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审判白皮书写作提纲-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原审判白皮书写作提纲-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通报会材料一

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20周年”

通报会上的通报稿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金民珍

（2016年12月20日）

各位领导、来宾、同志们：

大家好！

今年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成立20周年，下面，由我向各位通报我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历史回顾

1996年9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继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之后，我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开始受理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案件。此后，因行政区划调整，黄浦区人民法院先后于2000年7月、2011年6月与原南市区人民法院、原卢湾区人民法院“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黄浦法院。其中，原卢湾法院于2008年10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设立了知产庭。

2009年3月，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划片集中指定管辖的相关规定，黄浦法院开始受理原黄浦区、原静安区、普陀区、嘉定区、青浦区内的一审知产案件。目前我院受理的案件范围为黄浦区、长宁区（仅限民事）辖区内的一审知产案件。

此外，就知识产权审判模式的演变来说，黄浦法院自2007年借 鉴浦东法院工作经验，开始尝试由知产庭统一受理辖区内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至2008年12月开始建立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正式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综合审判机制。

二、主要成果

（一）始终抓好执法办案要务，确保案件审判质效

自成立以来，我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上级法院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从零起步，日趋完善。截至2016年9月，20年来我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共计3663件，审结3416件。其中，知产民事案件占总结案数的94.15%，而所有知产民事案件中，著作权、商标权纠纷占比85.17%，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基层法院受理的知产案件分布状况。

就我院知产案件审判效率而言，历年来始终保持良好态势，近四年结案率均超过100%；就审判质量而言，近几年来我院共有2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3件案例入选各年度的“上海市保护知识产权十大案例”、“上海法院十大知识产权优秀案例”及“上海十大版权典型案件”；另在上海高院自2009年度开始的“四个一百”评比活动中，我院每年均有案件分获“精品案例”、“优秀裁判文书”及“示范庭审”荣誉称号。

此外，多年来我院知产案件调撤率均保持在80%以上，有效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成功实现了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基本价值。2012年4月，我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审判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司法审判综合效果的试金石。例如，针对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诉上海盖里特涡轮增压器系统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专用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我院果断依据当时《商标法》规定判令被告承担法定最高额50万元的赔偿金，全力维护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判决生效后，原告专门发来感谢信称，“贵院对本案的判决坚定了我公司在上海和中国继续加大投资的信心，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知识产权保护民事判决。”又如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诉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在原告提供大量证据仍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我院首次通过证据保全方式固定被告获利，以此作为损害赔偿依据，再遵循侵权赔偿的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则合理调整赔偿金额。宣判后，被告在案件生效后全面履行了判决确定的各项义务，真正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始终坚持深化精品战略，实现示范引领价值

法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等作用，而司法具有能动性，法官应充分并合理行使审判权，保障个案的公平正义和类案的裁判统一。我院知产庭自成立以来，始终贯彻落实精品理念，既依法大胆受理、敢于受理，尽力挖掘新类型案件，重点做好审判工作；又积极探索程序革新、依法保障诉权，加大对诉讼程序的研究，通过主动发掘、大力培育、全程跟踪、精心审理，努力产出精品案例。通过对精品案例的培育，我院不断加大调研力度，专项研究进行理论总 结，扩大辐射效应，实现示范价值。

例如，我院审理的胡进庆、吴云初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因对著作权的归属判断的准确性及对同类纠纷解决的引导性而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该案系全国首例计划经济时期创作的动画角色造型形象著作权确权纠纷案，在当时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我院既考虑到作品创作当时的特定语境，从宏观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微观的社会现实和约定俗成的普遍认知等多个角度辩法析理，又能从创作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包括单位的规章制度、明令禁止、获得报酬、双方的言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结合双方对“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贡献，综合分析判定作品的性质为特殊职务作品，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享有。

又如我院审理的另一起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即秦智渊与清远市江山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亦隆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该案的争议焦点系市场管理公司是否应对市场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如何。该案判决明确了市场管理公司作为一类特殊的综合性服务公司，在日常经营中负有避免侵犯知识产权人利益的注意义务，即市场准入前的审查义务、日常管理中的巡查义务和明知侵权后的补救义务，最终认定亦隆公司并未违反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较好平衡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与保护商户经营自由、商品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关系，对完善市场管理公司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责任认定 标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正是在我院“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精品战略的理论指导下，类似的典型案例才能层出不穷、不断涌现。历年来，我院审结的精品案例还有涉“微软”、“百度”、《红楼梦》、“西门子”、“霍尼韦尔”、“施华洛世奇”、“避风塘”、“NEW BALANCE”、“北大附中”、“恒源祥羊头”、《品三国》、李阳疯狂英语、澳洲“五合国际”等一大批民事案件；涉“海宝”、“茅台”刑事案件；涉“胖达人”行政案件等，较好地实现了示范引领价值。

（三）始终明确阶段工作任务，打造特色亮点工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知识产权案件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纠纷形式日益新颖、法律适用日益复杂的局面，我院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落实各项重要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制定阶段性任务目标，提前做好审判工作规划，打造巩固特色亮点工程，以创新的思维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再上新台阶，为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是立足区域特点，服务经济建设。黄浦区地处上海的中心城区，是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经过历史的沉淀，我区既积累了一批具有相当经济、文化价值的老字号、老品牌，又有大量创意企业的存在。我院始终立足区域特点，把扶持老字号老品牌及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放在服务区域经济的首位，充分运用司法武器，坚决打击各类损害老字号老品牌的侵权行为，保护企业创新，迄今为止，我院已审理了各类老字号老品牌案件20余起，其中包括恒源祥、小绍 兴、雷允上、吴良材等老字号案件的侵权诉讼案。在此基础上，我院加强专题调研力度，对涉及辖区经济发展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性和行业性问题，开展专项课题研究，还将司法审判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司法建议、调研报告等形式及时予以总结和反馈，督促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为区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多年来，我院形成了《知识产权在城区经济中的贡献——上海市黄浦区知识产权状况调查报告》、《上海市黄浦区老字号、老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黄浦区特许经营行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调查研究》、《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课题调研成果，并有4项课题荣获上海法院优秀报批课题。

二是加强法制宣传，深化司法公开。其一，建立裁判文书网络公开制度。我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和“中国裁判文书网”同时上网公开，在不侵犯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裁判文书上网全覆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增强裁判规则的指引作用。其二，积极开展网络庭审直播。定期选择典型案件开展网络直播，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政法院校学生旁听庭审，近三年来网络庭审直播共21次、邀请旁听庭审7次，其中，“韩美林”、“周大福”著作权侵权案，“上海吴良才”诉“南京吴良才”商标侵权纠纷，“胖达人”等商标不服行政处罚诉讼案、张伟星销售假冒“茅台”注册商标商品罪等案件的庭审，引发广泛关注。其三，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受众及传播方式不同，二者相结合，能更广泛地传播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权威声音。2014年5月新浪微博“法院周周看”微直播栏目以“聚焦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为主题，对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一天的工作、庭审进行微博直播，全面展示我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直播期间微博总阅读数近5万，评论转发总数近300条。

三是精心打造“黄浦知识产权讲堂”。2011年初，我院创设了“黄浦知识产权讲堂”，由分管院长在上海新世界城为区内企业代表作了开堂第一讲，此后分管院长、庭长、审判长、青年法官相继走进企业、学校、社区、创意园区、出版集团、区文化局、市公证协会等单位，通过“以案说法”回应社会需求，传递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正能量。2011年以来已进行11次宣讲活动，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区内社会各界知识产权意识，营造区域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四是总结经验编写出版书籍。先后编写并出版《知识产权ABC》、《知识产权案例精选》、《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丛书》中的《著作权纠纷》、《商标纠纷》和“知识产权篇”等书籍，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判的影响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功能。

五是不断完善“三方协作机制”。三方协作机制始于2000年，随着我院2005年与区知识产权局达成的《加强工作联系的几点共识》，2007年与区知识产权局、区工商局商标广告科签订的《关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协议书》而形成常态规范制度。此后，该机制在我院的知识产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夯实了从案件审判、后续调研到成果转换一系列进程的基础。如前述《知识产权ABC》书籍的编写出 版、历年来我院服务区域经济所做的专题调研或依托于该机制，或通过该机制实现成果转换。

