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第一篇：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张金超：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 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7日

摘要：以往学者在研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问题时，多着墨于北京政府派出的陆征祥、顾维钧等人，而对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伍朝枢关注不够。北京政府公布出席和会名单后，遭到南方政府抵制。王正廷未经南方当局同意，径然加入代表团赴欧参会。伍朝枢纠结于“全权”资格，始终未能进入代表团的权力中心，致使其在和会上未能发挥作用。王、伍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一致对外，为树立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努力，而他们群体亮相世界舞台，自此名声大噪。

关键词：南方政府 巴黎和会 伍朝枢 王正廷

代表议题上的南北之争

1917年9月广州军政府成立，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次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北京政府驻法公使胡惟德收到通知，协约国即将召开会议，商谈对战败国的和平条件。①年底，北京政府拟派遣外交总长陆征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组成中国代表团。1919年1月22日，正式命令发布：“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任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②名单中，由王正廷替换胡惟德，其余不变。

此决定招致各界、尤其是南方政府的强烈反对。皖系拟运动政府委派梁启超任和会专使，但未成事。后来仍屡提此议，竟至运动商人支持梁启超，据称，“梁不日来沪，嘱速筹备开会欢迎并电北京反对陆征祥为专使，其意盖欲排去陆氏而欲为专使”。③至中日密约事件发生时，更积极主张撤回陆征祥，以梁启超任代表团领袖。④

南方政府方面，岑春煊对北京政府的独断主张予以驳斥：“现在南北尚未统一，此项代表团，必须足以完全代表全国，方有发言价值。目下国内和平，正在磋议，欧洲和会，为期已迫，势难待统一后，方议派遣。”但反对派陆征祥为专使，“以北方事前未来征求同意，遽自独派，是置西南于不顾，要求驰电反对陆使，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国。”解决办法应为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各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数，北方正式发表，同时南方亦正式发表，如需国会通过，亦可使北方指定之代表经南方任命，南方指定之代表亦经北方任命。照此方法，对内则法律、事实既能兼顾，彼此体面亦获顾全。外则参与和会，南北确能一致行动。又此间所派之人，当选其资望素孚，而又最稳健者，必为中外所欢迎。”⑤军政府拟派孙中山、伍廷芳、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为代表，因“伍秩老系自始即主张与美一致之人„„先生素与美人相善，且外交信用素着。汪精卫乃最初回国运动参战之人，王儒堂现已在美，伍梯云则于此案始终明晰，故此五人均各有所推重。”⑥此处所言先生指孙中山，王正廷字儒堂，伍朝枢字梯云。次年1月9日，正式任上述五人为欧洲和议专使，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⑦

南方舆论界有论者指出，“兹事体大，军政府当切实表示意见，或决定对付办法，不能听北廷独断妄为也。”陆征祥是否配为专使，尚属疑问，因为“《大陆报》曾主张中国最适于此任者，莫如伍秩庸博士，则陆之不惬于外人可知矣。”陆只能代表北京政府，并无代表全国之资格，“以万国和平大会之尊严正大，于中国前途关系，至为重要，我乃以不完全之代表列席期间，不贻笑友邦，羞辱国体乎？《京津泰晤士报》对此极为非难，美公使亦有质问，则外人代为我深致不安，我军政府岂可默然无所主张乎？”⑧

有论甚至对陆征祥发起人身攻击：“此事实万无承认之理由。盖以陆氏自袁氏专政时代，即窃据外交总长。袁氏帝制自为时，且曾充国务卿，劝进最力„„陆氏自长外交以来，若蒙满藏各处之外交，举无不丧权辱国，且曾经国会投以不同意票，足见国民对于陆氏不能胜任外交已为多数人所承认。”选派外交代表，必须经国会同意，此次议和代表，责任重大，未经合法议院的同意，更是违背法律，“故陆氏之赴法出席和平会议一事，吾人无论如何，断不能承认。”⑨

军政府拟任命的五位专使中，孙中山在上海专事著述，明示不愿出任。⑩伍廷芳年迈，行动不便。能赴会的，只有汪精卫、王正廷和伍朝枢。汪公开表示不愿前往：“此事关系我国前途，至重且大，弟虽无似，何忍恝然”，民元曾宣言不做官吏，“今兹若以特使赴欧，有类似官吏之嫌，与平日宣言显成反对。”(11)对南方政府任命的专使，北京方面亦有异声，胡惟德就公开反对。(12)至1月24日，军政府改委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出席巴黎和会特别专使，“然此时和会已开，北京政府所派代表亦已正式出席，上述方案遂不了了之。”(13)

王正廷赴会引致的**

尽管遭到南方政府的反对，陆征祥仍于1918年岁末率中国代表团由沪启程赴美，再搭乘“华盛顿号”轮船横越大西洋抵法。陆赴欧之际，曾受徐世昌之命致电南方政府，询问是否派代表一致赴欧，但遭拒。(14)

先是，1918年8月，作为南方军政府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与郭泰祺、陈友仁等，衔命往美，阐明军政府的护法宗旨，希冀获得美方承认。孰料王正廷在美却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与陆征祥会合后前往巴黎出席和会，据称：“(北京)政府将加派王正廷氏为赴欧专使，前两日已有喧传”，北京国务院为此致电驻美顾维钧公使：“此次派员赴欧参与会议，关系綦重，主座以王君正廷法律外交夙着才望，兹特派为专门全权大使，务望就近敦聘，所有委任证已径寄尊处，并请转交。”(15)也有论指出，旅美的王正廷知道军政府未得到国际承认，“其所任之和会代表，亦仅有虚名，则透过青年会总会会长穆德之推荐，由驻京美公使与徐世昌接洽，冀分得北政府和会代表之一席。”(16)

作为南方政府的官员，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在同僚们看来，显属大逆不道，不合官场伦理。顾维钧如是忆及：“郭泰祺博士和陈友仁先生显然对于他们的政治伙伴王正廷博士不辞而别随陆总长赴法一事大吃一惊、极为恼火。他们的声明不承认王正廷博士是中国代表团内南方军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后来到达巴黎的汪精卫先生、伍朝枢博士等其他广东军政府领导人又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17)

王正廷出席和会的消息甫经传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查王正廷本参议院副议长，代表军政府办理外交职务未终，遽膺伪命，一夫失节，全体遗羞，既为护法罪人，即属民国叛逆，应由贵院提议除名，并通电各国，申明王正廷之任务为无效，一方即致电美国取消前命，免留民国历史上之污点。”(18)将王氏未经军政府同意，遽然赴欧表述为“志节”问题，实为多数南方阵营的心声。

舆论方面，口诛笔伐。有媒体追踪陆、王接洽情形，称陆一行“二十九日晚抵纽约，美政府已备五万八千吨之船于三十一日开往法国„„在美时，与专门大使王正廷晤谈之后，即与偕行。”并披示了王正廷致北京政府的函电内容，“声明一俟陆使抵美即同赴法。”(19)有论甚至认为王随陆征祥出席和会是“最骇听闻之事。”(20)

代表团抵法后，列强忽然食言，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五人，英国之各属地及印度另派代表，如澳洲、坎拿大、南非洲及印度派代表二名、新西兰派代表一人，巴西派代表三人，比利时、中国、希腊、波兰、葡萄牙、捷克、斯拉夫、鲁满尼亚、塞尔维亚各派代表二人，暹罗、古马、奎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等派代表一人。”(21)经争取，最后允准中国五名代表可轮换出席。为此，中国代表团在1月17日举行了一次“排座次”的会议，议决顺序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钩、魏宸组。

军政府不满意王正廷的做法，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木已成舟，最终还是予以默认。伍廷芳曾接王正廷与伍朝枢来函，转给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人，函称：“顷接王、伍特使来电一通，兹译录一份，特送台鉴。”(22)从称谓上来判断，显然，是承认了王的代表地位。王正廷随后与军政府之间保持着互动。2月12日，军政府电王，令其“照约宣言，以维主权。电末请将最近交涉真象达知，以释疑念。”(23)王秉此意，多次向粤方汇报和谈进展情况，曾称：“廷于一月五日、三月三日邮上报告书二通，谅均达左右矣。自是而后国际间变迁更剧，虽驰电奉告，瞬成陈迹，故除关紧急者已陆续电闻外，函告迟迟。职此之由，尚祈原恕。兹将月内所经各件为诸同人陈之。”报告分“国际联合会”、“和会各种委员会”、“和议草约”、“我国要求案”四部分。(24)4月30日，再电称，对于日本试图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谓“代表同人闻此甚愤，方设法抗议”。(25)5月3日，又通告和会不利消息，称“廷自维奉职数月，徒竭笔舌之劳，未获桑榆之效，负民辱命，咎实难辞。惟有电请开去全权，并付惩戒，以重责任而谢国人。”(26)6月27日、28日，王正廷迭电广州，说明中方代表将不会在和会上签字。(27)

