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工业及其攀钢的改革发展

第一篇：中国钢铁工业及其攀钢的改革发展

中国钢铁工业及其攀钢的改革发展(2)

1、“能上能下”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形成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公平公正的干部管理制度，重点是要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要让大部分干部真正接受“能上能下”理念，这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能上能下”已经关乎企业兴衰了，我们怎么办？从“下”的角度看，就是要形成一种干部队伍能够正常进行新老交替和新陈代谢的机制。新老交替是是从年龄上讲的，新陈代谢是从机制上讲的，是从干部队伍活力以及班子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上讲的。这种新老交替和新陈代谢对“下”的要求，不仅是不称职的干部要能够顺利地调整下来，相形见绌的干部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调整下来；即使是称职的干部，甚至是比较优秀的干部，如果因为有更优秀的干部可用，也能够顺利地调整下来。要以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为方向，建立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加大竞争性选人用人力度，积极推行领导干部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拓宽干部选任的视野、途径和渠道，规范干部培养推荐、提名考察等各个环节工作，更加充分地体现谁管事谁负责，谁负责谁具有用人决定权的责权对等规律。可以想象，干部队伍做不到精干高效，企业的全员高效只是空话而已。

2、推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攀钢人多和人少的问题同时突出，表现为大量的岗位冗员严重，员工工作量极其不饱满，而每年劳务外包和劳务用工高达2万多人，企业要为此支出大量的表外人工成本。这种用工状况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低、运行效率低、经济效益低，员工也难以增加收入。我们目前的劳动用工制度使及少数员工滋生了惰性和娇气，既不爱学习又不爱劳动，收入相对越来越低，养成了“贫穷的贵族员工”。不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攀钢就没有出路，职工也没有出路，劳动用工制度与市场接轨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攀钢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决不是为了简单的减员，目的是不再养懒人，是要通过改革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最终还是落脚到推动职工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以行业平均水平为目标，明确岗位职责和上岗条件，确定不同岗位的劳动用工形式和用工规模，加强劳动定员定额管理，构建适应攀钢发展要求的岗位（工种）体系。继续实行挖潜奖励政策，盘活存量人力资源，全面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压缩劳务用工规模，提高岗位员工的工作时效，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3、加快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分配机制。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是全体职工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重点关注什么呢？不外乎是工资收入的稳定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不论是收入的稳定增长，还是分配的公平公正，都需要有一个基础和衡量标准。这个基础就是尊重劳动和弘扬贡献，在企业就是效率，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衡量标准就是全社会的平均劳动效率和劳动力市场价位，也就是市场决定工资水平，所以，我们强调引入市场劳动力价格机制，要与市场接轨。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企业工资分配必须适应本地区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要与市场相应类型、相应层次的劳动力价位看齐。

搞好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关键是在思维方式和分配办法上实现转轨，引入劳动力市场机制，工资水平加快与市场劳动力价位接轨。首先，要体现全体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原则，建立完善合理的收入增长机制及和谐的分配机制，实现职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保持协调有序的增长，实现企业得发展，职工得实惠。其次，要遵循市场规律，加快建立收入与市场劳动力价位充分接轨的工资分配机制，根据企业员工自身的素质能力、劳动贡献和市场价位，逐步实现企业分配制度及其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与市场接轨。发挥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将员工的收入与其自身的劳动效率和贡献挂钩，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加大对一线操作骨干、科技骨干、管理骨干的激励力度，充分调动骨干员工和关键人才的积极性，留住关键人才，稳住核心员工，企业发展才有根基。

4、精兵简政促进机构改革。受“大企业病”和观念上的惯性思维影响，攀钢整体反应速度慢，管理效率低等现状导致了我们无法积极有效的参与市场竞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做好精兵简政，实现管理机构真正的“瘦身”，缩短管理链条，提高管理效率；要进一步理顺公司内部产权和业务关系，深入搞好内部资源和业务单元整合；要完善企业核心管控制度和运行体系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推进集中统一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构建监管有效、运转有序、执行有力的管控模式。

5、真正还给辅业单位参与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由于历史原因攀钢低效率资产规模大、辅业单位多且职工队伍庞大。辅业单位最为困惑的是，他们被一系列的“钢铁”制度管得无所适从而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因此，辅业改革或改制的目的都是还给他们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强化辅业单位市场关系再造，使其充分地参与市场竞争并得到发展。按照统一业务板块向优势企业集中的方式，继续实施辅业单位的整合优化。继续放活辅助后勤单位且 “扶上马送一程”，确保改制单位机制顺利转换、业务顺利发展，实现辅业单位的改革改制与职工稳步收入增长相统一。

攀钢改革则兴，攀钢守旧则亡。推进改革中，一定要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把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就会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和参与。历史的进程把攀钢兴衰成败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攀钢实现“二次创业”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决定胜负的是我们干部的主观能动性。

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有人说攀枝花矿是“呆矿”，他们错了；70年代有人说攀枝花就是个世界上最大的冶金试验工厂，他们也错了；80年代有人说攀钢二期工程拉下的债务要一百多年才能还清，他们又错了；90年代，有人说中国的钢有一亿吨就够了，这次我们以为他们对了，结果是我们错了。今天攀钢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我们回望历史、信心百倍。攀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困难，负重前行的发展史，实践证明攀钢人总是能够克服困难，并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次当然不会例外。

第二篇：钢铁工业改革建议（精选）

稳扎稳打，开拓创新

—读《中国钢铁工业及攀钢的改革发展》有感

读了《中国钢铁工业及攀钢的改革发展》这篇文章，感触颇多。

金融危机的爆发，全世界的钢铁市场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钢铁市场暂时走向了衰退。之所以说是暂时，原文中讲的很好。从大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的形势很好，中国经济依旧保持了高速的发展，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于钢铁的需求量会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会逐步增长；从钢铁材料的基础性来看，目前钢铁依旧是人类大规模使用的工程金属材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其他材料所替代。这两点表明，钢铁市场拥有稳固的基础，并且依旧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在整个钢铁市场上来看，竞争十分激烈。不管是钢铁国企中的鞍钢，首钢或宝钢等龙头企业，又或是沙钢等私营钢铁企业，都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就目前而言，这些企业都是攀钢应该学习的对象。企业要想获得发展的机遇，最关键的就是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文章关于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提出了四点建议：要有基本的规模，要有强有力的供应链整合能力，要有快速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和要有高效的管理。关于这四点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改革问题来理解，这将在后文展开。

