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食品安全理论综述
河南省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与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学的角度的调查分析
食品安全，是指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损于消费者健康的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物。食品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因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群体生活质量乃至生命保障的影响而引起普遍关注。目前，“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地沟油”接踵而至。近年来，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使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为人所重视。在城市，食品安全监督体系日益完善，城市居民安全意识有较大提高，食品购买行为较为理性；在农村与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事故却相对突出，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问题。此外，农村居民消费的食品，如蔬菜、稻米、禽蛋等相当一部分通过自我供应来满足，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程度低，农村居民是否会因此而放松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导致农村地区商品化质量不过关？农村居民是食品产出最初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而且他们作为我国70%的食品消费者，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对于保持我国长久的食品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国外学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针对食品生产者的行为，消费者的依赖和政府的监管措施以及所涉及的食品伦理问题，食品安全恶性事件背后所隐蔽的是食物供应者和商家的唯利是图，政府监管的不足与缺失，消费者的消费态度与行为等广泛的社会问题。消费者是与食品安全问题的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同时又是食品安全问题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市场中企业的行为以及食品供应，可简称为食品链问题；政府针对食品安全采取的监管措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与行为。其中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多实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下进行的。
殷凌霄等基于经济学的视角，介绍了国内学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社会规制）和消费者行为两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吕志轩亦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理论价值。我国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与转基因食品等得认知与购买行为的研究，食品安全信息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的研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研究等方面。他们的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了消费者安全食品认知，支
付意愿以及购买行为的因素，但没有说明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在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则较多地探讨了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对食品消费者消费意识的影响（漆雁斌），以及社会控制模式对食品安全管理的意义（贺银凤，陈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涉及的群体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部分城市居民、城镇社区居民、农民居民方面等等。
在关于农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研究中，有关学者虽然认识到了农民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知识、饮食习惯与食品消费的不理性现象，但是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上，缺少访谈资料的支撑，以及社会学理论方面分析缺失。在农村社会的分层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同阶层的农村居民群体的食品安全意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食品安全意识指标体系上，他们把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和食品安全操作行为改变率作为测量指标。此外，关于提升农民食品安全意识的对策，他们仅仅停留在宏观性概述与横断分析的层次，从食品质量检测标准的侧面预防性对策角度作为切入点，但是无法充分论证食品安全意识与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之间的互动。
本次所进行的河南省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的实证研究分析，采用问卷发放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河南省乡镇地区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主要从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情况，对食品安全知识与意识，食品安全行为三个方面了解农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行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以拓展食品安全的广度与深度。河南省作为国内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目前国内学者对河南省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的研究起步比较慢，但是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加深，了解我省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改善我省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而改善全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篇：理论
Face-Negotiation Theory
最早系统地探讨面子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他通过戏剧做比喻，认为人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总希望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技巧给他人留下特定的印象，这就好比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利用合理的演出技巧操控观众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所谓面子，就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交际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an image of self）这种关注是影响我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
