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的思考[范文模版]

第一篇：法治建设的思考[范文模版]

我们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法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法律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关系；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多种民族支流文化的关系；儒家伦理与有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关系。

一、加强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际上，法治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贡献，它是人类社会在漫长法律制度的演进中，通过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法律实践的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治国方式。

1． 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为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 执政党的政治追求是推动法治建设的直接动力。

二、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1． 经济社会先行发展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经济社会先行发展更加需要法治作保障。

3． 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丰富了公民自身发展的内涵。

三、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全新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任务繁重而艰巨现阶段的法治建设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握 党依法执政的这条主线，突出政府依法执政和司法部门公正司法这两个重点，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全面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社会公认，实实在在、不含水分的法治建设成果。

1． 法治建设要紧紧围绕党依法执政这条主线政府

2． 法治建设必须突出各级政府依法执政和政法部门公正司法这两个重点。

3． 法治建设必须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础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李刚事件、

第二篇：对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

对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贯彻落实这一重大决策，必须加快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加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同时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通过法律营造优良环境，提供有力保障，建设民主法治、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及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依法治国进程取得一定成效，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的法治素质有所提高，依法治理的环境获得改善。但是，与城市和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越是贫穷的地方，法制进程越慢。主要表现在：

一是基层干部的法律知识普遍缺乏，法治意识普遍淡薄。

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由于“创新”空间不大，就习惯了“上头怎么说，下面怎样干”的模式，以“实干”和“实效”为原则，成天忙碌于田间地头，一般不认真研究政策和法律，业余的一点时间，多数用在打牌喝酒聊天上，几乎没有挤时间学习的习惯。因此，农村干部对国家颁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数，有“实用主义”的思维和做法的，就算是佼佼者了。

法律知识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依法办事意识的淡薄，加之中国几千年的人治思想作祟，一般而言，政令在农村的进程，大概靠三个渠道：一是“喝哄骇诈”，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颠倒了主仆关系，淡化了宗旨意识；其次是采取“高压政策”。不问三七二十一拉猪牵牛，地道鬼子进村模样，“催粮派款，刮宫引产”，农民上吊，干部受到处分；第三便是不管不问，甚至怕管怕问，导致农村矛盾增多，基层党组织瘫痪，凝聚力减弱，群众上访增加，稳定隐患增大。

二是农村司法机构不健全。

在广大农村，往往有政府却无司法，一个中心法庭要管辖二至三个乡镇，面积一般在二百平方公里左右。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管辖范围一般越大。这种情形还美其名曰“资源整合”。群众想打官司，要跑上百里山路才能找到法庭，通过立案、传询、开庭等程序，早也是筋疲力尽。所以农村广泛地流传着“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民谚。本身就贫穷，谁还经得住这个折腾！干脆不打也罢了，倒不如自己了断，往往为一件小事走上极端的事情时有发生。

担护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的农村司法所，往往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大多数乡镇的司法助理员，由于缺乏编制，几乎都是兼职干部或招聘人员。自身并不懂得多少法律，又从何普法和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农村群众依法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怕招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中国人的传统通病，农村尤其。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么怨天忧人，自认倒霉；要么搞家族主义，人多势众；要么一味蛮干，不惜铤而走险。再或就是采取“私了”的办法，一般不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像农村经常遇到的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等矛盾，不去找法律，反而去上访或是过激地围攻政府，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

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农村法制宣传渠道不畅。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后，集体组织形式越来越变得松散，群众大会已经很少召开。虽说电视机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但收看的节目却都以电视剧居多。农村报刊最多发行到村委会一级，国家的法律法规一般也在村委打住。农村虽然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建成开通了现代远程教育，农村小学也聘请了法律副校长，但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出来，还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一些，加之农村干部法律知识的缺乏，农村的普法几乎就成了死角。

第二，执法不公正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执法不严，徇情枉法，已经成为法制进程中的毒瘤。个别基层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在老百姓看来，“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些都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法治”心理：“上边没人，告也白告”。

第三，怕打官司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于广大农村。人们习惯认为，官司缠身总不是一件好事，对打官司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农民如此，基层政府也如此。《行政诉讼法》实施后，一些基层的政府官吏至今还不适应当被告。