六是建立并全方位实践“院校合作机制”。为促进司法实务工作与法学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2013年4月，我院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举行了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与教学理论研究合作签约仪式。之后，双方开展了多领域的合作：首先，优势互补，合作出版书籍。如前述《知识产权案例精选》，在法官审判要旨、思维和高校专家学者深刻点评的基础上，兼具灵动的实践性和深刻的理论性。其次，庭审直播进校园，提升法制宣传能效。2014年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由我院分管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周大福公司诉张良珠宝公司和丽珠珠宝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两案在华东政法大学开庭，合议庭经评议后，对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该两案庭审在通过网站向社会直播的同时，也吸引了该校近200余名师生现场旁听、庭后热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再次，通过研讨会等形式，借助专家学者智慧，破解现存司法难题。如2013年在我院举办“戏剧作品著作权保护疑难法律问题研讨会”，法官与学者结合具体案例，共同就戏剧唱腔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及其归属的认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认定的标准及经典戏剧作品权利归属认定与公共利益平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又如2016年，由市高院主办、我院承办的“涉深层链接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法院系统法官代表、技术人员、高校学者聚集一堂，就深层链接的判断标准、传播行为与初始提供行为 的界定、设链方主观过错的判定、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以及深层链接行为的刑法规制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研讨和深入交流，取得了理论、实践的双丰收。最后，通过法官入校授课交流、法律助理及在读学生进法院锻炼这一双向通道，打通实践、理论的任督二脉。

（四）始终加强审判队伍建设，培养输送精英人才

知产审判的发展离不开知产审判法官的发展，由于知产审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且当前知产审判工作面临的形势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对知产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产法官既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也要具有良好的业务能力。为此，我院党组一直以来在知产庭人员配置上给予高度重视和倾斜，庭内人员呈现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干劲大的特点。为增强知产审判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弥补年轻化审判队伍经验不足的短板，院庭注重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探索建立并完善导师带教机制，充分发挥资深法官“传、帮、带”的作用，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不断推动青年法官、法官助理的共同进步。

与此同时，我院始终注重审判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有效利用法官例会制度，加强有关知识产权审判实务前沿和理论前沿知识的学习，开拓创新，认真研究经典案例、新法规定、审判方法和学术理论，不断提高知产审判工作的影响力，努力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多年来，我院知产庭成员荣获国家级奖励4人次，市级奖励3人次，在历年的全国法院学术论文比赛及高院调研课题等活动中屡获佳绩，还向高院、一中院、二中院、知识产权法院输送专业型优秀人才近10人。

三、未来规划

过去的成绩，已然载入历史；面向未来，我们重担在肩。日前上海高院已发布上海市知识产权审判十三五规划，清晰了把上海法院建设成为当事人信赖的国内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优选地”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内核。下一步，我院将以“十三五”规划精神为指引，在以下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首先，进一步在个案审理中贯彻好“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精神，以真正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目标，强化裁量性赔偿方法的适用。

其次，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优化“三合一”审判模式。认真梳理和总结“三合一”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吸收提炼先进的制度和举措，持续推进并逐步完善案件动态监测机制、内外协作配合联动保护长效机制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探索推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在个体化评估基础上优化配置审判资源。

再次，进一步规范流程管理，努力提高案件审判质效。着力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案件繁案精审、简案快审的审判机制，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简化部分裁判文书样式；继续坚持精品意识不动摇，主动挖掘、大力培育精品案例，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审判的权威性与影响力。

最后，着力形成司法主导的防范化解知识产权纠纷的整体合力，零距离服务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挥律师、行业组织、技术专家的专业技能优势，探索知识产权 纠纷委托调解；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实现在程序安排、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以上就是对我院知产庭成立20周年以来的基本情况汇报，谢谢大家！

第二篇：2012015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新闻发布会材料

2012-2016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民间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闲散资金。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金融危机等全球经济形势转变的双重影响，民间资本流动日趋活跃。民间借贷作为宏观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随着其市场规模与日俱增，其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方面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创业者和不同层次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监管的缺位和市场主体诚信意识缺失，一些不法行为也介入其中，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快速增长。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对民间资本的有序流通提供司法保障，长宁区人民法院结合2012年至2016年间我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具体分析这类案件近年来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问题，从防范交易风险和规范借贷行为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与思考。

一、情况特点

201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

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企业借贷纠纷，即借贷一方或双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借贷纠纷；另一类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即借贷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借贷纠纷。本文主要分析我院受理的主体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或法人与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借贷纠纷。

（一）基本情况

1.收结案数量快速增长

2012年至2016年，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总数为3405件，结案3232件，同期结案率为94.5%，具体情况如下：

图一：2012年至2016年收结案情况图

2.结案标的稳中有升

从诉讼标的额的分布区间来看，10万元以下的借贷仍在民

间借贷纠纷中占主要地位，而借贷金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纠纷也在逐年增多，最大金额达4000余万元。具体分布如下：

图二

2012年至2016年案件标的分布图 3.结案方式以判决为主，调解难度大

由于借贷案件被告缺席率高，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等原因，导致案件调撤难度加大，判决成为主要结案方式。以2016年为例，判决方式结案案件占当年总结案数44%，撤诉案件占30%，调解案件占25%，还有1%的案件以移送或裁定驳回的方式结案。

2012年至2016年间，我院民一庭审结的民事案件总体调撤率分别为：86.7%、85.9%、87.92%、86.35%及83.46%，而同期民间借贷案件的调撤率分别为：55.6%、49.8%、50.5%、54.8%及51.7%。

图三

案件调撤率对比图

两相比较，民间借贷案件的调撤率明显低于同一时期其他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审理中另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案件撤诉原因大多为原告需要补充证据，而非双方和解撤诉。由于纠纷尚未得

到根本性解决，原告需再次诉讼至法院，这也成为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4.被告应诉率低，公告送达占比高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往往存在债务人因一走了之或四处躲债而下落不明的情况，给法院的送达、审理和执行带来极大困难，不仅拖延了案件的审理进度，也为部分债权人肆意增加债权数额，虚构债务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我院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中，通过公告方式送达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的案件几乎占到当年结案数量的三分之一，具体情况如下：

图四

公告案件统计图

（二）案件特点

以五年来我院审理的案件情况分析，民间借贷纠纷呈现出如下特点：

1.借贷主体多元，法律关系日趋复杂

传统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亲属、朋友、同乡等熟人之间，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一对一借贷，法律关系较为简单。随着商业资本日渐发达，受资本利益追逐的心理驱动，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借贷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方向多方融资甚至第三方的参与，使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审理中，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虽然都是自然人，但出借方系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或者信息服务平台的“撮合”，向实际借款人出借钱款，由中介机构提供借贷合同公证、诉讼法律服务、债务催缴、房屋抵押出售等“一条龙服务”。另外还存在出借人通过线上线下搭建平台，发布较高收益理财产品吸收公众存款，再以更高利率出借给小微企业或个人赚取息差的情况。甚至有部分借款人到庭后表示，系争借款系因赌博所致，在场所专门设立融资点借款以归还赌债，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债务的现象时有显现。

2.系列案件多发，扎堆诉讼现象频现

五年来,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同一人在多个案件中作为原告起诉,以及同一人在多个案件中作为被告被诉的系列案件逐渐增多，个别当事人在一些案件中作为原告催讨债务，同时又作为被告在其他案件中被人追债。据统计，2012年至2016年间，同一当事人以原告身份在我院起诉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三次以上(含三次)共有19人，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郭某某作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为356件；以张某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为22件；以陈

某姐弟两人为原告的案件数量共计21件。更有个别当事人在全市多个法院作为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追讨债务。同时，由于部分债务人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资金链断裂，或者其行为触犯法律被刑事处罚，无法依约定期支付利息，引发债权人恐慌心理，扎堆起诉。我院2012年至2016年间受理的同一被告涉三件以上民间借贷纠纷（含三件）共计12人。值得一提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发现涉及犯罪事实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况增长明显。2016年全年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仅２件，而今年1-6月，因涉嫌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裁定驳回的案件已达到6件。

