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法治思考[精选]

第一篇：反腐败的法治思考[精选]

从法治角度看反腐败

摘要：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腐败问题牵涉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真正更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的措施在于法治。本文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三方面来阐述法治反腐。

关键词：法治；立法；腐败问题；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其中，“紧紧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着力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认真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等内容的反腐败斗争主要任务，顺应历史潮流，也是民心所向。腐败问题牵涉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可以说，腐败现象的存在，就像一颗毒瘤扎根于社会的肌肤中，影响了社会各方面的良性发展，甚至是正常的运转。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腐败问题，但是近些年来，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社会污染和政治挑战。当前，我国腐败案件正呈现出腐败官员“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趋势，呈现出官商勾结、官官勾结、官黑勾结的趋势，呈现出大案、要案、官场沦陷的趋势。笔者认为，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我们的反腐败思路和措施有很大关系。在反腐败实践中，我们虽然注重了加强立法和完善制度，但具体的手段仍以思想政治教育防腐败为主，群众运动反腐败、法制建设惩腐败为辅，而没有将法治作为首选措施。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从法治的视角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我国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与当前我国公民总体上法律意识不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普遍法律意识淡薄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事实证明，除某些腐败分子明

—1—

知故犯外，很多领导干部本来是出于好心，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无意间触犯了法律。比如许多单位领导为了解决职工的福利，给单位职工发放钱、物或者集资，或者将罚没财物发放给职工以激励其工作，稀里糊涂的就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或者私分罚没财物罪。所以，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反腐败的当务之急。

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应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好普法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是一个备受赞誉的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是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次，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是法治理念与国家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理念，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第三，要加强国家公职人员廉政法治教育。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作为重点，全面开展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坚固防御腐败的思想防线，树立领导干部依法思考、依法从政、依法办事的意识，减少因盲目从政、执政、行事对廉政建设的影响，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腐败现象在社会中呈现了广泛蔓延的态势，这就促使我国有关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的立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后，我国初步形成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反洗钱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且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虽然当前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既有惩戒性、约束性的规定，又有激励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实体性制度建设，又有程序性制度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不够完备，很多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反腐败案件惩处力度弱等缺陷。对此，我们要不断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在国家立法中，重点是在刑事和行政立法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的基本要求，并且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

（一）加强刑事方面立法，重点完善《刑法》中“贪污贿赂罪”的相关制度。首先，扩大贿赂犯罪中的对象范围。《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能认定为贿赂范围。这一立法的疏漏，致使在反腐败实践中很多新型的腐败案件（比如行贿人向受贿者提供金钱和财物以外的其它利益，包括包办出国度假、包办子女出国留学、提供性服务、给付无形资产等）无法定性，让许多腐败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躲过了牢狱之灾。为此，应当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可以借鉴《公约》的规定，将贿赂的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利益）”。

其次，完善有关“行贿罪”的法律规定。一方面，可以考虑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该要件的设置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虽能体恤为了自己合法权益而不得不行贿的行为人，但该要件同时放弃了对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危害较大的行贿行为的惩处，成为当前行贿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进一步强化了“目的正当，不择手段”的错误社会观念。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对“行贿罪”量刑上加大处罚力度。贿赂是双方行为，受贿和行贿这两种犯罪具有孪生关系，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从贿赂行为中获得了非法利益。所以，司法实践中只对受贿者严惩，而对行贿者宽松处理，这显然就丧失了法律的公正性，对于遏制腐败现象也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在刑事立法中，将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程度基本相当。

第三，完善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规定。《刑法》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合法来源的腐败分子受到严惩。但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五年，由于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最高量刑—死刑相比反差巨大，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腐败分子往往不主动交待贪污、受贿等罪行，而寻求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定性，以免受到更重的处罚。该罪名的设立不但没有起到打击腐败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腐败。可以考虑在加大该罪名的处罚力度的同时，完善该罪名的构成要件。

此外，在有关“贪污贿赂罪”的刑罚中，除了没收非法所得外，还应该普遍适用罚金刑，以增加贪官污吏们的腐败成本。

（二）加强行政方面立法，重点是不断推进依法行政

首先，健全有关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法规，严格把好“进人关”。在完善《公务员法》的同时，加快制定《公务员监督法》、《公务员利益冲突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与公务员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更好地行使国家行政权、执行国家公务。其次，健全已实行的以《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代表的行政法律法规，制定《行政收费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的新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不但可以扩大政府依法行政的范围，而且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向没有法律规制的领域转移，全面堵住法律和制度的漏洞，不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第三，完善《行政诉讼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权力部门立法腐败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行政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将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实施过程中及时撤销，才能有效防止权力部门通过立法争夺利益，才能更有效地缩小腐败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范围。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腐败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公共职务为标志的界定模式，认为腐败是公共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二是以市场为标志的界定模式，认为腐败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公共官员利用权力牟取市场利润的行为；三是以公共利益为标志的界定模式，认为腐败是公共官员为了牟取私利，偏离公共职责，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不论哪一种界定模式，都表明腐败与公共权力有关。公共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

