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运动升级

第一篇：中国反腐败运动升级

中国反腐败运动升级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字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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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中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正部级官员已被撤职。一项针对共产党官员腐败嫌疑的调查正在扩大。

中共中央组织部昨日宣布，免去蒋洁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主任的职务。国资委负责监管中国各大国有企业，并持有其股份。

蒋洁敏与今年3月以前执掌中国庞大的国内治安和情报系统的***关系密切，他的落马引发了***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的预期。据香港及海外中文媒体报道，***已经受到腐败调查，两个消息来源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了这件事。

与中国安全部门关系密切的一名人士透露，***上周已被软禁，但此人表示，***最终仍有可能不面临任何刑事指控。

与***之子周斌有过生意往来的此人表示，周斌已在最近离开中国，目前人在美国。

如果***被提起公诉，那将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次有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无论现任还是前任）落马。***曾在五年期间担任政治局9名常委之一，直至去年11月与另外6名常委一起退休，同时新一届常委人数减至7人。另外一位与中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士证实***正受到调查，但拒绝提供细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发起一场反腐败运动。蒋洁敏是这场运动中迄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这场运动似乎侧重于打击***的政治势力根基。

今年四川省至少有3名政府高官和3名知名商人被拘留。***曾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上周，中国旗舰能源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及其上市子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的四名高管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撤职。

其中一名高管，李华林，曾是***的助理。

***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他还曾先后担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和公安部长。

据官方媒体报道，在***任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期间均担任他的助理的官员郭永祥，自6月末起接受调查。

蒋洁敏在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之前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石油的董事长。

国资委的一份声明称，中国官方周日宣布，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蒋洁敏、***和郭永祥均未公开置评。

针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石油的调查不断扩大，已波及至少两家密切关联的香港上市能源企业。周一，惠生工程(Wison Engineering)在股价下挫16%之后停牌，该公司表示，其董事会“获悉本公司控股股东华邦嵩先生现时正协助中国有关机关进行其调查工作”。记者联系不上华邦嵩请其置评，惠生工程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与中石油高管受到调查的消息传出之前相比，中石油在香港上市的天然气分销部门——昆仑能源(Kunlun Energy)股价下滑逾10%。

***的前助理李华林此前担任昆仑能源董事长。

译者/何黎

媒体札记：敢于亮剑 字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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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洁敏身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南方都市报、搜狐、财新网昨天都已有过暗示，今晨又有凤凰网呼之欲出，推荐自家卫视里那段《姚树洁：王岐山剑指蒋洁敏耐人寻味意义非凡》之外，坚持将《光明日报：中石油案是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放在首页显要位置，应该也就是为了传递“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从全文来看，这篇来自第二号党报的评论，主旨并不是为了强调“史无前例”，而是为了替“中央反腐力度和决心”而喝彩：“当前，随着反腐败工作渐趋深入，腐败团体也日益形成利益联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于'大老虎'，民间反腐力量一般很难触及，要重创腐败团体，充分发挥震慑力，就要发挥制度优势、注重顶层设计，主动出击。要不断揪出潜伏的'大老虎'，敢于将腐败一窝端，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还党员干部队伍一个风清气正”。

头号党报同样是要替制度反腐做好舆论铺垫：“随着***案件的公开审理，刘志军、李春城违法违纪行为的相继查处，近期，一批涉嫌贪腐的高官被严厉查处，百姓称快。和几个月前网络反腐揪出'表哥'杨达才、重庆雷政富等贪腐分子不同的是，这些官员的落马，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李春城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22天被'双规'并向社会公开，到近期中石油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十八大之后，中央正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向人民群众展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制度反腐进入新的阶段”。

在这篇《紧握制度反腐的戒尺》里，人民日报提出了“反腐联盟”的概念：“这段时间，制度反腐正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对群众举报、网络反腐的受理，使之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明显加大了制度反腐的行动，加大了'打老虎'的力度。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也是关系我们党的肌体健康、回应群众强烈呼声的重要内容。纪检部门近期一连串的亮剑行动，使反腐告别偶然、避免误伤、走向规范，从'网络热'走向制度化，让老百姓从'苍蝇老虎都要打'的行动中，看到了党和政府反腐的坚定决心，更树立了必胜信心”。

其实，期待“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合力”的不只是这些喉舌媒体，今晨出版的北京青年报也是就此发表社评，将昨天许作“新起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开通，实际上给了制度反腐和网络反腐这两股力量以正大光明合流的平台，知情的网民可以一键”上达天听“，而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可以随时听到基层的声音。期待这样的合作早日开花结果，期待官方和民间的反腐力量形成更加紧密有效的良性互动„„近来，少数曾经实名举报官员的网络爆料人因为涉嫌制造谣言而被公安机关刑拘，令一些掌握了贪腐情状而意欲举报者由此产生了惊惧心理，担心是不是有人在借打击网络谣言之机，压制和报复正当的举报行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打击大贪和打击'大谣'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有造谣之实就要付出相应代价，但若其举报材料属实，职能部门自然就会一查到底。有贪腐之实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别想把真实的举报打成'谣言'，进而蒙混过关。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专门设立举报板块，就是向天下人宣示：中央反腐的决心不会变，打苍蝇、打老虎都要仰仗群众的积极举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开通的消息的确获得了市场化媒体格外重视，当人民日报头版还在严格遵照领导人政治序位的编排方式，那些门户和都市报已经将王歧山顶上了头条，全力扩散他“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指示，详细介绍这家网站公布的办案流程。

《愿中纪委网站成网络举报首选》--京华时报今晨即有此期待。署名作者燕子山写道：“这些年来，利用微博等形式举报各种腐败现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个别腐败现象也确实得到了局部的遏制，一些腐败分子也由此落马，但是应该看到，利用微博等举报形式，虽然是公民和舆论监督者的权利，但它毕竟只能碎片化地关注到某些个案，很难从整体上推进反腐败大业。如果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能够成为公众举报腐败现象的首选网站，那么靠微博举报吸引眼球推进反腐，将转变成公民对反腐机制的依赖”。