伍朝枢于代表资格上的纠结

军政府公布代表名单后，就伍朝枢赴法的资格问题希望通过江苏都督李纯与北京政府交涉，以图转圜。岑春煊、伍廷芳电李纯称：“梯云久历外交，具有专长，对于欧会尤愿驱策，仰恳转陈北京当轴，特为派充此席，藉以折冲樽俎，为国服务，俾得前往列席于欧会，不无裨益。且梯云报国心切，果能邀允，当不虚此行。”李纯将岑、伍来电转致北京，北京政府很快答复：“伍君梯云才具优长，中外景仰，国际联盟会举行在即，一俟议决，即当延揽。”(28)只谓“延揽”，对伍赴欧的身份并未有明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又致电伍朝枢，希其能赴欧赞襄陆征祥：“执事于外交久着才望，元首素所倚重，子欣总长濒行时亦亟盼惠然一行相助为理，此事关系至重，务望不吝赞助，俾对外交大计匡益有资，实为国家之幸。”(29)函电避重就轻，对伍朝枢赴欧的身份仍然讳而不谈。

伍朝枢于1918年11月15日经香港赴上海，接洽南北议和事宜。(30)12月初，钱能训来电，催促伍朝枢出席巴黎和会。(31)12月10日，伍朝枢复电钱氏，指出南北时局尚待统一，此时若纯由北京派遣代表，于事实上既不能代表全国，于法律上亦有问题，难获国际上的承认，发言亦无充分力量，“双方会同选派代表最为适当，办法便如北方派若干人，南方亦派若干人，此项会同遣派之人数，北京正式发表，南方同时亦正式发表，如须国会同意，则使北方遣派之人由南方任命，南方遣派之人亦由北京任命，似此则对内于法律事实既能兼顾，双方体面亦可两全，对外则以表示我国参与和会，南北确能一致行动”，至于自己，“恐难肩此重任，况在派遣办法未决以前，个人勉强附骥，于对内对外均无裨益”。(32)24日，再电北京政府：“承委赴欧，定于俭由沪启行，惟一切办法仍祈示”。北京政府立即致电已赴南京的议和代表施愚，令即赴沪与伍朝枢接洽。(33)施愚于27日回电北京：“当于本日夜车赴沪，接洽情形如何，俟抵沪与伍氏晤谈后再行续陈。”(34)二人会谈后，伍朝枢表示，“施君鹤雏莅沪，转述尊情，并秀帅(李纯)亲函，仰承推重，惭悚曷极，当即日束装启行。”(35)伍于次日并未动身，因“施氏赴沪已在二十七夜间，接洽事宜甚多，故二十八日之船开行，伍氏不及搭乘，二十九日特电政府呈明缓期启行。”(36)

伍施会谈后，伍朝枢基本决定赴欧参会，但究竟以什么身份，则不明确。很快，有关伍接受北京任命的消息甚嚣尘上，广州方面予以澄清，强?{伍此次赴沪，系由政务会议议决派遣，专门磋商南北协同遣派赴欧代表一事，伍朝枢抵沪后，发过两份电报给北京，“第一电告，以拟二十八离沪返粤，催其即速派人来和衷商酌，旋接复称，派施愚来沪，二十七日施到沪与伍君会商，颇得要领。惟?施尚须请命北京政府，伍君旋致钱第二电告，已与施接洽，因其须电京候复，故不得已南旋之期延缓数天。”(37)

伍朝枢不急于动身，军政府内部也存在问题。军政府将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名单咨交国会后，一直拖延未决。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派代表之事，却颇为重视，于1919年1月6日致函徐谦等，希望在伍朝枢赴欧问题上，能玉成其事：“望三兄设法疏通，以便梯云兄早日成行，亦或补救之一法也。”(38)同日，徐谦在政务会议上就此事质询，秘书长章士钊强?{，此案虽经议决，因有人称此案关系重大，不能遽行，而凡是议决之事，限于何日执行，没有一定之规则可据。徐谦称：“刻下外交紧急，此案应速执行，我知秘书厅亦无权压搁此案，但既经政务会议决定，无论何人，不能取消此案也。”最后议定?先由军政府将所拟派代表即行发表。(39)

1月7日，施愚致电北京，汇报与伍朝枢会谈梗概，称“此次赴沪，迭与伍君梯云协商赴欧列席事宜，伍君已遵命担任。”(40)伍朝枢遂于1月10日由沪赴穗，拟从香港出发，前往巴黎。(41)对于伍此行的身份，有香港媒体揭载：“中央将派伍朝枢为普通代表，并无‘全权’字样，与别代表不同。”(42)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份问题常常使其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2月初，巴黎和会已开幕近半个月，伍朝枢等才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启程。(43)香港《德臣西报》派员到船访问，伍朝枢特别解释赴欧的身份：“此行乃为南方政府之代表，非代表北京”，尽管北京有增派其为代表之议，但“受任与否，尚有所商待，抵法国时乃能定夺。因中国难题尚多，颇难遽受。”该报预言：“该代表之年轻及欠世界政治之阅历，此行将或失所望。”(44)3月13日，伍朝枢抵达巴黎。(45)

陆征祥在3月3日得知伍朝枢启程后，即致电北京商量伍的资格问题：“伍君朝枢以广东所派全权名义，于二月三日启程来法，到后如何待遇，不得不先行决定。若由此间派为专门委员，不甚合宜。如在五全权中抽去一人，以彼补入，则孰去孰留亦颇难定。现与各专使商酌，仿葡萄牙六全权之例，加派一人，于对内对外或有裨益。”(46)但北京方面未见有明确的答复。

伍朝枢抵欧后，与北京政府沟通，希望不分畛域，一致对外，要求保证“全权”代表的身份。3月22日，电称：“弟此行，曾由干老(钱能训)再三敦促，并述东海(徐世昌)殷勤之意乃行抵巴黎，读国务院九日覆，颇难措辞。欣老(陆征祥)三日请加派代表电，提出疑问六端，与干老直接致弟由李秀督(李纯)转弟各电，迥不相侔，未解何故。”当今之计，惟有加派一人，“此不特对弟个人宜然，即对于南方，亦为至当不易之办法。南方原有一部分主张单独派遣代表赴和会者，弟以为一致对外，无分畛域，免蹈俄国两败俱伤无人列席之覆辙，故有此行„„个人关系甚轻，影响南北甚大。”(47)

3月26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曰：“伍君朝枢现已抵法„„据王专使等各全权讨论办法，粤中原有主张单独派员来欧，要求列席之议，独伍百计主张南北对外一致，以免他国借口，足见其深知大义。”(48)31日，北京政府明示：“对外全权人数业经派定，应仍由各全权列席外，所有内部讨论，伍朝枢应与胡、汪、颜、王诸使一并列席，加入可决否决之数。该参议久办外交，中央倚畀长才，与各全权视同一体，其益摅干略，用副倚任。”(49)答案非常明确，伍朝枢未能取得全权代表资格，只能列席参与内部讨论，不能出席代表大会，伍的希望彻底落空。

4月5日，北京政府吴笈孙、郭则澐秘书长复函伍朝枢，详解原委：“承示一致对外，无分畛域，至佩伟识。曩欧会开始，元首亟思引重，迭由兴老、干揆达意，倘其惠然肯来，固早在选派之列。迨全权既经出发，以公有西行意，复托鹤雏就商，翘伫德音，有逾饥渴。乃以名称席次，商未就绪，公复返粤，和会期迫，遂已简派全权，对外发表，主座以未能借重，辄深怅惘。”“此时全权员名，对外久经宣布，变更增派，实有困难。公既到欧，以主座倚重本旨，不能不曲为设法，昨已有电派公参与和会，于内部讨论一体列席与议„„我公热诚大局，且夙从元首政幄，望以国家为重，慨为担任。”(50)伍朝枢得此函电，内心必定相当失望，因此拒绝列席内部会议。4月8日，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唐绍仪致电伍朝枢，勉其“与陆、顾、王诸君极力主张。”(51)

就伍朝枢的资格问题，南方政要不放弃与北京政府斡旋。4月29日，岑春煊致电南京李纯，内称“国际联合会代表伍君最能胜任。请我公转达当局加以任命。伍君既能出席，则报国之处正多。”希望能“仿葡萄牙六人之例，增任专使一员。”(52)同日，又致电北京谷钟秀，请转告当局加派伍朝枢为巴黎和会全权代表。(53)北京政府答复曰：“加添一人，因对内对外诸多窒碍，似难办到。”希望伍氏“勉为担任内部讨论，翊赞一切。”(54)5月4日，岑再电李纯，“务恳鼎力一言，玉成此举，庶使伍君得藉以报国，不虚此行。”(55)但遗憾的是，伍朝枢的“全权”资格始终未能解决。