第四，人治思想还占据着很大市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农村干部的眼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不少人嘴里是“人民公仆”，心里却公仆是人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始终转不到服务和“法治”的轨迹上来。名义上司法独立，实质上党管一切，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阻碍着民主法制进程。

二、农村法治建设应在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要尽快改变农村法治薄弱的现状，加快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农村法治建设应在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是应在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方面寻求突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也即是繁荣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实现这一目标，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这些，都始终离不开法制的有力保障。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必须继续在农村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和保障农村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全面提升村级事务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发展，用法治保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突出“两个重点”，即重点普法对象和重点普法内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农民，重点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代表和青少年。工作中，要针对不同普法对象，通过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既要突出农村重点普法对象，使他们成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又要覆盖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增强农村普法针对性，扩大覆盖面，提高普法效果。在宣传内容上，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方计政策和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大力开展以农业生产、农村市场经济为重点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进一步促进农村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健全；大力开展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内容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依法办事、理性维权，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要具体抓好五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一是农村民主政治方面的法律知识，如《宪法》、《选举法》、《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二是基本国策方面的法律知识，如《土地管理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义务教育法》等；三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知识、如《农业法》、《土地承包法》、《种子法》、《森林法》、《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四是民事经济方面的法律知识，如《民法》、《劳动法》、《婚姻法》、《继承法》、《税法》、《合同法》、《担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五是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法律知识，如《刑法》、《预防末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等。

二是应在加强农村法律咨询服务方面寻求突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公证人员的规范化管理，组织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农村，为村民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弱势群体，为解决“三农”问题及时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务。做到“有问必答、有纠必解、有诉必帮、有困必助”，定期在乡（镇）、村、社区开展现场法律咨询活动，真正送法上门。在公证业务方面，把满足基层农民在发展产业、生产生活消费等日常生活上的公证需求作为开展公证法律服务的主攻方向，积极引导农民借助公证手段调节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维护合法权益，避免引发村民纠纷的各类因素。

三是应在规范农村执法行为方面寻求突破。其一，在制定涉及“三农”相关政策时要严格依法。政府各部门出台涉及“三农”的各类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规范性文件，都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进行备案审查，杜绝侵害农民的“土政策”出台，从政策和源头上防止侵害广大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出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要研究制定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依法构建农民利益的保障体系。其二，要搞好涉及“三农”的行政执法工作。一是规范行政执法工作。公安、计划生育等与农村工作有关的各行政执法部门应严格依照权限履行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强制等职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二是积极探索综合执法路子。对涉及农村执法职能较多的部门如安监、交警、农机、林业、农业、国土等部门可以考虑成立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减少交叉执法和重复执法，确保对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能顺利进行。三是加强乡镇公安派出机构建设，强化职能，配强队伍，加大公安的执法力度。针对农村的实际，加大打击农村黄、赌、毒的工作力度，惩治村痞村霸，铲除农村的黑恶势力，为建设文明的乡风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其三，要搞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一是搞好对行政复议案件的监督。因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强制等的涉农涉法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建设，要因势利导，引导农民充分运用行政复议这一法律武器，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机关，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案件，该立案的坚决立案，不属立案范围的要及时告知农民的救济途径，要公平公正办案，不和稀泥，该维持的维持，该撤销的坚决撤销，该变更的坚决变更，及时纠正不当的行政违法案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能得到及时的救济，平息争议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组织好行政诉讼工作。对涉及‘三农”的行政争议纠纷行政复议不能挪央的，要引导农民依法维权，提起行政诉讼，利用法律途径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各行政机关要自觉接受司法、人大监督，积极组织行政应诉，认真落实和执行司法判决法律文书，有错必改，有错必纠，维护公平和正义，平息矛盾，维持农村和谐与稳定。

四是应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方面寻求突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村务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全面推行村民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把村里的重大事务和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交给村民议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策，以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让广大农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村内事务的管理，提高决策的可靠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同时要看到，农村工作错综复杂，涉及诸多的矛盾，比如土地承包问题、土地流转问题、村务公开问题、宅基地使用问题等等，这就还需要制定出既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又符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把农民的权利义务、各种组织的工作职责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要求规定得清清楚楚。在落实村规民约工作中应做到在合法的前提下，还要做到公开。尤其是在涉及农民自身利益的重要事情上，一定要以保证农村工作有序、办事有据、多数人满意为原则，使村规民约得以认真执行。

