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工业新世纪前1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10年展望

第一篇：中国钢铁工业新世纪前1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10年展望

中国钢铁工业新世纪前1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10年展望

地域：国内 信息类别：原创文章 行业类别：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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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人：钢铁行业管理审核 发布时间：2010-11-15 09:55:33.0 对中国钢铁工业来说，全行业已经形成共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钢铁工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其严重程度，正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邓崎琳所说：“钢铁行业不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没有出路！”在“十二五”前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规划未来科学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钢铁强国夙愿是全行业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10年的较长阶段，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策略都应当进行调整，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前10年：成就很巨大 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经过10年奋斗，我们已构筑了钢铁大国的坚实基础，但与钢铁强国定性定量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多极化格局已见轮廓；二是以信息产业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迅速。二者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旧有的经济秩序，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方式，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钢铁工业的发展。经过10年奋斗，我们已构筑了钢铁大国的坚实基础，但与钢铁强国定性定量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前10年发展的突出特点为钢产量超常增长

进入新世纪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纵跨“十五”、“十一五”两个规划期，如果分别将两个时期的GDP和钢产量的关系，与“八五”、“九五”期间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钢产量持续超常增长的事实。“八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2.7万亿元（最后一年与最新一年相比，下同），钢产量约增加27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为1000万吨/万亿元。“九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3.18万亿元，钢产量约增加33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为1040万吨/万亿元，与“八五”时期基本持平。到了“十五”期间，全国GDP约增加9.29万亿元，钢产量约增加22500万吨，钢产量支撑系数发生了突变，达到2420万吨/万亿元，飙升了2.4倍。

再看“十一五”的情况，钢产量超常增长的情况仍没有改观。2008年一场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在2009年造成全球经济灾难性衰退。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同样遭受了重创，尽管党和国家及时果断采取了投资4万亿元的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其间每年GDP至少还是损失了两个百分点以上。即使如此，2010年我国钢产量也将超过6亿吨。如果没有这一次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干扰，“十一五”期间钢产量再增加1亿吨应当是毫无悬念的。

超常增长影响了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钢产量从2000年的1.27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6.5亿吨（估算值），大约增长4.1倍，与此同时，GDP大约增长了3.1倍。到2009年，中国当年GDP约折合4.98万亿美元，大体相当全球GDP的6.3%。这一年，全球钢产量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同比下降8冤，中国钢产量仍逆势增长13.5%，所占全球的比重为46.6%，创历史新高，蕴含着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隐忧。比如，2009年与中国GDP接近的日本，当年钢产量为0.88亿吨，只占全球钢产量的7.2%，仅相当中国钢产量的1/7左右。再如，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2009年实现GDP1.3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全球GDP的1.64%，当年钢产量为0.57亿吨，占全球产量的比例只有4.7%。通过以上简单对比，我们感到震撼：巨大钢铁产能的背后是“天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成就很大，问题突出”是对过去10年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好总结。钢铁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已人所共知，这也正是我们探寻“十二五”钢铁工业科学发展之路的关键切入点。而当前钢铁行业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往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其形成的本质原因，不外乎是外因和外因两种。

从外部影响因素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也是拉动钢铁工业钢产量超常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不断升温的几年间，几乎每一家大中型钢铁企业都发生了产量规模翻番的跨越式发展。在国际金融风暴袭来之后，事实证明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从内部影响因素看，我国政府很早就对钢铁工业提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产业发展方针，但始终未能形成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向力量，追求数量规模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仍成为主要钢铁企业的首选，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盲目投资，扩大产能。后10年：加快转方式 实现科学发展

●今后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目标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筑钢铁工业未来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同时也让基本遵循传统发展方式的钢铁行业吃尽了苦头。前不久，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专题座谈会上说：“温家宝总理在签发这一文件时指出，钢铁行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这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应该说，钢铁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是等不起、慢不得。”通过钢铁行业过去10年发展史的回顾和思考，今后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目标就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筑钢铁工业未来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钢铁工业未来10年科学发展

关键在“十二五”

世纪之交，中国钢铁行业接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带着“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觉醒，跨上征途；1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经济正处于调整和变革之中，科技进步酝酿新突破，产业发展出现新趋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新机遇；中国经济已渡过极为困难复杂的险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而中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强化了“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兼并重组、调整结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又一次要出发了。

两相对照，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境况，钢铁企业未来10年与过去10年起步之初非常相似。经过10年的风雨坎坷，全行业对于传统发展方式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有了切肤之痛。放眼未来10年，人们有理由相信，钢铁行业对于避免重蹈覆辙，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性、重要性和紧迫感，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而未来1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十二五”成为其中的关键时期。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向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找到答案。钢铁强国重要标准

要看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

从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至今，“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钢？”很多人都为这个难题所困惑。笔者认为目前是没有解的，经济发展的动态决定了钢铁需求量也是动态而非静止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侧重于“数量”指标，在“十二五”期间，我们探讨钢铁工业发展应当从一个全新角度着眼——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可以计算出，中国单位GDP对应的钢产量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中不难看出中国钢铁工业钢铁产品质量、品种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在全社会减量化需求中实现钢铁产品减量化生产，是中国走向钢铁强国前进道路上的重要基石。

满足系统化条件是由大变强的内在要求

未来10年中国要屹立于世界钢铁强国之林，尚需广大钢铁企业付出艰辛的努力。其着眼点是，完成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跃进，要全行业满足体现钢铁强国内在要求的系统化条件。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提出了钢铁强国的5大标志；2009年10月份，钢协名誉会长吴溪淳也曾提出钢铁强国必须具有的4个显著标志；2007年《中国冶金报》专门组织“我们离钢铁强国还有多远”的理论性探讨，引来业内外人士广泛参与，有人主张首先要深刻理解钢铁强国的内涵，其次确立中国建设钢铁强国的高标准要求。钢铁强国标准同时分为宏观层面标准和微观层面标准。其中，宏观层面标准即行业引导标准，微观层面标准至少包括企业、产量、质量、技术、装备、企业组织、经营运行、科研、管理、效益等十个方面的标准。

建设钢铁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工程，不是靠相互毫无关联的局部优化体堆砌而成的，还要梳理、归纳总体和分系统、子系统的发展要求和约束条件，并形成促进与控制的机制。

明晰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目标是重中之重

应当说钢铁强国并非是一个确切的经济概念，而是一种产业发展状态的理想表述。理想表述常常与发展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是钢铁行业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的议题之一。主要因为：一方面众多钢铁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忙碌于应对起伏跌宕的经济、市场环境，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因为钢铁企业过度分散发展，此类共性话题往往不能引起足够重视。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目标一定程度的模糊，无疑是钢铁强国建设进程迟滞不可忽视的原因。

建设钢铁强国需要明晰的发展战略目标，首先需要明确时至今日中国钢铁工业的服务对象是谁、钢铁企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基于此，笔者认为，钢铁产品能充分满足国内积极健康经济发展需求，并能以较大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赢得国际上若干先进产品的相当市场份额；较多的企业具有巩固国内钢铁市场和跨国经营的泛国际化竞争能力；具有足够的数量和规模可以担纲全球化企业角色；保证各类人力资源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和谐，对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用上述不同于一般产业水平的商标准发展战略目标来审视我们离钢铁强国有多远、与钢铁强国差距具体有多大，判断钢铁工业强大不强大，我们可以通过对照看出自己的某些不足，同时可以更清晰地明确今后的前进方向。

构建“大钢铁”发展新格局

过去10年，钢铁工业几次陷入市场“沼泽”，都与延续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有关。粗放发展方式形成于企业长期的分散发展，分散发展又源于企业过度的自我发展、直线发展和封闭发展。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国际间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新形势下，中国钢铁工业既往的发展思路需要质的改变：在发展策略上，须调整为构建“大钢铁”的新格局；在发展重点上，必须力拔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滞后这块阻挡钢铁工业前进的“绊脚石”。

