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常态下宁夏扶贫开发创新思路的建议

第一篇：关于新常态下宁夏扶贫开发创新思路的建议

关于新常态下宁夏扶贫开发创新思路的建议

摘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力成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借鉴国内外地区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成功经验，并从创新扶贫开发投入、加强智力扶贫、推进城镇化带动脱贫、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几个方面提出新常态下宁夏扶贫开发创新思路的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扶贫开发；创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3-000-01

一、引言

解决贫困问题、消除贫困人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检验和衡量是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标准。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实现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少数民族省区，自治区党委、政府更是将扶贫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比全国提前两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销号、贫困县全部摘帽，亟需创新扶贫开发思路，探寻扶贫开发的新路。

二、国内外各地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

贫困问题是全球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组织、政府和我国各地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都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从国外看，印度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的1/3，排名世界第一，为了改变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印度政府采取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政府治理质量等扶贫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巴西贫困人口占巴西总人口的14.4%，政府通过实施“零饥饿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家庭助学计划”、“农村土地改革计划”、“城市住房计划”、“劳动技能培训计划”及“金融扶贫计划”等系列政策，贫困人口已然从2003年至2013年下降了54%。

从国内看，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贵州省，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注重提高扶贫“精准度”。通过扶贫项目管理、改进贫困县考核、实行“减贫摘帽”激励、改革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等机制创新，使全省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623万人；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云南省，以同步推进区域开发与精准扶贫为重点，通过争取扶贫资金和加大投入力度、颁布《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确定“12355”的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思路、实施整乡推进、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扶贫日”系列活动扩大扶贫工作影响力等重大措施，贫困发生率从27.1%下降到12.17%。

三、新常态下创新宁夏扶贫开发思路的建议

1.创新扶贫开发投入，加强扶贫措施的绩效评估

探索创新扶贫开发投入模式，将无效投资区域的扶贫投入资金转作为创业资金带动更多贫困人口就业脱贫，从而发挥更大的效益；大力实施“双创”战略，对贫困区域实行更加积极的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同时，及时建立完善扶贫绩效考核机制、问责激励双重机制、强统计监测力量、规范上报，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考核机制和做好统计监测工作，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与公平，更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2.切实加强智力扶贫，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

在现有智力扶贫措施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户劳动力生产技术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加大对贫困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智力扶贫，增强贫困户自我创收能力。毕竟扶贫不只是政府的事，更是个人的事。不断强化贫困人口主体意识，积极引导受援者成为反贫困主体，让他们从单纯依靠“输血”转变为自我“造血”。建立政府主导、政策支撑的反贫困政策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机制等，使扶贫工作社会化，让贫困人口积极参与，主动落实国家反贫困政策，提高反贫困工作效率，不断加快贫困地区减贫进程。

3.加快推进城镇化带动脱贫，力促城乡联动发展

将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产城融合发展。通过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精细化、现代化步伐，让农民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入股、再流转、季节性出租等形式，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更多收入；通过发展城（镇）郊型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吸引城市资本流入，加快城乡联动发展。

4.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提升政府扶贫质量

全面开展遍访贫困村贫困户机制，精准摸清贫困情况、致贫原因、帮扶需求，并为每户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进一步完善与扶贫开发制度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及临时救助制度，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不断强化制度的透明性、公开性和针对性，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和措施的可操作性。深化政府各部门的合作服务意识，努力提升政府扶贫工作成效。

参考文献：

[1]王志章，刘天元，贾煜.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实践及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齐宁林.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与动态演化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论文），2013.[3]丁军，陈标平.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变迁与前景展望[J].农业经济问题，2010，2.作者简介：黑亚青（1988-），女，宁夏同心人，学历：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第二篇：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思路与方向

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思路与方向

所属： 报告言论

日期：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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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理解所谓“新常态”的内涵，就其运行特征进行判断，从而把握好提出政策建议的方向和要领。

