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接受法治质疑引起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高校接受法治质疑引起的法律思考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文章编号]1671—8178（2003）03—0054—0

4高校接受法治质疑引起的法律思考

谈玲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摘要] 文章从高校处分权的性质分析入手，系统分析了在行政诉讼中高校败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提出加强高校处分权的法律监督、严格规范高校行政职权的行使程序、加快完善高校配套立法等改进措施，以提高高校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关 键 词] 高校诉讼；处分权；正当程序；法律监督

[中国分类号] DF3[文献标识码] A

1999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考试作弊可以对学生行使处分权。

被勒令退学、毕业时学校拒发学位证），1996年的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教育法》第28条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学校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规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书），2003年重庆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1]案等一系

（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列案件将高等学校推向法庭，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处分”，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该法使用了“义务”告方。尤其是在“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中，而没有采用“职责”一词，因此就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判决高等学校败诉，这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而言，它并不是一种行政权。

关注和热烈的讨论。那么，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我们认为，《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授予学校和学校在行使行政权或公共管理权力的时候，为何其他教育机构九项权利，虽然法律在这里使用的会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呢？今后应该采取那些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这里的权利有些具积极有效的措施？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有权力（行政权）的性质，例如，第三项的招生

一 高校处分权性质分析 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和处分权（主要指其中的英国学者帕金曾进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开除学籍权），第五项的授予学业证书（包括毕业研究，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此话虽有偏颇，但证和学位证）权等即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高校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诉讼，却不得不让我们对自主权是政府逐渐下放对高校的部分支配权而形新形式下高校的角色进行审视和研究。高校是具成的，它是一种必须根据公认的合法性原则及合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它从事着国家规定的教理性原则行使公权力。因此高校处分权是一种行育这项公共利益活动，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控制；政权。高校基于公权力而对学生作出的诸如是否同时它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享有一定的教育权。颁发学位证、毕业证或者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等等从我国高校的法律特征看，高校正好与国外的非影响学生重大利益的处分而引起的争议，学生向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相同特征，它们享有社会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

力，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二 高校败诉原因的分析

务。因高校的教育权是依教育法而取得，而非宪高校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原因，我们认为可法或者行政组织法，显然，高校不是行政机关，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而是授权性行政主体。学校拥有一定的公权力，（一）高校制定的校规校纪与相关法律、法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规、规章相抵触

实践中很多情况下，法院判决高校败诉的理由之一就是高校作出公共管理行为的依据与上位阶的法律、部门规章相抵触，如“田永案”中法院认定校方自定的“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与部门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相抵触，并且认为校规“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重于”就意味着超越或者抵触，因此校规是不合法的。应当承认，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内部一直适用自己的规章制度，比如一些高校率先提出现在还在执行的“学生作弊一律开除”，并没有学生对此提出质疑。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因此学生告学校的情况也屡屡出现。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高等学校就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的发放方面制定实施细则，相反却授权高等学校包括有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因此象北京大学就有权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其制定的《实施细则》里面对于比规章更高要求的规则，学校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根据《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博士毕业证书与博士学位论文是否被最终审核通过直接挂钩，对此既缺少合理的程序来支持，又欠缺切实有效的机制提供救济。虽然这在合法性方面没有多大瑕疵，但是在合理性方面则存在严重的缺失。很多高校根据法律法规都制定了本校的学生违纪处罚条例，规定学生哪些行为属于违纪行为，这些违纪行为应该受到什么处罚，但学校的规定也给人反驳的理由：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的处罚，学校依据内部规定就可以处罚吗？谁来认定内部规定某些表述的合法性？如果高校在自定校纪校规时不符合上位阶的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忽视了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不能在学校权力和学生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高校败诉也是在所难免的。

（二）高校作出的处分决定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

高等学校进行教育行政活动应依法管理，学校不仅制定校规校纪应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行使正当权利也要符合法定程序。