3.形成专门产业，呈现职业放贷特征

近几年，在民间借贷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职业放贷人”的身影。这些个人往往拥有大额资金调度能力，不仅直接出借资金，也常以公司名义向个人或是企业放贷。通常情况下，他们提供格式化的借款凭证文本，对借款期限、借款交付方式、借款利率、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约定较为全面，对于大额资金的出借，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他们的出借资金来源不限于自有资金，放贷人多户头转账，互相拆借的情况较为普遍。实践中也发现，有部分放贷人以他人名义放贷，却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面参加诉讼。在一些涉案标的高达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案件中，原告作为出借人却大多为年龄不到25岁的外来人员，在本市既没有住房，亦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但出借金额往往巨大。他们出庭后亦很少发表意见，通常由律师或者委托

代理人代为发表意见，呈现出集团化、产业化趋向。

此外，有部分案件反映，黑恶势力介入催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部分案件借款人到庭陈述，出借人曾通过社会人员上门催讨债务，对借款人采取威逼、恐吓、非法拘禁等手段要求借款人还款，对于借款人现金方式的还款不予出具收条，甚至强占借款人房屋，收取租金抵债。

二、审理难点

（一）实际金额认定难，出借人百般规避法定利率上限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借款利率做出了“两线三区”的划分，明确年利率超过36%的约定无效，借款人可以拒绝支付，已经支付的亦可要求返还。这一规定看似可以将民间借贷利率规制在合理范围内，维护借款人的权益。然而现实中，出借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的迫切心理及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绞尽脑汁采取各种规避措施，“做”足证据，使得借款人事后要证明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况几乎成为不可能。例如：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借款人全额交付借款却当场取回部分现金；出借人通过表面相互独立的其他账户接收还款后否认还款、仍然主张全额还款；出借人在本金交付过程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现金交付金额作为预扣利息等。又如：借贷双方定期结算，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条、收条等书面文件，将高额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同时通过银行走流水方式将证据做实；在现金交付的情况下，将大额现金堆放摆拍，并由借款人在照片上签字确认收款或直接拍摄借款人与现金的

合影以证明其已取得了该笔现金借款，而实际并未足额交付；利用法律在民间借贷的居间服务合同管制上的“空白”，由公司及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分别扮演居间人和出借人，分别收取居间费用和借款利息，在同一笔出借资金上实际获取高额收益。这些规避利率管制的通常手法使得相关案件中的民间借贷利率形式上虽然符合法律的规定，实际却远超标准。极少数案件中，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借款人及时进行了相应证据的固定、留存，法院通过该类案件的审理发现，借款人从各职业放贷人处获得借款的成本，可能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但是，多数案件中，由于证据的缺乏，法院依据证据所作的事实认定中难寻“高利贷”的身影。

审理中，部分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新的借条之后，以各种理由推脱向借款人返还原始借条，事后又以新旧借条一并诉讼要求借款人返还全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二）虚假诉讼甄别难，当事人庭前做足形式证据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列举了识别虚假诉讼的具体判断标准，但如今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双方通常都会有针对性为规避法律规定的情形进行预先准备，不仅是本人到庭确认借款事实，还能提供双方往来的转账交易记录作为交付凭证，使得虚假诉讼的识别难度大大提升。例如：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与关系人恶意串通，虚构与关系人的借贷事实，并伪造借款合同、借条等相关证据材料，由关系人再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担还款义务。这极有可能导致法院判决或调解支持关

系人的诉讼请求，减少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分份额，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有些民间借贷纠纷是父母在子女离婚诉讼进行的同时，起诉己方子女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购买房屋所借的款项，父母起诉所凭借的借条多为后补，夫妻间对诉争款项是否为借款，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争议很大，不能排除虚假诉讼的嫌疑。

还有一些非典型的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原、被告双方曾系男女朋友的情况，双方关系恶化以后，一方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借款。但此类案件中原告一般仅能提供转账凭条或债权凭证中的一种作为证据，故较难认定借贷事实。因为转账交付的可能是恋爱期间自愿给与对方的钱款，而借条可能是承诺给与对方的补偿或分手费，因关系破裂，据此起诉以减少损失。此类案件由于牵涉到原、被告的情感纠葛，双方情绪对立较为严重，较难调解。又如：出借人特地选择借款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已着手办理房屋交易过户手续的节点，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远高于实际欠款金额的借款，并同时提出诉讼保全，查封房屋，阻碍借款人办理过户手续，借此向借款人施压，同意接受出借人的调解方案，以换取尽早解除查封，减少因延迟过户而需向买房人支付的违约金。

（三）客观事实查清难，被告缺席审判屡见不鲜

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性增大，人户分离的情况颇为常见，部分借款人为躲债闭门不见或干脆搬家逃债下落不明，导致诉讼材料送达困难，借款人由于缺乏基本的诉讼常识而拒收诉

讼材料或消极应诉的情况亦不鲜见。当事人不到庭应诉参加法庭审理，不参与质证及提供自己的辩解意见，成为法院查明事实的障碍，给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带来很大困难。“不得拒绝裁判”的职责使命，使得法院只能依据在案单方陈诉及证据作出判决，部分债权人的不诚信陈述，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导致生效案件因新证据出现而发生变动，影响审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四）法律适用统一难，裁判结果不一影响司法权威 1.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审判实践中，如果借贷事实发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配偶一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通常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也有认定为个人债务的例外情形，但对于配偶一方的举证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社会上一度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的实施情况提出质疑，那些“被负债”的配偶们甚至形成了“反24条联盟”。但是，如果仅凭借款金额大小来认定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据此要求出借人举证证明配偶一方知晓借款事实或借款已实际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又显得太随意，毕竟每个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大相径庭，苛求出借人在出借每笔大额款项时均要确认借款人配偶的意愿也违背民间借贷灵活便捷的特点，不尽合理。由于目前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缺乏统一的裁判尺度，法官根据个人经验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作出的裁判结果往往会存在差异，难免出现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容易使民众认为法院裁判标

准不统一，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2.借款利率的认定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将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划分成三个区域，其中年利率介于24%-36%之间的属于自然履行区域，该部分利率债权有保持力无执行力，债务人可以自然履行，但出借人不得通过诉讼强制借款人履行。这一规定适用在已经结清的借贷纠纷中较为明确。但很多涉讼的借贷纠纷当事人间存在多笔借款，而借款人亦曾陆续还款，如果双方实际约定的借款年利率高于24%，对于借款人已经归还的钱款性质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结算以后年利率未超过36%，就视为自然履行，认定为借款利息；也有观点认为，既然要求法院确认，那年利率就不能超过24%，超额部分应作为本金予以抵扣。该条规定没有区别普通民间借贷和营利性借贷（即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股东以个人名义为公司经营借款）的情况，也没有考虑借款期限对于借款利率的重要影响，促使部分借款人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陈述（因为付了可能会被认定为自然履行，不付就只能按最高年利率24%来执行），进一步增加了案件事实认定的难度。

三、成因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盲目投资与恶意借款造成纠纷频发

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资本的迅速累积，使民间借贷成为国家金融资本管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一方面，民间资本迅猛发展，出现了民间资本大量沉淀的情况，另一方面，许多实体中小微企业发展却处于缺乏资金借贷无门的困境。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同时它的便捷性与熟人社会运行机制是民间借贷猛增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现行的民间借贷大多都建立在社会主体之间对信誉信赖的基础之上，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部分出借人为追求高额利息，未审核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借款用途就盲目出借，一旦债务人因决策不科学或市场环境影响导致经营失败，就会无力偿还借款本金及承诺的高额利息，最终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出借人。部分出借人缺乏法律意识，借款合同和钱款交付证据保存不足，只有少部分案件设定了担保、抵押，或者仅约定了提供房屋抵押而未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使得约定的担保方式落空。民间借贷资金少则数万元多至上亿元，而实体经济的年收益率基本达不到年利率24%，实体经济投资人如何承担得起如此高额的利息？更有甚者，一些从事实体行业的投资人经受不住高利的诱惑，将有限的生产资金转投到民间借贷上，有的甚至想办法套取银行贷款来放贷，从中赚取高额利差。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恶意借款，借款人并未实际经营，而为了某些目的，通过高息来吸引资金，肆意挥霍，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扰乱了借贷市场、导致诉讼案件频发。

（二）立法不完备，民间借贷过快发展造成监管缺位

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之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内容

也滞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虽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审判实务中的事实认定、刑民交叉、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和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司法解释，主要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作用，对于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显得力不从心，我们需要一部基本法律来从根本上规制民间借贷行为，进而维护金融秩序。

