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第一篇：29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29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到2005年，恢复高考已经进行了29年。有关专家分析说，因为高考作文的时代气息极其浓烈，每年的高考作文，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专家分析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的作文是《学雷锋的故事》，必须写在学习雷锋的精神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第一次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自己在战斗的一年里的情况，均是紧扣时代。

第二阶段：高考作文题目开始利用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引申意义。

1981年的作文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树木的“种”与“毁”分别象征成就事业与破坏事业，题目引发学生逻辑思维，考生可以联想到生态环境，也可以引申为建设或破坏事业。

第三阶段：出现中性题目。

1988年和1994年的高考题目分别是《习惯》、《尝试》，习惯有好坏，尝试有成功失败；1991年的作文题目是就《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择其一。

第四阶段：高考作文题从一元化发展到两元化，1996年提供两幅漫画，让考生选一幅更喜欢的漫画写作；1997年提供3个材料，让考生选其中两个材料，题目变得复杂。

第五阶段：出现了科幻式的想象作文。比如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第六阶段：近几年来，话题作文一统天下。

专家分析说，高考作文发展到今天，从总的趋势看，朝着既开放又限制的方向改革。在文体上放开，在内容上加以限制，这样既防止套写，在评卷时也有利于控制误差。（何英）

第二篇：32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32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专家分析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的作文是《学雷锋的故事》，必须写在学习雷锋的精神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第一次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自己在战斗的一年里的情况，均是紧扣时代。

第二阶段：高考作文题目开始利用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引申意义。

1981年的作文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树木的“种”与“毁”分别象征成就事业与破坏事业，题目引发学生逻辑思维，考生可以联想到生态环境，也可以引申为建设或破坏事业。

第三阶段：出现中性题目。

1988年和1994年的高考题目分别是《习惯》、《尝试》，习惯有好坏，尝试有成功失败；1991年的作文题目是就《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择其一。

第四阶段：高考作文题从一元化发展到两元化，1996年提供两幅漫画，让考生选一幅更喜欢的漫画写作；1997年提供3个材料，让考生选其中两个材料，题目变得复杂。

第五阶段：出现了科幻式的想象作文。比如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第六阶段：近几年来，话题作文一统天下。

专家分析说，高考作文发展到今天，从总的趋势看，朝着既开放又限制的方向改革。在文体上放开，在内容上加以限制，这样既防止套写，在评卷时也有利于控制误差。

第三篇：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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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张国平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制度变迁/合作社/产权/效率

内容提要: 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作者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一、从农户到合作社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1]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合作社就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发展引起并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动因而自发的一种制度变迁，它是个人或自愿性组织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对现行制度的变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2]诱致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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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要有外在利润存在，即存在由于制度不均衡导致的获利机会，并且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二是要有制度的发明者自发组织实施，其主体是个人或自愿性团体;三是它要受到制度环境和其他制度安排的制约;四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对新制度需求为前提的，故又被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通常，对新制度的需求是因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趋利的动机促使社会成员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当该社会成员有能力实现制度的更新时，新的制度就会诞生。我国现代农业合作社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为满足农业市场化经营需要创新的结果。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冲破了社会主义农业的传统体制，实现了集体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农村家庭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户成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家庭承包经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分散劳动和独立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次，集体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后，在家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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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中家庭享有剩余索取权。实践证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从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来看，虽然“分”的功能得到了加强，而“统”的功能则被弱化，许多农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已经严重弱化甚至不复存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家庭承包经营的不足就逐渐暴露。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在产品的销售和材料的采购中难以和其他强势的市场主体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不应该是否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理由，而是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对制度创新的需求;这更不能归咎于我国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群体。要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组建农业合作社，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正如山田定市所说，“具有合理性的家庭农业经营，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单个的努力来实现延续和发展，则是十分困难的。它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农业经营者之间的合作„„，这是不可忽缺的条件。” [3]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分散化理论”，大企业有利于分工但会降低经营的灵活性，小企业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竞争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合作社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化解企业经营规模的两难困境：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经营促进社员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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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合作社和社员主要以对方为经营对象，把大、小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分散寓于集中，集中寓于分散;社员创办合作社共同经营是为了做单个经营者不能经营的业务，但合作社也不剥夺社员独立经营者的地位;社员的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合作社则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合作社是批发商，而社员是零售商。相对于家庭承包经营，合作社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应当强调的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诱致性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往往不能满足社会制度供给的需求。所以，我国合作社制度的推行更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适时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强制力或者政府命令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中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

