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样例5）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同时评出100件优秀调解案例

第一届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评选工作日前圆满结束，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底两年期间内调解结案并已履行完毕的调解案件中，经过逐级推荐和严格审核，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和100件“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

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包括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层层推荐报送了421件精心挑选的调解案例。其中，民事调解案例351件（含执行和解5件），刑事自诉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案例42件，行政协调案例24件，国家赔偿协调案例4件。

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委员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根据评选规程、评分标准，经过初评和复评程序，最终评选出了100件第一届“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和“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上述优秀调解案例是全国法院和广大法官深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具体实践和典范，是广大法官审判艺术和司法智慧的结晶，是全国法院调解工作成功经验和调解方法的具体呈现，为各级人民法院做好调解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对于引导、规范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实践意义重大。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将印发“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和“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供全国法院学习借鉴。

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1.陈艳军等诉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号】

【案情摘要】

陈艳军等127人先后以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上信息披露违反法律法规对股民形成误导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原告投资损失、佣金和利息等损失。2007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杭萧钢构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杭州中院针对该案原告众多、利益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且潜在当事人多，若处理不当，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对127件案件进行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双方当事人调解工作，释法明理，使杭萧钢构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有了正确的认识，即只有诚恳调解、积极赔偿才能修复上市公司信誉。使原告充分认识股市投资行为本身存在的风险以及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逐步引导原告调整过高的诉讼期望值，接受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师的理解与支持。最终，118件案件一次性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获得了82%的高比例现金赔偿。随后，剩余9件案件也顺利调处。

【调解意义】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误导性陈述而引发，涉及受损股东众多，赔偿数额较大，且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资本市场震荡加剧之际。杭州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正确选择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00多位受损股民获得了高达82%比例的现金赔偿并已全部赔付到位，这是至今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受偿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高额赔偿。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异、分类处理的审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调解解决，剩余9件也顺势处理。三是坚持依法调解，注重释法解疑，引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纷争。法院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地解决纠纷，真正贯彻了依法调解原则。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审结，依法维护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旧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厦门立德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江群如物权确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号】

【案情摘要】

立德置业与厦门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电视博饼王大赛海选场地合作协议。立德置业将主办方分给它的十个参加博饼王复赛的晋级名额以购物抽奖的方式派发给商场幸运顾客。立德置业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员工代替弃权客户参赛。江群如在博饼大赛中博到状元，博到东风风神轿车一辆。江群如受立德置业委托参加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的决赛，又博到状元，博到别克新君威轿车一辆。江群如个人向税务机关交纳了两轿车所得税60160元。后立德置业向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江群如博到的东风风神和别克新君威轿车属于公司财产。

本案被称为“厦门中秋博饼第一案”，涉及执行法律规定和尊重民俗习惯两方面的问题，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健康发展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无先例可循，法院如何处理，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海沧法院选择调解处理本案，通过寻找“增量”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组织召开了“风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规制”的司法论坛，邀请厦门地方民俗专家、市政协委员、法学教授、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达成了全力保护博饼民俗文化、坚持依法办案与充分尊重传统民俗习惯相结合、尽力促成双方和解的共识；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的过程以及专家意见向媒体全公开，加强媒体舆论的引导，为调解结案营造有利氛围。经过法院努力，双方达成协议，立德置业将东风风神轿车奖励给江群如，并支付轿车的所得税税款，别克新君威轿车归立德置业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调解意义】

本案是涉及民俗习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很大，法院审判压力很重。该案成功调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妥善处理了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与民俗习惯的关系，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权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饼”民俗文化，充分证明了“调解是高质量审判”。二是创新地采用增量调解方法，跳出解决当事人诉求之争的定势思维，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出三个递进式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与保护。三是公开审判营造有利于调解结案的氛围，针对案件引发社会广泛议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固守调解的保密性原则，而是通过公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过程、加强与媒体协调沟通、公开司法论坛共识等措施，及时准确公布案件事实真相，澄清了不实报道，积极引导舆论，促使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最终握手言和。

3.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

【案情摘要】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获得授权及颁证，授权公告日为1999年6月2日，专利号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分公司）购买了型号为C65N的小型断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销售金额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认为，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生产、销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个型号的产品已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施耐德公司以专利无效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属于现有技术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判决：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施耐德公司赔偿正泰股份公司损失334869872元；驳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坚持调解优先，及时开展调解工作：首先组织双方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调解方案，从中选取了最优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确定了有关调解谈判的原则；针对该方案涉及双方当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个诉讼纠纷及几万种的产品细目、争点繁多的特点，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术、管理、法律人员组成的10人左右的谈判团队，常常夜以继日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谈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通过耐心细致调解，寻找利益契合点与共赢点，以达成共识。通过近半个月的艰难谈判，双方当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谈判项目意见书；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的现状，邀请正泰股份公司董事长、施耐德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谈判，双方最终就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处理达成了六点共识，为双方签署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调解协议打好了基础；同时，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强化司法公开的效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基于该和解协议，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号专利基础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补偿金人民币15750万元，并主动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双方达成的全球和解协议也正在履行中。

【调解意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解决了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创造了良性竞争、合作双赢的市场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评为“十佳案例”，并被编入《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评注》。本案调解结案的成功实践，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实现了调解方法创新。针对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决定不中止诉讼，但依法延长了本案二审审限，为开展下一阶段调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积怨已久，诉讼纠纷遍布全球，以及双方在文化、法律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情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解决方案，优中选优，最终确定全球和解方案；针对各方高度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庭审过程，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加强舆论导向引导，营造有利于调解的氛围；针对案情复杂、争点繁多，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谈判团队，展开逐项谈判；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求同存异，率先达成共识，对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邀请双方当事人进行高层会谈磋商，达成六点共识。由于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双方当事人最终就本案达成了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调解方法，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二是实现了双方当事人互利双赢。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专利有效的行政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下判，而是选择调解作为结案的首选方式，力求案结事了人和。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终结了双方在国际国内的恶性竞争，修复了双方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有力证明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企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中的独特优势。

4.刘爱龙、唐生明等诉有騄（秦皇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号】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别与刘爱龙、唐生明等七原告签订了山海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七原告按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续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两千余万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滞。2010年，七原告遂起诉至山海关区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涉及标的额大、时间跨度长、利益牵涉面广、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大等特点，山海关法院院长亲自参加调解，制订周密调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进行深入沟通，不断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同时，法院还支持引进多家投资机构，通过将前期投入转股、吸引新资金注入等形式，缓解有騄公司的资金困难，案涉工程项目恢复施工。及时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磋商，筹措资金，先行给七原告垫款以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了施工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终全部调解结案，拖欠数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偿。

【调解意义】

本案关系国家森林公园具体项目，关系众多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当地经济发展大局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本案的成功调解：一是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院长亲自参加调解，积极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有关投资方等参与案件处理和调解，案涉工程项目的恢复施工，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偿，真正做到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民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的优势，法院跳出案件寻求案件的有效解决，通过引进新的投资方式解决开发商资金困难，实现了债权清偿和工程复工；通过政府垫资，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立足案件，着眼长远，外引内联，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推动长远发展的调解结案的优势作用，一览无余。

5.严云泰等诉严嘉平等继承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号】

【案情摘要】

本案争议遗产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机器厂的创始人严庆祥、李蕙君夫妇共有的上海市愚园路699号房屋。严庆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遗嘱。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遗嘱，表示将愚园路699号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继承份额。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严庆祥、李蕙君的孙辈后代。三被告作为代位继承人于1996年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后经审判认定遗嘱真实有效。后原告多次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协商出售房产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致使无法出售房产。原告遂诉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经过通盘考虑，正确选择了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承办法官通过与17位当事人推心置腹的沟通，首先取得了他们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就继承份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再次，创新调解方法，采取由各继承人推荐买家的房屋变现方案，在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背景下，顺利地找到了买家。在买家因为价格过高而退缩时，法官再次与当事人和买家沟通，顺利达成统一的价格。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当事人当月领取了继承款。经过一年半的调解工作，一场纷争十多年的继承案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受到当事人一致称赞。

【调解意义】

本案是因继承遗产而引发的典型家庭纠纷。被继承人是上海当地名人，继承人人数众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纷争已久，办理难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调解，对人民法院审理继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亲情，准确寻找调解突破口。法院从亲情着手，耐心释法引导，唤起其对和睦家庭的回忆和向往，并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以亲情感化了各方当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间的对立，为调解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找准调解难点，创新调解方法。法院准确把握确定继承份额和巨额不动产遗产案变现分配两个难点，创新地采取继承人内部竞价的方式成功变现了房屋，确保了调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权益。法院调解化解纠纷，既实现了当事人的继承权利，更维护了亲情和家庭和睦这一更高的“利益”，同时弘扬了“和为贵”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价值。