1996年时攀钢钢产量尚处于全国第6位，产量的排名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攀钢的综合实力，这表明在20世纪末攀钢在全国钢铁集团中也属于领先者。可自2000年起，攀钢便停滞不前了，直到2010年，攀钢钢产量排名跌落至全国第18名。总结攀钢这10余年来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中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一，企业本身管理体制机制落后，陈腐的制度已无法适应高度竞争的市场；二，企业对于当前市场形势认识不足，对市场需求判断失误，在面对危机时，没有很好的避开，在面对经济复苏时，没有及时抓住机会。体制的落后，导致管理能力的落后，这致使管理费用的极大增加，导致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生产效率无法提高。而企业对机会的丧失把握，则致使企业没能及时的走出困境，没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发展。

面对如此困境，改革需从多方面进行。不同于政治体制改革，企业改革的方法，不应局限于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而应是从上下同时着手，甚至超出企业本身范围，从上下进行优化，多方面同时进行。、文章中就攀钢改革提出了五点建议，接下来，我将结合本公司实际对五点建议分别说出自己的心得及体会。

“能上能下”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是第一点，在我看来也是最为艰难的一点。这点要求让大部分干部能接受“能上能下”。“能上”相对简单，每个人都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虽说能大的权利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这也能进一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合理的晋升机制，提拔更多的优秀人才，十分重要。而“能下”就显得困难重重。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管理体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很多时候上下调动并不是完全按照标准的程序。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并无好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从最高层领导开始，每一层都严格要求，加以控制，肃清企业内部。一句话，企业必须会用人，用对人，用好人。推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企业内部员工人数众多，但生产效率低，反而每年还要进行大量劳务外包，造成成本的极大增加。企业安稳的工作条件，对员工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滋生了员工的怠工情绪，造成员工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从而影响到整个企业。关于这个问题，更应该自下而上的改革，应更多的依照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按照严格的用工制度，实现优胜劣汰。对于普通员工，更多的应介入标准规范的奖惩体制，奖罚分明。在此可以借用海尔集团的一种模式，即定期邀请最优秀的工人在全厂工人面前发表心得，并接受褒奖；而对于不合格的员工，则要求全员面前进行反思，对于不合格的员工甚至可以以裁员为手段，以儆效尤。

加快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分配机制。依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干部，应严格的按照规定发放工资。基本工资不应过高，而奖金制度则应严格考察干部工作业绩，合理发放。以此激励干部群体的能力优化。而对于工人，则应提高基本工资，保障其生活水平，但对于其奖惩制度则应比干部群体更为深入，即提高相对其基本工资的奖励幅度，而惩罚措施应加强其思想道德上的惩罚，而不是减少收入。

精兵简政促进机构改革。攀钢等大型国企中，很多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构冗杂，管理效率低下，这和政府的效率低下问题相同。管理体制内过于细化，职责不明确，造成职责即重复，又分离，管无所管，用无所用。正如哲学中所说，部分构成整体，并影响整体的发展。精兵简政，这要求企业内部进行部门和资源的整合，重复的部门给予撤销或合并，同时明确部门职责，确定各部门间能形成一个整体，以达到分工明确，共同进步的局面。

真正还给辅业单位参与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即是优化上下游，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从侧面加强企业内部的联系，优化企业的发展体制。对于辅业单位，企业应加强管理优化，要求其围绕在企业主体周围，尽全力为主体服务。只有企业主体得到了充分发展，才能同时带动辅业的共同发展。企业主体也应大力支持辅业的进步，辅业的发展，同时也会推动主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一名普通的管理干部，在企业的发展大流中，应努力提高自身水平。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时刻关注企业的最新动态，以求自身能力能时刻满足企业的需要。更为重要的就是，服从企业的安排，无论是“上”还是“下”，不骄傲，不埋怨，珍惜企业给的机会，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相信企业制度的公平性，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在较低的岗位依旧认真工作，为企业站好每一班岗。

第三篇：关于攀钢集团长城特钢改革发展的思考

关于长城特钢改革发展的思考

关于长城特钢改革发展的思考

何光伟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四川江油621701）

摘要：改革与发展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新一轮国资国资改革重点是深化国资和国企两个方面的改革，其中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转型升级、三项制度改等内容。本人分析了长城特钢五大优势和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要整合资源、降低库存、转换经营机制、培育“拳头”产品、严格质量管理、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等举措，旨在加快长城特钢改革发展，促进企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早日实现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的愿景。

关键词：长城特钢 改革发展 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Wall special steel

He Guangwei（Pangang GroupJiangyou the Great Wall Special Steel Co.Ltd., Sichuan Jiangyou621701）

Abstract: reformand development is an eternal theme of enterprises.A new round of key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 is deepening and the twoaspects of state 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administr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focus on deepening the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o develop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three items of institutionalchange content.I analyzed the the Great Wall special steel five advantages andfive main problems, put forward to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reduceinventory, transform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cultivate “fist”products,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enhance the enterprise the development ofendogenous power and other initiatives, aimed at speeding up the the Great Wallspecial steel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enterprises into thehealthy development track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metal materials, Chinesehigh-end leader in vision.Keywords: TheGreat Wall special steel Reform anddevelopment Reflection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为加快实现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战略愿景，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和未来发展需要，特对长城特钢改革发展作如下思考。

一、长城特钢发展现状

长城特钢始建于1965年，是国家重点特殊钢科研、生产基地，国家重点军工配套企业和四川省大型骨干企业，经过近50年的建设发展，已具备年产特殊钢70万吨、钛材3000吨、销售收入50亿元的经营规模，形成了“特钢生产工艺优、专用设备配套全、科研开发实力强、产品技术含量高”的经营特色。

（一）企业发展战略定位准确

长城特钢企业愿景：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领军者”的愿景要求长城特钢在高端金属材料领域的产品规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盈利能力、营运模式等方面引领行业发展。具体标志为：高端金属材料技术领先、工艺成熟、品种系列化；特种合金(高温、耐蚀、精密)产销量国内第一；钛及钛合金产销量国内第二；特种不锈、铬不锈棒线、工模具等产销量国内位列前茅。长城特钢战略是特钢行业走“专、精、特、新”发展趋势的需要，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战略规划目标清晰，定位准确，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永攀高峰”的企业精神，通过不断努力工作，宏伟的战略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二）科研技术力量雄厚