五是应在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作用方面寻求突破。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市人大、政协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涉农法律法规实施的执法检查监督和观察。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执法检查监督和视察，发现和研究土地承包中存在的问题，推进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续工作顺利进行；要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动物防疫法等涉及农民生产生活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监督和视察，确保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狠抓森林法、渔业法、环境保护法实施的执法检查监督和视察，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强对《农业法》、《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涉及农业生活资料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监督和视察，督促政府抓好农资价格的专项检查，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督促、协助政府加强农业执法队伍建设，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第三篇：关于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从江)

关于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

——以从江县农民的法律意识为例

中共从江县委党校：陈黔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推进依法治县精神的出台，为我们依法治县指明了方向。然而当下农村依然存在着许多法律问题，农民的法律意识不高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对建设新农村，创建良好的农村法治环境有重要的作用。以贵州省从江县农村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分析，了解从江县农民法律意识, 找出相应的对策解决农民法律意识较低的现状。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提供依据。通过调查分析，希望能找到一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创建和谐的法治新农村。

【关键词】从江县 新农村法治建设 农民法律意识思考

【 abstract 】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ural legal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arty's eighteen requirements to promote the policy of governing the county spirit, governing the county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us.The village is still there are many legal problems, however, the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not high also affect the society as a whol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e the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to create a good law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ide.In guizhou province congjiang county rural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 understand the congjiang county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low status quo of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peasant.For other poor areas to improve the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hoping to find a way to improve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 create a harmonious rule of law, the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 congjiang county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 of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peasant

一、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与农民的法律意识

（一）新农村法治建设

新农村法治是指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的各项事务，以保护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进而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强有力法律保障的社会法治子系统。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农村；无论是政府对农村的调控，还是农村经济组织、农户和农民的各 项活动，都应纳入规范化的法制轨道。”

【1】

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与农村的实际情况脱节的现象、农民法律意识较低从而影响了农村法治环境的建设。新农村法治建设就是把农村建设成法治的农村，农民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村法治建设要求必须提高农民们的法律意识，农民的法律意识提高是法治建设的前提。

（二）农民的法律意识及对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提高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农村”的迫切需要。法治建设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法治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对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建立健全的农村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加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也是一个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农民法律意识提高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法治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低下不仅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会造成农村的混乱，不利新农村的建设。提高和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让他们知道怎样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的，对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新农村，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的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的权利意识不强

农民的权利意识不强是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一大制约因素，而目前他们的权利观念是不完善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利的缺失方面：言论自由、平等意识、民主政治、有限政府等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东西，如在村干部选举上没有认识到自己权利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放弃了权利，对村干部的某些行为不满也不敢提意见，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们甚至认为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有的遭到丈夫殴打也只敢怒不敢言，缺乏对自己权利的保护。在农村，结婚的男女好多都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只是按当地的风俗摆喜酒就成婚，当遇到离婚纠纷时很难走法律途径。现在的农民们有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权利受损，也知道可以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觉得法律离自己很遥远，往往消极被动的对待法律，却没有看到法律也赋予自己很多权利。这与农民的法律意识不高有关。农民不能充分有效的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农民虽然认同法律，但对权利认识不足，导致其法律行为选择存在偏颇。农民实现自己权利的行为选择反映了对法律的不了解和不信任，怀疑法定权利的真实性，其权利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第一，许多人仍对权利义务分的不是那么清晰，认识不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第二，不知道自己到底享有那些权利，应履行哪些义务，对权利的内容存在片面认识，多数农民简单地将权利等同于金钱利益，对权利的广泛性知之甚少如配偶权、继承权、相邻权等；第三，对权利的实现缺乏自信，认为有权有钱才能办事，更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法定权利转化为合法的现实利益。农民权利意识不强对农村法治建设是一大阻碍，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增强他 2 们的权利意识，认清自己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