6.雷敏平诉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号】

【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间坠落摔伤，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工伤二级伤残。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项工伤保险待遇555755.88元，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及工伤保险关系；驳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碍辅助材料费及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轮椅）费用的申请。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各项工伤待遇并解除劳动关系。承办该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法官针对原告雷敏平截瘫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难，被告属外来企业可能导致执行兑现难等特点，没有径行判决，而是确立了“调解优先”的思路，并制订了详细的调解方案：对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先进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导，着重介绍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难，促使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赔偿款6万元，缓解了雷敏平经济的困境。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伤赔偿金59万元。女子合议庭法官坚持调解回访制度，及时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按期付款，确保了所有的赔偿款全部兑付完毕。女子合议庭发起爱心捐款活动，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得知后深受感动，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赔偿款的如期兑付，为雷敏平的后期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保障。现在，雷敏平已经装上假肢练习行走，并上网学习相关知识。雷敏平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调解意义】

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是关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导的重点调解的案件类型之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中的独特优势，带着对当事人的真挚感情，怀着为当事人解难题、办实事的愿望去做调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成功调解结案。纵观案件处理过程，贯穿一个浓浓的“情”字，是司法为民的成功实践：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确立了先行调解的思路，没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忧，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难”，选择了调解作为结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双方互谅互让互信的良好基础。调解协议既维护了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让用人单位认识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再次，在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做到了及时回访、督促落实，确保赔偿款全部履行完毕。尤其是合议庭法官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动，感动了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感动了对方当事人，感动了所有关心雷敏平的人。

7.张必桥故意杀人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刑初字第0004号】

【案情摘要】

被告人张必桥入赘赵家，与赵某结为夫妻。2010年11月，赵某与被害人王某某相识后离家出走，与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张必桥在与带人上门挑衅滋事的王某某纠缠打斗中，用刀将王某某刺死。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张必桥认罪、悔罪，并动员其亲属积极筹款赔偿；对被害人亲属释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严重过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更趋理性，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张必桥向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赔礼道歉，及时赔偿各项损失12万元，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谅解并请求对被告人张必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必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结案后，被告人张必桥亲属、被害人王某某亲属及各自住所地的周边群众分别给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案件审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调解意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惩罚犯罪的同时，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通过积极有效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了当事人恩怨和对抗情绪，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该案成功调解的实践证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之中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同样重要。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利于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体现教育、感化和社会预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决被害人或亲属经济上的窘迫，减少社会负担，实现对权利人的抚慰和保护。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案件数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坚持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优先调解，对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8.黄浩翔、赵伟等抢劫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09）商区法刑初字第44号】

【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时许，被告人赵伟与被害人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等人在被告人黄浩翔经营的台球厅玩耍，黄浩翔与赵伟合谋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随后，黄浩翔电话通知给同案被告人张某（17岁）纠集他人准备实施抢劫。次日零时许，张某及其纠集的同案被告人张钦、南某（17岁）、牛某（15岁）和郭伟龙（在逃）在江滨大道东段与由赵伟带领的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相遇，张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脚踢、搜身等手段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郭伟龙用随身携带的匕首猛刺张延涛左大腿一刀，致张延涛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抢得张函手机一部，抢得翟鹏波手机电池一块。案发后，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要求严惩凶手，并提出50万元的赔偿请求。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虑到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郭伟龙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岁，最小的15岁，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选择了附带民事赔偿调解作为处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积极主动促使被告人亲属筹款赔偿，组织被告方当面向被害人父母赔礼道歉；另一方面进行释法解疑，引导被害方理性诉讼，提出合理诉求。六名被告人流泪真诚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获得了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最终谅解。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调解意义】

抢劫犯罪作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宜主动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既满足被害人亲属的合理诉求，又依法对悔罪的被告人从宽处罚，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以人为本，恢复性司法。把民事赔偿作为化解被害人亲属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积极引导被害方理性对待赔偿诉求。经过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感情得到慰藉，对被告方给予了谅解；二是能动司法，促使被告方赔偿到位。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发，积极向被告人亲属宣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注重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终说服被告方积极筹款赔偿。对六名被告人加强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诚悔罪并向被害人亲属真诚道歉，获得谅解，得到宽大处理。

9.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等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闽行终字第35号】

【案情摘要】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2005年挂牌出让处于冠豸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的涉案探矿权，李元丰竞拍获得。经连城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审核后，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受让该探矿权。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投入费用进行探矿后，被告知探矿点与拟设置的采矿区均在禁采区，不能进行采矿。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省国土资源厅签订矿权挂牌出让行政合同的行为存在过错，请求赔偿损失378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二审上诉后，针对本案涉及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大局，选择了行政协调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选途径：及时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协调基础；进行合法性评判，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以建议促自纠,改变行政机关不打算赔偿的预期；分清责任承担，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核算赔偿项目，确定协调底线。促成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与连城县国土资源局达成了由连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次性补偿上诉人人民币150万元等内容的和解协议。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争议问题已经解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上诉。

【调解意义】

在本案行政协调过程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变观念，创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实行和解撤诉制度，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探索判前司法建议，提前表明评判态度，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促成行政机关积极赔偿，彰显能动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各方调整自己的预期，缩小了差距，寻找利益的契合点，为协调结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10.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请求确认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行为违法申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确申字第25号】

【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岛海事法院在审理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诉德州开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务公司申请，冻结了开元公司的出口退税账户。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审理德州市商业银行诉开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该市国税局将开元公司近2000万元退税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账户。船务公司以德州中院行为导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税款落空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德州中院不予确认，船务公司向山东高院提出申诉。

针对案件涉及两家法院保全裁定冲突，加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不明确，为慎重起见，山东高院选择着力做好协调工作的处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诉人关于权利无法实现的思想顾虑，使其相信人民法院会秉公办案、妥善解决纠纷并接受协调；一方面积极与被申诉法院沟通思想，通过发公函、与院领导及案件承办人座谈等形式，统一了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加大了对相关民事案件、海事案件执行力度，查找到开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报退还的出口退税款，另有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经过多方协调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税务机关及抵押权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终该宗土地得以变现，用该宗土地补偿款和出口退税款清偿了船务公司的债权。船务公司与开元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随即向山东高院申请撤回申诉。

【调解意义】

本案纠纷因案外人对法院保全行为不服而引发，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涉案及索赔数额巨大，申诉人系香港特区企业，申诉人对上级法院能否秉公执法抱有疑虑。山东高院“跳出就案办案的框子”，经反复协调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纠纷并促成海事积案执结，及时、充分地保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成功协调，有三方面典型意义：一是注意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山东高院在认定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没有轻启国家赔偿程序，而是优先考虑从源头上即执行中寻求救济的思路，并最终协调成功，债权得以完全实现。二是切实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山东高院坚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和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基础上开展协调、引导和解，反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申诉人实现了逾千万的债权。三是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东高院坚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支持，最终使申诉人与国家机关“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切实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取得了“一举多赢”的良好效果。

第二篇：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1、陈艳军等诉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号）

【案情摘要】

陈艳军等127人先后以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上信息披露违反法律法规对股民形成误导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原告投资损失、佣金和利息等损失。2007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杭萧钢构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杭州中院针对该案原告众多、利益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且潜在当事人多，若处理不当，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对127件案件进行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双方当事人调解工作，释法明理，使杭萧钢构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有了正确的认识，只有诚恳调解、积极赔偿才能修复上市公司信誉。使原告应充分认识股市投资行为本身存在的风险以及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逐步引导原告调整过高的诉讼期望值，接受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师的理解与支持。最终，118件案件一次性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获得了82%的高比例现金赔偿。随后，剩余9件案件也顺利调处。【调解意义】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误导性陈述而引发，涉及受损股东众多，赔偿数额较大，且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资本市场震荡加剧之际。杭州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正确选择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00多位受损股民获得了高达82%比例的现金赔偿并已全部赔付到位，这是至今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受偿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高额赔偿。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异、分类 处理的审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调解解决，剩余9件也顺势处理。三是坚持依法调解，注重释法解疑，引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纷争。法院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地解决纠纷，真正贯彻了依法调解原则。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审结，依法维护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旧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厦门立德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江群如物权确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号）【案情摘要】

立德置业与厦门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电视博饼王大赛海选场地合作协议。立德置业将主办方分给它的十个参加博饼王复赛的晋级名额以购物抽奖的方式派发给商场幸运顾客。立德置业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员工代替弃权客户参赛。江群如在博饼大赛中博到状元，博到东风风神轿车一辆。江群如受立德置业委托参加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的决赛，又博到状元，博到别克新君威轿车1辆。江群如个人向税务机关交纳了两轿车所得税60160元。后立德置业向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确认江群如博到的东风风神和别克新君威轿车属于公司财产。