“大钢铁”发展新格局，标志着钢铁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至少需要众多钢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积极介入，组建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影响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以下钢铁产业链的三大环节扩大发展空间。

环节之一：钢铁产品生产商。钢铁行业要做好既有的生产领域的各项活动。

环节之二：钢铁产品经营商。钢铁工业的作业活动扩展到世界范围的钢铁产品经营领域。工贸结合既是一些钢铁强国领军企业的通常做法，也是我们“走出去”要做的新功课。比如，在国外建钢铁厂，部分产品返销国内，可能比进口铁矿石、焦炭等生产资料在国内生产更合适，不但可一定程度规避生产资料商的垄断，而且能有效实施总量控制，同时还可以快速增加国内钢材保有量，有利于扩大废钢的积累，也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环节之三：钢铁产品生产服务商。一是整合黑色矿山，有效地扩大铁矿石供应量；二是独立或联合组建铁矿石等大宗原燃材料海运经营实体。2009年世界铁矿石供应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中国一次就订购了12艘吨位达到40万吨/艘的铁矿石运输巨轮，欲实现铁矿石和海运收入通吃。

从某种程度上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兼并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环顾世界钢铁业，高层次、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浪潮风起云涌，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企业兼并重组，引发了世界钢铁业的，巨变。这期间中国建设钢铁强国的列车出现“晚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滞后。用市场经济的企业结构观点看，2009年河北钢铁集团、宝钢、武钢、鞍本集团、沙钢5家产粗钢最多的企业，共计生产粗钢16502万吨，占当年全国粗钢总量的29.06%。仅从产量规模衡量，上述5家企业合并成1家企业，才算得上中国钢铁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企业，然而，中国距离拥有如此大的企业还很远。构建“大钢铁”的新格局，是我们向前走的重要发展策略，为此必须力拔企业兼并重组滞后这块前进的“绊脚石”；当前，以科举发展观统领钢铁工业发展，坚持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基本着眼点就是中国钢铁企业的“战略大重组”。

创新是钢铁工业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钢铁工业后危机时期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眼下，钢铁工业面对的挑战就是，进入低速发展、微利时代。应当说，低速发展是好事，但微利就成问题。

低速发展，即钢产量增速梯次下降的减速发展。正常状态的减速发展是一国钢铁行业日趋成熟的表现。钢产量新世纪前10年的超常增长，行业长期依靠高度的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致使粗放式发展难以“刹车”。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的巨大冲击，使全行业“猛醒”：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已站在了高速发展向低速发展转折的历史分界点；今后钢铁工业必须走又好又快的集约式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实现减速发展。

微利时代，是众多“两高一资”企业激烈竞争后的苦果。金融危机之前，大宗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不少企业曾津津乐道“高成本支撑高价格”。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全行业连续亏损，充分暴露了钢铁行业数量规模效益型盈利模式的脆弱。微利意味企业在目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上，高成本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耗费补偿，同时钢铁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低，决定了其综合竞争力差，导致价格与成本之间的“缝隙”越来越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时至今日，市场竞争力最大化的表现就是资源的控制能力和产品市场价格话语权。只有掌控了资源和市场话语权、主导权，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这又与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分不开。

譬如，在技术创新方面，2009年初，笔者曾参与一家大型钢铁企业2008年经济效益下滑原因的专题分析，发现该企业16种钢铁产品中有15种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另外1种产品则利润颇丰。仔细分析，发现这种利润颇丰的产品是该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晶，技术含量领先于国际同行。在管理创新方面，改革开放仅仅十几年，中国钢产量在1996年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这其间，涌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首钢经济责任制”和“邯钢经验”。而反观过去10多年，管理创新的滞后发人深省。

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发展规划》到近期国务院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节能减排、兼并重组等问题频频下发的文件，都突出了对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的要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中国钢铁工业后危机时期华丽转身的内生动力。

绿色效率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本质上是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今天，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负荷的约束力大大增强，集约发展必定要增添新的内涵。生产要素的效率首先应当是绿色效率。管理的任务就是促使企业有效地将其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成果，技术的功能则是这种转化的动力之一。以往的认知是，二者共同保证这种转化具有较高的效率和理想的效果。效率就是企业实现了用最少的投入获得合理的产出，效果则体现在企业生产了国内外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未来10年，随着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企业的建设，经营和管理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增添生产效率和效果的理论容量，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自然是题中之义。钢铁工业是节能减排潜力最大的行业，全行业挖掘节能减排潜力、改变很多企业“两高一资”形象，实现途径也必然是打造和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

期望中的钢铁强国应当达到的管理标准是，致力于实现企业管理和技术工艺装备的同步现代化，通过持续创新不断完成“追求利润—增强竞争力—打造开拓发展能力”的跨越。这一标准赋予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的方向和目的：加大技术和管理创新力度，打造提高钢铁工业的绿色效率，“正确地做正确的事”。参考文献：

第二篇：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2009-09-18 09:13作者：中国钢铁业

【慧聪建材网】内容摘要：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60年的风雨兼程中，我国钢铁工业经历过坎坷和曲折，更有过乘风破浪、快速发展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60年周年之际，回顾我国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6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促进钢铁工业未来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

1.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1957)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1890年成立的汉阳铁厂。但由于制度缺陷和长期战乱，钢铁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19家，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座高炉、12座平炉、22座小电炉，当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相当于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的1/6。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进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对已有的钢铁企业进行接管。1947年至1950年相继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第二步是组织企业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7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鞍钢、本钢率先恢复生产。此后，钢铁工业恢复生产工作迅速由东北向全国展开。短短的3年间，全国共恢复和扩建高炉34座，平炉26座。到1952年，全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134.9万吨、192.9万吨和112.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钢铁工业总产值达到136959万元，比1949年增长6.1倍。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建设武钢及鞍钢和本钢的改扩建等8个重点钢铁项目。此外，还改扩建了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等8个限额以上的钢铁项目;以及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第一钢厂等23个限额以下钢铁项目。“一五”时期，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额达34.5亿元，占全国工业基建总投资的13.9%。其中，鞍钢的改建投资为15.45亿元，占该时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4.8%。经过大规模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鞍钢钢产量291.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4.4%;实现工业产值46.5亿元，比1952年增长2.7 倍。

2.大跃进和钢铁工业的调整、整顿(1958―1965)在“一五”时期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背景下，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国民经济要“大跃进”的社论。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在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会后，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 1957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由于1至8月全国实际产钢量只有450万吨，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高指标，意味着要在该年剩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全年计划的3/5。为了实现这一按常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国家提出要打破常规大跃进，全国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起大炼钢铁。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107万吨，实现了既定的翻番目标，但所生产的钢中有1/4以上是不能用的劣质钢。由于头脑发热，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标，继续钢铁大跃进，但当年实际产量只有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由于轧钢能力不足，生产的钢不能顺利转化成材，结果造成钢锭积压，企业效益不佳。全年钢铁工业实现利润仅3.83亿元，比 1957年的10.65亿元下降了65%。更为严重的是，持续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还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结果1961年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钢铁工业的调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缩短钢铁工业战线，精简职工。从1960年底到1962年底，钢铁行业的职工人数从373.3万人精简至 75.7万人。(2)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了大部分项目。1961年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缩减为11.88亿元，1962年进一步减至5.07亿元。(3)大幅度调低钢产量计划指标。1961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调低至850万吨。1962年钢产量指标调低至600万吨。到1962年底，钢产量虽然从上年的870万吨减少至667万吨，但钢铁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和加工各环节平衡关系有所改善。1963年至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实行对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钢铁工业在这3年的继续调整期间，一是增加供应农业用的钢材生产数量。3年调整时期，供应农业用的钢材达到了188.7万吨，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近1倍。二是把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和满足国防工业对尖端材料的需求摆在了突出位置。针对当时钢材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情况，冶金部组织企业加强科学实验研究，提高设备装置水平，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试制新品种，增产稀缺品种。三是加强矿山建设力度，解决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问题。在3年调整期间，矿山投资占钢铁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经过1961―1965年的5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3.十年文革中钢铁工业的停滞和徘徊(1966―1976)经过5年的调整，钢铁工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本应是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时机。但是，就在“三五”开局之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钢铁工业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打破了。从1967年初到1968年底，钢铁行业一直处于夺权、武斗、停产的极度混乱之中，钢铁工业出现严重倒退，钢产量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1967年，全国钢产量下降至1020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1/3。1968年，又下降至904万吨，比1967年又减少了11.4%。同时，钢铁工业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68年与1966年相比，高炉利用系数下降了18.1%，生铁合格率降低了1.0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更是下降了72.1%，而入炉焦比却上升了13.3%。