公司拥有科研开发人员上千名，累计承担国家重点工程科研课题363项，已完成国家下达的军工及民用科研项目346项、国家级科研新试课题2813项，其中73项课题分别获得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奖。拥有航空用G99、G50、化工尿素级不锈钢等多项生产技术专利和生产纳米级钢、核能用高纯钢、高温合金及耐腐蚀合金、宽模具扁钢等多项专有技术。卫星装置用钢、抗氢脆HR系列钢、飞机涡喷发动机用钢填补了国内空白，先后研制生产了50多个牌号、300多个规格品种的新材料，为我国航空、航天、兵器工业、核工业提供了近600项工程和国防军工材料。鞍攀联合重组后，集团旗下的研究院（所）为长城特钢的钛及钛合金、特种合金和特殊钢研发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设备设施齐全先进

公司拥有真空自耗炉、非真空、真空感应炉、电渣炉以及炉外精炼、合金钢连铸机等特种冶炼设备，拥有较先进的适应高合金钢及难变形合金生产的3150吨挤压机、高速高精度长行程冷轧钢管机组、50万吨棒线复合连轧机组、4500吨快锻机及1800吨精锻机、长料剥皮机等加工设备，已形成具有先进水平的合金钢（不锈钢）连铸、连轧棒线材生产线，高端不锈、特种合金热挤压管（异型材）生产线及精密无缝钢管冷轧冷拔生产线，工模具扁钢（圆钢）生产线，锻造生产线，钛及钛合金生产线，军工产品生产线，银亮材生产线，不锈钢丝生产线。

（四）产品涉足领域广泛

公司可为用户提供12大类、350余个牌号、5000余个规格的高级优质特殊钢、金属制品及包括热轧板、冷轧板、无缝管、锻件在内的钛产品，其中34个产品先后荣获国家、部、省级优质产品称号。产品广泛用于国防军工、兵器工业、航空、航天、航海、电子、机械、石油化工、医药、核电等领域。军工产品、高温合金、高合金工模具钢、不锈圆钢、精密无缝钢管、核电管材、钛材等产品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茅。

（五）改革发展基础扎实

公司1988年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1994年4月，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4年6月，与攀钢正式重组，公司更名为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鞍钢、攀钢重组。经过近50年的改革发展，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三项制度”改革、社会职能移交等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不断深化；50万吨棒材连轧生产线、钛材生产线、大型工模具钢锻材生产线、电渣生产线等技改项目陆续投产；产品结构调整向军工用材、高合金材料、钛及钛合金等方向转型，企业改革发展基础扎实，为打造成为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司近些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特钢行业发展速度、鞍攀集团的发展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存在较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规模和效益不理想

公司现有职工近万人，钢材年产量50多万吨，人均年产量50多吨，预计是行业水平的十分之一；销售收入40亿元左右，人均年销售收入40万元，相对行业水平更低，规模上不去，利润就出不来。而且钢铁行业竞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毛利水平早降到10%以下，而我公司的很多产品边际贡献为负，产品质量不稳定，企业效益较差。

（二）“拳头”产品不突出，缺乏竞争力

公司可为用户提供12大类、350余个牌号、5000余个规格的高级优质特殊钢、金属制品及包括热轧板、冷轧板、无缝管、锻件在内的钛产品，但公司年产量平摊到每个规格的钢材不足80吨/年，个别钢种年产量就几吨或者几十公斤，基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拳头”产品有市场话语权，市场竞争力缺乏。

（三）存量资产作用发挥不明显

公司存货价值超10亿元，导致流动资金严重短缺，贷款还得支付较高的银行利息；土地、房屋、设备等资产大量闲置，资源价值未能体现；老生产线产能不足和项目迟缓达产进度，规模效益均达不到标准，这一系列存量资产作用发挥对企业的规模效益提升、融资渠道拓宽、企业发展活力增强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技术质量有待稳定提升

市场反馈信息，公司产品质量总体不错，特别是新开发产品、重点产品质量，但部分产品质量很不稳定，客户反应强烈；公司存货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产品质量存在异议，技术质量稳步提升对于实现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的企业愿景来说非常重要。

（五）企业内生动力不足

企业文化引导不力、企业效益差、职工收入低导致归属感、荣誉感、凝聚力下降、技术生产骨干流失、主体一线人员明显短缺等系列问题导致企业内生动力不足。

公司领导十分敬业，但经营业绩长期亏损，导致权威性、领导力等受到质疑。在二级单位和机关部室层面，由于公司管理实行的大包大揽，造成部分中层干部心理反映，打造核心竞争力和开发核心产品等许多重点工作都是公司的事情，与自己的利益关联度不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导致近20个二级单位中，少有拿得出手的、可担当领军示范、且普遍认可度、持续有实际业绩的单位和班子；公司在制度、机制上长期没有“活”起来，束缚二级单位的手脚。在员工层面，由于公司没有构成类似“无障碍自主流动的”岗位竞争体系和薪酬体系，员工想出力挣高工资的岗位去不了，导致大量有能力的员工把精力放在其它方面，在自己不喜欢的岗位出工不出力现象比较普遍。

三、改革发展思考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打造“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为目标，以发展“高合金、高品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方向，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着力高端领域，发挥资源、人才、技术、装备等优势，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1.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改革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公司改革发展必须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解决好规模与效益、质量稳定、核心竞争力、企业活力等问题，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多措并举地促进企业进入预设良性发展轨道。

2.坚持市场化导向原则。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优化资源配置。企业既要保护内部业务板块利益，又要适度开放外部市场，各板块之间应以市场化准则运营，转变经营机制，内部形成竞争，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发展。

（三）主要目标

到2017年，公司要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1.中国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0亿元，利润10亿元。2.产权多元化取得进展。辅业板块基本实现产权多元化，30%实现混合所有制；存量资产单元50%以上实现产权多元化。

3.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公司职工的归属感、荣誉感、凝聚力、积极性大幅提高。

（四）主要举措

1.整合资源

为发挥业务相同、相近的资源优势，减少工作协调界面，降低企业内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企业内部可根据专业化分工不同，按大工序将主营业务整合为冶炼、锻钢、轧钢、钛材、特材、焊管等板块，推进各版块快速实现公司“专业化”，做特、做精所属专业的产品；辅业整合为机电、物流、房产等板块，力争本地的行业龙头。

为迅速实现100亿元规模扩张，优化资本结构，提升管理和技术水平，根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整合大量闲置的土地、房屋、设备等资产，广泛引进战略合作伙伴，通过合资合作、改制重组、产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与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专业投资结构合作，延伸产业、产品链，分散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比如三区与中航工业合作、焊管和民营企业合作、机电和矿机的重组、钢管和攀成钢合作、房产和民营企业合作等。

