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第一篇：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李永忠

2013-3-26 6:48:55来源：2013年03月25日08:42 北京日报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制度反腐的题中之义，也是十八大依法治党、保障廉洁政治的新要求。应紧紧围绕十八大确立的党的建设主线，重新审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现状，加强反腐立法工作整体规划。

现有法规制度体系难以打赢反腐败战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但现有的法规制度体系难以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是战略规划上的制度反腐一直欠缺。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从制度层面（主要是权力结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犯各种错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并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今，腐败滋生蔓延的“总病根”，无疑还是“牛栏关猫”式的法规制度体系，权力脱离“笼子”导致大面积蜕变腐败，直至“腐败愈演愈烈”。以吏治腐败为主征的权权交易发展为对执政党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危害。

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成果挖掘、整理和转化不够，而且对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反腐

倡廉法规制度成果学习、借鉴、汲取也不够。从人性善、共产党员道德高、无产阶级素质好等理想主义的思维定式中，进行立法规划和制度构建，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反腐败的目标红线不断压低。

同时，反腐败立法和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追踪腐败现象或腐败手段的误区，使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如同“急诊室”、“消防队”，处于一种应急和被动的状态。制度成本过高，制度效能过低。如公款吃喝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反复强调,下发文件几百个,制定的“不准”多达千条。不仅始终未能根除，反而演变成“灰色腐败”。

二是法制体系上的失衡性——重实体轻程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对重视实体性法规制度的构建，但程序性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制度体系失衡，导致空监、虚监、弱监的问题大量存在。反腐败立法工作和法规制度建设，习惯于将重点放在诊治和矫正之上，偏重于追惩性、实体性制度，忽视程序性、防控性制度；偏重于工作成绩的计算，忽视对工作程序的监督；偏重于对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忽视对民权利的程序保障；偏重于腐败行为的查处，忽视对职责权限的界定和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无法切实保证法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执法者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制度效能上的有限性——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高、保障力不强。一是制度的决策力不足。由于整体规划不够，加之封建崇权、拜权、怕权思想的深远影响，“人治”思维和现象盛行，监督者不敢监督、不愿监督，被监督者不要监督、不受监督，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言代法、以权压制的现象大量存在。二是制度的公信力不高。由于制度设计不科学，或过于宏观，过于笼统，尤其是关于执行程序、违章责任追究等规定不多，对一些具体问题未界定或量化；或制度创建不够谨慎和严肃，草率出台，频繁修改，致使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度、保障制度、再监督制度也不健全，使一些本来很好的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未能发挥制度应有的威力。三是制度的保障力不强。由于制度的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强，制约了制度效能的发挥，特别是专门监督机构被置于执行机关的统制范围，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始终处于同体监督的空置、弱置境地，无法发挥监督保障功能。

反腐败立法工作目标是构建制度铁笼子

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以“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为原点，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构建防治消极腐败的制度铁笼子。

一是加强反腐败的战略规划，确立权力结构改革原则。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权力结构问题，即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问题。应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依据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作为党内最高规章的党章，将权力结构改革列入反腐败国家立法五年规划。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的关系，逐步建立

起能够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反腐败权力结构，真正以制度之笼关住权力之虎。

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铁笼子。应把法规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健全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与改革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即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把党内立法（党内决策程序、表决规程等）与国家立法（财产审报法、反腐败法等）结合起来，把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做到反腐败立法工作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相适应，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总体目标相适应，与防治消极腐败危险的总体部署相适应，做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相互配套，耦合力强、体系化程度高。

三是提高公众参与力。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实行开门立法，注重发挥群众在反腐倡廉和反腐败法制建设中的深厚伟力，不能搞专业人员闭门造车式的立法，不能搞专门机构单打独斗式的建制。务必依靠群众，转换权力结构，探索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依靠群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反腐，创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依靠反腐立法，调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靠法规制度，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第二篇：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3月8日，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今年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反腐败领域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反腐败国家立法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局，要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既为国家反腐败工作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又给全社会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确立更加明晰的权力腐败、违法犯罪的法律标准和行为界限，全面发挥反腐败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评价、教育和惩罚作用。

