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探析5

第一篇：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探析5

教育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探析

宋友艳1，张克强2（1.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检察院，黑龙江 绥芬河 157399）

摘要：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是在教育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利以权谋私，或者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近年来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系统地分析研究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类型、特点等问题，对于预防教育领域职务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教育；高校；职务犯罪

教育是传播社会文化，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教育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发展进步。近年来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已成了职务犯罪的多发区，特别是发生在高校的腐败案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涉案金额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领域这一圣洁的殿堂中的职务犯罪上升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深层次地分析研究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相关问题，是探讨如何构建惩治和预防机制的重要途径，对于做好教育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预防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实。

一、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及种类

职务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法学研究者对与职务有关犯罪的概称，也被称作“腐败犯罪”，与国外刑事法学理论上的公务员犯罪、白领犯罪等概念相似。在我国，所谓的职务犯罪，狭义上往往仅指依法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与职务有关的犯罪被纳入经济犯罪的范畴。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些犯罪之所以被类型化为不同的犯罪，主要是犯罪主体的差异，以及其所侵犯的抽象的法益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的行为特征基本相同，特别是利用职务便利这一特征，没有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狭义上对职务犯罪的归类，是我国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反映。因此，从犯罪学角度看，职务犯罪应当包括非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实施的犯罪。比如，非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生产、作业中因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可以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又如，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证券交易所的从业人员进行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可以成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上述犯罪行为属于行为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只是犯罪主体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的“职务”，不仅包括代表国家行使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职责、职务，还包括存在于其他领域的为了实现各种活动的秩序化的职责、职务。这种研究范式更适应于市场经济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因此，我们认为职务犯罪是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正常秩序，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是指在教育领域中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或者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对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声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1]。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主体是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具体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国有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产业或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一样，并不具有较大的区别，因此，这里的教育领域一般指的是校园 1 内的职务犯罪，特别是高校内的职务犯罪，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教育领域职务犯罪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贪利型犯罪

贪利型犯罪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从第382条至第396条规定了12个罪名，如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等。《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二）渎职型犯罪

渎职型犯罪是指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从第397条至第419条规定了35个渎职罪名，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等。《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7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第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第169条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三）侵权型犯罪

侵权型犯罪就是行为人滥用职权，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刑法》第四章规定了9个罪名，如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等。

二、新时期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发案部门相对集中

近年来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发数量不断上升，大案要案也逐渐增多，过去犯罪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居多，现在涉案金额甚至已达百万、千万。学校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基建、采购等部门。学校采购（包括后勤）环节尤其是学生用品和各种图书采购历来是学校职务犯罪最高发的领域之一，个别人在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学校职务犯罪中一个比较传统的特征。基建领域发案率高是晚近学校职务犯罪的一个特征。我国学校从 2000 年起开始大幅扩招，各地学校都在扩大自己的办学规模，基础建设也相应成为了各学校的重点工作。这些工程往往是由学校特别是由学校党政领导自己决定的，因此基础建设就成为了职务犯罪滋生的“温床”，少数领导干部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通过暗箱操作从中渔利。另外，随着各大学校尤其是名校自主招生的权限越来越大，“招生”很可能是将来学校招生部门职务犯罪高发的领域之一。

(二)窝案、串案比例较大

窝案、串案所占比例较大，经常出现“查办一人挖出一窝，办理一案带出一串”的现象，集体腐败已成为学校职务犯罪的一个新特点。窝案、串案主要表现为学校内部的分管领导、下属单位负责人之间串通一气，为了少数小团体的利益，形成同盟，共同犯罪[2]。“窝案、串案增多”是学校职犯罪的一个必然，在学校的决策过程中，由党政领导决策而由中级干部执行是目前我国高校决策机制的基本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领导参与其中，这学校的相关主管责任人员集体决策，但由于集体决策没有受到更大范围的制约，因此造成集体腐败犯罪。

（三）涉案人员学历高、年龄轻

从学校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年龄来看，学校职务犯罪主体的“高学历”特征是现在学校人才结构决定的。为了实现学校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近年来各学校选拔了一大批学历层次较高，业务水平较好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干部队伍中来。所 2 谓“高学历”是指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习经历及其以上的硕士、博士学习经历。我国学校经过多年建设以后，学校的高学历结构已经成为了现实。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 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144.03万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为53.34%。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在作案时，往往考虑精细，布局缜密隐蔽性相当高，并且反侦查能力强，这就给办案增加了难度，案件错综复杂，处理较为困难。

（四）涉及到的主要罪名是“受贿罪”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受贿罪”在整个学校职务犯罪中发案率最高[4]，主要因为学校在基础建设过程中牵涉到开发商与校方关系。这是学校职务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相同的特征。从学校职务犯罪涉案金额来看，涉案的总金额有逐渐增大之趋势，个案中涉及的金额可以说是达到了巨大。相对于高等院校这种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这样巨大的金额是比较惊人的。这一特征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另外，在职称评审、课题立项等相关活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现象。

