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

第一篇：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

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日益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并且日益私营化，大学的传统职能如教学和科研受到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尤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作者还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服从教育和知识的逻辑而不是市场规则。

关键词：高等教育

全球化WTO教育商业化

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为一种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买卖的商业性产品。高等教育商业化目前已经进入全球市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考虑一系列建议，以把高等教育作为其一项关注点，确保高等教育的进出口符合WTO协定的复杂规定和法律安排，并且不受大多数限制所限。在美国，教育国际贸易全国委员会（theNationalCommitteeforInternationalTradeinEducation）和一系列以营利为主的教育举办者支持这一动议。业已建立的高等教育共同体，包括美国教育理事会（theAmericanCouncilonEducation）没有对此做出承诺。WTO动议给传统的大学观，以及国家性的乃至院校内部的教育管理带来了严峻的威胁，因而需要仔细的省察。我们正处在高等教育的真切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有可能深刻地改变我们对大学角色的基本理解。这一变革的涵义是深远的，但我们对之仍然缺乏讨论和理解。特别令人担忧但又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商业部服务业办公室（theUSDepartmentofCommerce’sOfficeofServiceIndustries）在幕后努力使美国和全球的高等教育商业化。

我不反对全球化作为现实或概念的存在。每一个地方的高等院校都服从全球性趋向——大众化及其影响、新通信技术的冲击、学术机构对政府的责任、全球性科研网络，等等。

许多诸如此类的发展把高等院校和院校系统全球性地联结起来。英语作为科学交流和教学的通用语言的使用，特别是当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结合起来后，使得交流更加便捷和迅速。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使得快速传播新课程和变革成为可能，并且使缺乏充足的教育举办者的国家满足其学生和国家经济的迫切需求成为可能。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被看作是为人们从事专业工作（法律、医学、神学）与进行科学研究而提供教育的机构。大学保存并提供，有时还扩展社会历史和文化。在19世纪，科研加入了大学的职责之中，稍后社会服务也成为大学的一项职责。高等院校主要是由政府或教会举办的。即使是私人举办的院校也具有服务的使命。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公共产品”（publicgood），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贡献，因而值得资助。

大学是学习、研究和通过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场所。高等院校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社会压力——即拥有学术自由，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它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为了保证教授们免于担心社会的制裁而在课堂或实验室从事教学或研究的学术自由，他们往往获得永久性聘任——终身制。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今天，国际互联网和知识全球化的崛起等给更小或更穷国家的院校机构或系统带来了潜在的严峻问题。在一个划分为中心与边缘（centersandperipheries）的世界，中心变得更加强大，边缘变得日益边际化。国际学术系统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了。在位于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主导着的竞争日益激烈、迅速迈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场景下，学术系统或单个大学很难独立发展。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

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这些国家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和科研设施的产地，也是在新的全球知识系统中强有力的跨国合作的家园。微软和IBM之类的信息技术公司、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如Merck和Biogen公司）、埃塞维尔和贝特斯曼之类的跨国出版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主导着知识、知识产品和信息技术的国际商业化。在全球化世界中，小国、穷国几乎不能自主，没有什么竞争潜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大学体系中本已很明显的不平等。

知识商业化与高等教育

伴随着日益出现的高等教育商业化，市场的价值准则渗透到了校园。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态度的变化——高等教育被看作是有益于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私人产品”（privategood）。根据这一观点，使用者应该为这一服务付费，就像购买其他服务一样。知识提供变成了一种新的商业交易。公共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即政府，要么不愿要么不能为扩展高等教育提供所需的资源。人们期望大学和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自己去寻找大部分资金。大学不得不更加像商业组织而不是教育机构一样来思考。

在这一背景

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公立大学的私营化（privatization）——出售知识产品、与公司合作，以及增加学费。各类私立院校特别是营利私立院校的繁荣，是商业化的副产品。教育公司（其中一些自称大学）出售技能和培训，给顾客（学生）颁发学位或证书。研究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而不是推进科学前沿的探究活动。

WTO的介入

在这些变革了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商业驱动的人们会关注自身以确保“知识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如果这些利益群体大行其道，高等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会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样服从自由贸易规则。人们应当明白，WTO规则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捆绑物。目前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规则会“处于雷达监控之下”，并且未加分析地被纳入国际协定之中。无论什么一旦成为WTO体制要求或规则的一部分，它就得服从一系列复杂规定。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因为会有一套新的国际准则，而且因为大学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定位：GATS和WTO的首要目标是要保证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都进入市场。