伍王之间及伍对和会的观察

和会期间，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伍朝枢两人并非密不可间，时有龃龉。在伍看来，其本人才是南方政府的合法代表，在此问题上，王正廷未起到正面作用，没有努力去争取。4月29日，伍朝枢就此事致函王正廷，详告其本人出席巴黎和会代表资格问题的产生过程，并多有诘责。伍氏将北京政府给予的“会办”资格，归咎于王正廷的主意：“北方代表以为比较的易于解决之一法，且出自南人，遂赞成之”；和会上，王正廷曾答应帮助伍朝枢争取全权资格，后又食言；伍朝枢试图往见陆征祥争取相关权利，亦被王劝退，因为王正廷认为“若争之不已，陆必以是辞职，继之者将不如陆”。有论者指出：“王君既先受北方任命，当然可以出席。伍纯受南方任命，军政府虑其不能列席和会，故事前曾与北方商榷，南方所派代表团仍由北方加给予证书，以为列席发言之券。惟伍君抵法终不能列席和会，国人咸归咎北政府之蔑视南方代表。及观伍君致王正廷书，知王正廷实为作梗伍君出席之人，固不能尽咎北京政府也。王君既得书，亦无可置答。”(56)

此外，一度有传言说王正廷将辞职，由伍朝枢代替，“王正廷辞职消息，外间传说不一，本社闻王氏仅露辞意，未有专电。先是伍朝枢仅有帮办名义，颇望加派为专使，惟专使派定五人，未便加添，而伍氏又甚热心，王君因自愿回国腾出一席，以畀伍氏，惟政府方面尚在留王，未便照准。”(57)传言终归是传言，伍王间因代表资格问题心存介蒂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伍、王两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较好的合作态度。即如伍朝枢所言，他本打算将其与王正廷之间存在的问题向广州方面汇报，但“再四思维，以为此电果发，易滋流言，远道传闻，必将有疑为南方代表之内讧者，或泄之于报章，播之于北派，传之于外人，究非南方之福，故尔搁置。”(58)4月16日，两人联名致电军政府，汇报和会的进展情况：“我国主张废除二十一条，几经研究，始于日昨提交大会，但非英、美、法、义诸当局之赞助，仍恐难达目的。因与某国利害相反，阻碍伎俩，不可究极。然求各国赞助，须设法使其不能不表同情。”并请诸总裁以个人名义，并以国会名义，迅速分电美、英、法、义各国首脑，请其主张公道，维持中国主权。强?{“盖此种密约不但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且为破坏世界和平之滥觞。即一则与威总统十四条之宣言冲突，二则与国际联合会之宗旨违反。”(59)岑春煊、陆荣廷回电，嘱二氏力争青岛，“如难达到目的时，万勿签字，即将失败真相电覆军政府，以便?宣传全国。”(60)

伍朝枢因资格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参与机枢，但他对和会的进展洞若观火。伍氏于1919年4月27日向军政府简要汇报中方在和会上的四项提案，即“(甲)中德和约，(乙)山东问题，(丙)中德重订新约，(丁)希望条件。”(61)5月17日又电广州，分析和会失败之因，称“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换文，北京当局竟以‘欣然同意’四字载之文书，使日本在山东之地位益以巩固。各国执此，反唇相稽，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为主张失败之最大原因。”并希望将此事的真相能揭示给国民，“庶知所儆惕，使彼对于国事，不至模棱两可，陷国家于不可自拔之境也。”(62)

6月12日，伍朝枢再电军政府，解释其代表资格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表达即将回国的愿望，称“枢不敏，奉使来法，原期出席和会，勉竭驽骀，乃抵法之初，开会已久，我国代表早经列席，深恐蹈俄覆辙，两败俱伤，故未以全权代表名义径向和会要求列席。且会期转瞬告终，而王特使在会足代表南方，主张一切，更不忍以一人之位置，牵动我国之进行。„„嗣是北方来电，委我参预会务，枢以南方威信所关，未表同意，惟就力之所及，龟勉赞襄。”又因山东问题目的未达，中德和约已交德代表，停滞此间毫无补益，“不日首途归国，道经英美，拟向各方接洽，乘机鼓吹，期为我助。”(63)

内心郁闷的伍朝枢乃前往美国，于7月17日应纽约中美协会的邀请，发表演说，先说明山东问题的由来，接着论及二十一条的签订及巴黎和会的召开，“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著名之二十一条件，第一项包含四款，为关于山东之条件，其中最重要一条为中国应承允将来日德两国关于处分山东德国权利之任何契约„„一九一九年之初中国派遣委员至巴黎请求山东之德国权利，从道德及理法上之理由观之，应直接交还中国。”最后强?{，“现在日本自巴黎和约中获得让与权，包含青岛及胶济铁路，然日本所得数倍于德，盖日本原有许多让与权也。”(64)伍朝枢在美期间，闻悉中方代表即将在和会上签字，极度不安，7月23日致电军政府，称“深恐有人在北方运动签押，北方柔弱不?能坚持到底，拟请钧府维持。”(65)稍后，伍朝枢自美返国。

结语

巴黎和会上，在维护民族大义、伸张国家主权面前，南北政府表现出了难得的团结一致，对外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期间，陆征祥多次报告北京政府，称“与王正廷非常融洽，凡事有一致之精神，外论颇赞许我国党派间互相容?{之佳象。”(66)毋庸讳言，和会上起决定、主导作用的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北京政府自接到协约国通知后，即派出以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遭到军政府的批评和抵制。衔军政府之命旅美的王正廷未经主方同意即加入代表团，难逃被口诛笔伐的命运，但因既成事实，军政府还是默认了他的身份。伍朝枢出席和会过程很不顺利，一波三折。开始迟迟不动身，在与北方代表施愚沟通以后，方才前往巴黎，但“全权”代表资格最终未能解决。纠结于资格认同，始终未能进入代表团权力中心，抵达巴黎时人事已安排就绪，自己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徒有一腔热情，在和会上却难有作为。恰如顾维钧所言：“伍到巴黎之后，再度被邀参加代表团，名义上取代魏任第五代表，但他并未在和会上起积极的作用。”(67)伍、王间虽有龃龉，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合作精神。

无可否认，尽管巴黎和会粉碎了国人在一战之后的短暂荣耀感，但是外交家们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博得世人同情，使中国国际地位“有所增进”。(68)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引起世人的关注，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思及巴黎和会席上之中国青年外交家如王正廷、顾维钧诸氏，各于先进列强第一流之外交家前不屈不挠、堂堂正正，出其怀抱以与群贤舌战，是亦可认为发挥出新式外交之真谛者，中日外交未曾有之新纪录。”(69)

巴黎和会代表问题，对南方政府产生了另一消极影响，即两年后华盛顿会议举行时，严拒派遣代表与北方代表共同出席。1921年10月6日，北京政府公布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代表。(70)伍氏坚辞不就(71)，称“非经广州政府通过决难承认”(72)。11月11日，伍朝枢复函北方要人，详解不赴会原因，他指责：“诚以北廷办理外交，向违民意，绝不可倚靠”，进而分析，“此次如果弟列席太平洋会议，计代表则南一北二，机关文件均由伊等把持，人数不敌，专权不属，则南代表实一门外汉耳!如果南北代表意见不对而决裂，则在外国呈分裂之象，尤为不利，此赴会之无益也。”南方政府不派代表列席会议，届时关于中国的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如是则“惟我绰有交涉之余地，不致与北庭同负责任。”(73)显然，伍朝枢等南方政要严拒出席华盛顿会议，是汲取了巴黎和会的前车之鉴。

【作者简介】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17)(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179、179页。

②《大总统令》，北京：《政府公报》，第1767号(1919年1月22日)。

③《粱启超欲利用沪商》，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2月18日。

④《中国在欧议中之形势》，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13日。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40～1341页。

⑥(56)(58)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八辑·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317、322-

326、326页。

⑦《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1日。⑧《时评·军政府与赴欧专使》，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1月28日。

⑨《陆征祥使欧与法律问题》，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1月20日。

⑩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3362-3363页。关于孙中山不愿赴欧原因的详细分析，见林辉锋：《孙中山与巴黎和会——兼论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的思想变化》(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科版)，2001年第3期)一文。

(11)《西南派遣代表之周折》，上海：《申报》，1919年1月18日。

(12)《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11日。

(1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8页。

(14)《陆子欣使欧出发》，上海：《申报》，1918年12月4日。

(15)《政府加派王正廷为赴欧专使》，天津：《大公报》，1918牟12月29日。

(16)梁敬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名单审定之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1974年12月)。

(18)《崔馨请惩办王正廷之要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

(19)《王正廷果有此言行耶》，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8日。

(20)《王正廷已列席和会之骇闻》，北京：《晨报》，1919年1月22日。

(21)《欧洲和议之第一次公布》，北京：《晨报》，1919年]月20日。

(22)《王正廷伍朝枢致护法国会电》，《近代史资料》，总42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9页。