构建长城特钢“智库”。整合公司内退干部人才，建立战略规划、技术顾问、质量监督、市场调研、企业管理等专业小组，收入与企业绩效指标密切挂沟，全力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2.降低库存

公司积压品、废次品等产品库存要控制在4亿元以内，部分库存产品要坚决地回炉再利用或者降价处置，降低物流、仓储、资金占用成本；备品备件等库存价值控制在1.5亿元以内，保持能使用的，已淘汰不用的果断变卖或者拆卸回收利用，降低仓储、资金占用成本。公司要通过降低库存，获得3亿元以上的现金，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运营良好后产生的效益完全可以弥补降库产生的财务损益。

3.转换经营机制

公司机关职能调整为“建体系、定规则、控运行、评结果”，对生产经营中的共性业务实行统一管理，重点发挥协同、监督、协调和服务等方面作用，为生产经营单位发展壮大提供支撑和保障。

公司对下属主、辅板块要分类授权管理、考核，全面放权，重点考核“业绩指标完成情况、是否违反法律制度、是否发生安全事故”三项指标，其经营管理行为由各板块自主决定。主业板块要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模拟承包经营；各板块之间要模拟市场化运行机制，利用好整合后人力资源优势，适度开放部分产品的外部市场（各业务板块定3--5人专门负责原料采购谈判、产品销售服务，合同归口供销统一签订，成果共享）；要督促老生产线产能尽快达到70%以上，新项目达产达效要达到85%以上，实现高产出、多收益。辅业板块实行承包经营，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经营层持股计划，企业效益与经营层的利益紧密挂钩，坚决消灭亏损，做大做强，成为公司盈利的亮点之一。

4.培育“拳头”产品

围绕打造高端金属材料领军者的目标，公司应围绕特种合金、钛及钛合金、铬不锈、特种不锈、工模具等主打产品，充分配置资源，引领做大做强，提高品牌价值和知名度。根据每条生产线或某个机组，分别确定“拳头”产品，单个“拳头”产品规模要争取达到年产2--5万吨，成本、质量、效益均能达到行业前三名水平，提高市场话语权，提升企业竞争力。比如，锻造的厚壁管、模块、轴承钢，特材的高温合金、精密钢管等，钛材的纯钛、钛合金，连轧的不锈盘元、合金棒材，初轧的棒材料、厚扁钢，焊管的钢丝等。5.严格质量管理 质量的不稳定主要原因是不能严格执行工艺操作规程，造成公司一些产品滞留或者判废。工艺操作规程就是生产产品的“《宪法》”，任何人都不能碰触红线。各生产单元要下大力气监督、检查产品工艺操作规程执行情况，主打产品、重点产品要采取跟班蹲点方式督促，“智库”生产质量组督战工艺执行过程，收入与质量密切挂钩；各工序要抓好产品质量验收工作，保持质量异议追溯制度；考核力度要加大，真正落实“谁砸企业饭碗，企业就砸谁的饭碗”；产品售后服务、技术支持要跟上，逐步提高企业产品的品牌信誉。

6.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公司要加强中高层领导企业忠诚、职业素养、领导艺术与水平等方面培训引导，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要加强管理和技术骨干、科级干部的业务技能、职业素养等方面培训引导，培养勇往直前的先锋队；加强普通员工的岗位技能、管理制度的培训引导，提高职工队伍的执行力。

公司要参照民营企业构建“无障碍自主流动”的岗位竞争体系和薪酬体系，员工可以去想去的岗位，出大力气挣高工资。公司在两级机关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建立员工择优录用、能进能出的用工制度；建立管理人员竞聘上岗、能上能下的人事制度；建立收入能增能减、有效激励的分配制度。公司领导干部建立定点联系制度；推行承包经营，中层干部要模拟“职业经理人”选聘；技术、生产骨干要建立关键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科技人才根据科研项目及科研成功转化程度，可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分配方式。同时，随着企业效益转好，同步提高职工收入，增加职工福利待遇，增强企业凝聚力、感召力。

作者简介：何光伟，男，汉族，高级经济师，1976年生，四川通江人，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历任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秘书科科长、锻造分厂经理助理、绵阳市国资委改革科副科长、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锻造分厂副经理。

第四篇：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2009-09-18 09:13作者：中国钢铁业

【慧聪建材网】内容摘要：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60年的风雨兼程中，我国钢铁工业经历过坎坷和曲折，更有过乘风破浪、快速发展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60年周年之际，回顾我国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6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促进钢铁工业未来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

1.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1957)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1890年成立的汉阳铁厂。但由于制度缺陷和长期战乱，钢铁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19家，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座高炉、12座平炉、22座小电炉，当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相当于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的1/6。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进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对已有的钢铁企业进行接管。1947年至1950年相继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第二步是组织企业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7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鞍钢、本钢率先恢复生产。此后，钢铁工业恢复生产工作迅速由东北向全国展开。短短的3年间，全国共恢复和扩建高炉34座，平炉26座。到1952年，全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134.9万吨、192.9万吨和112.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钢铁工业总产值达到136959万元，比1949年增长6.1倍。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建设武钢及鞍钢和本钢的改扩建等8个重点钢铁项目。此外，还改扩建了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等8个限额以上的钢铁项目;以及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第一钢厂等23个限额以下钢铁项目。“一五”时期，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额达34.5亿元，占全国工业基建总投资的13.9%。其中，鞍钢的改建投资为15.45亿元，占该时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4.8%。经过大规模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鞍钢钢产量291.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4.4%;实现工业产值46.5亿元，比1952年增长2.7 倍。