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反腐败立法建立在对国家权力运行规律和权力腐败发生规律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建立在凝聚民众共识、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提高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强制性，进一步增强反腐败执法的威慑力、有效性和社会基础。

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权力滥用、腐败行为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坚决遏制在资源开发、工程立项、城乡建设、财政拨款、人事安排等领域的权力腐败，惩治利用审批权、人事权等权力而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

反腐败国家立法要更新立法思维，提高立法质量，实行精细化立法，科学界定“腐败”概念，细化权力腐败标准，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的刚性要件，提高法律法规在执法、司法中的可操作性、一致性，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腐败犯罪逍遥法外。

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要使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优势互补、相辅相 成，使反腐败执纪与反腐败执法在标准上、程序上更加有效地衔接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国法与党规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合力。

反腐败国家立法还应注意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我国政府批准的相关国际法规的衔接，以有利于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篇：对反腐败的思考

对反腐败的思考

翁淑娟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如今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反腐已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反腐提出了“三管两让一入笼”。通过社会上反腐败的案例可以看出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建设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关键词：反腐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建设；群众监督

近几年来腐败的官员层出不穷，就如近期，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由于涉嫌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起诉审理。黄志光在担任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汕头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贿赂6宗，包括收取玉石摆件、冬虫夏草在内的财物，据估算大约人民币556万元港币2万元。黄志光的腐败新闻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身为汕头市民的我看到这条新闻时不免感到惊讶，前汕头市的市长居然也卷入了贪污受贿的行列中。虽然平时我一向不闻时事的，但是这则新闻却引起了我的深刻思考。随着一批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不断地被调查，似乎腐败已不算是司空见怪的现象了，这从某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政治风气日益低下；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看出了反腐败的工作是当前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关注，没有监督，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腐败的官员被查处。那到底如何反腐呢？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的表述可简单概括为“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明确制度建设的方向，“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我看来，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强化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对于反腐，改革体制、优化机制、完善制度可以防患未然。人民日报曾刊登的一篇名为《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实现靠①① 《三中全会公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设廉洁政治》[EB].:人民网, 2013-11-12:

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管钱、管物，努力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曾经因为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判刑后说过这么一句话，“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对此可以看出高层官员常能在利用制度的漏洞滥用权利。虽然任何一项制度制定出来后难免会存在漏洞，但在党和人民高度重视反腐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下，由于制度的漏洞所引发的问题会被高度关注，在全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法律压力下问题会被解决，制度的漏洞也会同时得到逐步改善。那些滥用权力，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终将被查处。体制的改革和优化，制度的强化建设可以有效地杜绝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不动产的统一登记职责要求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除此之外，还要建立起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的运行可以消除信息的孤立。可是，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也就只有40多个城市有实现房地产登记信息联网，至于县级以下城市基本就没有联网。信息平台的不完善造成大量贪腐资产留在房地产市场，这不仅容易滋生房叔、房姐这样的人，还会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倘若不动产有一天能够实现全国性统一的登记和互联，那么仅从单个地区的房地产登记记录当中，就可以查出了多个“房叔”、“房姐”这样的贪腐官员。这样的话不动产登记职责就能对反腐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实行不动产登记，还可能会出现使用多个身份证的例子，这表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仍有漏洞可钻，对此有人提出质疑，身份证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些漏洞也将会被修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问题出现后会被社会群众广泛关注，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制度的漏洞在被不断修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更多地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反腐败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就要使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常态化、规范化，这样才能成为反腐机构的有力支撑。

原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正是由于网上流传的不雅视频而被重庆市纪委立案调查。而原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也是由于《财②② 戴立言.《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3,5（29）:

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其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而被立案调查。雷政富、刘铁男以及前文提到的房姐龚爱爱等都是由于群众的揭发而被查处，这说明反腐确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无规范化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反而会对反腐工作造成巨大干扰，造成谣言的疯传，所以需要专业的反腐机构进行规范化的调查和处理涉案人员，才能使问题官员受到应有的处分。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的汇报表明查办的案件的线索有41.8%是来源于群众信访举报。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也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目的很明显就是鼓励人民群众依法举报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走民主监督、依法监督之路。