钱江晚报是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口号下，高呼《网络反腐，该正规军出手了》：“从最近对'民谣'、网络大V、网络黑社会的一系列反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反腐也存在一股绿林气„„如果他们被商业利益或利益集团左右，'水军'很容易被豢养成家丁打手，人肉也难免失范，进而扭曲舆论，影响法制。反腐亟待正规的网络体制，这就是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的现实意义。这为积极投身反腐的群众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畅所欲言举报监督；也给谣言泛滥关上了一扇门，即使不能充当谣言的防火墙，但至少是一个检验谣言最重要的试金石。对各种各样的微博反腐、人肉反腐也起到良好的引导示范作用”。再加上南方日报《保持舆论反腐的良性互动》、广州日报《网络反腐，官方民间可共存共赢》、东方早报《反腐必须畅通网络渠道》、大河报《中纪委举报网站助推网络反腐》等，总体均是对制度反腐与民间反腐形成良性互动寄予厚望。成都商报则提了个“如何聚人气接地气”的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举报途径显然代表了官方的正规渠道。如果这一渠道人气不足，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很多网络举报可能还会散见于微博和各种网上论坛中。'网络举报的主渠道、主阵地'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而要聚集人气，就得采取一定形式和程度的公开引发舆论关注”。

是深圳晶报，朝另一个方向多说了点，并且，从标题就已经开始--《监察部开通网站，网络举报仍是反腐利器》。这篇社论是以杨达才和刘铁男案为例，强调“个人举报”和“众人反腐”并没有污蔑造谣，也没有冤枉好人：“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在网络上散布谣言的人员受到了相应处理。与此同时，也出现安徽砀山县公安局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将网民送回家并致歉的情况。谣言就是谣言，应依法予以清理，但净化网络空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宽松有序的公共空间，让公民更有序地参与和表达，而不是要大家都默不作声、噤若寒蝉。这一点，从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并在首页显著位置设置网络举报版块，即可窥见一斑。因此，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用好网络反腐的利器，继续支持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大胆地、负责任地发言，揪出更多类似杨达才、刘铁男这样的贪腐分子”。

在结尾时，晶报好歹还说了几句“网络举报不能捕风捉影，更不能泼脏水和造谣污蔑”，而在监管相对宽松的微博论坛上，就是杨恒均的话更直白也更受欢迎。他今晨发表博客《打击“网络谣言”不应损“网络反腐”》，并获包括搜狐评论在内的平台推荐：“最近，政府做的两件事颇值得关注。一件是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第二件是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王岐山亲临现场调研。这两件在很多网友眼中互相矛盾的措施，其实是相互关联的„„由于一些地方执法官员扩大了打击对象，甚至出现了有些官员憋足了劲头，试图利用中央下决心打击造谣、传谣的指示精神，来对付网络反腐与网民的基本自由言论权的势头，这就让人不解、担忧甚至愤怒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网络谣言与网络反腐，一定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要分清传播谣言与言论自由的边界。要尽快完善网络立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也不能把法治社会已经抛弃的'严打'搬进网络，更不能把现实中早就允许说的话，在网络'严打'之时上纲上线，界定为谣言，制造网络恐怖„„我在这里善意提醒一些官员，千万别错误估计形势，曲解中央精神，利用打击谣言来对付网络反腐，甚至制造网络恐怖，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下一个该感到恐惧的，就是你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还有“子产不毁乡校”。虽然也有通晓典故者--如@黄章晋ster、@叶恭默--指出这两句古语并不切合现代政治理念，甚至与歌颂包青天也无分别，但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闻之心喜，因为他们发现，不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政法接力@广州公安，呼吁“打击造谣要防扩大化”，身为中央党校喉舌的学习时报，昨天也在说着“民意难违”的道理。

反腐和反谣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近一个月以来的中国舆论场上拉扯纠结。至少在公开场合，官方喉舌均未曾否认过民间反腐的功效，所声明的是想将其纳为制度反腐主渠道之补充；但在微博论坛上，更多的意见领袖宁愿高声赞美网络举报，并猜忌官方的打击谣言行动实为扼杀民间反腐--总之，制度反腐或者民间反腐，孩子总是自家的好。虽说早在去年9月，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也曾被网络传闻指认失踪、借出国之机外逃，今年3月获任国资委主任前，他被双规的消息再次在微博论坛间甚嚣直上，但从查处过程来看，终究是由中纪委掌控，所以，这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证明党内反腐成效的案例。前天的晚安帖中，@人民日报就已对此表达欣慰：“这一次，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走到了网络前面。事情本该如此：微博反腐固然'咄咄逼人'，制度反腐才能形成持久震慑，才是反腐成败的决定性力量”。

昨天的环球时报社评也已经借机宣告了“纪检战线在中国反腐败主战场的核心角色得到充分彰显”，今晨再来一篇《中纪委网站，让最敏感的领域更开放》：“纪检工作曾对百姓来说高度神秘，如今也公开办了网站，接受网上举报，国家核心机构的开放性，它们与社会的互动都迈出坚实的步子。在纪检这个最敏感的领域，如今听到了民意的回响。中国的反腐倡廉已是不可逆的事业。舆论监督已然浩浩荡荡，豪华车离开了军队，回来的路已被舆论堵住。鱼翅宴被从官场赶走，'复辟'的可能性也将被舆论挤掉。过去搞基础设施开发出了些贪官，如今从纪检到舆论都会紧盯每一个'高危'项目。中国不会从此变得干干净净，但逐渐越来越干净是挡不住的大趋势”。