本案被称为“厦门中秋博饼第一案”，涉及执行法律规定和尊重民俗习惯两方面的问题，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健康发展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无先例可循，法院如何处理，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海沧法院选择调解处理本案，通过寻找“增量”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组织召开了“风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规制”的司法论坛，邀请厦门地方民俗专家、市政协委员、法学教授、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达成了全力保护博饼民俗文化、坚持依法办案与充分尊重传统民俗习惯相结合、尽力促成双方和解的共识；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的过程以及专家意见向媒体全公开，加强媒体舆论的引导，为调解结案营造有利氛围。经过法院努力，双方达成协议，立德置业将东风风神轿车奖励给江群如，并支付轿车的所得税税款，别克新君威轿车归立德置业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调解意义】

本案是涉及民俗习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很大，法院审判压力很重。该案成功调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妥善处理了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与民俗习惯的关 系，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权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饼”民俗文化，充分证明了“调解是高质量审判”。二是创新地采用增量调解方法，跳出解决当事人诉求之争的定势思维，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出三个递进式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与保护。三是公开审判营造有利于调解结案的氛围，针对案件引发社会广泛议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恪守调解的保密性原则，而是通过公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过程、加强与媒体协调沟通、公开司法论坛共识等措施，及时准确公布案件事实真相，澄清了不实报道，积极引导舆论，促使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最终握手言和。

3、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案情摘要】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获得授权及颁证，授权公告日为1999年6月2日，专利号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分公司）购买了型号为C65N的小型断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销售金额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认为，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生产、销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个型号的产品已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施耐德公司以专利无效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属于现有技术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判决：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施耐德公司赔偿正泰股份公司损失334869872元；驳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坚持调解优先，及时开展调解工作：首先组织双方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调解方案，从中选取了最优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确定了有关调解谈判的原则；针对该方案涉及双方当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个诉讼纠纷及几万种的产品细目、争点繁多的特点，组 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术、管理、法律人员组成的10人左右的谈判团队，常常夜以继日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谈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通过耐心细致调解，寻找利益契合点与共赢点，以达成共识。通过近半个月的艰难谈判，双方当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谈判项目意见书；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的现状，邀请正泰公司董事长、施耐德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谈判，双方最终就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处理达成了六点共识，为双方签署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调解协议打好了基础；同时，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强化司法公开的效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基于该和解协议，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号专利基础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补偿金人民币15750万元，并主动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双方达成的全球和解协议也正在履行中。

【调解意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双 方当事人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解决了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创造了良性竞争、合作双赢的市场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评为“十佳案例”，并被编入《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评注》。本案调解结案的成功实践，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实现了调解方法创新。针对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决定不中止诉讼，但依法延长了本案二审审限，为开展下一阶段调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积怨已久，诉讼纠纷遍布全球，以及双方在文化、法律观念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别的情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解决方案，优中选优，最终确定全球和解方案；针对各方高度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庭审过程，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加强舆论导向引导，营造有利于调解的氛围；针对案情复杂、争点繁多，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谈判团队，展开逐项谈判；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求同存异，率先达 成共识，对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邀请双方当事人进行高层会谈磋商，达成六点共识。由于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双方当事人最终就本案达成了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调解方法，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二是实现了双方当事人互利双赢。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专利有效的行政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下判，而是选择调解作为结案的首选方式，力求案结事了人和。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终结了双方在国际国内的恶性竞争，修复了双方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有力证明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企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中的独特优势。

4、刘爱龙、唐生明等诉有騄（秦皇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号）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别与刘爱龙、唐生明等七原告签订了山海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七原告按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续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两千余万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滞。2010年，七原告遂起诉至山海关区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涉及标的额大、时间跨度长、利益牵涉面广、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大等特点，山海关法院院长亲自参加调解，制定周密调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进行深入沟通，不断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同时，法院还支持引进多家投资机构，通过将前期投入转股、吸引新资金注入等形式，缓解有騄公司的资金困难，案涉工程项目恢复施工。及时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磋商，筹措资金，先行给七原告垫款以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了施工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终全部调解结案，拖欠数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偿。

【调解意义】

本案关系国家森林公园具体项目，关系众多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当地经济发展大局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本案的成功调解：一是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院长亲自参加调解，积极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有关投资方等参与案件处理和调解，案涉工程项目 的恢复施工，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偿，真正做到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民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案件的优势，法院跳出案件寻求案件的有效解决，通过引进新的投资方式解决开发商资金困难，实现了债权清偿和工程复工；通过政府垫资，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立足案件，着眼长远，外引内联，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推动长远发展的调解结案的优势作用，一览无余。

5、严云泰等诉严嘉平等继承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号）

【案情摘要】

本案争议遗产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机器厂的创始人严庆祥、李蕙君夫妇共有的上海市愚园路699号房屋。严庆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遗嘱。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遗嘱，表示将愚园路699号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继承份额。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严庆祥、李蕙君的孙辈后代。三被告作为代位继承人于1996年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后经审判认定遗嘱真实有效。后原告多次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协商出售房产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致使无法出售 房产。原告遂诉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经过通盘考虑，正确选择了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承办法官通过与17位当事人推心置腹的沟通，首先取得了他们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就继承份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再次，创新调解方法，采取由各继承人推荐买家的房屋变现方案，在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背景下，顺利地找到了买家。在买家因为价格过高而退缩时，法官再次与当事人和买家沟通，顺利达成统一的价格。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当事人当月领取了继承款。经过一年半的调解工作，一场纷争十多年的继承案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受到当事人一致称赞。【调解意义】

本案是因继承遗产而引发的典型家庭纠纷。被继承人是上海当地名人，继承人人数众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纷争已久，办理难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调解，对人民法院审理继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亲情，准确寻找调解突破口。法院从亲情着手，耐心释法引导，唤起其对和睦家庭的回忆和向往，并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以亲情感化了各 方当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间的对立，为调解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找准调解难点，创新调解方法。法院准确把握确定继承份额和巨额不动产遗产案变现分配两个难点，创新地采取继承人内部竞价的方式成功变现了房屋，确保了调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权益。法院调解化解纠纷，既实现了当事人的继承权利，更维护了亲情和家庭和睦这一更高的“利益”，同时宏扬了“和为贵”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价值。

6、雷敏平诉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号）【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间坠落摔伤，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工伤二级伤残。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项工伤保险待遇555755.88元，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及工伤保险关系；驳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碍辅助材料费及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轮椅）费用的申请。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各项工 伤待遇并解除劳动关系。承办该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法官针对原告雷敏平截瘫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难，被告属外来企业可能导致执行兑现难等特点，没有径行判决，而是确立了“调解优先”的思路，并制订了详细的调解方案：对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先进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导，着重介绍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难，促使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赔偿款6万元，缓解了雷敏平经济的困境。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伤赔偿金59万元。女子合议庭法官坚持调解回访制度，及时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按期付款，确保了所有的赔偿款全部兑付完毕。女子合议庭发起爱心捐款活动，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得知后深受感动，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赔偿款的如期兑付，为雷敏平的后期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保障。现在，雷敏平已经装上假肢练习行走，并上网学习相关知识。雷敏平重新树立起坚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调解意义】

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是关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导的重点调解的案件类型之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中的独特优势，带着对当事人的真挚感情，怀着为当事人解难题、办实事的愿望去做调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成功调解结案。纵观案件处理过程，贯穿一个浓浓的“情”字，是司法为民的成功实践：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确立了先行调解的思路，没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忧，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难”，选择了调解作为结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双方互谅互让互信的良好基础。调解协议既维护了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让用人单位认识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重要性；再次，在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做到了及时回访、督促落实，确保赔偿款全部履行完毕。尤其是合议庭法官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动，感动了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感动了对方当事人，感动了所有关心雷敏平的人。

