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施宇200915035
浅析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
施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0915035）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社会主义转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本文把“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作为俄罗斯政治制度一个特点加以说明，政党制度和联邦制度作为另外两个特点加以说明。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制度；总统；政党；权利；联邦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方向由社会主义急转为资本主义，确立了总统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国家，形成了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对议会负责的三权分立和赋予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度。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个人专制政治和当前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政治制度运行带上了以总统为权力中心的强烈的个人威权色彩，一般而言，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近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逐渐演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也在变化，因此还需加上“政权党”和“单一制联邦”才能更完整描述俄罗斯政治制度特征。
一、“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
1、强大的总统
在地位上，俄罗斯总统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证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协调行使职能；确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权力上，俄罗斯总统类似于法国总统，集内政、外交、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于一身，除了和法国总统享有相同的权力，如对对议会和政府的解散权力、对政府、司法、军事机构的人事任免、重大会议的主持权、大政方针的决策权、赦免权等之外，俄罗斯总统还享有更大的权力：
第一，根据宪法，俄罗斯总统可以“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程序确定公决”，而宪法中没有显示其他机构也有公决权，也就是说提请公决是俄罗斯总统独享的权力。
第二，顺利的任命政府总理的权力。在俄罗斯，总统可以在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的提名的候选人资格后，仍然任命总理并解散杜马。就政府信任问题上，总统拥有裁决解散政府还是解散杜马的权力。
第三，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名任命和解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在司法体系中，除了法院系统，俄罗斯还有一套检察机关。
由弹劾总统程序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总统地位稳固，宪法规定对总统的弹劾只能是因为叛国罪或其他重大犯罪，由两院提出指控，再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但俄罗斯宪法同时又规定“联邦委员会关于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决定应在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出指控后的3个月内作出。如果联邦委员会在这段期间内没有作出决定，对总统的指控即为废除。”此外在俄罗斯，总统几乎不用考虑公决后果。早在1992年年底和1993年3月，叶利钦发动了两次公决试图解决“府院之争”，其结果严格来说都失败了，但叶利钦不仅没有辞职，反而动用武力，最后还通过公决通过了对总统集权有利的宪法。因此，公决无法约束总统。
2、孱弱的议会
俄罗斯议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
从宪法文本上就可以体现俄罗斯议会的孱弱，首先议会权力被其他权力机构分割，权利范围受限。例如立法动议权被总统、政府、各主体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所分割。法律须经总统签署和公布。在权力范围上，议会受到总统和政府的牵制。例如议会对税收、财政义务变动的法律草案、审议联邦预算外开支的其他法律草案，只能在附有俄罗斯联邦政府结论的情况下方可提出。
其次，两院之间相互牵制。在许多立法、任免和监督事物中，联邦宪法规定两院都有权力。这实际上削弱了议会尤其是杜马的权力。
3、无力的政府
强总统制下政府权力一般比较小，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政治制度下受到总统和议会双重约束，故“小政府”无须详细解释。但就当下而言，在梅德韦杰夫继任俄罗斯总统后，普金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似乎把光芒带入了政府，政府的权利在逐渐扩大，这是俄罗斯政治制度最新变化的一个亮点。但在宪法未作重大改变、政治制度不可能剧烈变革的情况下，俄罗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局面仍将持续。
二、无执政党有政权党的政党制度
1、政党制度建立的三个阶段 俄罗斯于1993年正式实行多党制。但在苏联解体前已经实行多党制。从1990年到1993年新宪法颁布之前，出现了各类政党，这个时期街头政治是政党活动主要方式，可以用“多乱杂”来形容俄罗斯政党局面：政党数量庞，各政党没有严格的组织，党员变动、党派聚散频繁，政治纲领和主张从“左”到“右”都有。
从1993年到2001年《政党法》出台前，这个时期，政党逐渐稳定，一些组织较严格、有明确纲领的政党开始在议会内竞选角逐。此阶段进行了进行三次议会选举，一些小党或被淘汰、分裂或重组，初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政党。
从2001年起至今，《政党法》的出台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数量和质量，政党和政党制度开始稳定。2004，俄国家杜马通过《政党法》修正案，对政党的规模进行了硬性规定，限制了小党泛滥，对政党组织提出一定要求，这有助于形成有权威的政党。
2、政权党的成因和发展
严格来说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执政党派，只是形成了其自身所特有的政权党现象。俄罗斯的这种“无执政党的多党政治”是由其自身政治的特点所造成的，超级总统制不利于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政治稳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证明，总统制对对政治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要小于议会制，政党不控制政府组成、不安排总统选举这样的制度设计，这使得要想获得官职的人不需要有政党归属的支撑，他们获得权力后也无需与政党合作。
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对《联邦政府法》的修正案，取消原来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不得担任政党领导职务的规定，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权与政党相脱节的局限。这对“政权党”特别有利，修正案通过后，一大批政府官员和地方要员纷纷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政党政治由无序走向有序。
但目前俄罗斯政党数量任然繁多，党派分裂重组仍在继续，与西方其他国家稳定的政党制度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议会中的多数党还不能组阁，总统不属于任何党派。而当前俄罗斯中间派政党能够在议会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总统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就获益于普金的支持，而他们也在策略上选择拥护普京、梅德韦杰夫政府，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无执政党却有支持总统政策的“政权党”的局面。
三、带有单一制的联邦制
俄罗斯宪法第一条规定俄罗斯为联邦国家。俄罗斯联邦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组成，地位上他们是平等的。俄罗斯联邦所有主体平等，地方拥有自治权并得到俄罗斯联邦承认和保障。地方自治在其权限范围内是独立的，地方自治机关不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系统，联邦议员与地方自治权力机关议员不兼任。
