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标语变迁：从单调生硬到人性化交流

第一篇：中国农村标语变迁：从单调生硬到人性化交流

中国农村标语变迁：从单调生硬到人性化交流

张文静2011年08月10日13:43来源：新华网

“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婚育新风进万家，户户盛开幸福花”„„走进甘肃省定西市农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标语。这些由农村标语构成的“墙体文化”俨然成了一道扮靓农村的风景线。

政府、学校及其他组织，常常将农村标语刷写在农村乡镇街道、村组墙面上，从而传讲国家政策及法律知识等。农村标语因为其位置显著，传播效果快且稳定，是除广播、电视等途径之外，农民群众获得信息最直接的途径。

30多年前，中国的农村标语几乎都是政治口号，如“以阶级斗争为纲”；10年前，农村标语常常是有关计划生育和法律知识的，如“孩子要一个，票子要多多”、“光缆无铜、偷盗判刑”等。

“单调生硬、不理会农民感情是以前农村标语的共同特点，书写不规范，错别字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甘肃省定西市凤翔镇北二十里铺村村委会主任周军说。

鉴于具有强制性、威迫性等违反民本思想的标语广泛存在，甘肃省、云南省、河北省近年来“消灭”了一系列如“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致富光荣、贫穷可耻”这样带有法律误导性或歧视性的农村标语。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建刚表示，十几年前的标语更多的是对农民强制性地灌输和单纯性地警惕，而当下的标语则用老百姓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人性化地劝诫和交流。

甘肃省定西市凤翔镇北二十里铺南庄社村民牟海军说：“以前村上的标语比较土，有的还挺吓人。现在的标语挺有意思的，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好的标语能启发、服务村民，把实用的信息尤其是国家一些好的政策告诉他们。”甘肃省定西市凤翔镇副镇长刘凯向说。近两年，当地统一了其所辖27个村的墙体文化，以规范的文字、有感召力的语言和精美的图画服务农民，帮助农民群众树立健康、民主等意识，倡导农民过健康的、有品质的生活。

在凤翔镇北二十里铺，当地基层干部还在村里道路两旁树立起“治家格言”标牌，告诉农民如何保持家庭和睦，如“了解——相互恋爱的基础、诚实——男女恋爱的钥匙”„„

农村标语“温情”的表达突显中国地方政府执政理念越来越由“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尊重。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惠民政策，除了使用广播、电视等传媒工具，甘肃、湖南、河北等地方政府也通过农村标语进行了传达，编制、创造出一系列个性化、服务性的标语。

在甘肃省，农村标语的内容和风格得到了丰富，“预防婴儿出生缺陷，妇女免费服用叶酸”等健康知识类标语、“施这肥、施那肥，不如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培训类标语、“参加合作医疗好，农民看病可报销”等政策类标语也随处可见。

“这些标语刷写在农民屋前屋后，村头墙面上，只要路过，就会看到。而当农民需要这样的帮助时，他们会主动去村委会了解。”穆建刚说。“农村标语作为老百姓最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依然会被长期使用。”记者 张文静

（责任编辑：闫璐）

第二篇：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被学者认为是中华大地最早的标语口号之一。

公元前2XX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权衡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后，陈吴做出“举大计死国”的抉择。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一直到明末“闯王来了不纳粮”、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再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呐喊，以及中华大地上历次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5年漫漫长路，标语，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高层权力的宣示”，还是“升斗小民的呼喊”;无论是给学生精神食粮的“励志名言”，还是让人睹之色变的“计生恐吓”;无论是激情澎湃的“盛世警句”，还是温情脉脉的“文艺小清新式劝说”……标语，无疑都在属于它的特有时代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触摸历史的年轮，有太多的印记留给后人。标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符号，而这个符号，注定清晰地镌刻在各个时代的经脉上，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我们从那段红色岁月开始，简单梳理了不同时代的典型标语、特色标语。窥斑见豹—从标语的变迁，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

第三篇：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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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张国平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制度变迁/合作社/产权/效率

