了对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管理方式不规范，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暗箱操作的状况依然存在。

3、法律规定存在疏漏。现有机制下缺少对招投标弄虚作假、非法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手段，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过低，执法不严、惩治不力，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人可以有恃无恐地钻相关制度漏洞，为腐败行为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另外，侦察人员出于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往往注重对受贿人的打击而轻视对行贿人责任的追究。对行贿人而言，违法成本远低于通过行贿获得的利益，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等诸多诱因下，他们依然肆无忌惮。

四、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防范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损害了相关单位甚至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有的案件还给国家工程建设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资产损失。这些惨痛的教训充分说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刻不容缓，鉴于其严重态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土

壤和条件，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1、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⑴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和整合政府审批职能，尽量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应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以解决目前工程建设审批环节过多、暗箱操作、效率低下等问题。⑵改革现行招投标管理体制，强化对工程建设市场的统一有效监管。进一步强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完善招投标运行机制，确保招投标各环节“阳光操作”。

2、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⑴在办理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严厉查处有关人员利用招投标受贿索贿，突出打击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标的单位和人员。坚持“从严治吏”的原则，不断强化侦查手段和技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使有罪者获刑，打消腐败份子的侥幸心理，发挥刑法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⑵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份子，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从法律的角度追究其刑事责任。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揭露犯罪。

3、规范企业行为，实行廉政准入制度。所有进入建设市场从事建设工程承包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廉政资格审查，对于那些有行贿劣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取消一定时间的投标资格，限制其进入建设市场参与工程建设承包活动，堵住贿赂源头，防止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工程建设市场，维护和促进建设市场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是预防犯罪的重要

措施，包括对企业的财务、资质及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督。

4、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顶得住诱惑，不做金钱的俘虏。

预防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工作是预防人员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的一项重点预防工作。只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职务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突破口和把握切入点，多措并举，建立健全与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铲除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使其“主观上不想犯罪、客观上不能犯罪、监督上不让犯罪”，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发生。

第四篇：探究新农合领域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及对策

探究新农合领域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及对策

时间：2012-02-27 作者：刘超

来源：正义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政府组织、支持下,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政府和社会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共济的医疗制度,是帮助农村居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有效途径。然而一些定点医院却把“黑手”伸向农民“救命钱”,把从医疗基金管理部门套取资金作为个人创收和医院谋求发展的“捷径”,这加剧了新农合资金的运行风险,从根本上影响了群众利益的实现。两年来,永新县检察院共立案查办“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3件4人,占立案总数的36.3%,在查办的3件“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贪污2件3人、受贿1件1人。本文拟通过分析该院查办的多起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来透视这一领域的犯罪特点、案发原因,以便寻求解决对策;进而维护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一)犯罪性质多为贪污犯罪案件

在该院立案查办的3件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案件2件,占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总件数的66.6%,这与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权力、作案手段以及发案环节有关。如彭某某,在担任永新县高溪卫生院院长期间,从业务收入中截留部分业务收入款设立“小金库”,之后采取隐瞒手段,个人非法占有“小金库”中业务款,在当地农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一般都为共同犯罪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过程中,需要必要的资料,且报帐程序涉及环节较多,因此,大多为共同犯罪。在侦办的3起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都属于共同犯罪,他们分工明确,形成较为成熟的车间运行模式。有的负责联系借用农户的参合证和户口薄,有的负责购买伪造的外地就医报销凭证,有的负责到“新农合”医疗管理中心报销。

(三)发案单位一般都为乡镇卫生院

在所查办的3件涉新农合职务犯罪人员中,发案单位都为乡镇卫生院,占涉“新农合”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100%。其主要原因就是乡镇卫生院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承担单位,是涉及“新农合”领域职务犯罪的多发部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很大的决策权、经济管理权和财务审批权。

(四)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多样性

在“新农合”资金的职务犯罪和诈骗犯罪中,其作案手段主要有两种——虚报、冒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1、采取“挂床治疗”方式。通常采取门诊治疗转住院治疗方式。从被调查的情况看,对门诊虽有一定比例补偿,但补偿比例明显低于住院补偿,也就是说,农民生病后,住院治疗发生的医药费报销比例要高;而一般来说,农民患上需住院治疗的大病相对较少,而头痛、感冒等小病时有发生,但不需住院治疗。因此,农民在缴纳费用后,认为付出了,就想有回报,而定点医院为了效益也会给患者开药,不住院回家打点滴,都按住院费用报销。

