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论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问题分析
简论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问题分析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吴演梅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所谓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供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市政工程建设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了房屋建筑工程、交通建设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力工程等等,所以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
论文关键词 市政工程建设 职务犯罪 国家供职人员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基础建设项目不断上马,但因工程建设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已逐渐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时有发生,职务犯罪发案率和受处理人数远超出其他领域。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番禺区作为广州的南拓发展重地,区域内工程建设投资大、项目多,亚运城、广州铁路南站、广汽、中船、河涌综合整治、路网综合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纷纷上马。为确保工程质量、维护民生、维护地区经济,番禺区检察院近五年严厉查处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66件67人,占同期该院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41%,其中10万元以上大案48件49人,副处级以上要案10件10人,涉案总金额2600多万元。
一、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主要特点
(一)涉及范围广
完成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工期长,投资大,涉及多个不同的部门、单位;从立项、审批、招投标、施工、监理、质检、验收及工程款项、资金运作,都客观地存在着职务犯罪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纰漏,滋生腐败。2009年番禺区检察院查办的番禺区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系列案中,行贿人吕某某在多项市政建设工程中,分别向征地、填土、进度款审批、监管核算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验收、协调等等各环节负责人行贿合共120多万元,可谓是全面“打点”。
(二)涉案数额大
由于一般建设工程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十亿元,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下大“赌注”。在相互竞争中,贿赂款水涨船高数额惊人。2009年番禺区检察院查办的电信系统腐败案中,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的冼某就收受了电信电气工程设备供应商200多万元贿赂款;2010年番禺区检察院查办的番禺区林果系统职务犯罪系列案中,负责监管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验收以及工程款拨付等职责的番禺区林果管理办公室主任曾某某,收受绿化工程承包人贿送的款项60多万元。
(三)犯罪行为隐蔽性强
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回扣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名目繁多,如劳务费、信息咨询费、茶水费等。有的犯罪还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强。2007年番禺区检察院查处的番禺区广电系统集体腐败案中,在台长方某某、韩某某等人指示下,下属公司经理程某某、何某某、郭某某在工程建设及设备购置过程中,随意串同工程承建商虚开工程发票套取巨额现金,任意授意设备商加大价格侵吞虚高货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四)职务犯罪共生性凸显
以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看,往往会出现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多人、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上述66起案件中,窝串案多达38件,比例高达57.58%。如2007年广电集体腐败案,上至台长下至中层干部、部门经理共8人被立案查处,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4人,另有34名干部职工参与私分国有资产被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又如2009年番禺区检察院查办的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系列案,共立案16件16人,受贿人牵涉番禺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办公室、区土地开发中心、区交通局等多个单位以及某镇主管建设的副镇长。以及2010年查办的林果系列案4件4人、自来水系统案件5件5人、2011年查办的绿化工程领域系列案5件5人等,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
二、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法制观念淡薄,个人私欲膨胀
法制观念淡薄、个人私欲膨胀,部分要害岗位党员领导干部在高额利益面前未能坚守正确的理想信念,走上犯罪道路。2007年广电集体腐败案中,副台长韩某某在谈及自己与何某某、郭某某共同贪污450万元时亦曾懊悔地说:“我是出于贪心而铸成大错,如果当初我能把持住自己,不是自己的钱坚决不拿,我是不会落得如此地步的”。2010年林果系列案,区林果管理办公室营林科科长李某某忏悔“随着工程的不断增多,接触的包工头也多了,见到他们很轻松就赚一大笔钱,我的思想开始有想法了,觉得自己那么辛苦打份工,收入却没法跟人比,因此,思想开始动摇了„„”。
(二)利益竞争激烈,“潜规则”盛行
