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第一篇：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环球时报 2012-05-30 10:05:09

核心提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

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逻辑混乱的“适度腐败论”：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环球时报又一次让我不淡定了！这一次是因为该报创造的一个新话：“适度腐败”！环球时报在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中提出了“适度腐败论”，一些网站在转载此文时将其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环球时报在社论中称，中国现阶段无法“根治”腐败，原因是官员工资很低，社会“潜规则”盛行，因此“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于是该报的结论是，“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最后评论还说，“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

看完这篇“雄文”，我感慨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是希望我等不要因为贪腐的“前腐后继”而“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我们的官员，和别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然后在“发展”中，等到“其他战场上各种障碍”被肃清时，且又不仅仅通过“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逻辑混乱、东拉西扯的心理治疗说辞不仅无法平息我等对腐败的不容忍，反而从官方媒体公开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秘密：贪官抓不完；也出卖了环球时报的立场：为权贵说话，让屁民缴械，这个缴械不仅是行动，包括心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文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混乱：

《适度腐败》一文开始先提出一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根据常理，下面应该是回答“为什么贪官抓不完”。但是环球时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市场经济的冲击、官员的工资和出路、社会的“潜规则”等方面为腐败现象开脱，变相承认腐败很普遍，贪官抓不完。环球时报说了，“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抓也抓不完，于是就要“痛苦”。在我看来，该文并没有回答“前腐后继”的问题，以上三个方面的借口基本上属于胡搅蛮缠。

事实上，腐败没有理由，只要有腐败的机会，且机会成本很高，大概没多少人有免疫

力。人是逐利的理性人。但不能因为腐败有天然的基因，便承认其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会带来腐败，这确实是事实。如同当年的“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样，将物质刺激和利益激励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然而，不能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和设计将存在中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降到最低。如果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就要接受“适度腐败”，那便是贬低了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腐败产生，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如法治等一直在完善。腐败不能根治，但腐败必须被防止，更不可使其合理化，无论大小。腐败不能容忍，源于我们对公权力的期许。腐败简单说就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公权谋私利，当然，私利也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公共权力实现的是包括秩序、规则和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公共利益，是分配资源。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是腐败的主体，其他人没有资格腐败。也就是说，官员们实现的是别人的利益。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去追逐自己的私利，我们便要一套制度设计。而不是如承认回扣一样，认可腐败的正当性。如果那样的话，腐败被认可为公共服务的“佣金”或者“回扣”，那也就是承认了为公共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奔走，“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于是，公权力便成为执掌权力的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公器私用。于是，整个社会便成为一个追求形形色色个人利益的大场子，政府及其官员也不过是其中的赌徒而已，人类的超越性又去哪里找呢？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和一个贼团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他说的正义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引用的目的是想说，体现为政府的国家、体现为官员的政府，绝对不应该是逐利的。

同样，如果因为官员工资低和退休后没出路、因为整个社会“潜规则”盛行，就要大家理解“适度腐败”，那不仅是背离了官员的职业伦理，也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迅速拉低。官员如果想赚钱，可以不用选择这个职业，直接去做商人好了。如果觉得很难做到清廉，那尽早离开好了。不要享受着官员职业的稳定和声誉，还要去贪图富人们的安逸和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随意甚至“胡作非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理解、接受甚至认同此种现象，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公平和正义吗？

腐败说白了，损害的是我等民众的利益。分配资源的人出了问题，分配过程会有公正吗？如何保证蛋糕被公平分配，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是：切蛋糕的人最后拿蛋糕。如果分蛋糕的人自己拿了我们再拿，说不定到我们这里就剩下一些蛋糕屑了。人性很难改变，也不奢望改变。但对于那些掌握公器的人来说，我们要持有休谟所说的“无赖假定”。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建构为公服务的职业伦理，然后通过官场教化社会，接下来才可能有社会整体道德的提升。而反腐败，不仅是修筑摇摇欲坠的政府公信力，同时也是收拾人心，重建社会的团结。因为无法根治就放弃，或者因为别的国家比我们严重得多，就要大家“理解”，这里面没有逻辑，只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和转移视线。因为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对社会、对未来的不负责任！一句“发展”就能解决问题吗？说白了只是击鼓传花，让别人买单。还有，什么是“其他战场”上的“各种障碍”？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指望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问题解决了，腐败就解决了，这个观点作者不是在文章开头批判民主时批判了的吗？况且，作者在文末承认，“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因此只能是和“其他战场”上的“各种障碍”相关，而非取决于。看来，文章作者真得要补补逻辑学了。而且，还要补一下论文写作，要有论证，不要只喊口号！毕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三篇：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定稿]

尊敬的党支部：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29

第四篇：习近平：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

习近平：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

昨天，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加强反腐立法制约权力运行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严明政治纪律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习近平指出，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

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改进工作作风

不纠正不良风气党会失去根基

习近平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科学防治腐败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习近平强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