钢铁生产的严重倒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1968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冶金部、煤炭部和几个军工生产部门重点企业参加的全国性会议，要求这些部门和企业停止武斗，尽快恢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钢铁工业开展了恢复和整顿工作。(1)逐步恢复原来的生产指挥组织系统。1970年1月，冶金部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企业把生产组织重新恢复为厂、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建制，被迫更名的企业要重新恢复其原来的名称。(2)陆续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回原单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同时将支“左”军代表陆续撤走。(3)加强企业管理。1970年1月，冶金部召开10家重点钢铁企业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4)大抓矿山建设。为改变黑色金属矿山因长期武斗而停产和破坏严重的局面，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年初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随后，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冶金部在本溪召开了矿山工作会议，并在一段时间内重点抓了矿山建设，使铁矿石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国铁矿石产量由1968年的2679万吨增加至1970年的6422万吨，增长了1.4倍。(5)恢复和抓紧“三线”工程建设。“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纳入“三线”建设的钢铁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贵阳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这些项目要么处于停工状态，要么工期比计划大大延长。在这次恢复工作中，被停工的项目开始复工，被延期的项目开始加快进程。1970年7月攀钢建成出铁，次年出钢，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1970年9月，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酒泉钢铁公司的1号高炉建成投产。

通过上述工作，全国钢铁生产得以止跌回升，1969年生产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1970年生产钢1779万吨，同比又增长了 35.5%，超过“三五”计划预定的产钢1600万吨的计划指标量：1971年钢产量突破了2000万吨;达到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1972年：中央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引进一批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国家计委针对我国钢铁工业“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1974年9月，一米七轧机系统的项目引进正式在武汉钢铁公司实施。这个以40亿元的代价引进的具有20世纪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轧机系统于1978年12月建成投产，并形成了300万吨热轧板卷的生产能力，缓解了我国国民经济所急需的热轧带钢、冷轧薄板、镀锌板、镀锡板和冷轧硅钢片等钢材品种短缺的矛盾。这对后来武钢的改造和钢铁工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文革”时期钢铁工业少有一个亮点工程。

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钢铁企业中一批懂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干部受到打压，一些不懂钢铁的外行取得了企业领导权，再加上长期的高指标、长战线、瞎指挥，致使钢铁工业资金、设备浪费严重，行业发展又出现了倒退，1974年以来钢产量出现大幅下降。本来1974年至1976年这3年的计划产量都是2600万吨，而实际上1974年只生产2112万吨，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生产2390万吨，比1973年减少132万吨;1976年生产2045万吨，比1973年减少477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产量整整倒退了5年。同计划相比，3年共少生产钢1322万吨。

总之，十年文革，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上管理混乱，使得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钢铁工业的发展新起点和改革的起步与展开(1977-1991)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所有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重新建立了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消耗等考核指标。这样，钢铁工业迅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1977年产钢2374 万吨，1978年一举突破3000万吨大关，登上3178万吨的新高峰。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左”的思潮还没有根本清除，还一度出现了“洋跃进”，提出要在10年内再建10个大型钢铁基地、钢产量到1985年要达到600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起点。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和成都无缝钢管厂―被四川省委确定为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企业，企业在完成增产增收计划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可发放少额奖金。1978年末，上海冶金局实行行业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办法，以调动企业改善经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1979年4月，国家决定对首都钢铁公司实行利润留成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允许企业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补充计划的产品。到1981年，全国共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冶金厅(局、公司)实行了行业性总承包，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与此同时，对钢铁工业的调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针对钢铁工业，会议还特别指出：钢铁工业要为轻工业让点路，要处理好内部的比例关系，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努力把紧缺的钢材、铁合金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炼和轧制技术水平，多炼优质钢和合金钢，积极提高钢材的质量和自给率，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钢铁工业按照国家计划，压缩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79年的基建投资(不包括宝钢)从1978年的38.95亿元缩减至30.13亿元，1980年又降至30.08亿元，1981年再降到25.24亿元，一批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炉和小钢铁厂被关停。

1982年，国家对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革，以1981年上缴利润为基数，年递增6%，1983年改为年递增7.2%，并允许首钢15%的钢材可以自行销售，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到“六五”结束的1985年，冶金系统110个大中型企业中，有37个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余的73个企业实行了“利改税”。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计划体制和价格机制也开始改革。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钢铁企业被允许自行销售2%的计划内钢材，价格可向上浮动20%，超产钢材可与用户协议定价，超产的冶金原料、辅料、副产品可自销。这样，冶金产品价格开始出现“双轨制”。1985年1月，国家又取消了对企业自销产品只能加价20%的限制，钢铁产品开始全面进入价格“双轨制”。到1987年，实行市场定价的钢材占全部钢材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1.6%。

1986年，我国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随着改革的深入，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计划内经营项目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由企业承担偿还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本息。

1987年，国家决定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已有87%的全国县以上国有钢铁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中大型钢铁企业全部实行了承包制。除了企业承包，国家还对钢铁工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规定冶金部对国家实行“五包”，国家对钢铁工业实行“三保”。承包制的实施，对钢铁企业扩大自主权、“自主钱”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与“六五”期间相比，“七五”期间钢铁企业上交利税增加了66%，而且企业“自主钱”也增多。“七五”期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657.9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占50%左右，新增炼铁生产能力567.2万吨，炼钢能力611万吨，轧钢能力847.5万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这一时期钢铁工业不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打破过去资源、资金闭关自守的状况，开始利用国外资金和矿产资源。1978年，我国做出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进口铁矿石，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战略决策。1980年和1982年，冶金部先后组建了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冶金建设公司，以开拓冶金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促进冶金系统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利用外资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决定，并专门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负责筹措外资，进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谈判、签约，当年就利用外资69.65亿美元。1987年，我国还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力拓旗下的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西澳地区恰那铁矿的协议。到1991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出口金额增长到13.87亿美元，比1977年的1.13 亿美元增长了11.2倍;铁矿石进口量增加到1903万吨，比1977年的257万吨增长6.3倍。5.市场化进程中的钢铁工业(1992―2009)