一般建设工程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十亿元,所获得的巨大利润令人垂涎,随着建筑市场的快速发展,一些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如雨后春笋,个体承包户鳞集毛萃。然而工程建设市场仍然是“僧多粥少”,竞争十分激烈。不少建筑公司、承包户为了能取得工程项目和追求利润,便以金钱铺路,贿赂开道,打通关系,争夺工程建设项目。久而久之,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变成了贿赂的竞争,造成了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盛行,往往是明码标价、约定俗成,成为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三)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要害部门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在工程建设的重大事项上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个人意志常常不受牵制地进入权力过程。外部监督机制不畅,内部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监督措施不力、监督效果差。在2007年广电集体腐败案中,就出现“正副台长联手合谋,下属公司经理为保住肥缺尽力巴结,承建商为自身利益有求必应”的情况,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上下联动,内外勾结,相互关照,使民主决策、廉政制度沦为摆设,集体决定成了集体腐败。
三、应对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的建议
(一)坚决保持打击重点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
强势打击市政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后台多硬、关系网多密,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不留情,不手软;不断强化侦查手段和技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打消腐败份子的侥幸心理,发挥刑法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给妄图以权谋私和行贿的人敲响警钟。
(二)“点面结合”积极开展重点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环境和土壤。近年,番禺区检察院对市政工程建设领域的预防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是加强预防宣教工作,潜移默化地引导手握工程建设权力的人员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2010年10月,番禺区检察院建成全省基层检察机关首个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成为全区及至全市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阵地,目前已接待参观246批10600余人,对于促进地方党风廉政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二是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大力开展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先后开展了京珠高速公路广珠北段工程、南二环重点工程、番禺区“惠民一号”治水工程三大专项预防,积极协助业主单位以教育为基础、完善制度为保障,从完善重点环节监督制约机制入手,建立起规范的工作流程管理和健全的预防工作机制,营造良好的工程建设环境。
(三)加强行业调查推动重点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专业化发展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开办廉政专题讲座以及现场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市政工程建设各环节管理“盲区”,发送“检察建议书”,堵塞行业漏洞,全面推动重点行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专业化发展。2011年3到4月间,番禺区检察院就对曾案发的番禺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85位公职人员进行调查,调查问卷显示,现阶段市政工程现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采购物资收受回扣,占10%;基础建设收受回扣,占30%;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占15%;公款公物私用,占30%;其他,占15%。受调查人员普遍反映市政工程建设领域仍然面临较大诱惑与廉政风险,反腐倡廉意识必须加强,防线必须加固,同时认为日常性的廉政教育对自身发展很有必要。随后,番禺区检察院根据被调查人实际需求,结合其自身行业特点和检察机关办案实际,先后开办专题犯罪预防讲座3场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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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简论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研究分析
简论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研究分析
论文摘要
本文以浙江省H市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情况为样本,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剖析原因,寻找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
土地整理 职务犯罪 犯罪主体
土地整理是近几年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而推出的新政策,主要面向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是一项“民心工程”,对优化农村土地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又是一面双刃剑,对土地整理的不规范操作容易侵害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引发各类刑事犯罪。近年来,随着笔者所在H市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不断推进,政府对土地整理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该领域职务犯罪也随之发生。2011年以来,H市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土地整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件15件17人。本文着重就近三年H市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情况作一专项剖析,分析其犯罪特点、产生的原因,提出预防对策。