三、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完善教育领域相关立法

反对腐败，法制是保障。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进入空前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2005年为21%。2009年为24.2%，在学总规模达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与教育事业发展的迅猛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教育领域立法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但是，大多数立法都是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施行，2006年修订）。同时，目前教育立法中关于职务犯罪的内容并不很多，即便是有，也不是很缜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有：（1）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以下情况只规定了行政责任：（1）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2）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3）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员的；（4）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5）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6）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更是只有一条法律责任，即“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二）强化内部监督、制度监督机制

根据权力监督的一般原理，权力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自我监督和内部监督；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制度监督和外部监督。职务犯罪是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腐败、导致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环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 3 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及教育领域贿赂防控机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其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某些行政部门和学校屡屡出现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问题，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而且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公正配置。学校内部监督组织虽然有纪检、审计、工会等内部监督组织，但是这些内部监督组织和部门都是在书记、校长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被监督者管理监督者，如何监督？教育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运作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用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当权力失控后，它的存在就成为产生腐败的重要源头，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抓好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工作。由此，强化权利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规章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前提。包括:党内民主生活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招生招标公开、经济责任审计、重大事项报告、校务公开、信访举报，述职述廉，以及问责追究等制度，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要特别重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要围绕师生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人、财、物管理等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抓住决策、执行、结果等主要环节，实现权利运行过程的动态公开，并把动态公开与全程监督相结合，切实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5]。

（三）整合侦查职能管辖

我国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职能管辖冲突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管辖冲突形式。职能管辖也叫立案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在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分工[6]。在刑事司法方面，由两个机关分别享有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不利于对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破。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人民检察院负责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的立案侦查。另外，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既包括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等犯罪，又包括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侵占等犯罪。现实中各机关在对待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时，所用的办案手法、操作程序乃至谋略都是不同的，这会造成并案侦查时的效率降低与效果不好的局面；若分案处理，则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到底应由谁具体执行，侦査中的冲突如何协调、如何解决的问题？

解决刑事诉讼案件立案管辖冲突，可以通过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使检察机关能够基于其法律监督的地位，侦査、管辖容易引起立案管辖冲突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而保证侦查活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有效地收集证据，以确保案件质量，从而避免立案管辖冲突发生。另外，还可以改变现有的警检关系来解决立案管辖的冲突。因为公诉案件立案管辖冲突是由于侦查主体的多元化和互不交叉以及检警两家的相互牵制而对罪名认定不一致，因此，实行“检警一体化”，以保证在侦査方向上、证据的收集上和案件性质的认定上的一致性，就能够解决立案管辖冲突问题。参考文献：

[1]邹鹏.职务犯罪均应剥夺政治权利[J].人民检察，2012，（9）.[2]莫洪宪.高校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基本理念与价值目[J].法学论坛，2007，（2）.[3]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77.[4]陈世伟.高校职务犯罪：典型生成及预防机制研究[J].犯罪研究，2010，（10）.[5]饶桂生.高校职务犯罪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1）.[6]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07.收稿日期：2014-01-29 4 作者简介：宋友艳（1973-），女，黑龙江大庆人，教授，刑法教研部主任从事刑法学研究；张克强（1971-），男，辽宁宽甸人，检察长。

The job—related crim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fer to the abuse of powe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n causing grave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In recent years, the rate of the crimes has risen, especially in colleges.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s from happen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nd deeply research such crim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key words: education;college;job—related crimes

第二篇：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

征地拆迁领域

涉农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区也提出了建设“京北创新中心，国际科教新城”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签约落户我区，由此，我区土地整理的任务十分繁重，旧村改造步入快车道，涉农征地拆迁的压力越来越大。我院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发现，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借当前法律法规不完善、工作机制不健全之机，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实施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不仅造成拆迁改造工程的惠民效果大打折扣，更因资源分配不公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阻碍了拆迁工作的有序进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打击、监督、教育、预防、保护等职能作用，我院对近三年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力图为惩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提出建议，更好的服务我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一、查办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9年以来，我院共受理初查涉农职务犯罪线索38件49人，立案查办了14件22人。其中，涉及农村征地拆迁领域的线索共计16件25人，立案查办8件15人，占我院立案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68%。经法院审理已经做出判决的9名被告人中，2名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名被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

二、案件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涉农职务犯罪线索及立案查办的该类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存在以下几

个突出特点：

一是涉案主体主要是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被举报的25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线索中，5人系村委会主任，6人系党支部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另有6人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占被举报的68%。在立案查办的15人中，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50%。

