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法治是反腐败治本之道（共5篇）

第一篇：学习心得-法治是反腐败治本之道

法治是反腐败治本之道

——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心得体会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刮骨疗伤的决心，强力开展“打虎”、“拍蝇”，着力营造官员“不敢腐”的氛围。同时，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治本最终要靠制度和法治。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增强依法执政意识，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何为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本质是滥用权力。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用法律去约束和监督权力，才能够从源头上反腐。所以，法治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

那么，如何进行法治反腐？我认为，反腐败要“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具体地说，就是要及时地修改完善反腐败法律，同时要狠抓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坚持法治反腐，必须完善法律，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已经成形，但法律制度尚不完备。要健全刑法等国家法律和党内规范，并且要处理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关系，反腐败党内规范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正式的国家法律相比，在适用范围、权威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当逐渐健全并通过立法程序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内规范转化为法律法规，增强其反腐强制性和约束性。同时，要注重健全与反腐败基本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反腐败从来不是单一的基本法能做到的，应加强与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应建立完善官员财产申报法和政务公开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公权力的滥用。

坚持法治反腐，必须狠抓落实，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威严也在于实施，有法不依，其害甚于无法。法治反腐一定要狠抓落实，坚决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首先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同时牢固树立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理想信念，从而使法治思维更加常态，执法方式更加严格。二是要提高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健全相关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行政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三是要强化监督管理，建立监督的立体网络，形成党纪监督、政纪监督、社会监督一体化的格局，坚决遏制执法队伍的内部违法操作。

法治反腐，完善法律是前提，狠抓落实是根本。只要按照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坚持法治反腐，就一定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持久胜利。

第二篇：严肃纪律是治本之道

严肃纪律是治本之道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高波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408）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场党心民心所向的反腐败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持久战中，我们党高度重视纪律这个战无不胜的法宝，用好这个长期执政党管党治党的强大武器，显示出自我纠错的超强能力和政治信用，通过作风建设（“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纪律建设（“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现了“精准反腐，清淤排毒”，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带来原创性贡献和世界级表现。值得深思的是，纪律建设在这个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实践中如何定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认真学习王岐山同志近期重要讲话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啄木鸟精神严格执纪》等文章，促使我们回归管党治党“原教旨”，以正风肃纪、阻遏腐败的新成效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执纪观：“以纪律人”在前，“以法律人”在后 王岐山同志强调：“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明确纪律的内涵，密切联系实际、求真务实，把纪律执行到位，真正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纪律与法律，一字之差。从词源本意上讲，纪律是“以纪律人”，法律是“以法律人”，两者有共性也有不同：

第一，纪律针对特定人群，法律针对非特定人群。纪律是党的组织和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是体现全体国民意志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非党员不见得必须“遵纪”，但却必须“守法”。因此，纪律更具对象感和指向性，纪律缺失的主体责任更明确。换言之，有纪不执，账马上就能算到党组织头上。因此说：纪律检查工作就是政治。我们必须把握纪律建设的“树木和森林”，用从严治党、从严执纪的尺子来衡量“森林”，不能满脑子都是违法案件，只知法律、不知纪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纪律标准高但“破纪”成本低（如批评教育），法律标准低但违法成本高（如刑事责任）。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底线要求不同，纪律有明显的“道德硬化”特征，即把非法律调节的道德规范转化、固化为纪律。如通奸、不作为等“不违法”，但却“于纪不容”。这正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所在、纯洁性的本源所系。但“道德审判”总归缺乏法庭审判的强制性，纪律容易产生“软约束”负效应和“破窗效应”，人们等到违纪“累至违法”才会发现错得太远。因此说：领导干部“破法”者，无不从“破纪”始。如果错把法律当作尺子，任由党员干部在法律和纪律之间作“自由落体运动”，就会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第三，纪律以个体和组织信仰做支撑，法律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不论纪律还是法律，最终“落地”靠两条：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但法律不以个体信仰作前提，如遵守法律并不分公民信不信教、信不信神，主要是“他律促自律”的过程。纪律恰恰相反，是公民选择某种信仰后自愿服从的结果，更主要是“自律加他律”的行动。如政治纪律附着了政治信仰，是极具中国特色、中共特点的纪律规范。因此，如果党纪不彰、执纪不严，不但是个体的悲剧，也是组织的悲哀，因为个体要为违纪行为付出代价，组织也会被动“买单”，使政治信用和组织信仰受到伤害。