双管齐下，环球时报也不会忘记已成舆论拉锯战标志性高地的薛蛮子。莫要再提自家总编辑胡锡进曾经在微博中脱口而出的“整人论”了，现在要强调的是《抓卖淫嫖娼扯不上“打击言论自由”》：“'打击言论自由'是顶大帽子，西方世界常把它往中国头上扣。现在国内一些人也在一些具体事上给政府扣这样的帽子，试图施加压力。按他们的意思，只要一个人热衷发表反体制言论，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是'不能动'的。否则就是'打击言论自由'。这实际在要求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的特权„„只要卖淫嫖娼在中国是非法的，无论谁搞这种活动今后仍有可能被抓。扫黄的公安干警脑子里不会想到它同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热衷在网上搞批评的人也不必强行引申这个联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想象为线索，这对每个人在大量信息中不钻牛角尖，也不被误导十分重要”。

其实，4天前，环球时报就已经抨击过“'舆论反对派'对薛案的反应太偏执”，只不过，眼见事态由于央视新闻联播的三分钟播报而有激化趋势，今晨人民日报亲自出手，发表《“大V”标签不是违法挡箭牌》：“这段时间以来，有网络'大V'因涉嫌违法被抓，引发网上网下普遍热议，除了拍手称快的，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显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为艺术'，'上帝都会原谅妓女'，'抓嫖娼就是打击报复'„„各种奇怪论调纷纷出笼，似乎嫖娼成了一种高尚行为，对'大V'嫖娼尤其要'网开一面'。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些网络'大V'的行为是否属实？类似嫖娼等行为是否违法？倘若无视这些，只毫无根据地谴责别人'选择性执法'，却没看到自己的'选择性失明'，言不及义地为违法行为开脱，甚至渲染种种'受迫害情绪'，只能说明，这是将网络'大V'身份作为挡箭牌，为网络'大V'谋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权”。

和那些薛蛮子反感者一样，这篇由钟新文署名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位“水军司令”的那段轶事：“有'大V'在图书签售现场进门被拒，对保安声称：'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用粉丝数谋求开路特权、网络反对特权、网下谋求特权，并非孤例。沿着这种逻辑，一些网络名人凭借自身名气和背景，以为即便有出格行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网民强；以为即使是违法犯罪，相关部门也要顾及所谓舆论和粉丝，不敢依法惩处。这种自我预期，一旦在现实面前破灭，就抛出'阴谋论'来博取同情，试图谋求法律之外的'解决'”。

而后，这篇最高党报的评论更直斥“违法打造的各种挡箭牌”：“比如，声称'大V'搞了多少慈善项目、发起了多少公益活动、推动了多少舆论监督，希望以此'功过相抵'。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实在经不起推敲。一个人的违法犯罪，不能抹杀其过往功绩；反过来说，过往辉煌也难以为违法犯罪正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做过一些'好事'就希望拥有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实现？那些因贪腐被抓的官员，在出事之前，难道就没有一点贡献？近段时间以来，不少高官因为贪腐落马，就传递了'规则面前，没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不管是贪腐的'大老虎'，还是违法'大V'，都不应有特权思想，也不会有特权待遇“。

看到这段论述，邓飞难免也会有些寒意吧？同为公益行动发起人，同为微博大V，他与薛蛮子可以说是互相成就、焦不离孟。现在，老朋友兼资助人即便重获自由，在公益圈里恐怕也已无脸见人，而他自己，也陷入一场由山东环保厅发动的反击战中。

今晨，多有媒体跟进此事。人民日报所刊《坦诚沟通是化解误会的良方》算是乐见和解：“9月1日，'@山东环境'（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法人微博）出于付出巨大'行政成本'的愤慨，点名邓飞向受冤企业'道歉'，邓飞则质疑其'与民对赌'的态度，要求出具正式调查报告。一方要名单一方求道歉，情绪化的隔空喊话一时间陷入僵局。官民对话，要避免思维双轨下的'鸡同鸭讲'，求解国计民生更需要双方合力。地方政府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宁可多查一百，不可错漏一个'的态度去积极履职，用真诚坦荡应对众声喧哗。公共舆论也要明白公共治理不是简单的'过家家'，应该对其中的细节和难点抱以充分理解。所幸，在你来我往的理性对话中，争执双方逐渐用共识取代了偏见、用理解打破了隔阂。山东方面称，'高压泵深井排污'微博并非邓飞原创，对其误转表示理解，希望双方放弃无谓争议，团结一致为环保。这场思想的碰撞，向微博客上成百上千万'围观'网友展现了理性的力量，也为两个舆论场的对接尝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由新华每日电讯和华西都市报今日同时发表的《官民微博交锋也是良性互动》，以及京华时报《官微与大V多互动方能求同存异》、成都商报《网上官民的真诚互动是消弭对立的法宝》，亦持此论。

不过，终究还是站在邓飞身边的时评家多些。重庆时报评论员时言平固然也为官微大V交锋“由剑拔弩张变得温暖可人”而感到高兴，但“内心的环境焦虑”未能散去，更指“在打击网络谣言的微妙形势下，山东环保厅官微选择这个时候向曾经表达质疑和异议的大V邓飞叫板，很是值得玩味”；上头刚讲完《网络反腐，该正规军出手了》，钱江晚报也察觉了山东环保是在“借势打谣”，由评论员刘雪松宣布《邓飞与山东环保部门，只隔了真相的距离》：“质疑总归是质疑，即便质疑的本身还难免不够精准，难免会有失当，甚至难免会给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查带来诸多的困难和工作量，但质疑这种监督的方式，与主观恶意的谣言惑众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没有百分之一百的精准就不能质疑与监督，这等同于将民众的监督权收回了官方的手中。若此，真相就只握在权力的手心里，想拿出来示人，完全看权力的情绪。在这样的权力面前，来自民众的舆论，就只剩下一片'呵呵'。这肯定不是一件太妙的事”。

