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税权划分的基本思路

第一篇：完善我国税权划分的基本思路

完善我国税权划分的基本思路

一、制定“税收基本法”，将税权划分纳入法律框架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间财税关系的正常有效运转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证。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一直在法律框架以外由中央政府单方面以行政命令、行政法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宪法》虽然几经修改，但税权的划分一直未被列入修宪日程，这说明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远未到位和成熟。为了实现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改变税权划分行政化的状况，由法律对税收立法权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我国财税法学界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应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或“税收通则”)，作为税收法律体系的母法。其法律地位介于<宪法》与法律之间，是规范国家税收问题的宪法性文件，在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部税收立法的来源和依据。“税收基本法”将对税收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税法体系框架，征税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在不同机关、不同层级间的分配，税务机构的设置，等等。“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将结束我国税权划分行政化的局面，把我国税权划分纳入法律框架。

二、以《立法法》为依据，切实规范税收授权立法

一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立法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以便于税收立法权完全保留在直接对选民负责的立法者手中。其实，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形成初期，民选代表依常识判断即可对内容简单的税收立法进行表决的情形。

随着19.20世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立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提高，仅靠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因此各国往往将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税收授权立法应运而生。正如西方学者韦德在《行政法》中所言，“委任立法所提出的真正的宪法性难题，已经不再是其存在是否合理，而是由于委任立法的激增，已经使议会难以对其进行监督”。显而易见，授权立法虽然在立法的级次、效力、权威性等方面不如立法机关立法，但在立法程序相对简化、立法周期较短、对形势变化的适应性较强等方面又具有优势。就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和前景来看，不是要否定税收授权立法，而是要加以完善，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行政化主导的重要原因是税收立法无法可依。但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有法可依，其法律依据便是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立法法》。

例如《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第十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等等。

上述举例表明，《立法法》对我国的立法问题，包括税收授权立法问题作出了法律规定。现在的问题是，《立法法》实施已近十年，仍然是行政法规在主导税收立法，这与我国的法制进程相悖。因此，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必须从切实贯彻《立法法》开始。

一是限定授权立法范围，确立税收法律保留制度。《立法法》的规定已经非常明确，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仅限于尚未制定法律的税收基本制度中的“部分事项”。当前改变我国税收授权立法范围过宽、没有授权时间限定的“空白授权”状态的关键，是在法律上明确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基本事项与“部分事项”。

如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管辖权的范围、税法基本要素的定义、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税收管理权的划分、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等等，应当属于“税收基本制度及其基本事项”的范畴，应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决定。除此之外就属于“部分事项”的范畴，可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以实现授权立法明确性的原则要求。

二是限定授权立法时间，适时地将税收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我国的《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实践充分证明，以法律的形式制定税收规范对完善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和税收法制建设意义重大。今后，应按照《立法法》的要求，有计划地将经实践检验比较成熟的、对经济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法规依立法程序使之上升为法律，提升税法级次，改变目前我国税收行政法规施行二三十年仍未完成立法程序的状况。

三是健全授权立法的备案制度，加强授权立法监控。根据《立法法》重申的备案制度，应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立法监督委员会”，专司包括授权立法在内的规范性法规文件的审查与监控。立法监督委员会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着重审查税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

如，授权决定是否将禁止授权事项的立法权授出;授权决定是否具有明确性，即授权目的、范围等要素是否明确：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否违宪：法规是否与授权决定或授权母法相抵触，该法规是否与其他法律相抵触;该法规是否溯及既往;该法规是否有再授权;该法规是否有程序瑕疵;等等。

三、坚持中央立法为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该立足于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体、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税权的划分，必须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适当分权建立地方税体系，以利于地方政府合理配置当地资源，协调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我国应建立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税收立法格局。

按照以上思路，可对我国税收立法权作如下划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由中央统一立法和解释，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减免税政策调整权：对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的税种，如资源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基本的税收法规由中央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可由地方制定：对税源零星分散的税种，如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和契

税等，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权全部划归地方。同时赋予省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资源和税源情况，在报请中央批准之后，开征某些具有地方特色税种的权力。

同时必须明确，当前的税权只能下放到省级政府。而且省级政府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也不得损害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利益。对于损害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中央有权予以废止。