二是线索以署名举报为主，立案案件多为自行发现。16件涉农征地拆迁职务犯罪线索中，署名举报的有7件，占44%，匿名举报的3件，本院其他部门移送的2件，自行发现的4件。8件立案查办案件中，自行发现的4件线索均成功立案，占50%，署名举报和本院其他部门移送的各2件。三是举报时间集中在农村“两委”班子换届前后。2007年至2009年，我院受理的涉农职务犯罪线索较少，共计9件，基本没有征地拆迁领域的线索。2010，正值农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同时，农村拆迁改造工程相继大规模推开，在此前后反映征地拆迁领域涉农职务犯罪线索的数量激增，接近前三年此类线索的2倍。

四是内外勾结、共同犯罪的窝案串案特征明显。由于征地拆迁工作环节众多，该领域职务犯罪往往是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之间或者与其他人员相互勾结作案，以共同犯罪、涉嫌数罪的形式出现。我院立案查办的8件农村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中，4件为串案，即由一起受贿案件深挖出行贿案件3件3人。窝案2件，共涉及8名犯罪嫌疑人。五是涉案罪名集中在行受贿案件上。在立案查办的8件15人中，贪污案件1件3人，行受贿案件6件10人，挪用公款案件1件2人。可见，在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以行受贿为主。

三、犯罪的四种主要手段

通过剖析近年来查办的涉农征地拆迁环节职务犯罪案件，我院发现此环节职务犯罪在手段上呈现多样化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表现形式：

一是向欲承揽拆除原有房屋业务的施工队收受或索要贿赂。目前，我区征地拆迁工作涉及到多个镇村，拆迁的面积很大，但是，拆迁市场因为专业性不强，准入门槛不高，造成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不少施工队为了拿到拆迁合同，或主动或被动的向握有施工队选择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已成为拆迁市场的“潜规则”。

二是利用发放征地拆迁补偿费的时间差挪用公款。由于拆迁工作涉及不同的被拆迁户，环节多，周期长，进度不一，由此造成拆迁补偿费的滚动下发或暂时滞留，这就给具有拆迁费管理权的人员挪用提供了可能。如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在一年时间内，个人决定将本村村民的拆迁补偿款814万元分10次借给他人进行经营活动，至案发时仍有

180万元尚未归还。三是伪造征地拆迁项目或内容，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一般是被拆迁户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相勾结，以工作存在失误、审查把关不严、领导有交代等为说辞，使被拆迁户的相关手续顺利过关，共同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后分赃。已经发现有下列不法行为：

1、采取伪造的方法，虚假延长被拆迁地块承包合同年限，骗取根据延长的合同年限多给予的预期补偿；

2、冒用已去世村民的名义倒签合同，编造征地拆迁补偿承诺，骗取根据拆迁补偿承诺多给予的补偿款；

3、移花接木在其他地块的他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和纳税证明，多骗取企业停产停业补偿款；

4、事先通过内部渠道获取拆迁信息，在即将纳入拆迁的地块上抢建、抢种，多获取拆迁补偿款。

5、被拆迁户采取多报拆迁面积的虚增方式或者将已分别出租的多块土地“合成”为一“新址”进行虚拟承租的虚

构方式，骗取拆迁补偿款。

四是拆迁中介人员违规帮助被拆迁户多骗取补偿款。在拆迁过程中，为工作方便，政府往往将谈判、评估等事项委托给或一同与拆迁中介机构开展，由于评估过后建筑物在短时间内即被拆除，有些评估人员受利益驱动，采取人为操纵标准等手段，对被拆迁地块的“地上物”的数量、规格等肆意进行高估，使拆迁户获得高额补偿，进而从拆迁户收取好

处。

四、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

我院在查办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同时，及时对案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我们认为，涉农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高发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征地拆迁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征地

拆迁补偿工作随意性较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征地拆迁费用专户存储的硬性规定没有落到实处。如在某村集体土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本该由征地单位打入村镇共管账户，由镇级财政进行监管的拆迁款，却直接打入了村集体提供的7家个人或单位账户，导致镇级财政对拆迁补偿工作无从监管，进而为其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是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的审批条件执行不严。根据《昌平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被拆迁人在申请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时，被拆迁房屋应具有合法的批建手续或房屋所有权证，拆迁前被拆迁房屋实际用于生产经营，有工商营业执照，并且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被拆迁房屋，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出具纳税凭证。同时，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前期工作指导意见》，拆迁单位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被拆迁人的房屋权属和使用状况，并应制作详细的入户调查情况登记表。然而，在办案中我们发现，被拆迁人使用注册在同村其他地址经营的企业的营业执照，通过该单位补缴税款的手段获得纳税凭证，且拆迁员并未进行入户调查，导致被拆迁人的违建房获得了四百余万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村、镇工作人员及拆迁员的审查疏失、甚至积极配合，客观上为被拆迁人运用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骗