一、土地整理的含义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土地利用现状,采取行政、经济、工程、技术、法律等手段,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等利用结构进行调整,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达到协调人地关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呈现四个特点
(一)协助政府管理土地整理项目的村级干部成为主要犯罪主体
根据有关规定,土地整理项目最初由国土部门土地整理中心作为业主单位,负责项目招投标和项目建设的管理、监督等,后来上述职责下放至基层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乡镇等基层政府一般委托项目所在村行使上述职责,村干部就成为协助政府管理土地整理工作的“主力军”。这些“村官”学历不高,但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但家长作风明显;上级领导信任,但权力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因此,从犯罪主体看,H市土地整理领域的职务犯罪几乎都与村干部有关,涉案的17人中,除基层政府、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个体包工头各1人外,其余均为村干部,其中村支书7人,村委主任、副主任7人。这些村干部互相串通,利用负责土地整理项目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为自己“创收”,共同犯罪现象突出,村支书、村委主任双双“落马”的有5个村。如,H市某县检察院2012年查办的该县某镇土地整理领域职务犯罪系列案共8件9人,涉及该镇5个行政村的6名村干部。此外,有2名村干部自己就是“包工头”,为取得土地整理项目,以金钱铺路,利用“人头熟”的优势,想尽办法贿赂本村和邻村干部。
(二)违法环节和涉及罪名集中
案件所涉土地整理项目多为宅基地整理、复垦,造田造地等工程,犯罪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一是申报立项环节。土地整理项目必须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由村、镇逐级上报至国土部门,经国土、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实地勘测,符合标准的方能批准立项。二是招投标环节。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后,一般由基层政府组织招投标,但基本上由村干部具体操作。有些村干部与工程承包人关系密切,个别人甚至与承包人共同投资购买推土机等设备承接土地整理施工项目;有些承建合同也是由所在村作为业主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有的村干部无视规定,直接参与招投标竞争。三是工程款拨付环节。土地整理项目的资金由政府下拨,根据工程完成量分阶段通过验收后,由基层政府拨款到村。上述环节中,村干部拥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从而为公共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有的村干部利用协助管理土地整理工程的便利条件,将部分工程款借给个人用于经营活动。涉及的罪名主要集中在与职务犯罪密切相关的受贿罪、贪污罪以及行贿罪,其中,受贿罪比例最高,占70.6%。
(三)犯罪手段相对集中
一是采取虚报征地面积、虚增工程量等手段,骗取补偿资金,占为己有。如,H市Z某受贿案中,其利用协助乡政府监管宅基地整理工程的职务便利,虚报房屋拆迁赔偿款,并占为己有。二是招投标随意性大,潜规则盛行。主要表现在:默许串标,泄露标底,使行贿人顺利中标;为规避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投标的竞争,压低工程预算至50万元以内;自作主张,以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方式直接将土地整理工程发包给行贿人承建;以村“两委”名义要求中标承建单位以更换项目经理的方式将工程转包给行贿人,由行贿人支付给中标单位一定数额的“管理费”作为补偿。三是恶意串通,使工程承包人取得远高于实际造价的工程款。土地整理项目拨款一般包括拆迁、工程建设及后期维护等费用,因而拨款金额往往多于工程的实际造价,结余的款项应留存村集体用于工程后期维护。但一些工程承包人却能通过贿赂村干部,顺利取得预付款甚至超额取得工程款。如,H市C某承建村某地块的土地整理工程,为顺利结算工程款,多次贿赂村支书、村委主任。该工程中标价格为30万元,实际拨款为60余万元,但该村集体仅留存4万元,其余全部作为工程款结算给C某。此外,还出现了两种更为恶劣的手段:一是包工头“自选项目”。即行贿人为使自己承包的土地立项后取得承建权而贿赂村干部。如,上述H市C某从同村村民处转包到一块土地,通过“跑关系”,在取得该地区国土局同意立项的许诺后,通过贿赂村支书、村委主任等,使该地块的土地整理项目得以顺利立项。尔后,C某再通过非法挂靠、串通投标的方式取得该项目的承建权。二是以追加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协议的方式多结工程款。即工程承包人为获得远高于招投标合同约定造价的上级拨款,通过贿赂村干部,与工程所在村签订虚假土地承包经营协议,将原本应留存于村集体的结余款“榨干”。
(四)举报线索大幅增加,易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土地整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直接侵害了农村群众的利益,造成村民举报数量增加,该领域已成为涉农举报中除征地拆迁以外的第二热点。2011年以来,H市某基层检察机关收到群众实名举报村干部涉嫌土地整理中的职务犯罪线索36件,占涉农举报线索的40.9%。举报人如果对职能部门对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处理不及时或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易引发多次上访或集体上访,有些甚至恶化为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上述该基层检察院受理的群众举报,大部分都是集体上访,举报人除到检察机关外,还到信访局、纪检委以及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
三、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产生的三大原因
(一)项目审核不严格