但相对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来说，俄罗斯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地位并非不可改变，宪法第66条第五款规定“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地位可经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联邦主体相互同意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而改变。”这使得俄罗斯联邦主体有一定权力空间改变联邦地位。同时这也暗示着俄罗斯联邦制较为脆弱。
同时，俄罗斯联邦制正在受到联邦中央、尤其是联邦总统权力的侵蚀，体现出一定的单一制特征。为体现各联邦主体平等，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有两名代表参加联邦委员会，国家权力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各一人。但普金执政后，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分裂主义和恐怖事件发生后，他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垂直权力结构、削弱地方势力的变革：
第一，改变了联邦委员会的构成，改由地方选举的代表担任。这意味着地方联邦主体对联邦控制力减少。
第二，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直选，规定在地方长官和地方议会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总统有解除地方长官职务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这一改革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意味着联邦总统拥有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的任免权。
第三，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建立七大联邦区，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他们直接向联邦总统负责，全面协调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设立总统全权代表，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
第四，重建联邦民族与地方事务发展部、任命自己的嫡系官员担任俄罗斯南方区总统代表。
这些举动，尤其是第二项和第三项，表明俄罗斯联邦对地方控制增强，权力向上收束，其联邦制越来越带有单一制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凯瑟林•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渤等：《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3、《俄罗斯宪法》。
现行俄罗斯宪法已经赋予了总统巨大权力，而此次杜马选举又使普京“手中的权力事实上已经同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及沙俄皇帝拥有的权力不相上下”，他终于摆脱了寡头势力、右翼力量和俄共左翼力量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他主张的改革，政治上推行“可控制的民主”。
所谓“可控民主”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可控民主”的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会不会“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些还需要在下一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第二篇：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以内阁为权力核心、君主虚位、政党组织严密。
首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体现“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至上，即立法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是立法机关的一个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是立法权的派生，三者互有重叠。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1]在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上，议会上院是英国最高法院，具有除苏格兰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大法官是上院议长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内阁和执政党成员。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同时一般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建内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
其次，实行内阁制，作为“议会至上”原则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上的制度体现。即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英国内阁由英王授权在下院中获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组建，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对下院多数负责，若下院通过对其不信任案，内阁要么辞职，要么提请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下院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受法律保护，平时组成“影子内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
再次，英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英国政治制度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均为世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最后，英国政党的组织体系相对比较严密，但右翼党比左翼党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可见，英国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议会至上”，司法权和立法权都出于立法权，民主政治的实质部分居于虚位君主之下。这种政治制度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介于传统与变革、激进与保守之间的道路，从中反映出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那就是独具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培育出了英国人在政治变革中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以及一种绅士风度的政治心态。
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不列颠群岛上，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东北部及周围5500多个小岛组成，西濒大西洋、东隔北海、南以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同欧洲大陆相望。温和湿润的气候，平缓的地势造就了英国舒适的生存条件，自17世纪末以来，国内再无革命发生，社会稳定。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社会发展走势，使英国人形成了以稳健、审慎、理性、独立、灵活、保守、调和、谦卑、妥协、隐忍、克制等特质为核心的不列颠式的“岛国心态”。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现状，重视传统经验，不易受极端观念、理想主义和个人感情的支配，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念旧守成的群体心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安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注重保持自身特色，善辟蹊径，自成体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风格特点”。[2]首先，具有老资格的英国工人阶级，常把争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如果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他们便不思革命与暴力。其次，英国上层统治者，一向奉保守主义为圭臬。为维护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他们宁肯保留君主和贵族，一本正经地遵循君臣礼仪。在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他们宁肯诉诸宫廷政变，邀请外国君主驾临不列颠。