面对民间金融领域法律不完备甚至缺失的状况，国家更多地将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配置给了多个行政部门的联合执法，这些部门对审核批准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具体运行和经营活动又没有具体的监管规范和措施，存在监管协调成本过高以及监管失灵的问题。此外，新形势下兴起的网络借贷形式的P2P模式也同样面临定位和监管的问题，其设立和经营无规可循。已经形成规模化的P2P借贷平台及职业借贷中介、借贷公司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其危害性远大于传统民间借贷行为。

（三）司法不统一，证据缺失可能造成事实认定偏差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在钱款出借时没有留存必要的证据，导致催讨困难；专业放贷人利用优势地位做足证据，误导法官认定偏离了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证据规则的简单适用等导致适法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常常存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方的陈述合情合理但欠缺证据，另一方的陈述明显违背社会常理却“证据确凿”的情况，如何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强对事

实的认定和证据的把握，进而形成内心确信，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需要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法官充分运用个人智慧、经验来化解难题、解决纠纷。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立法，加强前端监管

由于现有的单一的司法解释无法适应民间借贷市场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出台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并逐步建成民间金融领域法律体系，对当前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性规范，进一步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的监管，以解决民间借贷无序混乱的现状，使其朝着更健康和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原有的管制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重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认定标准，为其阳光化发展留出法律空间。可以借鉴香港地区对民间借贷监管模式制定《放贷人条例》，采取准入登记制，核发许可牌照，明确禁止过高利率，成立行业自律组织进行专门化管理。同时，对不愿意加入“合法化”民间金融机构或个人，明确为违法，予以取缔，将监管的重点转向对资金供给方，用法律明确保障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对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权利，使监管内容具体化、明确化，促进放贷行为的规范化。

（二）提升站位，坚持严格执法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保持高位运行，疑难复杂情况频发的态势，人民法院应不断提升工作站位，站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秩序安定的角度，认真稳妥地审理好案件。不仅要关注

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前因后果等边际事实。“法律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分配，一个案件的审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义，同时，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 针对审判实务中的高利贷界定、虚假诉讼甄别、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等突出问题，要通过加强审判业务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确定裁判规则，及时统一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要制定审理案件的规范指引，明确案件的审理步骤与标准，统一执法。要加强对事实认定的审慎态度及对盖然性标准运用把握的娴熟技能；要加强对较大金额经营性借贷的审查力度，尤其应加强对出借人出资能力和交付事实的审查，严查与身份不符的资金来源，明确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对于构成妨碍诉讼的行为作出严肃处理；要加强对法律规范精神的实质把握以及熟练运用诚挚解释法律规范的科学方法，不简单以案论案，不简单适用证据规则；要加强对法律程序的实质性遵守和正当程序的坚守，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多措并举，规范市场秩序

民间借贷案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会同公安部门制定规则, 加大打击力度，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暴力、违法催债等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维护民间借贷市场主体平等、安全、自主地履行义务。要充分利用社会征信系统，对自然人和经济组织的信用信息进行有限

披露，便于公众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况与信息，帮助出借人甄别无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从源头上预防交易的风险。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法院系统内部的大数据采集、整合与分析，统一证据裁判标准，遏制高利贷的规模化发展。针对实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单位发送司法建议。发挥行业调解组织优势，加大调解力度，运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邀请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努力化解矛盾，平息纠纷。

（四）注重宣传，增强全民守约

当事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对法律法规了解不全面，借贷手续不规范，证据保存不完整等因素，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我们建议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以电视、电台、报纸等传统媒体为主导，结合网络信息平台，尤其是新兴的各类自媒体，灵活采用“以案说法”等形式，播放、发布民间借贷典型案例，强化人民群众对民间借贷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借贷双方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要加强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惩罚力度，努力消除诚信缺失导致的各种弊端存在的空间，树立“诚信为本”的信用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民间借贷良好运行。要通过司法裁判引导当事人摈弃“唯利是图”的粗浅认知，鼓励当事人信守承诺，积极履约，促进全社会守约氛围的形成。

结束语

当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领域中，民间借贷活动的

发展如火如荼，对民间资本的有效监管和引导也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完善立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司法不能束手等待。我们应当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充分调动司法能动性，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整合各类信息、资源，通过审判活动来引导民间借贷的有序运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宏观经济发展、保障区域和谐稳定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人民法院的金融商事审判工作不仅要通过审理金融纠纷案件，维护金融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而且还应立足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高度，密切关注各类金融案件的动态变化和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在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建言的方式，推动金融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综合反映2010年金融商事审判工作情况，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商事案件的透明度，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现将我院2010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金融商事案件[1]审判基本情况

2010年，我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77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25亿元[2]。受理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12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65亿元[3]。审结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59件、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02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在受理的389件一、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中，主要案件类型包括保险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票据纠纷、信用证纠纷、信用卡纠纷、典当纠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期货合同纠纷、信托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等20余种纠纷类型。其中保险合同纠纷居首，占收案总数的28.3%；信用卡纠纷次之，占22.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居第三位，占收案总数的17.7%（具体详见下图[4]）。

2010我院受理的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收案结构呈现“两升一降”现象

与2009年相比，2010年我院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具体收案类型呈现结构性变化：

1、保险类纠纷大幅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自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以来，社会公众保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纠纷诉诸法院增多；机动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车辆事故频发导致车险纠纷增多；有关新保险品种的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向造成事故的第三人进行追偿的意识有所增强，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理赔等环节仍存在管理和服务缺陷等。

2、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纠纷案件所占比例上升。当前，在市场投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规模均处在较快发展期，这一过程中的违规或不规范做法所留下的纠纷隐患开始显现，相应的纠纷数量有所上升。

3、证券类纠纷案件继续呈下降趋势。随着证券公司综合整治活动的开展，证券经营机构的规范程度提升，进入诉讼程序的大多系前些年证券公司经营违规期间遗留的纠纷，但案情复杂，关联诉讼与纠纷多。

（二）涉外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呈现“三多现象” 2010年，涉外、涉港、涉台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并呈现如下“三多现象”：其一，涉及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明显增多。2003－2008年我院受理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6件，年均不到1件。而2010年我院连续受理了两批共6件申请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原因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虽有所缓解，但局部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2009年底的迪拜债务危机，给国内企业带来较大损失。金融危机导致境外大量在建项目“烂尾”、部分海外企业取消订单、违约拒付款甚至恶意欺诈的情况屡有发生，中方企业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得不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裁定中止我国银行向海外企业、海外银行支付保函或信用证项下款项。其二，涉及境外人员消费贷款的案件大幅增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境外人员由于海外资金链断裂，无力继续偿还在我国境内因购房、购车等所发生的消费类贷款，遂被银行起诉追索。2010年来，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9件，而2009年为6件，同比上升50%。其三，涉案标的金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涉外金融案件急剧增多。2010年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12件，而2009年同期仅7件，增长了近一倍。

（三）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涉及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银证转账、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等。其中，不少新类型案件还涉及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异地、迂回操作等新型犯罪手法，导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金融机构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及责任划分比例等司法认定上存在诸多困难。例如，我院受理了首例因持卡人信用卡被盗刷银行诉特约商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首例因“银证通”出现清算失败引发的新类型证券纠纷案等。

二、金融商事案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一）保险纠纷案件矛盾易激化，案件上诉率高 保险合同一旦发生理赔争议，被保险人往往情绪激动，容易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缠讼现象较多。据我院统计，保险纠纷案件仅占辖区基层法院金融案件的10%左右，但却占金融上诉案件的30%。原因在于：

1、当前，各类保险产品已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购买，分担风险的功能日益突出，与医疗、教育、事故责任等社会民生息息相关。

2、涉及新旧保险法适用衔接问题的案件较多。如车辆过户但保险公司未及时批注新车主是否能得到理赔等问题，根据新旧保险法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相关案件占据了一定比例。

3、新案、难案不断涌现。随着保险市场及其产品不断开发和社会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包括银保联合涉农贷款、投连险在内的各类保险新产品引发的新类型保险纠纷逐渐增多。