但是高校的行政职权长期疏于程序制约。如“田永案”中，学校的退学决定和学籍变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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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送达，没有履行必要的、正当的程序。“刘燕文案”中，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采用的是实质审查。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能对已通过的论文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且在北大作出不予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既没有告知刘燕文，也没有听取他的的陈述和辩解；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实际上这对他辩解权和知情权的剥夺。因为必要的行使和正当的程序是决定学校退学处理决定是否生效的必备要件之一，这个问题和缺陷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和弥补，一旦发生纠纷，学校就会陷入被动并承担败诉的风险。

（三）教育行政立法的滞后

虽然我国的立法机关或经授权立法机关在教育立法方面加快了步伐，颁布了不少涉及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一些适应飞速发展的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实体法还未出台；二是一些教育行政法律、法规条款规定比较原则，该制定的实施细则没有制定；三是一些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程序规定得不够完善，使得高校的很多处理行为缺乏规范化。另外，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有权按照规章自主管理，有权对教育着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 [1]在法律授权高校自定规则的情况下，没有对高校在多大的授权权限内制定规章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高校在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自由裁量的幅度很大，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产生适用法律、法规不当的错误，这也造成了高校适用时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现行法律对学生权利的模糊规定不能满足高校学生法律意识觉醒时对权利内容的具体要求。现行法律对学生具体权利，包括公民权利在教育教学中的细化内容没有明确表示，而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予以充分肯定。如整个《高教法》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的以下七项条文内容主要是对高校学生那个行为的规定，而对学生权利仅以一句“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带过。除去《高教法》、《教育法》，现行法律专门保护学生权利的法规是凤毛麟角，学生对校方处分不服拥有的申诉权，在目前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难以实行。故随着法治的不断发展，学生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在发生了教育纠纷时就更倾向于选择法院诉讼这一最后的司法救济，将高校推向法庭。

三 努力减少高校败诉现象的改进对策

我们认为要逐渐消除高校在行政诉讼中案件中败诉现象，合理、合法解决学校权力和学生权利冲突问题，必须采取以下一系列的综合改进措施。

（一）加强高校处分权的法律监督，完善高校管理的法律秩序

1、加强高校处分权的法律监督。从目前发生的学校诉讼案来看，高校做出处分决定的法律依据大都是《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高校处分学生的条件和程序，相反，只是强调高校处分权的实施是法律笼统授予高校的法定职权。如《教育法》第28条、第43条就很原则地规定了学校拥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处分的权力以及受教育者负有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的义务，至于学校应当如何具体实施该处分则避而不谈。立法概括性空白授权[4]的缺陷，导致了现实中高校处分权行使的混乱。面对现实，学者们都大声疾呼要加强对高校处分权的监督和对当事人的救济；而面对法律，恐怕没有谁能够制约高校这种不合理却合法的处分行为。如何解决这一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

首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应当明确规定对那些事项高等学校不得再制定规则，对那些事项高等学校可以制定更高标准或更严标准的规则，并且应当规定出此类更高或更严的标准不得超过一定的低限。其中对于学校对学生的强制退学等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须有法律依据，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即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

其次，高等学校制定的规则必须清晰、明确，不得通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的原则和精神，不得违背正当程序。

再次，高等学校若制定了更高标准的规则，应当有相应的救济途径。

2、把高校内部管理秩序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高校的内部管理秩序受到司法审查，是由行政诉讼对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救济而引起的。1999年“田永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把高校实施公权力的行为视为行政行为而纳入到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范围，从而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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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高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先例。由“田永案” 所反应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校内部管理秩序的失范。学校管理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必要程序、科学的规范以及应有的保证制约机制而经常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问题。如果高校的内部管理秩序不按照法治原则进行整治和规范，学校的“被告”和败诉将是经常性的。对高校行使公权力的司法审查，不仅在实际应用是可以保障权力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势必对高校管理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更加谨慎的行使权力，规范管理行为，自觉地按法治精神办事。