再次，在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由于拒绝妥协和让步而被历史无情推翻之时，英国的王室及君主却因顺应历史潮流而没有被淘汰，作为一种旺盛的适应机制保存下来，在现代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既重视传统又追求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造就了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上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所谓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即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交织，共同对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发挥作用。在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扮演了两个关键的角色。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历史传统在传统与变革的交织中，推动着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形成。英国的保守主义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保守，它是承认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进步；他也承认变革，但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稳重的态度。英国的激进主义一方面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另一方面又要求回归过去，回归自然传统，回归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正是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斗争中，才使两种理论得以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式的渐进发展之路。但是，在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使得英国两党在坚持各自利益的同时总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执己见而导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冲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则能在没有成文宪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惯例正常运转，真正实现了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完美结合。
英国的贵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逐渐形成为社会的一个阶级，控制着上院和最高司法权，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英国社会富于开放性、流动性、灵活性和竞争性，门阀之见和阶级偏见较小，具有很强的亲和趋向。在英国，“没有因袭的社会风尚去阻挠拥有土地的士绅经营工业或做买卖；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会阻止一个工匠的社会地位上升”。结果常常形成独特的社会景观：“贵族、绅士与商人、农夫杂处，商人与修理机械的工人共同饮酒，贵族的幼子进入贸易圈。”[3]这种既以进入上流社会为目标，又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精神，最终形成了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谦恭有礼，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时，通常就表现为为保存双方的颜面，各自后退，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第三篇：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当今社会，东方国家多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国家。日本，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支持，日本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有值得探讨与学习的地方。
日本现行政治制度是以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为主要依据的。根据宪法，日本采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了同英国类似的议会内阁制。“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国会对行政、财政、司法拥有监督权，可决定内阁首相从选，有权审议和通过政府预算和国家财政议案，可对玩忽职守和违反法律的法官进行调查和起诉甚至予以罢免。众议院有权通过内阁不信任案。
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领导下，总揽全国行政大权，领导和监督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它除执行一般行政事务外，还有权解散众议院，宣布国会大选，召开国会或决定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有权提名最高法院院长人选，任命各级法官等。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形式上同国会、内阁处于平行地位，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有权提名下级法官。检察机关是各“检察厅”，统管检察官事务，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归内阁法务省管辖。法务大臣有权统一指挥检察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每个检察官，而只能通过检察总长进行。
除三权分立外，日本实行中央与地方相对分权的地方自治管理形式。地方自治体行政首长、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仅适用于某一地方的特别法，非经该地居民投票半数以上同意，国支不得制定”。
而且，日本现在还存在天皇制。根据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不再拥有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只是根据宪法的规定从事一些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国事活动。
二战后日本政局动荡，各政党分化组合频繁，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依新宪法建立的政治结构成为日本宪政民主的主要载体。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政，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像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19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议会要政府下台，政府就要议会解散，所以双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轻举妄动。
说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了。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19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像以前一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
二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可以说，日本是在战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日本各阶层所接受。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有着形同实异的一面，带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宪法，又有日本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