Stella Ting-Toomey于1998年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面子的建构必须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努力。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积极建构自己的面子，同时也需要给予对方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与维持对方的面子是相辅相成的。
Ting-Toomey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面子--协商理论是少数几个明确提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感知和处理冲突上存在差异的理论之一。她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对他人“面子”的关心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关心程度的差异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这一评论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面子--协商理论的基础。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谈话制约理论由韩国学者Min-Sun Kim于1994年提出，Kim的谈话制约理论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学者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所提出的礼貌理论。他认为谈话制约是个体在交际的过程中，关于信息构建方式的最基本的关心。这种关心会影响个体参与的每一次谈话的特点，并影响个体的总体交际风格。事实上，这一理论所关注的并非是“要说什么”，而是“如何表达要传递的信息”。
Kim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存在五种谈话制约，包括：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对于如何将强加事物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关心、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对于避免使听话者形成负面印象的关心、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
基于上述五种谈话制约，Kim把谈话规则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和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上述五种谈话制约的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属于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其余三种属于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即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强调谈话的清晰明确（如信息被清晰表达的程度）和交际的有效性；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强调对他人的关心，注意避免伤害听话者的情感，并尽量不要把意见强加给听话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根据不同的交际情景，选择不同类型的谈话制约形式。
Y．Y．Kim指出，跨文化适应过程是交际者面对陌生文化环境带来的压力，不断作出自我调整，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最终形成跨文化认同(intercultural identity)的过程。衡量跨文化适应效果的标准有三个：功能的健全(functional：fitness)、心理的健康(psychological：health)以及跨文化身份的出现。跨文化认同把不同的文化元素整合到一起，拓展了交际者的文化视野，提高了他们的交际能力，为人们回应全球化的身份诉求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People usually think the conversation is a simple thing in their life.In fact, it is a traditional way to talking with others by people's expected.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nversation, people often us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The theory was propose by W.Barnett Pearce and Vernon Cronen whose a professor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They think that communication was limited and guided by rules, therefore, the rule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is theory.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具体分析两种语言在实际运用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使用不同礼貌用语时出现的语误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但由于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本文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用语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大家在跨文化交际中既礼貌表达，又不失原意。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地域性与区域性，群体性与民族性，决定着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造成了文化发展中的不断冲突与交融现象。文化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一种不断抽象的过程，从部落文化上升到世界文化，正是通过文化的不断冲突与交融来实现的，所以，文化冲突是文化在发展的表现，反之，没有文化冲突，人类的文化就会像死水一潭。
文化是人创造并由人推动着向前发展的，但文化又在影响和塑造着人。在文化的作用下，人不再只是自然人，同时还是历史人和社会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关系，利益关系也渗透了文化内容，被文化关系所包容，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文化的冲突。心理、情感、思维及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个性气质，生活态度和习惯等，是人与人联系或冲突的内在决定因素，这种主要表现在精神领域里的冲突或联系，是由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的个体差异造成的。总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关系、利益关系、精神关系被文化关系所包容，而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刻都在普遍地发生的冲突从深层来看都是文化冲突。
人类的许多冲突是没有目的没有理由的。似乎就是为了冲突而冲突，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不同质的文化造成的。长期积淀在人类意识、心理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元素每时每刻都在对人发生着作用，使人对自己所做的一些事难以解释。