四、合理设置税务机关，合理配置税收管理权限 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国家税务总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全国税务工作重心实行“两个转移”(即转移到基层、转移到征管)。也就是说，省级以下税务机关的工作重心是税收管理。而实施税收管理的首要问题是税务机关的设置。

在我国当前税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税务机关的设立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

一是国税、地税合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务机构，在统一的税务机构内部实行国税、地税业务分别管理。这样既便于贯彻中央统一的税收政策，也使前述的国税、地税两个征税主体交叉征收的矛盾迎刃而解。

二是维持国税、地税分设的现状，合理调整税收征管范围。将社会保障费等地方政府收费项目纳入地方税务局的征管范围。在国税、地税征管范围的划分上，按照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管理，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管理的原则划分税收管理权限，将新老企业所得税统一纳入国家税务局管理。并将国税、地税的税收管理权限划分纳入法律框架。与此同时，可进行税务司法机构设立的试点，以加强税收执法的司法保障。

五、明确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主体地位，规范中央与地方税收权益划分

在税收收益权的划分上，中央税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的划分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收益权划分没有纳入法律框架。现行中央与地方税收权益划分的依据是国务院1 993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2001年底颁布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显然，现行税收权益划分是中央政府单方面制定的，地方政府并未成为权益主体，也并没有地方法定的税收收益权。因此，完善税权划分的方向是将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纳入法律框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收基本法”，明确地方税收收益权的权利主体地位，限定中央政府随意调整税收收入归属的自由裁量权，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收入归属问题上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益权才能走向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轨道。

第二篇：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思路

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思路 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

我国公共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在财政收入方面。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着眼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仍保留了内外两套不同的税制。外商直接投资在税收、用地、用工方面享有大量的政策优惠。我国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地区、城乡以及收入的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平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二）在政府间的关系方面。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侧重于调节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的关系，对于省级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职能的界定、收入来源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参照分税制模式，形成了财力层层集中，事权逐级下放，财权与事权严重失衡的局面。

（三）改革、发展、稳定对公共财政的影响。一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会继续提升。当市场体系已经完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该税种甚至可能成为最大的税种；在支出方面，包括救济、增加就业技能培训的社会救助支出比重会继续提升。二是发展。为降低商务成本，各种经营性收费和规费将继续降低，；随着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也将提升，改善资本投入环境的支出，如路、桥、电等的支出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三是稳定。由于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会引起各个层面的利益再分配，导致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这种扩大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为使社会稳定而引起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将是持久的、深刻的。

（四）县乡财政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随着县乡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总量不断扩大，各地在制定县乡财政体制时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央和省的要求，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现行县乡财政体制对维护县乡政权稳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展和深化，取消了一些向农民征收的税费，但由于改革不配套，原来靠收费解决的一些支出转为财政负担，加之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县乡财政收支矛盾尖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多年来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逐步暴露，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在财政上反映出来，使县乡财政困难更加突出。一是乡财政运行困难，收支缺口大。二是虚收因素多，收入水份大，部分地区组织收入不合法。三是财政体制不尽合理，乡镇教育体制上划不到位。四是县乡债务包袱重，消化困难，财政风险越来越重。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客观上讲是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较慢等因素，但同时还存在财权事权划分不清、体制不合理、财政供养人员多等原因。

三、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的主要思路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从而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统治能力；通过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进一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团结，促进政府实现社会平衡职能。

（一）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非公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点会体现在个私经济和外资经济的税收以及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因此应通过强化征收引导税收结构的持续优化。在财政支出方面，要持续扩大以下几个方面的支出：一是三农支出。我省近几年已从多方面增加了三农支出，进一步在力度和支出结构上改进。增加三农支出对农民来讲有增收（如种稻直补，改造危房等）和减支（如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两个方面。增收的作用是有限的、定向的，减支的作用是非定向的、无限的，因而今后要着重于减支。二是持续增加对困难群众和的扶助。目前相当多的失地失业农民、农村的五保户、城市中的下岗职工等人群没有得到和或保障标准偏低。这些人群是社会不和谐的源泉。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逐步解决这部分群众的生活保障。三是支持落后地区的支出要注意效率。地区差距过大是我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障碍。上世纪90年代初省委省政府通过资金、项目、人才的安排来推动苏中、苏北的发展，但收效并不明显，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而真正意