一是低报标的,就地招标。把实际工程量超过50万元的项目压缩到50万以内进行招标,规避县(市)级交易中心的招标监督。二是串标、陪标。为符合招投标制度要求的必须有3人以上投标的规定,投标人串通陪标,无论谁中标,均由其中一人实际承包。三是直接议标。据查,该市某县1700万某农居房工程项目没有招投标资料,中标单位的反馈是直接议标,而非通过正规招投标形式获得。四是中标单位实质转包。中标单位中标后,根据项目所在村的领导要求,将工程交由指定人员承建,中标公司收取管理费。
(二)工程款发放审核不严格
一些村集体或村干部采取虚报冒领的方式骗取土地补偿款,或者收受他人贿赂款后,为他人顺利结算工程款大开绿灯。如Z某某贪污案中,其采用制作村道拓宽工程、村道硬化工程及防洪堤工程等虚假工程报账资料,骗取移民资金19万余元并予以私分;利用监管村宅基地整理工程的职务便利,虚报房屋拆迁赔偿款,骗取公款4万余元。又如C某甲、C某乙受贿案中,二人拥有审核、签字多项权力,多次收受贿赂方钱款后,为对方顺利结算工程款提供诸多方便。
(三)项目管理制度不全、流程操作混乱
H市现有的农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都普遍存在操作管理混乱和制度执行不严格的问题。依照H市规定,该市所有土地整理项目应当以政府牵头进行公开招投标以及管理所有工程事项。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基层政府委托了项目所在村作为土地整理项目的业主单位,将拨付工程款的权力下放到项目所在村村委,而并未采取任何监督管理的应对方法,使得部分村干部借暂时保管政府拨款及管理村公章之机大肆敛财。
四、防范和惩治土地整理领域农村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干部选拔和教育培训,完善村务公开机制
高度重视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录用,切实将群众支持拥护、党委政府放心、工作认真负责、真正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录用到农村干部队伍中。高度重视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组织村干部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和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纪观念,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工作责任心,树立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高度重视村务公开,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定,对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土地整理项目的上报和工程款的拨付要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公示。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农村干部依法办事、注重程序的良好作风,夯实从源头上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基础。
(二)强化流程监控,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国土部门和乡镇基层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土地整理项目从立项、发包、施工管理、验收到工程款拨付的全过程的监管,不能权力下放,缺乏监督制约。主要是:在立项时要加强对土地整理项目的规划管理,把土地整理的面积、工程量以及资金预算等重要内容相对明确地固定下来,从源头上防止出现弄虚作假现象;要严格按招投标工作规定,对工程承包人资质、投标条件进行严格把关,严格按招投标程序开展工作;要加强对土地整理项目中标后续监督,着重检查中标承建单位与实际工程承建人是否一致;要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定期进行资金审计,杜绝违规预付或超额拨付工程款;土地整理项目验收合格后,要定期进行回访,实地检查工程质量,听取所在村村民的意见。
(三)强化打防并举,完善犯罪预防机制
加大打击力度,对于发现的村干部职务违法违纪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依纪依法从严查处。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要重点办,优先办,以查案的实际效果震慑犯罪分子。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干警联系基层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检察室的作用,把预防职务犯罪关口前移;要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开展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基层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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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为贯彻落实省、市“两会”代表委员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结合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程建设领域资金投入大、工程项目建设多,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分析和研判,开展好我市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现将我市2008年至2011年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
罪情况分析如下:
一、2008年至2011年全市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总体情况及特点
2008年至2011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工程建设领域共立办职务犯罪案件89件96人。其中,2008年11件11人;2009年17件17人;2010年38件38人;2011年23件30人。案件呈总体上升趋势。通过对上述案件的统计分析,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为贪利型职务犯罪,受贿犯罪比重大。其中贪污犯罪案件18件24人,占20.2%;受贿犯罪60件60人,占67.4%;同时触犯贪污、受贿两个罪名的案件5件5人,占5.6%;挪用公款案件2件3人,占2.2%;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占2.2%;行贿犯罪案件2件2人,占2.2%。