再有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不能因“受伤”而让官民互动失去理性》，结语处有云：“作为网络影响力巨大的大V，在转发那些触目惊心的消息时，的确应当谨慎，甚至做一些必要的求证。山东省环保厅在微博中表达委屈，可能的确反映了当初官方遇到的困境。然而对政府部门提出类似信息公开这样的要求，并非不合理，而是关切公共利益的表现，以道歉来要挟对方，俨然已经让自己立于监督者的对立面”。

新京报更是允许评论员于德清假意为双方“握手言欢”而欢呼，笔锋一转，用上了激将法，要的就是《山东环保不妨公布蒙冤排污企业名单》：“从地下排污事件一开始，山东环保部门似乎就执著于'高压泵深井排污'的皮相，其一系列的解释，如悬赏10万征集线索，好像也是针对'高压泵深井排污'。在公众舆论鼎沸的时候，山东环保部门揪住'高压泵深井排污'不放；在'高压泵深井排污'被证明为谣言之后，又借此说事，强调企业受害，高调要求公益人士道歉。对此，公众不免怀疑，山东环保部门有拿'高压泵深井排污'当挡箭牌之嫌，掩盖当地企业地下排污的事实，掩盖环保部门的监管不力„„如果，山东环保部门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相关企业也是清白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妨就把'蒙冤排污企业'名单公布一下。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众的评价也是最公正的，民众既能辨别那些危言耸听的谣言，也能给蒙冤者以恰如其分的奖赏。为那些被怀疑的、受影响的企业恢复名誉，将他们的名单公布给大众，最好不过”。

当然，在左派人士或“自干五”眼中，邓飞就算比薛蛮子形象好些，也逃不过“危言耸听”、“沽名钓誉”这八个字。这已经不是就事论事的证据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

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日报表现得最为坦荡。昨天头版那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态度之坚决甚至超过了人民日报，今晨又有《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能丢》之号召：“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健康向上的正面声音依然占据着重要领地，但也有唱衰抹黑的负面声音，恶劣影响不容低估，此外，两者之间还有大片由模糊摇摆声音构成的'中间地带'„„负面舆论、造谣传谣泛滥的问题相当突出，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因时而动、顺势而变，将互联网作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学会使用、善于使用新技术新手段，尽快掌握新的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决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被边缘化。否则，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无异于凌空蹈虚、自说自话，宣传对象不断流失、阵地不断萎缩，还谈何引导、谈何感召？”

除了据此将《北京日报：能否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事关中共前途命运》推荐在首页，凤凰网今晨还从党建网上发掘出《31位省级宣传部长谈学习习近平8·19讲话》--中共高级宣传官员们正在誓言“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引导应对，把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二篇：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运动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运动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败甚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反腐败运动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之后也是如何预防腐败。总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反腐败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法制”则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

第二，反腐败不能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必须转化为制度建设。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收敛，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法不当，整个党政官僚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抵制的方法。今天，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高层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反腐败由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对查处腐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做得不够。这使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些制度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这次反腐败以来，呈现权力集中的趋势，即中央层面和省部级的反腐败由中纪委来负责。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符合国际经验，也已经显示出其高效率来。不过，从制度建设的情况看，重点仍然在新制度的设置，而不是旧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两点是必须考量的。第一，光做减法不会有很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增加甚至强化“外部多元主义”，设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和公众来参与反腐败。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外部反腐败，就很难真正有效和实现可持续性。（郑永年）

第三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定稿）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引言································································································································ 2

一、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的概念与类型................................................................2

（一）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2

（二）“反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5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及其借鉴....................................................................7

（一）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 7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10

三、中国现行反腐败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15

（一）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现状···································································· 15

（二）存在问题的分析················································································ 17

四、完善中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对策..............................................................18

（一）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18

（二）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19

（三）加大从严治党力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2

（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健全与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建设················································································································ 23 结束语·························································································································· 28 参考文献······················································································································ 29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内容提要：腐败是公职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互相联系，利用自己公职人员的地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行为。其本质是掌握特殊社会权力的统治阶级作为腐败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资源达到个人目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形势下，反腐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反腐败法律制度梳理概括，分析总结其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做法和经验。通过对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基本状况及进展的研究综述，结合国外反腐败法律制度经验及启示，论证了构建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文章在对国内外反腐败法制研究的一系列分析总结前提下，提出了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的相关对策，认为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法律体系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并通过引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新理念，尝试完善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的惩治腐败犯罪的规定和改善中国反腐败法律机制，进

而提出了构建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反腐败

法律制度

廉政建设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的法制建设也迎来一个重要的机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和反腐动工作的情况下，法治与反腐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思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

反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形势下，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公务人员更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反腐败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保证。

一、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的概念与类型

（一）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腐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公职人员直接利用自己的公务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讲，通常

是指公职人员在意识清醒状态下 做出的非法决定，该决定有利于某一方（例如公司接受政府订单违背既定程序），而公职人员自己从该缔约方获取非法酬金的行为[1]；在整个法律体系，并没有“腐败”二字，只有贪污，受贿，行贿等法律条款，这使得人们同是在说“腐败”，但在实际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中纪委通过研究，形成了共识，对腐败和腐败官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身份必须是公务员，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委托者；其二，行使方式的特点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也就是说动用了公共权力；第三，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情节严重者将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给予惩处。

1、腐败形式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

在中国，贿赂也逐渐成为腐败犯罪的主体。从腐败罪名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腐败犯罪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贿赂犯罪的增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利益交换的市场也随之繁荣起来，许多不正当利益在交换中得以实现。二是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由于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隐秘的违法行为，往往很难被举证。从中国腐败犯罪的特点来看，越来越多的腐败发生在利益冲突领域。帮助官员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并提供学费生活费，承诺官员在退休之后高额年薪返聘，官员利用影响力以亲属的名义经商办企业或直接受贿，这些都是常见的利益冲突形式。