4.6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1975年，Berger和Calabrese最早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理论（URT）。1985年，古迪昆斯特（Gudykunst）将之同“社会身份”理论整合在一起，把这一理论扩展到跨群体交往的范围，迈出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的第一步。1988年，Gudykunst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理论，即用“不确定性”（如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和“焦虑”（如感到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来解释人际或群体际有效交流的问题。这就要求将误解减少到最小。在AUM理论里，跨文化交际是跨群体交际的一种。Gudykunst（1988, 1993, 1995, 2005a）又使用Simmel（1908/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如个体存在于某一环境下，但却并非是该群体的成员）作为理论设计的核心概念，并将这一原理应用到外交领域。
Gudykunst（1993）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该理论，并首次使用了“AUM”一词。在该理论版本中，Gudykunst把以往的超理论假设进行了细化。该理论的假设避免了极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Gudykunst（1993）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理解和应用。该理论也包含了伦理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最大和最小限度（如有效交际要求交际者的焦虑和不确定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交际（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交际。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理”。
Gudykunst又引入了Langer提出的“留意（mindful）”这一概念，作为AUM和有效交际的折中点，Langer（1997）认为“有意识”包括“接纳新信息”、“察觉各种变化”、“对不同语境保持敏感”、“留意各种视角”以及“适应当前环境”。他假设个体的交际受到他的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影响，但只要留意，他也可自己选择与他人交际的方式，能够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并和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Gudykunst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了“焦虑/不确定性理论”。继Lieberson（1985）之后，Gudykunst谈到有效交际有“基本”和“表面”因素。他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交际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交际的其它“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交际有效性的影响力以及在提高交际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交际质量或者有意识地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该理论1995年的版本囊括了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交际和群体交际，47个关于文化多变性），而2005年的版本则只涵盖了一半（只有47个）。Gudykunst删减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公理，并将文化多样性的公理的使用范围缩小至有效交际的基本因子上。
4.8 跨文化调适理论（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早期的文化调适研究是由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所组织的，并且一般都是集体层次上的研究，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工作，他们通常更加注重个体这个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虽然从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对文化适应的定义来看，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程度大不相同，对一直生活在主流文化（host culture/dominant culture）中的群体影响很小，对新到这个文化环境的群体的影响相对而言就大得多，这一过程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与此相对应，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实际上主要探讨的就是文化适应过程对这些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移民或者暂居者的影响。近二十多年来，Young Yun Kim一直致力于发展她的交际与文化调适理论。她最早的理论对韩国移民在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此后，她基于开放系统的视角不断地对理论加以改进，主要是增添了移民“压力—调适—成长”过程的理论，并将注意力放在移民“跨文化”的转变上。此外，现阶段的理论正尝试着将“实现跨文化适应”描述为是“陌生人与接受陌生人的环境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4.9 文化身份理论（Theorizi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Collier（1996）。文化身份理论是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理论。文化身份理论同人类行为超理论相一致，强调主观经验与个人对行为的阐释。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通过构成特性（由标志、解释和意义组成）和规范特性（由行为指向和行动能力组成）相互融合而得。该理论相信人类行为超理论中的一条原则——“开放心灵原理”（opening soul doctrine）, 表明人们留心自己的行为又能对此行为做出解释。文化身份理论的优点是它的启发性价值与富有代表性的有效性（即交际结果与交际行为判断的一致性）。
Collier和Thomas就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解释性理论。他们的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Collier（2005）详述了自从该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她关注的是“实践智慧”。
4.12 共文化理论/文化共存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体理论(Muted Group Theory)（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
Ardener，1975；Kramarae，1981）和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交际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活动”。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交际和企图使缄默的人协商”。