取国有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发包、出租的决策程序贯彻不力。《昌平区村级事务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暂行规定》对农村集体资产发包及出租的决策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村民代表同意，并报镇政府审批；将发包合同文本等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开”等等，但从我院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某些村集体土地的发包、出租并没有完全经过这些程序，广大村民也并不清楚集体土地发包、出租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在拆迁过程中，某些行为人与农村干部相互勾结，虚构承包合同、虚增承包面积，骗取国家的补偿款。

（二）外部监督不到位导致某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权力过于集中，农村基层组织缺乏民主决策的体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性投资大幅度增加，大量的投资通过资金划拨的形式下发到基层组织，再由基层组织根据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折算成补偿款发放到农民手中。这也就使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具有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在现实中农村基层村干部议事决策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规范制度，设置的“村帐镇管”制度在有的地方仅仅表现为形式上的管理，上级管理部门对于村居资金的分配、使用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监督和制约机制，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我院查办的案件来看，几个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间的监督比较薄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独揽大权，个人意志强，随意性大。当面对物质诱惑时，他们往往利令智昏，利用手中权力实施犯罪活动。例如某村村委会主任张某是出了名的“一言堂”，重大事情都由其一人拍板，其他村委会委员、甚至是村党支部书记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其职务犯罪行为。

（三）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综合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内部监督形同虚设

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在我院近三年立案侦查的15名涉农征地拆迁领域犯罪嫌疑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薄弱的文化基础和自律意识是发生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对农村基层干部遵纪守法的宣传越来越多，教育力度也越来越强，但个别农村干部仍然缺乏学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自觉性，对哪些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自己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缺少正确的认识，有的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村民和制度之上，无视村规民约和各项决策程序、财务制度，集体决策、村务公开无从执行。另外，村财务人员往往和“一把手”存在裙带关系或是利益共同体，其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也令人堪忧，财务人员的监督功能形同虚设。有的村会计受村书记、主任的领导制约，往往出于碍于情面、胆小怕事等多方面原因，很难严格执行相关的会计制度，不能发挥财务监督,有的村会计甚至与村干部同流合污，完全失去了监

督作用。

（四）农村征地拆迁工作的有关政策和要求不尽科学，在执行中难以避免出现偏差 一是拆迁要求与拆迁规律存在矛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关系到每一户村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往往工作流程环节较多，工作周期较长，但受现实情况的种种限制，目前大多数涉农征地拆迁工程必须在特定或限定时间内完成。因此，为了确保进度，按时完成征地拆迁安置任务，往往需要采取非常规方法，一些负责管理或协助征地拆迁工作的人员便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来推进拆迁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进度优先，政府有关部门也无奈的放宽要求，这在客观上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土壤。二是拆迁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存在漏洞。目前的涉农领域征地拆迁工作都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政府主管拆迁的部门是管理者，各类拆迁中介机构受政府委托是具体实施者。但实际上，由于拆迁工作坚持属地负责的原则，镇政府（街道）是拆迁工作的责任主体，我们无法要求镇（街道）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在此项工作中不接触被拆迁人，也就无法避免其中的权钱交易行为。所以，这种拆迁工作机制，虽然从表面上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但实际上也带来了很多深层次、隐蔽性问题。

三是管理没有及时跟进造成拆迁市场混乱。我区作为首都的城市发展新区，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房价居高不下，拆迁补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就使得拆迁补偿的利益诱惑越来越大。在现有政策出台前，由于对违章建设的认定及补偿标准较为宽松，没有及时制定新的标准，因此在拆迁领域出现了“拆托”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为在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常常在临近拆迁前大肆抢建、乱建违章建筑，以各种不合理的理由骗取拆迁补偿款。还有的甚至为减少获赔“阻力”，上下游说，并承诺将部分补偿款用来回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幅流失，也

滋生了职务犯罪行为。

（五）涉农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为滋生职

务犯罪留下了空间

征地拆迁中的衍生行为需在法律层面进行界定。根据办案实践，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自身获取的内部消息的便利，在得知土地即将征用拆迁的信息后，采取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向原土地承租人承租地块，待土地征用拆迁时获取暴利。如我院反贪局查办的线索中，发现某村委会主任采用此手段获取拆迁补偿款一千余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土地承租人的利益，在当地产生恶劣影响。

