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反腐败的思考（范文模版）

第一篇：关于中国反腐败的思考（范文模版）

关于中国反腐败的思考

08政本 郑素青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成为其重要的议题之

一。公报称，“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虽然在近5000字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反腐的内容仅有这200余字，但这200余字可谓是“字字千钧、振聋发聩”。深刻的表达了反腐败的重要性和党反腐败的决心。

腐败问题已经开始渐渐威胁到群众对党的信任、群众与党的紧密联系，甚至会渐渐的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在这个和平发展时期，党更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居安思危解决已经出现的，或者将要出现的问题，从而提高群众对党的信任度。

中国的官员与其他国家的官员相比是较为腐败的。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也是一种封建思想的残留，即官老爷的思想。而且，我们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其实是有群众基础的。举个例子吧，我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遇到事了，就会想着拿着钱、拿着烟，去找这个说情，去找那个托关系的。再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高喊“反腐倡廉”的人，真的让我们自己坐到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问心无愧呢？当大笔大笔的钱唾手可得，当大笔大笔的钱只要变个法子就能进的正大光明，我们能抵制住这样的诱惑吗？也许还是会有一些人仍然会坚定的说“是”。那好，你还能为你的亲人们打包票吗？你不收礼，他们就不会收吗？你不收钱，他们也能全部做到吗？还是你认为收了别人的钱，可以不为他们做事呢？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贪官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我只是想说，要做个清官，是远比我们想象的难的。而且，仅仅从官员入手来打击贪官是绝对不够的。官员的定力固然重要，不过如果能用相关法律或者是某些制度，让那些毒害官员的毒虫不能接近、不敢接近，那防腐工作不就会更事半功倍了吗？

其实我国有还是有很多防腐的政策的。诸如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反腐环节相辅相连，从制度上看，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也应该收到很好的成效啊。可是近年来的腐败重案、大案的不断告破，在庆幸挑出这些中国的蛀虫的同时，也在想怎么会还有那么多官员腐败呢？怎么还有那么多官员会顶峰作案呢？可见，政策是政策，实施是实施，毕竟实施是要人的，而在中国有人的地方，总有办法“讲人情”。所以，我觉得，与其专注于如何把制度改得完美，不如更注意点如何确实实施，这样也许才能收到更大的成效。

前面有提到反腐的方法之一——教育。但是，这一系列的反腐倡廉教育主要对象似乎都是官员，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官员是腐败的最后表现者，我们应该从源头开始防腐，哪里是源头呢？应该就是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在基础教育的时候，应该把这种防腐倡廉的思想深深植入孩子们的思想中。从小就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之一，坚决摈弃成为送礼、送钱这样的走后门者。只有让群众的氛围变了，变得再没有遇事会去到处找关系，送礼、送钱的。那么官员怎么能不清廉呢?而且，我们从小教育他们防腐倡廉的思想，那些小孩长大后总有一些会成为官员，那么他们的思想是不是更坚定呢？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第二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三篇：浅谈反腐败的思考

浅谈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反思

班级：201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 姓名：张伟兴 学号：201210308013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读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关键词:十八大;反腐败;反腐机制。

一、当代社会腐败产生的原因

1、理想信念淡漠，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某些领导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最终走上违纪违法之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志薄弱者在关键时刻挡不住诱惑就会沿着违法乱纪的泥道滑下去。

2、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

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好的例证。

3、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漏洞是腐败产生和发展客观条件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二、当前国内反腐的形势

1、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分子比作是“苍蝇”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管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级类案件中，全国省部级以上官员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或已被查处的已有达56名，其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政协副主席苏荣等国家级的高官。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据统计，2012年我国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工作人员2524人。严肃查办利用执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张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三、反腐的策略

1、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

专门反腐败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的反腐败策略应有所区别。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坚决查处“问题人才”。其他部门和单位则着重抓好腐败预防工作，由事后监督和查处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尽量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

2、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

把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提高待遇的前提，严抓公务员队伍管理。抓紧制订公务员防止利益冲突法，构建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管理，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加大对公务员投诉的处理，严肃处理违纪公务员。将公务员的社会保障与企业人员社会保障并轨，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资收入调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实行工资与物价上下浮动。

3、落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推动政府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更多关注政府管理成本和实际效果。政府要更多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用法律严格规定政府部门、机构和不同岗位的职责和权力，严格限制政府部门超出职责范围开展公务活动。减少领导干部兼任多项职务，按职权责利对称原则设置领导岗位，撤并“领导小组”和“专职办公室”等各类临时性办事机构。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4、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