综上所述，如果“错把法律当尺子”，把所有党纪问题都最终归结为法律问题，违纪问题都等到违法后再处置，将在执纪策略、观感和后果上面临极大被动。纪委“必须回归本职、回归‘原教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防止“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忽视日常监督执纪”的倾向。这种“捡了西瓜，不丢芝麻”的新执纪观，正是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指针。治党观：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就要让纪律和规矩挺立起来 “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就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保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知，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不竭的内生动力，才能在依规治党全过程兑现零容忍反腐的政治承诺，才能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由此，我们才能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起点，不断夯实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纪律强党”的实践基础，使从严执纪成为从严治党的现实载体，解决好“用纪律怎样治党”这个事关长期执政、长治久安的战略性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我们党执政前后“以纪治党”的得失。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恪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军制胜的奇迹，开启了以西柏坡“六条规定”进京“赶考”的历史，用行动证明“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吸取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重建中央纪委并确定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82年十二大修改党章时专写“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两章，规定纪委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章和其他规章制度、协助党委整顿党风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执行情况，成为现行党章中纪委“三项任务”的“法源”。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泥沙俱下，贪贿奢靡之风泛起，我们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指导思想看，1993年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反腐败先要治标、兼顾治本；1997年十五大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2002年十六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之后强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007年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但在工作实践中，纪委战线过长、职能发散等问题渐露端倪。从组织机构看，从1993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1996年启动巡视到2002年派驻机构试点，整合力量是主题主线，但因外部环境变化、内部主业泛化等因素制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事实证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防止背离“原教旨”倾向，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管党治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二，科学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治党执纪的有利条件。与“短期执政党、分期执政党”靠外部监督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的责任主体，必须以党内治理带动国家治理，以党内监督带动社会监督，走自我纠错、自我净化的拒腐防变新路子。从现实环境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呈现“双笼+双治”特征：“双笼”即中国既有“法律之笼”又有“纪律之笼”；“双治”即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齐头并进，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因此，从严执纪、依规治党须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来谋划推进。从实际工作看，纪律是长期执政党的“品牌资产”，是赢得人心的“政治保险”。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既是最大政治需要，也是最大政治优势。拥有长期执政权，就能让纪律发挥管党治党的“核威慑”作用。如参照刑法有关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将严肃党纪与党员政治生命、从政生涯挂钩，使守纪者得褒奖，延长政治生命、加宽加长从政生涯；令违纪者遭惩罚，无期或有期剥夺政治生命，收窄缩短从政生涯。这是依规治党的题中之义，也是让纪律挺立起来的关键之策。

第三，认真总结当前以执纪创新管党治党的有效经验。“纪律审查也要服务于目标任务，创新方式方法，按照不同的违纪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置方式。”实践证明，回归主战场和“原教旨”，用纪律说事、让纪律管事，既能对少数人的严重违纪问题形成“末端”打击，又能及时治理大多数轻微违纪问题。如作风的背后是纪律，通过作风建设“治标入微”，不仅增强了党纪的存在感，也“复苏”了多数人心中对党纪党规的归属感。此外，断崖式降级的执纪方式，已产生剥夺“政治生命”资格刑的强大震慑。应当看到，严肃纪律对长期执政党的政治意义、政策价值，亟须在实践和理论上沉淀总结。3 治本观：全面从严才能彰显执纪的治本功能 王岐山同志强调：“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在当前的正风反腐关键阶段，“纪律治本观”的提出，是对“治标赢得治本时间”方略的深化，对于既抓大要案、也抓小违纪，既管极少数、也管大多数，抓大不放小、抓多不放少，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纪律挺在前、执纪必从严，才能更好地治党，更有效地治本。

第一，树立正确的“标本观、治本观”。在关于反腐的误解歧见中，对标本关系的认识偏差屡见不鲜。如有的认为纠风、惩治、监督只能“治标”，教育、制度、改革才是“治本”，殊不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和本是整体，没有无标之本，也没有无本之标；有的认为治标不如治本，反腐最终靠治本，错就错在把创设制度和执行制度割裂开来，把理念教育和行为教育割裂开来，人为导致“制度越多越被动，教育越多越没用”；有的认为治标成本大，治本代价小，殊不知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概言之，这些错误认识舍本逐末，忽视了制度的生命在执行、纪律的效力在落实，干扰从严治党、从严执纪，必须摒弃之。