2.大跃进和钢铁工业的调整、整顿(1958―1965)在“一五”时期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背景下，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国民经济要“大跃进”的社论。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在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会后，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 1957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由于1至8月全国实际产钢量只有450万吨，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高指标，意味着要在该年剩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全年计划的3/5。为了实现这一按常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国家提出要打破常规大跃进，全国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起大炼钢铁。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107万吨，实现了既定的翻番目标，但所生产的钢中有1/4以上是不能用的劣质钢。由于头脑发热，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标，继续钢铁大跃进，但当年实际产量只有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由于轧钢能力不足，生产的钢不能顺利转化成材，结果造成钢锭积压，企业效益不佳。全年钢铁工业实现利润仅3.83亿元，比 1957年的10.65亿元下降了65%。更为严重的是，持续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还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结果1961年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钢铁工业的调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缩短钢铁工业战线，精简职工。从1960年底到1962年底，钢铁行业的职工人数从373.3万人精简至 75.7万人。(2)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了大部分项目。1961年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缩减为11.88亿元，1962年进一步减至5.07亿元。(3)大幅度调低钢产量计划指标。1961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调低至850万吨。1962年钢产量指标调低至600万吨。到1962年底，钢产量虽然从上年的870万吨减少至667万吨，但钢铁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和加工各环节平衡关系有所改善。1963年至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实行对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钢铁工业在这3年的继续调整期间，一是增加供应农业用的钢材生产数量。3年调整时期，供应农业用的钢材达到了188.7万吨，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近1倍。二是把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和满足国防工业对尖端材料的需求摆在了突出位置。针对当时钢材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情况，冶金部组织企业加强科学实验研究，提高设备装置水平，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试制新品种，增产稀缺品种。三是加强矿山建设力度，解决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问题。在3年调整期间，矿山投资占钢铁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经过1961―1965年的5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3.十年文革中钢铁工业的停滞和徘徊(1966―1976)经过5年的调整，钢铁工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本应是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时机。但是，就在“三五”开局之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钢铁工业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打破了。从1967年初到1968年底，钢铁行业一直处于夺权、武斗、停产的极度混乱之中，钢铁工业出现严重倒退，钢产量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1967年，全国钢产量下降至1020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1/3。1968年，又下降至904万吨，比1967年又减少了11.4%。同时，钢铁工业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68年与1966年相比，高炉利用系数下降了18.1%，生铁合格率降低了1.0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更是下降了72.1%，而入炉焦比却上升了13.3%。

钢铁生产的严重倒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1968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冶金部、煤炭部和几个军工生产部门重点企业参加的全国性会议，要求这些部门和企业停止武斗，尽快恢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钢铁工业开展了恢复和整顿工作。(1)逐步恢复原来的生产指挥组织系统。1970年1月，冶金部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企业把生产组织重新恢复为厂、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建制，被迫更名的企业要重新恢复其原来的名称。(2)陆续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回原单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同时将支“左”军代表陆续撤走。(3)加强企业管理。1970年1月，冶金部召开10家重点钢铁企业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4)大抓矿山建设。为改变黑色金属矿山因长期武斗而停产和破坏严重的局面，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年初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随后，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冶金部在本溪召开了矿山工作会议，并在一段时间内重点抓了矿山建设，使铁矿石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国铁矿石产量由1968年的2679万吨增加至1970年的6422万吨，增长了1.4倍。(5)恢复和抓紧“三线”工程建设。“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纳入“三线”建设的钢铁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贵阳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这些项目要么处于停工状态，要么工期比计划大大延长。在这次恢复工作中，被停工的项目开始复工，被延期的项目开始加快进程。1970年7月攀钢建成出铁，次年出钢，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1970年9月，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酒泉钢铁公司的1号高炉建成投产。

通过上述工作，全国钢铁生产得以止跌回升，1969年生产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1970年生产钢1779万吨，同比又增长了 35.5%，超过“三五”计划预定的产钢1600万吨的计划指标量：1971年钢产量突破了2000万吨;达到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1972年：中央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引进一批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国家计委针对我国钢铁工业“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1974年9月，一米七轧机系统的项目引进正式在武汉钢铁公司实施。这个以40亿元的代价引进的具有20世纪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轧机系统于1978年12月建成投产，并形成了300万吨热轧板卷的生产能力，缓解了我国国民经济所急需的热轧带钢、冷轧薄板、镀锌板、镀锡板和冷轧硅钢片等钢材品种短缺的矛盾。这对后来武钢的改造和钢铁工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文革”时期钢铁工业少有一个亮点工程。

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钢铁企业中一批懂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干部受到打压，一些不懂钢铁的外行取得了企业领导权，再加上长期的高指标、长战线、瞎指挥，致使钢铁工业资金、设备浪费严重，行业发展又出现了倒退，1974年以来钢产量出现大幅下降。本来1974年至1976年这3年的计划产量都是2600万吨，而实际上1974年只生产2112万吨，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生产2390万吨，比1973年减少132万吨;1976年生产2045万吨，比1973年减少477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产量整整倒退了5年。同计划相比，3年共少生产钢1322万吨。

总之，十年文革，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上管理混乱，使得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钢铁工业的发展新起点和改革的起步与展开(1977-1991)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所有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重新建立了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消耗等考核指标。这样，钢铁工业迅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1977年产钢2374 万吨，1978年一举突破3000万吨大关，登上3178万吨的新高峰。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左”的思潮还没有根本清除，还一度出现了“洋跃进”，提出要在10年内再建10个大型钢铁基地、钢产量到1985年要达到600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起点。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和成都无缝钢管厂―被四川省委确定为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企业，企业在完成增产增收计划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可发放少额奖金。1978年末，上海冶金局实行行业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办法，以调动企业改善经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1979年4月，国家决定对首都钢铁公司实行利润留成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允许企业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补充计划的产品。到1981年，全国共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冶金厅(局、公司)实行了行业性总承包，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与此同时，对钢铁工业的调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针对钢铁工业，会议还特别指出：钢铁工业要为轻工业让点路，要处理好内部的比例关系，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努力把紧缺的钢材、铁合金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炼和轧制技术水平，多炼优质钢和合金钢，积极提高钢材的质量和自给率，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钢铁工业按照国家计划，压缩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79年的基建投资(不包括宝钢)从1978年的38.95亿元缩减至30.13亿元，1980年又降至30.08亿元，1981年再降到25.24亿元，一批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炉和小钢铁厂被关停。

1982年，国家对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革，以1981年上缴利润为基数，年递增6%，1983年改为年递增7.2%，并允许首钢15%的钢材可以自行销售，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到“六五”结束的1985年，冶金系统110个大中型企业中，有37个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余的73个企业实行了“利改税”。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计划体制和价格机制也开始改革。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钢铁企业被允许自行销售2%的计划内钢材，价格可向上浮动20%，超产钢材可与用户协议定价，超产的冶金原料、辅料、副产品可自销。这样，冶金产品价格开始出现“双轨制”。1985年1月，国家又取消了对企业自销产品只能加价20%的限制，钢铁产品开始全面进入价格“双轨制”。到1987年，实行市场定价的钢材占全部钢材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1.6%。

1986年，我国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随着改革的深入，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计划内经营项目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由企业承担偿还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本息。