7、张必桥故意杀人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刑初字第0004号）【案情摘要】

被告人张必桥入赘赵家，与赵某结为夫妻。2010年11月，赵某与被害人王某某相识后离家出走，与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张必桥在与带人上门挑衅滋事的王某某纠缠打斗中，用刀将王某某刺死。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张必桥认罪、悔罪，并动员其亲属积极筹款赔偿；对被害人亲属，释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严重过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更趋理性，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张必桥向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赔礼道歉，及时赔偿各项损失12万元，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谅解并请求对被告人张必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必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结案后，被告人张必桥亲属、被害人王某某亲属及各自住所地的周边群众分别给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案件审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调解意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惩罚犯罪的同时，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通过积极有效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了当事人恩怨和对抗 情绪，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该案成功调解的实践证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之中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同样重要。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利于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体现教育、感化和社会预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决被害人或亲属经济上的窘迫，减少社会负担，实现对权利人的抚慰和保护。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案件数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坚持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优先调解，对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8、黄浩翔、赵伟等抢劫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09）商区法刑初字第44号）【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时许，被告人赵伟与被害人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等人在被告人黄浩翔经营的台球厅玩耍，黄浩翔与赵伟合谋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随后，黄浩翔电话通知给同案被告人张某（17岁）纠集他人准备实施抢劫。次日零时许，张某及其纠集的同案被告人张钦、南某（17岁）、牛某（15岁）和郭伟龙（在逃）在江滨大道东段与由赵伟带领的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相遇，张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脚踢、搜身等手段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郭伟龙用随身携带的匕首猛刺张延涛左大腿一刀，致张延涛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抢得张函手机一部，抢得翟鹏波手机电池一块。案发后，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要求严惩凶手，并提出50万元的赔偿请求。陕西省商洛市商 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虑到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郭伟龙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岁，最小的15岁，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选择了民事赔偿调解作为处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积极主动促使被告人亲属筹款赔偿，组织被告方当面向被害人父母赔礼道歉；另一方面进行释法解疑，引导被害方理性诉讼，提出合理诉求。六名被告人流泪真诚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获得了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最终谅解。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件得到妥善处理。【调解意义】

抢劫犯罪作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宜主动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严格执 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既满足被害人亲属的合理诉求，又依法对悔罪的被告人从宽处罚，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以人为本，恢复性司法。把民事赔偿作为化解被害人亲属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积极引导被害方理性对待赔偿诉求。经过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感情得到慰藉，对被告方给予了谅解；二是能动司法，促使被告方赔偿到位。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发，积极向被告人亲属宣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注重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重要作用，最终说服被告方积极筹款赔偿。对六名被告人加强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诚悔罪并向被害人亲属真诚道歉，获得谅解，得到宽大处理。

9、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等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闽行终字第35号）

【案情摘要】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2005年挂牌出让处于冠豸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的涉案探矿权，李元丰竞拍获得。经连城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审核后，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 司受让该探矿权。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投入费用进行探矿后，被告知探矿点与拟设置的采矿区均在禁采区，不能进行采矿。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省国土资源厅签订矿权挂牌出让行政合同的行为存在过错，请求赔偿损失378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二审上诉后，针对本案涉及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大局，选择了行政协调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选途径：及时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协调基础；进行合法性评判，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以建议促自纠,改变行政机关不打算赔偿的预期；分清责任承担，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核算赔偿项目，确定协调底线。促成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与连城县国土资源局达成了由连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次性补偿上诉人人民币150万元等内容的和解协议。鑫都矿业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争议问题已经解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上诉。【调解意义】

在本案行政协调过程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变观念，创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坚持合 法性审查原则，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实行和解撤诉制度，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探索判前司法建议，提前表明评判态度，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促成行政机关积极赔偿，彰显能动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各方调整自己的预期，缩小了差距，寻找利益的契合点，为协调结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10、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请求确认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行为违法申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确申字第25号）【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岛海事法院在审理河北船务公司诉德州开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务公司申请，冻结了开元公司的出口退税账户。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审理德州市商业银行诉开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该市国税局将开元公司近2000万元退税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账户。船务公司以德州中院行为导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税款落空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德州中院不予确认，船务公司向山东高院提出申诉。针对案件涉及两家法院保全裁定冲突，加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不明确，为慎重起见，山东高院选择着力做好协调工作的处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诉人关于权利无法实现的思想顾虑，使其相信人民法院会秉公办案、妥善解决纠纷并接受协调；一方面积极与被申诉法院沟通思想，通过发公函、与院领导及案件承办人座谈等形式，统一了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加大了对相关民事案件、海事案件执行力度，查找到开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报退还的出口退税款，另有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经过多方协调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税务机关及抵押权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终该宗土地得以变现，用该宗土地补偿款和出口退税款清偿了船务公司的债权。船务公司与开元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随即向山东高院申请撤回申诉。【调解意义】

本案纠纷因案外人对法院保全行为不服而引发，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涉案及索赔数额巨大，申诉人系香港特区企业，申诉人对上级法院能否秉公执法抱有疑虑。山东高院“跳出就案办案的框子”，经反复协调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纠纷并促成海事积案执结，及时、充分地保护了申诉人 的合法权益。本案的成功协调，有三方面典型意义：一是注意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山东高院在认定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没有轻启国家赔偿程序，而是优先考虑从源头上即执行中寻求救济的思路，并最终协调成功，债权得以完全实现。二是切实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山东高院坚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和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基础上开展协调、引导和解，反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申诉人实现了逾千万的债权。三是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东高院坚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支持，最终使申诉人与国家机关“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切实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取得了“一举多赢”的良好效果。

第三篇：2017全国法院破产十大典型案例

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绍兴地区最早一批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三家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产值20亿余元，纳税近2亿元，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响，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裁定分别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联合管理人。

（二）审理情况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单体规模大、债务规模大，难以通过重整方式招募投资人，但具有完整的生产产能、较高的技术能力，具备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基础。据此，本案采取“破产不停产、招商引资”的方案，在破产清算的制度框架内，有效清理企业的债务负担，阻却担保链蔓延；后由政 府根据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性买家，实现“产能重整”。

三家企业共接受债权申报54.96亿元，裁定确认30.55亿元，临时确认24.41亿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债权申报18.58亿元，裁定确认9.24亿元，临时确认9.34亿元。鉴于三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债权人高度重合、资产独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产不停产”等实际情况，柯桥法院指导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债权人会议职能，并确定三家企业“合并开会、分别表决”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桥法院召开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产力，维持职工就业，实现区域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审理中，通过运用政府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利用闲置土地70余亩，增加数亿投入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项目，并通过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确保“破产不停产”，维持职工就业；资产处置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将三家企业资产可单独或合并打包，实现资产快速市场化处置和实质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过程序集约，以非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的关联企业系列破产清算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采取联合管理人履职模式，探索对重大程序性事项尤其是债权人会议进行合并，提高审理效率。

案例2：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宗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

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无可其他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二）审理情况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解决了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案例3：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登记注册，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其股票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重庆钢铁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债权人申请，重庆市 据重庆钢铁发布的2017年报告显示，通过成功实施重整计划，其2017获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已实现扭亏为盈。

（三）典型意义

重庆钢铁重整案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从根本上实现企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该案因系目前全国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挂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认为属于“特别重大且无先例”。该案中，人民法院发挥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准企业“病因”并“对症下药”，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剥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利用资本市场配合企业重组，实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优化。另外，人民法院在准确把握破产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协同创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联交所首次对召开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下属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纺织及外贸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自营和代理各种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进口化工业务的委托方涉嫌违法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现总额高达20余亿元的巨额负债，其中80%以上为金融债务，而六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仅为6000余万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审理情况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辖）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理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据此申请对六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纺织及外贸行业的影响力及经营前景，管理人通过谈判，分别引入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人，投入股权等优质资产增资近12亿元，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并进行资产重组，同时整合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资源，采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权。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经过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探索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实现企业集团整体脱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对分别进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审理，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过合并清理债权债务、整合关联企业优质资源，同时综合运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重整的同

时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不仅使案件审理效率大为提升，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还化解了2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实现了六家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凸显了破产审判的制度功能与社会价值，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集团）系云南省国资委于2005年8月组建成立的省属大型集团企业，下辖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团经营性亏损合计超过100亿元，涉及经营性债权人1000余家，整个集团公司债务约650亿元，云维股份则面临终止上市的紧迫情形。如债权人维权行为集中爆发，煤化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集团旗下4.3万名职工中大多数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72亿元债券面临违约，数百亿金融债权将损失惨重。

（二）审理情况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和NET系统（以下简称“两网”系统）流通转让股票的股份公司破产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两网”系统停止运行后，“两网”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困难、股份流动性差等问题，但由于存在着可能申请公开发行的政策优势，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本案中，京中兴公司通过重整引入优质旅游资产，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并为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申请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两网”公司通过重整重返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对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落实北京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促进首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把企业上市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的要求，对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首都营商环境亦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方式，通过对识别机制、重整听证程序、沟通协调机制的综合运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发挥了预重整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案例7：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庄吉服装是温州地区知名服装品牌,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四企业长期经营服装业务,且服装业务一直经营良好。但因盲目扩张,投资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业，2014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不但导致投入造船业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更引发了债务人的银行信用危机。2014年10月9日,除服装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审理情况

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园区公司、销售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并根据企业关联程度较高的情况,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申报债权约20亿元,确认约18亿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请求温州中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2016年1月27日,服装公司亦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础条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温州中院在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四企业合并重整的基础上，经过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随后管理人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