(23)《护法方面之大注意》，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13日。

(24)《王正廷致旧国会书》，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22日、23日连载。

(25)(61)《山东问题与我国要求》，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7日。

(26)《专电》，上海：《申报》，1919年5月14日。

(27)《德约不签字之粤讯》，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10日。

(28)《伍朝枢参与联盟会之径路》，北京：《晨报》，1919年5月18日。

(29)《赴欧陆使之行讯》，上海：《申报》，1918年12月11日。

(30)《伍朝枢由港赴沪》，天津：《大公报》，1918年11月19日。

(31)《又请伍朝枢赴欧原电》，天津：《益世报》，1918年12月14日。

(32)《伍朝枢覆钱代总理电》，天津：《益世报》，1918年12月15日。

(33)《伍朝枢由政府委派赴欧》，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8日。

(34)《施愚已由宁赴沪》，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9日。

(35)《伍朝枢承命赴欧》，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31日。

(36)《伍朝枢缓期赴欧》，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1日。

(37)《为伍朝枢君释?{》，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

(38)杨雪峰：《国父给徐谦几封未见发表的函电》，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1982年11月)。

(39)《西南派遣内外代表之停顿》，上海：《申报》，1919年1月14日。

(40)《伍朝枢赴欧事确定》，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9日。

(41)《伍梯云君返粤》，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1日。

(42)《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24日。

(43)《伍朝枢六日赴欧》，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7日。

(44)《伍朝枢已首途赴欧》，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2月6日。

(45)《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3月18日。

(46)(47)(48)(49)(50)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籍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5～117页。

(51)《唐绍仪发电稿》(1919-1920)，《近代史资料》，总5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52)(53)(55)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379、380页。

(54)《加派赴欧委员之电请被驳》，沈阳：《盛京时报》，1919年4月30日。

(57)《王正廷与伍朝枢》，北京：《晨报》，1919年4月26日。

(59)《王正廷伍朝枢来电》，《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页。

(60)《岑陆致电王伍力争外交》，沈阳：《盛京时报》，1919年5月15日。

(62)《汪伍报告外交失败原因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3日。

(63)《伍朝枢不日返国》，上海：《申报》，1919年6月29日。

(64)畏父述：《伍朝枢君演词》，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1919年7月25日；《伍朝枢在美国之演说》，上海：《申报》，1919年8月20日。

(65)《公电》，广州：《军政府公报》，修字第九十七号(1919年8月3日)。

(66)《列席欧洲和会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2月6日。

(68)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上海：《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

(69)[日]日本实业之日本社：《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中华书局编辑所译，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甲32页。

(70)《国内专电》，上海：《申报》，1921年10月7日。

(71)《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0日、26日。

(72)《伍朝枢拒绝运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21年10月11日。

(73)《伍朝枢答友人不出席太会书》，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21年12月5日。

第二篇：开展“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活动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问题，越来越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重视。

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问题也是深入学习的起点。“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的教学活动是新课改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课本只是提供了现成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如何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才是教学的关键。叶圣陶说：“学生跟种子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力，老师能做到的，只是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照料，让他们自己成长。”这首先要求学生学会去发现问题，特别是针对教材提出疑问，而这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学生习惯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对于新的学习方法一下子很不适应。与此同时也要求我们每位一线教师改变教法，下功夫、下力气培养锻炼学生。根据我校学生的特点，经过几年的摸索尝试，探究出适合我校的具体办法，特总结如下：

一、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以问题为中心”这个研究话题一直是我们学校重点研讨内容，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此课题研究，学校多次组织教师进行学习、培训。并要求每位教师利用休息时间自学相关资料，加强理论学习，形成学习笔记。其次让一线教师走出去，参加外出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教师的问题意识。第三是以研促教。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校本教研为手段，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具体做法：

一、加强教研的日常工作，培养教师有主题式的教研活动。主题式教研活动是教师凭借扎根于自主教学实践和有目的、有计划、有诊断、有指导、有经验共享的教研活动展开的课例分析。我校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为轴心，教师自身通过自己教学问题的梳理，把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和普通意义的问题，经过一定的理性加工转化为促进自己专业成长的课题；教研组对教师提出的课题加以集中、归纳和整理，形成教师具体教学活动的主题。我们有效利用农远这一有利阵地，把各教研组具体教研时间固定，并排入农远课表。每周在教研组长的带领下，由中心发言人牵头，进行具体广泛的教研活动。通过这样的集备、教研，为学科教师提供了相互交流、研究的平台，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例如：让教师明确

（一）“问题设计的几个原则”。1．科学性原则。教师必须对课程标准和所任学科的教材准确理解、充分掌握，在此基础上设计好每一个问题，不能违背课程标准的主旨精神和要求。2．梯度性原则。人们认识问题时往往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由表象到本质，由已知到未知，因此在设计问题时，问题要由易到难，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

3．层次性原则。学生的知识维度是多层次的，有优秀的或相对落后的，设计问题时需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自己解决几个问题，问题过难过易都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知识的掌握。

4．启发性原则。问题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层层设问即层层启发，提出的问题不是由教师越俎代疱，而是诱导学生思维，启发他们跟着老师，跟着问题的思路，进行逻辑推进得出正确结论。

5．全面性原则。问题教学法的课堂教学，设计的问题尽可能要涵盖每个课时的全部知识点，这样解决全部问题的过程就是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

6．开放性原则。设计好的问题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有的问题会有几种结论。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对不同的结论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学生各执一词时，教师既可以放手让学生去自由争论，也可以参与辩论，但不能压制学生的思维，这样，既活跃课堂提高了学生的思辩能力，又可留下一定的课后问题将课堂教学引向深入。

（二）问题的类型研究

1．判断型问题。这是指对事实、概念、结论等作出判断或识别的一类问题，设计有“对不对”、“是不是”、“是这样，还是那样”等问句。

2．叙述型问题。这是指对事实、概念、结论以及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等进行叙述的一类问题，设计有“是什么”、“怎么样”等问句。

3．述理型问题。这是指对事物发生的条件与原因、条件与条件之间、原因与结果之间等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的一类问题，设计有“为什么”等问句。

4．评价型问题。这是指对人物、现象等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类问题。设计有“对„„你有怎样的评价”等问句。5．运用型问题。这是指对拟定的情景或可联系的现实，要求学生用新获得的知识和过去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设计有“当你„„你该怎么办”等问句。

二、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按我校实际特点，为培养新教师，我们侧重抓中年段语文阅读教学。可我校中年段都是刚上任的年轻教师，连基本的课型还搞不懂，又怎能很好的完成研讨任务呢？于是我们大胆的起用老教材、老教师来承担重任。王鹏老师-------省级优秀教师每次接到任务后，都能认真钻研教材，积极主动备课，做好课前功。平时我们要求老师集体备课、资源共享、个人加减、课后反思，同时必须考虑自身的优势和本班的实际，在教学设计上可以有自己的独树一帜。对于骨教师激发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自主设计空间，鼓励他们撰写总结优秀的教学案例和教学设计，并在教师中交流、推广。于是在周二的集体备课时间大家积极探讨，出谋划策，使教案围绕“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具有可操作性、实效性。老教材，新讲法。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我校于2008年9月20日由六年王鹏老师执教进行了“以问题为中心”语文阅读观摩研讨课，受到在场领导与教师的好评。

众所周知语文的教学研究，应该着眼于小课堂服务于大课堂，语文的教学科研的本质就是：追问实践。课堂教学的返璞归真。让课堂教学远离虚伪的美丽，让学生摆脱被追问的境地，以学得促进习得。本着这样的观点，导入环节王老师采用“回忆性问题”展开-------“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悠悠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很多英雄豪杰，他们给祖国的历史画卷描上了浓浓的一笔-------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你对他有多少了解呢？请说一说。”为突出教学重点，王老师在这一环节中采用“理解性问题”--------“请同学们速读课文，看谁找出文章的中心句”；“分析性问题”--------“从帝国主义阻挠、要挟、嘲笑你想到了什么？”；“综合性问题”--------“在勘测线路时，詹天佑是怎样勉励工作人员的？他是怎么做的？心里是怎么？”、“人字形线路是怎么回事？火车怎么走？”“面对崇山峻岭险恶的地形，詹天佑采用什么方法开凿隧道？说明什么？”这样的研讨课，老师引导学生围绕问题积极自主探究，新课改理念在教学中得到尝试，学生学习兴趣浓、热情高、效果卓著。活动中也看出教师有课改意识，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向新课程挑战，为我校课程改革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会后，我们又利用教研时间对这节观摩课进行了反思、点评。

总之，这次“以问题为中心”语文阅读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新课程改革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它进一步推动了我校课改进程，并使教学活动沿着科研的轨道有序进行。

三、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活动是师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的引导、启发学生学会如何发现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去寻找答案。久而久之，就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就会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探讨，积极思维，大胆提出问题，揭示问题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些问题可能是错的，毫无根据的，有的问题可能很稚嫩、浅显，没有太大价值，但教师也应积极鼓励学生去想、去问。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有满意的答案，但问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即使是错误的问题，学生也能从为什么错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因为，科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对奥秘的探索和问题的解答史。这一点正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重视的。素质教育要求有高素质的新型教师，要求教师摆脱工匠式向创新型过渡。所以我们鼓励教师每节课后都应检查自己是否采用启发式，问题意识强不强。在启发引导学生思考上是否到位、有没有成效。教师首先强化问题意识，对问题设计、新问题的处理，对不能肯定的未知问题的态度都会影响学生。学生也就从你那里学会想问题、解决问题、揭示问题之间的联系。渐渐地就学会思考、分析、判断，并渐渐具有了创新的能力。敢想别人没想的问题、敢问不懂的问题、敢去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屡遭失败，但失败过后，他们会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确定探索问题的方向。再实践、再总结，直到有明确的结果。学生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书本上找不到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思维得到了锻炼。这是一个人终身受用的财富。当前素质教育的要求正是要一个人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去服务于社会，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强盛的根。