1义上支持落后地区应是使落后地区获得公平的公共产品份额，即获得公平的教育、卫生、医疗以及有形的公共设施等。

（二）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体制。一是要坚持分税制和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划分县乡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体制调整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解决当前乡镇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乡镇政权正常运转，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二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增收节支激励机制，使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等化。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帮助这些地区减轻包袱加快发展。三是加快县乡机构改革，加大人员分流力度，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

三、我国公共财政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明确各级政府在建设公共财政方面的责任和权利

责任不清是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利。一是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在宪法和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将政府间事权，特别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的职责进一步细化，将各项服务的支出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明确给特定的政府层级和部门，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政府间财力分配比例。二是加快完善我国地方税务体系，提升财产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适时制定出台我国不动产产税，为基层财政提供稳定良好的收入来源。三是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模式，探索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支付和补充制度。四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全面、公正、及时地反映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以发挥其监督导向的作用。

(二)坚持城乡统筹，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这是今后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完善的关键所在。彻底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逐步将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向农村倾斜，最终达到向城乡均衡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当前的重点：一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如对道路、大型水利工程、农田防护林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等。二是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在基本实现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重点支持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增加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三是加大对农业科技及其成果扶持和推广的力度。四是加大对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信息网络系统的支持力度。五是加大建立农村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

(三)大力增加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的投入

公共卫生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滞后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服务的最薄弱环节。同时，工业化、全球化对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大。面对巨大的需求，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供给就显得更加不足。因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将成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大教育事业投入，尽快将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左右。二是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补贴制度。支持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三是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全科医护人员和乡村医生培养的力度，抓好重大疾病防治，扩大国家传染病免疫的范围。

(四)进一步完善预算制度，强化外部监督

从1999年起，我国政府开始进行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建立以部门为基础进行编制的部门预算。2007年，又推出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细化预算编制的改革。今后，将在加强对预算的行政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方向，强化外部力量对预算的监督。一是促进预算的规范化。明确各预算部门的职责，建立口径一致、统一科学的预算科目体系，以及合理的部门预算分配定额和标准。二是建立起人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内部多层次的监督制度。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型监督变为法律监督为主的现代化、多环节的财政预算监督机制，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以及决算编制工作的监管和质询。三是扩大公众对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立与预算管理相适应的、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呈报体系，及时向公众提供预算执行情况的相关信息。

(五)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供给效率

政府供给不等于政府生产。国内外研究和实践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由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可以更有效率。今后，我国将改变由政府包揽的方式，除国防、义务教育等纯公共性服务之外，在其它公共服务领域灵活采取多种供给方式，更加重视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充分参与，协同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一是灵活采取授权、特许、外包、购买服务、公私协作（PPP）等多种模式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根据不同供给模式的选择，明确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增强政府采购的导向性，加强政府对公共服务市场的监督。三是大力培育社会合作组织，支持社团、慈善基金会、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发育，提高特定人群自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三篇：发达国家地方税体系税种配置与税权划分经验

2、发达国家地方税体系税种配置与税权划分经验

1）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税权的横向划分明确，形成了税收立法、税收执法与税收司法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并且地方拥有一定的税权。上述三种国外典型税权划分模式，无论是分权型、适度分权型还是高度集权型，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地方一定的税权。税权的划分都以法律为准绳，减少因税权划分规定不明晰导致的税权划分扭曲的问题，这种税权划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既保障了地方税权的有效行使又起到了约束中央政府行为的目的。

2）强调中央税权的主体地位，同时约束地方税权。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保证中央政府目标的实现，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在税权划分上都强调中央税权的主体和控制地位、约束地方税权。即使是实行分权型税权划分的联邦制国家美国，联邦对州和地方以及州对地方的税权制约也相当严格，对单一制的日本和法国来说，对地方税权的约束更大。

3）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较为完善。为弥补地方税权弱势导致的税收收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有效解决地方收入不足的问题，上述三国都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来增强地方财力。如美国实行有条件补助和无条件补助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日本以地方交付税、地方让与税及国库支出金等形式将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地方。

4）各层级政府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主体税种，特别是地方税系相对较为完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州以销售税为主体、地方则以财产税为主体；法国中央政府以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为主体，地方的主体税种主要有房地产税、专利税等。