内容提要: 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作者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一、从农户到合作社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1]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合作社就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发展引起并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动因而自发的一种制度变迁，它是个人或自愿性组织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对现行制度的变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2]诱致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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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要有外在利润存在，即存在由于制度不均衡导致的获利机会，并且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二是要有制度的发明者自发组织实施，其主体是个人或自愿性团体;三是它要受到制度环境和其他制度安排的制约;四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对新制度需求为前提的，故又被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通常，对新制度的需求是因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趋利的动机促使社会成员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当该社会成员有能力实现制度的更新时，新的制度就会诞生。我国现代农业合作社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为满足农业市场化经营需要创新的结果。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冲破了社会主义农业的传统体制，实现了集体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农村家庭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户成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家庭承包经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分散劳动和独立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次，集体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后，在家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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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中家庭享有剩余索取权。实践证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从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来看，虽然“分”的功能得到了加强，而“统”的功能则被弱化，许多农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已经严重弱化甚至不复存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家庭承包经营的不足就逐渐暴露。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在产品的销售和材料的采购中难以和其他强势的市场主体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不应该是否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理由，而是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对制度创新的需求;这更不能归咎于我国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群体。要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组建农业合作社，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正如山田定市所说，“具有合理性的家庭农业经营，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单个的努力来实现延续和发展，则是十分困难的。它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农业经营者之间的合作„„，这是不可忽缺的条件。” [3]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分散化理论”，大企业有利于分工但会降低经营的灵活性，小企业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竞争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合作社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化解企业经营规模的两难困境：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经营促进社员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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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合作社和社员主要以对方为经营对象，把大、小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分散寓于集中，集中寓于分散;社员创办合作社共同经营是为了做单个经营者不能经营的业务，但合作社也不剥夺社员独立经营者的地位;社员的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合作社则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合作社是批发商，而社员是零售商。相对于家庭承包经营，合作社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应当强调的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诱致性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往往不能满足社会制度供给的需求。所以，我国合作社制度的推行更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适时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强制力或者政府命令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中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

企业是个体之间交易产权的契约。作为企业参与者的成员必须对自己投入的生产要素拥有产权，否则就无权签约。这也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企业成员清晰的产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由于199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次代表大会修订了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了在社员缴纳的股金中要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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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为合作社的共同财产，在剩余分配中也要拿出一部分建立公积金，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分的。[5]因此，合作社的产权结构经常被质疑是不清晰的。笔者认为，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合作社应当有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和公积金，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的产权不清晰。现代股份公司中也存在不属于股东的法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法人财产没有产权归属，股东拥有的股权也是产权清晰的表达方式。虽然公司中的公积金也是不能分配的，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认为公司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因为这并不影响其计入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也不影响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将其作为转让价格的组成部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并没有禁止合作社成员在退社时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也没有否认在合作社清算时社员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而且，现代农业合作社普遍放弃了公共积累不可分割的限制，使公共积累的产权趋向明晰化。如丹麦农业合作社允许把未分配利润划入社员的个人账户，社员可以在退休时提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成员资格终止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 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 也可以退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方面考虑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产权关系不明确的公积金的提取会影响到成员的合作愿望和成员的财产权利, 因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积金制度也作了比较灵活的处理: 一是是否提取公积金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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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自己决定, 没有设置法定公积金制度;二是提取的公积金量化到每一个成员, 记载在成员账户中, 并作为成员参与盈余分配的依据, 以保护成员的财产权利;三是成员退社时可以按照成员账户中的记载, 带走其出资和相应的公积金。应当说，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这一规定发展和完善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