三、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东、南两边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接壤。2015年末总人口35余万人。主要以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为主。全县辖13个乡和8个镇(其中民族乡3个)：丙妹镇、贯洞镇、洛香镇、往洞镇、下江镇、宰便镇、西山镇、停洞镇、高增乡、谷坪乡、雍里乡、庆云乡、刚边壮族自治乡、加榜乡、秀塘壮族自治乡、斗里乡、翠里瑶族壮族自治乡、东朗乡、加鸠乡、加勉乡、光辉乡。其中294个行政村,6个居委会，3个社区，2225个村民小组，1031个自然村寨。现在有侗族、苗族、瑶族、汉族、水族、壮族、彝族等民族分布。以从江县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调查，能够从局部到整体的原理了解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2013年-2014年通过到西部月亮山区开展了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发问卷和走访的形式，问卷共500份，收回452份。进行调查的是刚边乡、秀塘乡、加鸠乡、光辉乡等几个乡镇。调研过程中考虑到村民的文化程度偏低及不平衡的情况，故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对象中男性251人，占总比的51％，女性241人，占总比的49％；从年龄分布状况来看，60岁以上26人，50到59岁128人，40到49岁150人，30到39岁104人，18到29岁84人。受教育程度的调查数据显示，未上过学的占24.8％，上过小学的占30.7％，初中文化水平的占27.6％，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2.8％，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4.1％。从我的调查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高中和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则较少，这反映了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民文化程度低，学法、知法、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也较少。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低，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素养整体不高

农村法治建设基础薄弱，起步较晚，农民仍以传统道德观念和村规民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村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整体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远未形成村民普遍知法、守法和尊重法律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农村地区。从江县是贫困山区，农民很少与司法人员打交道，对法院的性质和职能的认识少，甚至存在偏差，农民的法律知识十分缺乏，法律素养有待加强。守法意识是农民法律素养的直观表现，农民的法律素养高，就会主动遵守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从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可知，影响农村治安的行为普遍存在，其中最为普遍的偷盗行为占56.8％，占农村违法行为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打架斗殴行为占39.2％，赌博行为占40.6％，这三种违法行为比较突出，还有流氓行为、家庭暴力、抢婚等。农民在遇到违法行为侵害合法权益时，很少借助法律的力量来维权，大多是采取暴力，村委会来协调，族老协调等，这从客观上难以节制农村不法行为的蔓延。严重的话使农村造成混乱，更不用说建设好和谐的法治新农村。

（二）无讼意识根深蒂固

无讼在农村表现的很突出，农民的无讼意识根深蒂固，“能忍则安”的观念很浓厚。因对“无讼”理想的追求，形成了民间的纠纷主要采用了惯例处理的解决方式，没有人想到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诉讼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最权威的途径，也是捍卫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根本途径，但农民们不知道怎样进行诉讼，也不想找麻烦，在访问知道他们认为诉讼是找麻烦。诉讼意识是社会主体的诉讼行为态度和诉讼价值观念的总称，反映了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农民遇到纠纷还不习惯运用法律走诉讼维权之路，首先想到依靠权力管制、人情关系，或者是采取“忍”的态度，要么干脆采取“武力”措施，还有不少农民认为“找熟人疏通关系”、“上访”比向法院起诉打官司更有效，更快捷，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会选择诉讼，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主动用法律来解决纠纷的。而从调查数据中显示出高达81.9％的人没有经历过诉讼，只有18.1％的人经历过。农民很少涉诉，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合法权益没有被侵害过，而在于农民群体习惯借助调解或私了等方式解决纷争，息事宁人的心理与对诉讼的排斥行为，使得农民对具体诉讼法律和程序缺乏起码的认知，对诉讼具有遥远感。

（三）人情“面子”意识依然浓厚

人情与法理孰轻孰重，是探讨农民法意识是否提高的不可不考察的问题。农村很看重情义，有时后情义是他们互相信任的纽带。农民们热情好客，虽然亲人、朋友间有矛盾或利益冲突，为了面子他们不会轻易说出来，而是闷在心里，人情面子在农村很突出。被问到在“当您抓住偷自家财物的人，您会怎样？”这个问题上，选项设置相同，但人们因受人情观念的影响，小偷是陌生人和小偷是同村人的行为选择结果有较大差异。当小偷是陌生人时，选的最多的是向派出所报案，占58.0％，其次是交给村委会处理的占18.5％,没人愿意不了了之，即使私了也得赔钱的，占15.5％；8%的人大打一顿了事。当小偷是同村人时，人们更倾向于交给村委会处理，占46.7％，其次是赔钱私了的占22.8％，还有14.1％的人会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只有14.1%的人主动向派出所报案。当问到“如何看待亲友借钱写借条？”信得过的亲友可以不写的占43.5％，认为写不写都可以的占4.3％，觉得不合情理的占3.3％，说明还有很多农民没有意识到借条的法律约束力，以情代法的意识还是比较浓厚；理所当然，应该写借条的占26.1％，借款多的应该写的占22.8％，这反映出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但人情面子对他们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四）法律信任度比较低