一、对新常态的理解

何谓新常态？《经济日报》评论员文章认为，新常态表述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因此，中央以“新常态”一词作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特征判断，并且以战略高度来提出，表明了中央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处阶段的变化规律的深刻认识，并且这样的认识也将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的宏观政策选择产生方向性和决定性的重大影响。《经济日报》钟经文的署名文章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能简单归纳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点的表象，而是需要从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增长动力的转变等多方面的表现来共同反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称，与我国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目前即将和已经发生的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笔者认为，对决策层的“新常态”这一概念表述，关于其基本内涵的判断在于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所面临的经济运行状态的阶段性改变，即从原来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的转变。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其唯一的表征，但首先需要对应到的，还是这个国内学术界和其它相关方面已经共同讨论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关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年均GDP增长率这一龙头指标，处于9.8%左右的高水平，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二十余年，则在两位数的10%以上，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这一高增长速度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很可能要下降到相对较低的区间。但关于这个新的增长速度区间的量值，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譬如目前宏观调控当局所设定的增长速度“7.5%左右”的相关表述，应该反映了相关管理部门所判断的区间中值；而在学术界，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处理好当前的基本问题，把需要做好的改革等事情做到位，那么还将有望继续实现二十年8%左右的增长速度；而以刘世锦研究员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则强烈反对这一提法，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速度很可能很快会降到7%以下；而花旗银行等机构的预测则更是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所谓“新常态”将放缓至5-6%的增长速度。

在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的情况下，这里笔者并不打算直接对未来“新常态”下的具体增长速度区间进行判断，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常态”概念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下一阶段的表现，可以认为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指标为代表的运行态势的探底过程。关于这一探底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状态，中央已经有了“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的提法。事实上，这几个期间的客观存在都是无可否定的，但我认为，在“三期叠加”之上，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的又一重叠加。这意味着在正确处理和对待目前的探底过程中，将过去的状态与相对稳定的新常态上衔接时，我们能够选择的最关键变量即为制度供给变量。而在选择制度供给变量，并伴随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系列努力，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稳增长、惠民生、调结构、促改革”。其中的“促改革”，无疑是尤其值得执政管理者看重、选择和把文章做足的关键事项。如果能够处理好“促改革”的问题，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趋稳，并通过结合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能够追求一个长期中的次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

尽管目前关于这个次高增长速度区间，并没有一个研究主体可以拿出全套的模型处理实证数据进行预测而得到一个较为精确、能够形成共识的判断，但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有望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于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认识：

首先，现阶段我国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大的演进趋势面前，所具有的潜力、活力的释放空间依旧是清晰可见的。譬如，在经历此前若干轮的建设与升级换代改造后，我国的基础设施目前依然存在着较为迫切的、进一步换代升级的需求。从我国高铁客运所经常面对的“一票难求”的旺盛需求，或者其它领域不鲜见的“局部短缺”现象，我们不难观察到未来通过进一步激发产能的利用能力、增长空间和需求释放以后，由供给的回应所能够形成的支撑未来继续增长的条件。具体考察可以列举，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在空间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技改换代空间；基础设施多轮升级空间；服务业成为长期增长新引擎的空间；与科技、信息等因素结合的农业现代化空间；环保产业应运而起的增长和支撑作用空间；地区间的梯度推移空间；消费占比低的调整和人均收入增长空间，以巨额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对外投资空间，等等。但所有这些空间的打开、潜力的释放，莫不需要以改革来“激活”，以制度供给来提供放大“乘数”。

因此，我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常规投资活动边际收益下降的过程中，依然具备了通过改革释放制度供给红利的巨大潜力。通过改革来放松供给约束，以制度供给来激活供给潜力，是目前最值得争取的未来增长前景。通过改革来达到经济增长“趋稳”、“蓄势”，把“新常态”和需要调动的“新动力”，以及在认识上特别需要强调的“新供给”有机结合，应是使未来我国进入长期的次高增长速度区间状态的最重要着眼点。