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利用现代通信工具，简化网络举报填报内容，方便群众举报，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建立实名举报反馈机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加大投诉举报人保护力度，坚决惩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加大私营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力度，指导和帮助私营企业和机构防止腐败。加强对信访举报、投诉办理的监督，促进规范高效办事，提升群众满意度。积极开展新闻监督，跟踪关注重要网站有关腐败的舆情，及时分析处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5、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不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标准、人员录用、同定资产处置、大宗物资采购招标等事项。政府决策中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着力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编制党务公开目录，不断丰富公开内容。认真办好政府门户网站，将不保密的政务信息和文件全部人网，将公众办事窗口直接搬到网络平台，群众办事不出门就在线上完成。运用财务云等技术规范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财务管理，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对各单位财务24小时实时监督，在规范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公开。

6、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

要运用法治方式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将党的反腐败意志转变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法律准绳。明晰反腐败的责任体制，细化党委主体责任的内容，明确纪委监督责任的内涵，将责任追究适用的标准、情形、程序、主体、不追究的后果等内容与实际结合，将责任追究做实。探索省以下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由省财政统一标准划拨经费的制度，探索一套适用于特殊纪律部队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大纪检监察干部异地定期交流，推行派驻纪检组的人财物由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的制度，打消监督人员的顾虑。将制度执行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反腐败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1]习近平：《人民对关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11-16。

[2]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11-19。

[3]人民日报：《习近平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13-01-08。

第四篇：关于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关于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黄春茂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湛江 524048）

【摘要】腐败问题主要体现在腐败案件不断增长、三公消费不断增长、越权渎职等方面。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为此我们要落实监督制约机制和事后惩戒机制，落实舆论和新闻自由和做到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关键字】腐败问题 现状 理性思考 原因 防治对策

一、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这种腐败犯罪数字，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犯罪率从1965年的10万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万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万分之181。中国政府也在官方统计报告中承认，腐败案件在逐年上升，每年增加10％至20％。典型的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等。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用人不透明

无论是机关进入，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靠关系”、“走后门”在一定范围内仍广泛存在。

（二）防范不周到

1、对于各种官员，我们从思想和认识均长期把其看成“正人君子”，对他们疏于防范，并且不太注重监督体制建设。对于官员，我们要学习西方，时刻把他们当作小人来防范，与其说是防止干部腐败，不如说是对干部保护，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

2、对官员的防范存在着秩序大于实质的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流于程序的防范却有着相当大的缺陷，还有许多实体法律、政策被大量悬空或虚置，根本无法落实，也就无法起到作用。

3、防范体系过于单一。目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和专门部门。由于“任人唯亲”使得上下级之间是利益共享而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专门部门的监督防范更是因为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缺乏直接联系而形同虚设，对案件的查处往往是群众举报或是其他偶然因素引起，并且只是事后处理，而非事前防范，作为“屋漏在上，屋下必知”的人民群众，虽然对一些官员的腐败有切身感受，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对反腐斗争缺乏必胜的信心，或者因为没有关键证据而不得不长期忍气吞声。

（三）惩治不力

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惩处结果不够透明化。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如厦门远华案，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类似的更有茂名腐败案。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四）体制问题

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中国腐败现象的多种不同原因，但是，归根结底，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五）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寻租”之中，“租金”的产生就是官员手中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如饭店的卫生标准，执法者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官员的腐败依靠权利，公共权利在一个社会中又无法被消灭，防止其滥用就要依靠监督，但体制内监督却又十分困难。

（六）中国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中国是职业官僚制，官员的名义工资与法定工资非常低，而且，由于官本位因素影响影响，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公职领域，高素质与低收入容易使官员心态平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七）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

在致富强烈动机下，不少官员铤而走险，走向腐败的道路。

（八）经济转型不彻底

经济转型不彻底也是导致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充分认识官员腐败的危害性，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开展反腐斗争，意义重大。

三、防范我国官员腐败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事实表明，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健康力量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抑制、控制，并最终战胜腐败的根本保证。

（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和特点，科学的选择新时期反腐斗争战略

腐败现象的产生具有多种因素，那些腐败官员的腐败活动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延性。因此，反腐败斗争要具有系统性，同时还要树立持久战思想。所谓“系统战”，就是要将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标本兼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必要对现有的反腐倡廉的法规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疏理，过时的或废弃或修理，应该立法的抓紧立法。所谓“持久战”，是指充分认识腐败存在的长期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反对官员的腐败历来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应当清楚，腐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所以，要树立持久战思想。