1992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钢铁工业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钢铁行业普遍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为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准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钢铁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就有12家企业被确定为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63家企业被列为省(市)和有关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从1994年起，大中型钢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普遍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定价的钢材品种范围。1992年除国防、军工、农业、铁道用材外，其他钢材价格开始全部放开，当年实行市场价的钢材占93%。1993年，所有钢材均实行市场定价，结束了钢材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到“八五”计划最后一年的 1995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9536万吨，比“七五”末期的1990年增长2901万吨。进入“九五”时期第一年的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此时又适逢国民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性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由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转变为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提出了“九五”期间钢铁工业要把优化产品结构，改善钢材品种、质量和竞争力;优化工艺技术装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到“九五”末的2000年，我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的比例提高到了 30%左右，比“八五”末的10%提高了20个百分点，鞍钢还自主设计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ASP薄板坯连轧成套设备生产线连铸比提高到了 8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八五”末的46,5%提高34.6个百分点。同时，一批落后的钢铁企业和生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平炉除马钢、包钢尚未关停外，其他企业的平炉均以关停。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共淘汰小高炉1378座，小电炉、小转炉和平炉800座，多火成材轧机250多套。此外，企业兼并重组也开始启航：宝钢(集团)公司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公司联合重组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湘钢、涟钢、衡阳钢管联合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攀钢兼并成都无缝钢管公司。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的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均突破2亿吨，创世界历史新高。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出于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的考虑，200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督、加强土地管理、控制银行信贷等多种手段，遏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2004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建和拟建钢铁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涉嫌违规建设的铁本项目被勒令中途下马。2005年，国务院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产业技术、产业规划、布局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行业准入及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对钢铁工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受钢铁新政的推动，唐钢与宣钢、承钢联合组建为新唐钢集团;武钢重组了鄂钢和柳钢：首钢控股水钢之后，又通过向河北曹妃甸地区搬迁与唐钢联合成立首钢京唐钢铁公司。2006年，国家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同年12月，河北唐山聚鑫钢铁有限公司2座12吨电炉、迁安市联钢金丰钢铁有限公司2座115 立方米、138立方米高炉被拆除查封，拉开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2007年，国家多次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税率，对包括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在内的部分钢材产品加征50%―100%的出口关税，并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但2007年，我国钢产量仍然增长到4.94亿吨，占世界的36.4%，比上年 17.3%，钢铁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我国钢产量虽然突破了5亿吨，达到50049亿吨，但增长速度降至1.1%，增速比2007年低14.6个百分点，同时行业实现利润大幅下滑。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颁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决定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钢铁工业6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1.60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1)钢铁工业规模明显扩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生产芝麻开花节节高。新中国成立当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到“一五”计划末的1957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1986年超过5000万吨。1996年超过1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以 1949年为基数，1949―2008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中，铁矿石从59万吨增加到82401万吨，增长了1395.6倍;焦炭从53.6万吨增加到32359万吨，增长了602.7倍;生铁从25万吨增加到46067万吨，增长了1841.7倍;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50049万吨，增长了3169.3倍;钢材从14万吨增加到58488万吨，增长了4176.7倍。同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年钢产量超过 100万吨，产量最高的鞍钢也只有78.9万吨：1978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鞍钢、武钢、首钢等3家企业，其中产量最大的鞍钢年产钢686万吨到2008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宝钢、河北钢铁集团、武钢、沙钢、鞍钢、山东钢铁集团、首钢、马钢、华菱集团等9家企业，其中宝钢和河北钢铁集团年产量超过了3000万吨。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也均随之不断提高。1949年，我国钢铁工业总产值只有0.8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总产值的0.1%，实现利润仅0.1亿元。而到2007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实现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万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007亿元，占当年全国 GDP的3.6%;实现利润2087.5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万余倍。在国际钢铁工业的地位，1949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比重还不到 0.1%，居世界第26位。而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日本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也上升至13.4%。此后12年来，我国不仅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宝座，而且占世界钢产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08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7.6%，比1996年又上升23.2个百分点。

(2)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钢铁工业偏居东北一隅，地区布局很不合理。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的不合理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和“三线”建设，实现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延伸，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2000年与1949年相比，东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为14.1%华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16.6%上升为25.8%;华东地区由5.1%上升为31.9%;西南地区由5.7%上升为8.9%中南和西北地区从零起步分别上升至15.9%和3.4%。进入21世纪后，适应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需求向沿海倾斜的新变化，我国钢铁工业发展重心逐渐向经济发展迅速、钢材需求旺盛和利用进口铁矿方便的沿海地区转移。首钢向河北曹妃甸搬迁，鞍钢在港口城市营口市建立新的厂区：武钢与柳钢合作建设防城港钢铁基地。通过这些调整，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更加符合世界钢铁工业布局的发展趋势，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2008年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60.3%上升至64.9%，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中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由27.4%和12.3%下降至26.3%和8.8%。

(3)钢材品种规格突破4万个，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规格的钢材，无缝管、厚钢板、大型型钢、镀层钢板等都不能生产。经过6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己能冶炼1000多个钢种，轧制4万多个规格钢材。1952年，我国合金钢产量只有2.5万吨，2007年增长到2823万吨1956年，我国低合金钢年产仅3000吨，2007年增长到14430万吨。板管带等钢铁产品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50.6%。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多，钢铁工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有明显提高。2007年与1949年相比，国产钢材(扣除重复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68.8%上升到了96.8%。2008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板管带比和国内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又分别提升至52.4%和97.1%，同比分别提高1.8个和0.3个百分点。从1949年到2008年，钢铁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累计提供了33.52亿吨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4)技术装备水平大为提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最大的高炉，容积为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炉，公称吨位为150吨;最大的电炉，容量只有5 吨：最大的转炉，容量为4吨，而且是酸性侧吹;轧钢设备也很陈旧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连铸比已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97.7%。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已经拥有130平方米以上的烧结机421台，生产能力30396万吨，占全国烧结机产能的58.4%;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 120座，生产能力19118万吨，占全国高炉产能的52.2%;100吨以上的转炉140座，生产能力19875万吨，占全国转炉产能的 51.3%：50吨以上的电炉69座，生产能力3947万吨，占全国电炉产能的82.9%。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500立方米的高炉、600吨的顶底复吹转炉，以及世界最大的可年产150万吨铁水的COREX炉，宝钢、鞍钢、武钢、马钢、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随着钢铁工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钢铁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随之明显提高。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高炉喷煤比、转炉炉衬平均寿命、连铸比等，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指标。(5)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之初，我国钢铁工业投入多、产出少、资源利用效率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钢铁工业的轧钢综合成材率，1949年为63.5%，1978年提高至74.8%，2007年提高至95.3%，比1949年提高31.8 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20.5个百分点;每位从业人员年均生产的粗钢量，1949年为2.4吨，1978年提高到13.9吨，2007年提高到 163.1吨，分别是1949年和1978年的68倍和12倍;万元增加值能耗从1985年的45.6吨标煤下降至2007年的5.3吨标煤，下降了 88.4%;吨钢综合能耗从1978年的2524千克标准煤下降至2007年的632千克标准煤，下降了75.0%。2008年，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益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又有新的提高。以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例，2008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至5.13吨标煤，比上年下降2.4%;吨钢可比能耗 609.6千克标煤，比上年下降0.8%;吨钢耗用新水5.0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5.1%;外排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比上年下降29.0%，SO2排放量同比下降3.8%，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比下降7.5%，工业粉尘排放量同比下降12.1%。2.60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非常丰富，初步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1)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纵观新中国60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有三个“黄金时期”，即1949年到1957年的8年，1961年到1965年的5年调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30余年;也有两次重大曲折，即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6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什么时候钢铁工业发展就能又好又快，反之，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秩序混乱，钢铁工业的生产建设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出现大的倒退。(2)坚持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钢铁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由投入产出为代表的内在有机联系，钢铁工业只有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反之，像在3年“大跃进”时期那样，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在国民经济中，钢铁工业孤军突进，在钢铁工业产业链内部，矿山、冶炼、轧材之间的比例失调，结果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最终使钢铁工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钢铁企业由政府部门经营，生产计划统一下达，物资供应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务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活力，钢铁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率和效益均不如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革除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功能，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钢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整个钢铁工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之列。