二、走向新常态中的宏观调控亮点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也需要从思路上调整，结合“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达到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蓄势”和进入“新常态”的次高速增长区间的目的。当前，在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总体贯彻了“相机抉择”原则。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改革元年”，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调控具有为全面改革的展开提供条件配套的特殊意义，而年初经济运行一度表现出的较明显的下行压力，亦使宏观调控当局的动向与举措备受关注。半年过后，已看到颇具亮色的调控成绩：继龙头指标GDP于一季度报出7.4%的增长率之后，二季度的运行又在明显企稳的同时略有回升，GDP增长率达到7.5%，使上半年的经济增速站在7.4%以上。从PMI等先行指标的动态和一系列经济指标综合分析，预计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望重演前面两年“前低后高”轨迹、至少不出现明显下滑，使全年经济增速达于7.5%左右，应是大概率事件，即年初“两会”上提出的经济增速引导性预期值，应当可以实现。

客观地看，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特色和亮点，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调控理念。哪怕在年初经济下行压力较明显、市场预期较悲观、甚至有境外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舆论抬头的情况下，宏观决策层坚持明确地给出信息：只要中国经济运行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政府决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是在7.5%引导目标量值加上“左右”二字的情况下，清晰宣示了“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空间，而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正是挤压、排解过剩和落后产能、促使企业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有效压力与动力机制。这一点表明中国宏观调控当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调控哲理，在复杂局面和压力时段中，具有其稳固的逻辑和坚强的定力。

二是在维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不变的同时，成功地贯彻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原则，以所谓“微刺激”有效推进了“稳增长”，并提振了市场信心。从宏观运行状态的“区间掌握”出发，宏观调控当局在认为无需对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积极—稳健”搭配这一基本框架和各自定位作出调整的同时，又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了经济调控理论的“相机抉择”原则，在政府投资安排、财政支出重点和支出进度、货币政策力度和定向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稳增长”举措，被舆论界称之为“微刺激”，动作虽“微”，但有理、有利、有节，效果已经有较好显现，市场氛围也随之有所改善和提振。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宏观调控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三是在宏观调控中鲜明地运用“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注重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强调结构优化，兼顾一般。在所谓“微刺激”的投资事项上，通过适当对高铁工程、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项目、农村水利设施项目等作出重点支持，既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适当的景气提升作用，又能体现在改善民生、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并培育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后劲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在财政“结构性减税”事项上，特别注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既有利于鼓励“草根创业”和民间资本释放潜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式扶助低端；在货币政策几轮适当掌握的“定向降准”中，颇具中国特色地把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总量调节型政策工具加以结构化运用，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领域。这些都使中国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的“有效供给”机制得到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较好发挥。

四是把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把短期与中长期目标有效衔接。在调控中，坚定地实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企业工商注册程序、压缩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扩展“营改增”改革的行业覆盖面、推进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等改革举措，并为下半年即将正式展开的财税配套改革、公车制度改革等作了很好铺垫，体现了在宏观调控中把短期状态掌握与中长期“攻坚克难”配套改革过程衔接起来、寓调控于改革的全局协调和长远追求。

在上半年宏观调控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今年下半年，8月间又遇下行压力，但当局基本态度是主要看就业率和物价指标而不看重增速，估计下一段我国宏观调控将会继续体现上述亮点和特色，但随各项改革任务展开，全局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的确可能上升。建议有关部门总结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更多注重“在供给端发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跟踪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并前瞻性地考虑政策储备与项目储备，在全面改革深化推进过程中，使我国宏观调控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取向和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功能与效应。

三、新常态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优化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的调控与中长期实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如下要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作“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进入期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此决不轻易改变。

二是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势必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另外，2014年货币政策方面“定向降准”等把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运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时总结经验，加入“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式政策组合。以财政、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到重大项目建设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做好、做实。

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极有效地服务于、配合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财政改革作为在被称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启动的重头戏，将在预算管理、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也将在财政信息透明度、跨预算编制、资金绩效提升、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关系等方面产生众多与新制度供给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给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机构兴办、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合。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寓于改革。

以上关于两大政策的松紧适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结合而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和服务支持改革，其内在逻辑都是在于要适合新常态的“趋稳”、“蓄势”与“创新”需要而服务全局。