二是拆迁评估人员身份界定问题。拆迁评估人员伙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土地拆迁环节中违法违规操作，收受好处或者贪占补偿款的行为，不至因其身份而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若拆迁评估人员与社会人员勾结，进行虚假的高位评估，进而获取好处，则在犯罪的认定上产生困难。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拆迁评估人员自身身份的界定，需引起高度重视。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拆迁人是指经依法批准征用或者占用集体土地并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用地单位。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十八条之规定，征地拆迁的，被拆迁房屋的重置成新价，由拆迁人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本市房屋评估规定评估确定。在评估机构由拆迁人委托的基础上，对于非国有评估机构人员身份的认定，引发的思考是：评估机构人员贪占补偿款的行为依照刑法第382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予以认定为贪污罪，而此类人员实施受贿行为，目前只能依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上的差异及国家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工程的惠民旨意两方面考虑，依照受贿罪处罚采用虚假评估的手段收取好处的行为，打击和遏制犯罪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三是利用国家税收政策和拆迁改造的惠民政策钻营牟利。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重要作用不言自明。作为纳税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然而，实践中发现，个别纳税人长期不履行纳税义务，待征地拆迁开始后，为获得完税凭证，从而享受停产停业补偿，才进行相关税款的补缴和滞纳金的缴纳。虽然国家税收政策得到了贯彻，但这部分长期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拆迁改造的背景下，相当于以少量滞纳金换取了高额的停产停业补偿，惠民政策在落实中陷于被滥用之虞。不仅如此，“不患寡而患不均”，个别人钻营得利的现象在遵守法律法规的正当纳税群体乃至普通基层群众

中还引发了不稳定因素。

五、预防犯罪的对策建议 根据我区的拆迁工作任务，结合全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发生在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我院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区农村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仍将呈上升趋势。因此，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防范：

（一）坚持打防结合的方针，注重源头治理和预防 一是检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于农村基层村干部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要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分流、及时初查、及时立案、及时提起公诉，对典型的犯罪案件要进行曝光，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查办一案，教育一片，有效地震慑犯罪，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完善预防工作机制，构建社会化的预防网络。检察机关可以在涉农征地拆迁的主管部门、乡（镇）村组建立检察工作联络点和联络员，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的联系工作制度，并会同纪检、监察、审计和土地等有关部门结合查办案件的特点和发案规律，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及时向发案单位和主管部门发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堵塞漏洞，从源头上达到预防目的。三是继续加大对违章建设的治理力度，不断净化和规范拆迁市场秩序。实践表明，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与违章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违章建设的重灾区往往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涉农征地拆迁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区各相关部门要以深入推进“抓党建、治违建、创先争优促发展”主题活动为契机，继续加强对违章违法建设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按照补偿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坚决遏止违法建设诱发的诸多后续问题。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内外部的监督制约 一是配好配强村“两委”干部。在基层农村组织每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之前，镇党委要全面深入掌握在任“两委”班子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各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既要强化村党支部在村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配好配强村“两委”干部。要通过设计科学的审批、决策程序，不断健全“两委”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农村干部中的“一言

堂”。

二是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口指导。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加强村级民主决策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发挥好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生活会等民主决策制度的作用。对于在经济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及农村政策、在集体重大经济事务决策和管理中违反程序，独断专行，在村务公开中弄虚作假、侵犯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干部，应提出批评并要求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涉嫌职务犯罪的，要及时移送相关机关。三是加强经常性的廉政教育。镇党委、政府应把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短期专门培训或轮训的方法，抓好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增强其自我约束，抵制诱惑的能力；引导他们合理使用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并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将集体资金用于投资保值增值的项目、农民入股分红，使村干部真正为村民办实事、谋福利，缓和干群矛盾。四是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各镇（街道）纪委、农村会计服务所等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征地补偿费管理的监督力度，确保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领导小组依照相关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的发包、出租申请进行认真审核，并对其后续的发包、出租工作进行跟踪和监督；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对农村集体土地对外发包事项进行审批时，要注意其决策程序是否符合《昌平区村级事务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暂行规定》的具体要求，并加强对村务公

开工作的监督。

（三）注重研究解决拆迁领域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主要包括对征地拆迁中衍生行为的界定、引导及规范等问题。如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自身获取的内部消息的便利，在得知土地即将征用拆迁的信息后，采取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向原土地承租人承租地块，待土地征用拆迁时获取暴利；在农村拆迁过程中，由于公房拆迁补偿费用比私房拆迁补偿费用低，有的村委会为使村集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采取将村集体所有的公房以个人名义（通常是村民委员会成员）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虽然这些行为在目前看来，并不构成职务犯罪，但如果不加以规范和引导，不进行相应的处理，将会引发群众的不满，不利于农村的和

谐稳定。

（四）强化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司法建议

结合一线办案情况搜集、整理征地拆迁领域涉农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法律适用和完善层面，着重对犯罪主体身份认定和管辖分工方面存在的难点进行研究，积极提出相关的法律适用及司法建议，避免因认识分歧产生的“两不管”案件；对相关环节及人员的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倾向性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村基层和谐稳定大局。

二、新形势下拆迁环节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及特点

一是“拖”。行使职权者不给拆迁户讲明拆迁政策，不签定协议，让拆迁户心存疑虑。虽签订好协议，但不及时计算、通知领取补偿款，等把被拆迁人“拖”急了，等待被拆迁人上门“纳贡”。