第四篇：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

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对领土进行分级分区域划分，进行有效的分级管理，把国家疆域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域。古往今来，我国各个朝代都有不同层次，不同区域范围和不同行政区划的名称。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46郡），郡下设县。汉时设13州，唐时初设州、县，后又在州上加设道，全国分10道（后增至15道）。宋时改道为路，全国分15路（后增至18路）。元朝是建省的开始，直隶中央的一级政区称中书省，其他地区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以下设路、府、州、县。明时行省又称布政使司。清时沿用了省级行政区划，并简称为省，1884年新设新疆省，1885年将福建省的台湾府改设为台湾省。民国时期沿袭清代省制，区划数量多次调整，并增设直辖市建制。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回归祖国版图，东北三省改划9省。至民国末期，全国共35个省，12个院辖市，1地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曾按不同方位，设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管辖所属的省级行政单位。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50多年来，在沿袭民国时期省级行政单位基础上，也有不少调整变化。先后成立了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1997年和1999年分别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现有23省、5自治区、4直辖市、2特别行政区。目前我国行政区划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四级，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和盟。

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是1947年设立的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也是与邻国陆地边界最长的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1958年设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僮更名为壮）；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西藏通往尼泊尔的樟木口岸是我国著名的一级边境口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对原英国占领的香港和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但仍然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一级行政区，是国家版图的一部分。

香港特别行政区位于珠江口东侧，与广东省深圳市相邻。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及200多个岛屿和附近海域，陆地总面积1103平方千米，人口680多万。使用汉语和英语，通行广东话和客家话。香港在秦朝时已纳入中国版图。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以五个不平等条约逐步占领香港。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位于珠江口西岸，北与广东省珠海市接壤，东与香港隔海相望。澳门由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及附近海域组成。陆地面积27.3平方千米，人口47万，使用汉语和葡萄牙语。1553年在澳门海域活动的葡萄牙人以货

物受潮需要晾晒为由，贿赂当地官员，登陆取得居住权。1887年葡萄牙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占领了澳门地区。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来源：中国广播网）－－－－－－－－－－－－－－－－－－－－－－－－－－－－－－－－－－ 华东地区：山东省、江苏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上海市

华北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华中地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华南地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西南地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我国4个直辖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

15个副省级城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济南市、青岛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

其中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

华是代表什么？以哪里为界线称华东南西北。

华应该是传统上黄河流域的外延

华东六省一市（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

华北（北京，河北，河南）

华中（湖广）

华南（广东，广西）

西北（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

西南（西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

天气预报中经常有关于地区的说法,如华北地区,华东地区,江淮,黄淮地区!有好多跟咱们中学地理上的地区划分不同,不知道他们具体指那些地区,山东到底是属于华北还是华东啊??

划分标准是什么,还是说仅仅是为了细划区域,预报员临时用直观的表述来加以区分和说明??

黄淮地区是指黄河以南、淮河以北

华中在自然地理上指中国秦岭、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巫山、雪峰山以东长江流域。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的部分地区。

在自然地理上广义的华南地区指中国南岭以南及武夷山以东地区，包括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台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习惯仅指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

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

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

华东地区：福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

华北地区：河北、内蒙、山东、山西、北京、天津

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

西北地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宁夏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华北 华中 华南的界限是什么？

华北 华中 华南的界限

第一层，将全国分为北方（东北和华北）、南方和西部等三大片（或四大片）；其中，西部地区是将北方的西北地区、南方的西南地区集合在一起。

第二层，将北方分为三个区域：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将南方分为三个区域：华东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将西部分成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地区。

第二层次的划分，也是参考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进行的。其中，将中国东部地区分为四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东部的辽宁、中部的吉林和黑龙江）、华北沿海、华东沿海和华南沿海地区；将中国中部地区分为两大区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将中国西部分为两大区域：西南和西北地区。华北与华中:秦岭-淮河一线.华中与华南:南岭

我国大体上分为几大区域？

域划分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关于中国自然和经济地理特征的分析有大量论著。例如，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在《中国区域发展导论》中就有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

南北差异是我国最重要的地区差异。南北凝聚是我国最重要的凝聚方向。秦岭淮河是我国划分南北的主要界线。秦岭淮河以北和秦岭淮河以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显著差别。