当然，高等教育贸易比香蕉贸易更难以制度化。但是，许多组织和人们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做到这一点，创建一种方针性、规则性的体制以形成高等教育的自由贸易。WTO将会帮助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等。

各种类型的教育产品将会自由地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已经作为国际条约一部分的版权、专利和许可规则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跨国性的有关高等院校、课程计划、学位和产品的贸易做出规定是很困难的。希望参加这类进口或出口者，将得到国际法庭和法律行动的援助。目前，对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裁决权完全在国家当局手中。

这一动议提出的问题与高等教育观念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高等院校切实相关。在一个对高等教育进出口难以进行实际的、法律的管理的当今世界，各国或单个大学如何维持它们的学术自主？如何进行认证或质量管理？在公私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几个世纪以来的“金标准”）与新的咄咄逼人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部门之间存在区别吗？资金充裕的营利性跨国高等教育机构会推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远离商业吗？专职教授职位和学术自由能得以保存吗？有一点很明显，一旦大学被纳入WTO体制，其自主权就会严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复杂研究就会变成服从国际条约和科层制的又一项产品。

WTO控制高等教育最大的负面影响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这样的高等院校，它们能够对国家发展做贡献、产出适应当地需要的研究、参与加强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行动。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屈从于WTO所规范的国际学术市场，它们将会湮没在着眼于营利而非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国外院校和教育项目之中。目前已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认证和质量管理机制是否被允许目前尚不明确，但它们至少与跨国教育提供者有关。

谁来管理高等教育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对其高等院校维持必要的管理。与此同时，如果大学要繁荣，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化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消失。广而言之，新动议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是从中世纪大学面对民族主义兴起和16世纪宗教改革的挑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差不多一千年来，大学把自己定位为负载着核心的教育使命和对学术价值观的共同理解的机构。在大多数时期，人们将大学理解为不仅是在实际知识领域提供教育的机构，还是社会的核心文化机构。在19世纪，科学和研究加入高等院校的职责之中。社会认为大学是特殊的机构，因为其目的超乎日常商业生活之外。现在，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

学术共同体自身要对这些变化承担部分责任。一些大学让自己沉浸于商业活动之中，其传统的职责受到了妥协。一些名校如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营利性”分校就是这类妥协的象征。澳大利亚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即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正在国外建立营利性分支机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和新加坡建立了分院。中国的许多大学则花大力气提供有偿服务和开办技术公司。许多大学已经“上网”，向世界各地的顾客售卖其课程和学位。

大学如果要作为知识机构而生存下来，就必须密切关注教学、学习和科研这些核心职责。执着于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并非易事，但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部门需要给予大学为实现其使命所需的支持。从长远看，不断紧缩的预算、日渐紧迫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以及要求大学根本性地改变其目标，并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公众必须尊重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观。

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必须得到保护，WTO之类的条约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院校系统。第三世界目前处于多重国际关系之中，但是这些安排基于国家需要，并且能够选择教育项目和合作伙伴。

WTO动议促使世界各地大学目前感到的各种压力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如果全球高等教育服从WTO规则，学术界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大学为广泛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将会削弱，大学将会屈从于市场的各种商业压力——国际条约和法律规章强制的市场；使大学在发展中国家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和加强公民社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大学确实是一种值得资助的机构，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社会使命。使高等院校服从WTO强制的市场规则，会破坏社会中最有价值机构之一的这种机构。（好范文整理）

第二篇：法国高等教育全球化

在刚刚过去的对华国事访问期间，法国总统奥朗德曾郑重表示他将催促签证部门加快中国留学[微博]生的签证速度，建议法国高校成立“中国之家”，为中国留学生前往法国留学创造良好的签证和生活学习环境。2012年奥朗德政府还宣布了向取得法国“高等专业”硕士及硕士以上文凭的留学生放宽签发工作证。

目前法国是欧洲大陆第一大中国留学生接待国，中国留学生在法人数已经超过3.5万，法国计划到2015年接待超过5万名中国留学生。目前中国留学生是法国第二大留学生团体，排在摩洛哥之后，而据法国政府预测，2013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将超过摩洛哥，跃居第一。