二是“给”。拆迁过程中好多是熟人关系，犯罪嫌疑人自然要给予照顾，拆迁中补偿标准就高不就低，熟人也心知肚明、知恩图报，人情关系演变成权钱交易。

三是“钓”。犯罪嫌疑人“放长线钓大鱼”，谈拆迁条件时，先给被拆迁户按最低标准谈，最后再按最高的标准进行赔付，使被拆迁户产生一种自己占便宜的感觉，“自愿”给犯罪嫌疑人送上好处。

四是“套”。涉案人员应动迁企业主或委托人的要求，随意虚构事实、增加动迁项目进行补偿，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从中捞取好处。

三、如何预防拆迁环节职务犯罪的相关建议

（一）把握四个环节。

1、对拆迁施工单位的审查：一是对拆迁单位的资质审查，看是否符合资质要求；二是对拆迁单位的信誉审查，看是否有在竞标时行贿的记录，是否有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记录。

2、对拆迁房屋面积的测算审查：一是防止虚假测算，夸大房屋面积；二是防止虚设户头，将根本不存在的住户编入测算拆迁补偿安置之中。

3、对拆迁补偿安置的审查：一是防止虚假户口的进入和利用时间差安置户口；二是防止利用租赁协议套取拆迁补偿安置；三是防止工作人员放宽补偿标准或超标安置住房面积，从中收受贿赂；四是防止以劣等房源套取优等房源。

4、对拆迁资金的使用审查：主要是防止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和挪用拆迁资金。

（二）采取四项措施

1、细化相关制度和工作纪律。在一般情况下，拆迁工程除要建立工作人员廉政承诺制、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审批制以外，还应建立补偿安置复查制、资金安排分析制、拆迁信访接待制和文书档案管理制。

2、实行拆迁信息公开制度，做到“阳光”操作。为增强拆迁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规范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在拆迁过程中应对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拆迁安置程序、拆迁单位及工作人员身份、拆迁对象的自然状况、投诉和复议渠道等进行公开。

3、实行复审制。在拆迁测算工作结束和户口冻结以后，要组织拆迁工作人员对测算结果、户口状况进行复审，并吸收所在街道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小组人员以及拆迁居民代表参与监督。如果因工作量太大，时间来不及，可以实行抽审或对重点、疑点进行复审，但为了保证复审监督的力度，复审率一般不能少于２０％。

4、加强财务审计。拆迁工程结束后，审计部门对该项工程的财务审计结果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公开反馈：一是向建设单位的上级部门反馈；二是向纪检监察部门反馈；三是向投资方反馈。如果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要向案件管辖的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移送相关材料。

完善拆迁工作机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拆迁工作制度、流程，实施办法。推行征迁公示制度，对被拆迁人的拆除面积、安置人口、拆迁补偿评估报告等全部在拆迁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完善拆迁款财务结算、支付制度，禁止拆迁工作人员将拆迁款直接交与被拆迁人。可建立拆迁信息网络系统，拆迁房屋影像资料、评估报告、安置人口、补偿协议全部录入该系统并由建设部门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第三篇：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浅析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由于其过程往往涉及政府多家单位和多个管理部门，资金投入量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有的甚至日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行业性“潜规则”。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了很多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但是，由于建设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工程建设领域涉及面广，这一领域仍然时时受贿犯罪的重灾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几年查办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情况，抓住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成因以及预防对策等几方面方面进行探讨。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现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史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两年间，商业贿赂犯罪立案查办的９３７４件１００４３人，其中受贿７２５０件，占查办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立案数的７７．３％；行贿１８７９件，占２０％。此外，还有单位受贿６１件，对单位行贿２２件，单位行贿９２件，介绍贿赂７０件。

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单位所属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领域。据统计，发生在这几个领域的案件７

９９０件，占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的８５．２４％。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２９９９件，单位所属工程建设２８８１件，土地出让１１１０件，房地产开发１０００件。

另外，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类违纪违法案件158件166人，其中厅级干部3件3人，县处级干部34件3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18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干部28人；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再结合近两年来新闻曝光的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具体个案，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已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的重点领域。从各种统计数据看，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仍呈高发态势，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而且案件涉及的犯罪金额也比较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群众利益。

二、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1、涉案人员行政级别高，多为建设单位领导及管理人员。工程建设领域涵盖众多部门和人员，一旦发生权钱交易行为，手握实权的“一把手”领导及评标、评审专家、工程师、工程交易中心人员等均可能涉案。据统计数字显示，09年1至9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91件涉及307人，涉案金额8177.56万元，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8人，厅级领导干部2人。

2、犯罪手段多样。主要有：直接权钱交易，利用各种名义直接送钱送物，拉拢收买相关人员；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串标围标；变

更设计、虚设施工项目增加工程量，提高工程造价，骗取建设单位工程款等各种犯罪方式贯穿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

3、窝案、串案现象明显，涉及范围广泛。工程建设涉及招投标、工程增减、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多个环节，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涉及管理部门众多，且部分职能交叉，程序复杂，手续繁琐，为使每个环节畅通无阻，承建方往往不择手段行贿所涉环节的关键人员，从而形成窝案、串案，相关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