第二，治本有效性来自执纪全面性。“纪委就是要用党章党规党纪去对照违纪干部的行为，突出执纪特点”，“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纪检工作也不是抓小偷，我们的职责是依‘纪’进行监督执纪问责。”这是对执纪角色深入浅出的阐释。首先，纪委不能停留在“末端打击”，须对违纪行为全过程精准防治。公检法是“案出人动”，如果纪委坐等大要案甚至主观“养案”，等于降低了工作要求和履职标准。因此，“把执行纪律抓细抓实”、“真正管住纪律”，就是纪委“三转”深化的方向。其次，“纪律就要管全部”，不能把党章赋予纪委的职权“缩水”为办案权，必须实现纪委职能全方位回归。党章规定的“三项任务”，办案位列第三，既不能用另外2/3代替这个1/3，也不能用这个1/3代替另外2/3。党纪严于国法，都到惊天大案再出手，无异于拉低纪律标准、推后纪律防线。特别是不能把纪委办案和公检法办案画等号，“以纪代法、以法代纪”都要不得，因此现在强调发现干部违法线索尽快移送司法。此外，公检法履职所据之法律的论证和修法周期相对较长，纪律建设步子更快，强化立行立改，看准了就可“亮剑出手”。多出台管用有效的“小微制度”，不必都到党章党纪“大修”。

第三，深化固化行之有效的“新治本”实践。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作风建设中有纪必执、有违必究，在干部监管中小病快治、有错即纠，通过约谈、函询等方式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同时，在纪律审查中凡腐必惩、除恶务尽，以零容忍立场“清陈腐、除旧疾、治病树、拔烂树”，以“不敢腐”的高压倒逼收手收敛。实际上，这就是在努力“把纪律立起来，让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党纪这条红线，自觉做到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是在用“不敢腐”倒逼“不想腐”。下一步，应扭住阻遏腐败蔓延的目标不放松，强化全面从严执纪的治本功能，可重点围绕总书记讲的五大主体责任抓深化，即治本要治人，关键是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如做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用执纪防线“屏蔽”不廉不诚者；治本要治事，关键是提升正风反腐的受益感，让人们在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中感受实惠；治本要治权，关键是以“清单管理+网络监督”的开放执纪模式，让动辄则咎成为常态；治本要治风，关键是改变行为习惯，树立新风新规；治本要治心，关键是增强纪律的存在感，促使做人做事有底线，形成敬法畏纪、遵规守矩的政治新生态，等等。

总之，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一堆制度不如一次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执纪就是最大的治本。各级纪委 “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混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这是在零容忍高压不变的基础上，摆脱所谓“越反越腐”困局的出路和方向。

（高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第三篇：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敬爱的党支部：

腐败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新领导班子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并且措辞严厉。

全世界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有三个政党：巴拉圭的红党，连续执政63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74年，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长期执政，不管是红党和革命制度党，他们还有机会翻盘，而苏联共产党丢了政权21年没有翻盘机会，这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警戒。因此十八大提出了最为严峻的一句话——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另外，它还提出反腐败“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一句话。十八大后的网调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排在第一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排在第二的是反腐败，排在第三是民生。原本都认为民生应该是群众最关心的，没有想到它仅仅列在第三，这说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深化反腐败。

过去我们党只有三大建设，但是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战争远去，运动不再，新时期党的建设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所以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两大建设的提出是建立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方向走等问题都有了一系列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执政党应有的认识。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这“三清”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依托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它作为根本性建设，在反腐中必须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为治本的方略，这样才能够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决新时期的反腐败问题。因为教育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刚性，才真正具有邓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目前反腐败的难点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而突破口也在权力结构改革上。胡锦涛在200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曾经谈到“监督的制衡力”，充分说明党内的权力结构必须改革，没有改革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制衡，必须站在权力结构改革和分权的起点上，“监督的制衡力”才能出现。

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出“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就蕴含着选用人机制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权为民所赋”，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

这就是十八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需要高度注意和加快进行理论设计的两个重要支点。第一，党要分权，以形成制衡，否则党内民主难以发展，党内监督无从实现;第二，选用人机制要改革，否则党员和群众的主体地位无从体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无从体现，这就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两个根本的核心要素。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重建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治本之道（小编推荐）