农民对法律的重视与信任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对法律仍有遥远感和不认同感，对法律缺乏信任。从农民对权与法关系的认识能够反映出其现代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从问访的情况可知，农民群体对权与法关系的看法。当被问到“您认为法大还是权大？”有高达53.9％的人认为权大，而只有32.7％的人 4 认为法大，还有13.4％的人说不准，认为权大和说不准的人加在一起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远远超过认为法大的选择人数。这足以说明，农民“权力至上”的人治传统观念依旧浓厚，农民对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缺乏信任。在认为“权大”的人群当中，问到“如果您认为权大，为什么这样认为呢？”认为打官司须找关系的占54.3％，政府部门执法缺乏监督的占19.6％，还有13.2％的人认为是法律的低效无用，12.9％的人是凭感觉这反映出，基层法律运行环境较差，执法、司法不公与权力滥用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法治的信仰。基层执法与司法人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能正确处理言与法、情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办事的行为，一定程度破坏了法律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不容乐观的法治环境使得法律在农民眼里执行走了型，更不用说在用法律来维护合法权益了。

（五）法律知识获取渠道狭窄

农民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法律知识，并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是提高其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首先看农民获取法律的渠道，主要来自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占到了83.7％，这与目前中国各种媒体通过开办各种法制宣传栏目来加大法律的宣传教育有关；有34.8％的人是听别人说的，说明村民之间有一定的法律交流，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关注度；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获取法律知识的占28.3％，这表明，农民只有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法律的时候才会主动学习法律，只有22.8％的人是从普法教育中获得法律知识，这与基层开展多种方式进行普法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可见普法教育收效甚微。再看普法方式，当我们问“您村在做普法宣传时有哪些方式”，选普法标语的占45.7％，如“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还有32.6％的人认为村里没有进行过普法，其他宣传方式中发放宣传资料和广播宣传的都占了22.8％，播放法律影视资料的占12.0％，大会宣传的占13.5％，设点集中宣讲只占11.4％。基层普法方式比较单调，字面宣传多于口头宣传，这说明基层普法缺乏与农民群体的互动与交流，灌输性、形式化普法比较严重，还有像“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这种标语使农民产生惧怕感，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当被问到普法日是哪天时，好多农民都不知道，着说明了很少有人到村里进行法律宣传。

四、对阻碍农民法律意识的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父权思想仍然存在，都是一家之主说了算，妇女权益受到侵害了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有农民认为天高皇帝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所以农村还出现抢婚现象，重男轻女现象等。尤其是看到现实的强势人轻压弱势群体的情况，更让他们觉得法律的无助。宁愿信天而不信自己，不信法律。在农村地区大多都是用乡规民约来解决法律问题，或大多是用当地习惯来解决，从而使他们在思想上认识不到法律的重要性，致使他们的法律意识得不到提高。

五、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农民观念变革 改变自己以往对法律不信任的观念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变革的目的是将现代法治精神转化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民族法律主观世界的伟大的创新过程，其目标是创设一种全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现代法律文明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革命对象。”

【2】

实现农民观念变革是引导农村形成法治文化，实现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关键。农民群体观念的变革应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法律至上“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

【3】

法律至上体现人民意志，是将法律作为最终的、最具权威的价值判断标准。农村社会欠缺法律至上的文化底蕴，树立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就是让农民信仰法律、尊重法律，法律至上对于农民的价值在于“法无禁止即自由”。农民群体观念的变革还应树立“法治观念”农民的法治观念是促成中国农村现代法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人治文化，实现农民法治观念的变革就要摒弃等级服从观念、家族宗法观念和畏法厌诉观念等陈旧、落后的传统“人治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即“转变权力至上观念，树立法律至上观念；转变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转变重刑轻民观念，树立刑民并重观念；转变义务本位观念，树立以权利为本，实现权利义务统一的观念。”途径。