(4)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钢设备主要是平炉，钢铁科技工作者就创造了“高温、薄渣、活跃沸腾”的快速炼钢法，改单槽出钢为双槽出钢、三槽出钢，采用铝镁炉顶砖来强化冶炼，还开展了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低合金钢的研究，为钢铁工业增加产量、扩大品种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60年代，为了赶上世界钢铁新技术的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炉喷煤装置、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第一座弧型连续铸钢机、第一座小型连续轧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钢铁工业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攀钢钒钛磁铁的冶炼、包钢含稀土、铌共生铁矿的冶炼、酒钢含氧化钡高硫镜铁矿冶炼的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工业通过连铸、连轧机、高炉、转炉的国产化以及连铸技术、高炉喷煤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6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了品种，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证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根本途径，成为钢铁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三、钢铁工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前已提及，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消费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大幅回落，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2009年前几个月的情况看，当前钢铁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局面还有继续恶化之势。这主要表现在：(1)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钢材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9年1-2月的情况看，我国钢材出口延续了自2008年9月以来逐月大幅回落的走势。海关统计显示，1―2月我国钢材累计出口量为347万吨，同比下降53.5%。不锈钢行业的龙头老大太钢集团2009年截至3月26日，不锈钢出口尚不到1万吨，同比下降了80%。(2)钢材库存猛增。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全国钢材库存总量达2000万吨，而往年正常水平都在200万吨左右。(3)价格继续下跌。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截至2009年3月20日，钢材市场价格月同比下跌了7.4%，季同比下跌了6.9%，钢材的总体价格水平已跌至15年来的历史新低。(4)行业效益继续恶化。200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由上年同期盈利255亿元转为净亏损7.7亿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要想实现钢铁工业稳定健康发展，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它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行动，妥善应对。

就政府而言，采取对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抓紧落实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政策措施

我国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从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来看，我国钢铁工业不能把出口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不能做世界钢铁的供应基地。从长期来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国在2007年至2008年间多次降低或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对部分钢铁产品出口还加征关税。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当前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给我国钢铁工业运行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就需要适时地对我国钢铁贸易政策进行权宜性调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钢铁需求萎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使占我国钢材直接和间接需求23%的海外市场不至于过分下降，从而加剧我国钢铁工业波动的风险。事实上，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适当调整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好已出台的取消67个税号钢铁产品关税措施，加快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取消对钢材出口实行的许可证管理：适时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积极组织协会和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以确保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维持在总量的15%以上。这些权益性政策调整，对于稳定我国钢铁工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保障我国钢铁工业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2.鼓励钢铁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固的海外原料供应基地，加快推进与钢铁相关资源的全球配置战略

自2004年以来，我国铁矿石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国际铁矿石价格变化对我国钢铁工业影响巨大，走出去开发国外矿石资源是我国钢铁工业一个长期战略选择。当前，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国际铁矿石资源的价值和矿业企业的市场价值都处于阶段性低点，这正是我国钢铁工业走出去进行资源和企业收购，获取优质国际资源的有利时机。我国政府应因势利导，鼓励国内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收购国外优质资源和优质资源型企业，建立我国钢铁工业资源战略储备，拓宽资源供给渠道，稳定资源供给数量和价格，降低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风险。最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境外投资机会，我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决定减少对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和程序，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是及时和具有针对性的。下一步应该研究出台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等激励和支持政策措施，以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企业收购。

3.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者适性的激励政策 改变钢铁工业小而散状况，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关于钢铁工业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进展缓慢，即使是已有的兼并重组，其效果也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兼并重组是政府“拉郎配”和政府有形之手强烈干预，以及现有政策的所有制歧视、地域歧视与规模歧视的综合作用下达成的，而非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行为。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又处于一个推进行业兼并重组进程的有利时期，政府应因势利导，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普适性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如：为企业兼并收购提供贴息性贷款，向兼并重组企业提供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停止执行企业集团的合并纳税等。但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兼并重组中搞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收购可以半送半卖，民营企业收购政策障碍重重)、地域歧视(本地企业收购绿灯大开，外地企业跨地区收购阻力重重)、规模歧视(规模大的企业收购优惠有加，蛇吞象式收购障碍重重)，更不要由政府来分配、决定谁跟谁重组，继续搞“拉郎配”，破坏市场和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功能。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中出现的“民退国进”现象需要予以注意，因为它折射出我国当前关于钢铁工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中还可能含有强烈的所有制歧视色彩需要改变。

4.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当前钢铁工业步入下滑通道，为淘汰落后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随着钢铁工业的整体回落，很多小的钢铁企业在成本以及市场环境的压力下生存困难，不得不退出市场。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制造经济效益的企业也不再具有保留的价值，这客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速淘汰落后的作用。要借助经济周期造成市场萎缩的时机，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通过差别电价、水价以及财政补偿政策，加快落后产能退出速度。同时，要加强行业指导，进一步加强行业准入管理，把能效和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钢铁行业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定期修订和逐步提高能效和排放标准，阻绝钢铁企业以牺牲社会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低成本产能扩张的发展路子。

对企业而言，积极应对严峻形势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要下大力气开拓国内外市场

在外需萎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市场已经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下大力气努力开拓市场应该成为钢铁企业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国内市场看，企业市场开拓要紧紧跟踪国家重点扶持的汽车、农机、家电、铁路、房地产、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用材，加大市场调研的力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中力争多拿订单。从国际市场来看，市场开拓要走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区域多元化的路子，在巩固亚洲、欧洲、北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大力开拓南美洲和非洲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是市场需求不振条件下企业避免陷入拼成本、拼价格的恶性竞争的不二法门。目前，虽然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不好，但钢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却面临着过去没有的机遇，如：我国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中提出，要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以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钢铁企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瞄准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重点用钢领域所需的关键钢材品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改造的进度，加快生产出市场急需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实现钢材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3.适度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对于钢铁企业而言，按照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的原则，适当延长自身产业链和产品链，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无疑是企业实现化“危”为“机”的一条重要途径。延长产业链和产品链，一是要向上游延伸，与铁矿石、煤炭、电力产业形成战略联盟甚至产权控制关系。这样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去控制上游行业的原材料资源，保证企业资源供应的“长期、稳定、优质、及时”，又可以获得前向的范围经济效应，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原料成本，增强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二是要向下游行业渗透，加强与下游企业合作，甚至直接控股或参股下游企业，开展产品的深加工，最大可能地延长产品生产链，获取资源利用的额外附加值和市场竞争中的渠道优势。4.适度加快兼并重组进程 行业发展的低迷时期，不仅劣势企业的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较之繁荣时期大幅度贬值，而且这些劣势企业对被兼并、被收购计划的抵触情绪也要大大降低，这就为优势钢铁企业进行低成本兼并重组提供了良机。优势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按照产品互补、市场互补、技术互补和战略互补等原则，适度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并在兼并重组后，从研发、采购、渠道、管理、组织构架、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入手，及时对被兼并企业进行深度整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控制能力。

第三篇：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回顾与展望

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

姜晓萍

［摘要］政府流程再造，是当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旨在阐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与特性，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与目标，为提升政府绩效提供必要的路径依赖和对策建议，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关键词］ 政府流程 ；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兴起了以“政府再造”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流程再造”引入政府部门，实施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绩效管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中也开始尝试政府流程再造，尤其是各地通过举办行政服务大厅的有利契机,对各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了重新整合。然而，从我国实践看，更多是技术层面的移植，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分析和提炼，本文旨在阐释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程序、目标，为提升政府绩效提供必要的有效路径。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内涵与特性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内涵

政府流程再造，是指在引入现代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公众需求”为核心，对政府部门原有组织机构、服务流程进行全面、彻底的重组，形成政府组织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以适应政府部门外部环境的变化，谋求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使公共产品或服务更能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满意。其基本内涵是：

1、政府流程再造是对传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政府流程再造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反思传统行政组织业务流程弊端的基础上，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摈弃以任务分工与计划控制为中心的工作流程设计观念，打破政府部门内部传统的职责分工与层级界限，实现由计划性、串联性、部门分散性、文件式工作方式向动态化、并联化、部门集成化、电子化工作方式的转变，建立以问题诊断为前提，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服务流程模式。这无疑是政府部门迫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公信力下降而进行的一场自我变革。