当然，任何一种教学模式的推行和使用必须因人、因时、因内容而异，根本目的是达到教学的最优化，达到教学和育人双丰收的目标。我们只是作了一些肤浅的尝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模式远不止这么一种，这有待于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摸索和实践。

第三篇：教学初探：“以问题为中心”三步教学法

自从提倡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来，我在各种期刊上仔细研究了相关理论，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大胆尝试了一个领子福三步教学法具体过程如下：

衣领是第一步，也就是教师的整体命题。由于刚开一个新的教学模式，学生觉得不熟悉，所以老师带领学生走，教学生提问题，具体做法是：每个学校一篇文章，由老师用文字内容，类的预览提示和课后问题，设计的文章紧密相关的文章的问题，类产生这些问题，使学生有问题阅读，圆圈绘图注释，思维，沟通，查询，报告，通过独立合作学习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基本上有能力提问，然后尝试练习第二步帮助，也就是教师半职，学生尝试问题，老师帮助梳理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来学习预览提示和课后问题，也可以围绕文章的主要内容提一提，学生可以提出思考的价值，足以证明他对一定程度的理解文本内容。

当学生可以独立地提出问题时，也就是说，尝试练习第三步，放在什么时候，当学生通过独立问题，找到自己的答案。如学习读写字，我让学生自己根据每个内容尝试问问题，自我回答形式向你报告，然后由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出出最好的问题明星，以鼓励学生提出兴趣的问题，帮助学生发展，只要学习提出问题，解决好的阅读习惯的问题。

问题伴随着内容和问题伴随的阅读解决方案，我相信以问题为中心的语言课堂教学模式将伴随每个老师的教学，与每个学生的学习，每个学生的成长。

以问题为中心是最好的教学模式和最好的阅读方式。教学尝试使用并继续创新，你会收到乘数效应。

第四篇：以问题为中心讨论——PBL小组讨论流程

PBL小组讨论流程 第一阶段：50分钟

1.选出主席1名，书记1名。2.分发教案。

3.先发第一幕，讨论分析10分钟，4.再发第二幕，讨论分析10分钟。5.此过程中主席要主持整个讨论，要注意把握时间。书记要记录学生提出的问题，假设，思路等。

6.大家最后讨论总结，提出主要问题以及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所有人需思考，次要问题主席分给大家。课后查阅文献

第二阶段：120分钟 1.主席主持，大家就上次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次要问题每人报告3~5分钟即可。书记在问题汇报时无需记录。50分钟

2.依序发第3,4幕，讨论确定主次要问题。课后查阅文献。50分 3.主席分配问题。

4.书记在会后需要构思机制图。

第三阶段：50分钟

1.主席主持复习整个教案，学生做报告。2.大家就书记所做的初步机制图讨论，完善。3.主席带领全组人员总结评价。

回馈：

主席同学汇集同学的次要问题的书面报告，加上全组主要问题的讨论记录（含机制图——最终由书记绘制），总结做成电子版文件。（具体要求讨论时说）注意：主要问题是大家讨论解决的，每人都要给主席发主要问题的总结。

这是一般PBL的流程,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修改。

第五篇：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

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

林孝庭

 2013-04-16 09:27:0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04期

摘要：二战时期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和南亚问题的争执，反映出丘吉尔的英国政府对于蒋介石插手印度内政的极端猜忌和不满。当时为欧洲战事所困的英国政府，无力阻止战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逐渐向印度和南亚殖民地推进，因而谋求在西藏和中国西南划界问题上予以反击。另一方面，英国对中国势力南进所采取的“报复”举措，则被国民政府视为传统帝国主义对华野心的明显证明，并另谋反击。中英两国皆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危作为处理印度和西藏问题的最大考量，然而就在中英双方皆以国家政权安危为出发点来面对南亚问题的同时，两个盟邦之间本来就不稳定的互信和合作关系，却也一点一滴地被消蚀了。以英国作为一个观察例子可看出，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recipient)。战时中英两国在印度、西藏和南亚次大陆等问题上的争议，清楚地反映出一个西方强权因疑惧中国力量的崛起，而欲对中国展开有效的反击。

关键词：中英关系 蒋介石 丘吉尔 中印关系 麦克马洪线

作者简介：林孝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们都知悉，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促使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与美、英、苏成了战时同盟，也扭转了重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压力苦撑待变的局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们也都无法否认，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推向了百年来的新高点，而蒋介石夫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开罗会议时的合照，不但塑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跃升为世界强权之一的形象，同时也深刻地向世人传达了当时中、美、英三个盟邦之间，立场坚定携手对抗日本的讯息。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与官方宣传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表象之间，有着一段差距，近来学术界已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之间台面下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并且探索这些冲突对于战后国际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① 这些年来也不断有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开始对中英这两个战时盟友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加以重新分析和评价，譬如蒋介石和丘吉尔两人对于欧亚战场孰轻孰重的争执、英国对华未曾实现的贷款问题，以及中英两国在争取美国战略军事资源上的暗中竞逐等。② 本文将利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中文史料汇编、庋藏于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部门(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等地未出版的官方解密档案及私人档案，以战时中英两国有关印度、西藏和南亚问题之互动为中心，探讨战时这两个盟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外交关系。

一、珍珠港事变前的中英关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也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大后方。过去的研究曾指出，英国为维持在华商业利益，以及维系其在远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受影响，决定对日本采取妥协的立场，例如，1938年5月，伦敦当局不顾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径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之协议，同意在日本占领区内的所有海关税收，一律由日本政府管理并存放于日本银行。到了1939年夏天，英国因欧陆局势日趋紧张，大战一触即发，为避免其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发生摩擦，形成腹背受敌之势，乃决定进一步对东京让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0年初，当时日本为谋取战前国民政府存放于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之白银，径自封锁天津英租界，并对英国政府施以强大压力，迫使伦敦最后屈服于东京的要求，以换取日本解除对英租界的封锁。③ 同年5月，英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以应付欧战不当，辞去首相一职，改由丘吉尔接任，然而此一局面并未能够立即改变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妥协的立场；丘吉尔上台两个月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当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地位，乃再次屈服于东京的施压，宣布关闭滇缅公路，这不但使得重庆国民政府当时陆上对外的联系管道几乎完全被封锁，战时中国所亟需的外来军品物资之运输，也宣告中断，而对当时中国上下民心士气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④

近年来英国解密的官方档案则进一步显示出，直到珍珠港事变前，英国政府不但愿意在远东地区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的立场，事实上还曾经考虑暗中与日本军部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情报交流合作，来抵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往来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欲对大英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势力遭受苏联驱逐的趋势予以反击。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随后国民政府的数个代表团先后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莫斯科访问。为了抵抗日本势力进逼中国西北边疆从而危及苏联在中亚的利益，斯大林慷慨给予蒋介石军事武器装备和财政上的援助，大批战时物资则藉由陆运的方式，从中亚经北疆运往中国西南，也因而当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并封锁中国大部分海上运输线时，由西南大后方经甘肃、新疆通往苏联中亚的运输路线，俨然已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要道。一时之间，基于防御日本的共同利益，国民政府与苏联建立起自1928年以来最密切的互动关系。⑤

另一方面，在苏联的授意下，由盛世才所主导的新疆省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对英国在南疆的传统势力加以打压和排挤。自1937年起，南疆各地的反英宣传就从未停止过，许多来自英属印度的侨民和商人，不断地因间谍罪和反新疆政府罪而遭到拘捕羞辱，其财产亦被南疆地方官员没收。当时英国驻喀什的外交官员，不但得不到新疆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尊重，甚至到最后连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亦成了问题。这种局面迫使伦敦在1939年初曾一度考虑撤出这个当时英国乃至西方国家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惟一外交据点。⑥ 有不少英国政府高层决策人士深信，英国驻南疆的外交人员遭受新疆省政府的压迫，乃是国民政府在与苏联关系明显增进后蒋介石暗中授意迪化方面的结果，目的在于报复英国不顾中国利益而对日本过于迁就的立场。伦敦的部分英国官员因而力主立即关闭滇缅公路以为反击。⑦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面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Clark-Kerr)的质疑时，曾极力澄清国民政府并未暗中授权盛世才打压英国和英印政府在新疆的商业和外交地位，王甚至还私下向英国大使表示，当时重庆事实上并不具有左右新疆省政府的能力。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英两国间自抗战以来本已微妙的互动关系，更形雪上加霜。⑧