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通过分析我国大量的腐败案件，可以说公共权力的寻租和腐败是引起我国社会腐败问题最突出的原因。因此，加强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也是法治反腐的重要举措。

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一是国家要合理分配公共权力，政府要向社会放权、让权和还权，把自己管不好、管不了或者不该管的事务交给社会自我管理，自觉地从社会自治领域退出，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缩小权力腐败的领域。二是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转变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防范和遏制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问题。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坚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四是规范预算资金分配，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彻底清理滋生腐败的温床—“小金库”。

其次，深化监督制度改革，完善监督体系。“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让公共权力得到充分的监督，才能更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为此，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通过立法规范监督行为，加大监督力度，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以及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

最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其实，我国司法腐败的产生是有深层原因的，司法机构没有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宪法中规定了“一府两院”的权力架构，但司法机构的独立也仅仅是体现在了法律条文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司法机构在人、财、物上还受制于同级党政机关，所以司法机构查办腐败案件受到同级党政机关干扰较大。为了真正实现“司法独立”，一方面要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国家必须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构对同级党政机关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

要在宪法上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制度，应当将《宪法》对司法机构的表述，相应地修改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本法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本法和法律。”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

第二篇：解析反腐败与法治

反腐败与法治

「摘要」廉政建设法制化，以法治来保障政府廉政建设，香港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香港政府的廉政建设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进而香港社会也保持了长期进步和繁荣。香港这一经验，无疑为当前我市建设法治城市特别是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文从香港法治与政府廉政建设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香港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深圳要标本兼治腐败必须使廉政建设与建设法治城市相结合的观点，并就如何进行廉政建设和使廉政建设符合法治基本要求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与此伴随的腐败现象出现了虽经多次严厉打击但大案要案仍不断上升等新情况、新特点，“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消除腐败现象)、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反腐败形势非常严峻。同时，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可以说，反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两大重要政治任务。如何完成反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大重要政治任务，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毗邻深圳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但是公认的法治社会，而且政府的廉政建设同样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因此，学习和借鉴香港的经验，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实验田、排头兵”的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反腐败和实现包括依法治市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为我国全面完成反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大重要政治任务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法治与香港政府廉政建设概况

香港目前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法治社会，法制健全，法律体系完备，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到香港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等法律，将香港社会的“三权分立”、法治所追求的

民主、人权尤其是自由平等等方面加以了详细规定，从行政长官到一般市民，大都以法律为权威，奉行“法律支配权力”，严格遵守法律，法律在整个香港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具有不可侵犯的力量，任何组织、社会团体和包括特区行政长官在内的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受制于法，不得违背或侵犯法律，否则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香港社会已基本形成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治港的良性循环，这符合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就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揭示法治基本含义时指出的那样，“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而香港政府廉政建设则比较源远流长，香港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开始泛滥，到本世纪中叶，伴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越来越盛行，在政府的警务处、消防处、人民入境事务处、劳工处等部门，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香港电影《廉政风暴》描述的警务部门腐败情形就是当时实际生活的写照：警务部门串通黑社会营私舞弊，有的参与赌博、贩毒，有的收取妓院、贩毒集团的“保护费”，获得巨款。据有关人士估计，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整个警察集团每年从黄、赌、毒场所获得的贪污贿金达10亿港元，就象贪污分子、原香港警司韩德所总结的那样，“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象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总之，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香港，贪污腐败作为一种社会沉疴和传统痼疾，伴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令人震惊的地步。

为维护其统治，港英政府颁布大量法律，依法治理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其中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对香港行政的主体-拥有20万人的公务员队伍实施管理的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使其具有明显的养廉效能，从而促进和保证政府行政的廉洁与高效;二是颁布了大量反腐败法律，特别是1973年发生的英籍高级警官葛柏涉嫌贪污430万元在保释期间逃离香港事件，导致港英政府制订了《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并成立了直接隶属于港督的独立反贪肃贿机构-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为ICAC)。作为香港政府廉政建设的关键步骤，廉政公署的成立，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廉政公署在反腐败过程中，严格依法打击了包括葛柏在内的各种腐败分子，到1977年2月，“将恐惧感深深地打入贪污者心灵”的努力已经相当成功。廉政公署在其组建十多年来就取得了不凡佳绩，获得了香港广大市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可，1987年，第三届国际反贪污会议在香港召开，第4任