4、重要环节的频发性。工程建设覆盖面宽，涉及的部门、环节较多，资金周转数额及伸缩空间大，客观上为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贪污、受贿主要在招投标、资金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工程预算变更四大环节。

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原因

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本应是技术、质量、信誉的竞争，却变成了贿赂的竞争，造成了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盛行，成为人人皆知的“潜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当前城市化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工程建设市场供过于求。各建筑企业、工程队为求发展生存，争夺工程建设项目，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抢占市场。这导致了一些利欲熏心，抵不住诱惑的领导趁着自己手中有权，充分利用工程建设项目攫取钱财，创造“灰色”收入。

2、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早已出台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

律法规，但现行法规体系仍存在不配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尤其是在具体落实的各个环节上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不能有效防止人为因素。按现行职能分工，工程建设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由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另外，建设市场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也影响了对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管理方式不规范，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暗箱操作的状况依然存在。

3、法律规定存在疏漏。现有机制下缺少对招投标弄虚作假、非法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手段，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过低，执法不严、惩治不力，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人可以有恃无恐地钻相关制度漏洞，为腐败行为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另外，侦察人员出于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往往注重对受贿人的打击而轻视对行贿人责任的追究。对行贿人而言，违法成本远低于通过行贿获得的利益，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等诸多诱因下，他们依然肆无忌惮。

四、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防范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损害了相关单位甚至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有的案件还给国家工程建设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资产损失。这些惨痛的教训充分说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刻不容缓，鉴于其严重态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土

壤和条件，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1、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⑴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和整合政府审批职能，尽量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应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以解决目前工程建设审批环节过多、暗箱操作、效率低下等问题。⑵改革现行招投标管理体制，强化对工程建设市场的统一有效监管。进一步强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完善招投标运行机制，确保招投标各环节“阳光操作”。

2、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⑴在办理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严厉查处有关人员利用招投标受贿索贿，突出打击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标的单位和人员。坚持“从严治吏”的原则，不断强化侦查手段和技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使有罪者获刑，打消腐败份子的侥幸心理，发挥刑法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⑵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份子，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从法律的角度追究其刑事责任。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揭露犯罪。

3、规范企业行为，实行廉政准入制度。所有进入建设市场从事建设工程承包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廉政资格审查，对于那些有行贿劣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取消一定时间的投标资格，限制其进入建设市场参与工程建设承包活动，堵住贿赂源头，防止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工程建设市场，维护和促进建设市场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是预防犯罪的重要

措施，包括对企业的财务、资质及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督。

4、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顶得住诱惑，不做金钱的俘虏。

预防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工作是预防人员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的一项重点预防工作。只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职务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突破口和把握切入点，多措并举，建立健全与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铲除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使其“主观上不想犯罪、客观上不能犯罪、监督上不让犯罪”，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发生。

第四篇：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探究

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探究

摘要：近年来，银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侵占等案件频发，侵占、窃取客户资金的案件也屡禁不止，不仅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损害银行信誉，同时也严重危害到国家金融安全，破坏国家经济金融秩序。预防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策是：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预防体系；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

关键词：职务犯罪；银行；犯罪预防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89-02

职务犯罪也称腐败犯罪，是刑法学理上对与职务有关犯罪的概称，与国外刑事法学理论上的公务员犯罪、白领犯罪等概念相似。[1]职务犯罪是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正常秩序，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是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是银行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在存贷款业务、票据业务中违规操作，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已离不开金融活动，与此同时银行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逐渐显露，职务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2]如何有效打击并预防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新时期银行职务犯罪的特点

我国《刑法》对银行渎职犯罪规制主要有两类：一是背信贪利型犯罪，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涉嫌的具体罪名包括：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犯罪主体是商业银行）、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二是贪污贿赂等贪利型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我国刑法分别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即犯罪主体为国有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应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若犯罪主体为非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当前我国银行业职务犯罪，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

（一）犯罪主体多为单位高层，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发后往往携款潜逃

由于金融行业从业者往往手握大额资金的控制权，因此，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成为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大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公开报道中，银行系统有不少于十五名行长级高管落马，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等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案件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卷款潜逃加拿大，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卷走客户上亿存款逃往国外，涉案人员李东哲及相关人员分别于案发前潜逃境外，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孙峰携上亿巨款举家外逃。

（二）犯罪时间潜伏期限长

银行职务犯罪多为智能型的预谋犯罪，犯罪主体基于对金融业务的熟悉和特殊技能手段的应用，充分利用职务的方便，作案后能够潜伏较长时间。另外，银行职务犯罪在犯罪方法和手段方面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查证难度相对较大，较其它普通犯罪有着较明显的处罚滞后性。如前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从2000年开始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犯罪，骗取东北高速公路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多家单位的数亿元款项，2005年1月该案才案发。鲁家善1990年担任中国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权犯罪，至1997年案发。王雪冰自1993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至2003年案发。