企业是个体之间交易产权的契约。作为企业参与者的成员必须对自己投入的生产要素拥有产权，否则就无权签约。这也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企业成员清晰的产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由于199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次代表大会修订了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了在社员缴纳的股金中要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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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为合作社的共同财产，在剩余分配中也要拿出一部分建立公积金，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分的。[5]因此，合作社的产权结构经常被质疑是不清晰的。笔者认为，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合作社应当有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和公积金，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的产权不清晰。现代股份公司中也存在不属于股东的法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法人财产没有产权归属，股东拥有的股权也是产权清晰的表达方式。虽然公司中的公积金也是不能分配的，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认为公司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因为这并不影响其计入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也不影响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将其作为转让价格的组成部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并没有禁止合作社成员在退社时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也没有否认在合作社清算时社员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而且，现代农业合作社普遍放弃了公共积累不可分割的限制，使公共积累的产权趋向明晰化。如丹麦农业合作社允许把未分配利润划入社员的个人账户，社员可以在退休时提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成员资格终止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 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 也可以退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方面考虑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产权关系不明确的公积金的提取会影响到成员的合作愿望和成员的财产权利, 因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积金制度也作了比较灵活的处理: 一是是否提取公积金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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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自己决定, 没有设置法定公积金制度;二是提取的公积金量化到每一个成员, 记载在成员账户中, 并作为成员参与盈余分配的依据, 以保护成员的财产权利;三是成员退社时可以按照成员账户中的记载, 带走其出资和相应的公积金。应当说，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这一规定发展和完善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

合作社的限制资本分红和按交易额分配的分配原则，也是合作社的产权是否清晰受质疑的原因。确实，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国际合作社运动始终限制资本分红和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以体现劳动雇佣资本，反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理念。虽然合作社的原则曾经几度修正，但这一原则却始终没有改变。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缺乏清晰的产权安排。首先，合作社的这一原则只是限制资本分红，没有禁止资本分红，社员得到的约等于银行利息的股息，应当属于资本所得。对于这一部分所得，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中不仅有清晰的产权主体，而且承认产权主体的产权差异，因为根据成员不同的出资额，他们的资本所得也有相应的区别。其次，按交易额分配也是按照产权分配的一种形式，因为合作社的盈余(起码是部分)是在合作社和成员的交易中形成的，社员的交易额等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也就是按社员的股份分配，这种制度很好的将社员权利与资本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制度就要求，股金额度与交售农产品数量相联系，一个社员必须承购与其农产品交售额相应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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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如果社员不能提供合同规定数量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合作社就从市场上购买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记入该社员账户。[6]在我国，还有一种质疑合作社产权清晰的观点，认为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本总额中，社员的股本只占极少的份额，大量是信用社长期形成的公共积累，而公共积累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国家减免税等政策优惠形成的，所以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属于社员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就十分模糊。笔者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始股金是由社员入股组成的，所以产权应当属于入股社员。国家优惠政策给信用合作社形成的利益和积累，应当属于入股社员的所有者权益，不能影响产权的归属。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也规定，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量化到成员，按比例分配给社员。

合作社是客户所有的股份经济，其产权是清晰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亨利.汉曼斯在对农业合作社的产权的分析中，十分肯定合作社具有的低成本的产权优势。因为合作社成员间利益的同质性，即合作社成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相似性，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指合作社所作的决定对每个社员影响的相似性。[7]新制度经济学对合作社的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合作社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既利用了其成员固有的当地信息源和信任资本，又利用了自我雇佣的优势，因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认为同企业相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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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制度安排会造成低效率。可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置疑合作社的效力，但也承认合作社的产权优势。