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留学生接待国，法国自然很重视中国。种种迹象表明法国政府不仅将进一步努力吸引外国留学生来法国学习法语授课课程，还将开设更多的英语授课课程，既为吸引留学生，也为吸引更多的外国教授和研究人员。3月底法国高等教育部长费奥拉索(Geneviève Fioraso)就公布了一项旨在促进实施英语教学的提案。在一个非常自豪于自己语言与文化的国度，这个提案自然激起千层浪。虽然这是法国政府第一次正式表达对英语授课课程的支持，但法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早在萨科齐当政期间，他就表达过让法国小孩从三岁起开始接受英语语言教学的观点，并让时任教育部长的吕克·夏岱尔(Luc Chatel)为加强中小学[微博]的英语教育提出16条建议。

为了说服反对者，费奥拉索特别指出法国许多精英学校其实已经开始了英语授课，她尤其拿出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简称巴政)做为例子。做为法国最负盛名的社科类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的英语教学从15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的校长戴国安(Richard Descoings)非常有远见的提出了提高学校国际化程度的策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学校从本科到博士共有超过20个英语授课项目，吸引了来自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目前国际学生的人数几乎占到总学生人数的一半。而中国留学生也是该校第三大国际学生团体，前两位分别是美国和德国。除了把留学生吸引到巴政，该校还有一项全世界独一无二走出去的政策：该校所有的本科生在本科最后一年全部要到法国本土以外的学校进行交流，或进行海外实习。为了保证所有学生能够在海外同样接受到高水平的教育，巴政与全世界近400所著名大学签署了交流协议，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剑桥，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除此之外巴政还与不少大学设置了本科和硕士双学位项目。本科阶段，巴政已经与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四年制的本科双学位项目，前两年在法国完成，后两年分别在纽约和东京完成。最近又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创立了新的本科双学位项目，同学们前两年在法国完成，后两年在温哥华就读。而硕士水平的双学位项目更是达到十九个之多，合作院校包括伦敦政经，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对于巴政来说，国际化不仅仅为了吸引外国留学生，让他们了解法国精英教育，同时也是为法国本土学生提供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于一个为法国输送了众多高级政治商业管理人才的大学(五名法国总统，十一名法国总理，不计其数的部长，公司高管)，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也同时是在影响着许多年后法国政府和法国大公司的视野和思维。

巴政同时也为许多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现任WTO总干事拉米，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嘉德，前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等。国际化的教学环境和生活环境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正是这些国际组织所需要的，他们为能其他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际化给巴黎政治大学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吸引了许多法国以外的教授和学者，国际排名也得到了提高，根据最新的QS排名，巴政的政治学科已经由第23位提高到了第16位，社会学科也由50开外提升到第30位，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律，历史也都排进了前150名。

全球化，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国家应该顺应潮流，大学更应该为国家培养和准备面对全球化的人才。巴黎政治大学在改革之初也遇到了许多阻力和质疑，但10多年的改革成果表明了决策的正确性，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国教育家，政客的认同。5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讨论，终于通过了费奥拉索女士的提案。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将有机会在法国接受更加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同时充分享受这个世界文化大国给人类带来的贡献。

第三篇：全球化下的爱国主义

全球化下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一，其教育教学对当代大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历史潮流和国际情势的变化，爱国中某些问题已不可以再延续过去那种传统的思维，凡爱国必论及“抵制日货”，凡爱国必以韩国为榜样的思维，往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理。错误思维也往往让大学生善意的爱国行为沦落成误国的“愤青”。

一、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爱国问题

大学生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尚处于待成熟的时期，同时，他们又具有对未来人生图景无限憧憬的激情和热情。这就难免在认识问题时容易陷入感性因素主导的情绪化、直观化的误区。例如，在与学生讨论著名爱国志士屈原投石沉江这一爱国方式上，绝大多数学生因为缺乏历史观的分析方法，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和不解。教师应有所针对地对其思维进行正确的引导。围绕本文的论题，首要的是要确立起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方法论地位，而不是站在自己角度仅凭个人冲动的“坐而论道”。

然而，一切理论不运用于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那都是不好的理论。引导学生树立起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运用于看待和解决今天爱国问题。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冲动和对世界的“误读”。