（二）优化法律服务，增强农民对法律的亲切感

农民需要法律服务，法律的权威性、崇高性和亲切性的确立，最直接、最具有说服力的途径就是让农民亲身感受到法律的关怀。优化农村法律服务，逐步推进基层法律服务的主动化、制度化、多元化，尤其要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力度，引导农民正确理解法律，树立现代诉讼意识和准确运用法律来解决矛盾纠纷。据调查，农民最希望在家庭纠纷、经济纠纷、人身伤害纠纷、与政府部门的纠纷、邻里纠纷等方面得到法律援助，可见农民对法律援助服务的需求较大，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基层法律援助机制，从物质利益入手来主动帮助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积极主动的法律服务贴近农民，了解人民，真正为农民服务，逐步增强农民对法律的亲切感以及信任感。让人民真正感受到政府的好，感受到法律的实用性，这对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

六、结语

对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问题，找出解决的对策，为新农村的法治建设提供依据，提高农民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前提。建设新农村要对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一定的认识，农民的法律意识高低直接影响法治的建设，农民的法律意识高可为农村法治建设，6

【4】

改变观念是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国家法治建设提供基层基础，可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的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低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提高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农村”的迫切需要。通过对从江县农民法律意识进行调查分析，希望能找到一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出路，建设和谐的法治新农村。

参考文献：

[1]李昌麟等：《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刘旺洪.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J].法学家,2002,(2):10.[3]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77.[4]魏佳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8.

第四篇：对“法治工商”建设的几点思考

对“法治工商”建设的几点思考

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在省局党组（扩大）会上，周春艳局长立足河南工商实际，高瞻远瞩，提出了法治工商、服务工商、责任工商、现代工商、和谐工商“五个工商”建设。所谓“法治工商”，职责法定、履职尽责、明确职权、规范行为。那么，如何建设好“法治工商”呢？

为什么要开展“法治工商”建设

开展法治工商建设是省局党组立足河南工商系统实际提出的工作思路，是对今后工商事发发展的一种方向和努力目标。当前，工商部门存在着与“法治工商”建设不和谐的一些因素：

1、工商职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职能法定的要求。虽然国家法律法规和工商部门“三定”方案明确了工商部门的职能。但省以下工商部门的职能是2005年“三定”方案确定的，而国家工商总局、省局工商局的职能是2010年的三定方案确定的，这样基层工商部门的职能与省局的职能就出现的不一致情况，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有些职能还存在部门交叉，如食品安全监管国家实行分段式管理模式，法律法规出台相对滞后，在前店后厂、流动食品摊点、夜市摊点、传统食品（传统糕点）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监管空

全面贯彻法律法规。要加强执法规范性教育。要严格按照法定条件确定违法事实，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查处违法行为，严格证据意识，确保违法事件证据确凿，做到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法律适当。

抓好“两个基础”。一个是职责的厘清。清晰的职责是建设“法治工商”的前提，否则可能出现“耕了别人田，荒了自己地”，出现越权、越位问题。职责的厘清就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不越位、越权。怎样厘清职责呢？厘清职责就像是划分边界，哪些是你的，那些是我的，一清二楚，相互没有搅扰，没有交叉。厘清职责就要看法律法规赋予我们了哪些责任和义务，三定方案规定了我们哪些职能，这就是职责法定，要围绕这些去履职尽责。一个是执法依据的梳理。厘清了职责，还要清楚这些职责的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每个法律法规对赋予我们的职权是什么？如何规定的？这就是梳理执法依据。逐项梳理出来，让同志们知道情况这些职责，有利于正确行使职权。

建好“两支队伍”。一支是专家型的行政执法队伍。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部门监管的领域不断拓展，由监管集贸市场向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转变，有监管有形市场向监管有形市场、无形市场转变。监管领域的拓展，对工商队伍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队伍素质不能很好地满足工商监管工作的需要。如打击传销，传销活动向网略