2、政府流程再造体现了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核心理念。

传统的行政组织流程是围绕“职能”与“计划”展开，对公众的诉求缺乏了解和回应。而流程再造的宗旨，就是要改“职能导向”为“需求导向”，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为核心，在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上，从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改善工作业绩,以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品质的满意度，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价值追求。

3、政府流程再造是多向互动的系统工程。

政府流程再造既非工作流程的简化或重组，也非单纯依靠信息技术实现部门的整合或联动，而是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治理模式、制约机制的整体再造。它涉及政府部门内部机构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必然会带来政府部门在组织结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评估体系、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因此政府流程再造绝非在原有流程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彻底、深刻、持续的内部革命。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特性

政府流程再造尽管源于企业流程再造，但由于再造主体、客体和环境的不同，导致政府流程再造不可能是对企业流程再造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必须在“公共性”的基础上呈现特有的属性：

1、再造主体和目标的公共性。政府流程再造的主体是行使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组织。这与企业流程再造的由私人部门启动有本质不同。主体的公共性提出了再造行为的合法要件与形式要件，同时也决定了在价值追求上的不同选择：政府流程再造不仅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要最大限度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使效率与效益有机结合，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服务。

2、对象需求与绩效评价的多样性。政府流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指受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行为影响，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公众。同时政府流程的对象也具有特殊性，他们不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或主人”，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而非掌舵”，［1］政府流程必须以满足公共需求为前提。然而，对象的多元化导致公众诉求的多样性和满意度的多样性，他们不仅期望政府流程的高效、便捷，更期待政府流程的透明、公平与公民参与。

3、再造环境的复杂性与再造过程的长期性。

政府流程再造的本质是对政府在政治环境中的任务、产品与服务流程进行彻底的变革与改善，必然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政府流程再造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将影响和制约着流程再造的深度和广度，传统的以部门职能为核心的流程将被围绕过程与结果进行系统设计的流程取代，这势必引起政府部门功能定位、权利配置、职位分类、绩效评估、薪酬体系等敏感因素的变化，因此在政府部门实施流程再造会遭遇更大的阻力和障碍。

政府流程再造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流程再造过程的长期性。政府流程再造既不是简单的组织结构重组或机构减肥，也不是单一的全面品质管理或电子政务的实现，需要一个不断改善、验证、持续跟进的过程。再造的流程必须用于实践检验，在实践中持续修正、改善，以保证新的流程全面达成改造的预定目标，使组织的核心能力有所增强。应通过检测流程运作状态、与预定改造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正改善等方式，始终关注并实现流程再造的持续跟进。因此短期的效应和简单的满足并不意味着政府流程再造使命的完成。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政府流程再造必须以依法行政为前提，无论是对原有流程的梳理还是对新流程的设计，都需要对前置条件、程序等进行合法要件的审查。在实施政府服务流程再造中应特邀法律顾问参加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流程再造的合法性咨询和审查。

2、创新性原则。流程再造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重构，而不是追加式的改进或修修补补的改良，它要求转变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发挥组织的创新能力，突破现存的结构与流程，重新发明完成工作的另类方法。故政府部门流程再造不能够简单地依靠减少几张申报表、缩短个别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更要根据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组织管理原则，对政府部门内部职能进行整合，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职能的相互区隔与协调。

3、绩效原则。政府流程再造的目的是实现绩效的飞跃，即非常显著地减少作业时间、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生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这就要求政府流程再造过程应着重搞好规划、程序建设和行为监管，尽量减少部门摩擦，实现便捷互动。

4、便民原则。政府流程再造的根本目的是“便民、利民”。在流程设计中应尽量实 现“全程代理” 和“并联式”服务，以部门职能整合或通过授权组建跨职能的联动团队，压缩决策——执行间的传递过程，减少公众往来于各职能部门间的消耗，为公众提高公平、公正、公开的服务。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目标

1、流程便捷化。流程再造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分解和诊断原有流程的基础上，实施流程优化，使之达到便捷化和自动化，从而降低时间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但必须指出的是，流程便捷化不仅仅指的是精简机构或者是单一职能部门内部的变革活动，而是众多部门的联动；它不是单纯的技术变革，而是把行政业务流程系统化为战略决策。

2、行为规范化。流程再造首先是一种管理工具，其技术性的内涵便要求它是通过准确地描述并形成标准作业的一系列过程，因而，必须要求其目标和结构的科学、系统、严密和可行；同时，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系统的战略性革新，它必须追求再造过程中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总之，不管是对流程再造的过程本身，还是承担过程顺利运行的制度和人，规范化都是基本要求。

3、过程人性化。在整个流程再造过程中，要始终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要始终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进行快速回应、周到的服务；同时必须明确，流程再造的过程不仅仅是全程信息、全面技术的革新，其落实与运行最终要归结于广大公务员的全面参与，因而必须通过人性化管理，注重组织文化再造，激励和发挥行政人员的创造力，建立一种知识化、团队化、网络化的工作平台和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合作的工作关系。

4、品质标准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体现无差别服务，公平与效率兼顾。再造流程的标准化与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是达成政府部门业务流程彻底重构的基本前提。

三、流程再造是提升政府绩效的有效途径

政府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组织结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高效优质地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使社会有序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现代政府组织在其运行的内、外环境中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与困境，从而迫使政府通过行政改革摒弃传统积弊，突破发展瓶颈，如果说政府绩效评估是从结果评价的角度推动了政府绩效管理，那么政府流程再造则是从过程控制的角度改善政府绩效，在变革中追求成功。

（一）以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由于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组织规模膨胀，层级增多，行政过程的链条过长。加之传统官僚制组织过细的部门分工割裂了完整的流程，使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联动机制，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成都市工商注册登记变“串联”为“并联”的流程再造为例，它原有的操作流程是：申请者必须串联跑六个部门，其中工商局就要跑两次；有较多从时间上难以控制的环节。由于部门间互为前置条件，只要一个部门出现拖延，就难以控制整个办件的时间；申请者与部门接触点多，协调成本高。（见图1）

图1成都市餐饮业工商注册登记的“串联”流程调查显示，企业和公众普遍认为目前的政府流程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审批申报前置条件烦琐、环节多、流程长，流程重复、效 3 率低，协调成本高。通过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减少报批材料，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经济流程再造后，工商注册的流程就变为：一窗式服务，并联式审批。通过流程再造，新办企业涉及的卫生、文化、环保、工商、质监、国税、地税等12个部门按照“工商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原则，在工商窗口受理进行办理（见图2），避免了办事群众在各窗口重复排队和若干次往返政务大厅。实践证明，新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办事时间。通过流程再造，信息资源的共享，不需要前置许可的新办企业，工商、质监、国税、地税4个单位窗口办理时间全部压缩至1天之内办结，办理“四证”由原来的７个工作日压缩到２个工作日；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前置许可的，也在原有基础上压缩了办理时限（压缩最大由20个工作日变为1个工作日）。

图2 成都市新办企业注册登记“并联”流程

实践证明，新流程还方便办事群众，减少办事环节。通过流程再造，不需要前置许可的新办企业，所有的中间环节无需办事群众来回跑路，原工商、质监、国税、地税4个部门的11套表221项需填写的数据整合为5套表74项数据，申请人只需在指定窗口申报资料，并在第二个工作日缴费、取证即可；需要前置许可的，群众也只需要在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时提交齐申请材料即可办理相关审批。