廉政专员班乃信在大会上作出了如下总结：“使政府机构比以前更为廉洁，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普遍存在于政府机关的集团式贪污已基本铲除„„市民对政府的观感也有所改变，认为现在政府普遍廉洁”。

二、法治与香港政府廉政建设的特点

(一)治标又治本的廉政建设法制化，是香港政府有效推行廉政建设的基石

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香港推行廉政建设，首先想到的就是完善香港治标又治本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使廉政建设法制化。

一方面，改革公务员制度，使公务员成为一支强大的抵制各种腐败现象的力量，这是香港廉政建设能取得可喜成绩的重要因素。为尽可能铲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根基，香港政府修改了《皇室训令》、《殖民地规则》等法律，从公务员的管理机构、公务员录用、考核、奖惩、岗位制约和公务员的培训、物质保障、道德纪律等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公务员高薪养廉等物质保障措施，吸引了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公务员制度改革，使香港公务员素质整体上大幅度提高，香港公务员真正具有了公务意识、荣誉感和责任感，这符合香港政府“一个公务员的公务意识、荣誉感和责任感，同他的廉洁奉公精神成正比”的主张，因而香港公务员大多廉洁奉公，他们“不愿贪”，包括监督机制在内的完善的公务员制度也使广大公务员“不能贪”。这些措施，最大可能地铲除了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土壤”。

另一方面，先后颁布《防止贪污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等法律来开展肃贪倡廉，这些法律体系严密，对贪污贿赂等各种腐败现象如何认定、反腐机构如何运作及如何有效进行法律监督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这种体系完整、治标又治本的廉政法制，是香港廉政建设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不但促进了香港社会法制的健全，而且也成为香港政府通过反贪机构-廉政公署开展廉政建设的重要法律武器。

1、明确反贪机构的名称、组成、隶属关系以及人事、经费来源，使反贪机构有相当的独立性。《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明确规定，设立反贪机构为廉政专员公署，由廉政专员、副廉政专员及获委任的廉署人员组成;直接隶属于特区行政长官，除行政长官外，廉政专员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辖。在人事任免上，廉署人员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系统，实行不同于公务员的管理，招聘廉署人员不需通过公务员铨叙委员会，而为防止工会干涉等问题，廉署有解雇其人员免释权。在经费方面，廉署经费由政府一般收入中拨付，由于有特区行政长官的支持，廉署在取得经费的途径和方便性都远非其他政府部门可比，而且弹性也比较大。通过以上立法，保证了廉署的独立性，而正由其独立性才最有效和充分发挥了廉署反腐败的功能。

2、赋予廉署独特和超然的职权，并给以法律上的保障。香港《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法律规定了廉署专员的职责，除给予一般性的权力外还赋予了廉署人员比警察要大的一系列特权，主要有：(1)特别搜查和扣留权，廉署人员在调查贪污罪案时，如有理由怀疑某人犯有贪污行为，即可对该人进行搜查，并可因需要携同专员之同意书且得到必要之协助，进入及搜查任何公共机构或其办公事处、登记处及其房间，将其中任何人士扣留，直至搜查出可作证据的任何物品为止;(2)拘捕及使用武力权，凡获廉署专员授权代其执行职务的任何廉署人员，如果有理由怀疑某人犯有贪污行为，可不用拘捕令而将其拘捕，而且在执行拘捕时可视当时情况使用合理武力，如有理由相信应于拘捕的人藏身于任何屋宇或地方，必要时可使用武力进入任何拘捕对象藏身的屋宇或地方;(3)特别调查权，可调查及查阅任何人士的任何股份帐目、银行帐目、文件、保管箱或其他资料等，如有理由，可向裁判司提出申请扣留护照等旅游证件;(4)检控权，对于政府公务员生活标准或拥有财产超出其收入而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廉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违法，通过律政司向法庭起诉。另外，为确保廉署权力的运用与行使，香港法律对干预、阻碍廉署权力行使的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从而使廉署的权力有法律的保障。

3、规范了既治标又治本的执法机制，使廉署执法工作有章可循，且操作性强。为彻底解决在香港和世界各国反贪史上“贪污丑闻-肃贪行动-再现贪污”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了廉署的三个主要职能机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执行处是廉署的调查部门，也是廉署最大的一个部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调查、处理涉嫌贪污等罪行的举报;防止贪污处是廉署中负责审查的部门，其任务是设法堵塞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组织和行政程序上的漏洞，减少贪污的机会;社区关系处是廉署内的第二大部门，主要职责是引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策动市民支持肃贪倡廉工作，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及公务员宣传贪污的祸害，从而减少政府部门及公务员中的贪污受贿行为。从廉署的三个职能机构完全可以看出，香港政府的廉政建设采取的是治标又治本的执法、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全新工作方法，对腐败行为又打又防的同时注意社会综合治理手段的运用，这些做法对肃清香港吏治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4、规定了廉署内部建设和廉署人员薪金等福利待遇，从法律上保障了廉署有一流的装备和人才。法律赋予廉署在人事、经费等方面有相当的独立性，从法律上保障了廉署拥有先进的录音、录像、监听、追踪等一流的设备和器材;而另一方面，法律也从廉署人员的选任、管理以及相对高于其他部门同级公务员薪金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从而吸引了高素质的职员加入到廉署队伍中去。