重建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治本之道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黄土高原作为重要的能源与重化工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其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再现秀美山川，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研究课题。那么，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深厚的“黄土”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又意味着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涉及恢复重建黄土高原“土壤水库”的生态保育功能。一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黄土高原面积约64万km2，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处，更是古代中华文明的发祥地。250万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堆积了厚100—200m的黄土古土壤系列1，是全球最厚和最完整的黄土地层，也是塬地平广、丘陵顶平坡缓、沟谷开阔，川、坪、涧、掌、地完整平坦，植被茂密、腐殖质层深厚的沃野粮田。但近千年来，人类的野蛮掠夺和破坏，使其逐渐沦为千沟万壑、地瘠民贫和灾害频繁的地区。究其症结，莫过于土地利用不当，破坏了黄土独有的“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进而使土壤渗透性和抗冲性能遭到破坏，其水土流失严重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年均侵蚀模数高达3720t/km2，是长江的14倍、美国密西西比河的38倍、埃及尼罗河的49倍。黄河多年平均含沙量37.6kg/m3，分别

为上述河流的72倍、58倍和30倍。其多年平均输沙量16亿t，高出250万年以来平均降尘量的100倍。黄土高原形成于250万年以来的风成黄土堆积，只是近1000年来才急速演变而成黄土侵蚀区。究其原因较多，但其中自然因素特别是干旱与人为因素对“土壤水库”失调导致有限水资源功能的破坏，是加速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因此，黄土高原的整治已成为当今非常重大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着黄土高原本身的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同时也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带的土地沙化及其防治，黄土高原北部能源基地综合开发、改善生产环境、复耕及根治黄河水患，调节增进西北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建设等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和根治黄河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50年的安澜。但是，由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极不合理，滥垦、滥牧、滥樵、滥伐、滥采之风屡禁不止，甚至有增无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造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下游河床年淤10cm，造成大堤“越加越险、越险越加”的另一恶性循环。目前，下游河床已大大高出开封城，严重威胁两岸200个县(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决两个恶性循环，核心是解决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干旱与水土流失并存的矛盾。而解决该矛盾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重建黄土高原“土壤水库”的巨大调节功能，迅速恢复

植被。二“土壤水库”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堆积的成壤过程形成特殊的黄土高原“土壤水库”。从地质大循环和土壤形成过程的实质来看，黄尘沉积与成壤及成岩同时、同地进行，是黄土古土壤多层交替叠加并形成厚达k00—200m地层系列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黄土也是古土壤，是在比较干冷时期形成的、成壤作用不明显的黄土状新成土。由于黄土在土壤剖面上的成壤强度与在一般成土母质上繁生植被后形成的土壤不一样，一般成土母质随着风化层的不断加深增厚而不断下伸，形成成壤强度上强下弱的“V”字形状，并形成AC或ABC型层理比较易识的土壤剖面构形；而在黄土上发育的土壤其成壤强度的显示却并非如此，有时恰恰相反，尤其生物起源的磁化率和粘粒胶膜等呈现上弱下强倒V形状态，红褐色古土壤层尤其如此。由于黄尘不断沉积，形成A层不断增厚、上升而没有C层的存在，同时土体也因植被繁生而不断形成更深厚的Ah层，这与地质学家划分的黄土古土壤时间序列一致。黄土沉积后的生物反馈合成等成壤过程较明显，但矿质部分的风化淋溶过程仅限于可溶性盐类。由此不难肯定，黄尘沉积后只有相应植被及时繁生才能进一步巩固并提高其赋有的通透性能，从而不断形成和加强其它土壤所不易获得的特殊“土壤水库”。只有这样的“土壤水库”才能就地分散接受全部降水，并防止土体充水时引起的崩散湿陷和洞穴、暗淘等现象发生，为土层不断加积增厚创造条件。土壤本身即是巨大的蓄水水库。这一点可以通过现实状况的反例证明。在土壤侵蚀过程中，土层日渐变薄，其蓄水量日趋减少，径流量相应增多。根据土壤持水量和产流量计算，土壤持水量随着侵蚀程度的增大土壤层变薄而减少，径流量则随着侵蚀程度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在同等降雨条件下，强度侵蚀土壤和剧烈侵蚀土壤的持水量，分别为无明显侵蚀土壤的1/4和1/10，而径流量却相应为轻度侵蚀土壤的4倍和5.3倍。在裸岩条件下，几乎全部降雨以径流形式流走。由于降水大量流失，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总贮水量均随之减少，形成土壤水分和作物需水量之间的不平衡，从而造成农业干旱。此外，土壤入渗水量减少而地表径流增加，直接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分配，破坏了正常的水量平衡关系。黄土高原古地貌海拔在千米以上，它又位于黄河中游，因此除不断下切河谷及局部内陆洼地可有物质堆积外，其侵蚀方式应主要为剥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陈明扬和安芷生等的研究和推算，黄土高原不仅是个沉积区，而且250万年以来在本区可能年沉积0.19×k08—0.83×k08t黄土，占全部年降尘的63%—88%，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的一大特点。黄尘的主要来源区和黄土的堆积区，北自肯特山、唐努山，东以大兴安岭，南以长城到昆仑山，西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共计3.50×k06—4.00×k06km2的范围为我国现代大气