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仅出资人组部分股东不同意。经与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沟通,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对大股东经营决策失误有怨言,对重整计划本身并无多大意见。2016年3月17日,温州中院强制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后,温州中院及时根据《中共温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6）9号文件]对重整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使得重整企业隔断历史不良征信记录、恢复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银行账户、正常开展税务活动、解除法院执行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为重整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的典型案例。实践中，一些企业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重整计划的通过上，虽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准后终止，但重整后的企业能否迅速恢复生机,还需要在信用修复、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才是完整发挥重整制度价值的关键。本案中，在庄吉服装系列公司重整计划通过后,温州中院积极协调，为重整后的庄吉服装系列公司赢得良好经营环境。此外，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庄吉

服装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农债权人83名，债权金额合计约776万元）。管理人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向铁观音集团增资2.2亿元，持有铁观音集团股权76.2%，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为23.8%；铁观音集团普通债权清偿率7.54%（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30%），比清算条件下的清偿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厂普通债权清偿率16%（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40%），两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获得高票通过。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组方投资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确认两案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传统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厂、铁观音集团等企业共同形成了茶叶种植、生产、研发、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涉农企业。重整成功使“安溪铁观音集团”这一著名商号得以保留，带动茶农、茶配套生产商、茶叶营销加盟商相关产业发展；且投资方“互联网+”思维模式、合伙制商业模式、“制茶大师工作室”等创新模式的引入，对传统农业企业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科研创新等方面进行升级转型，同时化解了金融债权约5.8亿元，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此外，本案中，经审计机构和管理人调查，两家企业在主要财产、交易渠道、账册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实质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审理模式对于安溪茶厂和铁观音集团两个关联企业进行重整。基于两家企业母子公司的关系，招募同一个投资人作为重整案件的重组方，最大限度整合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重整的价值，实现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汽车）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为轻型客车的制造、销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陷入困境。2009年开始停产，诉讼集中爆发，职工大规模上访。至2017年1月，累计负债27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1440人，普通债权人130余家，相关执行案件130余件，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中顺汽车破产重整案件。

（二）审理情况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该企业停产时间长、社会稳定压力突出、协调审批事项复杂等现实情况，法院通过“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会商后决定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牵头抓总，主导重整程序

推进；清算组除管理人基本职责外，侧重解决职工安置、维护稳定，协调、审批，产业政策把握等事务。

针对企业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债务问题，保证公平清偿；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资人引入过程中，采用市场化招募方式，将引入新能源产业作为目标，指导管理人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招募公告，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导向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要件，通过严格的招募遴选程序，从报名的主体中择优选定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思博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威马汽车作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中顺汽车注入活力，构建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实现了中顺汽车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的转型升级。2017年6月30日，债权人会议各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18年1月，中顺汽车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报告。

（三）典型意义

中顺汽车重整案是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协调机制的优势，以常态化工作平台有针对性指导个案，同步化解困境企业债务和经营问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振兴的典

型案例。中顺汽车案件审理中，充分利用“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平台优势，判断企业的救治价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产业发展方向，搭建引资平台，促进项目落地，并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快速完成变更、审批事项，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成功重整，助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案例10：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维公司）拥有全球 确定相关债权数额并将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明确文投公司义务。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代表债权金额275,892,800.36元，表决通过该草案；普通债权组过半数同意，代表债权金额761,128,974.3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77.30%，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表决未通过该草案。2017年12月4日，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资资金到位；1月26日，广西高院裁定确认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债权人债权共计1,469,526,673.18元，其受偿金额分配共计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个直接由高级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件。由于考虑到公司经营项目为国际知名大型实景《印象·刘三姐》剧目，对广西旅游业、地方经济影响较大，且公司所有资产被国内、区内数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职工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等情况，广西高院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 力，确保800多名演职人员就业机会也解决关联公司548名职工安置问题，相关产业通过《印象·刘三姐》项目实现升级改造，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第四篇：2012年法院十大经典案例

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来源： 张维林†的日志

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今天推出。这十大案件均为本报2012年所报道的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或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是：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即网民热议的“天津彭宇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吴英集资诈骗案、足球系列反腐案、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

这十大案件的评选，力图对2012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多种类型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发挥典型案件辐射效应，回应人民群众对重大典型案件审理结果的关注，提升审判质效；集中体现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应法院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杨立新、肖建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分别为十大案件做了精彩点评，对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予以深刻诠释。（记者 刘吟秋）

① 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

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

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许云鹤案事发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引起民间广泛关注。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院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致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际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

对此，《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将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也明确要求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这是推行法制、塑造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就该案而言，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

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主要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社会法制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② 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亡国外十余年的赖昌星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该案展示了我国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缔结了百余项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双边和多边司法合作机制，通过引渡、遣返等司法合作方式，有力地打击了犯罪。赖昌星的成功遣返在一定程度上为追逃犯罪开辟了新的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该案也见证了十余年来我国刑事法治与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赖昌星逃亡距被遣返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国际方面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人权保障情况的质疑。在国际司法合作方面，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死刑不引渡”原则。由于在2011年以前，我国刑法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这就成为遣返赖昌星回国的最大障碍。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的刑事法治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2004年我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1年，修正后的刑法取消了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在内的很多经济犯罪的死刑。这些努力成为赖昌星能够成功遣返回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赖昌星的成功遣返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保障努力的认同。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正，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二条，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程序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努力与决心。

就该案而言，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还包括赖昌星外逃后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按照以往的规定，我国没有缺席审判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是不能作出裁决的。外逃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无法归案，其违法所得亦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径加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创建了财产罚没程序，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后违法所得的处理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就解决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案的情况下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有助于挽回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提升打击犯罪的力度。

③ 吴英集资诈骗案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东阳市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高院重新审判。

2012年5月21日，浙江高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曾经的亿万富婆到如今的阶下囚，吴英的命运恰似冰火两重天，令人扼腕叹息之余也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深思。单纯就案件事实来看，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以及如何处刑成为该案法庭辩论以及民众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吴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并无入罪的必要性。就构成何罪而言，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表述来看，集资诈骗罪的前提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具备此前提下，行为人还应具有将集资款占为己有的目的才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了相应的界定。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吴英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该案中吴英集资的对象是否属于公众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这种事实认定与主观判断的差异恰是导致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在死刑的适用问题上，民意与法意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民间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声音占据压倒性的地位。

反思该案，死刑的存废与改革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逐步废除经济类犯罪死刑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罚结构体系，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摆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该案更加令人警醒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民间资本、民间融资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一个吴英倒下，是否还会有无数个“吴英”冒出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对此，我们是一如既往地予以扼杀，制造更多的“吴英”，还是反思制度体系本身的问题，转向引导民间资本的法治化？显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④ 足球系列反腐案

辽宁丹东、铁岭、鞍山、沈阳四地中级法院2012年6月13日对7起涉足球系列犯罪案的11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其中，谢亚龙、南勇、蔚少辉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申思等4名前“国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均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历时3年多的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自2009年4月前沈阳队球员王鑫被辽宁警方逮捕到延伸案件的依次侦破，从众多案件被提起公诉到谢亚龙、南勇等前足协官员被依法重罚而尘埃落定。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刑罚手段来治理体育行业，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舆论一般认为，中国此次严惩足球腐败行为，不仅是对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继续加强。

以上评论固然不错，但情况却决非如此简单。足坛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仅说是因为低下的竞技水平和糟糕的国际比赛战绩，令许多民众极为不满，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刑罚处罚，一定程度上或许能暂时满足公众的愤怒心理。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迅速提升我国的足球竞技水平的话，单纯靠

一、两次运动式的反腐，恐怕有些勉为其难。从此次足坛反腐系列案的审理中所揭露的事实来看，过去几年中，我国足坛的腐败，可谓是触目惊心。涉及人员不仅限于主管官员，还包括裁判以及球员在内；涉案内容从赌球、操纵比赛到贪污、受贿；不仅涉案人数多，而且犯案行为还呈现出经常性、日常化的特征。由此看来，我国足球的腐败，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具有制度性的特征。对这种制度性腐败，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脱胎换骨，单靠用刑法惩罚几个人，可能还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从去年尽管足坛反腐力度极大，但我国足球成绩并未有明显起色的情况来看，就可以窥豹一斑。西方刑法学大儒李斯特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提起，“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以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手段治理足球这种并不涉及我们普通人的基本生活的行业活动时，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⑤ 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

iPad商标归苹果还是唯冠？这场备受关注的苹果有限公司、IP发展有限公司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Pad权属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2012年7月2日，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就iPad商标案达成和解，苹果向唯冠支付6000万美元。

2009年8月，IP发展公司向英国唯冠公司提出收购唯冠在各国登记注册的所有iPad商标的意愿。后经多次辗转，谈判主体变成IP发展公司与台湾唯冠公司。双方于同年12月23日签署商标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10个iPad商标，其中包括深圳唯冠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的涉案的2个iPad商标，转让对价为3.5万英镑。