日本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派阀政治”，这一点继承了战前日本政治的传统。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政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派事务，研究本派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调查会”等;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在一个政党内，一个派阀首领作为一名实力人物，培植自己的亲信，尽可能多地网罗忠实“子孙”，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阀集团，目的是千方百计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使这个组织坐稳政权的宝座。在日本“只要有三个人就能形成派阀”。派阀首领自己对派系性质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派阀与政党的并容与互利关系。我认为，日本的政治还是以金钱促使产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属于有钱人的。一直以来关于日本的选举就有三大“神器”之说，即“看板”、“地盘”和“钱袋”。“看板”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地盘”指选区与行业，“钱袋”指竞选过程的经费。国会议员选举通常需要上亿日元的竞选资金，在这样的选举现实下，纯粹由个人负担整个选举经费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现任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投身于某一个“派阀”中，借助“派阀”的势力和依靠“派阀”的经济资助。而作为“派阀”的掌门人，如何大量筹措选举资金，也就成了该“派阀”性命枚关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外界把这称为“金权政治”。
日本代议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标，政治结构的变化也是围绕如何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应有以下特点：
1、政党体制将由一极多党制向二极多党制转化
2、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主政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沦为在野党，但不到一年又实现了对政局的主导。直到现在自民党在议会的席位一直没有超过半数，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使人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自民党主导的构造改革趋于失败，自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大，3、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1996年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所以有利于自民党等大型政党。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党有生存的空间，但比例代表制为“灰色高官”的再当选提供了机会，丑闻缠身的自民党议员即使在小选区落选，也可以在比例区当选。在小选区有几个候选人时只要30%~40%的选票就成为多数，可以当选。所以小选区产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选区。小选区制今后会不会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
4、自民党决策体制的变化
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脱离政调会完全由内阁控制，加强内阁主导可以使自民党迅速调整政策，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但此举遭到自民党议员的反对，能否成功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变化。今后自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抵制族议员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但目前来看，族议员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5、构造改革对今后的影响
实行小选区制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向中间政策转变。日本在社会经济总体崩溃的状态下，已经没有力量保护落后企业了，自民党面临政策转型的考验。
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
周 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
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 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 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政策;日本
【中图分类号】C924.24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0301),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面对人口压力时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包括人 口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整人口总量的发展。在诸多可控因素中,多数国家都将目标放在了生 育和迁移(而非死亡)这两个重要的人口学要素 上。当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不被一些国家所重 视或开放时,生育就成为可依赖的控制人口发展 的唯一有效途径。Weeks曾总结过控制生育政策 的途径,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讨 论的政策多为降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 策,并不适用于人口发展速度已经十分缓慢的国 家。根据联合国2006 年发表的《2005 世界人口 政策》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 的国家比例从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 36%。认为生育水平过高的国家比例则从1976 年的37%上升至2005年的41%。在发达国家地 区,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国家认为本国的生 育水平过高。相反,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 例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 就是说,超过3 /5的发达国家已对低生育的水平有了强烈的感受。发达国家目前被与发展中国家 完全不同的人口问题所困扰,也就是生育水平过 低、人口高度老化的问题。[ 3 ]如何鼓励国民生育, 提高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这些国家追求的直接目 标。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发达国家祈 盼提高生育水平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 现有资料,分析日本有关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的 变化历程,政策的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对人口变动 的实际影响效果。通过日本这样一个代表目前世 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对本国生育行为干预的各种 努力结果,思考人口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和特点。
一、日本人口变化的趋势及后果 人口变动是社会制定和改变社会政策的基本 依据之一。日本自1920年开始几乎每5年进行 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称“国势调查”),目前已 经进行了18次。[ 4 ]这些连贯、高质量的普查为我 们分析人口变动提供了方便。根据日本多年的普 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别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图1),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 有(图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 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 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则降至 1位数的919‰的水平。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 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 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 到1980 年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 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社会和政府的担忧。小川等 人认为,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年的1.26总和生 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以40%的速度减少。