我国地貌西高东低，形成三大阶梯。在我国东西差异中，最突出的一条是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欠发达。我国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最大的国家。东西之间差幅大，反差强。我国东西部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叠加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在不断探索和提出中国区域划分的方法和方案。例如，建国初期的沿海和内地两分法、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划分、以自然地理为主要基础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大地带划分、以经济地理为主要基础的六大经济区（东北、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南、西南和西北）、七大经济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八大经济区（东北、环渤海、黄河中游、长三角、长江中游、东南、西南和西北）划分等。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和侯永志研究员等完成的“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报告，提出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的八大社会经济区域划分。

如果考虑南北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地区；如果考虑东西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如果同时考虑南北和东西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为北方、南方和西部地区。如果考虑管理要素，中国地区的区域划分要尊重行政区域的完整性。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本报告采用“三大片、八大区”的两层次区划方案（图3-2）：

第一层，将全国分为北方（东北和华北）、南方和西部等三大片（或四大片）；其中，西部地区是将北方的西北地区、南方的西南地区集合在一起。

第二层，将北方分为三个区域：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将南方分为三个区域：华东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将西部分成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地区。

第二层次的划分，也是参考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进行的。其中，将中国东部地区分为四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东部的辽宁、中部的吉林和黑龙江）、华北沿海、华东沿海和华南沿海地区；将中国中部地区分为两大区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将中国西部分为两大区域：西南和西北地区。

第五篇：“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基本思路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基本思路研究

商务部 研究院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要围绕着如何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质量、效益、水平。改革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应该是：

对外贸易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即全部外贸活动都要建立在以市场为轴心的基础上，让市场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涵盖对外贸易领域，进一步取消地方政府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行政指令行为和指标考核。条件成熟时取消地方外贸行政管理部门，由中央政府直接实施宏观管理，直接调控外贸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完全实现以横向的市场经济联系取代纵向的行政推动关系。对外贸易促进的体制、方式、政策要符合市场化取向和国际惯例。

对外贸易运行进一步自由化。要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方向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对外贸易自主经营制度和自由竞争制度。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外贸的行政调控和促进退居非主导地位，而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制度化、法律化的规则来实现，从根本上保障对外贸易运行长期有序的自由化运作。

对外贸易管理进一步法制化。要强化外贸立法，建立健全规范市场运行及其市场活动的各种规则，形成依靠法律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运行机制。外贸管理要继续向以法律、法规形式为主转变，进一步解决政策规定透明度不足的老问题。非经授权，地方政府无权自行制定有关外贸发展，包括促进政策在内的政策与法规，以实现全国外贸管理规定与政策的统一性。

一、改革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一）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弱化行政性管理手段

随着对外贸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商务部门对外贸的管理主要是宏观方面的管理，主要用调控税率、利率和资金供求等宏观经济杠杆的手段来调整对外贸易。实施手段要更多地应用法律的手段，进一步完善企业准入与退出制度、外汇便利化制度、出口退税机制、通关物流体系和人员出入境制度。审批、配额等行政性手段主要是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和个别情况下应用。

与此同时，要弱化地方政府的外贸行政管理职能，强化其综合服务与促进服务功能。参照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外贸行政管理模式，地方政府的外贸行政管理应进一步弱化，机构大大精简，主要职能是规范、保障、促进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活动，条件成熟时由国家商务部统一实行“条条”管理。目前地主外经贸管理部代国家商务部行政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分配等权限应交由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要把职能转变到主要引导、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协调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关系，为企业经营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上。

（二）加强出口产业政策管理，形成出口产业政策管理机制

我国多年来的出口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大而全”、“兼顾各方”的政策，产业重点一直不突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为基点的出口产业政策从未形成。虽然有鼓励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但对增强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非常有限：一是政策范围过于宽泛，有限的资金和资源难于集中发挥效力；二是促进措施主要集中在出口经营环节上，易授人以柄；三是受体制制约，国有企业未能因此壮大，而民营企业又基本得不到有力支持。这与长期以来国家对外贸的宏观管理与政策调控主要集中在流通和出口环节上的传统管理体制有关。

因此，“十一五”期间，在外贸宏观管理上，应该从宏观政策与管理机制上构造有利于及时调整出口产业政策，有利于从科研、生产等环节加大对具有潜在国际竞争优势行业的扶持力度，尽快培育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出口产品，推动我国形成优势出口产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其核心的内容是应由国家商务部与相关产业部门或行业协会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出口产业政策研究、制定与调控机制，并赋予国家商务部更大的出口产业政策决策