2010年2月，IP发展公司以10英镑的价格将上述10个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之后，苹果公司要求深圳唯冠公司变更涉案两个商标权属的注册登记时遭到拒绝。深圳唯冠称，台湾唯冠无权处分深圳唯冠公司商标。

iPad商标权属纠纷于2010年5月正式诉诸深圳中院。一审认为，订立转让合同的台湾唯冠无法代表深圳唯冠，苹果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表见代理成立，并以此为由驳回两原告诉请。两公司提起上诉。广东高院最终调结此案。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苹果公司与唯冠公司关于iPad商标的争执，曾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随着双方在法庭上握手言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孰是孰非，已经变的不重要了，而通过和解化解商家纠纷，保护商家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更加引起各界的重视。

本案争议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不可谓利益关系不重大，特别是有的当事人已负债累累，其债权人达到数百人，而其最大的财产估值主要集中在iPad商标的价值上，诉前就已被数个银行申请轮候查封。如果其价值发生贬损，不仅对争议的当事人是重大损失，而且会导致所有的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失。这样的情形实属牵一发而动全身，案件审理不可以掉以轻心。

值得称道的是，承办案件的合议庭并非简单地就案论案，就法论法，而是认为，为使纠纷双方利益最大化，调解是最佳选择，因而认真全面地做好调解工作。在调解中，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坚持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充分听取苹果公司、唯冠公司代表的意见，创造条件让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最后终于达成调解协议，圆满解决纠纷，使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的审理结果都表示满意，他们的债权人也都满意。

我关注本案，最为看重的有两点：第一，公正调解是处理民事纠纷特别是商事纠纷的重要方法。其实，对于利益对立的重大争议，依法作出裁判并不难，但是有时候一裁了之并不能保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公正调解，当事人各自后退一步，就会使对抗化为合作，不仅解决了纠纷，而且更能够保护各方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调解应当依法进行，而不是通过调解而压制一方保护另一方，须知违法调解压制的总是理直的一方，而获得利益的总是理屈的一方。只有公正调解，才能够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结果。第二，当事人也应当看到，利益的保护和公司的发展，并不是以邻为壑，睦邻才是根本。在商业竞争中，有的商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表现的是短视的、唯利的、贪婪的心态，不论是恶意挑起诉讼，还是在诉讼中恶意中伤，反映的都是这样对私利的追求。而正当的商人，完全懂得经营之道在于和谐，即使商业竞争亦得有道，必须依法进行。即使发生纠纷，也应当求和解，求发展，听得进调解的意见，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值得称道的，值得各位商家借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纠纷不难解决，法官也就好当得多。

⑥ 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

历时1年多、涉及1.8万多名灾民切身利益的“9·21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引发的财产损害索赔系列案终于得到圆满解决。2012年9月12日，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政府、钱排镇人民政府作为代表，与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被告信宜紫金公司将在9月20日前一次性先行支付赔付金额2.45亿元，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受损个人和单位后，原告申请撤诉结案。

2010年9月21日发生的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宜市法院先后受理“9·21”系列案件2502件，诉讼标的3.4亿元。

信宜市法院分两批对20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分别于2011年12月27日和2012年3月18日全部成功调解结案，22名遇难者家属全额领取了赔偿款1267万多元。之后，法院又集中力量对余下的2400余起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并成立了由院长梁旭有任组长的调解工作组。

整个调解工作历时五个多月，法院每天均安排两场以上的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信宜紫金公司先后赔付金额超过3亿元。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建国

大规模侵权纠纷的诉讼解决，历来是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难点。我国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虽然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在处理紫金矿业溃坝系列索赔案之类的案件时，仍然存在着捉襟见肘的技术难题：一是受害人人数众多，多为山区村民，信息沟

通不便，举证能力普遍较低；二是受损情况不一，受损原因复杂，多因一果，致害方和责任人较多，责任大小和责任分担的认定具有挑战性；三是主要责任人经济实力雄厚，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难度和阻力很大。

本案中，信宜法院绕过代表人诉讼，化繁为简，采取“分批审理、集中庭审、集中举证、个案结合”的方式，逐一化解了上述技术难题。一是上门立案，方便1.8万名灾民起诉。二是结合受损原因和损害类型，对约2500件案件进行分类分批处理，总体思路是先易后难，先人身后财产，注重轻重缓急。例如，法院先处理尾矿库下方的达垌村5名死者的5件案件，接着处理与石花地水电站有关的涉及双合村17名死者的15件案件，最后再处理涉及公共财产和灾民个人财产损失的2477件案件。三是创新举证和质证方式，把近10吨重的证据材料进行分类，先书面交换证据、固定证据，然后集中庭审、集中质证，依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事实。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来实现受害人利益的最大化。

本案的最大亮点在于政府以众多灾民的利益代表身份参与了争议的解决过程，并且在同责任人的赔偿谈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避免了受害灾民与责任人之间力量相差悬殊的一对一谈判，保证了谈判结果的自愿性和公平性。实际上，溃坝事件使信宜市政府在公路、河堤、学校等公共财产上蒙受了巨额损失，因而具有参与谈判的足够动力和动机。信宜法院正是看到了信宜市政府与广大灾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建议由政府出面与责任人进行一揽子的赔偿谈判，并最终获得了皆大欢喜的处理结果。这种处理方式彰显了信宜法院的司法智慧，对于各地法院处理利益结构与本案相似的大规模纠纷具有强烈的示范价值。

⑦ 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薄谷开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被告人张晓军有期徒刑九年。薄谷开来和张晓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查明，2011年下半年，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尼尔·伍德在电子邮件中言辞威胁薄某某，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害。为此，薄谷开来安排重庆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其家中勤

务人员）、同案被告人张晓军邀约并陪同尼尔·伍德到重庆，于2011年11月13日安排尼尔·伍德入住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当晚薄谷开来安排张晓军携带毒药陪同其前往尼尔·伍德住处，双方一起饮酒、喝茶。薄谷开来趁尼尔·伍德呕吐后要喝水之机，将毒药倒入其口中，致尼尔·伍德死亡。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对薄谷开来等故意杀人一案，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应当说，这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法治原则的睿智判断。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以故意杀人罪对薄谷开来起诉和定罪，定性准确。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关被告人的作案情况，在审判开始以前，就已经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使得本案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形势之下，司法机关选择以故意杀人罪这种处罚最为严厉但又和种种案外传闻无关的普通刑事犯罪对其起诉并结案，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避开此前的各种猜测和流言；另一方面，还能保持对被告人进行最严厉谴责的可能。这种定罪过程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的睿智和守法精神。

二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量刑妥当。众所周知，死缓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在刑法评价上，就是死刑，其适用的对象是“罪大但恶不极”，尚有改造可能的罪犯。作为本案被告人的薄谷开来因为和他人发生纠纷而邀约同伙，使用氰化物毒杀他人，后果严重，手段恶劣，罪当处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法院同时考虑到，其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等对其有利因素，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种判决结果，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意外，但仍然是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的处理，体现了我国刑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⑧ 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

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查明，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四项罪名追究刑责。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盘点典型案例，对于王立军案件，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研究他究竟犯了哪些罪行、应当怎样量刑这样的刑法观念，而在于研究他作为一个执法官员，是怎样明知违法犯罪而故意实施这些犯罪，进而破坏法治的。在王立军所犯的四宗罪中，徇私枉法罪和滥用职权罪都是这样的罪行。

作为一个执法官员，特别是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领导人，应当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但是，按照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王立军在薄谷开来杀人案件中，出尔反尔，开始为徇私情，明知有重要证据证明犯罪，却指派亲信负责侦查该案，隐瞒重要的录音证据，明知侦查结论违反客观事实却予以认可，甚至将监控录像硬盘交给犯罪嫌疑人处置，以使其免受刑事追诉。继而，由于与嫌疑人产生矛盾不断激化，却又翻云覆雨，要求有关人员重新调取、整理案件证据，交出隐匿的重要证据，最后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同时，王立军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授意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合法审批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这样知法犯法，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一个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的身上，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王立军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一是政法官员特别是政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如何形成法律思维，养成遵法、守法的素养，进而成为执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机关的官员都不执法、不守法，甚至戏弄法律，将法律视作儿戏，国家法律还有何尊严？人民的权利还有何保障？可是，王立军之类的官员还在不断被揭露出来，并且没有被揭露出来正在玩弄法律的官员还大有人在。因此必须警醒！二是人民不允许历史倒退。尽管曾经有人说过“文革”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但人民是不准开历史倒车的。王立军以及跟他有一样思想的人，复辟“文革”只能是短暂的，最终落得叛逃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后果。本案的法院判决书，既是对王立军所犯罪行的裁判，更是对人民不准历史倒退所作出的宣言。

⑨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进行二审宣判，即对糯康等6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架、劫持船只案的上诉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对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的死刑判决，维持并核准对扎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维持对扎拖波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