[ 5 ]以 目前生育水平为基础的人口预测说明,日本的人 口总量将连续下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 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下降至8 900万,如果 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 500年 后日本将剩下15万人口。[ 6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 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当然担忧的问 题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 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老龄社会的负担问题。政 府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会使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社 会难以支撑社会保障系统;[ 7 ]个人更担心“谁来 为我养老”。[ 8 ] 图1 日本出生率的多年变化图2 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多年变化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资料来源:同图1.料集, 2007 [ Z/OL ].http: / /www.ip ss.go.jp.日本社会对生育水平极度关注始于1990年。当时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会上对此反应 强烈,以致于出现“1157振荡”之词,说明1157的 总和生育率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接受和承受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表1),日本在1976 年对国家人口增长的现状是满意的,但到2005年 则认为人口增长过慢。这种“过慢”的看法早在 1996年时就已出现,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确 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与此同 时,日本政府改变了一贯的“直接支持”民众采用 避孕措施的态度,在2005年转向“间接支持”的 策略。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官方资料说明这种态度 转变的原因,但从其他国家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措 施来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逻辑来看,日本政府的这 种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虑。也即少用避 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几率。
表1 日本政府对相关人口问题的看法(197612345 1245 资料来源: http: / /www.un.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htm.注: 1 拯救母亲的生命;2 维持身体健康;3 维护精神健康;4 强奸或乱伦;5 经济和社会原因.在意识到生育率过低之时,人们也试图了解 和分析为什么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目前流行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包办婚姻的减少,婚后与父母 同住比例的减少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大幅度增 加。[ 9 ]政府的解释则是人们未婚、晚婚以及已婚 夫妇生育的减少。[ 10 ]正是在对人口现实的这种认 识和忧虑的背景下,日本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利 于人们生育的社会或人口政策。
二、日本与人口相关的社会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社会为达到特定的人口变 动趋势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1 ]Weeks认为,这一策 略可以是单一目的,例如在多长时间内将某种人口 指标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层面的,例 如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 证据说明若没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标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为直接的人 — 4 —
口政策(直接干预影响人口变动的行为的政策)和 间接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政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中国),日本在 当今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似乎 也没有公开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 口政策。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但没有明确人口数量目标的人口政策。特别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不利于人们 生儿育女的社会环境,着手制定了多项社会政策, 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 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 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点。
表2中的信息主要说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相关人口政策 时间政 府 对 策政策经手的相关部门
1994.12 “有关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称“天使计划”, 19952004)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 治6大臣
2001 “有关工作和育儿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针”2 内阁会议决定 2002 “少子化对策再加1”政策32003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62009)由“少子化社会对策推进会议” 决定
2006.3 设置“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2006.6 “有关少子化的新对策”8 由“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 政党协商会”的对策会议决定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内容整理.注: 1 这是“天使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针确定了在2002年开始“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3 其中提到全体社会都来支持下一代的培养,“下一代人的培养”首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语言。
4“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内阁府内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 任会长,内阁官方长官、总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
臣、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为委员。这一法律阐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担着未来社会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们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环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这是2003年7月30日通过、同年9月1日实行的第133号法律。这一法律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雇用环境的完善”、“育儿服务 的充实”、“地方社会对育儿支援体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医疗制度的充实”、“宽松教育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完善”、“经 济负担的减轻”以及“教育和启发”等。[ 11 ] 7 提出为迎接未来5年左右人口转变期,日本全国应努力推动改变少子化潮流的各种政策。涉及对育儿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政策的各种规定。