监督岗等等岗位，明确不同岗位人员的任职资格，细化不同岗位的岗位职责，做到职清岗明。

案件主办人制度。大力推行案件主办人制度，明确案件主办人的任职条件，进行考核上岗，实行动态管理，根据考核情况将案件主办人分等级管理，不同等级的案件主办人办理案件的权限不同，不具备案件主办人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在政治、经济待遇上，向案件主办人倾斜，明确不同等级的案件主办人的政治、经济待遇，调动大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

行政执法评查制。建立行政执法评查机制，制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处罚等不同行政执法行为的评查标准和成效，每季度或半年对行政执法活动情况进行一次评查，评查结果全局予以通报，达到规范执法之目的，进一步推动“法治工商”建设。建立案件回访制，对办理的行政执法案件，组织人员进行定期回访，调查了解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廉洁性，既与当事人进行了沟通，宣传了工商法律法规，也有效规避了执法风险。

第五篇：文化力与法治建设的思考

文化力与法治建设的思考

陆航六团:毛春平

摘 要：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法治建设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如今社会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是法治文化的竞争。在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立足于在尊重本国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对本土资源进行不断挖掘，同时也要带有文化批判性移植外国先进的法律模式。但无论是来自于本土的法律还是空降而来的法律，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让个人生活得更有法律的尊严。因此，如何培养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资源；法律文化；法律意识

在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发展模式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日益多元的新形式下，历史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将我们一步一步推向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甚至于后现代的路途，而不论是捷足先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步履维艰的发展中国家在其步入这条极具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远程时，都会无一幸免地陷入改革的困境。而这种改革的波浪却不会因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变迁而止步不前，更重要的是它要在那些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国度里将这种变革的浪潮扩大化之后方才善罢甘休。而对于正处于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的交错环境当中的中国而言，这种由全球化的浪潮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所引起的宏大的改革则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在法治模式的普世化与本土化这一场域里，改革则更具有挑战性。

其中关于法律的移植、法治建设与本土资源这一话题在中国的法学界却引来了激烈的纷争。支持以纯粹性的法律移植作为我国法治变革的主要手段的先论者认为：在国际法治趋同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不应该固守本色，而应该通过法律的移植积极合理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达到弥补我国法治建设当中的不足和与世界接轨的目的。同时企图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行实施那些经过理性简单加工的空降式的法律。而作为强调以本土资源作为我国法治生长基本土壤的反对派而言，这种空降式的法治变革模式实在不足取。他们认为法律的移植不仅仅是对外国法律本身的照搬或是经过理性加工之后的简单适用，而是对外国法律背后的传统习惯的批判式的挖掘性引进。同时也认为我国的法治改革应该立足于对本土资源和当代社会的全面背景的充分考虑。他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缔造了这个民族所赖以信任的法制，而法学家所创造的却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任何社会只有在本土资源中才能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其中对本土资源论的提出则是对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的反思和挑战。他认为不论是变法还是法治的实现都需要对本土资源的深切关怀。政府推进性的现代化与法律移植上升为简单倾向化，都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基于对传统习惯与法治变革的思考首先从重新理解法律本身入手，极力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法律本质及其功能的工具性定性。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为人们的行为生活提供一种预测，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除了成文法之外，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和惯例也具备这样的功能。上述关于法律的预测性功能的阐述与美国大法官关于“律师的行动是一门预测的艺术”这一论断颇为相似。同时认为法律和习惯作为制度形式的两种形态，都具有这种提供相对确定的预期的功能。而且习惯较之法律而言，更符合人类意识中的常理，因而易于被接受与认同。

对于“在法律移植的同时，更需要对本土资源即古代法治模式和现代生活习惯和惯例的批判式得提炼与升华”这一论述大都表示赞同，但对于仅仅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挖掘应该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视角来论述变法与法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其论述的角度过于片面。立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论断而过分地注重经济发展对于法律的影响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而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当中利科的相关理论对法律的显功能与习惯的潜功能作出比较性的分析，但由于其行文的片段性和不连贯性，导致了其制度经济学的论述陷于了中途夭折的境地。其在开篇所引用的利科的观点从全文来看则略显缀余。但无可否认，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法治变革的思路是很独特的。

