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为何关注中国反腐败
全球为何关注中国反腐败
近日,总书记的反腐讲话引起全球关注。1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卫报》网站报道:“习近平发誓在反腐运动中既打„老虎‟也打„苍蝇‟。”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习近平再度展示反腐决心。”并引用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全球为何如此关注中国反腐?
首先,对于各国尤其大国反腐话题,全世界始终关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让腐败绝迹,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确保零腐败。目前,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这个理论、这些制度能够有效预防惩治腐败吗?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治好的腐败这个“社会癌症”,中国能开出更好的药方吗?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人信心不足,有的人冷眼旁观,更多人在拭目以待。其次,世界对十八大后的“中国新政”极为期待。十八大后,中国“风向明显变化”,各国普遍对中国“新风”紧密观望,而“铁腕反腐”即为“新风”之一。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些未必公允的政府廉政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并不靠前。中国此次反腐,能否改变这种格局?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中国能否确立新的“反腐自信”?这个答案,中国关注,世界也期待。
第三,世界看到了中国“铁”的决心,更期待中国“铁”的行动。开弓没有回头箭,言出必行。海外媒体热议习总书记讲话时,频频强调其中透露出的 “动真格”、“出实招”、“逮老虎”等强烈信号。
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动真格。“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
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只有动真格,才能赢得民心,消解民怨。最近,对于群众反映的腐败问题,既有数十小时就给出“秒杀”式反馈的“霹雳手段”,也有拖了月余迟迟不公布调查结果的“烂尾工程”。要动真格,“烂尾工程”必须根治,而不是拖拉应付。对此,各地各部门必须有心理准备。
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出实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打铁还需自身硬,抓“老虎”需要“铁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制度,就是实招。只有出实招,才能让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这个实招,尤其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世界关注中国如何逮“老虎”。“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日前,中共对李春城等省部级官员的查处,就向世界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中共十八大后,从省部级官员的落马,到网络反腐接力,反腐既有新动作,也有新成效,引发了人们的新期待,这当然也包括海外舆论在内。相信,中共有决心也有能力,会让人们的期待更扎实地落地。
第二篇:中国教育报:新绛中学教改为何引发关注
取消填鸭式教学,代之以各半天的自主课和展示课;学生不必做繁重的作业,只需完成课前学习报告——
新绛中学教改为何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 刘云伶 张晓晶 郑天虹
《中国教育报》2011年7月11日第1版第6版
睡眠不足、视力下降、身体素质滑坡„„这是我国中小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原因是课业负担过重。几年前,位于山西南部的新绛中学实施了颠覆性教学改革:学生半天上课、没有作业。
随着这项改革的逐步推进,学生课业负担明显减轻,学校高考达线人数却逐年攀升;今年高考应届生达线人数更多达课改前的1.5倍。这一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长及教育界人士纷纷前往新绛中学了解情况。
教育界人士认为,新绛中学教改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是对优良教学传统的一种回归,是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大胆尝试。
从灌输到互动,让学习更自主
已经顺利通过高考的新绛中学学生宁乐,提起她参与的一堂展示课,至今仍印象深刻:学习辛弃疾一篇作品时,同学们按老师要求在自主课上查看了辛弃疾的生平背景。次日上午的展示课上,一位同学抑扬顿挫地描述壮年时期的辛弃疾时,用了“愤青”一词。他一讲完,同学们议论纷纷,认为这个词过于主观、偏激。激烈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立志报国”更能描述辛弃疾当时的状态。
从2008年开始,新绛中学的课堂结构被完全打破:教师不再滔滔不绝地授课,而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引导和指导;学生也由被动变为主动,预习、展示、探究成为课堂教学的关键环节。