合作社的限制资本分红和按交易额分配的分配原则，也是合作社的产权是否清晰受质疑的原因。确实，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国际合作社运动始终限制资本分红和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以体现劳动雇佣资本，反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理念。虽然合作社的原则曾经几度修正，但这一原则却始终没有改变。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缺乏清晰的产权安排。首先，合作社的这一原则只是限制资本分红，没有禁止资本分红，社员得到的约等于银行利息的股息，应当属于资本所得。对于这一部分所得，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中不仅有清晰的产权主体，而且承认产权主体的产权差异，因为根据成员不同的出资额，他们的资本所得也有相应的区别。其次，按交易额分配也是按照产权分配的一种形式，因为合作社的盈余(起码是部分)是在合作社和成员的交易中形成的，社员的交易额等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也就是按社员的股份分配，这种制度很好的将社员权利与资本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制度就要求，股金额度与交售农产品数量相联系，一个社员必须承购与其农产品交售额相应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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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如果社员不能提供合同规定数量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合作社就从市场上购买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记入该社员账户。[6]在我国，还有一种质疑合作社产权清晰的观点，认为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本总额中，社员的股本只占极少的份额，大量是信用社长期形成的公共积累，而公共积累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国家减免税等政策优惠形成的，所以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属于社员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就十分模糊。笔者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始股金是由社员入股组成的，所以产权应当属于入股社员。国家优惠政策给信用合作社形成的利益和积累，应当属于入股社员的所有者权益，不能影响产权的归属。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也规定，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量化到成员，按比例分配给社员。

合作社是客户所有的股份经济，其产权是清晰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亨利.汉曼斯在对农业合作社的产权的分析中，十分肯定合作社具有的低成本的产权优势。因为合作社成员间利益的同质性，即合作社成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相似性，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指合作社所作的决定对每个社员影响的相似性。[7]新制度经济学对合作社的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合作社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既利用了其成员固有的当地信息源和信任资本，又利用了自我雇佣的优势，因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认为同企业相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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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制度安排会造成低效率。可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置疑合作社的效力，但也承认合作社的产权优势。

三、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肯定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但质疑合作社的效率。我国以往合作社的实践对此的回答也相对是负面的。当我们重辟中国的合作社之路之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话题，毕竟，缺乏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是难以生存的。笔者认为，国际合作社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丰富资源，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可以有效率的。

传统合作社的资本积累限于社员的出资，有限的融资渠道使合作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现代合作社在内部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向外部募集资金。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就允许向非社员发行优先股。芬兰1989年《合作社法》也允许合作社向非社员发行股票。[8]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 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2004 年《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社员认购股金应当在50%以上，可以向外部发行优先股。合作社向非社员募集优先股，既可以增加资本供给，又可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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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因为优先股没有表决权。合作社制度的这一变迁使其可以克服其传统的融资渠道狭窄的不足，形成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的规模效应。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统计,美国已有14家农场主所有的合作社进入了全美500强，加拿大10家最大的企业中合作社企业不低于8家。1991年美国农场主合作社的营业额高达1750亿美元,其中有11个合作社营业额超过了10亿美元。芬兰最大的乳制品联合生产企业瓦利奥公司,是由47家乳制品合作社所有的股份公司。[9]法国农业银行不仅是法国最大的合作社银行,也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农业银行共有360多万个会员,职工66万多人。在农村村镇一级,法国农业银行设有3000多个办事处,省一级有56个地区营业中心。它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农场经营主，每10个农业经营者中,就有9个是农业银行的客户。农业银行还负责发放国家对农业的优惠贷款,它的份额占90%左右。[10]

在法人治理方面，传统农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度，所有的社员有平等参与管理的权利。传统农业合作社选举的管理者就是社员，不是职业经理。传统合作社的管理人员通常实行不计报酬的荣誉职务制度，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这种法人治理相对于股份公司存在明显劣势。以韦伯夫妇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派也认为，合作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管理上的低才能。但是，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法人治理已经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是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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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通常包括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二是在认可一人一票的同时也允许例外。美国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农业合作社采取不等额投票制度，额外投票权通常以交易量为基础，或以持股量为依据，或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民主管理并非等同于一人一票，只要合作社为多数社员控制，就仍然是民主管理。当然，为了合作社民主管理的传统，各国对额外投票权设置了一定的限制。美国要求一人投票权不能超过总投票份额的20%。德国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一人最多不得超过三票。三是现代农业合作社实行专家管理，从合作社外部聘请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打破了合作社董事会成员全部由社员组成的传统,允许合作社有25%的非社员董事,在社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引入外部专家。[11]