作者：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贾康

来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

第三篇：新常态下的

新常态下的“坚守”

大德小学 李锦花

遥远的西北大漠，有一种胡杨的树种，它们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朽，这沙漠里健壮而睿智的勇士，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坚守一词的深刻内涵。虽然我不可能是倔强的生长在沙漠中的胡杨,但我愿做那棵扎根于乡村英语教学试验田边的胡杨,任时光荏苒,任四季的变换,我始终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的爱, 坚守着乡村英语教学的希望和喜悦。

坚守是热爱。刚开始，我常常为自己不知道怎样为小学生上好英语课而茫然。但是我对英语的那份执着的爱告诉我要永不言弃。在教学中我常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失败浇不灭我对英语教学那如火如荼的热情。在这样执着的支撑下，我昂首行踏进英语教学的珪步之中，在英语教学这块沃土上我默默地耕耘着。

坚守是进步。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英语教师，要让孩子们学好英语，算的上比登天还难哪。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神圣职责是什么呢？经过我不眠的深思，向有经验教师的请教，拉一些对英语不感兴趣的孩子促膝长谈，拜访一些家长和他们交换意见。我明白了，明白了要教好英语，首先要让他们爱上英语、喜欢英语。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学生喜欢什么就不会厌烦什么。真是“山穷水复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为此，每节课前我会认真研究、吃透教材，通读、精读课文，较好地掌握教材的全部内容，明确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课型、流程、方法等。在教学过程中我深知英语课中口语是老师与学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作为英语老师的我很注重加强英语口语在课堂中的运用，给学生创设愉悦的英语课堂氛围；在课堂上对于学生的表现我会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爱，感受到我始终保持的微笑，并且和学生多交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我的课堂。

坚守是希望。我刚接手的班是五年级，班上有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赵嘉欣。她性格外向，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可是，她上四年级的时候，她生病了。有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她落下了很多的课程，我暗暗地担心和着急。我不能把我的担心表现出来。上课的时候。我特意让她来回答她能够回答的问题，每次答完问题，我都会笑着对她说“你真棒”。一次，她的妈妈对我说；“李老师，今天我女儿回家特别的高兴在沙发上蹦来蹦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李老师说我特别棒）”！后来，她深深的爱上了英语。

我作为新常态下的英语老师，我明白应该突破常规，寻求新的教学模式，敢于真正的把课堂还给学生，实现老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学生作为主体的开放式课堂。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新常态下的教育，当以人为本，遵从人性，尊重孩子的生命个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他们不断尝试、直面挫折。只有把课堂真正的还给学生，才能更好的发掘他们的个性。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诺言——那便是“坚守”；在我的手中有一粒金色的种子——那便是实践；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目标——那便是成功。我要用我的双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渴求知识的种子，我要用我的勤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热爱英语的种子……也在我的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我要用心守望着这份希望,更要用爱呵护着这份希望，默默地看着她破土、发芽，看着她开花、结果，我坚信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此时，我要大声的对大家说：守望着自己爱着的田地，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锦花老师，你好！你的演讲稿，主题新。内容实在，我在你原文的基础上把一些词句删减了些和补充了一些词句。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见谅。

第四篇：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今年11月9日，总书记在APEC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主题是“谋求持续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总书记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而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常态”的提法及其主要特点，值得我们文化建设认真研究并积极适应。相对于作为基础的经济建设者而言，文化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就是说，经济建设的诉求与追求，往往会渗透在文化建设的理念与举措中，也会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法与步骤。比如我们一度就笃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长将大力拉动文化消费，而未能细察这个“增长”的结构构成及其消费取向;比如我们一度也认为文化设施就应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为显“政绩”的设施把“显豪华”当成了“有文化”;比如我们一度还认为“大歌舞”能够壮势“大繁荣”，于是不管大庆典、小庆贺都弄得花团锦簇、“群星灿烂”并滋生出“文化包工头”„„虽然那些“文化的虚火”被明令禁止而紧急刹车，但文化建设要真正回归“润物无声”“攻心为上”的功能，还需要“志存高远”“坚守理想”，还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还需要努力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大智慧。

