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中职务犯罪的几点分析

第一篇：民营企业中职务犯罪的几点分析

民营企业中职务犯罪的几点分析

职务犯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即为职务犯罪。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011年7月至2012年8月间，张某某在担任上海德英真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修理工期间，利用维修公司售后产品和保管公司仓库钥匙的职务便利，从公司地下室仓库内，私自提出真空泵及真空泵零配件，先后用于向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为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巨高温线缆有限公司、华胜电脑雕刻公司、同济大学、上海科利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宁瑞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成都智诚科灵仪表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奥博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高丰医疗电器有限公司、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白鹭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彩迩文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销售及维修，并通过现金或转帐的方式收取销售、维修款共计人民币4万余元。张某某以销售、维修不开票或以上海瑞研真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开票，将上述款项占为己有。

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退出全部赃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职务犯罪的目光集中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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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从实际情况看,民营企业已经形成职务犯罪的“新阵地”。公司、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重要的参与者，其运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质量。企业员工的职务犯罪，在对企业运行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恶劣影响。

目前,在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案件所占的比例最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外商独资企业的加速涌入,大量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迅速增加,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案件的发案数量也在大量增加,并具有涉案金额巨大化、犯罪主体智能化的趋势。

针对民营企业日益频发的职务犯罪问题，我国正不断完善刑法关于职务类犯罪的相关规定。

尽管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出于“人情”、“护短”、“遮丑”、“内部处理”等原因没有报案,但近年来,职务犯罪涉案人员和金额还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福建省晋江地区,当地检察院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1999年到2004年的6年里,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的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有38件56人,挪用资金案件10件11人,但从2005年到2008年的4年间,这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已分别上升到100件118人、22件22人,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163%和120%。而在2009年1月1日到2010年3月28日期间,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44件52人、挪用资金案件4件4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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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实中的统计数字已经较为惊人,但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某地,当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称,现实中的发案案件远远超过实际统计数目。“涉案人员和金额触目惊心,尽管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出于‘人情’、‘护短’、‘遮丑’、‘内部处理’等原因没有报案,近年来涉案人员和金额还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于民营企业愈演愈烈的职务犯罪现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应该构筑制度“防火墙”。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指出,民营企业不能只重视技术研发而忽略对企业的管理。应在打造优质产品和知名品牌的同时,完善内部会计控制规则,合理设置相关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 规范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对经济犯罪高发岗位要强化监督和制约,对重大的经营业务活动,必须明确办事程序与责任,形成相互制衡机制, 防范职务犯罪发生，避免职务犯罪给企业造成损失。

民营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上来,要求‘法’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否则‘法’就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也有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对于非公有制领域开展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将会日益完善。

附我国刑法关于民营企业中职务犯罪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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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271条：【职务侵占罪;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272条：【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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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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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营企业的职务犯罪

民营企业中的职务犯罪，从法律角度讲应该叫做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犯罪主体也属于一类特殊主体，即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在上述单位中的领导人员、职员和工人。司法实践中，公司、企业中常见的职务犯罪中有以下几类：

一、职务侵占罪

《刑法》第271条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职务侵占罪定义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这里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既可能是集体性质的，也可能是私人所有的，侵犯的对象必须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合法财物。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并且数额大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本罪的要件之一。所谓“职务上的便利”，一般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在本单位所具有的一定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比如：董事、监事、经理、财务人员等，并以因这些职务所产生的方便条件，即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对于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不能认定构成本罪。

侵占财物实质上就是将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实践中一般表现为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5000至10000元以上的，应予追诉。四川省内认定标准：10000元为数额较大；100000元为数额巨大。

二、挪用资金罪

刑法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这是综述）

一、（1）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2）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以上三项是分述，它们的档次是同等的）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挪用资金罪，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的，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然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并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并不具有永久占有财物的目的，而仅是故意擅自动用(既可以归自己使用，也可以是归他人使用)，但准备日后归还，这一点是本罪与职务侵占罪相互区别的关键。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的行为方式具体包括三种法定情形：一是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二是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三是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