（二）证券纠纷案件“调撤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证券监管部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力度的加强、证券市场机制的完善，证券公司经营行为逐步规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能力普遍增强，证券经营纠纷呈低发趋势，同时，纠纷调撤率逐年下降。2010年，涉证券公司纠纷案件调撤率为18%，而2007年为38%、2008年为29%、2009年为27%。原因在于：（1）证券公司内部管理及问责严格，调解意愿不高、程序繁琐、让步艰难；（2）证券公司不规范经营历史遗留老案逐步减少，新类型案件所涉操作较为规范或约定较为明确，可协调的余地减少；（3）在一些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出于尽责方面的考虑，较少选择调解方式，造成因证券公司破产而衍生的债权债务案件调撤率普遍较低。

（三）金融消费者维权案件明显增多

当前，针对金融机构服务过程中的瑕疵提起的诉讼明显增加，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某些保险公司在服务过程中，未提供保险条款、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理赔过程中的定损程序不规范、保险合同格式设计上存在瑕疵与误导；一些银行在办理信用卡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当事人身份、对短信诈骗等新类型诈骗方式未以张贴告示、警方提示等方式提醒存款人谨防受骗上当等；部分证券公司在推出网上交易的同时，未充分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未预备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的规范流程，对系统故障导致的服务缺陷未能及时弥补等。此类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暂时还跟不上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如我院受理了投资性保险产品的购买者以保险公司股东变更将影响公司投资能力为由起诉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的新类型案件。

三、金融商事案件中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有待进一步规范

1、部分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尤其是限责条款负有说明义务，但在办理团体保险业务时，保险代理人统一收取保险费、签发保单，极易忽视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另在汽车销售公司代理销售机动车保险中也存在同样问题。由此带来的弊端体现在：其一，一些保险合同条款本身比较专业、术语多、内容冗长，缺少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及限责条款的说明，容易在出险后对免责或限责条款发生争议。例如，由于不少保险公司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保限责条款未作明显提示，也未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在出险后依据保险单的格式条款拒绝赔付被保险人支付的超出国家基本医保标准部分的医疗费用，易引发争议。其

二、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或者虽已经履行但缺乏规范的程序，导致审判实践中保险公司往往因无法举证证明尽到说明义务而致败诉。

2、保险公司未交付保险条款情况较易引发讼争。不少保险公司将原先印制在保险单背面的保险条款分离出来，另设书面条款，这就容易出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约而未交付保险条款的情况，由此引发的诉讼较多。该类纠纷集中于财产保险合同，且多涉及机动车辆。例如，汽车销售公司等部分保险代理机构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出于疏忽，未交付保险条款或无任何交付手续。又如，不少企业特别是货运企业因与保险公司存在多年业务往来，双方在续签保险合同时简化投保手续，一方交钱，一方仅交付保险单。

3、信用卡申领的审核流程缺乏规范制约，审核的标准不够严格，特别是在核实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环节易出现风险。如陈某诉某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犯罪嫌疑人用伪造的银行卡、身份证到银行挂失更换新卡后将卡内钱款取走而致讼，陈某认为银行在犯罪嫌疑人办理换卡业务中未仔细审核银行卡及身份证，存在过错，因此要求银行赔偿其损失。

（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1、保险公司在总、分、支公司公章的使用、涉货运行业投保、定损的手续等内部管理方面有待完善。具体体现在：其一，部分保险公司总、分、支公司公章混用，易引发主体争议。如在一起保险案件中，合同主体为某保险公司，却由该公司上海分公司应诉，而该公司上海分公司亦未提交保险合同转让或上级公司授权委托的相关材料。其二，保险公司在办理涉货运行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投保手续不规范等疏漏。如投保主体虚拟，部分个体运输户为了节约保费，通过虚设公司投保团体车险。又如投保险种不当，运输公司为其承运的货物投保，应投保责任险，但有的运输公司为节约保费，投保了货损险，保险公司也未及时提醒甚至发现有保险公司代理人误导的情况。其三，涉机动车保险纠纷案件中，定损主体约定不明、定损不及时、保险人不认可被保险人单方聘请的第三方对机动车损失评估并修理的费用等情况较为常见，其中保险公司也存在相应责任。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冯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冯某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于第一时间向保险人报案，但保险人却未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查勘和定损，后冯某持某物损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意见书及事故车辆勘估表要求理赔时，保险公司却提出对冯某单方委托及修车费用勘估表中的材料进销差价不予认可，遂引发诉讼。

2、银行在信贷业务审核中仅作书面审核留有隐患。体现在：其一，信贷人员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和还款能力不作实际调查，疏漏了对贷款不能按期归还这一重大隐患的排查和预防。其二，银行在与房地产交易的中介公司联合发展贷款业务对象时，对中介公司代借款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采取轻信态度而不作真实性审查，忽视中介公司为追求自身利益可能帮助“制作”不合实情的贷款、抵押手续材料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1、金融机构在进行业务创新的同时，服务方式和水平尚未能同步跟上。当前，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成为金融交易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应的服务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尚未跟进，易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网上银行签约账户中储户的资金突发短少；银行卡未丢失，但银行卡账户上资金被“克隆卡”异地消费或取现；证券公司银证转账系统、报盘机等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客户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发生损失。上述案件中，金融机构在操作程序、及时提示风险、纠纷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机制等方面均存有明显疏漏。

2、典当公司综合费过高问题。我院在审理多起典当纠纷案件中发现，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费率存在异化为变相高利率的趋势，极易引发当事人争议，值得重视。如在一起典当纠纷案中，借款人以动产质押，借款本金仅2000万元，而三年间的综合费用加上利息竟高达4000余万元。

（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保险代理人不规范操作而引发诉讼的情况较多，表现为：虚构团体险、代客户签字、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擅自向投保人承诺缩短理赔等待期、在具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推介时夸大投资收益率、怂恿投保人隐瞒病史等。个别案件中，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如在一起案件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持投保人身份证，以投保人名义办理了保单挂失、补发和保险合同解除手续，将退保后的保险费打入该业务员的个人账户。又如，保险公司业务员故意修改了保险合同上填写的投保人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数字，导致投保人即使如期交付保险费，到期也无法获取保险金。

（五）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金融交易的复杂化、流程的电子化及风险程度提高，出现了不少由于社会公众自身金融知识匮乏和风险防范意识缺乏导致受骗遭受损失的案例。我院受理的多起银行卡纠纷中，客户自身存在疏忽大意、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交易中被犯罪分子利用漏洞实施诈骗，损失惨重。如周某诉某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实为犯罪分子利用虚假商业信息引诱周某实施转款而引发的金融纠纷。又如，我院受理的三起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例中，束某等人轻信上海某投资公司的宣传，交纳巨额交易保证金通过国外某公司网站平台进行黄金现货延迟交割交易，导致血本无归。

四、防范金融风险、妥善化解金融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

1、保险公司应规范条款说明、保单交付的服务流程。（1）进一步规范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方式。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可以继续采取传统的口头方式；对于口头说明不足以引起当事人理解的，可以针对不同的险种制定规范的书面说明内容作为合同的附件进行说明；对合同条款重要内容的说明和解释，还可以采取“说明笔录”的方式，把说明情况记录在卷由当事人签字；对重要客户的说明义务可以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用音像制品方式固定下来，从而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争议较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对赔偿责任、范围、金额有重大影响但尚不构成免责的条款，可参照目前单列“责任免除”条款的体例，单独设臵“责任限制”条款。（2）保险公司须重视保险条款的交付，即使是对长期投保客户，也要做到每次投保，每次都交付相应的保险条款（保险条款每年都可能会发生部分条款的变更），不能随意简化；完善交接手续，通过让投保人签收交付回执等形式保留证据；加强对代理机构和保险代理人的培训，提高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建议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之际将投保单与条款粘贴在一起，并加盖骑缝章。

2、银行应严格信用卡申领、挂失的审核流程，防止他人冒名申领信用卡透支消费、或用伪卡挂失。在对信用卡申领的审核中，应强化规范经营和谨慎经营意识，严格把握审核的标准，特别对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核实，严格要求申请人本人亲自办理信用卡申领、挂失手续，从源头上加强防范冒名申领或挂失信用卡情况的发生。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