三、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肯定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但质疑合作社的效率。我国以往合作社的实践对此的回答也相对是负面的。当我们重辟中国的合作社之路之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话题，毕竟，缺乏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是难以生存的。笔者认为，国际合作社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丰富资源，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可以有效率的。

传统合作社的资本积累限于社员的出资，有限的融资渠道使合作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现代合作社在内部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向外部募集资金。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就允许向非社员发行优先股。芬兰1989年《合作社法》也允许合作社向非社员发行股票。[8]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 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2004 年《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社员认购股金应当在50%以上，可以向外部发行优先股。合作社向非社员募集优先股，既可以增加资本供给，又可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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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因为优先股没有表决权。合作社制度的这一变迁使其可以克服其传统的融资渠道狭窄的不足，形成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的规模效应。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统计,美国已有14家农场主所有的合作社进入了全美500强，加拿大10家最大的企业中合作社企业不低于8家。1991年美国农场主合作社的营业额高达1750亿美元,其中有11个合作社营业额超过了10亿美元。芬兰最大的乳制品联合生产企业瓦利奥公司,是由47家乳制品合作社所有的股份公司。[9]法国农业银行不仅是法国最大的合作社银行,也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农业银行共有360多万个会员,职工66万多人。在农村村镇一级,法国农业银行设有3000多个办事处,省一级有56个地区营业中心。它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农场经营主，每10个农业经营者中,就有9个是农业银行的客户。农业银行还负责发放国家对农业的优惠贷款,它的份额占90%左右。[10]

在法人治理方面，传统农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度，所有的社员有平等参与管理的权利。传统农业合作社选举的管理者就是社员，不是职业经理。传统合作社的管理人员通常实行不计报酬的荣誉职务制度，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这种法人治理相对于股份公司存在明显劣势。以韦伯夫妇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派也认为，合作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管理上的低才能。但是，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法人治理已经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是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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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通常包括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二是在认可一人一票的同时也允许例外。美国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农业合作社采取不等额投票制度，额外投票权通常以交易量为基础，或以持股量为依据，或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民主管理并非等同于一人一票，只要合作社为多数社员控制，就仍然是民主管理。当然，为了合作社民主管理的传统，各国对额外投票权设置了一定的限制。美国要求一人投票权不能超过总投票份额的20%。德国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一人最多不得超过三票。三是现代农业合作社实行专家管理，从合作社外部聘请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打破了合作社董事会成员全部由社员组成的传统,允许合作社有25%的非社员董事,在社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引入外部专家。[11]

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传统农业合作社重要的分配制度。传统农业合作社只能支付有限的资本报酬，然后是按交易额返还盈利，而不论社员投资额的差异。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社员大户的利益。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分配趋向多元化，可以按劳动量分配、按交易额返还，也可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现代农业合作社开始承认非社员投资的资本报酬：对外来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实行按交易额返还。如瑞典将经营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营利性业务，包括粮食收购、加工、出口与饲料、种子、化肥供应等，这部分经营对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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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对这部分的股份实行有限的资本报酬，红利不超过7%或按交易额返还;另一部分是营利性业务，包括农业机械和燃料销售，其经营对象不限于合作社社员，并给这部分股份以较高报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规定按照交易额返还的盈余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 允许对按交易额返还后的盈余, 按照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比例返还。

传统农业合作社不允许外部雇工，因为雇佣外部工人和不允许资本雇佣劳动的理念相悖。在这种雇佣关系中，雇主是全体社员，他们的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雇员则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雇佣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合作社实际上就通过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来实现利润。实际上，合作社出现少量的外部雇工，并不意味这合作社的变质，而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合作社作为资本关系的否定形式，虽然在社员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但并没有否定其外部的资本关系，它并没有否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雇佣劳动为特征、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制度。由市场环境所决定，合作社也必须以商品生产或商品经营者出现，为了实现社员收入最大化，可以集体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另外，合作社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也迫使其制度发生某种变异。马克思曾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12]资本主义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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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社竞争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合作社。早在20世纪初，英国的生产合作社中，就有40%的工人不是雇佣他们的那个合作社的社员 [13]。1982年，法国4003个供销合作社就有雇工10.5万人，平均每个合作社26.2人 [14]。合作社的变异是在未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发生的某些调整，合作社的变质则是对其基本制度的否定。为了防止合作社变质，应当适当限制合作社的雇工人数，如蒙德拉贡合作社规定每个合作社雇工人数不得超过全部社员的10%，超过这一限制将违反有关合作社与人民储蓄银行的契约，会被取消人民储蓄银行和其他单位对该合作社的贷款和技术援助。[15]