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这里的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主管、管理和经手资金的便利。所谓归个人使用，是指挪用单位资金用于生活费、偿还债务、外出旅游以及借贷他们等。所谓营利活动，主要是指行为人挪用单位资金用于自己做生意营利。所谓非法活动，主要是指行为人挪用单位资金进行走私、贩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的，是有期限限制的，也就是只有超过3个月才能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但是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行为，不受时间限制，哪怕挪用一天、一个小时都构成挪用资金罪。

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至3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5000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163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信誉。这类犯罪人员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和职权，收受贿赂，不仅干扰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侵犯了社会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们财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1万元为数额较大、10万元为数额巨大）。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的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如主管、经管、负责或者参与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职权”是指本人职权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可缺少的条件。

索取他人的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本罪第二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四、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就行贿方而言，旨在通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谋取高于其提供的商品、劳务服务所应得的公平利润，其动机还可能是为了垄断市场、排除竞争对手，最终进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五、侵犯商业秘密罪

第219条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首先，行为对象为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有意识地通过多种手段侵犯商业秘密。过失不构成本罪。

实践中，该罪的犯罪动机表现为：(1)为了交换利益而披露商业秘密；(2)为自己从事不正当竞争而使用商业秘密；(3)为击败同业竞争对手而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4)为出卖而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5)为报复或泄愤而披露商业秘密。

第三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1、案件数量及比例。2002-2003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其中，共同犯罪4件，大要案34件。在这41起案件中，贪污案件16起，占立案总数的39%；贿赂案件11起，占立案总数的27%；挪用公款案件9起，占立案总数的22%；渎职侵权案件5起，占立案总数的12%。

2、犯罪嫌疑人素质。从45名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2%；初中文化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20%；高中文化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33%；大专以上文化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44%，高学历在此类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犯罪时的年龄分析，主要集中在30-50岁，有32人，占总人数的71%。其次是50岁以上的有7人，占总人数的16%；20-30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13%。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4、涉嫌犯罪数额。涉嫌贪污罪的贪污数额最高的达180多万元，最低的达2.35万元；涉嫌受贿罪的个人受贿数额最高的达80余万元，最低的达1.56万元；1起涉嫌单位受贿罪的单位受贿数额达204万元；2件涉嫌行贿罪的行贿数额分别是8.5万元和5.1万元；挪用公款数额最高的达15万，最低的10万；涉嫌渎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最高数额达80余万元。

二、特点分析

1、低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占相当比例。2002-2003年，共查办各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犯罪嫌疑人在35岁以下的就有20件20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4%，犯罪年龄明显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首次作案的最低年龄为23岁。干部犯罪的年龄呈下降趋势。