(二)从发案单位性质来看,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发生范围广,但相对集中。89件案件所涉及的单位或领域包括党委、政府机关、交通、卫生、移民、国有企业、国土、教育、乡(镇)、村等。这些领域或单位均涉及到工程建设项目,有的是单位办公楼建设、有的是职工宿舍、也有的是道 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案件相对集中的部门或领域一是政府机关,共19件19人,占立办案件总数的21.3%;二是交通系统,共21件21人,占立办案件总数的23.6%。
(三)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来看,工程建设领域科级干部职务犯罪现象突出。89件案件中,涉及正科级领导干部28人,占立案人数的29.2%;副科级以下干部50人,占案件总数的52.1%;处级干部5人,占案件总数的5.2%;专业技术人员7人,占7.3%。
(四)从发案环节来看,职务犯罪几乎涵盖了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其中,发生在工程招投标环节的案件25件;工程建设过程中(主要指工程建设中的款项拨付、相关问题的协调、处理等)的案件49件;征地拆迁环节17件;检查验收环节4件。
(五)权钱交易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把手”犯罪现象突出。在工程建设中,单位“一把手”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89件案件中,涉及“一把手”犯罪33人,其中31人受贿,2人贪污;二是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于招投标环节、工程款拨付环节和工程建设环节,其中,招投标环节25件,占28%;工程款拨付和工程建设环节49件,占58%。
(六)犯罪金额呈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涉案金额211.8万元,人均犯罪金额19.26万元;2009年涉案金额290.46万元,人均犯罪金额19.36万元;2010年涉案金额535.5万元,人均犯罪金额21.99万元。
二、发案主要环节及其表现形式
工程招投标环节。作案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意拆分整体工程,规避招投标,从而利用权力使潜在的中标人中标,从中收受贿赂。如鲁甸县原电力公司经理桂某受贿案,在该公司及下属部分乡镇供电所办公用房建设中,故意把工程拆分为主体工程和装修工程,并在预算时将金额控制在50万元以内,规避招投标,在发包时从中收受贿赂。二是以合法的招投标行为掩盖私下的交易行为。如2010年永善县院查办的赵某某受贿案件,整个案件的招投标行为合法规范,但行、受贿方却在招投标之前已私下进行了行、受贿行为,后续的招投标却使得私下交易更为隐蔽,增加了查办案件的难度。
征地拆迁环节。征地拆迁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发生在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作案手段主要是篡改原始调查数据、抬高被征土地级别和林木类别,虚报冒领实施贪污或受贿行为。如2003年-2005年,在水麻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水富县两碗乡“支路办”主任谌某某和国土所所长杨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提高土地等级、虚报征地面积、将灌木林变更为三级旱地或者变更为用材林等方式“帮助” 村民黄某某、魏某某、王某某、李某某、温某某、余某某等人多获取赔偿补助款,村民黄某某、魏某某等6人为表示感谢,分别送给谌某某、杨某某贿赂款共计45200元。又如镇雄县院查处的邓某某涉嫌贪污、受贿一案,据查,征地工作开始后,因邓某某等征地组成员吃住于周某某家,周便提出请邓等人在丈量、登记时对其和亲人给予关照,致使周某某、其兄周某某、其妻弟朱某某、朱某某等四户的土地和树木类别数量被抬高、增大,实际领取国家征地补偿资金110071元,超额获得58950元。事成后,邓收取上述
第四篇: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分析
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分析
时间:2011-11-28作者:张红刚
来源:正义网
河北省检察系统开展支农惠农资金监督检查活动以来,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结合定州市近两年来涉农补贴资金种类多、涉农补贴款数额大、涉及部门多的现状,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狠抓成效,由反贪局抽调五个小组对中小学校舍维修资金、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农机具补贴、畜牧补贴及家电、汽车下乡补贴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2010年7月,在保定市院的统一部署下,定州市人民检察院查处了定州市农机部门六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农机补贴政策帮助他人销售农机具后共同受贿二十余万元的窝案。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庆波,定州市农牧局原副局长(正科级),犯罪嫌疑人白耀辉,定州市农牧局农机推广站站长,犯罪嫌疑人徐景伟,定州市农牧局农机管理科科长,犯罪嫌疑人代伟,定州市农牧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犯罪嫌疑人甄兵祥,定州市农牧局副科级科员(协助副局长日常工作),犯罪嫌疑人白志奇,定州市农牧局农机管理科副科长。
犯罪嫌疑人李庆波、徐景伟在定州市农牧局任职期间,共同预谋利用负责节水精播项目工作之便,擅自决定将省里推广的节水精播机调换成普通型号的播种机为生产厂商多谋求利益,待生产厂商得到利益后再向其收取好处费。2008、2009年共收取生产商好处费两万五元,除将其中的一千元用作科室经费外,其余两万四千元被李庆波、徐景伟等人俵分。
2008年犯罪嫌疑人李庆波、白耀辉、徐景伟、代伟、甄兵祥、白志奇等在定州市农牧局任职期间,共同预谋利用负责农机补贴工作之便,为经销、生产享受补贴农机的农机经销商和生产商等多挣取利润,待经销商、生产商获利后,向经销商和生产商收取好处费共计十九万八千元。收取后由犯罪嫌疑人李庆波、白耀辉、徐景伟、代伟、甄兵祥和白志奇依据其在农机补贴工作中的分工和所起作用将十九万八千元赃款俵分。判决情况:李庆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白耀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徐景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代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甄兵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白志奇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二、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特点一:犯罪具较大“危害性”