5、为防止廉署“执法毁法”，香港法律对廉署作出了必要的制约和限制。香港廉署权力超然，自身能否严格执法、秉公办事，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课题，为此，香港法律规定了一套制约机制：(1)在赋予其权力的同时加以必要的制约，对廉署的特别调查权、搜查扣留权、拘捕权等权力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如廉署人员行使调查权没有获得廉政专员授权而又假称获适当授权，即属违法，如罪成立，可被判罚2万港元及监禁1年;(2)赋予立法会、司法机关、行政会议等部门对廉署权力予以制约，如香港的司法机关有司法审查权，廉署在行使扣留涉嫌人士的旅行证件等权力时必须先经法院许可，而且廉署必须就其工作等情况向行政会议汇报或者回答立法会议员所关注的问题;(3)设立由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组成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四个咨询组织，廉署工作必然受到这些组织的监督和制衡;(4)成立由特区行政长官委任人员组成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专门监察廉署对投诉其人员的处理情况;(5)内部制约和传媒监督，廉署内部设有一个内部调查及监察单位，名为L组，专门调查廉署人员涉及贪污及相关刑事罪行，另外，香港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廉署工作也一向受到传媒的监督。

(二)法治是香港政府加强廉政建设的保障，是香港政府廉政建设成功的源泉

廉政建设法制化，只是香港政府为推行廉政建设提供了前提。香港能成功加强廉政建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社会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如前所述，在法律至上的香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治标又治本的廉政法律制订出来，全社会都严格依法办事。因而，一方面，具有公务意识和法律意识、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公务员在完善的公务员制度面前“不愿贪”也“不能贪”，另一方面通过廉政公署严格执法(如从1974年2月到1977年10月，廉政公署以贪污罪一共逮捕了260名警官。④)，广大市民以行使举报权、监督权去维法(第4任廉政专员班乃信在第三届国际反贪污会议上就廉政公署组建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时所总结的那样，“社会人士对贪污已不像以前那样采取容忍的态度，且更愿意举报贪污;1974年以来，已接获逾31500宗举报。⑤)，使公务员”不敢贪“。香港政府廉政建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有这样的法治环境。

(三)香港政府的廉政建设有力地维护了法治，促进了香港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

香港法治与政府廉政建设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廉政建设对于实现法治的重要性。

一方面，如前所述，香港在1974年以前廉政建设上不去，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充满整个香港社会，警察等政府部门已视贪污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刷牙一样自然”，工商业视“不行贿办不成事，不给好处做不成生意”为商业信条，法律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漠视和厌恶，政府权力不受制于法律，不对法律负责，甚至践踏法律，这必然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治体系的信心，失去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在这种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法治，从而必然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和制度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廉政建设的成功，促进了法治的发展，整个社会便形成有序的良性循环。香港通过廉政建设法制化和廉政公署的严格执法，促使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办事，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体现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增强市民对政府特别是对法律的信赖，这些都是法治社会赖以存在的“土壤”。

三、我国法治与政府廉政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组成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全社会以法律为权威的观念正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我国党和政府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法治战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时而发生，“人治”还在当前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我国实现法治还只是一个“重要目标”，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程。

而对于反腐败，我们国家早已完全认识到其重要性，“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为反腐败，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而且要求“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止腐败现象”。⑥为标本兼治腐败，我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其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并塑造和宣传了正面人物孔繁森、邱娥国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二是“靠法制，搞法制要靠得住些”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党纪政纪规定，我国正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了党内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约机制;三是设立了纪委、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等一系列反腐机构，形成了分工细致，党、政、司法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四是“重典治吏”，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先后果断、严厉查处了陈希同、王宝森、许运鸿、胡长清、成克杰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1999年“查结各类案件130414件，处分132447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⑧但我国反腐败效果又如何呢?“这几年来，反腐败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离党中央的要求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期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当前情况看，有些消极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⑨

我国反腐败效果不佳，是因为我国反腐败走入了许多误区：对腐败主体-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仅侧重于思想教育而忽视制定有关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在内的完善配套措施，反腐机构多但实际效率

不高，廉政政策和法规较多但存在应急性、不完整且过于原则弊端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执行，反腐败趋向于重刑主义“重典治吏”杀一儆百而执法随意性大、执法不严，等等。