制度的强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共同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制度可以监管权利但是制度难免会有漏洞，这就会使得权利有可能被滥用。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权力才能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各种贪污受贿的行为得到查处，才能使得制度的漏洞得以发现并通过制度体制的强化建设修复漏洞，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反腐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不断地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才能杜绝腐败现象，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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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应慧.“微腐败”必须要反[N].辽宁日报,2013-11-09001.[6] 陈振国.发挥监督作用规范权力运行[N].平顶山日报,2013-10-23006.[7] 朱庆跃.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8] 李中东.我国当前反腐败体系中的制度建设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9] 李国花,阮大强.国外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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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腐败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旧的反腐体制、反腐机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本文从腐败现象的特点出发，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根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回答了遏制当前腐败现象的具体举措。关键词：教育；制度；监督；反腐败

一、腐败现象出现了新动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我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辉煌成果，但其中的腐败问题不容小视，在新的时代里腐败现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单兵作战”的个体腐败现象到“利益均沾”的集体式“集体腐败”。从直接的“吃、喝、卡、拿、要”到用“合法程序”掩藏其不法问题，从省部级高官到基层的“村官”„„。可谓是“前腐后继”。这说明我们的反腐机制和反腐体制及工作方式还存在着与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腐败形式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查。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性质，有时可能会综合交叉。

1、贪财型。经济案件占腐败案件的多数，贪污腐败分子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化为攫取个人财富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此种现象大多发生于“政商”家庭，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原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案等大案要案。也有的采取集体收入不入帐方式，私设“小金库”侵吞集体资金，甚至编制假帐，制作或买假发票套取现金作案方式无奇不有。

2、失职渎职型。少数贪污腐败分子，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职，在工作中，不管不问，甚至弄虚作假，对财务管理混乱、失控，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置若罔闻，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不法行为发生，一些政商家庭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纵容亲属去经商，为其保驾护航，充当保护伞，甚至不惜违法乱纪，最终身败名裂，教训十分深刻。

3、侵权和无理取闹称王称霸型。少数的贪污腐败分子，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自以为是这里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工作中方法简单，作风粗暴，仅为了个人利益或小群体利益，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自恃位高权重，插手干涉行政事务，可以变着法子把省纪委书记刘善祥搞下台；可以调动司法力量，将对他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举报的郭光允同志送进劳教所劳教两年。

4、腐化享乐型。随着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贪污腐败分子面对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和各种诱惑，一味追求低级刺激和享乐，生活作风腐化败坏，出入灯红酒绿场所，嫖娼宿妓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强奸妇女，利用公款满足私欲，造成极坏影响。如原江西省长倪献策的蜕化变质就是从贪恋女色开始的，在给情妇郭晓红的信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我就是为了你和我才出去干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情妇郑四妹；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包养16岁的情妇刘雅丽等等。

5、与上述几种有关联的“串案”“窝案”等形式的“集体化”犯罪。随着反腐制度的逐步完善，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个人“单兵作战”的腐败形式难度越来越大，从政务公开化、透明化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来看，官员个人为所欲为的空间已不大，从财务制度及手续上的角度上看，无论是公款旅游，吃喝挥霍，还是私分、贪污及挪用，仅由一人操作不太可能。于是共同的利益驱使，几个人共同违法违纪，形成“串案”和“窝案”。他们不论成员多少，都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他们或用“集体”名义公款行贿送礼，或用集体名义打政策擦边球，以“办好事”等名义侵吞、私分国有资产。这种“集体腐败”极不易被发现，因为“集体”内部人会互相保护，为监督设置层层障碍，一致对外，分担风险，从而造成“法难治众”的局面。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在济南被执行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市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利，构筑了一个队伍庞大，生死与共的“腐败联盟”。

第五篇：对图书馆立法迫切性的几点思考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从依法治国方略、读者权利、公共图书馆发展等方面对图书馆立法迫切性作点地思考