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传统农业合作社重要的分配制度。传统农业合作社只能支付有限的资本报酬，然后是按交易额返还盈利，而不论社员投资额的差异。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社员大户的利益。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分配趋向多元化，可以按劳动量分配、按交易额返还，也可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现代农业合作社开始承认非社员投资的资本报酬：对外来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实行按交易额返还。如瑞典将经营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营利性业务，包括粮食收购、加工、出口与饲料、种子、化肥供应等，这部分经营对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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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对这部分的股份实行有限的资本报酬，红利不超过7%或按交易额返还;另一部分是营利性业务，包括农业机械和燃料销售，其经营对象不限于合作社社员，并给这部分股份以较高报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规定按照交易额返还的盈余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 允许对按交易额返还后的盈余, 按照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比例返还。

传统农业合作社不允许外部雇工，因为雇佣外部工人和不允许资本雇佣劳动的理念相悖。在这种雇佣关系中，雇主是全体社员，他们的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雇员则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雇佣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合作社实际上就通过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来实现利润。实际上，合作社出现少量的外部雇工，并不意味这合作社的变质，而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合作社作为资本关系的否定形式，虽然在社员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但并没有否定其外部的资本关系，它并没有否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雇佣劳动为特征、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制度。由市场环境所决定，合作社也必须以商品生产或商品经营者出现，为了实现社员收入最大化，可以集体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另外，合作社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也迫使其制度发生某种变异。马克思曾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12]资本主义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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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社竞争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合作社。早在20世纪初，英国的生产合作社中，就有40%的工人不是雇佣他们的那个合作社的社员 [13]。1982年，法国4003个供销合作社就有雇工10.5万人，平均每个合作社26.2人 [14]。合作社的变异是在未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发生的某些调整，合作社的变质则是对其基本制度的否定。为了防止合作社变质，应当适当限制合作社的雇工人数，如蒙德拉贡合作社规定每个合作社雇工人数不得超过全部社员的10%，超过这一限制将违反有关合作社与人民储蓄银行的契约，会被取消人民储蓄银行和其他单位对该合作社的贷款和技术援助。[15]

合作社是作为股份公司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功的合作社,在思想上已是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体。合作社航行在河道的两边，一边是市场，它要求合作社必须实现商业性的运作;另一边是人文关怀和社会的目标。[16]经济效率已成为农业合作社的重要价值诉求，也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一些合作社已经实现了和股份公司的链接，甚至将主要经营业务转入股份公司。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就允许合作社投资于合伙或公司。[17]法国农业银行也大量购入了非合作制金融机构股份，包括意大利Bank Inteso16%的股份、法国Credit Lyonnais10%的股份、希腊Commercial Bank6.7%的股份、葡萄牙BES9%的股份以及波兰ELF66%的股份。这些关联企业虽然都不是合作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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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为其子公司存在。[18]日本农协和韩国农协中央会还注册了许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日本农协下属的这类公司超过了160家，韩国农协中央会下属的这类公司有8家。[19]为减少合作社的投资风险，有些国家也会禁止合作社投资于高风险的领域，尤其是公司债券和普通股票。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信用合作社只能从事以下投资：(1)购买国债或政府担保的债券;(2)入股受联邦储贷保险公司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储蓄信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3)购买完全归政府所有企业发行的银行债券;(4)购买共同债券或由政府部门指定托管人托管的受益期权;(5)入股信用联社;(6)入股联邦保险的信用社;(7)购买其他任何与信用社业务直接相关的组织的股份或债券，但总额不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不能获得某个金融机构的控制权;(8)入股全国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9)购买各州或政治团体下属机构(包括代表处、企业等)的债券，但对单个发行人的投资不能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0%。

注释:

[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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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山田定市:《现代合作社论》，李中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6]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7] 亨利.汉曼斯：《企业所有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8]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9]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0]李先德：《法国的农业合作社》，载《世界农业》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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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