1、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管理。（1）保险公司应将货运行业列为重点行业加以关注，对相关保险合同加强管理，对于签约、核保、理赔等相关程序严格把关。保险公司在运输公司代货主投保货损险的同时，明确说明货损险的受益对象、与责任险的区别或积极提示运输公司投保货运责任险。（2）保险公司应进一步简化理赔手续、缩短理赔期限；第一时间介入事故的伤残鉴定或物损评估，加强与被保险人、相关中介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对异议内容及时做好记录；积极到庭应诉，特别是提高一审案件的出庭率，如实向法院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依法提出合理的申请。（3）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公章保管及使用、诉讼事务处理等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4）加强对保险代理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提高保险代理人的报考任职条件，从源头提高保险代理人队伍的素质水平；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和回访制度，针对出险个案的投保、核保、理赔过程开展调查，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代理人予以严肃处理，对严重违反行业规范的代理人实行“禁入制度”；定期开展全面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素养、保险实务营销培训、保险、法律、医学等各个方面。

2、完善银行内部管理。加强对信用卡、贷款发放过程中申请人证件的审查；对信用卡多次欠费逾期不还等存在恶意透支或欺诈情况，银行应设立及时识别和预警机制；对信用卡欠费案件采取措施，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有效沟通，了解情况，排查隐患，而非以简单的短信提示和寄送逾期催款单的方式联系。

3、证券公司应制定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保障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1）加强情况研判，应对可能出现的交易量大幅上升情况，及时提升交易系统承受能力；（2）制定应急预案，对不同突发情况，确定应对原则、处理程序等，并落实责任人和责任追究制度；（3）落实上报制度，发生突发情况后，应落实专人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监管部门和交易所；（4）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熟悉预案内容，适时操作演练。

4、规范伤残鉴定和物损评估等中介机构。相关部门既应着手打击、严厉惩处部分鉴定单位或个人的不法行为，同时要建立中介机构的信誉评级体系，包括将中介机构纳入相应的综合管理系统，制订事前准入制（资格审查）、电脑选取制（事故发生后由电脑自动抽取或依次轮流）、末位淘汰制（每年评定一次，可由相关行政部门或行业协会打分、向社会公示）等制度规范，以进一步提高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水平。

（三）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1、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考虑采用“替代式”理赔。可参照属于医保范围内的同类“可替代”的药物或器械的费用予以赔偿，如被保险人使用了进口钢钉，保险人可以按照国产钢钉价格进行理赔等。改变目前“一刀切”的核定模式，在细化核查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医治病人所急需的、必要的医疗费赔偿额。今后可通过提高保费等方式，逐步扩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

2、证券公司在进行网上交易系统升级、交易方式转换的同时，也应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对于因自身系统故障导致客户损失发生的，应采取合法手段解决问题，不得强行将客户股票抛售。对客户因不理解证券公司内部操作规程而发生的争议，应当耐心劝导，鼓励证券公司与客户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争端。

3、调整典当行业综合费用的收取标准和方法。建议主管部门对《典当管理办法》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一是典当行收取综合费用不宜提前从发放的款项中预扣；二是宜将综合费率按月计算，改为按笔计算，续当不宜再另收综合费；三是宜将综合费率与银行贷款利率挂钩，由固定改为浮动；四是对综合费率设定合理的范围。

(四)宣传普及公众金融基础知识，提升风险意识 金融机构、媒体及职能部门应通力协作，大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不断增强普通公众的风险意识，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实际承受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服务，选择服务好、有信誉的金融机构。例如，加大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醒投保人正确认识保险的功能与价值，在投保前应仔细研读保险条款，尤其应关注保险事故、责任免除、被保险人义务等重要保险条款的内容；充分揭露保险纠纷中个别职业代理人的不法行为。

（五）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建议在法院与保险同业公会联合化解保险纠纷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加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与法院联合化解金融纠纷的工作。（1）建立专家库，聘请行业专家、资深从业人员等当调解员，形成稳定的队伍。（2）规范诉调对接流程。首先，进一步严格厘定诉调对接案件的范围。应限于可能对金融行业或实务操作存在重大影响，需要监管机关和同业公会配合的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等。其次，必须规范委托和承接手续。在将案件委托同业公会调解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向同业公会出具书面公函，同业公会接受的，应出具承接回执。法官可将起诉状副本、材料复印件、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继续调解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与公函一并转交同业公会，为其继续调解提供参考。三是法院必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如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案外人利益；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3）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扶持和配套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发挥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拓展金融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妥善化解金融纠纷。

第四篇：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一、傅世春、陈西全、顾建权等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底，被告人傅世春为牟取不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与被告人陈西全、顾建权等7人合谋在傅世春实际控制的本市金山区某处约25000平方米的农业用地内倾倒、填埋混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杂物，期间由傅世春等人主要策划安排，吕东彬、刘军、周红专、石建琼等人共同参与。经环境部门评估，从上述涉案地块内均检出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相关清理工程费近25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傅世春、陈西全、顾建权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有毒物质，共同严重污染环境且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上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谋划，相互配合，对犯罪行为的完成起到关键作用，均系主犯。综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对被告人傅世春等七名被告人判处五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全市环资刑事案件以来涉案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涉案七名被告人与另案处理的其他共犯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条隐蔽、完整的污染物非法处置产业链条，作案时间较长，造成环境损失近2500万元，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后果特别严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至案发地法院巡回开庭审理该案，通过依法审判严厉打击了此类偷倒污染物的黑色产业链条，起到普法宣传和社会教育作用。

二、祁扣健偷排工业废水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起，被告人祁扣健以上海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名义租赁本市宝山区富锦路某处厂房从事玻璃制品加工，祁扣健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明知公司未经环保部门审批且未设置污水处理设施，仍将清洗玻璃产生的含氟化铵和氢氟酸的废水排入车间集水池，之后又通过私设的地面沟渠直排雨水井后流入河道。2016年12月，环保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对该公司进行联合调查，并对厂房废液外排口、生产车间废液地沟排放处分别取样。经相关职能部门检测该公司外排废液的无机氟化物超过《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规定的标准值，属于危险废物，同时环保部门认定，该公司的排污方式属于以使用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污。

（二）判决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祁扣健违反国家规定，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综合犯罪案情，对被告人祁扣健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典型的利用暗管逃避监管的污染环境案件。利用暗管、渗井、渗坑等方式进行污染物的排放往往具有隐蔽性，具有数量多、发现难、修复难的特点。打击此类犯罪，在环保执法部门的积极查处之外，还需要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提供线索，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三、黄中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黄中刚在本市普陀区灵石路某花鸟市场内经营宠物店，出售各类乌龟。期间被告人黄中刚为谋取利益，明知陆龟系保护动物，仍在店内售卖。2017年4月6日，公安机关接报后依法对该店铺进行搜查，当场查获店内待售的陆龟六只，并抓获被告人。经鉴定，上述陆龟中四只系苏卡达陆龟、两只系红腿陆龟，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物种，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黄中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黄中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缴获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予以没收。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一起典型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宠物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猫狗，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也都被当做宠物进入交易市场中，市场需求导致捕猎、销售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高发。而该案的特点正在于被告人为了迎合非法市场需求，在明知售卖的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情况下，利欲熏心，铤而走险，继而触犯刑法。保护野生动物、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人有责，此类案件的处理告诫公众，经营、饲养宠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四、邵友勤非法狩猎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邵友勤在本市崇明区陈家镇某村，架设挂网捕捉野生鸟类。后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邵友勤抓获，并从其居住地冰箱内查获已死亡的鸟类160只。经鉴定，涉案鸟类中黄鹡鸰111只、珠颈斑鸠1只、虎 斑地鸫2只、理氏鹨5只、树鹨5只、灰背鸫16只、鹀属小型鸟类20只，除理氏鹨外其余被鉴定物种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黄鹡鸰、虎斑地鸫、树鹨、灰背鸫另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黄鹡鸰另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邵友勤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根据相关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邵友勤有期徒刑八个月。

（三）典型意义

野生动物资源对于实现生态系统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价值。2017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力求以更高标准、更开阔视野、更高水平和质量推进崇明生态岛的建设。该案被告人环境资源保护意识及法律观念淡薄，私自架设捕鸟网群、非法狩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能促使人们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助力上海生态环境建设。

五、肖腊生、张曙光非法处置废油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起，被告人肖腊生伙同张曙光在未取得行政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在宝山区陈广路某废弃厂房内无证开设经营废机油回收加工点，装卸、过滤、处理废机油后转卖牟利。2017年1月，公安机关对上述地址进行检查时，当场查获非法处置的废机油50余吨。经环保部门对涉案废机油及地面土壤取样分析，认定涉案废机油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08。经测试，该加工点地面土壤中石油烃TPH(C10-C40)浓度为290000mg/kg（检出限值10mg/kg）。