2、全面伪造或篡改住院病人和相关住院资料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就是对没有在医院就诊的参保人,伪造或篡改其病名、病历、处方和费用发票,甚至给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员提供发票遗失证明,用于新农合的二次报销。并请人在住院病人报销花名册上签字盖章或按手印,达到套取保险金目的。

3、超权限手术、重复收费和多收费,虚增住院病人费用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如使用价格比较高的药物,不合理检查,任意增加不必要诊疗项目的收费。擅自提高、夸大收费标准,故意串换治疗项目和结算项目,在对参合患者实施名不符实的治疗项目的同时,瞒骗患者串换诊疗项目,或套用高价位的诊疗项目,瞒骗患者虚增治疗项目同时伪造相应的病历、处方,由此虚增病人住院费和药费,达到套取保险金的目的。

4、克扣住院治疗的参保人获赔的保险金。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报销领回保险金后,在发放给被保险人时,以有的费用未能获赔为由,不支付给参保人,套取资金。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成因

(一)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医疗卫生单位和医务人员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医疗设备落后,经济效益较差,医务人员待遇低,大多数基层卫生院举步维艰。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为乡镇卫生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不少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相当差,平时的普法教育流于形式,真正学法懂法的不多,法制观念十分淡薄,他们不是把握机遇,提升自己,发展自己,而是利用监督制度的缺陷和管理上的漏洞,违反规定和职业操守,采取违法手段套取保险金,非法获取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把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作为难得的发财机会。有的甚至在法庭被告席上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犯罪,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吃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构成犯罪。

(二)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参合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公示的项目、内容、形式和时间作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示内容是按季或月度综合公示,对于一些参保人员住院、门诊新农合报销补偿的情况,没有依照医疗费用、审核同意、报销补偿一览表的形式公布,由于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引导不到位,有些参合农民对其知之甚少,缺乏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少数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在小恩小惠的诱惑下,配合医院作假、或随意将自己的证件借给他人、或亲自造假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为犯罪发生提供了空间。

(三)管理监督不到位

尽管乡镇按要求成立了“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和“新农合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开展工作绝大多数是面上的指导工作,对于监督管理工作少之又少。另外,在人员的管理上,县、乡两级存在管理缺失的现象,造成了原则上两级都管,实际上两级都管不到位的现象。由于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引导不到位,有些参合农民对其知之甚少,导致绝大多数新农合参保人对于新农合报销补偿具体的内容一知半解,不知道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不知道如何办理报销程序和手续。能报销下来就好像意外得到的一笔钱,绝大多参保人不管能否报销补偿多少。参保人失去知情权,从而失去对新农合报销补偿的自身监督权。

三、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注重预防工作,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医生职业道德

新农合的实行是党中央农村政策实行支农、护农、爱农的体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投入了大量的配套资金,为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医疗补偿款被侵占是一种有害于民生、有害于社会、有害于党和政府政策正确实施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不但给参保农户在经济上造成损失,而且影响国家的支农、惠农的政策实施,影响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严打涉农犯罪,维护农民利益,始终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之一,通过打击震慑犯罪,用打击来促进预防,做到打击一个、治理一方、教育一片。但是光靠打击是不够的,检察机关要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结合查办案件,分类分层次帮助发案单位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宣传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增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 2 员的拒腐防变意识,通过筑牢“思想道德和动机防线”,使人自觉放弃职务犯罪意念,自觉抵制腐败,自觉坚守道德防线、把握纪律底线、远离法律的高压线。

(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要规范乡镇卫生院的操作行为,本着具体、系统和便于操作的原则,针对容易产生不正之风的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一套防范以权谋私的规章制度,把权力真正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严格规范各乡镇卫生院的工作流程,按医疗常规建立门诊、住院病人登记薄,住院病人要有病历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资金要确定专门人员、建立专门帐户和专门档案。要严格规范财经纪律,坚持收支两条线,做到日清月结。要加强对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制定科学的付款和记账方式。付款凭证除存根、记账外,要形成一联给报销农户,以备事后入户回访和农户提出异议;结合农户医疗补偿的实际,在补偿时及时进行电脑录入制表,与付款凭证形成对应,在出纳和主办交接时核对确认签字,在账务处理时可以以表代账,将付款凭证记账联作为附件。付款存根与农户看病凭证装订成册入档备查。