2、腐败范围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 传统上来说，腐败的主体主要被界定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例如，中国刑法就曾经主要将贪污、受贿等罪名的犯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随着涉及企业腐败犯罪行为的逐渐增多，中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我国在反腐败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

3、腐败趋势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

腐败集体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各类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是未来中国反腐败工作必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根据腐败行为的主体，我们可以将腐败划分为三种类型：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和单位腐败。个人腐败指的是腐败的主体主要为个人，他们独立进行了贪污、挪用和受贿等腐败行为。集体腐败的主体是一群人，他们所进行腐败行为的收益主要归他们自己。而单位腐败指的是一个单位或该单位领导层以单位的名义而进行的腐败行为。它与集体腐败的区别在于，集体腐败的收益归少数腐败者所有，而单位腐败的收益是归整个单位所有的，单位的领导层并没有直接占有腐败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集体腐败与腐败一样是隐蔽的行为，而单位腐败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往往可能是半公开的。单位受贿、行政垄断和私设“小金库”就是典型的单位腐败行为。

4、腐败结果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

根据腐败发生在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环节，我们可以将腐败分为大腐败和小腐败这两种类型。大腐败也称高层腐败（grand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发生于政治决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如行业发展政策、出口政策、行业标准的制定等。小腐败也称下层腐败（petty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发生于政策执行，如交通违法执法、申办执照、卫生许可检查等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小腐败涉及到的经济利益可能并不太多，主要表现为“速度钱”，能够通过行贿的方式促进执法的放松或提高办事效率，但是这种腐败由于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社会污染特别巨大。

（二）“反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反腐败，亦称“反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作为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败”，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新形势下反腐败出现以下类型转变：

1、反腐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

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转型中的行政体制存在着许多灰色领域，即“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败现象，我们称之为灰色腐败。按照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可以将腐败分为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黑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都公认的腐败行为，例如贪污、挪用、受贿等。坚决惩治黑色腐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灰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认为是，但是社会大众却不认同的腐败行为，例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出境等。白色腐败指的是尽管从定义上来看是，但两者都不认为是的腐败行为，例如收受小额礼品。在东方社会，赠送和收受礼品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社会接受度一般比较高。

灰色腐败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反腐败努力。它模糊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提高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经常是黑色腐败的温床，还助长了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消除灰色领域的努力不仅有助于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而且对于提高政府效率，提高透明度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灰色腐败的治理不能简单地靠教育和惩治，更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改革，减少腐败机会，铲除其产生的制度土壤。然而总的来看，中国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步伐缓慢，许多腐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根除。

2、反腐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

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但是我国现在的现实是，受贿者往往被严厉惩处，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检察机关查办行贿和受贿案件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司法惩处倾向性的结果。对受贿者和行贿者查处的严重不对称已经成为国外对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批评之一。

通常情况下受贿者以官员居多，而行贿者以商人为主，因此严厉惩治受贿者，即腐败的需求方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领导干部更加严格要求的体现。由于贿赂往往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隐秘的行为，鼓励行贿者成为“污点证人”确实也是查处腐败分子，特别是受贿者的需要。然而从司法公平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太正常的，而这种不平衡惩处的局面也必然会削弱对行贿者腐败动机的约束，降低他们的腐败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和成本。尽管索贿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毕竟这只是少数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互相联系，利用自己公职人员的地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行为。其本质是掌握特殊社会权力的统治阶级作为腐败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资源达到个人目的。这些关系具有隐藏、非正式和自愿的性质，往往不断演变，变得更加复杂。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及其借鉴

（一）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

1、美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美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美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涉外反贿赂法案》等。这些法律主要涉及到: 确立文官行为准则和政治家从政道德

准则；设立直属于国会的特别检察官；要求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贿赂等。这些规定构成了美国惩治和预防腐败行为的严密而周全的法网[2]。

2、英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反腐败法的国家。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就通过制定一整套文官制度来约束其文官的行为，保证了文官队伍的廉洁。1889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专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严格禁止公共机构成员的主动或被动的贿赂行为。依据该法，任何行使公共职能或法定职能的机构均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被严格禁止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过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也严格禁止他们在此类似事务中承诺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3]。1906年，英国在修订《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的基础上，颁布了《防止腐败法》。1916年，英国又对《防止腐败法》作修订，进一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2003年3月，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4]。2010年英国通过《反贿赂法案》，该法是建立在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和一系列英国参加的反腐败贿赂的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严格规范英国或者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个人行贿和受贿的行为，其打击范围之广、惩罚力度之大使其成为最为严厉的反腐败法律。

3、俄罗斯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1992年4月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一项法令。在公务员系统中开展反腐倡廉，其中强调，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利益，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法律秩序，破坏了国家机构的威信，扭曲了法治的原则，阻碍了经济改革。1992年10月8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法令关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法制的措施，加强打击腐败犯罪的斗争，成立了一个跨部门打击犯罪和腐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理事会。随之，1992年12月14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执政声明关于打击犯罪和腐败的法制状况指出，俄罗斯的法治状况到达了危机的地步，俄罗斯的腐败已经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这一切都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俄罗斯反腐败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现阶段，在反腐败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规范，还需要现代化的反腐败法律政策[5]。

4、韩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韩国作为年轻的后起国家，自建国起一直注重反腐廉政建设，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防腐与反腐机制。

1950年，韩国政府发表了《公职伦理确定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该法案要求公务员登记财产。1961年5月16日，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的军事政权，并于1975年发动了“庶政刷新运动”的反腐败运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反腐败，全斗焕开始了“社会净化运动”。1992年金泳三当选韩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