合作社是作为股份公司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功的合作社,在思想上已是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体。合作社航行在河道的两边，一边是市场，它要求合作社必须实现商业性的运作;另一边是人文关怀和社会的目标。[16]经济效率已成为农业合作社的重要价值诉求，也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一些合作社已经实现了和股份公司的链接，甚至将主要经营业务转入股份公司。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就允许合作社投资于合伙或公司。[17]法国农业银行也大量购入了非合作制金融机构股份，包括意大利Bank Inteso16%的股份、法国Credit Lyonnais10%的股份、希腊Commercial Bank6.7%的股份、葡萄牙BES9%的股份以及波兰ELF66%的股份。这些关联企业虽然都不是合作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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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为其子公司存在。[18]日本农协和韩国农协中央会还注册了许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日本农协下属的这类公司超过了160家，韩国农协中央会下属的这类公司有8家。[19]为减少合作社的投资风险，有些国家也会禁止合作社投资于高风险的领域，尤其是公司债券和普通股票。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信用合作社只能从事以下投资：(1)购买国债或政府担保的债券;(2)入股受联邦储贷保险公司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储蓄信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3)购买完全归政府所有企业发行的银行债券;(4)购买共同债券或由政府部门指定托管人托管的受益期权;(5)入股信用联社;(6)入股联邦保险的信用社;(7)购买其他任何与信用社业务直接相关的组织的股份或债券，但总额不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不能获得某个金融机构的控制权;(8)入股全国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9)购买各州或政治团体下属机构(包括代表处、企业等)的债券，但对单个发行人的投资不能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0%。

注释:

[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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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山田定市:《现代合作社论》，李中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6]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7] 亨利.汉曼斯：《企业所有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8]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9]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0]李先德：《法国的农业合作社》，载《世界农业》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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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

[13]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14]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1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6]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7]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8]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信用合作社研究中心：《合作制还是商业化:信用合作社资本结构创新的实证分析》载《金融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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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曾爱国、符纯华：《现代世界合作社经济》，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出处:《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第四篇：从传统婚庆习俗到现代的变迁

从传统婚庆习俗到现代的变迁

从古至今婚礼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中国家庭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百善孝为先 ”，“不孝有三，午后为大”从这些也不难看出中国对于繁衍生息，传宗接代的重视，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对于婚礼给予无限的期望，同时也希望盛大的婚礼能为新人，或者整个家庭带来好运与吉祥，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里传承下来了无数婚礼习俗。而不同的地区与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习俗。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瑰宝，随着时代的变迁，婚庆习俗也在不断变化。希望通过本文可以对婚庆习俗的变迁有个透彻的分析与解释。

中国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因此夫妻结合的礼仪称为“昏礼”，后来演化为婚礼。中国人喜爱红，认为红是吉祥的象征。所以传统婚礼习俗总以大红色烘托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吉祥、祝福、孝敬成为婚礼上的主旨，几乎婚礼中的每一项礼仪都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从此，俪皮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现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仪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六礼婚制作从此为华夏传统婚礼的模板。

传统的婚礼习俗包括：

1、三书：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指的是礼聘过程中来往的文书，分别是“聘书”——订亲之书，在订婚时交换；“礼书”——礼物清单，当中详列礼物种类及数量，过大礼时交换；“迎书”——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接新娘过门时用。