（二）判决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定，被告人肖腊生、张曙光违反国家规定，共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肖腊生有期徒刑六个月，张曙光拘役四个月，两被告人均被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废机油等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必须取得相关经营许可资质，不起眼的小作坊往往隐藏着破坏生态的大隐患。保护环境，惩处环境违法行为，需要多方联动，加强监管。

第五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征求意见稿)

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一）关于《物权法》的适用

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物权法的颁布施行，为人民法院审理各种物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统一的法律根据。贯彻和执行好物权法，是民事审判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全省法院民一庭系统要认真掌握、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物权法。要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观念，全面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在个人或者民营企业与代表国家的政府、有国家投资的公司或者集体发生民事纠纷时，要切实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只要人民法院的裁判是依法进行的，那么使国有企业或者国家参股的企业资产流失的责任就不在人民法院，而在于这些企业的具体经营人员，不能把具体经营人员经营不善的责任强加给人民法院，损害司法权威；同时，也要防止违反法律规定保护个人或者民营企业一方的财产。要正确理解和运用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相区分的原则。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结果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事实，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至于所签合同最后能否履行，标的物能否办理物权登记，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必须经登记才生效。要妥善处理涉及物业权益的各类案件，对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车位、车库的归属在没有约定时如何处理等敏感问题，要加强研究，慎重下判，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要认真及时地学习贯彻。

（二）关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问题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民法通则从基本法的角度，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规范民事活动、弘扬道德观念、维护交易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一些民事主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重信用、不守合同、见利忘义的情况还比较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要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保护诚实守信一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以自己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反而主张合同无效的，要认真分析其是否属于恶意抗辩，不能草率予以支持。人民法院裁判的结果要注意不能让失信者、见利忘义者、毁约者在经济上占任何便宜。在具体案件中，如果适用某一条法律的结果反而会使不守信用、见利忘义、毁约方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就应该注意考虑该条法律规定的价值，是否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或者 2 考虑体系解释的方法、利益衡量的方法，向有利于诚实信用的一方解释，保护诚实信用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1、关于彩礼问题

（1）彩礼的认定。

对金钱、实物的给付是否构成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进行认定。如果当地有彩礼给付的习俗，且给付的金钱数额较大，或者给付的实物价值较高，均可以认定为彩礼。（2）返还彩礼诉讼当事人的确定。

男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一方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并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的，应当以婚姻双方当事人为彩礼的返还义务人，不列彩礼的实际收受人为第三人。一方当事人以对方不是彩礼的实际给付人或者自己不是彩礼的实际收受人、使用人为抗辩，拒不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

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方当事人起诉要求对方返还彩礼的，该诉讼非离婚诉讼，而系普通的返还财产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列返还义务人的实际收受方为当事人；女方使用了相关财产的，视为共同返还义务人。（3）返还尺度的掌握。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同居时间长短或者结婚时间长短、双方的家庭状况、财产用途去向、有无子女、当地经济条件等具体情况，酌情全部或者部分返还。（4）“生活困难”的认定。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生活困难”的认定，应采用“绝对困难”标准，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规定，以“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认定标准。

（5）一方起诉离婚与另一方提出返还彩礼的关系

离婚案件诉讼属于复合之诉，当事人提出的返还彩礼的请求不应作为反诉处理；但返还彩礼部分的诉讼费用应由提出返还请求的当事人预缴。

2、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认定

忠诚协议指男女双方约定夫妻在感情上必须互相忠实，如一方有不忠行为，应当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而订立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依据忠诚协议起诉或者在离婚诉讼中要求对方按“忠诚协议”的约定支付违约金的，不予支持。但一方当事人违反忠诚协议且构成“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情形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婚姻法的规定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4（另一种意见认为，夫妻相互忠诚为道德上的义务，一方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忠诚义务的，不予受理。但双方对违反忠诚义务的后果作出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忠诚协议，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应予支持。）

3、为解除不当同居关系承诺给付补偿款的处理

当事人为解除“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关系，以借款形式确定补偿金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借款协议，另一方当事人以借款协议为依据起诉要求履行的，不予保护。

4、关于禁止结婚疾病的认定

判断哪些疾病属于影响婚姻效力的疾病时，人民法院应当征询医学专家的意见，并结合该意见对婚姻效力作出认定。

5、关于事实婚姻的处理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婚姻构成条件的，与合法登记的婚姻同等对待。人民法院可以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也可以判决不准离婚。

6、关于骗取结婚证案件的处理

在离婚案件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因有领取结婚证时非双方亲自到场等程序上的瑕疵，要求宣布登记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按行政程序处理，离婚案件中对此不予理涉。

7、关于诉讼外离婚协议的效力

男女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订立离婚协议，但未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协议离婚手续的，该协议未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也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但人民法院可以参考该协议处理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

8、关于离婚损害赔偿

因重婚导致离婚，重婚一方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依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要求重婚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9、关于探望权

对探望权的判决不应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在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探望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就探望权问题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如果当事人经释明后仍不主张探望权的，人民法院不应就探望权作出判决。

10、关于买断工龄款性质的认定

对一方当事人所得的买断工龄的款项中，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内的相应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11、关于房屋权属性质的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所有权的房屋，无论是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还是双方名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一方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房屋系其以婚前个人财产购买且所有权登记于个 6 人名下，只是婚后方领取房屋权属证书的，应当将该房屋认定为登记一方的个人财产。

12、关于按揭房屋权属的认定

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房贷，且用个人财产支付首期房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如果婚后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无论登记于一方还是双方名下，均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对于一方婚前支付的首期付款，由另一方返还一半；尚欠的贷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返还。

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房贷，且用个人财产支付首期房款，如果所有权系婚前取得且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用共同财产还贷的，该房屋应认定为登记一方的个人财产。对于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的贷款部分，由享有所有权的一方予以返还。如夫妻另一方要求分割房屋增值部分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个人出资部分不应返还，而应拆成份额分配）

13、关于房改房权属的认定

一方婚前承租、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于一方名下的房改房为夫妻共同财产。

一方婚前承租、婚后以个人财产购买并登记于一方名下的房改房，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对出资方可以适 当多分。但一方当事人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该房改房是其婚前利用个人的福利因素取得，只是婚后方领取权属证书的，可以认定为该方当事人的个人财产。

14、夫妻共有的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房产认定

夫妻双方将共有的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视为双方将该房产赠与给子女。离婚时，一方以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要求分割的，不予支持。

15、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外部关系的处理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债权人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的，应举证证明该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如夫妻中非借债一方举证证明该债务确为借债一方个人债务的，不应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16、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内部关系的处理

夫妻一方对外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后，在离婚案件中以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对方承担的，应当证明借债经双方同意或者借债用于共同生活；对此举证不能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应承担还款义务。

夫妻共同对外偿还债务后，一方当事人主张追偿权的，应当由借债一方当事人对债务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

17、关于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进行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在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可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1）提出申请的一方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

（2）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

（3）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

（4）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

（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1、项目经理以施工企业名义订立的合同的责任

项目经理系施工企业在特定施工项目上的委托代理人和所属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项目经理以施工企业名义订立合同的，一般应当认定该代理行为有效，但施工企业能够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项目经理没有代理权的除外。

2、挂靠纠纷的处理

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者其他合同的，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风险，由被挂靠人承担；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的责任，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

3、竣工结算依据的认定

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不能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4、无效合同的价款结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或者能够举证证明合同约定的价款低于施工成本并请求按实结算的，应予支持。

5、对实际施工人的保护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实际施工人要求按承包人的资质等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

对工程价款是否欠付的举证责任，由发包人承担。

6、约定管理费的收取

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基于挂靠关系形成的合同约定了管理费，如果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的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施了管理行为并在招投标过程中缴纳了相关费用，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收取管理费。

7、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工程的后果

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之外的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减少工程价款或要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但发 包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要求承包人承担保修责任的，应予支持。

8、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

家庭住宅装饰装修合同以外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家庭住宅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适用法律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对合同效力以外的问题可以参照司法解释处理。

（五）房地产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1、没有达到开发投资法定比例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效力问题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以此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2、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受让人不具备开发经营资质的合同效力问题