权与相关宏观控调控手段。

（三）完善与外贸活动相关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完善、规范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劳务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证券市场、技术市场、运输市场、房地产市场、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旧货市场等市场体系。构造以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服务为主的社会保障机构和从事会计、审计、律师职业介绍、资产评估、劳动就业培训、信息咨询业务的社会中介服务。完善法律规定，扶持建立由企业组成的地方外贸企业行会组织，如进出口同业公会或商会，开展贸易促进与行业自律。

二、改革对外贸易促进体制

（一）建立促进主体网络

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体制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实施贸易促进，但侧重点和分工各有侧重，具体面向企业的促进服务更多的是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普遍设立有官方或半官方对外贸易促进机构或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为本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促进服务。由于WTO要求各成员国对外贸易政策和管理要全国统一制定并统一实施，因此无论美国还是日本、欧盟国家，基本上其地方政府都没有设立外贸行政管理部门，外贸管理事务采取由中央政府在主要地区设立直属派驻机构的体制。二是中央政府外贸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促进政策，但不直接承担促进事务，而是由其直属的“外设机构”（如美国贸易开发署、英国国际投资与贸易署）或相对独立的“独立机构”（如美国进出口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或“半官方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会、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香港贸发局）等促进机构组织实施。

显然，下一步外贸促进体制改革应主要解决与贸易促进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可考虑的思路是：商务部负责制定贸易促进政策，但不承担具体贸易促进事务。按照我国对WTO的承诺，要进一步严格对外贸易政策的统一制定及对外贸易管理的统一实施，地方各级政府外经贸部门无权制定涉及外贸管理包括鼓励本地外贸发展的政策。商务部不再从事办展、办会、提供信息等具体的、直接面向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的促进服务。商务部贸易发展局及中国贸促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用保险公司等机构承担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贸易促进服务。

（二）各类贸易促进主体合理分工，共同形成高效的对外贸易服务体系网络

一是要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贸易促进分工，尽量避免重复与浪费。全国性的贸易促进服务重点是外经贸公共信息、国外市场调查以及我国商品的对外整体推介。展览、培训、贸易咨询、企业辅导、与出口相关的技术服务及其他促进服务，应主要由地方各类贸易促进机构承担。

二是既要健全官方机构的贸易促进功能，又要充分发挥半官方和民间贸易促进机构的作用。商务部及各级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都有责任强化对外贸易促进工作，但是，凡是适合半官方和民间贸易促进机构开展的贸易促进工作，官方机构一般不再介入。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将地方外经贸部门与国际贸易促进机构进行必要的整合。

三是既要注重国内的服务网络建设，也要加快发展派驻国外的贸易促进代表机构，形成信息更加快捷、服务更加高效、国内外有机一体的服务网络。“十一五”期间，由商务部统一规划，在整合各地外经贸部门和国际贸易促进机构现有资源的基础上，陆续在全国建立100个 “出口辅导中心”，在国外建立30个的贸易促进代表机构。在我国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后，数以万计的新企业（甚至个人）新加入外贸经营领域，成立“出口辅导中心”向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是完全必要的。

（三）改革促进方式，建立促进绩效评估机制

这方面我们需要改革、完善的内容还很多，改革的方向是要学习世界各国实施对外贸易促进的成功经验，由“直接促进”为主的体制转为“间接促进”为主的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最早实施政府对外贸易促进服务的日本，还是美国或欧盟国家，政府对出口的支持促进都尽可能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相结合。普遍的方式是：政府外贸政策决策部门[1][1]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促进服务体系的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政策的引导等方面，主要的运营、操作则交由指定的执行机构、半官方机构或民间机构办理。政府外贸政策决策机构一般既不参与促进性经营活动，也不直接办理面向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的财政资助事宜。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政府贸易促进机构所直接提供的无偿服务或带有资助性质的服务采取市场化运作，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委托国内外信息服务机构、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等各类中介机构进行。

此外，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贸易促进绩效评估办法，对各类贸易促进服务的政府投入绩效情况加以评估。评估机制要达到以下目的：一是促进高效地落实政府的有关政策，二是减少促进机构“寻租”等体制弊端，三是大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改革对外贸易经营体制—把进一步推行外贸代理制作为主攻方向