此案涉案金额不大,但社会危害性较大。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大打折扣,损害了国家形象同时也极大的侵害了农民利益。自2004年国家开始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由国家支付涉农补贴款、涉农补贴项目广泛,目的是为了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而这样一项支农惠农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节水精播”项目是我省2007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支农惠农补贴项目,补贴款由省财政支付。节水精播机的补贴额度要比普通播种机的补贴额高出很多,但这种机型适用于缺水的山区作业,对于平原地带不太适用,但这高额的补贴使生产厂家看在了眼里,各找门路大力推广业务,与各地农机部门负责人员联系,业务员们的推广承诺使农机部门的负责人员心知肚明,利益随之而生,同时也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执行者损害了政策法规执行的严肃性,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原意,将老百姓对国家政策的认识带入误区,进而使得老百姓对国家所制定的政策的公信力产生质疑,长此以往必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特点二:犯罪行为具有“广泛性”
通过办理此案发现涉农案件中犯罪行为呈多样化,犯罪人员的范围及层次也呈现出广泛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从办理案件过程中看到行贿受贿以及贪污行为不再仅限于生产厂家及经销商与农机部门之间,也存在于各种层次的人群中。如:农机部门的工作人员 1
将补贴指标给亲朋好友谋利,本不需要该机具,却以补贴价购买后以低于市场价格再出售给真正需要机具却拿不到补贴指标的农户从中谋利。又如经销商利用与农机部门的良好关系用借来的身份证多占补贴指标按补贴价格购机后又以市场价格出售给真正所需的农户继而谋利等。行为多样,人员广泛,而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了国家农机补贴项目的种类上,从国家补贴目录中不难看出,农机具各种各样,成百上千种,这也给想从中谋利的人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国家的补贴款有定额但对于补贴到哪种产品上没定额,职能部门自主决定权就具有了伸缩性,它可根据情况将国家的补贴款进行分配,农机具机型配备指标的多少就被控制,就会加大农机生产厂家的竟争,当然利益也就与之挂沟。
特点三:犯罪手段具有“隐避性”
农机补贴项目工作由农机部门管理负责,“节水精播”项目由该局管理科负责开展。农户申报后,管理科人员负责审核申报,并指定经销商,一切合乎规定,没有发现犯罪迹象。而有的院已查出:“节水精播”项目中造假骗取补贴款案件,农机部门人员伪造人名申报购买该机型后,由该部门人员将购回的“节水精播”机分到人头上,各自出卖获利,另有购机后廉价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出售获利后与农机部门人员均分,犯罪手段不一。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后,迅速展开工作,按申报的人名走街串户核实真伪,核实中发现,农户是真,但“节水精播”被“偷梁换柱”。农户都买到了精播机但并非是我省补贴项目中真正的“节水精播机”,特殊“节水型”全部换成的“普通型”,因为两种机型的补贴额度有差别,厂家获利后将好处费给了农机部门的人员,用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的目的,并且手段隐避,这是此案特点之一。
特点四:团伙犯罪的“必然性”
办案中发现,此案的完成仅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分工合作,联手完成。在我市农机补贴项目上,各种农机补贴项目主要由农机管理科和农业推广站管理负责,所有农机补贴都必须经两部门之手才可获得。各种农机生产厂家业务员首先要找到主管农机的负责人即主管农机的副局长,暗示中达成利益共识后,由主管局长与管理科长和推广站站长依职权及所负责的项目共同预谋如何操作实施,再由部门负责人根据共谋议项转授给本部门具体工作人员操作实施,所有参与人员均能从厂家给的好处费中获利。整个过程不难发现此案件的完成只有各部门人员联合才能完成,形式的合法性掩盖了其背后的“暗箱操作”,国家给农民的钱被侵吞,而团伙作案也呈现了它的必然性。
特点五:犯罪行为突出“职权性”
此案的另一大特点体现在“职权性”,以“权”换“钱”,即农机部门工作人员与经销商之间的利益交易。我市的农机经销商数十家,竞争激烈,而能够经销到农机补贴项目中的农机具业务成了众多经销商的竞争目标。“宁可不挣钱也要给农机拉关系,拉上关系后不怕没钱挣”这是我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个经销商所说的。可见,其中的奥妙之处也只有业内人士深知了。办案中了解到,国家补贴目录中的各种农机具均由经销商代理,而农户要想享受到补贴就要到农机部门指定的经销户处购买,否则购买不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而经销商销售的补贴农机数量越多其获利越大,因为厂家会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补贴提单给其一定比例的返利。如:一台联合收割机可返给经销商30%的利润。经销商获取返利后按每台的价格给农机负责人员出取好处费。生产厂家汇总补贴提单后向国家申报补贴。三方受益,利益的最大化,将国家的惠农政策贬了值。这一特点看到制度的缺失让“职权”过于集中,监督流于形式,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农民受益,不能有利的贯彻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
三、由本案引发的思考及对策
1、应科学制定现实有效、操作性较强的支农惠农政策。一项政策从上到下的贯彻和实施首先应考虑到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节水精播”项目中看到,此种机型不适于大泛围推广,制定政策文件及落实时应有预见性,而不应将是否执行此政策的自主决定权下放给基层职能部门,使权利自由化,要从政策源头上进行制约,就会降低犯罪的发生情形。