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受让人的企业，如无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但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该受让人以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转让人的名义进行开发、销售，转让人配合、协助受让人进行开发、销售，转让人以受让人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3、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转让房地产的合同效力问题

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转让房地产的，分以下情形处理：转让的标的物属于违法建筑的，应当依照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转让的标的物属于因生效法律文书、继承或者受遗赠、合法建造取得物权而未办理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转让的标的物属于连环买卖中登记在他人名下但出卖人有权处分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补办相关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4、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

既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并参照国务院的决定和通知精神以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也要从实际出发确定合理的解决方案，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诚信。对同一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村房屋流转，应当尽量维护买卖合 同的效力。对城镇居民和其他不符合买受人条件的农户购买农村房屋的，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后，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交易时间长短、是否发生连环买卖，以及翻建、改建、装潢、添附等因素，作出合法、合理的裁判。

5、商品房交付使用的条件问题

房地产开发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将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的，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

出卖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买受人接受房屋后要求出卖人承担迟延交付的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

6、迟延或不能办理商品房的房屋权属证书问题

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既是买受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买受人依法负有的义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买受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买受人能够证明“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迟延或不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未约定由出卖人代为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出卖人完成协助办证义务的时间，应确定为其采用了合理的通知方式，将办证所需的相关资料如购房发票等交付给买受人之时；双方约定由出卖人代为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买受人如主张出卖人未尽办证义务，应先证明其已向出卖人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等办证所需的材料。

房屋权属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只能办理部分房屋权属证书，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应予支持，但可酌情降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

7、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的，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实现对房屋的占有后，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不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的，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诉讼时效期间从约定办证期满时起计算。

8、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

根据合同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因出租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书而无效，缺少法律依据。当事人以出租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为由主张租赁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9、未经出租人同意订立转租合同的效力及赔偿问题

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出租人是否同意不是认定转租合同效力的标准。当事人以未经出租人同意为由主张转租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要求收回房屋的，转租合同终止履行，次承租人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次承租人要求出租人赔偿损失的，不予支持。

10、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保护的范围

出租人违反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卖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但出租人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的，不予支持。

11、承租部分房屋的承租人在出租人整体出卖房屋时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结合以下因素妥善处理：第一，从房屋的使用功能上看，如果承租人承租的部分房屋与房屋的其他部分是可分的、使用功能可相对独立的，则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仅及于其承租的部分房屋；如果承租人承租的部分房屋与房屋的其他部分是不可分的、使用功能整体性较明显的，则其对出租人所卖全部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第二，从承租人承租的部分房屋占全部房屋的比例看，承租人承租的部分房屋占出租人出卖的全部房屋一半以上的，则其对出租人出卖的全部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反之则不宜认定其对全部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

（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共性问题

1、“侵害行为直接结合”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的“侵害行为直接结合”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加害行为相互结合而为损害结果的唯一原因，缺少其 中任何一个加害行为都必然不会导致只有加害行为相互结合才会出现的特定的损害后果；二是加害行为具有时空同一性。当上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可认定为侵害行为直接结合。

2、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界定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一般以户籍登记作为标准，将登记为非农业户口的人确定为城市居民，将登记为农业户口的人确定为农村居民。但是登记为农业户口的人有下列情形的，可认定为城镇居民：

（1）因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而无法确定是否为农业户口且无其它证据证明其是农村居民的；

（2）虽是农业户口，但其承包地被国家征用的；

（3）虽是农业户口，但在城镇工作、学习、生活、经商居住的。

3、医疗费的确定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病情与医药费数额悬 17 殊过大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以及非因该损害引起的医药费用，可通过司法鉴定或要求受害人提供用药清单，以证明其合理性。

4、误工费的确定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应当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诊断休息证明书等证明确定。如果证明开具的误工期限与公安部发布的《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中的期限过于悬殊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过对误工期限进行鉴定的方式予以确认。收入状况应当根据受害人单位的误工证明、工资单和收入实际减少的证明等予以确定。

5、伤残等级的确定

受害人身体多处遭受损害、鉴定机构认定其构成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的，人民法院应要求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等级进行综合评定作出总的伤残等级。鉴定机构如无法作出总的伤残等级，人民法院可分别情况确定伤残等级：如伤残等级不一致，可确定伤残等级中最高的；如伤残等级相同，可在该等级的基础上增加半级；如伤残等级中包含一级的，则应确定为一级。

（七）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1、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分类

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包括：

（1）故意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

（2）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

（3）美容医疗机构在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造成就医者人身损害后果，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

（4）因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医用设备、医疗器械存在质量

缺陷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

（5）因输血感染病毒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

（6）其他医疗活动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后果的。

2、鉴定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有异议要求再次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

当事人申请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及伤残等级、治疗患者原有疾病的费用、营养和 护理费用等事项进行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

人民法院在委托鉴定前，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提交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难以判断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文证检验。文证检验应当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医疗过错鉴定前完成。

人民法院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的，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费用由医疗机构预先缴纳。重新鉴定的鉴定费用由申请人预先缴纳。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医疗机构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赔偿权利人支付。

司法鉴定的鉴定费用由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预先缴纳，并由人民法院根据鉴定结论确定鉴定费用的承担。

3、过错的认定

人民法院在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大小时，应当结合医疗行为发生时的医疗规范、医疗机构所在地的现行医疗水平、医疗机构的等级以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时间和事项上的紧急情况等因素综合认定。

医疗机构是否就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履行告知义务以及履行告知义务是否妥当，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精神状态、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认定。医疗机构为安慰或者鼓励患者所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病情的陈述，一般不应视为侵害患者的知情权。

对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或委托学术团体编写的诊疗护理规范；

对一方当事人提交的医学教材中记载的医疗规范、方法、观点，对方当事人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在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当采纳。

4、赔偿责任的确定

人民法院审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对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在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时，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办理。

对其他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在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出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八）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1、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乘客依据客运合同向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的，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运人在赔偿了乘客的损失之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交通事故责任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承运人因自身过错造成乘客（消费者）人身伤害、残疾或死亡，受害人或死者的继承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赔偿的，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的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被保险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要求本车保 险公司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应当包括死亡、构成残疾的人身损害和不够成残疾的人身损害的情形。

4、机动车本车人员向本车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本车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应对承保对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存在的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和对方机动车的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根据当事人与车辆之间是否存在运行支配或运行利益的归属关系予以确定。

6、使用以盗窃、抢劫、抢夺等手段非法占有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肇事人承担赔偿责任。

7、盗用他人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证件办理入户登记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由盗用人或车辆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

8、挪用他人车牌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挪用人或车辆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挪用人有过错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未经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的同意，擅自驾驶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擅自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该车辆的所有人有过错的，应当对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驾驶车辆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

11、雇员在驾驶车辆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如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雇员追偿。

受雇人非因实施雇佣行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害的，雇主与雇员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受雇人自带车辆的，受雇人非因实施雇佣行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害的，雇佣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2、车辆所有人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期间，承租人使用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出租人与承租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应由承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13、车辆所有人将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期间，借用人使用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借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出借人明知借用人不具备驾驶车辆的资格或者出借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应由出借人与借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4、车辆所有人将车辆发包给他人承包期间，承包人使用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发包人与承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约定发包人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免责，该约定也不能对抗第三人。

15、车辆所有人将车辆挂靠在他人名下，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被挂靠人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约定被挂靠人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免责，该约定也不能对抗第三人。

16、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人在保留车辆所有权期间，购买人使用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购买人承担赔偿责任。

17、车辆买卖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车辆已实际交付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由车辆买受人或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车辆买受人或控制人下落不明或无力赔偿时，可判令车辆原登记所有人分担部分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车辆所有人与购买人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18、在车辆送交修理或交付保管期间，修理人或保管人因使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修理人或保管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车辆所有人有过错的，应当对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9、车辆被质押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车辆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出质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报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报废车辆的出卖人与买受人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21、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无偿邀请或允许搭乘的人因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乘车人有过错的，可减轻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的责任。

22、两个以上机动车共同侵权致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害的，如受害人的损失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总和的，各保险公司以其保险责任险限额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保险公司之间对受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由交通事故当事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3、两个以上机动车共同侵权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如受害人的损失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总和之内的，保险公司之间对受害人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一方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不足以赔偿的，其他保险公司应在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24、机动车一方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均有责任的，互相抵销赔偿数额后，机动车一方要求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赔偿其损失的，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