统，标志着韩国军人政权的结束。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宣布要彻底清除腐败，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规制一切腐败现象的综合防止腐败专门法。1996年，金大中在野时就提出建立《防止腐败法草案》，对现有的反腐败规定进行归纳整理，全面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而制定出以防止腐败为目的的综合性法律。2001年，《防止腐败法》经过多次修改被国会通过。2003年起，韩国每年实行对全国所有政府和公共机关清廉度调查举措、面向社会全面调查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和民间举报等情况。2006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标和五大推进方向。2006年3月9日，韩国政府、政党、工商界和市民团体等各界代表签订了《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其目标是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6]。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1、建立专门反腐败法，重视法律在反腐败领域内的作用 国外社会十分重视法律，西方各国普遍重视腐败立法，内容上相对完善和协调，涵盖面上具有广阔性和全面性。从类型上看，专门反腐败法有实体型的、程序型的以及实体和程序内容兼备的综合型的。实体型反腐败法，即规定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客观表现和处罚标准的法律，这类专门反腐败法往往是对刑法的补充或修改，如英国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防止腐败法》；美国的《联邦贪污对策法》。程序型反腐败法，即规定如何保证实体反腐败法得以实现的法律。它以规定对腐败行为的举报、调查、侦察和处理的特别程序为主。如新加

坡《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加拿大《舞弊行为调查法》；综合性反腐败法，是既规定实体内容,又规定程序内容的反腐败法。如新加坡《防止腐败法》就是综合型的，它对新加坡重要的专门反贪污机构——贪污调查局的权力作了全面规定,赋予它广泛的侦查权,并规定了具体、详细的侦察措施，对一些适用于反腐败的特别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也作了规定，包括贿赂推定、财产来源不明证据、习惯证据、共犯证据、证人免责、贿赂人的证据效力等内容。从功能上看，专门反腐败法有惩罚性、预防性的，也有两者兼备的。惩罚性反腐败法通过对腐败行为的严惩，给腐败分子以切肤之痛，警示他们以后不要再发生腐败行为。预防性反腐败法通过确立一系列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防范公职人员发生腐败行为。如2001年韩国制定的《腐败防止法》是预防性反腐败法，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预防腐败的发生。这部法律规定了对腐败行为的举报、设立国民监察请愿制度、扩大财产登记及公开对象的范围、加强审查事项、设置没收不当财产的机构、实施持续高强度的监察活动、发动市民进行行政评价和召开听证会等内容，以遏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从效力上看，专门反腐败法在对事、对人、时间和空间的效力范围和力量上都有扩大和增强的趋势，如美国的《涉外反行贿法案》。在时间效力上，有的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法为加强对腐败行为的追究，规定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由于国外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研究较早，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综合型的专门反腐败法，规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惩治、预防腐败的措施和程序，将分散在党规党法和行政措施中的反腐败制度和规范进行梳理、整合，吸收进专门反腐败法中，以使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措施更加有力。

2、设立专门反腐败机构并赋予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国外严格法律条文规定：反腐机构只和该部门内上级领导之间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不受其他机构干预。在许多国家包括联邦制国家里，各地方反腐部门自成体系，不受其所在地势力干扰，倾向于采用中央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如韩国的腐败防止委员会和监察院；美国的司法部公共廉洁处、监察长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英国的罗兰委员会、议会监察专员署、国民保健署等。从当前情况看，各国专门反腐败机构呈现出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特点。

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保证了专门反腐败机构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它们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尚没有设立独立的垂直领导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在中国，对腐败行为的预防、监督和处理是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它们内部设立的职能部门以及党内的专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完成的。这些机关、组织和部门，尽管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查办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业绩，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仍缺乏独立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影响了我们反腐败的力度和效率。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进一步强化现有反腐败机关和部门职能的同时，建立起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领导，独立行使职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并赋予它们广泛的权力。

3、明确法律条文吸收公众参与反腐败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将坚持程序公正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核心理念。在现实工作中，有严格法定程序指导着公权机关行使自身权力，达到预防权力运行时有可能产生的人为随意性，进一步控制以权谋私的存在空间，促进权力监督的有效进行。

从各国的反腐败实践中可以看到，公众参与是每个国家反腐败的一支强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许多国家用法律赋予了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而且规定了周密的保障此项权利实现的方式、途径和程序。如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公众对腐败行为有举报的权利，并对接受举报的机关、举报的方式和程序、对举报人的保护和奖励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切实有力的保障。此外，有的国家还根据需要适时开展反腐败活动，如韩国为反腐败就开展过“庶政刷新”运动、“社会净化”运动、“新秩序，新生活”运动、“国民清正”运动等，美国开展过文官改革运动。这些规模宏大的运动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也促成了许多反腐败制度的完善，加速了各国反腐败斗争的进程。

中国应大力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中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一些党规党法赋予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但人民权利的具体内容还有待细化，保障人民实现权利的程序还有待完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畅通。今后，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还应下大功夫，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研究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落实。

4、坚持教育监督兼顾注重教育惩治联动

在整个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律体系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当今国外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中，通常将教、防、惩互相结合，注重教育预防，但对已发生的腐败行为也决不手软，坚决给予重惩让。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一些国家对腐败行为的重惩不仅表现在量刑上的从重从严，而且还表现在对腐败违法犯罪多适用罚金罚和资格罚。许多国家对腐败违法犯罪规定要追回不法财产和处以倍计的罚金，规定在一定时间段内不得再担任本职务或从事与本职务有关的工作。如韩国《腐败防止法》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在职期间因腐败行为被免职，3年内不得从事原所属部门的工作，从退职之日起，5年内不得在有关的赢利和私人企业中就业。

中国法律对腐败行为适用罚金罚和资格罚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只是刑法规定对贪污、受贿犯罪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且中国对限制担任原有职务或从事原来职业的规定较其他国示范区也较狭窄，内容也不够具体、明确。腐败行为是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或职业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果对行为人不适用资格罚，那么，当他们再次拥有了这样的资格时，其主观恶意又能与其权势或业务相结合，难以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法律有必要扩大对腐败违法犯罪行为适用资格罚，剥夺行为人的政治权利、担任原有职务或从事原来职业的权利，以防止其再犯。这对防范和打击腐败行为是非常有益的。