通过法律自学，我个人认为法律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作为影响法治变革的因素来讲却过于单一。法律作为民族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对于法律的态度和认识。每一部能够为民众提供大致确定预期的法律其本身都承载着该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以法律和法学为基础的社会人文范畴，它包括语言、行为、情操、观念、精神、传统、风尚、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等非常丰富的内涵。且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虽然法律文化的基调应该是以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但在不同的法环境当中其具体内容却有所不同。这一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指出了法律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为某一国国人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国民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因此，对于法治变革与本土资源的研究和论述更多的应该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给予更为宏观的关注。社会当中的个人无不处于社会文化的统摄之下，当然作为社会文化当中的互动主体也同样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长时期的感染。同时作为法律文化的载体，由于其与法律文化的长期互动，个人已经在潜意识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虽然，每个人的理性和法律观念基于个人的生活情景不同而表现出略微的不同，但只要是在同一法律文化当中不断熏陶过的人，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却总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倘若从法律的行动逻辑这个角度来讲，不同的民族则拥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而这种法律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本身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

基于这样的一种民族性的守法逻辑，个人对于空降而来的法律自然难以给予法律应有的信任和起码的遵守。在这种意义上讲，法律的移植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而更多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所承载的外国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这样的方法简单弥补我国现阶段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的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外国的法律文化能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融合吗？其次，倘若能够融合，那么融合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漫长呢？因此我们不等不对于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治成本做深入的考虑，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做充分的考虑。而作为能够提供确定预期的另外一种规则的习惯和惯例则显现出了它所独有的优越性。习惯和生活惯例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其根本不存在与现有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问题，所以立足于本土资源和社会背景来对我国的法治进行变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律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时间也会因此而大大缩短，对于减少法治变革的成本来说也更容易获得法律应有的社会效果。但我并不是否认法律移植在即使弥补法律漏洞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不过这种移植应该是一种带有文化批判性的移植。

不过，我们在密切关注法律是移植来的好还是取自于本土资源的好这一问题的同时，却往往容易忽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被移植来的与本土法文化不一致的法律不一定就难以取得法治的社会效果，同样从本土资源挖掘出来的法律也不一定就理所当然的拥有合理性，当然的取得民众的信任。富勒对法治所因该具有的属性归结为以下八点：第一，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第二，法律应当公布；第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第四，法律应当明确；第五，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第六，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七，法律应当稳定；第八，官方行为与法律必须一致。富勒强调，以上原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要求，缺一不可，否则不单是导致坏的法律制度，而是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而我认为，移植过来的法律或是来自于本土资源的法律之所以往往难以实现与受众的完美互动，其症结并不仅仅在于其思想理念与传统习惯或时代所需相去甚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法律的合理性、稳定性与正义性、民众的守法意识的强烈程度、以及基于法律的彻底执行而带来的民众对于法治的信任度这三个方面来决定的。我想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没有历史与传统的移民国家，其社会体系完全是由陌生人所有机组成的。但作为社会当中的个体或群体则必然存在着先前的行为习惯或是习俗。然而当美国将英国法律空降式的移植过来的过程当中，却并没有出现像中国法治这样结局。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增强了守法主体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任。我认为这一点在以上所提到的三点当中最为重要。因此，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守法主体的守法意识，如何严格执行法律提高民众对于现行法治模式的信任度。

居民的守法意识是法治意识的一种构成要素，是个人按照法律的原则或规则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守法意识的结构主要包括程序正义、合法性问题、法律信任尺度、法律心理、法律思维、法律社会化等方面。而法治的根本目标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那么如何使社会成员拥有守法意识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法社会学当中对居民守法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工具主义视角和规范意识视角。法社会学家认为居民守法的动机和原因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而我认为培养社会成员守法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法律制度与社会大众不断互动的过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的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符号互动。人类社会的互动并不是相互之间行为的简单反应，而是总是对对方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进行互动。同样作为法律制度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也是通过互动的过程来实现的。而倘若从分析法学派的角度入手，则这种互动更直接的表现为法律的制定者与法律的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当然这种互动并不像米德所说的“刺激——反应”这样来的简单，其中则更多的参杂着互相博弈的内容。这种互动的行为应该包含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成员对于公民义务的善意履行等一系列法律行为。同时，这样的互动也体现了法律文化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即法律文化的渗透过程。但对于如何互动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