1987年，国家决定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已有87%的全国县以上国有钢铁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中大型钢铁企业全部实行了承包制。除了企业承包，国家还对钢铁工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规定冶金部对国家实行“五包”，国家对钢铁工业实行“三保”。承包制的实施，对钢铁企业扩大自主权、“自主钱”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与“六五”期间相比，“七五”期间钢铁企业上交利税增加了66%，而且企业“自主钱”也增多。“七五”期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657.9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占50%左右，新增炼铁生产能力567.2万吨，炼钢能力611万吨，轧钢能力847.5万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这一时期钢铁工业不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打破过去资源、资金闭关自守的状况，开始利用国外资金和矿产资源。1978年，我国做出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进口铁矿石，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战略决策。1980年和1982年，冶金部先后组建了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冶金建设公司，以开拓冶金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促进冶金系统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利用外资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决定，并专门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负责筹措外资，进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谈判、签约，当年就利用外资69.65亿美元。1987年，我国还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力拓旗下的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西澳地区恰那铁矿的协议。到1991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出口金额增长到13.87亿美元，比1977年的1.13 亿美元增长了11.2倍;铁矿石进口量增加到1903万吨，比1977年的257万吨增长6.3倍。5.市场化进程中的钢铁工业(1992―2009)

1992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钢铁工业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钢铁行业普遍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为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准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钢铁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就有12家企业被确定为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63家企业被列为省(市)和有关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从1994年起，大中型钢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普遍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定价的钢材品种范围。1992年除国防、军工、农业、铁道用材外，其他钢材价格开始全部放开，当年实行市场价的钢材占93%。1993年，所有钢材均实行市场定价，结束了钢材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到“八五”计划最后一年的 1995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9536万吨，比“七五”末期的1990年增长2901万吨。进入“九五”时期第一年的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此时又适逢国民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性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由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转变为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提出了“九五”期间钢铁工业要把优化产品结构，改善钢材品种、质量和竞争力;优化工艺技术装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到“九五”末的2000年，我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的比例提高到了 30%左右，比“八五”末的10%提高了20个百分点，鞍钢还自主设计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ASP薄板坯连轧成套设备生产线连铸比提高到了 8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八五”末的46,5%提高34.6个百分点。同时，一批落后的钢铁企业和生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平炉除马钢、包钢尚未关停外，其他企业的平炉均以关停。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共淘汰小高炉1378座，小电炉、小转炉和平炉800座，多火成材轧机250多套。此外，企业兼并重组也开始启航：宝钢(集团)公司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公司联合重组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湘钢、涟钢、衡阳钢管联合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攀钢兼并成都无缝钢管公司。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的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均突破2亿吨，创世界历史新高。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出于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的考虑，200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督、加强土地管理、控制银行信贷等多种手段，遏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2004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建和拟建钢铁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涉嫌违规建设的铁本项目被勒令中途下马。2005年，国务院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产业技术、产业规划、布局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行业准入及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对钢铁工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受钢铁新政的推动，唐钢与宣钢、承钢联合组建为新唐钢集团;武钢重组了鄂钢和柳钢：首钢控股水钢之后，又通过向河北曹妃甸地区搬迁与唐钢联合成立首钢京唐钢铁公司。2006年，国家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同年12月，河北唐山聚鑫钢铁有限公司2座12吨电炉、迁安市联钢金丰钢铁有限公司2座115 立方米、138立方米高炉被拆除查封，拉开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2007年，国家多次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税率，对包括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在内的部分钢材产品加征50%―100%的出口关税，并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但2007年，我国钢产量仍然增长到4.94亿吨，占世界的36.4%，比上年 17.3%，钢铁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我国钢产量虽然突破了5亿吨，达到50049亿吨，但增长速度降至1.1%，增速比2007年低14.6个百分点，同时行业实现利润大幅下滑。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颁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决定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钢铁工业6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1.60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1)钢铁工业规模明显扩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生产芝麻开花节节高。新中国成立当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到“一五”计划末的1957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1986年超过5000万吨。1996年超过1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以 1949年为基数，1949―2008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中，铁矿石从59万吨增加到82401万吨，增长了1395.6倍;焦炭从53.6万吨增加到32359万吨，增长了602.7倍;生铁从25万吨增加到46067万吨，增长了1841.7倍;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50049万吨，增长了3169.3倍;钢材从14万吨增加到58488万吨，增长了4176.7倍。同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年钢产量超过 100万吨，产量最高的鞍钢也只有78.9万吨：1978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鞍钢、武钢、首钢等3家企业，其中产量最大的鞍钢年产钢686万吨到2008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宝钢、河北钢铁集团、武钢、沙钢、鞍钢、山东钢铁集团、首钢、马钢、华菱集团等9家企业，其中宝钢和河北钢铁集团年产量超过了3000万吨。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也均随之不断提高。1949年，我国钢铁工业总产值只有0.8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总产值的0.1%，实现利润仅0.1亿元。而到2007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实现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万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007亿元，占当年全国 GDP的3.6%;实现利润2087.5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万余倍。在国际钢铁工业的地位，1949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比重还不到 0.1%，居世界第26位。而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日本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也上升至13.4%。此后12年来，我国不仅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宝座，而且占世界钢产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08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7.6%，比1996年又上升23.2个百分点。

(2)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钢铁工业偏居东北一隅，地区布局很不合理。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的不合理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和“三线”建设，实现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延伸，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2000年与1949年相比，东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为14.1%华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16.6%上升为25.8%;华东地区由5.1%上升为31.9%;西南地区由5.7%上升为8.9%中南和西北地区从零起步分别上升至15.9%和3.4%。进入21世纪后，适应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需求向沿海倾斜的新变化，我国钢铁工业发展重心逐渐向经济发展迅速、钢材需求旺盛和利用进口铁矿方便的沿海地区转移。首钢向河北曹妃甸搬迁，鞍钢在港口城市营口市建立新的厂区：武钢与柳钢合作建设防城港钢铁基地。通过这些调整，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更加符合世界钢铁工业布局的发展趋势，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2008年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60.3%上升至64.9%，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中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由27.4%和12.3%下降至26.3%和8.8%。