四、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廉政建设必须法制化，必须与建设法治社会相结合，法治社会下的廉政建设才是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曾经发生在香港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但香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用短短十余年便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对我市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对香港廉政建设的考察，笔者认为，只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我市的廉政建设必然能治标又治本，将腐败这一事关深圳经济特区兴衰成败的社会“玩疾”遏制到最低限度，为我们国家在反腐败建设上“杀出一条血路”：

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市即将拥有立法权的优势，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适应全市标本兼治腐败的廉政法规体系，把反腐败斗争完完全全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是我市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一，对与腐败主体-公务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下同)有关制度进行改革，以立法的形式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这是铲除腐败根基的基础措施，也应当是我市要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关键一环。抓紧制订和完善《深圳市公务员条例》、《深圳市监督条例》、《深圳市公务员行为规范》、《财产申报条例》等法规，从公务员的聘用、培训、管理、奖惩等等方面完善公务员制度：

1、与贯切落实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关于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做好人员定岗分流工作的通知》等规定相协调，我市应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改革，为建设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证。

2、制订严密的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控，防止权钱交易，如完善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的“两公开”制度，赋予公民有获得公务活动公开的权利，实施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期间、离任等规定相配套的“全程化监督”机制等。

3、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我市虽然根据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建立了领导干部工资收入公开制度，但这不同于我国香港和其他国家推行的具有

较强反腐败功能的财产申报制度，我市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如完备有效的公民财产申报纳税制度，金融与不动产所有权实名制度，完全取缔灰色收入的党员干部待遇制度等。

4、实行高薪和公积金制度，高薪和公积金制度是我国香港和西方法治国家有效防止公务员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市目前已完全有推行这一制度的经济条件，我市工资关系中存在的党政机关干部工资待遇明显低于企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不合理问题，不但不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而且容易导致公务员因低工资而工作无责任感、荣誉感，甚至以权谋私、接受贿赂或者“执法毁法”。我市在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同时，应以立法形式建立高薪和公积金制度，提高党政机关干部工资和待遇，使广大党员干部具有荣誉感、责任感，达到“不愿贪”，从而使他们更有一种责任感去履行工作职责、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公务员有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感，我市铲除腐败的土壤才有可能，依法治市才有现实的希望。

第二，制订《深圳市反贪污贿赂条例》，设立有特别权力而且机构、人员、经费等独立的专门反腐机构，这是我市反腐败的核心。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早在1991年就将《反贪污贿赂法》列为立法计划，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小组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对反贪污贿赂法内容、法律形式等问题的分歧争论近十年也未形成较为一致意见，导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法律，在客观上影响到我国对腐败现象的打击。我市完全可以利用即将拥有立法权的优势，制订《深圳市反贪污贿赂条例》，这不但符合我市反腐败的需要，而且也为全国制订《反贪污贿赂法》充当“实验田”作用。参照香港的经念，《深圳市反贪污贿赂条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制订：

1、明确反贪机构设立名称、组成、职责、隶属关系以及人事编制、经费来源，使反贪机构有相当的独立性。市委、市政府原拟设立由市纪委、市检察院、市监察局组成的深圳市维护廉政举报中心，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成立，笔者认为，我市不但应当成立深圳市维护廉政举报中心，而且还应该成立一个包括深圳市维护廉政举报中心在内的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委员会，集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反贪三种职能为一体，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党纪、政纪、法律(仅限于目前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范畴)行为的调查处理，构成犯罪的则依法侦查、预审和移送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起诉。成立一个集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反贪三种职能为一体的廉政委员会，可防止我国目前存在的廉政监察机构多而职责不明、互相推诿和效率低等问题的发生。关于其组成、隶属关系、人事和经费来源等方面，可参照市委、市政府原拟设立深圳市维护廉政举报中心方案，但应当符合廉政委员会的独立性从而利于充分发挥反腐败功能要求。

2、赋予反贪机构独特和超然职权并立法予以保障，职权除侦查、预审和移送起诉等公安机关掌握的权力外还应当包括特别调查等特权，并在法律上明确对干预、阻碍其权力行使的处罚规定。

3、应当规范执法、预防、教育三位一体的治标又治本的机制，规定市民举报规则保障市民的举报权，对反腐败进行综合治理。

4、对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标准细化，将中央和我市部分党纪政纪规定完善后融入到《深圳市反贪污贿赂条例》，解决当前反腐中法律和党纪政纪规定不细、不全等无法可依和实践难以操作的问题。

5、对反贪机构的职权作出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对执法不力明确处罚措施。在目前我市各种监督体制基础上，在市人大常委会和反贪机构内部分别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反贪机构工作进行监督和制约，对廉政委员会执法不力的可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深圳市反贪污贿赂条例》在全国是首创，反贪机构及其体制、功能等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市要注重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从整体着眼统筹全局，使我市的廉政委员会成为一个专业化强、分工明确、工作有序、运转自如、指挥灵、反应快、衔接紧、效率高、有权威的统一整体。