取消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代之以各自半天的自主课和展示课。下午为自主课,学生们根据老师编制的学案自主学习,将不懂的部分写在互动卡上,交给老师。次日上午四节课为展示课,在6到8名学生组成的小组讨论中,每个学生展示前一天下午学习的收获,并与同学讨论,老师在旁指点。
事实上,新绛中学的教改始自2005年推行“学案制”。与以往讲课按教案展开不同,教师编写的学案,只需创设课堂教学情境、目标、读书指导以及学生需要完成的任务。
学生不必再做练习册、参加大量的模拟考试,包括面临高考升学的高三年级,所有学生不必完成繁重的课后作业,只有课前的学习报告,即学习某一模块知识时,对某一类题目、某些解题方法的探析和总结,或对错题的反思。
新绛中学校长宁致义说:“传统教学低估了学生的能力,无限制地占用学生时间,不利于自主学习,学生容易成为被动的旁观者。”
多次考察新绛中学的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说,这里更注重学生学习的规律,而非教师讲课的规律,教师由单向的灌输者,变成学生学习流程的设计者、活动的组织者;学生也由被灌输者,逐步变成探究知识的自主学习者。
想让学生更轻松,教师必须更“给力”
“要讲的课少了,对教师要求高了。”新绛中学教师韩志进说,以往上课时,教师只要备够45分钟上课内容,再按备课内容,从头到尾地背书、念书即可。课改之后,教师们发现,自己必须具备更专业的素质,才能解答同学们有备而来的提问。
“这意味着教师必须更‘给力’,才能让学生在较少时间里掌握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知识。”宁致义说,课改一开始,学校就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法,对教师进行每周一次的动态培训,每个寒暑假定期培训,为教师讲解中外教育专家的教育理念。
“教师们需要改变固有的教学理念。”新绛中学地理教师韩志进说,课改之初,学生回答问题一出现错误,她就急着打断说正确答案,结果,学生信心受挫,她再让学生展示,竟没人接话。
在培训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儒德告诉教师,“教育是慢的艺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耐性对待学生。“此后,我听到学生的错误回答,会先肯定对的地方,再以引导性的语言提示学生,以鼓励性的语气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正确答案。”韩志进如是说。
有备而来的学生,不断挑战和更新教师的业务素质。在无数次被学生“难倒”之后,教师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宁致义告诉记者,教改开始后,学校要求教师将所思所想写成业务文章,在校刊上刊载,起初几乎没人写,如今来稿络绎不绝,校刊登载不完,只好出增刊。
“新绛中学的教学改革,使教师们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也是提高他们素质的一种好办法。”曾到新绛中学考察的辽宁省锦州中学校长王柱华说,这是教师们很惧怕的教学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太多,教师似乎讲的内容不多,却要恰到好处,没有深厚的功底,就必须付出大量的学习和准备,才能在课改中生存下来,也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被动到灵活,让学习更有效
教改显现了令人惊喜的效果。教师讲课少了,课堂睡觉、开小差的现象没了;学校课时减少了,教学进度加快了;学生负担减轻了,学习成绩提高了。一名高一入学时倒数第一的学生,高考后顺利达到了一本分数线。
“减少被动的学习环节,学生们掌握知识的能力增强了。”教师李金萍说,学生自主看教材,八成都能懂,通过小组讨论又解决部分困惑,真正需要老师指点的内容很少。令教师们意外的是,同学们对问题的认识、解答能力明显提高。
新绛中学科研处主任安黛告诉记者,以往做题时,老师只告知参考答案;现在同学们自主学习,在展示课做题时,不看参考答案,争先恐后地解答,方法更多样,解答速度更快。
据了解,新绛中学的教改理念,缘自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为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帕夫雷什中学建立了半日学习、半日自由活动的作息制度。新绛中学也将课堂还给了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理念的推行,同样收效显著。
教育专家指出,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只有课堂效率提高了,才能把学生们从书山题海中解放出来,使孩子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发展个人爱好,如此教育改革,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第三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坏境科学全球关注
环 境 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专业:物理学姓名:毛玉博学号:科 学 与 全 球 关 注
200872010124
学校:西北师范大学
水污染调查及治理措施
——黄河(兰州段)水污染
摘要:通过对黄河(兰州段)水污染现状及近年来对黄河(兰州段)水污染的治理措施的分析,同时根据黄河(兰州段)自然、环境和社会特点,借鉴对水资源控制的经验,提出在水污染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主要任务以及今后黄河(兰州段)水污染的治理方案和预防计划。
关键词:黄河(兰州段)、水污染调查、现状、主要任务、治理措施、注意方面
黄河兰州段水质现状