(三)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督力度

全面实行医务公开,通过公布卫生院的经营状况,公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发放情况,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基层政府和县(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要增强监督意识,落实监督措施,切实履行起监管职责。堵塞漏洞。同时,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因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相应的责任,以增强监督管理的责任感,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失职和权力滥用。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和国家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好政策,使广大农民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提高广大农民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公开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制度规定,提高广大农民认知度和知情权,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要加强对镇级合管办日常工作的监督。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县、乡镇二级“合管办”资金拨付、使用的监督,对出现的问题和不规范问题提出整改,保证资金的安全,以防出现违规、违法现象。

(四)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惩治职务犯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特殊预防措施,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符,能够起到对腐败分子本人的特别预防作用和对其他人的一般预防作用,只有惩治有力,才熊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因此,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信息交流,互相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强大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违纪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大对新农合资金的监管审计力度,发现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审判机关要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处力度;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特别是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以及利用新农合资金实施犯罪的案件,集中力量优先查办、快办快结、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作者单位:永新县人民检察院

第五篇：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调查

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调查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04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短短6年时间，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7000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30亿元。然而，随着农机补贴政策资金规模“水涨船高”，各方利益团体的种种违规动作也随之“层出不穷”。搭农机补贴政策“便车”借机谋利的行为开始浮出水面。山东省阳信县检察院结合在农机系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对该系统案件类型、案发特点、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案发特点

(一)犯罪主体、手段多样。农机领域的职务犯罪触及了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和贪污罪三个罪名，其中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是农机主管部门，贪污罪的主体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组成的共同犯罪主体。犯罪主体的多样性是源于手段种类多，通过对犯罪类型的分析，农机补贴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手段集中体现在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和共同套取公款上，特别是前者，根据回扣的收取方式和最终去向的差别，分别构成个人受贿和单位受贿。

(二)犯罪对象与农机补贴款具有关联性。农机补贴从原来每年数千万到2009年补贴130多个亿，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该领域的各类职务犯罪和巨大的利益冲击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性。比如套取农机补贴款的贪污行为，犯罪对象就直接指向了农机补贴。由于每年中央下拨各省的农机补贴款是定额的，其中如果出现虚报冒领的行为，自然会挤占购机补贴惠农的空间。再如，农机部门或农机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贿款都是经销商个人的钱财，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所谓的“公关费”最终都会在农机补贴中“埋单”，因为经销商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为了抵减行贿的成本，经销商一般是通过提高农机产品售价的方式把负担转嫁给购机农户，进而也就缩小农户得到的实惠，给农机补贴打了“折扣”。

(三)贿赂已经成为农机补贴领域的潜规则。通过调查发现，农机主管部门或个人收受、索要农机经销商的商品回扣，以及收受购机农户的“好处费”，已经成为农机补贴领域的潜规则。在被调查的农机主管部门中，从2005年至2008年间，每年都有10余家经销商给予农机主管部门或个人回扣。对此，有的农机经销商反映:“虽说我的农机产品很受农户欢迎，也在《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中，但如果我不拿„农机推广费‟，农机部门照样以我的产品不适合本地生产为由，把我排除在当地市场之外，况且农机70%的货款是先由农机局代收的，我要不给他们回扣，那70%的货款会被推迟给付，我的资金就无法周转。”由此看来，农机部门不仅决定着企业能否进入这个特定的农机市场，而且还卡住了企业资金的周转，这就难怪农机补贴领域形成了如此牢固的“潜规则”。

二、犯罪原因

(一)利益驱动，权力寻租。目前的农机补贴政策留给农机部门的权力空间比较大，一是审查购机农户是否符合补贴条件;二是借农机推广的名义，指定农户购买某些农机品牌，虽然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农机主管部门指定农机品牌，但实践中农机部门对农机厂家的销售仍执掌“生杀大权”;三是直接介入市场交易，与购机农户签订购机合同，收取货款。