3.2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scholars have a qualitative leap on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1983,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was first appeared in 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ubsequently, the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getting better,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make it development in leaps and bounds.3.2.1 Face-Negotiation Theory Goffman is the first scholar who was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face theory.He use drama as a metaphor, he think people often want themselves to look good and impress others by using some certain means and skill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ust like the performer, they usually use some rational workmanship to manipulate the thought of the audience.The so-called face is an exterior image of self, it is the mainly influencing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daily interactions.In 1998, Stella Ting-Toomey propose the face-negotiation theory, the theory holds that build the face is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of both parties.He said the success of the face might depend on joint efforts.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people are energetically to build their face,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also should give face to others, the two are complement each other.In a field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Ting-Toomey think the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few theories which shows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 in feeling and also the way settling conflicts.The face holds a central posi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2.2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In 1994, the scholar Min-Sun Kim who is from Korea was propose the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the theory was from Brown & Levinson's politeness theory.Kim think the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is fundamentally concerned about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In fact, this theory was not concerned about “What do you say”, but “How to express what you mean”.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concerned about five parts: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or care about;avoiding negative politeness;avoid harming others emotion;avoid others negative thoughts about ourself;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Based on the above five parts, Kim divided them into two types: Task-oriented and social relations-oriented.Task-oriented emphasizes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express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social relations-oriented emphasizes our caring, avoid harming others emotion and do not impose our view on others.Therefo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choosing different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form in different type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第三篇：食品安全)
当今社会的食品安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并且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几乎每天都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毒的事件。近年来相继发生了“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有多少个无辜的人受害，弄得人人心里发慌，扰乱了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令人堪忧啊。
那么是什么致使中国如此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呢？我个人认为有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环境的污染、市场监管责任不明确等等，但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驱使，道德的缺失以及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人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因此食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存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所以某些人为了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不择手段的劳财伤民，从我们的食品入手做出一些丧失良心的事情，这是一种道德的缺失，一种诚信的缺失。所以若要整顿中国的食品安全，首先要提高国民的道德意识和安全意识，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和和诚信教育。此外，中国的食品安全也折射出了中国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的执法力度不够，所以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加强管理，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等，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犯罪分子，要依法整治，让犯罪者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使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对违法行为给予最大震慑，使其不敢以身试法。
希望国家能加大力度整顿食品安全问题，让国民能够放心的吃饱！