(3)钢材品种规格突破4万个，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规格的钢材，无缝管、厚钢板、大型型钢、镀层钢板等都不能生产。经过6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己能冶炼1000多个钢种，轧制4万多个规格钢材。1952年，我国合金钢产量只有2.5万吨，2007年增长到2823万吨1956年，我国低合金钢年产仅3000吨，2007年增长到14430万吨。板管带等钢铁产品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50.6%。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多，钢铁工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有明显提高。2007年与1949年相比，国产钢材(扣除重复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68.8%上升到了96.8%。2008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板管带比和国内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又分别提升至52.4%和97.1%，同比分别提高1.8个和0.3个百分点。从1949年到2008年，钢铁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累计提供了33.52亿吨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4)技术装备水平大为提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最大的高炉，容积为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炉，公称吨位为150吨;最大的电炉，容量只有5 吨：最大的转炉，容量为4吨，而且是酸性侧吹;轧钢设备也很陈旧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连铸比已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97.7%。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已经拥有130平方米以上的烧结机421台，生产能力30396万吨，占全国烧结机产能的58.4%;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 120座，生产能力19118万吨，占全国高炉产能的52.2%;100吨以上的转炉140座，生产能力19875万吨，占全国转炉产能的 51.3%：50吨以上的电炉69座，生产能力3947万吨，占全国电炉产能的82.9%。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500立方米的高炉、600吨的顶底复吹转炉，以及世界最大的可年产150万吨铁水的COREX炉，宝钢、鞍钢、武钢、马钢、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随着钢铁工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钢铁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随之明显提高。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高炉喷煤比、转炉炉衬平均寿命、连铸比等，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指标。(5)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之初，我国钢铁工业投入多、产出少、资源利用效率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钢铁工业的轧钢综合成材率，1949年为63.5%，1978年提高至74.8%，2007年提高至95.3%，比1949年提高31.8 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20.5个百分点;每位从业人员年均生产的粗钢量，1949年为2.4吨，1978年提高到13.9吨，2007年提高到 163.1吨，分别是1949年和1978年的68倍和12倍;万元增加值能耗从1985年的45.6吨标煤下降至2007年的5.3吨标煤，下降了 88.4%;吨钢综合能耗从1978年的2524千克标准煤下降至2007年的632千克标准煤，下降了75.0%。2008年，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益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又有新的提高。以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例，2008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至5.13吨标煤，比上年下降2.4%;吨钢可比能耗 609.6千克标煤，比上年下降0.8%;吨钢耗用新水5.0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5.1%;外排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比上年下降29.0%，SO2排放量同比下降3.8%，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比下降7.5%，工业粉尘排放量同比下降12.1%。2.60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非常丰富，初步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1)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纵观新中国60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有三个“黄金时期”，即1949年到1957年的8年，1961年到1965年的5年调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30余年;也有两次重大曲折，即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6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什么时候钢铁工业发展就能又好又快，反之，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秩序混乱，钢铁工业的生产建设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出现大的倒退。(2)坚持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钢铁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由投入产出为代表的内在有机联系，钢铁工业只有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反之，像在3年“大跃进”时期那样，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在国民经济中，钢铁工业孤军突进，在钢铁工业产业链内部，矿山、冶炼、轧材之间的比例失调，结果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最终使钢铁工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钢铁企业由政府部门经营，生产计划统一下达，物资供应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务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活力，钢铁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率和效益均不如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革除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功能，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钢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整个钢铁工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之列。

(4)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钢设备主要是平炉，钢铁科技工作者就创造了“高温、薄渣、活跃沸腾”的快速炼钢法，改单槽出钢为双槽出钢、三槽出钢，采用铝镁炉顶砖来强化冶炼，还开展了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低合金钢的研究，为钢铁工业增加产量、扩大品种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60年代，为了赶上世界钢铁新技术的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炉喷煤装置、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第一座弧型连续铸钢机、第一座小型连续轧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钢铁工业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攀钢钒钛磁铁的冶炼、包钢含稀土、铌共生铁矿的冶炼、酒钢含氧化钡高硫镜铁矿冶炼的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工业通过连铸、连轧机、高炉、转炉的国产化以及连铸技术、高炉喷煤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6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了品种，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证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根本途径，成为钢铁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三、钢铁工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前已提及，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消费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大幅回落，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2009年前几个月的情况看，当前钢铁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局面还有继续恶化之势。这主要表现在：(1)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钢材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9年1-2月的情况看，我国钢材出口延续了自2008年9月以来逐月大幅回落的走势。海关统计显示，1―2月我国钢材累计出口量为347万吨，同比下降53.5%。不锈钢行业的龙头老大太钢集团2009年截至3月26日，不锈钢出口尚不到1万吨，同比下降了80%。(2)钢材库存猛增。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全国钢材库存总量达2000万吨，而往年正常水平都在200万吨左右。(3)价格继续下跌。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截至2009年3月20日，钢材市场价格月同比下跌了7.4%，季同比下跌了6.9%，钢材的总体价格水平已跌至15年来的历史新低。(4)行业效益继续恶化。200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由上年同期盈利255亿元转为净亏损7.7亿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要想实现钢铁工业稳定健康发展，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它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行动，妥善应对。

就政府而言，采取对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抓紧落实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政策措施

我国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从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来看，我国钢铁工业不能把出口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不能做世界钢铁的供应基地。从长期来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国在2007年至2008年间多次降低或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对部分钢铁产品出口还加征关税。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当前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给我国钢铁工业运行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就需要适时地对我国钢铁贸易政策进行权宜性调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钢铁需求萎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使占我国钢材直接和间接需求23%的海外市场不至于过分下降，从而加剧我国钢铁工业波动的风险。事实上，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适当调整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好已出台的取消67个税号钢铁产品关税措施，加快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取消对钢材出口实行的许可证管理：适时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积极组织协会和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以确保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维持在总量的15%以上。这些权益性政策调整，对于稳定我国钢铁工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保障我国钢铁工业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2.鼓励钢铁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固的海外原料供应基地，加快推进与钢铁相关资源的全球配置战略

自2004年以来，我国铁矿石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国际铁矿石价格变化对我国钢铁工业影响巨大，走出去开发国外矿石资源是我国钢铁工业一个长期战略选择。当前，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国际铁矿石资源的价值和矿业企业的市场价值都处于阶段性低点，这正是我国钢铁工业走出去进行资源和企业收购，获取优质国际资源的有利时机。我国政府应因势利导，鼓励国内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收购国外优质资源和优质资源型企业，建立我国钢铁工业资源战略储备，拓宽资源供给渠道，稳定资源供给数量和价格，降低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风险。最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境外投资机会，我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决定减少对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和程序，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是及时和具有针对性的。下一步应该研究出台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等激励和支持政策措施，以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企业收购。