2、六礼：是指由求亲、说媒到迎娶、完婚的手续。分别为“纳采”——俗称说媒，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问名”——俗称合八字，托媒人请问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准备合婚的仪式；“纳吉”——即男方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婚事初步议定；“纳征”——又称过大礼，男方选定吉日到女方家举行订婚大礼；“请期”——择吉日完婚，旧时选择吉日一般多为双月双日，不喜选三、六、十一月，三有散音；不选六是因为不想新人只有半世姻缘；十一月则隐含不尽之意。“亲迎”——婚礼当天，男方带迎书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3、安床：在婚礼前数天，选一良辰吉日，在新床上将被褥，床单铺好，再铺上龙凤被，被上撒各式喜果，如花生、红枣、桂圆、莲子等，意喻新人早生贵子。

4、闹洞房：旧时规定，新郎的同辈兄弟可以闹新房，老人们认为“新人不闹不发，越闹越发”，并能为新人驱邪避凶，婚后如意吉祥。

5、嫁妆：女方家里的陪送，是女方家庭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嫁妆最迟在婚礼前一天送至夫家。嫁妆除了衣服饰品之外，主要是一些象征好兆头的东西，如：剪刀，寓意胡蝶双飞；痰盂，又称子孙桶；花瓶，寓意花开富贵；鞋，寓意白头偕老；尺，寓意良田万顷等等。当然各地的风俗和讲究都不一样。

6、撑红伞：迎亲的当天，由新娘的姊妹或伴娘搀扶中娘家门，站在露天的地方，姊妹或伴娘在新娘头顶撑开一把红伞，意为“开枝散叶”，并向天空及伞顶撒米。

7、换庚谱：男方和女方的家庭互相交换家谱，作为定亲的凭据。媒人提亲后，如男女的时晨八字没有相冲，双方就会换庚谱。

8、哭嫁：据《礼记》记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在古时，因为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女儿出嫁後，就很难有机会可以见到家人。哭嫁是源自古时妇女不能拥有自由的婚姻，所以她们会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古时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9、盖头：新娘子通常会以一边长三尺的正方形红围巾蒙在头上，这红色的围巾称为叫“盖巾”，俗称红盖头。通常是男掀女的红盖头。

10、迎亲：古代婚配时，男方必须去迎亲。“亲迎”是六礼中最隆重的礼节。没有迎亲的新郎，就没有出嫁的新娘。

11、拜堂：又称为“拜天地”，是婚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拜堂”并不属於古“三书六礼”，这一婚俗於宋代以後非常流行，经过“拜堂”後，女方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一员。

12、酒筵：酒筵几乎是每对新婚夫妇行婚礼时必不可少的仪式，流传到今天，“吃喜酒”已成为民间行婚礼的简称。酒筵有蘩有简，规模不等，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新郎新娘的婚姻得到了亲朋好友的承认。因此，酒筵也是婚礼中最具有社会意义的环节。

13、合酒：以线相连，新郎新娘各执其一，相对饮酒的仪式。酒杯一分为二，象征夫妇原为二体；以线连柄，则象征两人通过婚姻而相连；合之则一，象征夫妇虽两体犹一心。而这些习俗到了现代大多被省略或者精简掉，更主要的是现代的婚礼更注重婚礼流程能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慢慢忽略了婚礼习俗真正的希望给新人带来的吉祥如意。

现代婚礼习俗主要保留了这些：

1、送礼：按一般习俗，参加婚宴都要准备一份小小的贺礼，用红纸或专门印制的双喜字封包，里面放进适当的贺礼金，礼金数目根据客人的经济情况和与新郎、新娘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定，但最好要取双数，含六为“禄”，八为“发”，百为“白头偕老”的意思。

2、敬酒：新郎、新娘到各席敬酒致谢时，大家起立举杯，和新人先轻轻碰杯，再道“恭喜”。不要把新郎、新娘灌醉，不要东拉西扯，要把新人在每桌敬酒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内，以让他们圆满结束宴会，早入洞房。同时，自己在酒席中，也不要大喊大叫，要节制饮酒，以免醉后狂言失礼。