（三）内外勾结作案比较突出

银行工作具有自身的特性，银行工作人员熟悉银行业务和具体的操作程序，能够规避银行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监管。银行工作人员的参与，使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更加隐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另外，银行工作人员容易被外部犯罪分子注意，为了达到骗贷、票据诈骗等目的，外部犯罪分子拉拢腐蚀银行内部人员，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职务便利条件进行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银行内部的职务犯罪与外部金融诈骗等犯罪相互交错，危害十分严重，实践中重大恶性金融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作案的结果。内外勾结作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人具有专业性、职业性，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如重庆农商行职员彭春与他人勾结合谋骗取储户存款，利用银行柜员的职务便利，违规转走储户存款，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银行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执行规章制度不严

有的银行不认真落实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离岗交接登记制度，脱岗和相互替岗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银行存在凭证、印鉴、票据等保管不严，在储蓄、出纳、会计、信贷等部门领用无登记，使用不监督，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随意摆放，不及时清理；有的银行不遵守保密规定对计算机使用进行管理，整个业务流程缺乏严格规范的制约，这一切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3]银行具有管理职权的人员都担负着某项职务，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一般比较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漏洞，甚至有些人集人、财、物权力于一身，并直接左右资金流向，而有的单位领导对一些明显存在的隐患和漏洞视而不见，防范意识淡漠，甚至被一些犯罪分子的假象所蒙蔽，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二）缺乏有效的预防机制，监督约束的滞后性

近几年来，司法机关在银行系统的协助下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活动，对打击银行职务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银行自身预防犯罪机制。同时预防银行职务犯罪需要社会各方面密切配合，然而，实践中缺乏相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对重点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落不到实处，导致现实中银行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职级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情节越发严重。银行监督体系中存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上下级机关间的相互监督等等。监督体系和监督形式相对完备，但是监督约束机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监督难以真正发挥实效作用。往往等到系统或部门发生职务犯罪案件，才会发现内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监督防范功能比较薄弱。

第五篇：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教育巡展观后感

《北京市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教育巡展》观后感

新媒体产业基地承担着产业发展、园区建设两项中心工作任务，园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工程建设，所以基地党委对这次参观巡展非常重视，安排主管财务、工程建设领导和规划、开发、工程、预算、党建、纪检监察等部门、二级公司相关人员20多人参观了巡展，根据安排按时集合签到、悉心倾听讲解员的案例分解。

巡展涉及决策审批、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物资采购和资金使用以及工程建设实施五个环节，收集工程建设领域的57个案例。

通过参观大家感到巡展主题突出，体现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教育内容突出，一是教育针对性强，直面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二是案例范围广，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各个环节；三是案例分析透彻，从主观原因到客观原因，从体制机制到贪恋的心理，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剖析，使我们认识到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都有发生职务犯罪的可能性，对工程建设领域教育针对性较强。

工程建设领域是腐败现象的高发区，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领域。必须加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针对当前贯彻实施《廉政准则》工作的开展，通过参观，联系实际，我们所开展的一些工作与收获。

一、完善业务流程，加强源头治理

产业基地业务涉及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诸多方面，为了从 1

源头上预防腐败，基地党委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划设计管理、总包管理、监理管理和工程预算管理等相关办法。规范合同签订流程，增加财务法务等部门会签意见，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通过建立透明的财务、工程制度，规范经营行为，规避经营风险，保障公司利益，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保护干部。

二、预防职务犯罪

根据区国资委转发区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通知精神，基地党委将《检察建议书》发至各位领导、科室部门、二级公司，制定学习落实安排，要求对照《建议书》所列职务犯罪风险点，联系实际工作，修订风险点和制定防控措施，在普遍对照检查的基础上，确定管委财务、总公司财务、工程部、策划部、经营管理部五个科室部门为重点，写出自查报告。财务部对财务制度建设、资金管理控制，工程部对项目审批环节、资金使用环节、策划部对项目立项、工程款预决算，经营管理部对业务运营计划、预算编制、合同管理、二级公司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与措施，修订调整了风险点，健全完善了防控措施。并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学习调研、制度机制健全完善、监控制约体系强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提高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意识和能力。

三、加强宣传教育

基地党委安排相关领导和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参观巡展提高了对重点领域腐败高发的认识，引起足够的警惕。还准备将展览有

关资料作为2011年廉政教育内容，使党员干部结合本人工作性质和特点，对职务犯罪给单位、家庭及本人带来的危害后果引起足够的重视，自觉抵制金钱诱惑，慎用手中权力，克服侥幸心理，增强守法观念。

产业基地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区纪委会议文件精神，抓好每个阶段的廉政建设，结合产业基地实际，不断完善制度措施，使产业基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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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