【关键词】图书馆 图书馆立法

我国图书馆事业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图书馆数量增多，基本实现县县有公共

图书馆；图书馆的设施建设和自动化建设也有相当大的提高，有的还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都有大幅的改善和提高；图书馆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现在全国已有5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专业，同时社会对图书馆的要求也提高了。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伴随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朝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许多问题还不容忽视。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于整体事业与分散管理的矛盾，在现行体制上所形成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难以协调的局面，已严重地制约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经费不足，人员素质偏低，以及在资源共享建设中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都大大地限制了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的速度。因此，制定中国图书馆法，把图书馆事业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显得愈来愈迫切。

1、图书馆立法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既然实行依法治国方略，那么各行各业的发展就都要依据法律来行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文化、教育立法已越来越为国人所重视。由此，人们对图书馆法制建设，尤其是图书馆立法的要求愈加强烈。图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和保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社会大环境中人是主体，即无论法律调整哪一种关系，必是以人为主而进行的，图书馆也是如此，即政府和图书馆的关系，图书馆员和读者的关系等，这些关系的调整仅靠有关规章、制度是完全不够的，因此，图书馆立法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

2、图书馆立法是保护图书馆读者权利的需要

.为了规范图书馆工作，各地行政主管部门都相应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但其只是就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方针、任务、主要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作出的粗线条的原则性规定，而没能在提高读者的法律地位、读者平等利用图书馆资料的权利方面作出规定；每个图书馆制订的规章制度，都是图书馆单方面制定的，在制订的程序中没有读者的参与；现行制度都是遵循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思路，以藏书为本位，着重保护藏书不受损失，对读者而言只有遵守制度的义务，没有规定读者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保障，读者的合法权利只停留在道德的范畴，没有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在“以文补文”的政策引导下，图书馆都在开展创收，以弥补办馆经费不足，创收工作中向读者收费是否有法律依据？服务中读者作为文献信息消费者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受什么法律保护就成为主要问题。

民法认为权利是中心范畴，义务是权利的伴生物。市场经济是主体地位平等的经济。现行的规章制度是从保护藏书的角度出发，过分强调读者的义务，而忽视了读者的权利，以致影响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的积极性，所以，读者权利必须以法律规定。读者所享有的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在结构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读者平等利用图书资料的权利；读者请求图书馆履行义务的权利；读者在接受服务时有安全保障的权利；读者有获得正确的文献信息的权利；读者有自由选择文献信息和服务方式的权利；读者有向图书馆提出文献信息和服务质量意见的权利；如果读者权利受到损害，有诉讼请求法律给予保护的权利。

3、图书馆立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转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相对缓慢，原因是动力的不足，这里的动力主要包括经费和人才。

3、1经费不足是公共图书馆发展动力不足的首要原因。经费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经费不足是每个图书馆工作者都能体会到的问题。目前公共图书馆事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经费不足有关，如对传统的技术改造、现代图书馆的建设等等问题。要解决仅仅不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国外的一些作法比较可取，那就是立法。法律手段是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它规定国家、社会对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责任，确保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规定财政收入中的百分之几应拔给公共图书馆建设，这就确保了公共图书馆经费的来源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利益等。所以，多年以来在有关公共图书馆立法问题的研讨中，人们往往希冀公共图书馆法能够明确规定政府向图书馆事业经费投入的“比例数”，甚至把有没有此类规定视为图书馆立法有无实际意义的标志。

3、2人才匮乏是图书馆发展动力

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要仰仗人才，而公共图书馆的清贫却又留不住人才，这里有人才培养机制、管理机制的问题，也与图书馆的作用、社会地位有关。而从公共图书馆的立法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立法规定，明确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规定工作人员的学历、职称的结构，确定编制，制定培训机制、奖励机制等，以此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引进

人才，鼓励人才脱颖而出。

4、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社会各界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认识、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对立法工作寄予了很高期望，国家财力也具备这样的能力，推进立法、为图书馆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文化部有关负责人日前也表示，“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章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进程。我们相信图书馆立法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