（二）以流程再造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区隔或有效整合，推动组织再造

尽管政府流程再造不是组织再造，但由于流程再造打破了以部门职能和分工为导向的流程设计模式，要求按照“公众需求”和围绕“结果”进行政府流程设计，必然涉及组织内部分工、职务、工作能力需求、薪酬、绩效评量、管理者角色及策略等因素，导致原有政府组织的重构。同时，对现有政府流程的问题诊断也表明：部门职能交叉与职能设置不够清晰、部门利益驱动、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意识不强、协调沟通不充分等是导致政府流程弊端的主要因素。流程再造要求突破部门间的界限，实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以部门联动代替按部门顺序操作。其结果自然会因流程的调整或整合凸现原有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引发组织再造。如，变“外循环”为“全程代理”的流程再造模式就是一种有效途径。以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再造为例：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原有操作流程涉及53个环节，其中要局长签字两次，土地利用处要多次安排经办人，文件资料在服务大厅与土地利用处之间要往返多次；有些环节从时间上难以控制，如局长办公会、4 土地利用处经办人踏勘现场等。该流程中申请单位需多次与业务处室直接联系，这样既不符合建设服务大厅的初衷，又不方便群众（见图3）。根据“全程代理”再造后流程，则明确了执行、决策、监督三职能的区隔，在该流程中，由服务大厅统一接收，服务大厅成为执行机关。减少了领导签字，局长签一次字即可；减少40%以上的办事环节（见图4）；减少了处室之间的交接，防止了处室之间审核标准不一，出现的推诿扯皮现象；实现了“全程代理”。

图3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图

图4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流程图

围绕流程再造，成都市国土局对局的内部处室职能进行了调整和整合，将综合处服务大厅作为全局对外服务的执行部门，主要负责对外服务的业务受理和办理。相关业务处室主要负责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各项业务的工作规范和标准，进行政策研究，并对执行部门的办件情况实施监督和业务指导。局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负责行政效能监督和廉政监督。局领导作为决策层，主要着眼于全市国土资源管理的宏观管理和重大疑难事项的决策管理。这样一种新的职能分工格局，基本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了处室职责分工，实现了组织结构由垂直趋向扁平化，使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到位。

（三）以流程再造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

政府行为的公共性决定政府绩效不仅强调效率，更要重视公平与社会责任。奥斯特罗姆认为“虽然效率准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其能生产最大纯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标则可能缓解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特别是非常贫困的人群的实施得到发展”［3］政府绩效的特性表明：民众对政府的诉求与满意度不会仅仅局限在速度、经济等数量层面，随 着资讯的发达，民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既要求政府部门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又要求服务的公平、公正。而且希望加大政府过程透明与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对现有政府流程的问题诊断表明：暗箱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差别服务，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等是导致公众对政府抱怨的主要因素。政府流程再造在强调流程高效、便捷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为的规范化，过程的人性化、透明化以及服务品质的标准化，始终把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作为流程再造的核心价值追求。通过岗位说明书和部分工作说明书的编写，对具体岗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责任范围、工作关系、工作标准等进行规范性描述，并且对某一工作的岗位承担者、权责范围、程序安排、服务标准、时限要求等进行规范性描述；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岗位代理制，以规范各岗位之间和各级机构之间的授权行为，避免出现空岗，方便服务对象；同时还制定《服务细则与标准》，对服务的内容和服务品质进行解释和承诺，以方便公众监督和评估；最后形成流程再造的持续性评估机制，通过专家和公众的参与，在实践中检测流程运作状态、与预定改造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正改善，以保证新的流程全面达成改造的预定目标。调查显示，成都市实现政府流程再造的部门公众满意度普遍提高，其中85.2%的公众认为工作作风与服务态度有很大转变，71.5%的公众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平服务较好，87.3%的公众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和过程透明较好。

（四）以流程再造推动公共服务的信息化进程

传统的公共部门服务流程是建立在传统的组织结构基础上的，一般被分解为由基层工作中采集业务资料、进行汇总、逐级分析决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最后再反馈到基层采取行动措施等几个流程阶段。由于以前的技术不能实现整个业务条块的联网，整个业务数据流程不得不按地理位置和人力分配被分割在多个部门，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增加了交接环节和复杂程度，致使相同的信息往往在不同的部门都要进行收集、存储、加工和管理，不仅提供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加大了协调成本。

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通过网上政务大厅建立并完善信息系统；提供工作过程查询和监督服务，把原属于若干个管理环节、若干个流程作业线加以重新整合；将业务流程“前后顺序”的运作模式改成“左右平行”的运作模式，既保证了流程运作的透明、公开，也可减少作业流程的步骤并增进不同部门的协调；避免电子政务的形式化，通过流程与信息的协作实现政府信息化平台的内在活力和持久生命。

（作者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地方政府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成都610074）

第四篇：中国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回顾与展望 【摘要

】公路交通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简要回顾我国公路运输业发展概况,分析公路交通运输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形势,探讨性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交通 经济 公路运输 发展 趋势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整个社会机制中起着纽带作用。从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量按不同运输方式的构成比例来看,公路交通运输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及公路网的日趋完善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公路在当代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一、公路交通是现代社会的骨干运输方式

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进步,汽车运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公路网的形成,使公路运输成为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要的骨干运输方式。公路运输在技术经济特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1)机动灵活,适应个别交通运输用户的需要和具体条件,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具有最大优势,服务面深入广大,是最基本的集散运输方式,适应西部开发的基本交通运输需求。(2)直达性最好,在途周转、停滞时间短,运输时间利用充分,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时运输速度在地面运输方式中也是比较快的。是唯一能实现门到门运输服务的运输方式。(3)公路建设原始投资少,资金周转快,回收期短,公路运输企业兴办费用较低,易于进入或退出市场,经营机制比较灵活。上述这些特性无疑最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因而是现代发展最快的运输方式。

二、公路交通发展概况

建国初期,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公路通车里程仅为8万公里,技术等级十分低下。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建设,到1996,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118.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22公里,一、二级汽车专用公路15000多公里,四级及四级以下公路87万公里,在一些大经济区域内,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以高速公路为主的高等级干线公路网。全国100%的县城,95%以上的乡镇的74%的行政村通了公路。“九五”期间,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三纵两横”和两条重要国道主干线公路,五年新增通车里程10万公里(含中西部地区约6万公里),到2000年,通车里程达126万公。2001—2010年重点建设“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中余下的“两纵五横”主要路段,加快建设国道主干线系统以外交通特别繁忙的其他高等级公路,改善和提高边境口岸公路标准,完成川藏、青藏等国防公路的整治和改造,积极扶持未通车的行政村公路建设,实现行政村基本通公路。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路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成效很大,但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及的影响。

4.运输法制建设滞后。目前道路运输业执行的仍是部门规章,缺乏高层次的管理法规,使全行业的行政执法工作受到影响。

5.运政管理工作需进一步改善和加强,运政管理人员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公路交通运输市场点多线长面广,行业治理错综复杂,因此,既要分析当前形势,以发展的眼光解决运输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又要重视行业治理长效机制的形成,确保运输市场又好又快的发展。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一是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解决运力大于运量的问题。二是监督治理机制,全面清理和规范运输行业各类收费项目,大力开展运输专项治理。三是多元经营机制,积极实施运输市场多种准入模式,探索推行主干线、热线客运线路经营权招投标,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良性、公开、公正的运输环境。

5.规范执法治理,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按照“设权应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检查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确保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监督检查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办事,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五、公路交通运输发展五大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要求公路交通运输提供更可靠、快捷方便的运输服务。未来几年,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路交通运输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公路运输能力大大提高,但与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相比,公路运输仍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路运输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运输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

2.智能运输系统是未来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智能运输系统可提高公路交通安全水平,减少交通堵塞,提高公路网的通行能力,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污染,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随着智能运输系统技术的发展,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系统工程等高科技在公路运输领域将得到广泛应用,物流运输信息管理、运输工具控制技术、运输安全技术等均将产生巨大的飞跃,从而大幅度提高公路网络的通行能力。

3.公路交通运输将与现代物流日益融合

物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服务部门之一。公路交通运输加速向现代物流的发展和融合,不仅是为了面对现有的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更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和我国加入WTO后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公路运输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物流服务水平,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客户服务的要求。

4.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是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的方向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路客运市场需求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要求“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同时,随着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入、高等级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为提高公路客运营运质量提供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以及通达能力、运行条件改善的小环境,都对公路客运发展方向提出了战略性转变的要求。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公路客运发展战略的主要取向。

参考文献:

[1]刘艳慧,贾元华.高速公路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探讨.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3.11.沈俊.加入WTO对中国道路运输业的影响及对策.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学报,2001.4.岳卫民.浅谈中国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标准化,2005,(6).乔卫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发展的思考.公路交通科技,2004.4.