今天但凡谈论到爱国主义，国人都会很自觉地首先将思维锁定在“抵制日货”问题上。似乎在中华大地上，爱国必然地就等同于“抵制”，这当中有中、日两国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但是这种简单看待问题的思维其实不约而同地犯了没有用历史眼光看问题的错误。

“抵制日货”这一口号最早可追溯到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全球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这一口号的提出和实践无疑对发动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然而，时过境迁，世界时刻都在变化，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以为以此就可以达到牵制日本经济发展的观点其实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社会全球经济已经一体化，国家内部的经济早已成了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据资料反映，2006年中日贸易额比2005年高出了300多亿美元，达到2073.6亿美元；同时，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华企业有近4000家，这就意味着直接和间接吸纳了中国就业人数近千万人。是否有人深刻地想过，如此民族情感冲动下的抵制，同时被抵制的还有1000多万中国国民的饭碗？这无疑无益于社会的稳定，无益于中央极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实，是否购买日货或者购买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今天看来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经济的承受能力。如果说抵制日货是基于民族的历史过节，那么在经济、政治、贸易错综复杂的今天，国与国之间难免摩擦和冲突，是否一概地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而一概地抵制掉？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而使自己脱离时代进步的浪潮，进而固步自封。试想没有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谐与振兴又从何谈起？

二、正确看待同为亚洲的韩国的爱国问题，避免陷入“误读世界的现象”除了爱国必然论及“抵制”之外，我们中多数人还习惯于借助自选的参照物进行一种不恰当的爱国比对，同为亚洲的韩国无疑成了最好的选择。依据大抵是：韩国人不买日货，在对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韩国流露出的强硬态度上，等等。

其实，今天我们都在不同层度地误读了整个世界。误读者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总喜欢从选取的参照物上断章取义般地截取能印证自己内心预设答案的“假象”。在爱国情感这一特定因素上，一个国民的爱国情感，更多的只是一种

文化本能，无须额外教育。凡爱国必论及韩国往往是误读的开始，也误导了我们的方向。

之所以不能这样简单类比，问题的更深层次在于中、韩两国本国工业的巨大差别上。曾看到这样一则着实让人愤怒却很实际的报道，某日本高官曾经说过：“韩国人无论口中是否喊抵制日货，他们都不会买日本货，而中国人喊与不喊最终都只有选择我们的产品”。这其实就是事实，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在日本引以为自豪的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韩国人都可以同样找出足以令韩国人自己自豪的替代品。而同为亚洲近邻的中国呢？真正称得上国际品牌的只有一个半：一个青岛啤酒和半个的海尔电器。一言以蔽之：国货不自强，抵制最终只能沦为盲目情绪看似合理的渲泄。

三、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性地爱国

爱国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复杂，你会发现不太可能再像战争时期那样，开枪消灭敌人就是爱国的简单逻辑。一句话：时代在改变，这是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日益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利用都呈现跨国界特性，商品在全世界销售，资本在跨国界流动，信息得以共享。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当然，机遇从来就是和挑战并存的,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思维构成了冲击，为此，在西方国家，一些主导西方舆论和学术思想的权威学者纷纷放言：“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等等，其实质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兜售其新国家观和新主权论。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该如何坚持和宏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之一的爱国主义，无疑需要有更理性的思维和更科学的方法。

首先，在面临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切勿简单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其次，明确爱国主义旗号下的过激行为其实与爱国主义无关。

如果说，盲目的爱国者是在正确的心态、错误的行为下导致了错误的爱国行为尚可理解，那么有这么一类被称为“爱国投机商”的人，就着实是在“哗众取宠”了。为博取顾客的认同，山东青岛一家“面对面面馆”在其店门铺着一张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大幅图片，为此不少食客慕名而来，为的不是吃面，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心里的认同和支持。其实这更像是商家有心的炒作，国民朴实的情感在这变成了商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对待如此爱国的商家，我想每一个国民更该擦亮慧眼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真正的爱国远不必如此。

最后，全球化时代还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性的爱国主义还要求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继续坚持抓住一切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而绝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要防止一些不利于稳定的内外因素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引向歧途，从而破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在这个讲究实力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而理性的爱国无疑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保证。