按《甘肃省地面水环境保护功能类别划分规定》,兰州市西固区梁家湾至西固一水厂总排泥口下游50m处6.9km河段执行Ⅱ类水标准,其余河段执行Ⅲ类水标准。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兰州市地表水分析的项目规定为25项,即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挥发酚、氰化物、六价铬、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总氮、总磷、LAS、电导率、硫化物、氟化物、砷、铅、镉、铜、锌、汞、硒。现取近年黄河兰州段污染物监测中的22项主要指标结果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1)枯水期,除粪大肠菌群的平均值超标34.78倍外,其余项目平均值不超标;有5项污染物一次浓度超标,其超标率依次为粪大肠菌群66.67%、化学需氧量22.22%、石油类和挥发酚均为18.52%、总磷11.11%。
(2)丰水期,除粪大肠菌群的平均值超标56.93倍外,其余项目平均值不超标;粪大肠菌群超标率为93.33%,其余各项一次浓度均不超标。
(3)平水期,除粪大肠菌群的平均值超标14.95倍外,其余项目平均值不超标;粪大肠菌群超标率为83.33%,其余各项一次浓度均不超标。
(4)全年22项指标中氰化物、硫化物、汞、硒、镉未检出,粪大肠菌群年平均值为384232个/L,超标38.42倍,其余项目年平均值均不超标。
(5)共5项污染物浓度超标,其中分大肠菌群年超标率为85.1%,最大值超标倍数为237.0倍;挥发酚、石油类、总磷、化学需氧量年超标率均为6.9%,其余最大超标倍数依次为2.2倍、1.0倍、0.3倍、0.15倍。
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黄河水兰州段的重金属污染还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微生物的污染却异常的严重,因此,对于微生物污染,我们要高度关注,积极去治理,以便改善黄河水。
水污染防治采取的措施 措施一:逐渐加大资金投入
自2001年以来,市政府共投入2.1亿元,已完成了50多项工业污水项目的治理,目前全市的重点企业的废水已基本得到治理。2005年投资2644万元对城区污水管网进行了部分改造,排水管网不畅的问题得到了改善。今年计划再投资3800万元对七里河区、安宁区污水管网进行扩建,工程完工后将减少七里河区段及安宁区段黄河风情线117处污水排放口,基本解决七里河区雷坛河———土门墩洪道段、安宁区七里河桥———银滩大桥段6.5公里内的污水排放问题。
措施二:大力实施放心水工程
近年来,市区两级政府清理了位于地表水饮用水源取水口上游的各污染点和污染源,关闭取缔了20多家污染水源的排污单位,同时,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先后否决了10余个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从2006年开始利用两年时间,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清理整顿,到去年底已封堵排污口15个,依法关停搬迁18家,13家餐饮企业全部停业。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水资源的污染。
措施三:全面开展排污申报登记
全市有1600多家污水排放单位完成排污申报登记。全市48家重点医院已全部安装了污水消毒处理设施。制定了《兰州市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了对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措施四: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全市现有5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为25.7万吨。日处理能力20万吨的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计划今年投入试运行。
雁儿湾污水处理厂有关问题经媒体报道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进驻该厂展开调查。经专家组评估论证,认为新闻媒体报道的雁儿湾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基本一样的问题,从技术上分析是不可能出现的。目前该厂外排污水的部分污染物尚不能完全达到国家标准,还需技术上、设施上进一步改造。为加强对该厂外排污水的监管,市环保局已要求雁儿湾污水处理厂尽快安装完成在线监控仪器,从而达到对该厂外排污水进行远程、即时监控的目的。
措施五:加强挂牌督办企业监管力度
2006年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兰州百美纸业有限公司被列为国家挂牌督办企业。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公司制定完善了应急方案,建成了三个事故应急池。年产3000吨高模量聚乙烯醇纤维项目通过了环保“三同时”验收。废水综合治理及废水纳入西新线管道工程已进入工程设计阶段。兰州百美纸业有限公司污水治理工程已基本建成,经省市县环保局及有关部门现场检查和专家论证,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已投入试运行。
黄河水的污染多半来自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要防治污染,应从源头抓起,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号召全民保护水资源,加大排查和惩处力度,对污染水源者,绝不姑息,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黄河兰州段水污染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力匮乏,投入不足,污水厂及管网不配套,污水收集率、处理率低 目前,城区污水管网分布不均匀,管径偏小,排水不畅,排水设施老化,雨污混流严重,排污能力低,排水设施不完善,设施尚未完全形成接纳、输送、处理、排放的完整体系。污水处理厂建设、改造与国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雁儿湾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落后,尚需加大投入,进行改造。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虽已基本建成,但由于管网不配套,至今无法正常运行。