[13]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14]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1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6]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7]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8]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信用合作社研究中心：《合作制还是商业化:信用合作社资本结构创新的实证分析》载《金融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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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曾爱国、符纯华：《现代世界合作社经济》，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出处:《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第四篇：从标语口号到流行语

从标语口号到流行语，新中国的60年，每一个时代都不缺乏“代言”。

前30年的标语口号，沾染着革命色彩，出自伟人英雄之口，自上而下贯彻，“政治挂帅”占了主流；后30年的流行语，包罗万象风格不拘，饱蘸着“群众智慧”，靠新兴媒体快速传播，它的产生、走红及其变种、湮灭往往快速而没有定式。

谁也不能超越历史评判其优劣，谁也无法忽视这一个个句子、词组或者汉字背后所蕴含的历史。

您要是读懂了它们，就读懂了中国，我们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科学、民主的祖国；您要是理解了它们，就理解了中国人，我们越来越开放、富裕、包容、幽默的人民。

那时，革命、豪气、从上而下„„ 激情口号

标语口号可算正宗的中国特色，上至庙堂、下达草莽，说不出几句标语口号的国人简直无几。

新中国前30年，舆论工具远不如现在发达，标语口号既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所以连“齐家”

也得靠它。

政策题词是口号主要来源 1949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开幕词的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建国后第一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口号。

新时代开启了，同时一个传统悄悄确立：党政决策议政、领导口授题词，成为那个年代标语口号的最主要来源。

鲜活的社会就这样简明扼要地附着在标语口号上，机关传、报纸登、电台播、舞台演、墙壁刷„„不论城市乡村，在围墙、水塔、烟囱以及任何可以写大字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宋体字常留在国人的集体记忆里。

上世纪50年代，百业待兴。毛主席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赞叹当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同时还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倡文艺文化事业发展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语句，时至今日仍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蓬勃向上贯穿新中国前十年 1958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调声中。在“超英赶美”的口号带动下，全国还“大炼钢铁”、“放卫星”。

随后，“坚持自力更生，发扬革命传统”迅速成为全国人民面对困难时的精神追求。广州知名媒体人陈扬现在回首那个时代感触颇有：“从建国初期的万里晴空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这段时间的标语口号始终充满一种蓬勃向上、方向感十足的特质，能不断给人希望。”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深入人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与“铁人”王进喜跳下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对新中国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蔚为深远。

但到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背后却是工交企业基本陷入停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结了千万青年的正常学业，“狠斗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 „„

1976年，“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带来了新时代。

还记得那时作文里常用的“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分别成为1978年、1979年的核心用语，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接下来，从“对外开放”到“深化改革”，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治理整顿”到“宏观调控”，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连大白话“不折腾”都进入党的政治报告中„„标语口号依旧扑面而来，但谁都感觉到，它们的“风味”已越来越亲切、晓畅和清新。

轰轰烈烈的口号

中国的口号，是一种文化，大多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服务的，目的在于最广泛地深入基层，务求入脑入心，然后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

“人定胜天”

有多种说法，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的，但查无此句；二是在长征路上说的；三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文革”时期人们按照领袖的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得出的结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51年5月苏州小学生陈永康抓特务被打伤，毛泽东得知后亲笔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派人制成锦旗赠给陈永康，同时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了这一号召。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1964年2月5日，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介绍大寨发展农业的先进事迹，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形成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的这句口号，沿用至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为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北京奥运的主题口号。大气、时尚，是新时代中文艺术的典范。如今，亲民、草根、与时俱进„„ 标语无忌

改革开放以来,标语口号也“大变身”：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不再耻于谈论金钱和财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好似跟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父母娓娓道来„„

最有趣的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从一本正经的“只生一个好”，到推行有压力时口气很足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再到晓之以理的“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最终进入“男孩好女孩好，比例和谐更美好”、“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这被众多网友戏称为“计生从良”的经历，口号一步步走出“高压态势”，平易、贴身地进入百姓生活。