各种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 的强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的不同这几个层面上。首先,面对1990年总和生育率“1157震荡”的现 实,政府用了4年多的时间确定了首期“天使计 划”。目标是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社会支持,通 过社会的努力来分担人们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日常 照料的担子。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让民众不要 被育儿的重担吓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 影响人群不仅包括了婴幼儿,也包括了对婴幼儿 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对策再加 1”政策强调帮助那些因照顾子女辞去原有工作 却希望再次就业的父母找工作,考虑男性的工作 方式对育儿和低出生率的影响。[ 10 ]在2000年之 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强调“少子化”,而2002年 左右开始,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强调对“下一代人 培养的支援”。这种词语上的微妙变化可能更体 现了政策的目标虽然是提高人口数量,但在政策 的表述方面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责 任,使人口数量问题看上去更是一个社会政策问 题。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终上升到了法 律层面———《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国家希 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企业等应付低生育 率问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近十几年来日本政 府有关低出生率问题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 5 —
不同部门牵头制定的。开始是由多部委和领导牵 头商讨制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多由“少子化 对策推进关系会议”牵头决定。
除上面对日本人口相关政策的归类外,我们 也可以把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分为减少育儿家庭 的照料负担和增加育儿父母经济收入的直接有利 于婴幼儿成长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种类、减少人工流产和弃婴例数的间接增加人们受孕、生育几率的政策。
11儿童津贴制度。这是直接面向儿童的社 会政策。这一制度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着补 助的范围。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补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1983年扩大到第二胎(从 出生到上小学), 1992年则放宽到第一胎(3岁以 内)。政府的儿童补贴享受年龄在不断变化,从 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毕业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 3岁以内、2000年的6岁以内到2004年的9岁小 学毕业之前。[ 12 ]补助的额度也有所变化, 2000年 时头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补助5 000日元,三胎以 上每月则各补助1万日元。[ 10 ] 21针对父母的补助。这主要体现在1992年 实施的不带薪的“父母产假法”,到1995年人们 可带25%工资休产假, 2001 年可带40%的工资 休产假。[ 12 ] 31增加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日本人在避 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 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药的低使用率以及绝育手术的低比例(图3)。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日本个人计划生育的 历史长、对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习惯、不同方法 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有密切关 系。尽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规的分布及传媒 的宣传顺应了民心, [ 13 ]但不应忽视的是法律法规 和政策确会影响人们采用哪种方法,或社会能够 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较早开发IUD(Ota 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规 定避孕行为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环。[ 14 ]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许使用IUD;1999年准许 使用铜环IUD。
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在其 他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 本正式得到认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 到“伟哥”上市申请6个月后就给予了批准。[ 15 ]这 与长久以来人们使口服避孕药合法化的各种努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暂不论日本政府的性别差异 的态度,仅就允许“伟哥”上市的事实就可能说明 “日本政府在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率”,“因为让 人怀孕的药物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而阻止怀孕的 药品得不到批准”。[ 16 ]或者说,尽管日本人现在有 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选择,但长久以来政府对有 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会影响 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图3 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41降低人工流产水平。人工流产在日本人 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对人工流产有影响的早期法 律有1880年出台、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的刑 法和1940年出台的优生保护法。之后又有1948 年通过、1949 和1952 年修正的优生保护法。1991年厚生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将人工流产的孕 期时间要求降低到22个星期内。1996年政府提 议并迅速通过了修正法律。新法律删除了所有与 “优生”相关的字眼,并更名为“母亲保护法”。[ 17 ] 现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已经没有了优生的考虑,法 律规定不得对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做绝 育手术。做人工流产的理由只能是母亲的健康可 能因为身体、经济等因素受到伤害以及被强奸等(见表1)。
在日本,人工流产数量之多促使政府和学者 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现状。2000 年日本“21 世纪 健康快乐家庭”委员会提出一个到2010年10年 间开展母婴保健全民运动的计划,其中明确提到 要降低青少年中的人工流产率。[ 18 ] Goto 等人认 为,为阻止非意愿性妊娠和人工流产,日本有必要 开展更为全面的计划生育活动,包括改善妇科保 健、加强生殖健康的教育、制定基于人们避孕需求 研究和分析的政策。[ 19 ]针对那些虽然没有做人工 流产、生了孩子却不想养育子女的个人,社会还为 此有所准备。例如2007年5月10日日本熊本市 的慈惠医院在日本首创了“弃婴摇篮”,接受出于 不同原因被遗弃的婴儿。医院根据相关法律于 — 6 —
2006年12月向熊本市提出了设立这一设施的申 请。但市政府以“这一设施超出现行法律预想” 为由,向厚生劳动省提出商定的要求。基于厚生 省“没有违法性”的答复,熊本市在2007年4月5 日发放了设立“弃婴摇篮”的许可证①。[ 20 ]可以想 象,这一计划若被各地所效仿,必定对增加婴儿的 存活和生长有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对日本人口的 增加、出生率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
三、相关政策的效果