（二）要加大力度改革，铲除腐败根源和土壤

目前，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比较普遍的存在着官员的腐败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还权于民，应当尽可能的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还应当尽可能减少一些国有单位，政府管的越多，官员腐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要限制行政权利，减少寻租空间。其次，要强化权利制约，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中国的那些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三）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近几年，我国在源头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如实行“收支两条线“、”“会计委派制”、“官员收入申招制度”以及党政军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等。可是相对于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要求来看还有相当大差距，这里主要有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制度实施力度不够或本身就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反腐败机制还远未完善和健全。完善和健全的反腐制度必须着眼于事先防止，事中制止和事后监督。可是目前，我们查出贪官时才大吃一惊，此时贪官却已潜逃，问题在哪？就在反腐机制上。

（四）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

反腐败斗争的力量源于2个方面：一是国家授予的机关，二是社会监督力量，只有二者都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对官员腐败行为形成恢恢天网。

（五）要加强权利运作法制化，科学化和政务公开化建设

权利运作要法制化，规范化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政务公开利用权利透明运作。我们要使官员们明确廉正规定及追究办法，公开的方式是政府上网，热线电话，传媒和机关接待室。推行了政务公开，腐败的空间也将大大缩小。

百姓，人大，煤体，司法，监察，遏制腐败，监督腐败的机构和社会力量一样都不能少，在正常情况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对腐败现象有所察觉，都能够启动整个反腐机制。

四、对反腐败的一些建议和举措

（一）把住用人关口

从严治党首先还是要搞好用人选调。在干部的推荐选拔任用过程中，真正贯彻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干部纯洁了，腐败风气也会渐消。反腐的关键是杜绝以“任人唯亲”，“任人惟近”，“任人唯庸”的用人原则。

（二）划定权力界限

腐败多表现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是十分有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求权力明晰、权责分明。划定好权力的界限，就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个领导班子授权不能太大

2、不能形成一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

3、个人行使权力，要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不能越权，更不能侵权

4、日常政务中，要注意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只有将权力的各方面界限划分清楚，才能保证干部行使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三）发挥监督作用

国家建立三条执法监督体系分工合作，一条为国家司法和监督体系：包括现有公检法体系；第二条为现有纪委系统，属于党内系统；增加第三条为廉政系统，此为政府工作系统。除此之外，撤并所有现有的的其它反腐纠风廉政机构。这三条线明确分工，各管各的事，分工合作。这样，党员、国家（全国人民）、政府都有相应的机构来监督其行为，有了完善的机制。

我们要做到加强党内监督、加强司法监督、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加强舆论监督、加强群众监督。

（四）适度提高官员收入

就中国目前国情而言，对官员们无法做到高薪养廉，社会福利也不是很完善，但在财力允许的地方可适度加薪，但同时也要加强收入透明度，使其隐性收入明朗化，但仅靠工资是不能减少腐败行为产生的，适当的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应是腐败的对策之一。

（五）继续加大惩处力度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可是腐败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力度仍要加强。许多腐败分子被惩处时，都没有认为自己违法，只认为自己倒霉，有的甚至叫屈：有那么多领导比我官还大，你们偏偏拿我开刀。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法律失去了原有的威慑本色，对于那些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政治上让他们声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

（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反腐必由之路

在政府职能配置上，政府与企业、市场以及社会界限模糊，职能内容庞杂，运行紊乱且内部职能交叉，有些事看起来谁都能管，可谁也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给利用权力寻租者创造了许多的机会。

（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给那些腐败分子创造了许多机会，以至于腐败十分严重，因此，要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化市场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腐败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七）建立健全法治

中国反对官员腐败的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多，可是又有几条实施于实处呢？反腐立法中，《反贪污法（草案）》前后易稿11次，终未出台。因此，我们要尽快健全我国的反腐败立法。

诚然，反腐败是一幅难以勾勒的图画，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众所周知，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智力、毅力和勇气。

反腐工作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前面有无数阻拦，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停滞反复，但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把这项工作搞下去，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我们一定会铸就一座反腐倡廉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李浩根 《官员的腐败心理》 2005年

[2] 许连纯、徐洪波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研究》 2005年

[3] 卢现祥 《转型时期导致官员的腐败因素分析》 理论月刊 2005年4月

[4] 李文生 《腐败防治论》 2004年

[5] 李雪琴、李雪慧 《中国：警惕十种腐败现象》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 许吉 《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 延边大学学报 2006年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