第四篇：浅谈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摘要：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也是业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当前食品的安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具体实施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简要叙述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食品安全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改善措施，希望为相关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标准 制度 体系 宣传
引言：食品是维系生活和生存的必需品。中国人口众多，食品种类也众多，在很多的方面很难做到彻底安全，健康。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上供应的食品种类也变得更加丰富。但在食品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生产出来的食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食品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要建立统一的标准，综合食品市场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威胁，及时有效解决食品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实现食品工业的持续发展。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关键环节，建立同意的标准等相关工作，并不断提高标准，能够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本文结合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查力度等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来有效地保障食品安全。
市场上的各种食品琳琅满目，看的让人是眼花缭乱，但是真正的安全的又有多少呢，尤其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每年出现的让人食品中毒的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建立统一的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每一种食品建立一个统一的的标准让所有的商家按照者个标准来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有的商家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了生产要求，从而导致低劣食品的出现，极大的有效的保护了大众的健康安全。
有了标准更要有相应的制度，让这些商品从哪里来就回到那里去。这样不仅可一惩罚那些生产低劣食品的商家而且还能让这些商品避免流到老百姓手中危害大家的健康安全。食品找回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食品召回是指生产的产品存在明显的设计制造缺陷，并且进入到流通市场，如果人们使用这些产品会导致人身安全以及财产损失，所以生产商必须立即将流入到市场中的问题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向国家部门提出申请召回，如果生产商不主动召回，则政府必须依法依规强行对有缺陷的产品进行召回。食品召回制度是目前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可以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处理，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明确企业自身的主体责任。同时也可以确保整个食品行业规范运行，在食品召回制度设计之初必须具备无偿性、大众性、预防性的特点，通过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有效预防或阻止扩大，能够避免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1]。食品召回制度能够有效避免大规模损害的产生，而无偿性则是要求生产商、经销商以及进口商需要严格根据法律程序，召回各种不安全的食品。由于不安全食品产生的费用必须由生产者全部承担，大众性的食品召回制度，必须涉及所有从事的相关人员，而食品召回制度，具有实体内容，也有程序法的规定，两者能够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的特点，程序性要求，不管是主动召回还是被责令召回，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违反程序则相关主体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有了标准，有了制度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贯彻执行。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众多，分工存在明显交叉，造成管理混乱。必须在现有的监管体制基础之上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对各部门职责进行有机协调。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层次议事机构，必须全力指导食品安全监督工作，各地政府也应该下设安全联席会议，成立省级或市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各级别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小组，制约行政权，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形成完善的食品召回制度。在食品召回的过程中，针对潜在有缺陷的食品要尽快召回，同时还要对食品召回实行分级管理，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将监管重点放在一级、二级食品上，对三级食品要采取鼓励召回的态度。各责任主体和管理部门明确自身的职责，重视不实施召回的法律后果。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任何的监管机构都不如老百姓自已监管有效果，除了有好的标准制度体系以外还应该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主要是因为消费者缺乏相应的辨识能力，而市场上的各类食品名目繁多，难以辨别好坏，比较混乱，也难以弄清安全食品和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所以应该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防范，而不是出了事情以后去懊悔、去怪罪；其次是食品企业的道德、责任教育，呼吁企业的责任感，企业可谓是一个国家的良心，更何况食品企业关乎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大宣传教育，唤醒企业的责任感，更加注重食品生产的卫生健康，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然后是对源头生产者的相关知识普及，很多农民或者食品生产商的判断能力不高，相关知识匮乏，容易被欺骗、被蛊惑，买到一些对人体有害处的食品，从而在源头上导致问题的产生，主要对这部分群体进行呼吁，以及对相关食品的安全问题进行宣传教育，从源头上助力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工作在我国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应严格限制食品的安全性，确保符合生产质量的安全食品流入市场。
第五篇：食品安全
第一篇；
一个连安全食品都吃不上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如今中国的食品比如粮食油料，肉鱼禽蛋，蔬菜水果等等凡是人们吃的东西，有一样是环保的、绿色的、安全的、放心的吗？肯定没有。不仅比如激素、抗生素等广泛应用和存在于各类肉食、奶品之中，连地沟油、三聚氰胺，甚至敌敌畏等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而且大量的有害化学物质和手段，也普遍用于动植物和食品的催熟，染色，增重，防腐，翻新，保鲜，仿真等环节，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防不胜防。