3.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者适性的激励政策 改变钢铁工业小而散状况，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关于钢铁工业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进展缓慢，即使是已有的兼并重组，其效果也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兼并重组是政府“拉郎配”和政府有形之手强烈干预，以及现有政策的所有制歧视、地域歧视与规模歧视的综合作用下达成的，而非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行为。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又处于一个推进行业兼并重组进程的有利时期，政府应因势利导，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普适性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如：为企业兼并收购提供贴息性贷款，向兼并重组企业提供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停止执行企业集团的合并纳税等。但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兼并重组中搞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收购可以半送半卖，民营企业收购政策障碍重重)、地域歧视(本地企业收购绿灯大开，外地企业跨地区收购阻力重重)、规模歧视(规模大的企业收购优惠有加，蛇吞象式收购障碍重重)，更不要由政府来分配、决定谁跟谁重组，继续搞“拉郎配”，破坏市场和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功能。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中出现的“民退国进”现象需要予以注意，因为它折射出我国当前关于钢铁工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中还可能含有强烈的所有制歧视色彩需要改变。

4.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当前钢铁工业步入下滑通道，为淘汰落后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随着钢铁工业的整体回落，很多小的钢铁企业在成本以及市场环境的压力下生存困难，不得不退出市场。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制造经济效益的企业也不再具有保留的价值，这客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速淘汰落后的作用。要借助经济周期造成市场萎缩的时机，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通过差别电价、水价以及财政补偿政策，加快落后产能退出速度。同时，要加强行业指导，进一步加强行业准入管理，把能效和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钢铁行业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定期修订和逐步提高能效和排放标准，阻绝钢铁企业以牺牲社会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低成本产能扩张的发展路子。

对企业而言，积极应对严峻形势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要下大力气开拓国内外市场

在外需萎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市场已经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下大力气努力开拓市场应该成为钢铁企业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国内市场看，企业市场开拓要紧紧跟踪国家重点扶持的汽车、农机、家电、铁路、房地产、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用材，加大市场调研的力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中力争多拿订单。从国际市场来看，市场开拓要走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区域多元化的路子，在巩固亚洲、欧洲、北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大力开拓南美洲和非洲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是市场需求不振条件下企业避免陷入拼成本、拼价格的恶性竞争的不二法门。目前，虽然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不好，但钢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却面临着过去没有的机遇，如：我国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中提出，要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以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钢铁企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瞄准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重点用钢领域所需的关键钢材品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改造的进度，加快生产出市场急需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实现钢材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3.适度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对于钢铁企业而言，按照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的原则，适当延长自身产业链和产品链，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无疑是企业实现化“危”为“机”的一条重要途径。延长产业链和产品链，一是要向上游延伸，与铁矿石、煤炭、电力产业形成战略联盟甚至产权控制关系。这样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去控制上游行业的原材料资源，保证企业资源供应的“长期、稳定、优质、及时”，又可以获得前向的范围经济效应，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原料成本，增强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二是要向下游行业渗透，加强与下游企业合作，甚至直接控股或参股下游企业，开展产品的深加工，最大可能地延长产品生产链，获取资源利用的额外附加值和市场竞争中的渠道优势。4.适度加快兼并重组进程 行业发展的低迷时期，不仅劣势企业的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较之繁荣时期大幅度贬值，而且这些劣势企业对被兼并、被收购计划的抵触情绪也要大大降低，这就为优势钢铁企业进行低成本兼并重组提供了良机。优势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按照产品互补、市场互补、技术互补和战略互补等原则，适度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并在兼并重组后，从研发、采购、渠道、管理、组织构架、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入手，及时对被兼并企业进行深度整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控制能力。

第五篇：中国烟草行业改革发展

在烟草行业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烟草专卖制度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一项创新制度，充分体现了烟草这种特殊商品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烟草行业把控制烟叶和卷烟总量放在首位，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销售，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扭转了烟草无序经营的局面，促进了烟草产销协调发展。同时，强化专卖管理，整顿市场秩序，提高产品质量，为增加

国家财政积累、维护消费者利益、满足市场供应做出了积极贡献。

事实充分证明，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是我国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烟草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从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转变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关注烟草行业的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即着手研究烟草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全面总结烟草管理体制的历史经验以及统筹考虑烟草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1981年5月18日，国务院作出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重大决定。

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面经营管理烟草行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业务。1983年1月2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烟草专卖进行全面的行政管理；同年11月1日，《烟草专卖条例》在全国实施，我国现行烟草专卖制度正式确立。在此后的几年内，先后成立了29个省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5个计划单列市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260多个地市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分公司、1500多个县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与此同时，总公司相继下设成立了中国烟叶生产购销公司、中国卷烟销售公司、中国烟草机械公司、中国烟草物资公司、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卷烟滤嘴材料公司6个直属专业公司。自此，一套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体制全面统领行业各项工作。

国家烟草专卖体制的确立，一举根治了过去多头领导、产供销三者脱节的弊病，扭转了烟草行业盲目发展的势头，实现了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重要转变。

二、从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七五”末期、“八五”初期卷烟供应告别了短缺时代和卖方市场，产能的提升促使卷烟产大于销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行业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在某些地区，计划外烟厂、制售假烟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这些矛盾和顽疾妨碍着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稳定，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

在此背景下，加强行业宏观调控，打击各种违法活动，用国家法律来保障烟草专卖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1991年6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烟草行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烟草专卖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这部法律，把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行业集中统一管理和垂直领导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和固定。从此，烟草专卖制度有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专卖管理体制实现了由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的重要转变。

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照《烟草专卖法》，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决定和宏观调控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行业在各个发展时期的战略转型；一批计划外烟厂被坚决关闭，非法卷烟批发市场得以彻底根治，制售假烟、走私卷烟等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有效扼制。随着专卖法规体系的健全，全行业生产经营逐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个环节被纳入到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的观念深入人心、见诸行动。

三、烟草专卖制度的坚持与完善

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新形势下，如何在坚持烟草专卖体制前提下，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一直思考的重大课题。

2002年全国烟草专卖局长、公司总经理座谈会提出：烟草专卖制度能不能巩固完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做好，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要提高中国烟草的总体竞争实力，必须要在坚持专卖制度的前提下直接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消除束缚烟草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2003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坚持烟草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改革工商体制，实行工商管理体制分开。

实践告诉我们，这项改革是烟草行业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烟草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前提。行业深化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

近年来，国家局党组实行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措施：从省级烟草管理体制工商分开，理顺行业资产管理体制，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探索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转变国家局、总公司和省级公司的职能，到确立卷烟工业企业和地市级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适度有效竞争；从加快烟草企业战略重组，大力推进卷烟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到“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改革，加快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大市场、大企业、大品牌的形成，使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和体现。

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目前，烟草行业已初步建立了专卖制度下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有序竞争的体制机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打下了工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