3、撒纸屑：结婚典礼上，人们欢笑着把五彩的纸屑撒向天空，撒向新郎、新娘，也撒向前来道贺的客人们。这种风俗起源于 意大利。中古时代，意大利凡参加婚礼的人，要向新人撒一把五彩缤纷而细小的糖果，祝福新人过着甜蜜的生活。到了19世纪，人们把撒糖果改为撒彩色纸屑。

4、燃炮：礼车离开女方家燃放鞭炮。

5、忌踩门槛：要跨过门槛

6、进洞房：新人一起坐在预先垫有新郎长裤的长椅上，谓两人从此一心并求日后生男。不准任何男人进入洞房。

7、忌坐新床：结婚当天，任何人皆不可坐新床，新娘更不可能躺下以免一年到头病倒在床上。另外，安床后到新婚前夜，要找个未成年的男童，和新郎一起睡在床上。

从上面传统婚礼习俗和当代婚礼习俗的比较其实不难看出，我国的婚礼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的精简。对于古代繁琐的婚礼习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在婚礼当中不再需要拜天地、喝交杯酒、新娘也不再需要穿上厚重的凤冠霞帔以及盖上红盖头等等。

更多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婚礼习俗正在慢慢的产生，甚至更多的人喜欢在自己的婚礼中融入西方婚礼的元素。现代年轻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可以与众不同，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婚礼习俗在不断改变，相应的宾客送礼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从一开始的直接送礼金改为会赠送能为新人带有吉祥如意的礼物。近年来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婚庆礼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婚庆礼品也在不断跟上婚庆习俗的改变。就以婚庆席为例，近段时间市面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庆礼物————婚庆席。婚庆席主要是主要是祝福新人可以早日得子，寓意“喜得子”，希望睡在席上的新人可以吉祥如意，夫妻关系和睦，为新人及其家庭带来幸福。“竹席”与主席是同音词，象征着领导才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东坡（梦之秀的故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草根皇帝朱元璋）都是从睡“竹席”中悟到竹的精髓，而锁定前景。这已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奇故事，被传为佳话。从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竹席是一个代表着吉祥的生活物品。人们把苏东坡睡过的竹席唤成“梦之秀”，希望后人都像苏东坡一样，睡清凉的竹席，获无穷毅志；梦想成真，前程锦绣！而朱元璋则是从一介贫民到改变历史的一代君王，而竹席给予他极大的思想支持，让他得到最大的鼓励和好运。婚庆席更是其中最具有吉祥意义的。

中国传统结婚习俗是文化的瑰宝，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迎来幸福，虽然近代习俗在很大程度上省略的很多的传统婚俗，但是传统婚俗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不可忽略也不可磨灭的。

第五篇：从城市化到城郊化——美国纽约百年变迁回顾

从城市化到城郊化——美国纽约百年变迁回顾

到纽约来的国内朋友常会问起纽约市有多大面积和多少人口。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是行政区域上的小纽约，如果按照纽约市政府的官方统计，纽约市面积为930平方公里，2000年的纽约人口为800.8万人。二是人们概念中的大纽约，大纽约地区除纽约市所属的曼哈顿、布朗克斯、布鲁克林、昆士和斯坦腾岛5个区外，还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26个县市，面积为32400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680万。

纽约作为世界特大都市之一，是美国最大的金融、商业和文化中心。由于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所以纽约又自封为世界的首都。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纽约也是通过走城市化道路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到如今这样的规模的，其变迁过程中的特点之一就是先实行城市化，然后再由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

工业革命加速城市化进程

纽约市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纽约市是1898年由曼哈顿等五个区合并而成的。其实，合并建市的设想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经萌发，但真正落实却等了很长时间，先是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合并，形成了人口最多的纽约市，随后又把美国当时第四大城市布鲁克林及昆士和斯坦腾岛一起并入了纽约市。合并后的纽约市占地面积930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约336万，仅次于英国伦敦。

纽约各区合并建立世界级大都市可以说是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伴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化历程。19世纪末，美国农业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食品，而且还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纽约周边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纽约市迁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纽约城市化的进程。统计资料显示，1860年到1910年期间，美国城市人口增加了七倍，而农村人口仅增加了一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程度。纽约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快速变迁，乡村人口以及工厂纷纷向纽约聚集，纽约的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到1921年，纽约市的人口则由建市初期的336万人猛增到618万人。