云南高院审理查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认定糯康犯罪集团为报复中国船只和船员，勾结泰国不法军人，于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缅甸和泰国水域劫持中国船只“玉兴8号”、“华平号”，并枪杀13名中国船员，运输大量毒品的犯罪；为劫持往来船只、索取财物，于2011年4月2日至6日在湄公河缅甸水域劫持中国船只、绑架中国公民、勒索巨额赎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中国公民实施犯罪的案件，糯康案释放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政府有责任、有能力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不论这种侵害是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之外。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刑法都规定，外国人在本国领域外对本国国家或者公民实施犯罪的，可以适用本法，但各国立法者都心知肚明，这种规定，只是一种宣示性规定，其实现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决心和意志，更有赖于该国的综合国力，即是不是有能力将在本国领域之外、侵犯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的罪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在糯康案中，6名武装劫持中国船只、放置运输毒品、杀害13名中国公民、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罪犯均为外籍人员，长期盘踞在湄公河畔的“金三角”地区，和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盘根错节，关系极为深厚，因此，要捉拿这样的罪犯到我国，依照我国法律进行审判，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让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不仅将他们悉数捉拿归案，而且依照我国法律，向全世界公开审判。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我国政府的意志和决心，更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使得我国刑法第八条的保护原则规定没有沦为一个空设条款。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将陈汤在给汉元帝的上奏中的这句话至今让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这句话是对我国刑法第八条规定的最好说明，也是对糯康案审判意义的恰如其分的阐释。

⑩ 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

原告王霞琴等148名小股东以东盛科技的虚假陈述行为使其在投资东盛科技股票中遭受包括投资差额、印花税、佣金及利息等损失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2012年6月18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东盛科技于1996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771。2010年4月13日，因东盛科技2002年至2008年期间，没有按规定披露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披露银行借款事项，中国证监会对东盛科技及郭某、张某等15名责任人因虚假陈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对于这起小股民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西安中院非常重视，决定调解此案。2012年12月7日，经法院主持，148名原告与被告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东盛科技于和解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王霞琴等148名小股东共支付1295.84万元，逾期各原告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建国

本案是2012年最大的虚假陈述索赔案，是继东方电子、大庆联谊、杭萧钢构、科龙电器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成功案例之后的又一经典案例。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等虚假陈述行为而引发，往往涉及众多受损股东，赔偿数额较大，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影响甚巨，而西安中院处理的东盛科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系列案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这起小股民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西安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本着调解优先、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原则，经过长期细致的沟通协调，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西安中院院长任高潮等院领导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思路，亲自参与制订调解方案，采取了分类处理的方案，逐一确定了148件案件的具体赔偿及补偿数额，一次性调解解决。二是坚持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依法调解，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揭露日时点、系统风险等主要焦点问题积极引导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判断，适度平衡双方利益，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理性地解决纷争。尤其是本案两个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对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三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48位受损股民获得了1295.84万元的赔偿，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受偿比例较高的案件。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48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处理，综合平衡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法人股股东等各方的利益，极大地提升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增强了人民法院在社会公众、广大投资者心目中的公信力

第五篇：江苏法院2011十大民生案例

江苏法院2011十大民生案例

www.xiexiebang.com 来源：江苏法院网 作者:省法院 更新时间：2012-03-01 12:02:57

1、夫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对外欠款并非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情】禄某与戚某于2003年1月30日结婚，于2011年3月21日离婚。2011年3月18日，禄某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有禄某借周某50万元整。借款三日后禄某与戚某离婚。后禄某未归还借款，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禄某、戚某共同归还5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借款是否应由禄某、戚某共同偿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禄某向周某借款数额较大，已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没有证据表明禄某借款得到了戚某的同意；禄某在借款前频繁出入境、借款后三天后双方即离婚，该笔借款根本未用于家庭生活。法院遂判决，禄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归还周某借款50万元，驳回周某要求戚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条确立了夫妻债务外部法律关系中以债务形成时间为共同债务的判断依据，即债权人只要证明该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应当共同对外承担偿还责任。实践中，该条为一些不诚信的人所利用，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损害另一方配偶的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该条款是对《婚姻法》相关规定的解释，那么对该条款的理解不能仅拘泥于该条款本身，还应当结合《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婚姻法》对于何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能够举证证明该债务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应当排除夫妻一方对债务的偿还责任。

2、因房产新政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应当认定为系基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

【案情】2011年1月16日，被告赵某（甲方）与原告江某（乙方）、某房产经纪公司（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约定：江某向赵某购买房屋一套，并约定了房屋总价、定金、中介费的数额及支付时间等。合同签订后，江某向赵某支付了定金10万元，并向经纪公司支付了居间费用15000元。2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市区内向其销售住房。”江某与其妻车某因已有两套住房无法购买该住房。3月2日，江某以房产新政出台致其无法购房为由，起诉赵某要求其退还所收定金10万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除《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赵某退还江某定金96000元。2011年5月25日，江某以上述理由再行起诉某房产经纪公司，要求其退还所收居间费用15000元。该案经本院多次调解，均未果。法院经审理后判令该经纪公司退还江某居间费用14000元。

【点评】国家出台房产新政是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上的各种不理智行为，这种政策的出台系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若因房产新政致已经订立的合同事实上无法履行，买方要求卖方退还已收房款，符合情理，应予支持。若卖方在交易过程中确有损失，也可视情由买卖双方分担该笔损失。关于居间合同关系，因房产新政导致此项交易最终无法进行，居间人已经收到的居间报酬理应退还江某，但居间人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江某承担，因此，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到经纪公司已经提供的服务，对应当退还的居间费用适当酌减，有效维护了购房者和经纪公司双方的合法权益。

3、物业公司因管理不善给业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情】2010年5月3日5时56分许，原告陆某家中发生火灾。公安消防支队119接报中心接到报警后赶赴现场扑救。消防车辆赶到小区时，由于小区主干道一侧停满轿车，另一侧仅能通过小型车辆，消防车无法通过，消防人员无奈只能从该小区大门前的消防栓接水，铺设数百米的消防软管，由于管道过长，水压不够，未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火势，导致火灾蔓延到陆某的邻居家中。陆某家因火灾导致损失237969元。其后，陆某与邻居达到赔偿协议，并约定对于非原告承担的责任部分，原告享有追偿权。5月28日，公安消防大队消防监督员因该小区消防通道被占用，给予某物业公司罚款人民币6000元的行政处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陆某应对该起火灾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被告某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企业，除了负有确保车辆停放有序、保障小区内交通秩序等物业管理责任外，还负有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的法定义务。由于被告疏于管理，该居民区内的消防车通道被堵塞，致使火灾发生时消防车辆无法进入，延误了灭火救援的时机，因此被告对该起火灾的蔓延并最终造成巨大损失负有过错。该起火灾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其中的30%，其余损失由原告承担。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79839.30元。

【点评】本案焦点问题在于对小区物业管理职能的理解，涉案小区由于开发时间较早，小区内车库及停车位较少，由于近年来私家车数量急剧增加，该小区业主经常将轿车停放在小区主干道的一侧，物业服务企业认为只要确保小区内业主车辆停放有序、保障小区内道路通畅，其就履行了物业服务职责，但却忽视了《消防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消防法》，物业服务企业在服务区域范围内还负有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的法定义务。虽然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做到了“小区内业主车辆停放有序、保障小区内道路通畅”的约定内容，但由于忽视了确保消防车通道不被堵塞消防安全义务，因此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小区车库及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已是普遍现象，在居民小区内，车辆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普遍存在，火灾隐患问题突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增强群众的消防意识、政府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外，物业服务企业也应当明确确保小区内消防通道畅通是其法定义务，必须加强管理并且要敢于管理。

4、职工拒绝用人单位违反安全规程存在事故隐患的指令不构成违反劳动纪律

【案情】徐某系常州某公司的叉车工。2008年3月24日，该公司生产部经理要求徐某协助、配合投料工的工作，将内燃叉车开到投料工的工作区域，将该区域地面上装有面粉的铁质货架（其上堆放有几十袋袋装面粉，每袋25公斤）用叉车抬高，并使之保持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高度，方便叉车旁的投料工取卸面粉进行投料操作。徐某认为该指令有违安全操作规程，且存在事故隐患，遂拒绝服从。3月25日，该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同样要求徐某照此操作，徐某亦予以拒绝。其后，该公司以徐某两次“拒绝听从主管人员合理指挥监督，经劝导仍不听从”及“故意不服从上级指示”，构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徐某的劳动合同。徐某不服，遂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裁决作出后，其不服裁决，诉至法院。法院审理中，经查阅相关教材、咨询相关机构，确认该公司生产部副经理的指令违反了劳动部门关于内燃叉车加强安全操作规程中有关“叉车停车后，禁止将货物悬于空中”的操作规范。鉴于此，法院认为，徐某拒绝执行上述工作指示具有正当性，不构成违反劳动纪律，常州某公司解除与徐某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遂判决常州某公司支付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447.56元。