随着苏联势力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大幅扩张，英国政府非常担心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有鉴于此，1939年冬天英国内阁在一连串机密会议讨论之后，决定在中东和中亚各地强化原有的情报网，并且在尚未建立情报站的地区建立新的据点，与所有反苏和反共政治团体联合抵抗苏联的势力。这些据点也包括驻喀什的总领事馆。⑨ 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与苏联三方在南疆对当地英属印度公民的“联合打压”，在1939—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伦敦方面甚至已经决定在不让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知悉的前提下，答允日本军方一再提出的与英国展开情报合作的要求，彼此交换有关苏联在中亚和新疆活动的情报资讯，以对抗共产党势力对远东地区和印度所可能造成的威胁。⑩

二、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外交角力

1941年12月7日，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部，以海、空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时之间中、美、英成了战时的盟友，而英、日之间秘密军事情报合作的可能性，也随着中英两国于12月13日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并形成军事同盟的关系，而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南亚次大陆的政局，自英国政府于1939年宣布对德作战以来，就呈现相当不稳的状态。以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为首的印度国大党(The Congress Party)人士，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未正式咨询印度立法议会就把印度卷入战事极为不满。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席卷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于1942年春攻陷缅甸，进逼滇西，战事已直逼印度东部边境。(11)此一局面对英帝国在全南亚地区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印度和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安危也同时影响到西南中国的战略安全。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对当时部分印度国大党人士正在与日本政府暗通款曲之事深表忧虑，而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的攻势，将会对尼泊尔、不丹、锡金和西藏造成骨牌效应，并使西南中国严重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12)

印度内部政治情势的高度不稳定，促使蒋介石夫妇决定于1942年2月前往印度访问，欲说服当时与英印政府水火不容的印度国大党领袖们，如甘地和尼赫鲁等，参加同盟国阵营，而不为日本所分化利用。蒋介石当时不但向英国政府要求前往甘地故乡、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大本营的瓦尔达(Wardha)访问，而为了赢得国大党人士的好感和支持，蒋介石还央请英属印度政府不要安排他下榻于印度总督豪华气派的官邸，而是安排进驻一般的平民旅社，他并且希望印度总督欢迎他的官式排场，能够愈简单朴素愈好。(13)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访问印度的要求，伦敦决策高层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扭转中国官民对于英国先前“亲日”的负面印象，同时也可以让蒋介石有机会体验到英国对华的友好态度，然而丘吉尔本人对于蒋介石夫妇提出的诸项请求，特别是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谈，以及婉谢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私下却感到十分不悦；在蒋介石一行准备启程飞往印度的前夕，丘吉尔亲笔拟了一封措辞与口吻甚为突兀的信函，除了希望蒋介石一行接受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之外，还要蒋好好思考，一旦他执意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等国大党人士，对中英两个战时盟邦的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还特别提醒蒋介石，印度国大党的不合作主义对英殖民母国与战时中国所带来的麻烦和危害是相等的。(14)

然而丘吉尔的这封信函在转呈给蒋介石之前，被即将担任东道主的印度总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和陪同蒋访印的英驻华大使卡尔给拦了下来，在事后致英国战时内阁的机密报告中，印度总督婉转地提醒丘吉尔，这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将会给来访的重庆友人极为不良的印象，他因而建议改为由他本人代表首相与战时内阁，向蒋介石口头传达来自伦敦的劝告。印度总督同时也指出，若一味坚持不让蒋介石一行在印度会见任何国大党人士，将会使蒋介石有“被玩弄了(being tricked)”的感觉。(15)印度总督的这番言论，令丘吉尔相当冒火，他一方面质疑林里资哥，蒋介石凭什么认为若见不到甘地，会觉得自己被英国政府所“玩弄”？另一方面则严厉斥责印督本人已在浑然不觉当中，让蒋介石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争执的最后“仲裁者”，而这也将是大英帝国最为不幸之事。虽然丘吉尔最后在信中勉强同意不再追究印督与驻华大使的擅作主张，不让蒋介石夫妇读到他那封措辞不太友好的信函，但他也下令英印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蒋介石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16)

尽管英国政府内部为了蒋介石的到访闹得不可开交，然而当蒋氏夫妇一行于1942年2月9日抵达新德里之后，英属印度当局仍给予他们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最热忱的欢迎。(17)在与蒋介石的闭门会谈当中，印度总督虽避免直接劝阻蒋前往会晤甘地，不过在会谈结束后，印督却私下求见蒋夫人宋美龄，希望她能够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将无法同意中国的贵宾们前往甘地的故乡，因为此举将会让全英上下感到极端尴尬和难堪。蒋夫人当即表示谅解，而几乎在同一时刻，蒋介石也收到丘吉尔一封措辞较为婉转的私人信函，劝阻蒋介石不要前去会见甘地，而是应以中英两国战时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蒋介石立即回信表示同意，而会晤甘地的计划至此已几乎胎死腹中。(18)

重庆国民政府高层在战时不惜碰触英帝国殖民统治上的敏感禁忌而如此积极地要求往访甘地并调停英印政争的努力，似可从更宽泛的地缘政治和战时中国的战略观来加以理解。1942年初，印度国大党部分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领导下，公开与日军合作并对抗英国殖民统治，早已不是个秘密，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曾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当地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19)而国民政府在1942年底的诸项机密情报里，也证实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西藏的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第五纵队”，早已深入藏南、印北边境。这些报告并且评估，印度政局如果持续不稳，导致英国殖民统治的垮台，恐将影响西藏政府的政治动向，而一旦拉萨方面决定改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20)这似乎也可以解释，尽管蒋介石对于顺利调停英印之间的争执并无把握，但为了战时西南中国的安危不因印度政局的动荡而受到威胁，他仍要积极前往印度访问并会晤甘地。

另一方面，虽然丘吉尔曾努力劝阻蒋介石一行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面，但是他本人却不会不清楚，当时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已是岌岌可危，英国在远东的战场上必须深深仰赖中国军队来牵制日本敌军。换言之，在此一危急关头，伦敦当局事实上并无开罪蒋介石的本钱。(21)也因此当蒋介石于2月15日有机会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和驻华大使卡尔长谈，并再次向英方试探安排他本人与甘地会面的可能性时，英印政府决定不再坚持原议，主动提出折衷方案，希望蒋与甘地能在瓦尔达以外的第三地会晤。英印当局还希望蒋介石能够先与全印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22)会面，以冲淡中国领导人与甘地会谈所带来的强烈政治意涵。(23)最后蒋介石夫妇一行于离开印度前夕，总算如愿在第三地的加尔各答与甘地会谈，而伦敦与新德里高层则私下评估，如此的安排，既能够保住大英帝国的颜面，又让来自重庆的贵宾见到了想见的人，可以说是能被各方接受的结果。(24)

三、中国军事力量进入缅、印的折冲

蒋介石1942年2月的短暂印度之行，虽然最后突破英国政府的政治禁忌，见到了甘地，但终究未能成功化解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长久以来的歧见和对立。蒋介石夫妇这一趟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然而其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透露他的访印观感，蒋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与他的内阁要员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并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很快将会全面崩溃。(25)蒋介石虽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他在调解印度问题的态度上，完全以同盟国合作为考量，没有一己私心和偏见，然而英国政府上下却毫不领情，不论在伦敦或是新德里，皆有不少人视国民政府“善意与积极”的调停为严重侵犯英国内政。到了1942年夏天，当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谈判破裂，以及英印政府逮捕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中英间的这种猜疑与缺乏互信，愈形严重。8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英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ce Seymour)，表示关切印度局势。这位刚履任不久的英国大使立即婉转“提醒”蒋介石，认为他似乎过分关心印度国大党的事务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蒋介石召见驻华大使关切印度政局之后，更是毫不客气地要薛穆转告重庆高层，同盟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应是彼此间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丘吉尔也指出，即使当中国内部国共意见分歧最尖锐之时，英国政府也从未曾加以任何最轻微之评判。(26)

蒋介石除了亲自关切英印政争之外，亦曾电令当时在美国交涉盟邦事务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游说支持重庆对于战时印度问题的立场和主张。(27)1943年春蒋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更公开发表讲话大谈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对同盟国的重要性，并呼吁英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甘地和尼赫鲁等“有远见”的印度政治领袖。(28)蒋夫人在美国的几番谈话，让伦敦和新德里的反华情绪达到了战时的最高点，并视她有关印度事务的发言是“至为可议(most objectionable)”和令人反感的。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并要驻美大使向宋子文表示英国政府最严重的关切，同时考虑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29)首相丘吉尔在致艾登的私人信件里直指在美国的蒋夫人是一个“麻烦”(a problem here)，其言行举止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a spoilt child)。(30)然而回顾历史，也许对中英两国关系最为不幸的是，二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对印度问题的积极关注和介入，让英国体认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亚的迅速滋长，以及未来一个强大统一并具有国际地位的中国，在战后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挑战。此一体认让英国政府决定在西藏和中印边界等问题上进行反击。(31)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32)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33)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34)

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35)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36)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37)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38)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39)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40)

四、英国加紧拉拢西藏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41)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民国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42)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43)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 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44)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45)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 Basil 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46)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47)