2、加强对农机补贴资金的管理进一步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2008年国家将部分农机补贴资金的使用权下放给了基层农机部门,由各县市依据其各自的需求决定将该资金补贴在何种农机具上,虽然增强了该补贴项目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同时赋予各基层农机部门的权力过大,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3、加大对国家支农、惠农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广大农民由于对这项工作了解不够,没有意识到这是国家对广大农民的扶持和帮助,而是认为如果没关系就得不到这些补贴,于是部分有购机需求的农户为买到有补贴的农机具还要托关系、找门子,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使得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成了一些干部吃、拿、卡、要的工具,这些干部从中得到了好处、尝到了甜头,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谋求更大的利益,以至于到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4、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提高监管效能。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和农牧局等组成的联动监督协调机制,把农机补贴资金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对违纪违规行为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加强警示教育和纪律整顿,在该系统内部开展自查自究活动,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第五篇: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由于其过程往往涉及政府多家单位和多个管理部门,资金投入量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有的甚至日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行业性“潜规则”。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了很多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但是,由于建设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工程建设领域涉及面广,这一领域仍然时时受贿犯罪的重灾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几年查办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情况,抓住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成因以及预防对策等几方面方面进行探讨。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现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史数据显示,2007年、2008年两年间,商业贿赂犯罪立案查办的9374件10043人,其中受贿7250件,占查办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立案数的77.3%;行贿1879件,占20%。此外,还有单位受贿61件,对单位行贿22件,单位行贿92件,介绍贿赂70件。
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单位所属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领域。据统计,发生在这几个领域的案件7
990件,占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的85.24%。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2999件,单位所属工程建设2881件,土地出让1110件,房地产开发1000件。
另外,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类违纪违法案件158件166人,其中厅级干部3件3人,县处级干部34件3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18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干部28人;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再结合近两年来新闻曝光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具体个案,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已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的重点领域。从各种统计数据看,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仍呈高发态势,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而且案件涉及的犯罪金额也比较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群众利益。
二、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1、涉案人员行政级别高,多为建设单位领导及管理人员。工程建设领域涵盖众多部门和人员,一旦发生权钱交易行为,手握实权的“一把手”领导及评标、评审专家、工程师、工程交易中心人员等均可能涉案。据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2、犯罪手段多样。主要有:直接权钱交易,利用各种名义直接送钱送物,拉拢收买相关人员;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串标围标;变
更设计、虚设施工项目增加工程量,提高工程造价,骗取建设单位工程款等各种犯罪方式贯穿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
3、窝案、串案现象明显,涉及范围广泛。工程建设涉及招投标、工程增减、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多个环节,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涉及管理部门众多,且部分职能交叉,程序复杂,手续繁琐,为使每个环节畅通无阻,承建方往往不择手段行贿所涉环节的关键人员,从而形成窝案、串案,相关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
4、重要环节的频发性。工程建设覆盖面宽,涉及的部门、环节较多,资金周转数额及伸缩空间大,客观上为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贪污、受贿主要在招投标、资金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工程预算变更四大环节。
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原因
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本应是技术、质量、信誉的竞争,却变成了贿赂的竞争,造成了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盛行,成为人人皆知的“潜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当前城市化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工程建设市场供过于求。各建筑企业、工程队为求发展生存,争夺工程建设项目,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抢占市场。这导致了一些利欲熏心,抵不住诱惑的领导趁着自己手中有权,充分利用工程建设项目攫取钱财,创造“灰色”收入。