第四篇：全球化背景下的就业与创业

全球化背景下的就业与创业

2016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天府论坛，此次论坛有幸邀请到了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炜教授，她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关于当代的就业形势，论创业的机遇与风险的精彩讲座。

首先赵教授就今天的演讲提出了六个主要内容有：

1、全球化及其影响；

2、工业社会的劳动，工作和就业；

3、向后工业的社会转型对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影响；

4、变迁的社会对职业，就业的影响；

5、高质量就业及其实现机制；

6、对创业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赵教授谈论到全球化及其影响，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从物质的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期间赵教授向同学们提出了：“有哪些是国产的国际品牌。”同学们踊跃的回答了许多的答案，例如：华为，中兴，美的，华硕...但赵教授回答到：许多品牌也许在国内很有名气，出国之后却鲜为人知。唯一算得上的就只有“华为”了。赵教授说道：曾经她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一下飞机就全是华为的广告，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错了飞机。从中可见一个企业做到全球化之后的影响有多大。

紧接着赵教授提到了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使许多以前要在一个地方完成的产品被分解为若干个独立步骤或模块，而每一个步骤或模块都是以最低成本完成地方生产，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所以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是生存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完善又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更加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的发展。随后赵教授又分析了就业岗位的发展和职业的增加，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在继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还发展了新的就业岗位，如设计，建造，机械维修等。分工还带来了就业范围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职业种类的变化更快。实际上市场越发达，技术越发达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同时，一些旧的职业消失了（接线员，售票员等）。

最后赵教授提到了高度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对职业要求的变化，对从事低端就业的长期和大量的需求：灵活化，短期化，基本无技术要求，非直接雇佣。同时衡量“高质量”就业，那么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第一，认识不同产业，新型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就业环境和特点；第二，对核心知识的掌握，重视所谓的热门和人们的理解：第三，对“工匠”精益求精的理解。这些道理听起来简单，但要实际的理解却又是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努力，不禁引人深思。

赵教授的演讲幽默风趣，让我受益颇多。在最后的时间里同学们也积极向赵教授提出了心中的疑惑，当然也得到了教授极妙的解答。精彩的演讲也在夜幕的来临中落下了帷幕。

成控部：宋梅

第五篇：WTO与纪检监察工作

加入世贸组织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挑战和应对思路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它不仅对市场开放和经贸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必将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我们必须按照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认真分析入世给纪检监察工作带来的影响，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应对挑战的新思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一、加入世贸组织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领域内的违纪违法案件仍将居于首位，且在短期内更加活跃。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处经济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先后突破了一系列重大、特大经济违纪违法案件，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始终居高不下，在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中居于首位。加入世贸组织，将使我国的外贸急剧扩大，外资大量拥入，外资在中国的开发工程大量增加，中国产品更大规模地走向世界，这“一出”、“一进”必将加速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同时，大量外商、外资的拥入和工程量的增加所引发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可能会直接诱使经济领域内的违纪违法案件再次攀升。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旧体制的弊端不可能完全消除，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状况，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必然驱使一部分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权力“寻租”。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的竞争，从而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特别是一些不法企业主，为了在党政机关等要害部门寻找代言人、保护伞，牟取暴利，逃避法律制裁，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腐蚀领导干部，很容易产生权钱、权色交易等腐败行为。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尖锐，腐蚀与反腐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了一些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这必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但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基础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深刻变改，上层建筑领域也相应地会发生变化，对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

说明。”②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将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调整和改革，有的已经调整，有的正着手准备实施，以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实现我们的承诺。但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从根本上是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必然千方百计利用“入世”机遇对我进行颠覆渗透、“分化”和“西化”，实现其“不战而胜”的图谋。另一方面，“入世”后，包括电影、电视节目市场、音像制品市场以及互联网市场的逐步全面开放，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观、人权观、道德观、金钱观等会更多地拥入，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产生巨大冲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复杂，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接受各种考验、抵御各种诱惑问题更加突出。