（二）严格规范高校行政职权的行使程序 正当程序已经成为目前学生在政府和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中主张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施瓦茨认为“根据正当程序要求，在学生因其不轨行为而被公立学校开除以前，必须给其通知并受审讯（即听证）的机会„„。法院一旦确认，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立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生的决

定。”[5]

在法院已受理的高校诉讼案中，“程序瑕疵”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建立科学、合理、严格、公正的程序机制是极其重要的。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合法的“请求权”、“选择权”和“知情权”都难以得到维护，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对人的公正。

在教育行政管理领域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势在必行，其既能为学生合法权益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也能保障高校管理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说，包括通知、送达、听取申辩、告知权利、举行公开和公正的听证会等一系列程序，特别是作出开除、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等这类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地行为更应该建立听证会制度。当然，其中每一项程序又有许多具体要求，如听证程序中主持人和调查人分离，申请有利害关系人员回避等。对于不同的事项，具体程序要求又有所不同。这样才不会使教育行政管理成为行政程序的一个盲区。随着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将会给我国高校行为提供更为规范的程序原则、精神和模式。

正当程序原则的确立，必将极大地完善教育领域地相关制度，使之更为公正、合理。因此在高校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应有符合法制

精神的程序方面的规定。

（三）加快完善高校配套立法，抓紧清理修订，提高立法质量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20年前制订的法规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在的形势。加之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法律法规打架的事，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屡见不鲜。因此，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进行相应修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一旦学生告学校，学校自认合理的事可能也会败诉。

目前，教育配套立法严重滞后。如《高等教育法》在一些条款中留有授权性地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等等，但是在实施中这些“国家有关规定”，行为所依之“法”的制定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而各行其是。其次，现有规范漏洞较多，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漏洞和缺陷得不到及时的清理和修补。再次，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不具有立法权限的机关，尤其是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有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现象较为普遍。

在我国，理想模式是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设定，建议通过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统一的《学生法》、《学位法》、《教师法》、《高教教师聘任办法》等，明确高校的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范围内进行，高校不能自行创定处分的条件、范围、种类。在国家法律的勾勒范围不得侵犯大学自治的特质领域的前提下，国家法律对高校处分权特别是高校自治规章的监督应当采取预防性的监督方式，在高校自治规章生效之前，事先审查其是否违法。在高校处分权领域，国家监督应当通过对高校自治规章的核准许可制度进行。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由于国家也负有高教事务管理的一体相关性，大学的教育管理、学习管理等行为可以视为国家的“委办事项”，因此，这种核准许可制度的审查依据不仅可以是法律上的理由，甚至可以是合目的性或者实质理由。

[参考文献]

[1] 刘万永.“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折射高校管理法律盲

区[N].中国青年报，2003－01－29（6）.[2] 朱永新.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系统研究[M].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1998: 23.[3] 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9月1日起实

施）[Z].28(条),43(条).[4]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2002：119－120.[5]（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6：218.[6]（台湾）董保城.课程自主、考试评量与学术自由[A].教育法与学术自由[C].（台湾）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29－45.（特约审稿人：陈柳兵）

Juristical Thought of Legal Impugnation in Universities

TAN L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haracter of the power of punishment of university systematically, and the reason why the universities lost most of the lawsuits in the administrative cases.Then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puts forward some ameliorating measures combining practice by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upervision, standardiz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under proper process, improving legislative procedure concerning universities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reduce the cost of management.Key Words: lawsuit of university;the power of punishment;proper process;leg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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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高校发展学生党员引起的思考

高校发展学生党员引起的思考

高校发展学生党员引起的思考

青松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党员。我于2004年6月荣幸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2005年6月顺利转正，正式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努力让自己更优秀。我自认为是无愧于党。两年以来，随着对学校党务工作的了解的加

深，我看到了一些普遍存在并亟需整改的问题——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和态度不正确。如不加改正，势必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我们党和国家，当然这些影响是负面的。