而人们所熟知的，也是与人的主要饮食相关的庄稼、蔬菜和水果几乎都离不开化肥和农药，其毒素当然不言而喻。甚至，如今的耕地实际就如同吸上了毒的“瘾君子”一样，完全依靠化肥和农药维持产量，离开这两样东西，粮食几乎就得绝收。因此，人们的主食问题堪忧。
当然，受利益驱使，一些旨在使肉食动物和庄稼、蔬菜、水果生长更快但对人体却有危害的“先进”技术和方法，随时都可能被发明和研制出来，成为人们生命健康的预期威胁。而且，像转基因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却相当于强制性加入百姓的日常饮食之中，这更给中国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安全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人们天天使用有害食品，再加上污染日益严重的环境和水资源等等，人的生命健康当然无法保证，各种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和威胁人们生命的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的严酷现实，就是明证。
其实抛开别的社会问题不说，单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刻呢？肯定的回答应当说并不为过。因为，中国已经到了有毒食品全民皆吃、概莫能外的地步，甚至哪怕无论是高官，还是大款，都几乎无法摆脱有毒食品的毒害。更可悲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不定准吃了什么食品就可能成为“大头娃娃”或“早熟儿童”。那么，一个民族，而且在人类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连安全食品都吃不上，是不是很可悲？
有人戏称，如今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民“互相下毒”的时代，虽言辞过激，但却颇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当市场化的恶风席卷中国之后，犹如打开了中国人私欲的“潘多拉魔盒”，从此，人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而在新型私欲面前，中华民族所拥有的5000文明史，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似乎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今日之食品，不仅形形色色的中间倒卖商、运输商、囤积商等均为下毒专家，就连一向憨厚质朴、老实巴交的农民甚至都成了下毒高手。
无疑，这是一场悲剧，一场中华民族的悲剧。而此悲剧，还将持续多久，无法估计。但这种悲剧，却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罕见，可谓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比如，中国历史上不乏为之利益纷争四起，战火连连，你死我活，明火执仗的种种事件。然而，绝无自我内部大规模“互相下毒”、自相残杀的事例。即便被世人誉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时代，虽然人们饥寒交迫，灾难深重，但那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以鸦片毒害国人有关，而也不是国民之间相互下毒所致。
而当今，又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相互下毒？置有毒食品的肆虐横行于不顾？发达国家自不必说，他们的绝对严格的食品检测，常常令中国出口商家头痛不已，甚至出口货物给打回来转内销的还是国内的上乘之品。非洲那么贫穷，会互相下毒吗？好像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心眼。
总之，有毒食品的泛滥至极，似乎唯中国所独有。
如果说，一个社会，科技落后，经济不景气，也许原因多多，情有可原。但是，涉及全民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成灾，愈演愈烈，甚至人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牺牲他人健康和生命，而将道德、良知抛之九霄云外，而且这还成为全社会不得不接受的常态，岂不太荒唐了？
其实近2百年来，西方列强始终对中国忽视耽耽，亡我之心不死。然而，敌人先进的飞机，大炮，战舰……甚至鸦片，都未能征服中国。不过这下好了，中国人天天食用有毒有害食品，饮着有污染的水，吸着有毒的空气，如此这般，何愁自己毁不了自己！
古人有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而当“民”一日三餐都不得不以吃有毒食品为生的时候，这“天”还可靠吗？如果说，对于像矿难之类的事故，有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那毕竟尚属局部，那么对关乎全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甚至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大事，还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吗？
第二篇：
“XX，端午千万别吃粽子”
《京华时报》记者暗访了一家隐藏在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的生产加工粽子的黑作坊。6月2日，北京工商部门收缴了2500斤滥加甜蜜素粽子，并取缔了制作“黑棕”的黑作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谁想出这么个赚钱的方法的，但我知道这个黑作坊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它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支持，是一群又一群道德缺失的利益商人在操纵。
眼看着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正是粽子销售的旺季，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花样百出的粽子，却不能咬上一口，心里那滋味真不好受。可现在不敢入口的又何止是粽子呢？民间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早上起来，我用氟超标牙膏刷了牙，给儿子冲了杯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了杯过了期的光明牛奶；中午与同事去肯德基吃了“苏丹红”鸡翅；下班后和老婆去餐馆吃饭，点了盘喂避孕药长
大的黄鳝和含二氧化硫的毒蘑菇，还来了瓶甲醛超标的啤酒。看似笑话，但有时现实就这么可怕。
2011年开年没多久，去年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话题并未平息，大有“兔飞猛进”之势。就在 温家宝痛斥染色馒头、瘦肉精带来的道德滑坡何等严重之际，牛肉精大变牛肉粉墨登场，如果说硫磺熏制中药材离健康百姓还有点距离的话，那硫磺熏制生姜、“绝育黄瓜”、“爆炸西瓜”或许就关乎民“生”了，究竟是什么让道德滑坡如此严重？小小豆芽半年可盈利12万元这样的诱惑，或许就已说明了一切，虽说无商不奸或许是“杯具”的主因，但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是否已经脱离了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制约的平衡发展？这值得政府思考。当今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不能只是空文章。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不仅伤透了人民的心，而且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由各种食品安全引起的恐慌中。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而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单单体现在知识能力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而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监管部门失职不能免责。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虽然部分人员确实存在失职、渎职行为，但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判定监管部门是否履职到位，缺乏明确界定。每次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监管部门选择了“市场失明”，当被媒体问起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但监管部门和内部监管人员的失职却被忽视。