（三）腐败案件将呈智能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趋势，调查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亟待解决。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活动的跨公司、跨地区、跨国界行为增多，腐败案件将呈现宽泛化、多元化、高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商业领域的跨国贿赂、出口保险信用中出口商贿赂政府现象，通过“洗钱”形式转移赃款的腐败现象，捐赠机构对政府官员的变相贿赂，捐赠者与高层次的官员之间的腐败交易等现象不可避免出现等等，都将使腐败案件呈现宽泛化的特点；随着投资主体、投资市场和领域的多元化，所有制成份的日益增多，违纪违法主体身份复杂多元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为我们带来经济高效的同时，一些不法之徒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化工具如电子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生物遗传技术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且这种状况会逐步加剧，使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案情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对调查取证以及定性处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面临挑战的应对思路

（一）加大查处腐败案件，尤其是查处经济案件的投入。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各类腐败案件，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案件可能呈现多发、易发且案情曲折复杂的态势，这无疑会增加调查取证工作的难度，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效率和质量提出严峻考验。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人、财、物方面的投入。一是广泛吸纳精通外语、懂得法律、熟悉财经外贸知识以及WTO规则的人才加入纪检监察队伍，使其更加适合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的需要，更加适合“入世”的需要。二是适当增加办案经费，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办案经费不足的状况。三是加大科技投入，配置现代化智能型的办案工具。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的同时，若法律、政策和条规允许，应大胆及时使用现代化工具办案，以免贻误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

（二）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加入世贸组织对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来说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我们从来未遇到过的，有的则可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始终站在反腐斗争第一线，许多大案要案从发现、侦破到

处理，都是纪检监察干部冲锋在前，掌握第一手证据，为案件的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性作用。为积极应对“入世”的新挑战，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主要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熟悉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则，学习财经外贸等新知识，探讨“入世”后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工作中疑难热点问题的新办法。通过培训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更新工作方法和思路，掌握运用现代知识和现代工具查办疑难复杂案件和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技能，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③的要求，培养出懂国际惯例特别是懂WTO运作规则，又精通办案业务的高素质人才，在加入WTO后的反腐败斗争中大显身手，有所作为。

（三）加强与国际反腐败组织的联合。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腐败行为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涉外反腐”已成为当今全球反腐斗争中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腐败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使得打击腐败不再成为某一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事业。需要尽早研究加入以联合国为首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组织中，积极参与国家间反腐败合作的各项活动，并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参与国际间或区域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作出积极回应。如，成立于1993年的透明国际，是全球惟一一个国际性非政府“反腐”组织，除了发布CPI（全球贪污指数）和BPI（全球行贿者指数）外，还发布《全球腐败报告》，目前在国际上影响颇大。我们应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对其显示的清廉指数测评予以及时反馈等，既可澄清事实真相，也可从中有所借鉴，无论对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还是吸引外资，优化经济投资环境，提高国际声誉都会带来很大益处。

（四）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力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纪守法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江总书记多次强调，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加入世贸组织，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形形色色理念的进入，客观上形成了与我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态势。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占领，否则，“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占领”。当前对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教育，在发挥传统工具的同时，应注意运用高科技信息技术占领网上阵地，针锋相对，抵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坚决粉碎西方对我“西化”、“分化”图谋。在教育内容上坚持用生动的理论进行灌输，避免枯燥说教，不注重实效，防止产生逆反心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统一全党认识。尤其应抓好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过好“权力”、“金钱”、“美色”关，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起“入世”的考验。

（五）加强改革创新，使纪检监察工作进一步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江泽民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④当前纪检机构领导体制较为明显地缺

陷就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纪检机关只有善于改革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抑制腐败，在工作中有所作为。一是对当前纪检机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创新。现行领导体制是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创建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领导机制，这种机制在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几十年过去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地变化，时代背景不同，这种体制在大量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最突出的问题是在监督方面发挥作用受限。据此，建议将中央以下的各级纪委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人的被动状况，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同时加大对事前、事中的监督力度，把违纪违法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二是抓紧修订和完善有关的条例条规和法规，使其与相关法律法规相适应。加入WTO，需将有关法律制度国际化以使其与国际惯例、WTO规则接轨，同时也还需要结合实际，将国际经贸法、WTO规则本土化，以体现本国之特色。这些调整和变化，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所依据的法规、条例条规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党员成份的变化和监察对象身份的复杂化，党纪条规不能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存在条规“缺位”，应及时修订和完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

③江泽民1998年1月22日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办通报》1998年第3期第21----22页）

④2000年12月26日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办通报》2000年第38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