在上学期临近期末的一次支部会议上，我们支部根据系党总支的安排，确定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为新发展预备党员对象。由于根据相关程序，每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做介绍。支部安排我作其中两名的介绍人之一。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随后我填了很多材料，这些都是按“规定的程序”来做的。

但是，我却有话要说！首先，材料中涉及的落款日期从当天一直延伸到一年以前。是问，这是什么样的做法？虚假材料？第二，我在此以前都不认识他们，我又怎么来证明他们是如何如何优秀，思想如何如何的好？第三，我没有看到学校有关方面在他们从党校结业以后做任何培养教育，他们最注重的他们的学习成绩。第四，发展预备党员有个公示的过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公示贴在哪里？群众的意见没要了。

这些情况也许不止在我这所大学里存在，也许早就成了普遍现象，一种共病！不知这些做法上级党组织是否有所耳闻？是否这些是合理合法？有人会嗤笑我不知世故，不再的变通。殊不知正是他们的太懂得世故，太圆滑，太会变通，把党的优良传统变得所剩无几！我为现今这种风气感到失望！

众所周知，高校里的“入党率”很高，有人用“打批发”来比喻之。我们是不是该再问问：高校里党员的素质怎如何？但切记，素质不是靠他们整的材料来体现，因为这样弄来的材料纯粹就是废纸一堆！我们党的方针和初衷是正确的：广纳社会精英。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的人就背离的党的路线方针。我们不能为了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众多的党员而忽视了“质量”关！我想多而不精，滥竽充数的局面是每个共产党人都不愿看到的吧。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合格的党员能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但相反，却有很多身在要职，集多项荣誉于一身的人恰恰是社会的蛀虫，国家民族的贼！这样的党员，人民要之何用？有这样的党员泛滥，人民何以相信我们的党？民族的复兴何日能够完成？

据我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自己将来的工作和发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有什么信念可言？有什么精神可言？这样的同学本身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该看到，这也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入党工作存在的极大的缺陷的结果！我觉得各级党组织要引起高度的注意，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得不防。

总之，我强烈建议有关方面尽快改变高校学生入党情况的现状，规范和加强对高校学生入党工作的管理，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为我们党在群众中保持良好的声望和体现我们的先进性，为让我们党能长久的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局面而尽自己的力量！

第三篇：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来源： 作者：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

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

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Page]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③高鸿均 《清华法治论衡》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④谷春德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大出版社

⑤夏勇 《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⑥与现在所讲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

⑦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⑧《论语·为政》

⑨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由孟子提出的。

⑩于向阳等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⑾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渑勉出版社

⑿许章国等 《法律信仰》 广西师范法学出版社

第四篇：关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 人民论坛 》（2012第23期）

张蕊

【摘要】高校法治文化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本位，由隐性的理念性文化和显性的学校制度文化组成。建设理念性文化应当从加强法治教育入手，充分利用法律基础课程、第二课堂，积极营造校园法治教育氛围。显性的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可以通过聘请法律顾问协助学校完善规章制度、坚持程序正义、加强校园民主监督机制、健全校内教育救济制度等依法治校的措施予以实现。

【关键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理念教育 依法治校

21世纪初，在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校园成为必然的发展选择。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和谐校园，毋庸置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安定有序”应成为其核心内容。因此，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①高校法治文化是指高校的学生、教师及管理工作人员对于高校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高校法治文化与其他法治文化一样，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本位，由隐性的理念性文化和显性的学校制度文化组成。因此，推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加强法治理念教育是构建校园法治文化的内在要求

高校法治理念是指高校师生、管理者对高校法律生活所持有的意识、态度、感情、期待和信仰。大学法治文化应当树立法律至上、限制公权、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作为教书育人、传授法治理念的教师队伍和执行依法治校的管理者队伍首先应当带头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努力提高法律素养，做到依法教育、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深入推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但是作为大学核心主体的学生才是法治理念教育的主要受众者。