另一方面，树立法律权威，严格执法，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社会主义法治，只有这样，我市标本兼治腐败才有现实的可能。香港经验充分说明了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反腐败的成功这一客观事实。今年10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八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规定了“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推进依法治省，率先创建文明法治环境”，深圳市委相应计划目前虽然还未出台，但作为广东省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圳，也必然要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创建文明法治环境”，至于如何创建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内容，但是，要实现法治，一个公认的基本前提必须是法律的至高无上，全社会都必须以法律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准则，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应当一律平等，违反法律的任何人都应当要受到法律及时、平等的制裁。当前我市(全国亦然)反腐败存在的一个最普遍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人治的存在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就如乔石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对制裁贪污、贿赂、走私以及卖淫嫖娼、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打击

经济犯罪、惩治腐败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法律执行得不够好。”⑩“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我市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都是致命性的打击。因此，当前我市在加强廉政建设法制化的同时，还必须树立法律权威，“设而不犯，犯而必诛”，严格执法，“将恐惧感深深地打入贪污者心灵”，维护法律的尊严，真正实现依法治市，从而“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才会成为现实的可能。

第三篇：对反腐败的思考

对反腐败的思考

翁淑娟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如今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反腐已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反腐提出了“三管两让一入笼”。通过社会上反腐败的案例可以看出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建设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关键词：反腐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建设；群众监督

近几年来腐败的官员层出不穷，就如近期，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由于涉嫌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起诉审理。黄志光在担任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汕头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贿赂6宗，包括收取玉石摆件、冬虫夏草在内的财物，据估算大约人民币556万元港币2万元。黄志光的腐败新闻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身为汕头市民的我看到这条新闻时不免感到惊讶，前汕头市的市长居然也卷入了贪污受贿的行列中。虽然平时我一向不闻时事的，但是这则新闻却引起了我的深刻思考。随着一批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不断地被调查，似乎腐败已不算是司空见怪的现象了，这从某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政治风气日益低下；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看出了反腐败的工作是当前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关注，没有监督，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腐败的官员被查处。那到底如何反腐呢？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的表述可简单概括为“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明确制度建设的方向，“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我看来，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强化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对于反腐，改革体制、优化机制、完善制度可以防患未然。人民日报曾刊登的一篇名为《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实现靠①① 《三中全会公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设廉洁政治》[EB].:人民网, 2013-11-12:

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管钱、管物，努力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曾经因为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判刑后说过这么一句话，“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对此可以看出高层官员常能在利用制度的漏洞滥用权利。虽然任何一项制度制定出来后难免会存在漏洞，但在党和人民高度重视反腐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下，由于制度的漏洞所引发的问题会被高度关注，在全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法律压力下问题会被解决，制度的漏洞也会同时得到逐步改善。那些滥用权力，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终将被查处。体制的改革和优化，制度的强化建设可以有效地杜绝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不动产的统一登记职责要求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除此之外，还要建立起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的运行可以消除信息的孤立。可是，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也就只有40多个城市有实现房地产登记信息联网，至于县级以下城市基本就没有联网。信息平台的不完善造成大量贪腐资产留在房地产市场，这不仅容易滋生房叔、房姐这样的人，还会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倘若不动产有一天能够实现全国性统一的登记和互联，那么仅从单个地区的房地产登记记录当中，就可以查出了多个“房叔”、“房姐”这样的贪腐官员。这样的话不动产登记职责就能对反腐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实行不动产登记，还可能会出现使用多个身份证的例子，这表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仍有漏洞可钻，对此有人提出质疑，身份证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些漏洞也将会被修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问题出现后会被社会群众广泛关注，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制度的漏洞在被不断修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更多地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反腐败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就要使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常态化、规范化，这样才能成为反腐机构的有力支撑。

原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正是由于网上流传的不雅视频而被重庆市纪委立案调查。而原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也是由于《财②② 戴立言.《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3,5（29）:

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其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而被立案调查。雷政富、刘铁男以及前文提到的房姐龚爱爱等都是由于群众的揭发而被查处，这说明反腐确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无规范化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反而会对反腐工作造成巨大干扰，造成谣言的疯传，所以需要专业的反腐机构进行规范化的调查和处理涉案人员，才能使问题官员受到应有的处分。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的汇报表明查办的案件的线索有41.8%是来源于群众信访举报。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也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目的很明显就是鼓励人民群众依法举报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走民主监督、依法监督之路。

制度的强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共同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制度可以监管权利但是制度难免会有漏洞，这就会使得权利有可能被滥用。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权力才能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各种贪污受贿的行为得到查处，才能使得制度的漏洞得以发现并通过制度体制的强化建设修复漏洞，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反腐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不断地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才能杜绝腐败现象，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框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04:21-27