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48)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五、结语

1945年3月，一份英属印度政府内部拟定的预测中国战后在亚洲地位的极机密文件，曾广泛地在新德里和伦敦的决策层中流传。这份文件明确指出，战时国民政府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殖民统治而言，乃一极大的挑战；战时中国对于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上并不亚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远东地区，以及希特勒对于欧洲所带来的威胁。此外，在英印官员的普遍认知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宣传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极尽诋毁之能事，但对“中国帝国主义”给印度和东南亚所可能带来的威胁，却不予反思，甚至视为理所当然。蒋介石的这种思维，充分地反映在其1943年所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当中。(49)此份文件同时特别担忧中国的崛起对于英国在印度利益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譬如国民政府持续不断地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将有助于中国逐渐将其势力延伸至印北和缅北，从而对印度的国防造成严重威胁。此外，一旦新疆地区的政治情势不稳定，也可能导致苏联力量的再次进入，并成为另一个危害印度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份报告力主战后英国应团结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英联邦成员，共同对抗中国势力的向南扩张。(50)由于这份文件的内容具有外交和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英国政府高层曾一度下令严禁外传，甚至还指示外交部门暂时不要让英国驻华大使和印度驻华代表知悉其内容。(51)英属印度政府1945年的这份文件，似可对战时中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做一历史的注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时之间让中英两国成为战时盟友，然而此一表象却无法掩盖两国之间因印度和西藏的地缘政治及战略安全所发生的摩擦；战时国民政府因极度担忧自身政权的安危会随着印度国大党人士与日本的妥协而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欲积极介入并调停英、印之间的政争。然而，丘吉尔的英国战时内阁则将国民政府的此一“自卫”举措，以及中国部队在印度和南亚其他地区的活动，视为在战时国际地位日渐提升的中国欲向外扩张其势力的明显证据，故决定在西藏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反击措施。英国的反应，反过来又被国民政府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野心和企图。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英两国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对方，并进而采取“防御性”的措施，而这些举措却又成为彼此眼中来自对方的“威胁”。中英双方本已不强的互信关系，就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互动模式下被消蚀殆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总脱不出费正清(John K.Fairbank)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模式，在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看待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52)，鲜有论著以反向思考的方式考察西方强权如何面对一个在国际社会逐渐崛起的中国。本文以英国为观察实例，指出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战时中英两国有关印度、西藏和东南亚事务的争议，清楚地反映出一个传统西方强权对向外扩展的中国势力的忧虑和疑惧，以及因此对中国所采取的“再回应”和反击措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关系，如何将其认知反映在对华政策上，似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注释：

①有关这类著作，参见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Clement Leibovitz, The Chamberlain-Hitler Deal(Edmonton, Alberta: Les Editions Duval, 1993);Clive Ponting, 1940: Myth and Reality(Chicago: Ivan R.Dee, 1991);Andrew J.Whitfield, Hong Kong, Empi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Palgrave, 2001)。

②有关战时中英关系与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参见Judith Brown and Wm.Roger Louis(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chapters 13, 20 and 28;Anth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1941(Lon 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95);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Bradford A.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7—125;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72—102.④N.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London: Longmans, 1967), pp.149—150;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16.⑤宋子文的私人档案表明，1937年10月至1939年6月之间，莫斯科曾经三度给予国民政府贷款，总数高达2.5亿美元，当时中苏之间亦签有一个为期10年的秘密航空协议，苏联政府实质上垄断了阿拉木图(Alma Ata)至哈密的航线。Memorandum on the Barter Transactions with USSR, undated, 1944;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vil Aircraft of the USS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i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ami and Alma Ata, Chungking, 1939, T.V.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有关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另见John W.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 1938, British Library(London),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OIOC), L/P&S/12/2332;Report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6, 1938, L/P&S/12/2358.⑦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5, 1938, OIOC, L/P&S/12/2332;Special Survey of Intelligence: Condi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Sinkiang, 1939, conducted by Office of the Deputy Director,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13, 1939, L/P&S/2275;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anuary 15, 1939;Foreign Office(London)to Sir A.Clark-Kerr(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April 4, 1939, L/P&S/12/2358.⑧British Embassy(Chungking)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6, 1940, OIOC, L/P&S//12/2358.⑨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October 3, 1939;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Soviet Threat to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Office, dated October 28, 1939;Office of War Cabinet to India Office, December 16, 1939, OIOC, L/P&S/12/2277.⑩日本外交和军事部门早在1935年就曾以意识形态为由，积极要求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但这项提议却同时为伦敦和英属印度政府所婉拒。Government of India Minute Paper, dated January 24, 1935;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February 14, 1935, OIOC, L/P&S/12/2368。然而到了1940年春天，在日本不断透过英国驻东京、阿富汗等地使领馆的秘密游说和南疆事件的影响下，英国军方、外交部门和英属印度政府同时赞成进一步与日本在“防共防苏”的目标下，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密切合作。果真如此，则1940年夏英政府突然封锁滇缅公路的举措，就不算是个令人感到突兀的决定了。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 April 8, 1940;India Office Memo, dated May 14, 1940, L/P&S/12/2368.(11)M.E.Chamberlain, Britain and India: The Interaction of Two Peoples(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4), pp.186—226;Stanley Wolper, 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29—349.(12)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19, 1940,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 London), 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436/16158 F4817/57/10;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24, 1940, F4890/57/10.有关蒋介石与卡尔会谈的中文摘要，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8—42页。

(13)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Chungking)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4,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ime Minister' s Office Records(PREM), 4/45/3.(14)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3, 1942, PREM, 4/45/3.丘吉尔在致蒋介石的信函末端，再次警告蒋介石必须考虑会见国大党领袖，特别是甘地，所带给同盟国的不良后果，其警告的原文如下: “ I must therefore beg that Your Excellency, with whom I hope to collaborate in the closest possible way in conjunction with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Premier Stalin, not only in this war but in the world settlement which will follow it, will be so very kind as to consider these serious words of mine.”

(15)Viceroy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5, 1942, PREM, 4/45/3.与印度总督持相似观点的，尚有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Leopold Amery)，他认为让蒋介石有机会亲眼瞧瞧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个“矫情和不切实际的家伙(niggling and unpractical creatures)”，也不是件坏事。Mr.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February 2, 1942, OIOC, MSS.Eur.F.125/11.(16)Mr.Churchill to Viceroy,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6, 1942, PREM, 4/45/3.丘吉尔致印度总督林里资哥有关蒋介石会见甘地的信函原文如下: “ On what grounds would he(Chiang Kai-shek)regard himself as having been' tricked' ? He proposed himself and will be an honoured guest, but he has no right to interven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Emperor and any of the King' s subjects.It would be disastrous if you(Viceroy)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d Gandhi and Nehru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Viceroy of India on the other, with Chiang Kai-shek arbitrating between the two.” 然而伦敦和新德里的不少英国官员则替林里资哥叫屈，认为事实上是丘吉尔本人误会了蒋介石会见甘地的动机，他们认为蒋只是希望印度内部能够团结一致对抗日本，而印督林里资哥本人则无意替英国政府找麻烦，他只想尽好主人本份，让蒋介石一行访印能够圆满顺利。Mr.Amery(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to Viceroy, February 6, 1942;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6, 1942, OIOC, L/P&S/12/2315.(17)对于接待蒋的规格和礼仪，当时英印政府曾有不同的意见，此乃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家元首是林森，而非蒋介石。尽管如此，英国最后仍决定给予他最隆重规格的欢迎。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7, 1942;Mr.Amery' s Instruc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7, 1942, OIOC, L/P&S/12/2315.(18)从蒋介石致丘吉尔的这封充满客套与外交辞令的信函来看，吾人并无法知悉蒋介石此时对于丘吉尔劝阻他前往会见甘地的真正反应和看法为何，然而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蒋介石在此刻仍强烈希望有机会见到甘地。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11, 1942, OIOC, L/P&S/12/2315;Churchill t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12, 1942;Chiang Kai-shek to Churchill, February 13, 1942, PREM, 4/45/3.有关蒋介石与印督会谈的中文节录，另见《战时外交》，第351—358页。

(19)有关二战时期轴心国欲拉拢印度国大党人士对抗同盟国，以及印度民族主义分子与日军合作的相关研究，参见Milan Hauner, India in Axis Strategy: Germany, Japan and Indian Nationa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Peter Ward Fay,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 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而根据已经出版的中文档案资料，蒋介石在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时，尼赫鲁亦曾主动向国府高层说明博斯等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情况(《战时外交》，第424—426页)。

(20)《行政院致外交部函》(1942年11月10日)，《外交部档案•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档(以下简称“台北档”)，172—1/0016；《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2年12月24日)，《外交部档案•美总统派军官二人入藏》，台北档，172—1/0012。