法律基础课程是法治理念教育的主要渠道。高校具备优良的法治教育资源。具有高素质的法律教师队伍，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大量的学习资料，还具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因此，大学必修的法律基础课程应当是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

在开设法律基础课程中应当注意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与时俱进，满足不同时期学生的需要，并注意区分法律专业学生和非法律专业学生的不同教育方式。首先，应当树立“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师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教学思想。其次，教学内容应当突出重点，在高校法治教育中，努力向他们传播现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有意义。再次，教学方法应当灵活，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发扬教育民主，积极营造宽松和谐、活泼互动的教学氛围。通过提问、组织学生讨论、辩论等方式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开辟第二课堂是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途径。传统的课堂教育无法完成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无法从感性上确立学生对法律的信仰。所以积极地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利用司法机关、社区和法治教育基地等资源，使学生接触和参与社会法治实践是增强学生法治理念的重要方式。

优化校园法治环境营造法治理念教育的氛围。校园环境是无声的教师，优良的校风对于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报、校园橱窗、墙报以及校园网络等平台进行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同时，还应当充分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以及新法出台等机会组织学生发放宣传材料、举办图片展、进行现场法律咨询等活动以营造浓厚的法制宣传氛围。在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众多活动中可以打造一些“品牌”活动。但是应当注意把握“品牌”活动的主题要鲜明，形式要灵活，内容要有特色等，通过“品牌”活动的常态化建设，推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

实现依法治校是构建校园法治文化的外在要求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前提和保障。建设校园法治文化的显性目标就是实现依法治校。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学校要建立完善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和制度，依法办学，尊重教师、学生的权利，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实现依法治校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符合法律规定的学校章程和制度。随着《教育规划纲要》中对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教育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内需要制定公平、合理又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广大师生、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的规章、制度，对外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有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本校师生利益的规章和制度。

在学校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制度制定的合法与合宪性。近年来不断发生因为学校规章制度违背国家法律而导致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例。这些案例的出现都是因为学校的管理制度违背国家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而产生的。所以学校在完善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应树立以学生、教师权利为本位的立法思想才符合“法治”内涵的基本要求。

坚持程序正义。完善的规章制度只有得到适用才具有价值，而制度的适用过程必须由正当程序加以规制，没有程序的正当性很难保障教师、学生的实体权利不被侵害。高校要加强依法治校，必须建立严格的程序制度，让程序正义贯穿依法治校的全过程。教育部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法对学生做出开除处分决定应当经过校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并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② 笔者认为应当在大学校园建立听证制度来保证程序正义。首先，可以在对教师或学生依法做出处罚或不利评判时给予当事人申请公开听证的权利；其次，在学校做出涉及教师或学生的切身利益的行政管理行为时，如果当事人认为明显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当事人同样可以提请公开听证；再有，学校的重大决策、制度的出台也应当建立听证制度，充分尊重高校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建议权。

学校重大制度的制定必须充分发挥教代会及学代会的作用，只有经过教代会、学代会的讨论、表决、通过，才可予以公布实施。依法治校必须实现民主管理。

加强校园民主监督机制。“法治”的一项重要内涵就是限制公权力，对于高校公权力的限制无非是对于学校行政管理权利的限制。而民主监督的有效实施，能够防止管理者的违法、违纪行为，最大程度地保护广大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所以民主监督机制是推进依法治校的有力保障。

加强校园民主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学校监督机构的作用，充分发挥纪检部门、审计部门的工作职能；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监督热情；建立学校行政向教代会报告工作的制度，充分发挥教代会的监督作用；实行校务公开，方便有效监督。

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校内教育救济制度。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是无保障的权利。我国教育法和教师法都特别建立了教师和学生的申诉制度。但不少师生对于申诉的规定知之甚少，所以学校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并且负有告知的义务。除行政救济外，还可采用诉讼，司法救济的方式。