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3、立案数呈平稳态势，大要案增幅较大。2002-2003年，平均每年的立案数维持在20件左右，但大要案比例却大幅“上涨”。2003年立查职务犯罪案件20件，大要案就达19件，占立案总数的95%，比2002年升了20个百分点，贪污公款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挪用公款几十万元的案件已不少见。例如海化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于建军涉嫌贪污受贿104万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6、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单独犯罪较多。通过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出，多数犯罪持续的时间在1年以上，最长的达到8年；贪污、挪用和受贿也是多数多次进行，达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时间里连续作案15起，贪污180余万元人民币。45人中，单独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结伙犯罪的人数。一人即可完成数额巨大的犯罪活动，隐蔽性较大，难以被发现，证据易于销毁，因而成为一种更多采用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对个人权力监督不力导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等因素，使国家工作人员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中国的腐败状况日益严重。据统计，1993年到1996年3月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地厅级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这4年的13倍。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当于过去20年美国根据反腐败法判罪人数总和的1.5倍。从1995年揭露王宝森、陈希同案后，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李真等一个个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泰安胡建学案件、厦门海关案、沈阳慕马案件等一个个特大腐败窝案被曝光。多年、多项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最痛恨、最厌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都是腐败。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的“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反腐败”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第一位；人民网举办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网上调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以31600票遥遥领先。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避免腐败的污染呢？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腐败机会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腐败行为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多寡。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腐败机会。要消除腐败机会，最重要的是发现腐败机会。就目前状况而言，腐败机会主要存在于各项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腐败机会，就落实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上。要通过实行惩罚腐败制度、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与薪金制度相结合的公积金制度、官员引咎辞职等制度，建立严密的监控权力网络，对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当前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与市场经济公开准则相适应的办事公开机制。对掌管人财物的政府部门、实权部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其运作应切实提高透明度，全面实行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尤其是对大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公用专项业务，如工程建设、医药采购等方面，应实行公开招投标，坚决杜绝暗箱操作。（2）建立与市场经济平等准则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要限制一些权力参与市场运作，严格禁止党政军机关办企业，当前，要防止这些企业的假脱钩或明脱实未脱，利益依然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大力预防“官企”回潮。（3）建立与市场经济高效准则相适应的经济监管机制。在反腐败斗争之中，利用经济监管这种有效形式，可以切实促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如“收支两条线”规定，严格收费制度，做到处罚和收费相分离，严格取缔“小金库”。此外还要加强审计工作，通过审计监督经济活动。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第四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腐败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腐败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二、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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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败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而我国“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腐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败，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败，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败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腐败的有效途径。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腐败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腐败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腐败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腐败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腐败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第五篇：近两年来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给一些～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渐呈蔓延之势。由于权力～主体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其负效应远远超出～本身对社会造成的直接损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2-2003年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就～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数字分析

1、案件数量及比例。2002-2003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其中，共同犯罪4件，大要案34件。在这41起案件中，贪污案件16起，占立案总数的39%；贿赂案件11起，占立案总数的27%；挪用公款案件9起，占立案总数的22%；渎职侵权案件5起，占立案总数的12%。

2、犯罪嫌疑人素质。从45名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2%；初中文化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20%；高中文化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33%；大专以上文化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44%，高学历在此类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犯罪时的年龄分析，主要集中在30-50岁，有32人，占总人数的71%。其次是50岁以上的有7人，占总人数的16%；20-30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13%。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从行业发案规律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29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9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个体私营者分别是3人和2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呈高发态势，占到总人数的64%。

4、涉嫌犯罪数额。涉嫌贪污罪的贪污数额最高的达180多万元，最低的达2.35万元；涉嫌受贿罪的个人受贿数额最高的达80余万元，最低的达1.56万元；1起涉嫌单位受贿罪的单位受贿数额达204万元；2件涉嫌行贿罪的行贿数额分别是8.5万元和5.1万元；挪用公款数额最高的达15万，最低的10万；涉嫌渎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最高数额达80余万元。

二、特点分析

1、低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占相当比例。2002-2003年，共查办各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1件45人，犯罪嫌疑人在35岁以下的就有20件20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4%，犯罪年龄明显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首次作案的最低年龄为23岁。干部犯罪的年龄呈下降趋势。

2、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携款潜逃情况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统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额均超过百万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携款潜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建设银行商城分理处副主任蔺某涉嫌贪污公款180万元潜逃案，建设银行办事员袁某、傅某合伙贪污103余万元潜逃案。

3、立案数呈平稳态势，大要案增幅较大。2002-2003年，平均每年的立案数维持在20件左右，但大要案比例却大幅“上涨”。2003年立查职务犯罪案件20件，大要案就达19件，占立案总数的95%，比2002年升了20个百分点，贪污公款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挪用公款几十万元的案件已不少见。例如海化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于建军涉嫌贪污受贿104万元案。

4、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以及会计人员，业务人员犯罪现象相当严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就有2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门，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也比较集中，原为经理、厂长等“一把手”及部门负责人的有17人，原为会计人员的有5人，原为业务员的有7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6、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单独犯罪较多。通过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出，多数犯罪持续的时间在1年以上，最长的达到8年；贪污、挪用和受贿也是多数多次进行，达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时间里连续作案15起，贪污180余万元人民币。45人中，单独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结伙犯罪的人数。一人即可完成数额巨大的犯罪活动，隐蔽性较大，难以被发现，证据易于销毁，因而成为一种更多采用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对个～力监督不力导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等因素，使国家工作人员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中国的～状况日益严重。据统计，1993年到1996年3月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地厅级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这