【点评】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指令是劳动者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但这种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该种指令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规程，不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基础之上，即只有合法指令职工才应当遵从。本案中，常州某公司负责人指令与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明显不符，虽然其在庭审中辩称，该指令在该公司从未造成过安全生产事故，但是没发生过事故不等于没有事故隐患，等真正发生事故了，那就为时已晚了。安全生产不仅仅是企业负责人的事，作为职工也应当时时刻刻为安全生产尽一份力，对于违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指令，职工加以拒绝不仅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种为企业、为个人、为社会的责任。

5、以房屋买卖合同形式进行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

【案情】2008年8月，吕某与张家港某公司先后两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家港某公司将八套房以31482000元的总价出售给吕某，同时两份合同均确认吕某已于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支付合同项下全额现金购房款，张家港某公司也出具了收到相应现金购房款的收款凭证。其后，因吕某认为张家港某公司未履行交房及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造成其损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张家港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属登记及交付手续及赔偿相应损失。张家港某公司认为该案形式上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实际上是民间借贷担保纠纷。事实是张家港某公司向吕某借款1200万元（实际仅支付990万元，另230万元为预扣利息），该公司以8套价值3498万元的商品房作为还款的担保，担保的形式采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吕某也从未实际支付购房款。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的民事法律关系，应按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履行。根据有关规定，因吕某在法院向其释明后仍坚持其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法院依法驳回了吕某的诉讼请求。吕某不报，提起上诉。二审中，当事人又向法院提交了张家港某公司向吕某出具的借条，进一步证实了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后吕某撤回上诉。其后，吕某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重新向人民法院起诉，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吕某与张家港某公司达成了归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调解协议。

【点评】近年以来，由于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银根收紧，一部分企业和个人融资渠道不畅，导致民间借贷异常活跃。一些民间借贷中的出借人为了规避国家关于民间借贷利息最高额的限制以及其他法律风险，往往采用预扣利息、将利息充入本金等方式赚取高额利息，有的则干脆将民间借贷的形式也规避掉，直接以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融资，实质上是以房屋作为借款人还款的担保，在借款人无法还款的情况下直接以房屋过户的方式将房屋的所有权转归出借人所有。这种方式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在审判实践中极易引发争议。特别是对于出借人来说，在房屋价格上涨迅速的情况下，其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借款的高额利息（如本案中合同价款3100多万与实际借款990万之间的差额即为高额利息），还可以获得房屋价格上涨的超额利润，导致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衡。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查清真相，揭开假相，准确认定事实，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并作出判决。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民间借贷关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保护合法利息的原则，即保护当事人约定利息中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的部分，对于超过部分则不予保护。

6、储户密码泄露致存款被冒领如果银行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情】犯罪分子以做生意为由，骗取邵某的信任，借机偷窥密码并利用随身携带的刷卡器复制了邵某银行卡内信息，嗣后即用复制卡和密码从ATM机上通过转帐取得现金10万元。法院认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没有为储户提供安全的服务保障和良好的服务秩序，且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存在缺陷，不能担负起鉴别卡真伪的义务，对本案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邵某未能履行储蓄合同赋予其的储蓄帐户信息及密码保管之责，是造成本案损失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判决银行赔偿邵某4万元及相应利息。

【点评】保护存款安全是储户与银行双方共同的义务。存款密码是保障交易安全、确认交易者身份的重要认证手段，是银行对外付款的必要条件之一。存折密码由储户本人在开户时自行输入设立，银行并不知晓。因此，根据证据控制和证据距离原则，密码如对外泄露，首先应归责于储户自己，除非储户能够证明密码的泄露与自己的行为无关。故在存折密码如何被泄露的事实无法查证，而储户也无证据证明系银行的过失导致存折密码泄露的情况下，只能首先推定负有保密义务的储户对其存款密码未能尽到妥善保管和保密的义务。而作为储蓄机构，则应当保证存折及银行卡的交易安全，对于伪造的存折及银行卡应当建立一定的识别机制，从而杜绝不合理的业务风险。

7、医疗机构私改病历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情】2008年4月，患者孙某因患子宫肌瘤在卫生院手术治疗，出院后因左腿疼痛回卫生院检查，被确诊为左腿静脉栓塞转至徐州市某大型医院治疗，期间又发生右下肢静脉完全性栓塞两次。住院治疗45天，花医疗费45954.93元。孙某出院后将卫生院推向被告席。经查，卫生院在《手术同意书》中添加了内容为“进行手术后有可能形成静脉栓塞”的注意事项；孙某的住院病历在卫生院没有封存。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右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与卫生院的医疗行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卫生院没有及时封存住院病历，且对病历内容进行了故意添加，过错明显，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判决卫生院赔偿孙某43428.74元。

【点评】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在医患纠纷中承担过错责任。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应当提供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初步证据。但对于医疗机构的较为明显的过错行为，《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制度，其中有一项就是“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病历（包括诊断证明书、病历、检查报告单等）是客观记录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活动的文字资料，是判定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分析以及治疗措施是否正确的主要依据。对病历的篡改会直接导致对医务人员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患者的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进行正确判断。因此，如果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就应当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过错大小及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

8、合法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案情】原告韦某与被告汤某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某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约定汤某自愿补偿韦某44000元。后因汤某仅支付15000元，拒付余款29000元，韦某诉至法院要求汤某立即支付29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法成立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作出支持韦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点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化解了大量的纠纷，为维护群众利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人民法院诉讼一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也是处理民事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且，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程序简便、效率较高；同时，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也赋予了较高的法律效力，有力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需要强调的是，人民调解协议是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都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不仅源于法律规定，更是个人诚信的体现。

9、以伪造的借条进行虚假诉讼应受到法律制裁

【案情】原告甄某（女）称其卖给被告张某（男）一批药材，张某收货后欠货款未还，持借条起诉要求张某偿还借款本息285950元。张某辩称其和甄某有过男女暧昧关系，没购买过甄某的药材，欠条系伪造。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和委托司法鉴定查明：借条上指纹虽系张某指纹，但借条字迹在“张某”名字字迹之后形成，且签名系斜着、倒着签字形成，除张某签名外均系甄某所写，结合甄某对张某如何按指纹的陈述前后三次不一致、对张某是否出具收货条的陈述前后矛盾、对药材价格的陈述也与市场实际情况不符、说错张某药店名称，张某在一审法院第一次通知其调解时即到公安机关报警等情况，法院认定不具有真实性，判决驳回甄某诉讼请求。

【点评】虚假诉讼行为一直是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甄某利用虚假证据起诉，幻想获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不仅官司败诉，还被法院以妨害民事诉讼为由采取了强制措施，损失近2万元诉讼费和鉴定费，受到了严厉制裁，可谓得不偿失。行为人利用了公权力来达到诈骗目的，损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司法秩序，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诈骗、伪造证据等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10、能动司法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案情】2011年10月中旬，上海某公司淮安分公司因经济形势变化和经营管理不善，公司停产，负责人下落不明。因该公司尚拖欠105名工人三个月工资未发放，为此公司工人曾集体到市、区有关政府部门信访，采取过激方式维权。2011年10月28日，工人得知企业有可能要转移公司机器设备等固定财产，为此申请对该公司的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诉前保全。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立即审查，开启维权绿色通道，简化程序，及时作出准予财产保全的裁定。次日（星期六），法院领导带领干警加班对该公司的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清点、查封。11月9日，法院立案受理该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后，法院干警与政府相关部门、派出所相关人员一同前往上海查找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调查公司资产情况。经多方查找，联系到公司法定代表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确定于2011年11月28日开庭审理本案，同时开展调解工作。11月19日（星期六），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许，经过十四个小时连续不断的调解工作，在法院主持下，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公司同意于2011年12月10日前支付拖欠的工资。法院还想方设法、积极沟通，说服该公司同意提前变现查封的财产。后法院多方联系，寻找买家、积极变现，在一周内将该公司全部机器设备变卖，并将所卖款项405000元全部汇入法院指定账户，比常规执行、估价、拍卖的程序缩短了6个月左右时间。2011年11月29日，在法院主持下，该公司提前支付了第一批起诉的89名工人工资27万余元。第二批起诉的有16名工人，拖欠的10万余元工资已于12月9日发放。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充分关注民生，突出调解优先，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调解，从诉讼立案，到第一批89名工人拿到工资仅用10天时间，及时高效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得到了群众的赞许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

【点评】依法及时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工兄弟的切身利益，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之举，一直是人民法院民生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全省各级法院高度重视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工作，建立了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快速审理、执行和联动化解工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关注弱势群体利益、注重民生权益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动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