口号变脸流行语登台 不过，如果还要以“标语口号”来定义目前人们社会语文生活最常用的标志性话语，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生活的丰富、资讯的发达、传媒的迅捷，给博大的中文、智慧的中国人民倍增用武之地，口号不经意间以“流行语”的形式登上舞台。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足见刚恢复高考制度时理工科专业是多么走俏！“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可见上世纪80年代的脑体倒挂状况是多么耸人听闻！“下海”、“下岗”、“倒爷”、“砸碎铁饭碗”，三言两语就道出经济体制改革给大家的印象。全社会齐来“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坐标。

春晚和大片制造热词

市场经济了，商业广告成了流行语的崭新载体。随着女性用品成为商家猛攻之高地，“面色红润我喜欢”、“做女人挺好”这类引人遐想的句子迅速红遍全国。

“春晚”、“流行歌曲”、“国产大片”，本身就属于改革开放的新名词，这下又成了“流行语”的集中产地。

“领导，冒号！”、“你太有才了”，直到赵本山老师三年如一日的“忽悠”，从春节联欢晚会走入千家万户；“我想有个家”，“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都是月亮惹的祸”乘着歌声的翅膀被人们演绎成各种表达；秋菊的“就是要讨个说法”，中年丈夫的“审美疲劳”，朋友间“做人要厚道”，借国产大片的传播飞遍寻常巷陌、田间地头。

网络语言成潮流先锋

不得不提到“粤语北上”的现象。“广东腔”作为咱们改革开放先行地奉献给全国人民的“副产品”，当仁不让地在流行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有没搞错”、“搞掂”、“冇问题”、“炒鱿鱼”、“打的”、“生猛”„„最新范例：中央频频指出，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又一个标准的“广式说法”！

用民间语词收集人、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的话说，“流行语当中的网络新词海量增加，这当中既有生活的毒药，也有智慧的解药”。21世纪，互联网和手机的加入，让流行语的传播更加势不可当。

“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打酱油”、“做俯卧撑”、“范跑跑”„„到了今日，如果你看不懂“楼脆脆”、“被就业”，没听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明白为啥“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或者还不能熟练运用“雷”、“囧”、“倒”、“汗”等等语词进行网络对话，那赶紧回家补课，不然就太“OUT”了！陈扬觉得：可以借用新中国最初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句式，当代流行语让“中国人民幽默起来了”！

理直气壮的标语

标语不仅是某项国家或当地政府政策的宣传手段，很多时候它更是民间智慧和语言的超级秀场。那些在墙壁上用石灰和油漆书写的历史，既生动通俗，又诙谐幽默。

湖南某乡政府：

“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某地有重女轻男之嫌：

“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在贵州施秉看到的：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安徽，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 “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普及义务教育：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 广东南海盐步镇内衣厂很多，在镇政府围墙上刷了一条标语： “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第五篇：29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29年高考变迁：从雷锋精神到话题作文

到2005年，恢复高考已经进行了29年。有关专家分析说，因为高考作文的时代气息极其浓烈，每年的高考作文，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专家分析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的作文是《学雷锋的故事》，必须写在学习雷锋的精神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第一次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自己在战斗的一年里的情况，均是紧扣时代。

第二阶段：高考作文题目开始利用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引申意义。

1981年的作文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树木的“种”与“毁”分别象征成就事业与破坏事业，题目引发学生逻辑思维，考生可以联想到生态环境，也可以引申为建设或破坏事业。

第三阶段：出现中性题目。

1988年和1994年的高考题目分别是《习惯》、《尝试》，习惯有好坏，尝试有成功失败；1991年的作文题目是就《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择其一。

第四阶段：高考作文题从一元化发展到两元化，1996年提供两幅漫画，让考生选一幅更喜欢的漫画写作；1997年提供3个材料，让考生选其中两个材料，题目变得复杂。

第五阶段：出现了科幻式的想象作文。比如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第六阶段：近几年来，话题作文一统天下。

专家分析说，高考作文发展到今天，从总的趋势看，朝着既开放又限制的方向改革。在文体上放开，在内容上加以限制，这样既防止套写，在评卷时也有利于控制误差。（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