看来，今年的粽子是吃不成了，那么，明年的呢？我不知道。
第三篇：
换个角度看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大家往往觉得是企业良心的问题，政府监管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没有人提食品安全问题，而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却频繁发生？
政治经济学里提到：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值由维持工人生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所以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越低，工人用越小的成本可以维持生活，工资就可以越低，资本家榨取的相对剩余价值就越多。
牛奶里不加三聚氢氨就没有方法提高蛋白质了吗？火锅里不加一滴香就没有办法让汤更香吗？农产品不加防腐剂就没有办法光鲜地上餐桌吗？牛肉难道不比加了牛肉膏的猪肉更好么！正常的猪瘦肉难道不比瘦肉精养大的猪肉更好么！正常的玉米馒头难道不比色素馒头更可口么！！
当然，谁都会回答sure。但是人生活也要考虑成本，拿一点可怜的工资，面对丰富的物质世界，难免会失望。如果所有商品都是足值足量，那么很多人是无法消费的，或者会有强烈的提高工资的需求。但是如果有一些＇劣质＇＇缩水＇的商品，就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许他自己还觉得生活水品提高了，反抗意识就降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引入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就会遭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不光是企业的良心问题，政府监管问题，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更多相对剩余价值的客观需求。我们应该从更高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第四篇：
新鲜豆浆是添加剂杰作 “再还原”时代需完善食品标签
“我们不让孩子们吃方便面，却在不知不觉中给孩子吃了和方便面汤料一样的东西。”日本“食品添加剂之神”安部司的话似乎正在中国食品市场上演：以为是现磨的新鲜豆浆，其实是“豆浆粉”冲兑而成；以为是猪骨熬制的拉面汤底，原来是用汤粉调制所得。还有用“土豆粉”做成的土豆泥、用咖啡粉冲出的咖啡、用可乐浓缩液冲出的可乐、用类似于方便面调味包冲兑出的浓汤……
何止是“豆浆门”，神奇“粉末”早已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有人称此为食品的“再还原”时代―――把食材“浓缩”成粉末、块状，一冲即食。但，真的是浓缩么？又或者是“一颗黄豆都没加”、“一滴猪骨汤都没有用到”？
豆浆粉含有十几种添加剂
至今，肯德基门外以“龙王豆浆粉”纸包装为焦点的照片，已经在微博上转发了近万次。一周时间不到，肯德基、真功夫、永和豆浆相继承认，所售豆浆是用豆浆粉制成。“豆浆粉”瞬间成为热词。
“相比现磨豆浆，豆浆粉其实是一种制成品、一种产品。产品需要有保质期，于是就得添加一些东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预防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委会主任厉曙光告诉记者，为了确保豆浆粉制成豆浆的口感、味道、外观，豆浆粉中就可能包含防腐剂、稳定剂、增稠剂、抗结剂、乳化剂。其中，稳定剂除了有与防腐剂类似的防腐、防潮作用外，还可确保口味稳定；增稠剂则能使食物有浓稠的口感；抗结剂是防止粉末受潮结块。
这些仅仅是食品添加剂的大类。食品专家指出，为了达到“好闻、好看、好吃”的效果，往往需要多类添加剂、甚至同一种类下的多个添加剂共同作用。以防腐剂为例，就可能同时添加了山梨酸、苯甲酸等多种有防腐作用的食品添加剂。以此来算，一包豆浆粉可能含有十几种食品添加剂。
而根据记者在购物网站和本市干货市场的调查，豆浆粉品牌众多、价格差异大，仅以600克的豆浆粉为例，从5元到20元不等，其中添加的黄豆粉成分含量高低不得而知。
至于豆浆粉冲兑豆浆和现磨豆浆的营养对比，有的食品专家表示没有“发言权”，有的坦言“不同豆浆粉厂家的配方配比、用料质量、数量都不同，因此难以和现磨豆浆作对比”。厉曙光举例，豆浆粉与现磨豆浆的关系，类似于多年前很红火的“果珍”与鲜榨橙汁的关系。“通过果珍粉补充维C和通过鲜榨橙汁补充维生素 C，肯定是两码事。”
部分商家未执行食品标签规定
稍稍回想一下，馄饨外卖会有汤包，回家一冲，就是一碗香味扑鼻的汤馄饨；外卖的味千拉面也有汤包，兑点水就是一碗“猪软骨拉面”。既然外卖汤底是“白色粉末”冲兑而成，食客凭什么以为在店堂里吃到的，就是店家花很长时间熬制出来的猪骨汤？
当我们追求快速、便捷的生活方式时，食品“再还原”时代早已不期而至。
“仅以豆浆为例，现磨豆浆的工艺说到底是跟不上工业时代生产要求的，连锁品牌中心厨房式的配送方法，很难保质、保量地供应现磨豆浆，这不仅成本高，当场现磨数量也有限。并且，现磨豆浆会有豆腥味、有残留的豆渣，它的口感、味道是不如豆浆粉的，因为后者通过添加剂配比调整到标准的最佳口感。”厉曙光说。
但，“粉末”不一定是原始食材的“浓缩”。“我以前开发过很多方便面的汤料，比如猪骨汤就是这样制作的：首先准备2.5克-3.5克便宜的焙制盐，然后加进化学调味料、猪骨提取物、鸡肉粉等蛋白水解物，再适量地加进白胡椒等香辣料、芝麻和干葱。另外，为了做出余味十足的清爽口味，还要加酸味剂；为了增添粘稠的感觉，还要加进增稠多糖类。这样，猪骨汤就做好了。没有使用一滴骨头汤。”安部司对日本食品添加剂的这段描述，让人们担心国内是否正在步日本“食品添加剂时代”的后尘。
冷静地说，如今的问题不能只是斥责“大品牌”的无良宣传、谋取暴利，因为市场上虚假宣传、成本与售价差10倍的商品显然不止那一杯豆浆，一个亟需填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健全的食品标签法规和标准。还是以豆浆为例，是现磨豆浆，还是豆浆粉；用的非转基因黄豆，还是转基因黄豆；精选黄豆，还是一般黄豆；调配了什么食品添加剂……食品标签应该包含关于加工过程中的成分、添加物等。在食品专家看来，这对企业是一种约束；而对消费者是一种告知，后者可以据此行使选择权。
实际上，我国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签有所涉及，包括规定食品包装上要有成分或者配料表、贮存条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等等。但市场执行参差不齐。比如豆浆在快餐店、超市、点心铺都有出售，一般餐饮店的豆浆基本不注明“现磨”还是“调制”，以及有什么食品添加剂，由此，肯德基得以玩此“醇”（豆浆）非彼“纯”（豆浆）的文字游戏。而在包装比较正规的利乐包装款豆浆上，记者发现，有的在配方上标有“食品添加剂：增稠剂、乳化剂、香精”，有的则仅在配料栏写着：“大豆、水、蔗糖”。
在食品标签有待健全的情况下，食品专家提醒，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以及没有育儿史的人群，尤其要规避“再还原”食品，尽可能选择加工环节少的食物。
第五篇：
请慎用转基因食用油----应该是我们当前的口号
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转基因的情况下，在政府和主流科学家及主流媒体为转基因唱赞歌的情况下，我认为提出【请慎用转基因食用油】是比较合适的口号。首先，如果一概反对转基因，那就打击面过宽了。水果蔬菜早就有转基因了，是不是也在反对之列呢？为什么单单提出食用油呢？因为这个具有可操作性。超市里的食用油都有标记，只不过普通老百姓不去注意罢了。粮食没有办法看出来是不是转基因，提出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用坚决反对的口号，在目前看来不足以很容易的驳倒对方。没有证明无害，也没有很充分的证据证明有害。而且目前堂而皇之的在卖。这个口号有利于保护自己。他们的利益集团很有力，且有有权的人的支持。前不久桑先生的死就有人质疑是谋杀。所以不要具体指出是哪个公司，哪个产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转基因，慢慢的他们会有选择的。等到大家都觉悟，不去买，转基因自然就没有市场了。要不就是不斗争，一斗争就要一下子胜利，这是不可能的。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转派从来没有大大方方的在媒体公开提倡过转基因，仅此一点就知道他们的虚弱。正在看顾秀林教授的书，知道这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既然序幕已经拉开，那就坚决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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