1929年，纽约市已经大厦林立，仅摩天大楼就有188幢，电车汽车也已经开始普及，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工业革命。美国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完成城市化进程。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2％，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工业化时期，电力、炼钢等新技术的运用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工业还创造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城市沿着这些交通线从港口向内陆腹地推进。市内交通状况的改善和高层建筑的出现是纽约城市化进程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城市功能与角色的变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化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纽约是工业化时代典型的综合性城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纽约是海港城市，纽约的繁荣先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纽约的商业功能得到巩固后便控制两条贸易线，即北大西洋到欧洲的海运和通往美国内陆腹地的陆运。在全美国对外贸易中，纽约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其次，纽约在工业化时期是全美最大的工业基地。工厂企业云集于此，加快了纽约城市化进程。再之，纽约华尔街作为美国及世界金融中心更是闻名遐迩，它向国内外提供金融服务，其资金在全美和全世界都具有支配作用。在工业时代，纽约已经发展成为集金融、工业及服务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

纽约城市化的进程表明，纽约的城市功能同美国的产业政策关系密切。工业革命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分化为多层次的经济。首先制造业崛起，并且超过了农业。其次是第三产业较工业化前有所增加，表现为政府部门扩大，学校科研机构增加，服务业不断发展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纽约市抓住了机遇，不断调整自己和适应新形势，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最终发展成为多种产业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综合性城市，成为美国经济金融的中心。

城市化弊端不少城郊化成为必然

纽约城市化发展过程表明，城市化进程过快，社会变迁过速，导致社会经济失控，城市问题层出不穷。

纽约城市化进程过快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工厂居民集中于市中心使纽约显得拥挤不堪。1921年，纽约人口超过600万，而纽约的房屋却无法满足要求，致使住宅十分拥挤。当时纽约一住宅机构对曼哈顿东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纽约三分之一的房间里住着两个人，其余的三分之二的房间则住着3个人或更多。大量工厂聚集市区引起严重的工业污染，空气污染滋生了肺气肿、肺癌等多种疾病，严重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纽约市仅有5％的人活到60岁，20％的幼儿活不到5岁。

同样，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交通堵塞，并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涌入纽约街道，纽约市的交通变得拥挤不堪。汽车数量的增加进一步恶化交通状况。交通拥挤使居民和企业都蒙受巨大损失。据保守估计，自20世纪初以来，纽约每年因交通堵塞而至少损失1.5亿美元。此外，道德沦丧、犯罪猖獗是城市化引起的另一类棘手问题。在纽约，种族骚动、吸毒卖淫、偷盗抢窃等城市犯罪已经司空见惯。

纽约城市化进程引起的上述弊端迫使纽约市不得不调整城市发展战略，从城市化向城郊化方面转移。

纽约市实施城郊化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市化向广阔的郊区城镇扩散发展。总的看来，纽约市向城市郊区转移扩散过程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市居住功能郊区化，即将居民住宅迁移到城市郊区。1940年前，人们工作生活主要集中在纽约市中心。随着纽约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居住环境严重恶化，原住在纽约市内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愿意在纽约郊区购房或建房，公路的发展使公交汽车和小汽车成为人们出行的便利工具，从而使他们有条件能够住到郊外。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纽约实行城郊化的高潮阶段，大量居民由市中心移往郊区。

第二阶段是城市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郊区化，即在纽约郊区城镇建立大型购物中心等商业网点及将工厂企业搬到郊区。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纽约市郊区城镇建起了许多大型购物中心，人们不必再为购买生活用品而往返于纽约市中心商业区。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目前的郊区商业区已经超过1.5万个，郊区商业区的零售额也已超过整个社会零售总额的半