4年的13倍。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当于过去20年美国根据反～法判罪人数总和的1.5倍。从1995年揭露～、～案后，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李真等一个个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泰安胡建学案件、厦门海关案、沈阳慕马案件等一个个特大～窝案被曝光。多年、多项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最痛恨、最厌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都是～。今年～期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的“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反～”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第一位；人民网举办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网上调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也以31600票遥遥领先。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避免～的污染呢？

可以说，上述～分子给人们树立了“～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于错误行为的定义。如果这类定义在频率、强度、持续性方面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是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诱惑突如其来，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开始出现，这对清贫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关键职位掌握实权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举手就能捞来能够满足各种物欲的金钱。再加上有些单位往往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人员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导致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对人民的贡献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权时多捞一点钱物，“人生如梦”、“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在某些部门中盛行，被一些人奉为公务活动的行为法则，从而使这些人具有了走上～的思想基矗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其实他们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

3、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已属于制度性缺陷～，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并使～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为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职务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混进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混到了领导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常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职务犯罪机会，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而犯罪机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且“～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动机的强弱”。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一方面诱发了人的犯罪动机。

2、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监督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目前的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

3、惩罚制度不严密。多数学者认为，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行为。而我国“～黑数”居高不下的事实，表明对～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最主要的，是法网不严密，人情案、关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着必然被惩罚，被惩罚也不意味着是平等的处罚。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对自侦案件的有罪判决26件32人，其中判处缓刑的26人，免予刑事处罚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虑犯罪情节及认罪态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缓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是诱发进一步～的重大因素。

四、对策分析

要想根治～，必须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标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必须先清除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的现象，永远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须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根源上遏制～的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同时要不断强化行政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塑造一批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其次，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和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监督，健全重要权力制度监

督网络，防止权力运行中的随意化和私有化，这是遏制当前～的有效途径。

～机会是产生～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动机产生之后，～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行为能否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机会的多寡。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机会。要消除～机会，最重要的是发现～机会。就目前状况而言，～机会主要存在于各项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机会，就落实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上。要通过实行惩罚～制度、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与薪金制度相结合的公积金制度、官员引咎辞职等制度，建立严密的监控权力网络，对～分子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当前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与市场经济公开准则相适应的办事公开机制。对掌管人财物的政府部门、实权部门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其运作应切实提高透明度，全面实行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尤其是对大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公用专项业务，如工程建设、医药采购等方面，应实行公开招投标，坚决杜绝暗箱操作。（2）建立与市场经济平等准则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要限制一些权力参与市场运作，严格禁止党政军机关办企业，当前，要防止这些企业的假脱钩或明脱实未脱，利益依然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大力预防“官企”回潮。（3）建立与市场经济高效准则相适应的经济监管机制。在反～斗争之中，利用经济监管这种有效形式，可以切实促进反～向纵深发展。如“收支两条线”规定，严格收费制度，做到处罚和收费相分离，严格取缔“小金库”。此外还要加强审计工作，通过审计监督经济活动。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关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切实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要建立畅通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广开群众监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要注意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把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的权力部门作为重点，把监督渗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盖在学习、工作、生活、消费、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亲属之中，做到超前监督，事前监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现象。

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借鉴西方的“以俸养廉”，提供“不愿～”的经济条件。

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维持了较低的～程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较能抵制一些物质利诱。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的经济条件。

最后，遏制～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因此，保持严密的法网，消除“免受惩罚”的不正常现象，是清除～机会的有力保障。应尽快将某些党纪政纪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将《廉政准则》上升为《廉政法》。我国近几年在党政机关干部中也实行了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应当在继续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要制定以“反～法”为主体的各项单行法规，比如应尽快制定《反～法》、《监督法》、《举报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要强化反～方面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严格执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