粉尘的来源区和中国大陆主要的粉尘降落区。黄土高原的另一个特点是沉积物分布的地带性以及物质组成如颗粒大小、矿物种类的相对均一性和变异规律性。近年来，3种降尘方式所形成的黄土微结构中细粒团的普遍出现是黄土高原又一大特点。它不仅显示了“水拦泥”的作用，同时也解释了有些化学元素含量在黄土高原边缘呈折线下降，以及其粘粒含量关中明显高出豫西地区等现象；据此说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常以推移在先。难怪在西峰径流小区观测中发现，径流小时以粉粒较多，而径流大时才见粘粒增加等异常现象。由此推断，细粒团作为一单元体与其它黄土颗粒呈点棱接触形成支架式多孔结构可能是黄土高原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动力，也可能是黄土区特殊“土壤水库”能够及时形成的基础。三重建“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治本之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治水多采用“蓄泄统筹，以泄为主”的方针。但这一方针已不适应目前的状况。这是因为：①黄河水资源日益短缺，造成频繁断流，大量地宣泄地表径流已与缺水之态势相违背；②合理蓄水有利于下游堤防安全，缓解堤防失守之危机；③治黄需要走综合之路，并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明朝水利专家徐贞明指出“水利之法，当先于水之源”、“水聚之则害，而散之则利”，“弃之则害，用之则利”，提出“治水先治源”。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20余年，但因有关领导部门未正式采纳施行，仅停留在论文和口头建议层面上，因而无法进行全面的、有针对性的验证。但是“28字方略”作为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3个水保站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示范的11个试区，以及无定河流域、定西和晋西北等地区的200多个治理样板中都得到了证明，并取得丰硕成果。“土壤水库”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和动力，由此，“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作为方略核心，是符合黄土高原演变实际的。在黄土高原形成过程中，“土壤水库”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土地利用时，必须以改善“土壤水库”为前提、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水资源作用，达到消除洪灾，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及建立生态大农业的目的。从黄土和黄土高原形成的全过程来看，黄尘是从干旱地到达黄土高原上空与东来湿气相遇，通过3种降尘方式(自重降落、凝聚降落和雨淋降落)堆积而成。这一过程早在250万年以前就已开始。据此得出“没有季风就没有黄尘的降落，没有植被的繁生也就没有黄土高原”的科学论断。而3种降尘方式使黄土层具有“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3，使黄土具有渗透性能好、蓄水容量大、植被容易繁生的特点。植物的繁生反过来又巩固和提高了土体的渗蓄能力和抗冲性能。随着土层增厚，其蓄水容量必然增大，形成巨大的“土壤水库”，防止了地面径流的发生，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水土流失的危害。这样的规律和理论不

仅被250万年以来黄土古土壤系列的地质事件所验证，而且还被百余年来子午岭屡遭垦荒后的植被自然恢复和群众生产实践中把“三跑田”变为“三保田”的事实所证实。这是与黄土的渗透率高和蓄水层厚分不开的。这一特性使得一次降水500mm不发生蓄满径流，降雨强度2mm/min上下不发生超渗径流。目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其主要原因是人类对植被的无情破坏，进而对“土壤水库”的无情伤害，不合理利用土地和直接削弱土壤入渗和抗冲能力，形成超渗径流，导致湿陷、洞穴和暗沟冲刷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冲刷过程。因此，保护、加强、重建“土壤水库”，迅速全面恢复植被才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的治本之道。四“三库协防”，再现黄土高原秀美山川黄土高原植被的迅速繁生是巩固和提高土体通透性，进而形成高容量“土壤水库”的“天赐动力和强劲保障”。植被的繁生是成壤作用的始发标志和基本动力，对黄土这样的特殊土状物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巩固和发展的唯一“动能”。依靠这一“动能”，尤其植物根系的缠绕和串联作用，黄尘在沉积时所固有的支架接触式多孔结构才得以保持巩固、疏松和通透性能才得以充分发挥，黄土层的堆积才得以不断增厚，250万年以来黄土高原厚达100m以上的黄土古土壤系列和顶平面广的高原地貌才得以形成和保持，否则就会遇水滑脱落实，甚至湿陷，引起坡面冲刷。农地耕层雨后容重的增加和初渗与稳定渗透性相差悬