对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 是一件自然和简单的事情。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中,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降低、扶养子女的经济 和精神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家庭的传统角色在淡 化或消失、个人也越来越追求自我享乐和舒适。人们已经不需要生育很多子女来实现个人的社会 价值,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达到少生少育的目的。日本政府也正是通过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来 试图改变其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从政策目标来 看,相关政策的效果不一。
就各期“天使计划”,其直接后果是幼儿园和 入园儿童数量的增加。例如,入园儿童的人数从 1994年的159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97万人,其 中3岁以下儿童的入园人数则从41万人增加到了 62万人。[ 10 ]因此在改善就托环境和就托儿童数量 方面,日本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政府的政策为人 们放心生育提供了良好的育儿环境。降低人工流产的努力也颇有成效。从图4的 趋势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工流产数占 全国人口出生数的66% ,之后这一数字不断回 落。到1990年,日本生育率水平凸显过低、政府 开始准备有所动作之时,人工流产的例数仍占出 生人数的近38%,也就是每出生100名婴儿时就 有近40个胎儿被流掉。但这一数字到2005年时 则下降到27%。尽管这一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来 说仍然很高,但从日本本国的趋势来看是在下降 且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断 定降低的人工流产数的后果,也即生育是否是其 结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数字的降低并不单 纯是人们避孕成功的后果,因为避孕方法历来都 存在且可得,只是在2000年时低剂量的避孕药加 入到避孕方法的选择类别中。另外,避孕方法的 现用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55%左 右徘徊(图5)。因此我们认为人流与出生人数比 例的降低有其以最终婴儿出生为结局的一面,这 也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
图4 日本人流与出生人口的比例图5 日本人避孕方法现用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资料来源:同图1.然而针对提高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问 题,如果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真如Retherford 等人[ 9 ]解释的那样,那么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府 认为对生育率的提高会有所帮助的各项人口、社 会政策就可能不会发挥太多的影响。例如,我们 不可能再让妇女少受教育、只待在家中不外出工 作,也不可能再为年轻人包办婚姻。或者我们可 以认为,日本生育率的下降是个人观念性改变的 结果。当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所转变,特别是受到 社会经济的强烈影响时,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和行为是非常困难的。经过日本政府近1 5年的各种努力,日本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
①日本的群马县自1986年开始设置了5年称为“天使的宿地”的弃婴收养设施,因设施的条件不够好,发生过婴儿被冻死的事件而
关闭。熊本市的弃婴窗口则接受了这一教训,慈惠医院将弃婴窗口设施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36摄氏度。一旦有人放入婴儿(必须是出
生后2周的婴儿)设施自动锁住,外人不可再开启;同时医院相关部门的警报鸣响,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地抱回婴儿。另外,在弃婴
窗口附近设置有摄像头,但角度只能看到弃婴的影像。[ 21 ] — 7 —
变化并不大,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厚生劳 动省2008年元旦对2007年生育水平的总结是: 出生人数低于2006年,总和生育率从2006年的 1132略微上升到1133。[ 22 ]尽管总和生育率略有 变化,但仍远远低于人口更替和提升水平。说明 人们的生育观念依旧停留在小家庭、少生育的水平上。因此,从生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目前实行 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政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对日 本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如何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提高个人生育意愿将会是一个现实而严 峻的问题。同时,日本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人 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有科学和前瞻性眼光。低生育 水平发达国家的苦恼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也为世界 上不同类别生育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很多应避免的 教训和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四篇：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
1、以皇帝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
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使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政权合理性的依据。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依附上司，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2、人治高于法制，人治的实质是独裁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在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权力包揽一切，实行人治。虽然每个朝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3、具有制度的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4、宗法制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建设，父权观念深入人心
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5、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在漫长的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
6、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始终。
7、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等。
第五篇：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特点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先秦的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
1.先秦的历史分期（BC21世纪—BC221年）（板书）
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期间经历了传说中的皇帝、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
2.文化的诞生与国家的形成（板书）
说到文化，我们先来看看文化包含哪些要素。文化的要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①金属的使用、②文字的产生、③城市的出现、④礼制的形成、⑤贫富的分化、⑥人牲人殉的发端。（板书）
古代文明是在独立小型和中型部落社会基础上经过社会整合形成的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出现多次社会整合。国家的形成就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国家的形成大体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三个阶段：