[2]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李永忠.从徙木立信到八项规定[N].人民日报,2013-11-22005.[3] 本报评论员周子勋.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一举多得[N].中国经济时

报,2013-11-22001.[4] 本报驻开罗记者于毅.“30多年来最勇敢的决定”[N].光明日报,2013-11-22008

[5] 万应慧.“微腐败”必须要反[N].辽宁日报,2013-11-09001.[6] 陈振国.发挥监督作用规范权力运行[N].平顶山日报,2013-10-23006.[7] 朱庆跃.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8] 李中东.我国当前反腐败体系中的制度建设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9] 李国花,阮大强.国外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7,04:6-10.③ ③钟纪闻；何韬《.通报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01(10):001.

第四篇：浅谈反腐败的思考

浅谈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反思

班级：201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 姓名：张伟兴 学号：201210308013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读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关键词:十八大;反腐败;反腐机制。

一、当代社会腐败产生的原因

1、理想信念淡漠，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某些领导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最终走上违纪违法之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志薄弱者在关键时刻挡不住诱惑就会沿着违法乱纪的泥道滑下去。

2、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

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好的例证。

3、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漏洞是腐败产生和发展客观条件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二、当前国内反腐的形势

1、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分子比作是“苍蝇”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管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级类案件中，全国省部级以上官员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或已被查处的已有达56名，其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政协副主席苏荣等国家级的高官。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据统计，2012年我国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工作人员2524人。严肃查办利用执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张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三、反腐的策略

1、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

专门反腐败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的反腐败策略应有所区别。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坚决查处“问题人才”。其他部门和单位则着重抓好腐败预防工作，由事后监督和查处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尽量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

2、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

把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提高待遇的前提，严抓公务员队伍管理。抓紧制订公务员防止利益冲突法，构建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管理，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加大对公务员投诉的处理，严肃处理违纪公务员。将公务员的社会保障与企业人员社会保障并轨，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资收入调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实行工资与物价上下浮动。

3、落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推动政府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更多关注政府管理成本和实际效果。政府要更多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用法律严格规定政府部门、机构和不同岗位的职责和权力，严格限制政府部门超出职责范围开展公务活动。减少领导干部兼任多项职务，按职权责利对称原则设置领导岗位，撤并“领导小组”和“专职办公室”等各类临时性办事机构。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4、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

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利用现代通信工具，简化网络举报填报内容，方便群众举报，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建立实名举报反馈机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加大投诉举报人保护力度，坚决惩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加大私营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力度，指导和帮助私营企业和机构防止腐败。加强对信访举报、投诉办理的监督，促进规范高效办事，提升群众满意度。积极开展新闻监督，跟踪关注重要网站有关腐败的舆情，及时分析处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5、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不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标准、人员录用、同定资产处置、大宗物资采购招标等事项。政府决策中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着力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编制党务公开目录，不断丰富公开内容。认真办好政府门户网站，将不保密的政务信息和文件全部人网，将公众办事窗口直接搬到网络平台，群众办事不出门就在线上完成。运用财务云等技术规范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财务管理，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对各单位财务24小时实时监督，在规范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公开。

6、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

要运用法治方式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将党的反腐败意志转变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法律准绳。明晰反腐败的责任体制，细化党委主体责任的内容，明确纪委监督责任的内涵，将责任追究适用的标准、情形、程序、主体、不追究的后果等内容与实际结合，将责任追究做实。探索省以下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由省财政统一标准划拨经费的制度，探索一套适用于特殊纪律部队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大纪检监察干部异地定期交流，推行派驻纪检组的人财物由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的制度，打消监督人员的顾虑。将制度执行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反腐败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1]习近平：《人民对关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11-16。

[2]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11-19。

[3]人民日报：《习近平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13-01-08。

第五篇：反腐败常态化的思考

反腐败常态化的思考

一、反腐败常态化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如果反腐败不能常抓不懈，任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将导致亡党亡国。

第一，反腐败常态化有助于从严治吏。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衡阳的贿选案、山西的塌方式腐败案、广东茂名窝案等案例深刻启示我们，领导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是纪律松弛、治吏不严所造成的。因此，对领导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经常性‚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提醒领导干部守住做人、处事、为官、用权、交友的底线；在执行巡视、审计、民主生活会、诫勉函询等制度中严格落实‚经常‛‚认真‛四字，警示领导干部干净为官、谨慎用权；任何干部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干部戴上‚紧箍咒‛、涂上‚防腐剂‛，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第二，反腐败常态化有助于从严治党。苏共曾是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实践证明，如果不能实现常态化反腐，而是任腐败蔓延，就可能导致党变质，国变色，执政地位毁于一旦。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只有对腐败常抓常管、抓出成效，我们党才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应对好‚四大危险‛，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三，反腐败常态化有助于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对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抓早抓小。‛腐败现象像病毒一样侵蚀和干扰社会各要素的协调统一，及时查处腐败分子，防止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社会会变得更加规范有序、公平正义。党规党纪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行为底线，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这有助于建设法治国家。反腐败常态化需要健全的党纪党规，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深远意义。