2、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早已出台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
律法规,但现行法规体系仍存在不配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尤其是在具体落实的各个环节上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不能有效防止人为因素。按现行职能分工,工程建设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由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另外,建设市场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也影响了对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管理方式不规范,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暗箱操作的状况依然存在。
3、法律规定存在疏漏。现有机制下缺少对招投标弄虚作假、非法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手段,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过低,执法不严、惩治不力,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人可以有恃无恐地钻相关制度漏洞,为腐败行为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另外,侦察人员出于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往往注重对受贿人的打击而轻视对行贿人责任的追究。对行贿人而言,违法成本远低于通过行贿获得的利益,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等诸多诱因下,他们依然肆无忌惮。
四、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防范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损害了相关单位甚至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有的案件还给国家工程建设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资产损失。这些惨痛的教训充分说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刻不容缓,鉴于其严重态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土
壤和条件,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1、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⑴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和整合政府审批职能,尽量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应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以解决目前工程建设审批环节过多、暗箱操作、效率低下等问题。⑵改革现行招投标管理体制,强化对工程建设市场的统一有效监管。进一步强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完善招投标运行机制,确保招投标各环节“阳光操作”。
2、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⑴在办理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严厉查处有关人员利用招投标受贿索贿,突出打击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标的单位和人员。坚持“从严治吏”的原则,不断强化侦查手段和技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使有罪者获刑,打消腐败份子的侥幸心理,发挥刑法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⑵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份子,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从法律的角度追究其刑事责任。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揭露犯罪。
3、规范企业行为,实行廉政准入制度。所有进入建设市场从事建设工程承包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廉政资格审查,对于那些有行贿劣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取消一定时间的投标资格,限制其进入建设市场参与工程建设承包活动,堵住贿赂源头,防止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工程建设市场,维护和促进建设市场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是预防犯罪的重要
措施,包括对企业的财务、资质及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督。
4、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顶得住诱惑,不做金钱的俘虏。
预防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工作是预防人员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的一项重点预防工作。只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职务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突破口和把握切入点,多措并举,建立健全与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铲除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使其“主观上不想犯罪、客观上不能犯罪、监督上不让犯罪”,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