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尽管这时候人们已经懂得使用石器，可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进行的主要还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社会生产活动。在农业出现前期，一些地区出现了“有计划有规模的大量收割野生动物谷物的经济”，也就是“高级采集经济”，这种情况下的聚落规模类似早期农业社会。永久性居住的普遍出现，与农业的相对成熟有着直接关系。农业的出现与初步发展，为人类进入农耕的原始群体建立固定居住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当人们安定下来后繁衍生息，随着人口的增长，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由此形成。部落是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部落的形成是人类的第一次重组。
第二次重组是人类由传统农业区向非传统农业区移动，垦荒的过程。在这种移民的过程中，部落之间势必会发生领土分配问题。其实领土分配在多数时间里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当部落间强弱对比改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领土的重新分配。可以这么说，农业出现导致人口持续增长，既往领土平衡日趋脆弱，因此出现更多的领土冲突和更为频繁的疆域变动。
部落联盟是部落结盟和征服的结果。我们刚刚讲到领土压力问题，正是由于这种领土压力，导致了主客族群之间的结盟。在农业出现以后，族群之间应付领土压力的对策有两个：一是冲突，二是结盟。在许多情况下，结盟是冲突的结果。弱势群体会向强势群体主动提出结盟要求，当然，本地的一些弱势族群也会通过彼此联盟的手段共同对付入侵者——通过这种和平结盟和武力征服的双重手段，在一个广阔地区实现初步统一，这是整合进程的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是创立制度和整合文化。礼乐文化与制度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产生。礼乐文化主要是为支撑一个大型政权体系而存在，比如为这个政权运转的祭神纳贡制度以及各种实现更高集权化的等级制度等。前面我们说到，文化要素包括六点，到这里，礼乐已经产生。接下来便是贫富的分化与人牲人殉的出现。贫富分化的结果是出现奴隶主与平民、奴隶，形成两大对立阶级。最初的“王”是斧钺的象形，体现着早期政治权利的强权及压迫，这是部落联盟通过武力征服遗存下来的体现。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始于大禹，大禹从部落联盟的首领转化为奴隶制国家的国王，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宗族关系由此发端。
3.早期政治与神权（典型特点：神权政治）
要了解早期的政治制度，还得先从传说中的皇帝讲起。大家知道五帝指哪五帝？——没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请大家翻到第五面，看第三段：“司马迁„„明确了初步的政治管理秩序。”历史上有个“炎黄联盟”，联盟形成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天地时”的初创时代。《逸周书·尝麦》中讲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初创，也就是所谓的“设建典命”（旁边板书）。“设建”是封建方国的制度，“典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初创，这是古代中国政权结构的基本框架。
早期政治与神权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神权政治。“天地神民”结构的产生正体现这点。“天地神民”结构的创建原理比较简单。大家知道原始社会有着自然崇拜现象，“天地神民”结构的创建就是利用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将联盟内诸加盟群体的主神安排到天上的日月星辰去，将诸加盟群体在地上的分布调整到与天上诸神相对应的位置，将“五帝”确立为诸神结构中的主神，用五帝和诸神的名义确定和推行一套礼法制度和伦理原则。“天”除了指自然的天空，更主要的含义是指帝和神。
在这个结构中，神居位天，民在地，天上神的主宰是帝，地上民的主宰是天子。（画图）大家注意了，天子介于“天地神民”之间，他是天上帝和地上民的人间代理者，拥有“事神保民”（旁边板书）的职能。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权利？——他主要的权利依据是因为他拥有“天命”，他在这个文化结构中处于中位，凭的就是他是唯一的中介者。天子介于人和神之间，是“天命”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取法于天，取材于地”的权利——就白了就是政权的集中和财富的收集，他们以神的名义发布政令、推行制度、征赋纳贡，他们的职责是“敬天事神”，也就是实行神权统治。
“敬天事神”是全部礼乐制度和一整套道德伦理的推行依据。在这个结构中，民的职能是“敬恭明神”“心率旧典”，神的职能是对民的庇佑。神主宰民的祸福，神的降祸、降福完全取决于民是否“忠信”。
说到这里，其实统治者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先秦统治者施行的是神权政治。什么是神权政治？所谓神权政治是指统治者借助神的权威来号令和控制社会的“技术”。统治者利用神权来实施政权的管理，是“神道设教”，道德伦理是理性的产物，它的功能是维系社会秩序。这里有个新认识——“原始宗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迷信”现象，也不是人类“蒙昧时代”头脑幼稚的结果，在这种“迷信”的背后存在着早期制度创立者的理性谋划。对早期制度创立者来说，他们“制造”和借助“迷信”来推行制度——就是“神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部落普通成员来说是具有约束作用的，因为这些部落成员畏惧神权制度中神的惩罚，所以说，原始宗教介于迷信与理性之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
4.政治制度（板书）
1）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前面说到启继承了禹的王位，宗法制由此发端。夏商周三代都有实行宗法制。大家看书上，第7面第一段，“西周政治的典型特征„„宗法制。”“由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宗法制度。”
2）社稷与“封建”制（分封制）
书上讲到西周的分封制，这里我们补充几点：
Ⅰ.立社封疆（板书）
立社封疆就是分封。就像书上说的“周武王将子弟和功臣分封于各地，成为各领一方的诸侯”，“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对周天子有定期朝贡并提供军赋和力役的责任。”当天子以社稷封建诸侯的时候，是以立社和“树之田主”的方式将诸侯国的国土和农田赋予被封立的诸侯。“分之土田”即是立社封侯也是授予国土，天子以社稷封建诸侯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授权；二是授职。
Ⅱ.社稷之职（板书）
有授职，便有了“社稷之职”。社稷之职规定诸侯朝贡制度的一些基本内容，包括贡制、农田管理和赋制。
这两种制度为王权的存在和运转提供了经济基础。井田制和藉田礼是“社稷之职”的主要内容。由于时间有限，井田制我们就不摊开讲了。
4.礼乐文化和制度
先秦的礼乐制度是典型的神权制度。礼乐文化和制度产生于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它是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既有因袭，也有创造。
Ⅰ.士学教育（官学教育）
大家不要顾名思义，以为士学教育就只是针对贵族的，其实它还包括对平民的教育。这种制度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部落社会阶段的成年礼教育制度。官学教育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内容是德能教育，是由“君子”主持，学做“君子”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君子之学”。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是“君子”呢？君子一词产生于神权政治的社会背景中。在早期，君子是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是一个阶级概念，在礼乐崩坏之后，孔子才给君子下了一个不同的定义。孔子所说的君子，是道德的表率者，是具有伟大品德的人。礼乐兴盛时期，君子的身份是贵族，是为政者，包括诸侯、大夫、命士等。这并不是说这时候的君子不起道德表率作用，恰恰相反，在先秦的神权政治中，天子非常注重对君子德行的培养。德行，进一步来说就是“礼”。这种“礼”的创造意图很简单，就是天子利用神权来实施政权管理，利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中，君子是德能楷模。《诗经》中，君子是人们在仪式中取悦的对象，这是因为君子在当时的宗教观念中具有降福的作用。君子在天子与民众间具有双重职能，他们是代表人民的祈福者，是代表天子的赐福者。
Ⅱ.论德使能
与士学教育并存的是论德使能制度。我们可以这么说，士学的目的是要受教育者学做君子，而论德使能的目的是要在士学受教育者中甄选出君子，并委以官职。商周之际周文王推行的“六征”制度，是对夏商“论德使能”制度的继承，它是一种考察制度，君子通过这种考察被授予称号，便能成为礼乐制度中的人神沟通者，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民众在 所要取悦的对象。统治者给君子定下了一套修身和“四时合其序”的礼制规则，是防患于未然的体现。这种周期性强化“君子人格”的手段，是在宗教表象下具有明确功利意图的政治手段，还是神
权政治。不得不说，这一套士学教育和官吏的考察、选任制度，保证了一部分官吏具有相当高的德能水平，我们这里可以引申一下：士学造就了孔子，孔子开创了儒学，儒学是三代士学的延续和士学基础上的发展、变迁。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