三、中国现行反腐败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现状

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们党内法规，涉及到党风廉政建设总计为1部党章、2部准则、7部条例、2部规则、50个规定、31个办法、7个细则，以及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从2012年底开始，中央部署开展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历时两年半的时间，从中央各部门到省区市各党委全覆盖，经过清理摸清了家底，解决了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四中全会之后，党内法规建设快马加鞭，制度之“笼”越织越密——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立法法”出台，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章制度重在强化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在清理的基础上，中央又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纲要》提出要在未来5年重点制定45件党内法规项目，其中与党风廉政建设有关的就有14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评价。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改进工作作风的基础。比如，在制度建设方面，十

八大结束后不久，就出台了我们大家后来都耳熟能详的中央八项规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中办、国办又联合下发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为我们党开展作风建设、改进作风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强化干部监管方面，出台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节选）》、《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在引导示范带头方面，出台了《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节选）》、《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提倡厉行节约方面，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在规范公务接待方面，出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严禁公款送礼方面，出台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严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

同时，中国还开启了国际反腐新阶段。目前，中国已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检务合作协议

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初步建构起国际合作网络。把2014的“主场打虎”和“客场猎狐”势头延续下去，必将成为新常态。政务平台的开通，标志着纪检监察工作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迈入了‘开门反腐’的新阶段。”

反腐与法治的紧密关系，需要通过逐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一套反腐败的基本战略思路，核心是法治反腐，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惩治腐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存在问题的分析

1、中国现有腐败的成因

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主要有几个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其三，立法的质量有待提高，与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还有差距。其四，情大于法，在过去甚至是现在，不是把法摆在第一位，在法、理、情问题上没有摆正关系，而是情、理、法，人情第一，把法放到次要的位置。

2、存在问题的分析

中国反腐败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体制机制，在立法、机构建设、民主参与、制度、体系构建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还尚有差距，笔者认为，关键的是不能腐。

反腐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主要采用的是党纪、政纪和法纪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法治反腐在中国长期处于既无专门立法、又无理论体系的状况。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反腐败势必将从政治斗争型转向法律治理型，建立反腐败国家法律制度，构建反腐败法治理论体系，培养反腐法治类高端人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战略任务。

四、完善中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最高检提出，将积极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时，检察机关将围绕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积极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同时提出推动完善惩治贪污

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滋生腐败。现实生活中，违法乱纪、权力膨胀腐败、司法公信力丧失，一些民众信访不信法等问题的存在，都是权力失去制约造成的。其次建立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中国依法反腐才能做到做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不能做到被严格执行和有效实施，就会变成随意搁置的一纸空文。再次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有效规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从源头上反腐的关键。最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坚定全社会的反腐信心和全党反腐倡廉的决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实现和保障；法治是依法办事。

有较为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是依法反腐的基本前提，反腐败国家立法要注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掌权者的权力设置边界及权力行使和运行的规则；另一方面是追究腐败者的规则和安排，即关于违反规则构成腐败及其追究的规则。具体一点说，反腐败立法应适应反腐败现实需要，整合散落在公务员法和刑法等国家单行立法以及党内法规中的规定，推动反腐败综合性立法。

（二）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全会的层面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开启了依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也预示着反腐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工程，进入加强法治化的新阶段。要大力推进反腐法治化，必须首先在反腐法制刚性运行上多下功夫。

刚性运行须强化依法反腐思维。法治思维主要是指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学原理、法律制度、法律方法等在思维中有很强的约束力，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反腐败作为我们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主要采用的是党纪、政纪和法纪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无论在思想观念、理论体系还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实践中，法治反腐都比较薄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日益增强，但传统的“人治”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旦遇到复杂问题或涉及个人利益，以言代法、权大于法、徇私枉法等现象就可能发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这为加强依法反腐建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良好的环境。所以必须借助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强化全党和全国人民反腐的法治思维，把反腐工作纳入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将依法治国要求贯穿反腐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和惩治腐败，不断提高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刚性运行须完善反腐法制体系。要使反腐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必须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建立和完善

一套功能齐全，立得稳、行得通、管得好，能够适应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制定国家反腐败基本法，完善反腐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等配套法规，从制度源头上堵住或减少公权力寻租的可能。要突出重点，加强与反腐败有关的行政、刑事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客观公正审判制度，建立行政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健全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以严于国家法律的标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纪和国法双轨反腐的法治新思维，强调依法反腐，并不意味着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可以弱化反腐职能，相反要积极与国家司法机关“双轨”并进、分工配合，做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定期研究双方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整合各种反腐资源，提高反腐工作成效。

刚性运行须严格依法依纪反腐。强调让反腐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要严格依纪依法反腐。一方面，要严格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要始终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按照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以及有关制度规定进行。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证据客观与证据合法并重，切实提高证据的法律效力，同时注意维护被调查人的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财产权等各项合法权利，努力使查处的每一起案件都成为客观公正、令人包括腐败分子信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此外，还

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反腐工作人员依法反腐情况的监督检查，把依法反腐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反腐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以此促进依法反腐观念的增强和能力的提高，不断推进反腐工作法治化的进程。

（三）加大从严治党力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现阶段从严治党呈现出体系化、结构化、制度化的特征，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中的一个枢纽，与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项事业紧密联系。

从查办***的“打虎”行动到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官网的“正风清单”“打虎拍蝇”新常态得到确认。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八项规定、高压反腐等从严治党举措，给中国政治生态带来的新局面。在国际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志性反腐新政”赢得了广泛认同，预示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收获“反腐红利”。

众所周知，党纪严于国法，执纪越严，党纪与国法的无缝衔接将更趋常态化。事实上，中国存在着纪律和法律的“制度双笼”，关键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补互促。2014年，依法治国与依纪治党齐头并进，党纪与国法正趋于“双笼合围”。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中，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改为视情节性质而定，并保留死刑；以“财产刑”加大对行贿犯罪处罚力度，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完善预防性规定，对利用职业便利犯罪实施禁业等。又如，建构纪律审查、党