二、反腐败常态化的基本要求

（一）拒腐的思想防线常态化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据中纪委公布，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110多位省部级、军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剖析这些落马官员，他们在忏悔中都有一条‚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放松了党性修养‛。鲜活的事例昭示我们，要坚持从教育抓起，以教育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廉政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特别要引导党员干部将守纪律讲规矩挺在前面，认真遵守党纪党规，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二）惩腐的打击力度常态化党章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因此，实现常态化反腐，必须反对特权思想，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除恶务尽。

（三）治腐的制度机制常态化在全世界相对清廉的国家，都有一套细致严格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机制。荷兰的‚职位制‛是公务员敬业奉献的警示钟；德国的‚轮岗制‛是公务员贪腐的‚防火墙‛；新加坡的‚资产宣誓制‛是公务员清廉的‚紧箍咒‛。瑞典的《反行贿受贿法》，对受贿罪的规定非常具体，如接受礼品不能超过300瑞典克朗，每顿饭每个人不能超过120瑞典克朗等。由此可见，要推动反腐败常态化，就要形成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严厉惩治腐败，形成强大震慑，形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

（四）反腐的日常监督常态化在比较清廉的国家，社会的清廉均离不开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参与。韩国《反腐败法》明确规定要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合作，而且成立了公民社会组织——反腐败与透明公约委员会。北欧国家设置司法总监、国会监察专员及各类专业监察专员监督政府，芬兰各级政府机构均设立审查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立了独立、权威的审计部门，意大利规定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必须向全社会公开。现实表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是合乎规律的经济新常态，领导干部在严格约束和监督下为官用权也应成为一种‚新常态‛，应促进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使每一名党员干部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

三、反腐败常态化的主要着力点

（一）核心：坚持依法依规管党治党依法依规管党治党是常态化反腐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原则。一要维护党章的严肃性。总书记强调，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党章意识，把党章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的建设、党内活动、党员言行的根本依据、行为准则。二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凡是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定是违反党纪的行为；凡是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必是违纪在前。所以，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三要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规章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项党纪党规，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推进党纪与国法的协调统一。

（二）根本：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中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就要求，一是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本职工作，加强统一领导，把反腐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当好廉洁从政表率。二是落实纪委的监督责任。各级纪委要按照党章规定认真履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聚焦主业，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严肃查处腐败问题。三是增强纪委监督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赋予纪委相对独立的检查权、问责权、审查权、提名考察权等。四是强化责任追究。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都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要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三）重点：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习近平指出：‚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可见，巡视工作的作用，不仅在于能让中央、省委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发现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引导、规范和威慑。根据近年巡视工作经验，巡视工作应有明确的职责定位，巡视内容不能太宽泛，要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进行；巡视工作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运用好巡视成果，及时反馈巡视意见，把解决问题的担子压给被巡视单位党委（党组），抓紧跟踪了解整改办法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回访以巩固巡视成果。新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十八大以来行之有效的巡视工作方针和经验做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创新，如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双剑出击‛、中央巡视和地方巡视‚两线作战‛，其核心意义都在于提高寻虎找蝇的精准度，让巡视更好地发挥利剑作用。因此，要努力贯彻落实新条例要求，使巡视这把利剑更准、更快、更灵活，形成常态化震慑，推动反腐败常态化真正实现。

（四）关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深入推进反腐败常态化，必须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首先，要坚持抓早抓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不搞‚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其次，要做到有腐必惩。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干部中的滥用职权、腐化堕落案件，又要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案件。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四风‛问题突出的各级领导干部。第三，加强反腐力量。整合办案队伍，提高对腐败问题揭露、发现和查处的概率，加大惩诫问责力度，切实改进巡视工作，努力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第四，创新审查方法。坚持快查快办，查清主要违纪事实，作出纪律处分，对涉嫌犯罪的按程序移送司法机关；制定‚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和了结‛5类处置标准，理清纪律审查思路和环节，创新纪委工作方法等。

（五）基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实现反腐败常态化，把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是前提和基础。一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实行权责对应，明确权力清单，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是把制度笼子扎紧扎密。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重制度的配套衔接，构筑起反对腐败的‚天然屏障‛，使腐败无处遁形。三是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防止‚破窗效应‛，对违规违纪、破坏制度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严厉查处，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