数。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纽约郊区城镇与市中心之间存在的土地差价也使许多企业纷纷向郊区城镇迁移，新兴产业在纽约郊区城镇兴起，大规模的工业园和商业服务网点落户郊区，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中心区域在纽约郊区城镇逐步形成。这一变化给纽约郊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原来往返于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工作生活方式大为改变，郊区城镇成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主要的生活工作空间。由于人口大规模迁往郊区城镇，纽约市区人口出现负增长。1980年，纽约市人口由1970年的789万人减少到707万人，10年降幅超过10％。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业功能郊区化使纽约的城市中心功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第三阶段是建立边缘城镇。边缘城镇是在纽约市周边郊区基础上形成的具备居住、购物、娱乐等城市功能的新城镇。如今，纽约四周有许多边缘城镇，其中包括被视为纽约卧室的长岛以及与纽约市相邻的新泽西州的一些城镇。这也就是人们概念中的大纽约地区。

纽约周边的边缘城镇解决了传统城市面临的噪音、交通、住房、大气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空间。总的看来，这些边缘城镇都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大都有高速公路相通，距纽约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二是基础设施齐全完善，除拥有足够的停车设施及大型商场外，还有影院、饭店、俱乐部、运动场等娱乐设施。三是自然绿化程度很高，大多数居民居住在由绿色草坪环绕的别墅型住宅中。

政府为过渡到城郊化创造条件

纽约能够较为成功地从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的确，尽管美国实施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程度很小，但是美国政府在促进城市化进程方面却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美国政府推行大规模援助公路建设的政策，公路网尤其中高速公路网对美国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1956年，美国政府颁布联邦资助公路法，提出在全国新修41000英里长的公路。规划者当时宣称，这些公路将使工厂、商店、居住区分散化，最终会给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变革。统计资料表明，在1921年到1983年期间，联邦政府用于公路建设的费用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公路修筑。高速公路网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使郊区趋于与城市同等的地位。人员、商店及企业都可以迁移到高速公路附近，建立起城市郊区城镇。在纽约，贯穿长岛的495号、北州等三条高速公路如今已经成为纽约市区与长岛卫星城镇相连的交通枢纽，在这三条高速路两旁新建起数十个集居住、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小城镇。

二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实施有利于郊区发展的住宅政策。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刺激建筑业发展，美国政府帮助中高收入者获得住宅建筑抵押贷款，鼓励他们在郊区建新房，从而加速了30年代的城郊化。当时纽约的郊区以两倍于市中心的速度发展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50年代，美国又提出了在郊区建设小城市的建议。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新城市开发法，并首批批准建立63个新城市，其平均人口规模在2万人左右。60年代以后，美国又实行示范城市试验计划，实现分散型城市化。如今，在纽约周边新建的一些城镇就是当时美国政府政策的产物。

都市城郊化将成为农村城市化新起点

100多年来，纽约市先是实施城市化，然后再由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这可以说代表着美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如今，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全国人口中有85％以上都住在城镇，基本达到城镇一体化，农村城市化。

美国城市规模大小差异很大，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人口高达几百万人，而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或边远山区小城市的人口只有几百人。按照这种说法，美国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数量超过35000个。不过，按照美国官方的统计标准，往往只有人口在3万以上才能被视为城市。根据美国政府统计，美国人口在3万至10万的城市数量约为1100个，大约占城市总数的90％。人口在10万至20万的城市数量为131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有78个，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城市有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亚特兰大和西雅图等13个。

由此可见，美国起初出现的城市化最终发展成为城郊化，其最终结果就是数以万计的小城镇应运而生。美国近30年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带就是大量小城镇的集合，而不是靠无限扩张中心城市区域来实现城市规模扩大。大量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密集的城市群带，美国政府统计机构将其称之为都市区。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城市化出现了新趋势。

随着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像纽约这样的传统城市中心及其郊区边缘城市共同构成的大都市圈又有向其外围拓展延伸的趋势。美国有关专家认为，这一趋势将在未来20年中使美国的农村地区城市化，这种城市化的对象不是城市本身，而是目前已经存在的农村集镇。促使新一轮城市化的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大都市圈边缘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正促使在边缘地区工作的城市居民把家搬迁至开车一小时可以达到的周边城镇；二是经济的增长正促使大都市圈内的公路干线向外延伸，这一趋势引导着美国的投资向公路干线经过的农村集镇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