2、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偏低
目前兰州市污水处理费标准为居民生活用水0.3元/m3,与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是影响兰州市污水处理厂管理市场化运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3、设施监控手段落后
目前全市只有16家单位安装了污染设施在线监控仪器,对排污企业缺乏及时有效的监控手段。部分企业负责人环保意识淡薄,守法治污的自觉性、积极性不够高,存在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
黄河(兰州段)水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
1、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雁儿湾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效率。
2、加快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步伐。
3、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污水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行管理市场化。“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雁滩、盐场、西固等污水处理厂,大力提升兰州市污水处理能力。
4、加快污水处理管网建设步伐。
5、继续关闭地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的排污口,保证城区用水安全,维护市民用水权益。
6、合理调整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解决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费用,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运作进程。
7、加强环保能力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安装重点污染源在线检测和监控设备,健全和完善全市环境自动检测体系,切实提高环境执法、监管水平。
在黄河(兰州段)污水治理还应注意的几方面
1、根据水环境功能用途要求和水体稀释自净能力,建立不同类型的保护区,优先保护生活用水资源,使其不受污染。确定兰州市水资源可承受的开发强度,合理规划、调节和调度,使得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2、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对水环境的要求出发,积极引进和开发无费或少费,不用水或少用水的工业技术,研究适合于本地污水处理利用和资源化技术,加快建设城市无水处理设施和资源化工程,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以水资源质量目标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为导向,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和调整工业结构,严格执行污染防治法规,使新增废污水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
4、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引导用水单位积极利用再生水资源,特别是市政、绿化、环卫和工业用水等部门要率先利用再生水。采用适宜的技术和工艺,推广符合标准的再生水,使污水资源化,将兰州水污染处理从传统意义上的“污水处理,达标排放”转变为以提高水的利用率为核心的“水循环再用”。
结论: 本文根据黄河兰州市段水质污染现状,结合黄河兰州段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其主要监测指标中的部分污染物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大肠菌群年、挥发酚、石油类、总磷、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通过建立环境容量模型,分别计算出污染物污染的允许环境容量,得出酚的允许环境容量已接近于零,而油类污染物已超过水体的承载力了。因此,建议政府建立一种长效的决策和机制,有效的控制黄河兰州段污染物总量的排放,才能保证该区段的水质达到所要求的水质标准,才能为兰州市经济发展与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水环境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州英.黄河兰州段水污染现状与防治对策[J].甘肃环境研究与监测.2002,15(4):312-314.[2]周密,王华东,张义生.环境容量[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2-150.[3]张秀春,张建奎.黄河污染带水质的模拟计算及其环境容量确定[J].甘肃冶金.2004.26(4):62-64.[4]王平,史晓新.水体自净系数的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1997(2):13-16.[5]冯建中,乔苏亚.水体自净系数计算[J].山西化工.1993(2):51-53.[6]崔树彬.河流水环境承载能力及定量化问题探讨[A].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能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47-52.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