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第一要再度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近读总书记所著《之江新语》，我们看到他10年前就发表过两篇关于文化建设的精辟之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文化育和谐》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正是因为深彻洞悉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总书记不久前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其本质而言要以“弘扬中国精神为担当”，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国力量”为使命。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重中之重。

第二，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态;与之紧密关联的“新常态”，是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是表现当前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也就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事实上，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规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为源，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文化建设的内容，也决定文化建设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正如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第三，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简言之，我们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着力于“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着眼于“结构优化”而非“同质繁衍”，三是着手于“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四是着意于“多元动力”而非“单一取向”。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有许多就是针对“质的提升”而言。他所说的“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因此，着力于“质的提升”就要改变“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改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逐步确立自身的新常态，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荡“清风”。着力于“质的提升”是文化建设新常态的根基。

关于着眼于“结构优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设许多层面上都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调整的重要举措。在整体层面上，主要是着眼于科技进步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另一方面是这一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也即“用户创造内容”现象的发生，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结构优化，还体现在各文化业态建设的具体层面。以传统舞台演艺业态而言，当我们初步完成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是实现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即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要为文艺院团这一“市场主体”搭建运营平台，全面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目前“保利院线”和“中演院线”的所作所为。

关于着手于“创新驱动”，可以说也是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个中要义。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与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的亚太市场密切关联，而且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步进行。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动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然主导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的，这在文化建设的新常态中更应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我们既往的“继承创新”较多关注“要素驱动”，那么“创新驱动”则呼唤着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一要有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识，要全面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视域，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要有协同意识，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优势、开放建构、转型升级;四要有贯通意识，要将各创新要素与内容有机整合，生成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有机整体。

关于着意于“多元动力”，就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而言，特别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文化建设目标之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体系构建”的协调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三是要整合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之相关，还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培育文化非盈利性组织。这里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我们文化建设新常态要培育的“多元动力”。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建设、项目组织、活动开展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着意于“多元动力”作为适应新常态的举措，要特别在“引导群体心理”上下功夫。作为国家文化部的“文化创新工程”项目，我们最近验收了云南省保山市腾冲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设”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主题社区建设”，关注到二者在群体心理引导方面有共通之处:即一是讲和谐，使人心不争;二是讲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讲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对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文化建设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文化自觉，以使我们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第五篇：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调查报告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策

--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工商1301-鲍洪桥130903101 调查目的：在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全面了解中国企业创新的现状、环境、创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态势，对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十分重要

调查内容：以企业创新发展为主题，并依据国内外企业创新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包括企业创新的投入产出理论、创新路径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家创新认知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等，从创新要素的投入、创新产出、企业创新路径选择、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创新特质与意愿、企业创新环境等方面设计了具体的调查问题，并结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历年调查数据，分析了企业创新战略的演变，总结了我国企业近年来创新发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企业创新的现状与未来做出判断

调查对象：各行业的企业家企业经营者平均年龄为54.4岁，其中55岁及以上占51.9%，44岁及以下占13.9%，45～54岁占34.2%。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占78.5%，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2.1%。所学专业为管理类的占37.4%，为经济类的占20.9%。职务为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厂长、党委书记的占92.5%，其他职务的占7.5%

调查单位：主要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

调查方式：采用邮寄问卷的方式进行，按行业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调查总结: 1.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1.1企业创新进步较为明显 1.2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长 1.3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较快 1.4 企业高学历员工比重持续上升

2.企业创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1观念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是主要难题

2.2 创新人才缺乏是制约企业创新的最主要因素

2.3企业创新外部资金渠道比较单一

2.4创新模式以渐进式创新为主，突破式创新偏少 2.5企业创新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

2.6企业家对未来增加创新投入持谨慎态度

3.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分析

3.1宏观环境影响企业创新意愿

3.2创新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转型 3.3 经营状况越好的企业创新意愿越强 3.4企业家信心与价值观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3.5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