(21)Prime Minister' s Personal Minutes, February 12 & 13, 1942, PREM, 4/45/3;India Office Minute,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22)真纳所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乃英国在1906年所扶植创立的团体，意在制衡印度国大党的势力。真纳最后成为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的首任元首，有关真纳与全印穆斯林联盟之研究，另见Stanley A.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Minute by the Secret of State of India Office(Mr.Amery),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根据中文资料所显示，会晤甘地的计划后来能够峰回路转，在于英驻华大使卡尔的极力促成，而英印当局似乎也有意以重新安排蒋介石与甘地的会晤，来换取蒋在他的《告别印度同胞书》中，采取较为中性与温和的措辞(《战时外交》，第390—394页)。对于卡尔和新德里方面立场的转变，丘吉尔和伦敦方面并未加以反对和阻挠。

(24)Viceroy to Mr.Amery,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有关蒋介石与甘地的会谈纪要，见《战时外交》，第411—424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方私下对蒋介石夫妇的这趟印度之行，普遍反应不佳，认为此行对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协调事宜，根本毫无助益，双方也浪费太多时间争辩一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为此，丘吉尔还曾指示英国驻美大使必须向美方强调，蒋介石这次访印之旅是“成功的”。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21, 1942;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7, 1942, OIOC, L/P&S/12/2315.(25)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Office, March 20, 1942, OIOC, L/P&S/12/2315.事实上，除了向美国方面抱怨在印所见所闻之外，蒋介石回重庆后亦曾不只一次提醒丘吉尔和英印高层，应对印度国大党采取更宽容的政策，认为若当前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即解决，则危机将日甚一日，待日军侵印后再言解决，将为时过晚。《战时外交》，第434、437—438页；Lord Linlithgow to Mr.Amery, February 23, 1942, OIOC, L/P&J/8/509。

(26)Note by Mr.Hollington Tong, enclosed in Seymou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12, 1942;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India Office to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7, 1942, OIOC, L/P&S/12/2315;《战时外交》，第476—481、485—487页。

(27)《战时外交》，第466—467页；Sir R.Campbell(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to Foreign Office, July 31, 1942, OIOC, L/P&S/12/2315。不过在争取美国支持战时中国对印政策方面，国民政府是失败了。罗斯福总统明白告诉蒋介石，对于英、印纠纷，美国将不提供积极调解，对于印度内政问题，美国将谨慎自持，避免任何轻微之干预(《战时外交》，第482—484页)。

(2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April 16, 1943, OIOC, MSS.Eur.F.125/24;Viscount Halifax(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to Foreign Office, April 20, 1943, L/P&S/12/2315.(29)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28, 1943;Mr.Eden to Viscount Halifax, April 29, 1943;Mr.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May 12, 1943, OIOC, L/P&S/12/2315.英国政府最终并未向重庆提出抗议，因为伦敦方面考虑到宋美龄当时虽贵为中国第一夫人，但却未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她大可表示其有关印度的言论仅只是她的“个人意见”。

(30)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o Foreign Secretary Eden, May 22, 1943, PREM, 3/90/5B.(31)英国政府的此一“报复”说以及“中国帝国主义”的看法，充分反映在印度总督和伦敦高层之间、英国驻美外交官员与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之间的私人信函，以及战后英国外交部回顾文件当中。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ia, FO Research Department Memo, dated January 8, 1964;T.V.Soong Papers, Box 26, T.V.Soong' s Memo, May 1943, undated, FO 370/2753/LR2/4;Lord Linlithgow to Mr.Amery, April 16, 1943, OIOC, MSS.Eur.F.125/24.当时英国外交决策圈里的另一个普遍看法则是，若蒋介石希望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则国民政府亦应同意西藏脱离中国独立。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Philip Broad(Foreign Office Far Eastern Department)to G.F.Hudson(Foreign Research and Press Servic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6, 1942, FO 371/31700 F4214/2768/10.(32)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孙克刚：《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台北，综合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116页；杨大镇：《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34)Foreign Office Memo entitled“ Relations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 written by B.R.Pearn, 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artment, dated May 31, 1948, FO 405/17912 F7962/359/79.(35)譬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要求他在亚洲战场上给予蒋介石全面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印度和缅甸战场。来自美国的压力迫使丘吉尔于1943年1月致函蒋介石，保证英国对中国的支持。President Roosevelt to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January 8, 1943;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Churchill to Eden, January 25, 1943, PREM, 3/143/6.(36)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 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53), pp.134—136.(37)有关二战时期中国驻印军队的编练和整训，另见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10页；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8—92页。

(3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39)Minute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India Office to Consider the Proposal of China that Additional Chinese Troops Should be Flown to India fo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虽然印度事务部官员力主婉拒中国和美国增加受训中国军队的名额，英国最高军事参谋本部最后仍不得不加以妥协，同意史迪威的方案。Chief of Staff(London)to Commander-in-Chief India, October 10, 1942, enclosed in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Chungking), October 11, 1942, L/P&S/12/2320.(40)Government of India to War Office(London), June 10, 1943;Memo by Mr.Peel(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dated June 15, 1943;India Office Memo, dated June 3, 1943;Minute of Chiefs of Staff(London), July 31, 1943, OIOC, L/P&S/12/2320.有趣的是，这些文件反映出英国当局除了畏惧中国政治军事影响力在印度的增强之外，也把矛头指向史迪威，认为他的个人野心太大，一旦有更多的中国部队在他手下，他将更能够在战后南亚和东南亚的政治版图上扮演关键角色。易言之，当史迪威坚称他让中国军队在印受训的主张是为了同盟国在亚洲战场上的战略利益时，英国高层却认为他的提议带有浓厚的个人考量。

(41)这一片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新月状地区，向来亦被西方学术界及英印当局称之为“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有关“麦克马洪线”以及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向西藏代表交涉取得这些土地的相关研究，详见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 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47(London: Macmillan, 197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42)Manilal Bose, British Policy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75—208;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fordshire, England: Roxford Book, 1989), pp.12—21.(43)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March 11, 1943;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17, 1943, OIOC, L/P&S/12/4200;J.N.Chowdhury, Arunachal Pradesh: From Frontier Tracts to Union Territory(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1983), pp.240—243.(44)此一时期英印政府在中印边境的各项活动，反映在下列中英文原始档案和报告当中：Report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for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23, 1943 to June 30, 1944, OIOC, L/P&S/12/3114;Sir B.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July 16, 1944, L/P&S/12/4214;《军令部致外交部函》(1944年5月30日)；《西康省政府致外交部电》(1944年7月7日)；《蒙藏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4年7月20日)；《外交部欧洲司备忘录》(1944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英印侵略西康边境案》(一)，台北档，172—1/2670。值得一提的是，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却也显示出，在未能真正有效统治金沙江以西的西康地区的情况下，重庆高层事实上并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取得英国人在中印边境活动的第一手情报，而是必须仰赖往来于康印藏边区的康藏商人们的口述报告，而各方叙述的出入之大与错误之多，使得国府高层最后也不得不怀疑这些情报的确切性和真实性。见《驻印度专员沈士华呈外交部》(1944年8月29日)；《外交部欧洲司签呈》(1944年10月9日)；《云南省政府致外交部函》(1944年1月29日)，《外交部档案•英印侵略西康边境案》(一)，台北档，172—1/2670。

(45)Government of India to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at Sikkim, November 3, 1943;Extract from Yatung News Report for the Period Ending July 31, 1944, OIOC, L/P&S/12/2175;《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呈外交部》(1944年4月17日)；《蒙藏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4年9月4日)，《外交部档案•英售藏军火案》，台北档，172—1/0009。

(46)根据英国档案，古德向拉萨重申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印当局自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札所取得的领土权益，而西藏政府虽曾向他表示不能接受其在门隅等地的传统税收权利遭到侵犯，但拉萨高层并不打算向英方反驳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Sir B.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 1944;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November 15, 1944, OIOC, L/P&S/12/4217.(47)《蒋委员长致外交部长宋子文电》(1944年12月26日)，《外交部档案•英对藏宣传独立案》，台北档，172—1/0014；《外交部藏案会议节略》(1944年11月7日)，《外交部档案•关于藏案会议》，台北档，172—1/0017。有关1944年古德使团访问西藏之研究，另详见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p.465—471;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406—419。

(48)《外交部备忘录》(1944年6月)，《外交部档案•关于藏案会议》；《外交部签呈》(1944年11月)，《外交部档案•藏案纪略》，台北档，172—1/0017、172—1/0002。

(49)英国政府官员对于《中国之命运》里关于中国传统疆域及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缅甸北部地方的说法，尤其感到反感，英内阁甚至预言，未来战后中英两国在外交上最大的争执和冲突来源所在，将会是西藏与香港问题。Hugh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Calcutta, 1945)pp.85—86;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Office Record, 134/277/FE(O)(45)3, H.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May 16, 1945, OIOC, L/P&S/20/D222.(50)Government of India group paper entitled“ Modern China' s Asiatic Empire” , dated March 20, 1945, enclosed in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une 19, 1945, OIOC, L/P&S/12/729.(51)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July 4, 1945;Colonial Office to India Office, July 12, 1945;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August 22, 1945, OIOC, L/P&S/12/729.(52)有关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讨论，可参见他如下的作品：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