笔者赞同在学校内部提供法律救济渠道，给违法的管理行为提供内部纠正机会，避免学校侵权行为的外部化和复杂化。学校设立的救济机构不仅要保护教师的权益，也要为学生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提供相应救济。聘请法律顾问。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高校管理体制的不断深化，聘请法律顾问将成为高校尽快实现依法治校的必然选择。法律顾问可以为高校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首先，可以协助学校健全规章、制度，保证其合法性。由于高校制订规章、制度多数是由各个职能部门负责，而一般的管理者又欠缺相应的法律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内部违规违法的现象，从而引发纠纷。所以在学校规章制度出台前由法律顾问审核、修改是保障其合法性并减少纠纷的重要方法。

其次，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法律活动，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可以单独从事相关民事活动，具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校所面临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法律纠纷，法律顾问可以代表学校参加诉讼、仲裁、调解、谈判、资信调查、风险评估等法律活动，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利益，也可维护学校、师生的知识产权利益。

再者，可以协助学校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师生员工的法律素养。可成立校内师生救济机构，如申诉委员会，依法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有效监督学校的行政管理行为，提高学校依法治校的水平。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河南省2011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2400450501）

注释

①周建岭：“ 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探讨”，《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年第5期。

②施春耀：“论高校构建和谐校园背景下的依法治校”，《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1期。

第五篇：高校发展学生党员引起的思考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党员。我于2004年6月荣幸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2005年6月顺利转正，正式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努力让自己更优秀。我自认为是无愧于党。两年以来，随着对学校党务工作的了解的加深，我看到了一些普遍存在并亟需整改的问题——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和态度不正确。如不加改正，势必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我们党和国家，当然这些影响是负面的。

在上学期临近期末的一次支部会议上，我们支部根据系党总支的安排，确定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为新发展预备党员对象。由于根据相关程序，每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做介绍。支部安排我作其中两名的介绍人之一。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随后我填了很多材料，这些都是按“规定的程序”来做的。

但是，我却有话要说！首先，材料中涉及的落款日期从当天一直延伸到一年以前。是问，这是什么样的做法？虚假材料？第二，我在此以前都不认识他们，我又怎么来证明他们是如何如何优秀，思想如何如何的好？第三，我没有看到学校有关方面在他们从党校结业以后做任何培养教育，他们最注重的他们的学习成绩。第四，发展预备党员有个公示的过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公示贴在哪里？群众的意见没要了。

这些情况也许不止在我这所大学里存在，也许早就成了普遍现象，一种共病！不知这些做法上级党组织是否有所耳闻？是否这些是合理合法？有人会嗤笑我不知世故，不再的变通。殊不知正是他们的太懂得世故，太圆滑，太会变通，把党的优良传统变得所剩无几！我为现今这种风气感到失望！

众所周知，高校里的“入党率”很高，有人用“打批发”来比喻之。我们是不是该再问问：高校里党员的素质怎如何？但切记，素质不是靠他们整的材料来体现，因为这样弄来的 材料纯粹就是废纸一堆！我们党的方针和初衷是正确的：广纳社会精英。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的人就背离的党的路线方针。我们不能为了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众多的党员而忽视了“质量”关！我想多而不精，滥竽充数的局面是每个共产党人都不愿看到的吧。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合格的党员能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但相反，却有很多身在要职，集多项荣誉于一身的人恰恰是社会的蛀虫，国家民族的贼！这样的党员，人民要之何用？有这样的党员泛滥，人民何以相信我们的党？民族的复兴何日能够完成？

据我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自己将来的工作和发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有什么信念可言？有什么精神可言？这样的同学本身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该看到，这也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入党工作存在的极大的缺陷的结果！我觉得各级党组织要引起高度的注意，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得不防。

总之，我强烈建议有关方面尽快改变高校学生入党情况的现状，规范和加强对高校学生入党工作的管理，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为我们党在群众中保持良好的声望和体现我们的先进性，为让我们党能长久的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局面而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