第五篇：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转型经济学二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摘要：转型经济学产生已近20年，中国学者对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如研究范式、企业行为、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中国模式”等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国外转型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应更多地关注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转型经济学；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2-0006-05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便已开始，转型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却起步较晚。随着1989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转型经济学在西方蓬勃发展，中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大致来说，自1993年开始，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994年4月，樊纲就中国渐进式改革发表的新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1994年6月，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出版，该书对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内涵作了规范和说明；1994年7月底，由上海文汇报理论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邀请了30余名中青年经济学家，联合召开“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1995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林毅夫表示，“现代经济学对于‘过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最早进行改革且成效最大，经验丰富，‘中心’抓住这一机会有可能对过渡经济学做出前沿性贡献。”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作为现实的总结和写照，转型经济学的发展也近20个年头。回顾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同时与国际转型经济学加以比较，对推动我国转型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二十年回顾

(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构建原则问题

中国转型经济学是指转型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有着比其字面较窄的含义。第一，它是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文献；第二，它是指对中国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研究。”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宋承先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面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过渡经济学。谷书堂呼吁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要求从中国当前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转型过程中的模式选择问题

前苏联与中国在转型模式设计的理论基础、转型方式、价格机制的形成、所有制改革、企业组织形式的转换及宏观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激进和渐进两种改革模式绝不仅仅是速度问题，也并不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首先改革旧体制的哪一部分，先触动哪些人的既得利益问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谁先谁后仅是个方式问题，激进与渐进对速度的强调转移了人们本应关注的重点，不能反映任何一个国家转轨的复杂进程。因此，转型经济学应完成自身的“转型”，即遵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超越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将渐进与激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其中既会有渐进也会有激进。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路径，将最终取决于其生产力及其社会成员主体可以容纳或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三)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独立性问题

转型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由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动态变化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单一的理论框架无法涵盖所有问题。不同范式问的交叉造成了经济史上的独特情景，即转型经济学这一名词容纳了多种研究范式，如新自由主义、演进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单纯在理论上构建转型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框架是没有意义的，转型经济学正在同以上学科相融合，但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正在经历的分化。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才可将自身与其他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一是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二是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三是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四是转轨过程中有哪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五是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六是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及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四)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行为与企业重组问题。大多数对转型路径的研究，都是将企业重组建立在产权改革后企业进行裁员这样的微观基础之上，这使现有的宏观层面上的转型研究，虽然在技术上显得较为复杂，但却缺乏丰富的微观基础。如何将转型路径及重构的动态过程研究与企业重构的不同微观机制更好地衔接起来，是转型经济学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二是转型中的公正问题及经济转型的代价问题。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即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或是相反。由于转型经济脱胎于集权的计划经济，缺乏有效的机制以实现每个人的利益诉求，经济转型的代价被一些特定人群所承受，这一点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转型而逐渐显现出来。公正因此成为转型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三是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问题。2002年以前，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往往是分开的。而转型中各因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是否增长及其质量的高低又决定了转型的成败，所以二者应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由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二元结构已表现出相当的“范式危机”，而对二元结构范式的借鉴性批判正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多元结构才应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四是转型中的金融市场问题。潘?@和谭鹏万利用25个转型国家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转型国家金融中介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存贷款利差与实际GDP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对私人部门信贷的相对增加不仅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在有些国家反而还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在软约束盛行的转型国家，提高金融中介部门的效率比增加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五是转型与腐败问题。

腐败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腐败增加了转轨国家特权集团(包括腐败官员及与其密切关联的人)的福利，并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

(五)“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中国模式”包括经济改革模式、对外开放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二是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抵制部分民众对短期分配的要求。中性政府更容易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模式”有六个特点：一是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二是把消除贫困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三是实事求是，不断总结与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四是采用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五是确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六是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盲从。但“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政府干预过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因此，“中国模式”应重视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二是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微妙平衡。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微妙平衡。四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国际比较

纵观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虽然文献众多，但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别。或者说，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无法完全展示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冲突和矛盾，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一)从研究方法看

在众多的中国转型经济学文献中，论文大多偏重理论综述或述评，著作大多偏重论文汇编且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偏重规范性分析而缺少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使转型经济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说服力，而同时期国外文献很少关于“是否应该转型”、“转型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其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关于转型过程及转型后经济各方面变化的实证研究，且内容比较翔实可信。某些问题如转型中金融市场和财政行为、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企业行为等虽然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分析效果。

(二)从研究内容看

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所涉及的范围相比国外而言略显狭窄。国外文献广泛涵盖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居民健康、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劳动市场(就业、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如，关于转型与公民健康，索尼娅和玛丽安对俄罗斯日常热量摄取量、抽烟与否、性别及受教育程度与肥胖人群增加关系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提醒人们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及其他因素来预防肥胖，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关于转型与劳动市场，克拉拉对俄罗斯职业流动的规模、决定因素及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重组进程提高了职业再分配率；在职业流动总量的增加中，结构转变引起的流动占主要部分；现有职业的被破坏及新工作机会的创造是俄罗斯转型期间职业流动增加的主要原因；外部机遇与结构转变的规模极大地决定了职业转换的概率。安德鲁和帕特里克考察了工人从国有部门流向私有部门所花费的时间及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发现加入社会保险的经济体系没有得到任何的福利改善。与正常的直觉相反，增加社会保险可能会放缓转型，这种结果主要取决于在可替代的两种市场结构下，利率和储蓄一般均衡的互动。关于转型与收入分配，巴苏等对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比较分析表明，转型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私营公司比国营国有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国有企业相比新成立的公司有较低的就业弹性且所提供分配的租金偏少。关于转型与不平等，格里和密茨凯维奇考察了27个转型国家的不平等、财政能力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充分的政治自由与较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相关；不平等程度是以国家的财政能力为条件的；及早进行经济转型且宏观经济稳定的转型国家目前享有较低的不平等水平；教育促进平等；较大的国家其不平等程度较高。鲁斯兰调查波兰、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代表性家庭后发现，就整体的不平等水平而言，房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私有化方案导致富裕家庭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得到更有价值的房屋资产，不平等问题加剧；波兰住房私有化制度改革却导致更公平的结果。此外，转型的速度、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财政行为、腐败、企业重组等问题均被中外学者共同关注，但外国学者大都采用实证性的经验分析。

(三)从研究机构看

中国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处于分散状态，缺少专业的研究机构和组织。自2005年开始，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每两年举办一次“转型与经济发展”(TED)国际双年会，但迄今为止也只举办过三届(2005年、2007年、20Q9年)。比较而言，国外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组织和机构较多，如比利时转轨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密歇根大学戴维森研究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而美国《经济观察杂志》还专门辟有“转轨经济”专栏。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在从事转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经济转型依国别条件不同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来看，转轨国家新体制建立的制度起点是相似的，即都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似的制度起点条件下，转轨国家新体制的建立可能相差甚远。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使其整个经济在短期内与过去的制度断裂，由社会主义完全转向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轨不同，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过程赋予转型经济学艰巨而漫长的研究任务，需要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关注转型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过程能否给人们持续提供相对稳定的各种环境。尽管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转轨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存在分歧，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转型经济学并非走到尽头，而是仍然任重道远。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焦点应集中在转型中的社会稳定、转型中的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型中的平等与收入分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责任编辑：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