上述三项权力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地成为了一些农机部门或个人掘取利益的工具。当农机补贴金额突破百亿元后，巨大利益的诱惑使某些农机主管部门和个人不再甘心成为一个“中立者”，而是不断延伸权力的触角，竭尽所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一些农机主管部门借“农机推广”的名义收受经销商的贿赂、借审查购机农户资格的便利收受农户的好处费等行为，就是典型的权力寻租的表现。

(二)监管不到位，造成农机补贴款流失。在农机补贴发放过程中，农机补贴款从中央下拨到各省，资金流转过程并不经过市、县。县一级农机主管部门的职责是审查购机农户是否符合补贴条件，然而制度的设计缺少了监督，致使个别农机部门的工作人员伙同经销商编造虚假购机手续，套取补贴款。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缺少自上而下有效的权力监管。县级农机部门对购机农户的资格审查后要上报审核，而省市两级农机部门往往都是进行形式审查，缺少实体审查。二是缺少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农机部门对购机农户的审查情况公布不全面、不及时，张榜公示往往流于形式。三是缺少由里到外的自我约束，农机主管部门内部缺少自我约束机制，各种重大事项往往靠部门负责人“一言堂”，其他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形同虚设，成为了“一把手”的傀儡。

(三)法律观念淡薄。在农机部门，个别人员甚至把收受回扣、贪污农机补贴款当成是为单位创收的正当途径，有的甚至扬言:“我们单位从上一任领导就是这样，也不好改了，我们这么办最多也就是多吃多占，还能是违法犯罪?”由于对法律的无知，行为上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三、预防对策

(一)减少中间环节，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间环节过多、行政权力干扰，是诱发农机部门及其内部人员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农机补贴政策的设计上应逐渐完善市场主体结构的调整，尊重市场规律，给农机主管部门一个准确的定位。

农机主管部门不宜作为农机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合同主体，而应是监管主体;产品的流转也应从经销商→农机局→农户的间接渠道，转变为经销商→农户的直接渠道，从合同签订到付款、交货的全过程，农机局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得干扰双方交易行为。这样设计，一方面可以避免农机局借助签合同之机，以“农机推广”为由，指定农民购买某一种特定品牌的农机产品，消除农机主管部门对企业和农户的权力干扰;另一方面可以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促使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公平交易、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

(二)明确权力界限，还权于民。扩张是权力的本性，如果不加限制，任何权力都会“出轨”而侵入私权的领域。以农机部门的农机推广职能为例，这项职能本意是，农机部门通过在信息流通、监督管理等职能方面的优势，努力发挥职能部门的服务作用，将适合农业发展的农机设备和技术介绍给广大农户。然而，由于该项职能缺乏明确限制，一些农机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就出现了偏差、甚至背离了职能设置的宗旨，以服务为名，搞权力补贴、人情补贴，变惠“农”为惠“己”。因此，法律法规或政策应当对类似农机推广这样的“模糊职能”明确化，指出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特别对不可为的行为，要明确责任追究办法和处罚机制，不给个别部门和人员留下制度漏洞。

(三)搭建阳光交易平台，严格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过程。农机部门可以尝试设立农机交易场所，为农机经销商提供摊位和展销场地，农机经销商负责组织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销售;同时配备专用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视频摄像头等设备，将农机补贴的申请、协议上报、审核、供货审批、补贴资金结算等环节纳入网上办公平台。同时，还要做到程序严密、运行透明。农机交易所受理农户申请，根据优先条件和报名先后次序确定购机补贴对象。笔者认为，农户购买补贴机具的具体操作程序可以设计为以下步骤:(1)咨询了解政策;(2)看样选机、确定机具规格型号、与供货方在限价内议价定价;(3)现场拍摄购置农民数码照片，连同有效证件提出购机申请，上传购机管理系统;(4)交易所进行资格初审，签订补贴购机申请;(5)省、市农机局市场监管员网上核审，购机补贴申请(协议)生效，向供货方下达供货通知单;(6)购机户向供货方缴付购机差价款，供货方出具发票;(7)购机户持供货通知单、购机补贴申请(协议)表、缴付购机差价款发票到供货处办理提货。(作者单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检察院)

来源：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