殊等现象都是显而易见的确证。因此在缺乏一定植被的保护前提下，不是洪流滚滚(雨期)把黄土冲刷殆尽，就是沙波汹涌，尘海无边(干冷期)。黄土高原植被的迅速繁生提高了土体赋存通透性，进而形成大容量的“土壤水库”，它与黄土地层中厚达40m以上的包气带相联而形成毫无蒸发损失的地下水库(当时群众称它为空山水)。地下水库可以为人类储存和保护水资源，但是它需要理想的库区和充足的水源。地面水库是人为调节洪涝干旱的主要工程措施，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过分依赖它的作用，而忽视土壤水库的巨大作用。要充分发挥以上两库的作用，使其成为抗旱排涝的有生力量和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优势，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土壤水库”的联系作用不可忽略。只有重修“土壤水库”并实现其同地下水库、地面水库“三库”协防才能真正体现“治水之道在于治源”和“水用之则利，弃之则害”这个“至理名言”的伟大意义。在黄土高原国土整治时，遵照“28字方略”，以此为指导思想全力巩固“土壤水库”以便尽先将自然降水接纳下来，直接尽可能蓄积于黄土之内，让潜在的洪流转化为持续的径流，以供工农业、发电、航运、生活之用。因此全面迅速恢复水土失坡地植被(含作物)为当务之急。这需要通过优化径流调控手段4，消弱或切断侵蚀动力，强化入渗、增进和维护土壤水库的健康功能，以便把降水的大部或全部蓄积起来，从而保证当地植物繁生的需求，并有

利于通过乔灌植物下扎的根系引入地下深处成为地下径流或水库、矿泉水再转入各级水路网，最终实现水土资源持续高效利用。因此，只要修复保护好“土壤水库”，就能保证全部降水就地分散入渗，避免径流冲刷。可以预言，只要认真落实“28字方略”，根治黄河水患，再造黄土高原秀美山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五建议(1)应将重建“土壤水库”，实现三库协防，作为构建和谐黄土高原，再现秀美山川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土壤水库”是地表水库、地下水库的纽带，是植被、森林、草原及地面植物赖以生存的根基。只有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恢复重建黄土高原的“土壤水库”功能，才能有效利用其巨大的调控降雨径流、减少土壤侵蚀的功能，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成功才有希望。(2)加大降雨径流调控与利用研究力度，为落实“28字方略”提供技术支撑，同步解决黄土高原干旱缺水与水土流失两大难题。“28字方略”的核心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本质是通过“截、渗、汇、蓄、用”的综合调控径流手段，就地高效利用降雨径流，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因此需要加大降雨径流调控研究力度，将黄土高原地区降雨径流充分开发利用，才能确保黄土高原“土壤水库”健康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确保黄土高原植被的快速恢复。(3)转变治水观念，在重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同时，应重视“土壤水库”的恢复与重建。“治水之道在于治源”，“水用之则利，弃之则害”，因而

“治水之道在于治源的升华”。目前，我国正在建设节水型社会，恢复发挥黄土高原“土壤水库”调控降雨径流、恢复保育生态、提供优质水源的功能，应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一环。主要参考文献1朱显谟，任美锷.中国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与整治对策.中国水土保持，1992,(2)：4-10.2朱显谟.试论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土壤水库.第四纪研究，2000，20(6)：514-520.3黄土——土壤结构剖面构型的形成及重要意义.水土保持学报，1994，8(02)：1-9.4高建恩,吴普特等.黄土高原小流域水力侵蚀模拟试验设计与验证.农业工程学报，2005(21)8：41-45.10