纪处分与移送司法、证据认定等的“绿色通道”，对重大腐败案件依法公审等，这些均是执纪执法实践中的热点领域。法治领域的这些重大进展，扎紧了约束权力的制度之笼，成为反腐治本之策。

“打虎拍蝇”为党的治理创下佳绩，“纪检体改”则为改革释放红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项部署，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两手抓、两手硬，是2014年从严治党的主基调，也将是2015年的重大课题。纪检体制、司法体制等关键改革的路线图渐次展开。根据《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中央纪委将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人大、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把监督重点落到驻在部门领导班子上，避免“派”的虚化和“驻”的牵制。在惩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强化惩治，将确保“纪律部队”不断做大做强，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2014年的反腐实践使我们相信，综合治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政治生态和国家社会面貌，必将使清明常在。

（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健全与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建设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在联合国第 58届会议上审议通过。作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通过的首部专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本，《公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公约》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95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奠定了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制度基础。《公约》共

分为8章71条，核心内容涉及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腐败犯罪的定罪与执法机制、腐败犯罪的资产追缴机制三个方面。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公约》。

作为迄今为止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最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科学性的国际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倡导的新理念，如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并重，坚持多学科、综合性、广领域的预防战略，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相互促进，以及坚持各国依法独立开展反腐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等，将改进中国反腐败的法律机制，增强中国反腐败的法律力量。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中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7]。

1、进一步扩大贿赂的范围

在“贿赂”范围的问题上，《公约》的表述是不正当好处，我国刑法的规定是“财物”。贿赂范围的大小影响犯罪的成立和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已经不单纯限于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新的贿赂手段层出不穷，如性贿赂、安排就业、解决升学问题等等，这些都符合贿赂犯罪以权换利的本质特征。因此可以借鉴《公约》有关贿赂的规定，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好处”既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一切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各种事物。

笔者认为，贿赂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

不可交换（收买）性。贿赂犯罪的实质就是权、利的交换，是对职务行为的收买，因此将贿赂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是符合贿赂犯罪的实质的。那么一切予以和职务行为交换的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都可以成为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既有利于严密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也符合司法实践打击犯罪的需要。

2、完善行贿犯罪的相关立法

《公约》在第15条、第16条、第18条以及第21条分别规定了对本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影响力行贿罪以及对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国刑法目前规定的行贿犯罪包括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罪（第389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64 条）；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第164 条）；在行贿犯罪类型的设置上与《公约》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行贿类犯罪构成要件的设计上，我国与《公约》的构成要件存在冲突。我国关于行贿类犯罪的成立，均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条件，相比《公约》的规定，在主观要件上只要行贿人明知是本国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或者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而许诺、提议、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的就符合行贿类犯罪的主观要件，而不需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且我国刑法关于 谋取不正当利在今后的立法活动当中关于行贿类犯罪，我国可以借鉴《公约》的做法，直接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主观限制条件，这

有利于行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符合“严而不厉”的立法原则。

3、废除相关犯罪的死刑

针对腐败犯罪分子大量外逃的事实，《公约》第44条对引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死刑犯不引渡”作为国际惯例理应予以遵循，且《公约》并未排除该国际惯例的适用。中国目前有关贪污罪、受贿罪均存在死刑的规定，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贿赂犯罪的死刑，这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被请求国以刑罚为理由拒绝向我国引渡外逃的腐败分子，增加引渡的难度。

鉴此，中国刑法有必要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条文。贪污罪、受贿罪属于非暴力的经济性犯罪，我国要减少和废止死刑首先应当从非暴力经济性的犯罪着手。当然，对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也应当区分轻重缓急而分步骤进行，其中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废止应当特别慎重，应当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提上日程，以免给刑法改革和社会文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司法实践中减少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具体以数额加情节加后果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4、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的现象，对犯罪涉及的赃物的追逃已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首要任务。因此关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公约》第54条规定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缺席审判制度（与

缺席判决相对应，即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作的审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且根据《公约》的规定，在腐败犯罪没收资产的返还问题上，必须基于请求国的生效判决，并且引渡的依据往往也是请求国的生效判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缺席审判制度规定的缺失，增加了我国追缴流向海外的腐败犯罪的资产，引渡外逃的腐败分子的难度。鉴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不过应当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 对于腐败犯罪而言，适用缺席审判应仅限于犯罪分子外逃且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畏罪自杀的案件,同时构建缺席审判的法律救济机制（重新审判机制、上诉机制）。

5、进一步明确技术侦查的规定

所谓“技术侦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获取案件信息 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的总称[8]。当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包括监听、秘密摄录等。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种类和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某些犯罪行为更加隐蔽，传统侦查手段效果不尽人意。鉴于腐败犯罪的隐蔽性、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取证的不易性的特点，《公约》在第32条第2款以及第50条明确规定了对于腐败犯罪可以采取视听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提供证言，可以酌情使用电子监控、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证据。

中国原《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针对腐败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造成对此类犯罪的技术侦查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导致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困境以及人权保障上的漏洞，而无法可依又容易造成技术侦查的

滥用。鉴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技术侦查的措施，并且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综上，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的惩治腐败犯罪的规定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还有许多不一致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对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应尽快进行立法完善, 以便能够使中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一同共筑一道坚强的反腐败屏障, 更好地开展国际间反腐败的交流与合作, 使中国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以后，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己经步入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应当聚焦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会议精神，在深入分析和解读廉政制度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现有庞大而复杂的廉政制度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规范。以建立国家廉政基本法的手段，来规范和管理中国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的确定和实施。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廉政立法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制度，构建一整套框架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顺畅、监督有效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打击腐败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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