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对外贸易经营体制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已经很高。当前除了要继续清除针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各种歧视性待遇，为各类企业创造便捷和公平的运行环境，充分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对外贸易的潜力外，关键是要进一步推行外贸代理制作为主攻方向。“十一五”期间推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应该主要抓好以下三件事：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为推行出口代理制提供制度保障。第二，逐步实行统一的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政策，创造条件使各类出口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平等竞争。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加强公共服务。采取上述第一条措施的原因是明摆着的，只要下决心，不会有什么难度和阻力。采取第三条措施的原因是，现在客观上方方面面有许多不利于推行代理制的政策措施。如，资金问题。实行代理制后 ,主要资金压力将落在生产企业身上,但目前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状况普遍不如外贸企业。再如，所得税征抵等财务管理问题。目前对营业收入的所得税征抵办法 ,就不利于代理。由于代理出口只体现手续费收入为营业收入统计,与收购制相比营业收入大大减少。按现行办法，一个年出口 400 万美元的企业 ,如果是收购制 ,营业收入约3000多万元；如果是代理制 ,按3% 的代理手续费，营业收入仅90万元。在招待费的税前列支上,前者可以列支12万元,后者只能列支4500元,超出部分要征所得税；港杂费、海运费,商检费、短途运输费等其他费用的列支上同样有此问题。此外，外汇、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许多配套问题都需要一并研究解决。从总体上看，只要下决心，这些方面的措施是不难落实的。但是，要真正推进外贸代理制，最关键的是必须采取第二个方面的措施，也就是必须对现行外贸经营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使外贸企业和生产都愿意选择的外贸代理制的政策措施。对出口退税办法进一步加以改革、完善，逐步实行统一的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政策，创造条件使各类出口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平等竞争，是一个推进外贸代理制的可行的“切入点”。这一改革措施的基本思路是：

（一）建立适用所有各类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共同机制

换言之，今后不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不论外贸企业、内贸企业、生产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其他综合性企业，只要发生出口，其出口的退税政策一律采取“先免、后抵、再退”的同一退税办法，而不是现在的两套办法。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目前采取的就是类似的办法。他们对所有贸易企业的出口货物直接免征增值税，出口货物的进项税用于抵扣国内销售发生的增值税或进口环节的税收，企业因内销或进口少抵扣不足时，允许出口企业先暂缓交税；或采取出口企业在购进货物时即予彻底免税，不征税也不退税。

（二）建立“出口自营与代理从宽，收购出口从严”的退税新机制

实行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不论何种类型的企业，原则上都允许其存在自营、收购和代理三种形式的出口，但在具体的退税管理手续上，要朝“促进自营与代理，控制收购”的方向倾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普遍做法。如法国对收购制采取的是“免税收购额度管理”和“逐笔免税额度审定”两种申报制，前者适用于经常出口、信誉好的大贸易公司，后者则是一些新的或小的企业，并且还要求担保。意大利则规定进出口商年出口销售额达到总销售额10% 以上的，才可以收购出口并按免、抵、退方式退税。西班牙还规定了出口商申报出口退税的资格条件，规定年出口额在2000万比塔（折合15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方可申报办理退税。

（三）国家不再专设出口退税机关，而是将出口退税纳入常规税收征管机制中

也就是说，今后各类出口企业只要面向其属地的国税征管机构即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同时面对两个国税机关。尽管采取上述改革措施可能对地方财政利益格局带来调整，但总体上看对推进外贸代理制，进而促进外贸增长方式加快转变是有利的。

一是既推动了代理制，又体现了公平竞争原则。这一办法比之原来财税部门所提办法的最大进步，就在于使各类出口企业都保留了三种经营模式的选择权。推进代理制并不是针对外贸公司而来，而是“就事论事”，仅针对代理制而来。不仅外贸公司合理的收购制（当然这种收购制企业的比重今后将大大减少）仍将存在和发展，其他类型的企业同样可能实行收购制或代理制。

二是既简化了退税手续，降低了企业成本，又利于提高税务征管与监管效率。实行这一办法后，企业的退税可以不受退税计划指标约束，手续大大简便，成本相应降低；另一方面，困扰税务部门多年的征退税脱节问题将得以解决，有利于防止大规模骗税的发生。

三是利益格局未做过大调整，与中央、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机制能够更加有效衔接。采取这一措施后，可能使相当大一部分传统外贸企业放弃一部分收购制出口而改为代理制。与此同时，由于收购制比重过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大量存在而使出口退税分担不合理的情况将大大减少。