第五篇：六权治本学习心得

六权治本学习心得

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付远军

当前，山西改革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但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政治生态问题。山西所暴露出的严重腐败问题，不仅与山西独特省情密切相关，更暴露出山西法治不健全、权力不公开、制度不落实等诸多方面的弊端。对此，2015年10月12日，省委书记王儒林同志在太原市调研考察座谈会讲话指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清除发生腐败的土壤上下功夫，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抓好‘六权治本’，即：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限制权力、阳光使用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2015年11月30日，省委召开全省学习讨论落实动员大会，决定用四个月时间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以“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为主题的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其中，把实施“六权治本”,规范权力运行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最近召开的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部署了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王儒林同志在会议工作报告中，又集中对加快推进法治山西建设，实施“六权治本”做了深刻论述。省委提出实施“六权治本”的举措，为推进山西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六权治本”的科学内涵上看：“六权”指的是规范和控制权力运行的六个方面。其中，“依法确定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边界问题，“科学配置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制衡问题，“制度限制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规范问题，“阳光使用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运行问题，“合力监督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监督问题，“严惩滥用权力”解决的是权力的“出笼”问题。“六权治本”突出“治本”,“治”即治理、根治、法治，“本”即直指严重腐败现象的根本所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的根源所在。“六权治本”的实质就是以法治的方式来规范和控制权力运行，从而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的目标。

从“六权治本”的理论价值上看：“六权治本”的提出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高度吻合。在四中全会《决定》中，要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形成“五大体系”.“六权治本”则与建设“五大体系”的要求高度契合。其中，“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限制权力”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重要内容；“合力监督权力”、“阳光使用权力”、“严惩滥用权力”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六权治本”体现的从严治党要求，则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内在依据。同时，“六权治本”将“五大体系”建设任务具体化，对权力的获取、配置、限制、使用、监督和保障分别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充分体现了对权力运行的事先、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控制，结构严谨、系统完整，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价值。

从“六权治本”的现实意义上看，“六权治本”作为省委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的重要举措，闪烁着法治精神，紧扣了山西实际和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是全省深入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山西法治建设的重大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学习贯彻省委“六权治本”要求，应着重从六方面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

一、依法确定权力，使法治成为“合法之治” “依法确定权力”的提出，其核心思想源于行政法基本原则里的“行政合法性原则”,突出强调了“职责法定”的权力来源问题。在四中全会《决定》第三部分明确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我们必须从转变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高度出发，按照省委的要求，依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正确行使政府各项管理职能，真正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

当前，“依法确定权力”需要抓紧推行“三个清单”:一是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权力清单”作为一种制度性授权机制，是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任务，也是省委多次强调的工作要求。我们要结合实际，对行政事务的办理流程、相关的法律依据、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岗位的权责范围以及奖惩措施都做出非常具体的规定，使每一项权力行使都做到流程完整、环节清晰、表述准确、公开透明，从而厘清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有效限制和规范公权力，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二是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要求，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对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重大改革，体现了政府在处理与市场关系上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我们要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投资环境，充分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促进山西综改试验区建设。三是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探索建立政府“责任清单”制度。通过“责任清单”来分级细化责任归属，明确责罚措施和标准，推动履职监管规范化，严防监管“空白”等不作为问题，从而使行使权力与承担责任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为民尽责。

二、科学配置权力，使法治成为“科学之治” “科学配置权力”的提出，其核心思想源于现代法治的权力分立原则，突出强调了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优化设置。四中全会《决定》对行政执法职权配置和司法职权配置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科学配置权力，对于解决因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贪权”腐败问题，或因权力配置不合理而导致“推责”问题、“不作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针对权力布局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优化权力结构，科学配置权力：一是着力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完善民主集中制度和重要事项行政决策机制，将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为班子其他成员共同行使，推动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制衡机制。二是着力解决部门之间合理分权的问题。在职能设置上，将一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合理分解为多个部门行使，使各项权力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实现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在岗位职责上，围绕部门权力运行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将高风险岗位行使的权力合理分解为多个岗位行使，并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规范权力运行。三是着力解决行政层级之间权力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权改革，推动各部门将内部分散的行政审批职能进行整合，促进审批事项在中心窗口集中办理、限时办结。进一步强化上级部门监督检查职责，确保“放权不放责”,使下放的权力得以正确行使。

三、制度限制权力，使法治成为“规则之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重制度、讲规则是法治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制权力的最佳武器。在四中全会《决定》中，将强化制度建设贯穿整个《决定》之中。省委关于“制度限制权力”相关内容，与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制度建设高度契合。同时，深刻揭示出山西严重腐败问题在制度缺失上的根源。特别是在煤焦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选人用人等重要问题上，制度不完善是导致权力失控重要原因。

当前，着力于“制度限制权力”,应重点完善三方面的制度：一是完善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各项制度，坚持经济市场化改革方向，建立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煤炭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煤炭资源的直接配置。同时，要积极适应“三期叠加”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完善党委选人用人各项制度，堵塞选人用人方面的制度性漏洞，遏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决杜绝“带病提拔”,坚决调整干部“带病在岗”,坚决预防干部“提拔后生病”,从用人根本上铲除歪风邪气滋生的土壤。三是完善责任绩效考核各项制度，强化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四、阳光使用权力，使法治成为“透明之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行公开是对权力的最好监督。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阳光使用权力”的要求，就是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杜绝权力的“暗箱操作”,这既是我们党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管理活动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实现弊革风情、重塑山西形象的迫切需求。

为此，我们要大力推动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以公开提升执法司法活动的权威和公信力。一是要强化公开意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让权力在阳光下接受监督，让群众对我们该干什么、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等情况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努力树立山西党政机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诚信自律的新形象。二是要扩大公开范围。及时公开省委作出的重大决策、党内政策法规、党内主要事务和组织活动中应该让党员群众知晓的事项，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全面落实《山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积极推动落实政务、警务、厂务、村务等公开工作。三是要细化公开内容。对每一个行政行为和行政权力都应明确具体内容、权责范围、负责人员、完成时限和具体标准，公开考核监督的方法和途径，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工作开展情况、“三公经费”支出、领导班子成员职务消费情况、审计报告、重大事项进展落实情况等应列为重点公开内容，实行总目和细目一起公开，结果和过程一起公开，事前、事中、事后一起公开，努力提高监督效果。四是要畅通公开渠道。优化政府部门网站的公开栏目设置，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推行窗口“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务公开水平。广泛运用电话热线、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新闻发布会、行政服务中心、手机短信、市民论坛等多样化的方式推进信息公开。

五、合力监督权力，使法治成为“有效之治” 权力要想不被滥用，就必须接受监督。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为此，省委要求将权力监督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进，统筹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网络和工作体系，形成监督长效机制和监督合力，发挥监督整体效能。“合力监督权力”的要求，正是省委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

当前，积极探索对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合力监督权力的新格局，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总书记指出，需要明确的是，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因此，我们要将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结合起来，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使党内法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二是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当前，山西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共同的特点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对行政权力而言，要受到两个方面的监督。一个方面是外部监督，主要是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另一个方面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三是社会监督与权力监督相结合。在对行政机关的各种监督中，权力监督具有法律意义，能够直接产生法律效力，比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社会的监督，诸如来自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的监督，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四是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相结合。四中全会《决定》在有关部分指出，要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向上级政府报告工作，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就政府系统专门监督而言，要重点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和审计监督工作。

六、严惩滥用权力，使法治成为“权威之治”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健全的法律、再严密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也将是一纸空文。一方面，“严惩滥用权力”,是法律规章制度内在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法规权威，严惩各类滥用权力的“出笼”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党作为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具有先进性的政党，从严治党是一贯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抓作风与反腐败并举，“老虎、苍蝇一起打”,推动形成了从严治党、高压反腐的政治新常态。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为此，“严惩滥用权力”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省委坚持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

面对山西连续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现状，严惩滥用权力，坚决打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成为省委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历史担当。几个月来，省委围绕严厉惩治权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了推动实现全省廉洁、转型、创新、绿色、安全、统筹“六大发展”的目标，其中将“廉洁发展”置于“六大发展”之首；部署了“甄别一批、退出一批、掌握一批干部”的重点工作；形成了反对腐败、狠刹“四风”、扫黑除恶的“三个高压态势”,充分表明了省委旗帜鲜明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态度。对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省委关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各项要求，着眼标本兼治，真正把严的意识立起来，把严的规矩建起来，把严的风气树起来。

当前，山西发展正处于重要历史关口。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要求上来，充分认识着力推进“六权治本”、深化法治山西建设，对于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把法律作为行使权力的依据和底线，头脑中时刻紧绷法治这根弦，行为上时刻把握法律这个度，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廉政为民，努力为实现弊革风清、促进富民强省做出积极贡献。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